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蒋介石欲下达命令的那一刹那，他又想起了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逼迫自己下野的事情，旋即，又由此联想到李宗仁为拆自己的台，不让白崇禧就任“徐蚌会战”最高军事长官，从而导致黄百韬兵团被全歼，黄维兵团被合围。面对“徐蚌会战”堪忧的危局，就等着上台的李宗仁会同意白崇禧派兵东下驰援吗？另外，张淦兵团是桂系的王牌，白崇禧的老本，昔日白既然拒绝指挥“徐蚌会战”，今天恐怕也不会同意放张淦兵团离开华中和武汉。几经犹豫，蒋介石遂令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处长曹永湘给华中“剿总”作战处长覃戈鸣打电话，令华中“剿总”速派张淦兵团东下驰援黄维。由此，这两位各为其主的作战处长在电话中吵了起来：
“请转告白司令：如果‘徐蚌会战’失败，武汉也保不住！”
“请转告参谋总长，武汉是关系全局的战略要点，不能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兵团来保卫，若把张淦兵团调走，刘伯承的部队来进攻武汉，武汉先失守，南京也就保不住了。”
诚如当事人覃戈鸣所记述的那样：“谁也没有把谁说服，两人只好不愉快地把电话机放下。于是争吵就发展到由蒋介石和白崇禧直接在电话上来进行。他们争吵后，白指示我用第二十八军（蒋介石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暂时和缓这个矛盾。但是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的战斗力远不如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蒋介石及其幕僚还是继续强索张淦兵团，特别是在黄维兵团和杜聿明所率领的各兵团被围的时候，一再地向华中‘剿总’要张淦兵团，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
张淦兵团拒绝东调，蒋介石的手中所剩下的机动部队，就只有远在鄂西一带驻防的宋希濂兵团了。蒋介石非常清楚，西调宋希濂兵团东下解黄维兵团之围，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但时下事出无奈，也只好出其下策了。他亲笔草拟好给宋希濂限半小时复电的加急电文，遂又暗自说：“宋希濂是听话的。我把原部署在白崇禧背后的人马调走，他应该是高兴了吧？”
蒋介石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白崇禧，因为他忘记了白氏的终极目的是以实力推李宗仁上台。
白崇禧坐镇武汉，静观国共两党在徐蚌地区的决战。他一方面利用蒋介石继续与解放军对峙的军事态势，极力扩张桂系军事集团和桂系外围的武装力量，扩大桂系在全国的政治影响；等到国民党军队在徐蚌地区会战大败之后，进而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逼迫蒋介石下野；另一方面，他又借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态势，巧妙地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早日放弃手中的权力，并主动请李宗仁上台，主持和中共的和谈。简而言之，他在运用“备战求和”、“求和备战”两手，达到在江南，起码在中南保持割据或半割据的局面、希冀以桂系集团为中心形成第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为此，他决不希望蒋介石在徐蚌地区转危为安。事实上，白崇禧作为一位欲求获利的渔翁，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到了无可扭转的境地，剩下来的就是早一天失败或晚一夭失败了。这也就是白崇禧不仅拒绝东调桂系主力张淦兵团，同时也不支持宋希濂兵团东下以解黄维兵团之危的根本原因。
就在这时，他派往香港的刘仲容回到了武汉，白崇嘻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在香港见到什么人没有？”
诚如前文所述，聪明的刘仲容已经猜到了白崇禧请他去香港的真实目的是寻找共产党，暗中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因此，刘仲容到香港给白崇禧办完采购任务以后，通过侯外庐、许宝驹等“小民革”的同志，找到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刘向潘谈了白崇禧的动向，以及白与蒋介石的矛盾和白与美国的勾结等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当前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崇禧似有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意图。刘请潘把这些情况转陈周恩来；如果有什么指示，可以通过上海的“小民革”通知他。因此，刘仲容十分策略地回答白崇禧的问话：“民主人士都在香港，这次见到了几位熟朋友。”
“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呢？”白崇禧直言相问。
“也见过。”刘仲容答说。
“现在，他们是放手大打了，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没有打赢他们。”
“他们认为形势很好，打垮蒋介石决无问题。”
由于白崇禧事前没有明确给刘仲容交待任务，所以他也不好再继续谈些什么。接着，他又和刘仲容讲起了形势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蒋介石的老本快输光了，这场战争已无希望，目前宁、沪一带受到严重威胁，池对留在上海的子女不放心，希望刘去上海，包租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到武汉。刘仲容欣然应允。行前，白崇禧问道：“你到上海以后，能不能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如果能找到，可以向他们表明和平解决的愿望。 自然，也要探听一下他们的想法。”
“我可以去试探一下，力争有所结果。”刘仲容答说。
刘仲容离去之后，程思远奉李宗仁之命又飞到了武汉，向白崇禧转告美国政府的态度：利用民意舆论的力量，尽快逼迫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以和平的手段结束内战。对此，白崇禧真是欣喜若狂。
恰在这时，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的特急电报：命宋希濂等人乘船速抵武汉，由华中“剿总”总部派飞机送往南京。白崇禧自然清楚，这是蒋介石有意绕开他，把宋希濂驻节鄂西的部队东调，以解黄维兵团之困。白崇禧一向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世上没有已经看到失败还要去送死的傻瓜。他觉得在此胜负已定的大局下，向宋希濂指明形势和前途，宋有可能叛蒋附桂的。万一此招如愿，其结果必然导致黄维兵团早日被歼，蒋介石也必然早日下野。所以，白崇禧在宋希濂过武汉的时候，和这位蒋记的“天子门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当宋希濂了解了白崇禧的意图后，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宋希濂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白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
