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夕，21岁的潘汉年奉命率领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政治部撤出的中共党员，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

潘汉年接上组织关系后，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下属的一个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接着，他拜访了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女士，当面转交了郭沫若托他带去的安家费，并对她进行了安慰。

潘汉年再次回到了他做“十字街头文坛闯将”的发祥地―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小楼。

三德里A11号小楼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所在地，也是自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们”初试锋芒的地方。其中有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周毓英、邱韵铎和播汉年等人。那时他们干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等工作，同时又都是握笔从事译著活动的文学青年。这些人中实际上的中心人物是潘汉年。虽然他也写小说，但是却以写尖锐泼辣的政论和小品文为主。

很快，潘汉年就不满足于“小伙计”的角色。他和其他“小伙计”们还对创造社中的个别“大”作家一一如张资平的作品不满，公开发牢骚：“他妈的！这东西也值得老子给他打邮包。”于是乎，潘汉年挑头出版由他主编的第一份刊物：(A11),刊物取名《All》是相当新鲜的。在我国期刊史上恐怕也难再找到类似的刊名。潘汉年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叫《All》的文章。说明刊物名称的由来和办刊宗旨：

朋友们。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围的碳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日《A11》。

据刊物《All》另一位编委叶灵凤的回忆，(All》这本刊物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辣锋利的社会短评。这些杂文和短评，大部分出自潘汉年之手。结果《All》仅出版五期，就被当局以“反动”、“过激”为名给查禁了。

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共同努力―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将八开四面《All》小版式，改为四十六开小型文艺刊物出版，取名《幻洲》。

《幻洲》前半部叫《象牙之塔》，由叶灵风主编，后半部叫《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

在《幻洲》的创刊号上，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写了一篇《新流氓主义》，把他的写文章的风格和追求统称之为“新流氓主义”。他对“新流氓主义”解释是：“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杭。”他把“五四”时期的闯将们都看做是‘新流氓主义”，后来《语丝》社的几位主将也是“新流氓主义”，只是其中有的人当了博士就没有资格成为“新流氓主义”了。

这时的叶灵凤自称是唯美派，潘汉年却自称为“新流氓主义”。同仁和文友因潘汉年有时写得走火（如说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下部编辑”。对于潘汉年主编的《幻洲》下部《十字街头》的历史功过，姜德明先生做了如下的评论：

统观这一时期《十字街头》的文章，一直鲜明地反对军阀、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反对一切反共的言论，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因为思想上有不满意谁就骂谁的想法，打击的对象就不那么准确了。比如潘汉年的那些尖锐泼辣的小品文，既打击胡适、吴雅晖，以及国家主义派，也把朱湘、徐志摩、刘半农等作为攻击对象，甚至出现过对鲁迅、陈望道、刘大白、张伯答、夏丐莽等人表示不满的文字。潘汉年还说：“我说中国之乱，非军阀而为一般自命正人，君子，绅士，学者！”这就未免偏激了。另外关于“上海女人野鸡化”问题的争论，“灵与肉”专号，性道德等问题的讨论，也都有片面性……这些都反映了编者头脑里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当潘汉年重新踏进三德里A11号小楼的大门以后，昔日那种年轻文人嬉笑怒骂的声音消失了；他所熟悉的一个个“创造社的小伙计们”身影不见了。他环顾苍凉而冷清的出版部，只有一位他熟悉的年长的工人在守摊。他和这位守摊的工人攀谈起来，询问了这几个月出版部发生的事情。潘汉年获悉“创造社的小伙计们”都在为他的安全担优，还在《幻洲》上发表了署名严陵的文章《本刊迟延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

叶灵凤听说潘汉年安全返回上海，万分惊喜地向他表示祝福。这时的叶灵凤正徘徊于十字街头，希望和光华书局合作出版新的文学刊物。他欣然同意和潘汉年恢复《幻洲》半月刊的出版。仍由叶灵凤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汉年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潘汉年历经大革命胜利和失败的战斗洗礼，思想境界有了极大的飞跃。面对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看到昔日的战友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落伍投敌，甚至充当了追捕革命党人的鹰犬，而更多的人却是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徘徊在十字街头。他本能地认为自己应挺身而出，首先使自己从大革命的失败中省悟出更多的道理来。他经过深思熟虑，在复刊的《幻洲》上写下了有名的《我再回上海》一文。他说：“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幻想，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扎！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这时的播汉年，不仅对形势有着深邃的洞察力，而且昔日那种“新流氓主义”的文风也不见了。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他诚恳地检查了四年以前办《幻洲》，攻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名流学者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态度。错误地攻击了个人，而却自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

多年之后，姜德明先生对潘汉年这种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

这时，潘汉年惊喜地获悉沫若已于10月下旬由香港潜回上海，并读到了郭沫若向敌人宣战的豪迈诗作《如火如茶的恐怖》：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接着，潜回上海的李一氓奉命找到潘汉年，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

创造社是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团体，要在白色恐怖下发挥战斗作用。由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目标太大，为了安全，只能充任创造社的精神核心。希望潘汉年、李一氓和阳翰笙挑起这副重担来。

潘汉年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正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此时，他得到党的领导的指示，真是兴奋异常。

潘汉年更加勤奋执笔，在《幻洲》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敌人的匕首似的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