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戴维斯是美国人。但是,他却于1908年生于中国四川省的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四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市。他的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除担任神职外,还在华西大学教课。约翰·戴维斯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天府之国长大的,并在这里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来,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成为约翰·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不久。他返回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31年考取派驻境外的外交官。由于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西南诸省的人情民俗,遂被派往云南省昆明担任领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被调往武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仅和时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史迪威结为好友,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有交往―他当然是为了搜集中国有关诸方面的情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史迪威将军奉命使华,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要职,他又成了史迪威将军使华班底中的政治顾问。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中流传着一句玩笑话:“戴维斯是史迪威内阁中的国务卿”,由此可见戴维斯的地位与作用。
史迪威将军身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在重庆设立了美军总部。由于他经常奔波于缅甸前线和设在印度新德里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之间。因而设在重庆的美军总部的工作一一尤其是和中共方面的联络工作,多由他的“国务卿”戴维斯主持。在这期间。戴维斯经常拜会时在山城的周恩来。但是,唯有1942年7月,他曾三次衔命拜访周恩来的始末鲜为时人和后人所知。
1942年3月,史迪威将军入缅作战受挫,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十二项要求,态度强硬而冷淡。为了搞清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史迪威想起了周恩来。
1942年3月,史迪威将军到达败局注定的缅甸前线,授命指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历经两个多月残酷而壮烈的血战,史迪威将军兵败缅甸,并亲率残部退往印度。为了复仇和雪耻,史迪威将军不顾身染重疾于6月3日飞到2庆。和蒋介石洽商收复缅甸的军机大事。
蒋介石入缅作战的目的是清楚的,就是为了保住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而今缅甸陷于日军之手,因而中国也就等于失掉了人缅作战的全部意义。为此,他指导缅甸战局的主导思想为:借收复缅甸的战争,调动美国人为中国战局服务,即蝎力利用史迪威将军手中的租借法案大权,向美国讨要更多的美援物资。
这就必然和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
恰在这时,隆美尔率德军打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门口,罗斯福总统应邱吉尔首相所请,命令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调往中东以援救那里的危险境况。受此冷遇的蒋介石突然于7月1日召见史迪威将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美国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协助中国军队恢复缅甸交通线;
二、自8月起应经常保持中国战区第一线飞机五百架;
三、自8月起每月保持中印空运五千吨之数量。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以十分严厉的口吻威胁道:“请转告贵国政府,如果这些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被迫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中国的立场,并做出其它的安排。”
蒋介石将作出其他什么样的安排呢?“中国没有外援无法再打下去”,而且“亲日活动十分活跃”。史迪威听后的直感是:“他们试图吓唬我们”,他马上向蒋介石表明态度:“这是大元帅(即蒋介石)给总统的最后通牌,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他拒绝代为转达。
为此,蒋介石当即决定采取冷淡史迪威将军―进而造成欲要远离美国的姿态,迫使美国主动采取修好的措施。也就是在这种策略的驱使下,蒋介石第一次萌发了辞退史迪威将军的念头。
史迪威将军并不在乎蒋介石对他是热还是冷,因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权力―尤其是租借物资控制权足以使蒋介石改变态度。但是,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虑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像外界传言中的“宁渝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握手言好变成现实,那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乃至对于二战中的所有盟国都是失职。另外,他作为一名肩负重责的军人,看重的更是近百万侵华日军的动向。他清楚这样多的侵华日军一旦挥师南下,东南亚诸国就等于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战的美国海军、陆军就要多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牺牲。因此,他越发地感到把日本军队“在中国拖住”的战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摸到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呢?除了和驻华大使高斯商谈而外,他还想听听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的意见。
史迪威将军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但由于他在中国的朋友埃得加·斯诺等知名的美国记者和中共要人多有接触,因而对中国共产党也并无恶感。他早在武汉任职期间,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袖人物,其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为军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这又和他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当他萌动和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谋面的念头之后,他又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攻击他勾结共产党人,遂决定派自己的“内阁国务卿”约翰·戴维斯代行拜会周恩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看法。
