潘汉年敏锐的思想和组织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负责人所了解。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党组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担任党组书记。也就是从这时起，潘汉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的一个直属支部。他的生活费用也改由组织直接供给，从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者。

1929年，“六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将隶属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任命播汉年为“文委”第一任书记。

时年不足24岁的潘汉年，肩负着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这足以证明党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

1929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分别向上海文化界的党内同志提出：停止与鲁迅的论战，团结鲁迅，尊重鲁迅，准备成立文艺界的革命群众组织。

冯雪峰在回潘汉年的谈话中，说：“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记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各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替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潘汉年是一位组织原则很强的共产党人，他历来对党中央的决定坚决付诸实施。他除去请有关人士向鲁迅先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征询其意见外，他还分别做创造社和太阳社有关同志的工作。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坦诚地发表了意见。

潘汉年由于还要联系成立其它革命的社团组织，没有参加左联筹备组的具体工作。但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代表，曾多次与会指导整个筹备会议的进行。有关左联的纲领、发起人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他不仅亲自审阅，提出意见，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当他听说鲁迅先生不同意封给他的“主席”或“委员长”的这类名称，只是“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以后，遂和左联筹备组的有关人士商定，设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当他听说鲁迅先生看见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并获知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朋友来往后，当即表示同意鲁迅先生的意见，并请有关同志去商请郁达夫参加。总之，潘汉年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真可谓是竭尽忠诚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宣布正式成立。虽说由于防止敌人捣乱和破坏，没有更多的人参加大会，但它却永载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册。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发表了有名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潘汉年也发表了事后刊于《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这篇文章对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联的十分重要的文献。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亲自领导，于左联成立以后不久，又相继成立了“社联”、“剧联”等革命的社会团体。

我们可以想见，时年刚满24岁的潘汉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通过具体而又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把文艺界互为对立的社团化消干戈，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另外，我们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像鲁迅先生这样卓有成就的文坛宗师，且又长潘汉年整整25岁，为什么能放弃私见，胸怀坦**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播汉年筹备左联？这除去真理和信仰的力量外，恐怕还有潘汉年那独有的人格魅力在起作用。当我们再想到若干年后潘汉年蒙难受侮之时，这些左联的战友不怕株连，自愿洞开家门，欢迎他这位受难者逸享友谊的温暖，这就更加证明他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

潘汉年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这一方面说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看到了自己还有比写作更能贡献于革命的长处―那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同时，中共中央的负资同志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宽潘汉年的工作范围，就在“左联”成立的前夕，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发动鲁迅、郁达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又根据新的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的指示，很快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社联”、“剧联”，以及上海的“工联”，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并出任“中国反帝大同盟”的党组书记。

但是，与潘汉年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相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却显得有些苍白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潘汉年不仅没有看到这三次“左”倾路线更迭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原因，他还在所负责的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左”的政策。同时，由于党内受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普遍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法，在潘汉年那固有的温情色彩很浓的思想深处，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阴影，逐渐使得他惧怕党内斗争，有意回避矛盾―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间题时，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渐渐抬头，遂又形成潘汉年悲剧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主管的部门中，集中了极有个性的民族精英，却很少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套。无论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还是从这些学者名流写的回忆录中，都很难找到潘汉年打击迫害文友和同志的例证。

正因为潘汉年有着待人以诚的个人品质，他的人格魅力越发地突现出来，把众多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文人学士团结在他的周围，根据党的要求，各自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正因为潘汉年巧妙地回避了扩大化的党内斗争的伤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卓越的组织才干，就更容易为众多的同志所认识。因此，在党内几次你上我下的大换班中，潘汉年不仅没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却稳步上升。他从1930年10月调离文委始，先后到中共中央办的地下报纸《红旗报》、党刊《真理》等喉舌机关工作。也就是在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结识李立三、关向应、王明、博古等中央负责人，并给这些中央负责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夺权上台以后，潘汉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突然叛变了，遂又把播汉年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从此，他为党的情报工作呕心沥血，并建立了丰功伟业。也正是这些值得后人树碑立传的特殊功勋，又导致了建国初年潘汉年政治生命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