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潘汉年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中，不断向反动势力发起攻击，不大讲究斗争策略，出现了扩大打击面的偏颇。

在这前后，上海左翼文坛爆发了和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潘汉年受这种特定的偏颇思想的主宰，也操笔上阵、参预了攻击鲁迅先生的论战。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赤、钱杏邮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但是，由于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未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再由于他们当时受党内因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

鲁迅先生等人也绝不示弱，边沉着应战，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越战越酣。

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潘汉年的偏颇思想充分暴露出来。他和其他“创造社”的激进青年作家一样，对鲁迅先生也同样不够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编的《战线》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攻击鲁迅的文章……建国以后，他回忆起这场对鲁迅先生的错误围攻，十分沉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墓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餐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与这场文学革命论争的同时，潘汉年的战斗精神和活动能力，逐渐地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和赞赏，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注意。

阳翰笙回忆：“创造社是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很少，郭老又要离去，党的力量显得薄弱。在‘四……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指示郭沫若，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而郭沫若又把周恩来交办的这项重任交给了潘汉年、阳翰笙和李一氓。

潘汉年为了落实周恩来的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阳翰笙、李一氓成立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在创造社内有意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像创造社中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同志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

这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由于创造社和太阳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带，很多文化人―包括鲁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区委遂将这三个党小组编为第三街道支部，潘汉年出任支部书记。公平地说，时年只有22岁的潘汉年能把这几十位党员团结在一起，并较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有关工作，这个支部书记当得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着，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把第三街道支部改为文化支部，仍由潘汉年担任支部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方面的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思想文化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久，李富春根据上海文艺界形势的发展，决定在省委宣传。部下面成立一个文化党组，并指定潘汉年为文化党组书记，全面担负起团结和领导左翼文化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