戴维斯告之:周恩来患病于6月下旬住院治疗。他作为友人,曾于6月29日去医院探视病中的周恩来,二人借机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次晤谈的详情,美方曾披露:
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与日议和,又云: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戴维斯作为美国驻华的战略情报人员,自然知道蒋介石从未间断和日本秘密来往,而轰动一时的所谓“桐计划”―日蒋汪三方携手的“和平计划”,也难以瞒过政治嗅觉极灵的戴维斯;至于日本人通过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师―司徒雷登进行所谓日中亲善活动,他也必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来此见地:“蒋将与日讲和”。但是,蒋介石与日讲和之举是真还是假―甚至像中国古语所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史迪威将军认为缅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横加干涉,使得他用“花生米是个卑娜的人”这种字眼形容蒋介石。而今,周恩来竟然主动提出:“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僧恨。时下,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下一步的动向,所以,他对戴维斯再三叮嘱:“再访周恩来先生的时候,主要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戴维斯欣然从命,并于7月5日去医院第一次拜访周恩来。
史迪威的“国务卿”戴维斯受命一访、二访抱病住院的周恩来……此后史迪威又经周密调查,认定蒋介石的对美的“讹诈”行为,致电美国陆军部,要求和蒋介石摊牌,却遭到罗斯福的反对。劳克林·柯里作为特使被派飞往重庆……
周恩来受命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后,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于在6月下旬病倒住院,遂又把办公室移到特务包围中的医院,继续为党、为人民、为苦难的祖国工作。
周恩来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山城的各界人士为之关切,而且远在延安的党中央也曾为之开会讨论。会后,毛泽东致电时在重庆的董必武:“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望你加以注意。”
周恩来自打西渡欧洲勤工俭学归来,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迄始,和蒋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们二人没有什么不解的私怨,有的只是永远难以弥合的政治歧见。蒋介石一生―乃至于他的公子蒋经国先生也从不攻击周恩来的人格和品德。这说明他们二人之间是知之很深的。另外,周恩来作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但能从山城重庆这个小舞台善观全球的政治风雨,而且他还能从全球政治风雨中看出蒋介石心路历程的真正轨迹。对此,美国学者塔思曼先生根据美国档案拟定了如下这段记评: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戴维斯)为此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根本不存在单独娥和的危险,对蒋介石来说“抗日已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官员以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拨弄美国的神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上海与日本人保持联系,“目的就在于对华盛顿进行恫吓”。
上述记评,即为戴维斯一访周恩来的主要谈话内容。
但是,周恩来决不会和戴维斯只谈这方面的政情,必然还要纵论天下大事―尤其是令美国人棘手的国共关系。有意思的是,自视公允的亲台学者梁敬锹先生却对上述记评视而不录。他在记录7月5日戴维斯一访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时,仅摘录了如下这段话:
访周恩来、宋庆龄,周言:国共关系恶劣,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对日不肯积极作战,保持实力,以备另用。
我们从这段内容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来讲话的用意:提请美国政府注意,租借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并不用在抗日上;相反,蒋介石从近处着想,调集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蒋介石从长远着想:保持实力,以备另用。把话说白了,也就是等抗战胜利之后,集中全力和中国共产党争天下。结论是:
“美国政府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越多,未来的中国人民就越饱受内战之苦。”
戴维斯或许是认为7月5日访间周恩来谈得不够尽兴,也或许认为有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究,遂于7月10日又亲赴医院二访周恩来。
但是,就在7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父亲周惫臣在重庆逝世。周“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曾在“出院的当天守灵至拂晓”。
由此推论,戴维斯二访周恩来是否含有致悼之意?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周恩来重病在身,加之生父仙逝,真可谓是多灾多难J可是他为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依然带病节哀会见戴维斯。
周恩来除去回答戴维斯的有关提问外,还纵论了亚洲战场的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应当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情况,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才是较为公正与全面的。所以他向戴维斯做了全面的介绍。对此,美国档案中存有如下简记:
访周恩来,周谓中共(第十八集团军)现有兵力五十至六十万人,有枪一百万杆,在华北、山东及扬子江流域以北,皆自置边区,如日本攻苏,中共将请求攻日,并向美英苏请予军械。蒋曾告白崇禧:中国政策在保存实力,中国要求先打日本,将使德国战胜苏联,然此正是重庆当权派之希望。
戴维斯如实地向史迪威将军做了汇报,并向史贡献了自己对蒋的意见。
史迪威将军在做了周密的调查后,认定蒋介石如此而为是一种“讹诈”行为。他吁请自己的老友高斯大使电告美国政府之后,遂又我行我素地筹划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
这必然加剧蒋史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更使史迪威将军深感愤慨的是“委员长即不复召见”,弄得双方下不了台。为此,史迪威将军致电美国陆军部,要求和蒋介石摊牌。
罗斯福总统决不赞同史迪威因此而和蒋介石摊牌,进而逼蒋就范的简单做法。这不仅会干扰亚洲战场顺利发展,而且也有悖于他对战后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立于世界的战略期望。为此,他决定派遣劳克林·柯里飞往重庆,调解中美之间因租借物资法案出现的矛盾。
这又引出了戴维斯三访周恩来。
周恩来坐镇重庆,十分关注蒋介石与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戴维斯三访周恩来时,周坦陈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柯里婉拒周恩来希望会面的要求后,周恩来请戴维斯函告柯里,请美方派代表前往共产党区域采访一切。
劳克林·柯里是一位个子矮小,但有自负可以弥补身高不足的美国人。他和罗斯福总统私交不错,对中国事务非常热心。为此,1940年春天,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过多次会谈。自那以后,他一直在华盛顿主管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有意思的是,他不赞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采取行动为条件。他曾公开对马歇尔将军说过这样一句话:
“考虑到中国必须依靠我们才能不断等到援助,所以不必担心将来会发生他们不合作的麻烦。”
蒋介石对劳克林·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是十分看重的。他根据传统的纵横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国经验认为:劳克林·柯里是罗斯福总统的钦差大臣,他即使无权在华处理有关事宜。但他在华所获得的方方面面的情报,也必然成为罗斯福总统对华决策的依据,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龄破格欢迎劳克林·柯里的到来。
蒋介石是一位十分会抓主要矛盾的大谋略家,十分清楚劳克林·柯里来华的使命是多方面的。但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美之间的租借物资的分配权限。而时下能得以解决该项权限的核心则又是史迪威将军的去留。因而蒋介石在会谈开始之前,通过不同的渠道,调动作用各异的所谓“射手”,以史迪威将军为靶子,相继射出了密集的明枪和暗箭,妄图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将军于死地。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大局,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增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己任的劳克林·柯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干时下的抗战,还是成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将军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劳克林·柯里也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他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地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这必将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政治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支持苏联反法西斯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美国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支持中共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份。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同时,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7月31日约见戴维斯,进行第三次会晤。周恩来向戴维斯坦言:“中国(蒋介石统治集团)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柯里先生,当面向柯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政治品质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劳克林·柯里能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对华外交策略的改变。因此,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内阁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将军当面转告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
史迪威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宏论,尤其喜欢听“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这句话。另外,他还认为如能促使周恩来和劳克林·柯里会晤,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制约,自然也是对他的直接支持。因此,他策略地问道:
“柯里先生,你此行有没有会见中共要人的任务?”
柯里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将军操着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会见周恩来先生,也是一种遗憾。”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劳克林·柯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同时,还严肃地告诫史迪威将军:
“不要介入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周恩来获悉柯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他为了继续对柯里做工作,于8月6日请戴维斯函告柯里:
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做他用,美国宜以争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非原文,摘自台译美国有关资料)。
在戴维斯的不懈努力下,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迪克西使团”终于前往延安……抗战胜利不久,戴维斯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职,并受到极不公正的审判,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得以“平反”。
约翰·戴维斯非常赞同周恩来的主张:“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并一直为此奋斗不息。他在1944年1月15日给史迪威将军写了如下这封著名的信件: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约翰·戴维斯建议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等人。不久,罗斯福总统正式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在戴维斯和史迪威将军不懈的努力之下,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迪克西使团”于7月下旬离开重庆,向延安进发,从而实现了周恩来的这一愿望。
抗战胜利不久,麦卡扬主义很快笼罩了美国,戴维斯和他的战友们相继以“通共”的罪名被解职,并受到极不公正的审判。“直到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以后,他才被平反”。待到他获准来华的时候,周恩来已重病在身,据时任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回忆说:
“在1972年以后我也见到过他,不过这时,他已经相当老了,远非当年青年时代的样子。”
但是,约翰·戴维斯和周恩来的友谊以及在中国做的好事,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