白听了宋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宋一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翌日，宋希濂偕王凌云到达南京以后，很快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宋希濂报告完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以及所属部队开拔情形和位置以后，蒋介石讲：“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夭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
接着，蒋介石又指示：关于军队调运的办法以及补给等问题，请参谋总长顾祝同协调办理，并再三强调：“最要紧的是愈快愈好。”这次接见结束之后，宋希濂又单独留下，向蒋介石报告了白崇禧在汉口和他谈话的内容。据宋希濂事后记述：“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然而时下的蒋介石是内困外扰，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没有能力在解黄维兵团之围的同时处置白崇禧。更何况“寓居南京的李宗仁和司徒雷登正打得火热，时时都在窥测取蒋而代之的机会”呢！他权且把白崇禧的不规行为放在心底，遂又强压着怒火低沉地说道：“好，我知道了，你答复的话，说得很得体。”
宋希濂离去之后，黄维求援的电文迭次送达总统府官邸。由弓“宋希濂所部一时难以运抵‘“徐蚌会战”的前线，杜聿明用于固守徐州的三个兵团又怕重演“东北会战”的悲剧―沈阳所部在驰援锦州的途中被全歼在大凌河，蒋介石又乱中生变，在未征得战地指挥长官杜聿明同意的情况下，仓拌决定放弃徐州。同时，授权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下达了这样一纸命令：
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妒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决定，遭到了杜聿明的反对。但是，由于看到了“徐蚌会战”必败的前景，杜聿明还是下令12月1日撤离徐州。
蒋介石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指挥事关存亡的“徐蚌会战”。这些天来，他就像一位用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的蠢人，忙乱得晕头转向，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在匆匆下达撤离徐州的命令后，他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进官邸客室。令他惊诧的是宋美龄穿着款式入时的高档旗袍迎上来，故作笑态地问道：“大令，我穿这件旗袍，与总统夫人的身份还相吻合吧？”
蒋介石一听拌起无名的怒火，刚要发作又觉得有失总统的风度。因为他自己曾赞美过：项羽在乌江自别的前夕，还能平心静气地边饮酒，边看虞姬舞剑。他稍许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改换另外一种表情．装模作样地打量了一番，打趣地说：“十分得体，好看，陪着我出国访问，也一定能为夫人的风度增色。”
“那我就满意了！”宋美龄一收笑颜，又意外地哀叹了一声：“明天，也就是12月1日，我就要以私人的身份出访美国了，为我祈祷吧，祝福吧！愿我这次美国之行能给你带来好运。”
到这时，蒋介石才恍然醒悟，夫人宋美龄明天就要以私人的身份出访美国了：一种长别离、情相依的情慷又在蒋介石的心中翻滚。他和宋美龄结婚以后，宋氏作为一国的领袖夫人已经是第三次出访美国了！虽说前两次出访之前，他们夫妻之间都产生过感情上的不愉快，可惟有这次他是真诚地希望宋美龄不要离去，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池现在是太需要妻子的亲情和慰藉了！他禁不住地走上前去，轻轻地把宋美龄拥在自己的胸前，许久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几滴无声的泪珠滴在了宋美龄那依然如黛的发丝上。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整整二十一个年头了！虽说他们夫妻之间有过各种恩恩怨怨，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理解蒋介石，知道蒋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自己爱的慰藉。为了这个破碎的蒋家王朝，她必须割舍这种夫妻亲情，飞往大洋彼岸，向美国人乞讨援助。当一想到自己走后，蒋介石作为一名败军之帅，将要孤独地留在这间他们多年厮守的卧室，她也禁不住地淌下了凄别的泪水。
“大令，还记得二十一年前的12月1日吗？”
“记得。那是我们自日本相偕归来之后，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的日子。”
“那时，你不就是以在野之身，和我结为伉俪的吗？”
“是的，可是那时我自信地认为能够重掌军权，并把你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
“你已经把我送上了第一夫人的宝座，我可以说是得偿所愿；二十一年后的今天，虽然我们身处逆境，但我此行有决心为你，也为我游说来美援！”
“夫人！
蒋介石紧紧地拥抱了宋美龄。不知何故，他本能地感到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不仅不能为他乞讨来美援，而且她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南京来了……
蒋介石认为桂来正在土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白脸，白崇禧唱红脸
12月1日，蒋介石怀着枪然的心情送走了夫人宋美龄，十分破例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因为他不仅在战场上输掉了几乎江北半壁河山，而且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达到了他执政以来的最低点，时下，他只有靠祈祷基督保佑夫人的美国之行了！
蒋介石尚未从和宋美龄依依惜别的情感中解脱出来，又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杜聿明自徐州仓皇撤退的战报，获悉“部队零散，无法应战，故停止整顿一晚，三日继续攻击前进，则四面皆敌，且战且退，极为迟缓”。结果，杜聿明所率各部在陈官庄、青龙集附近陷入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这时，蒋介石的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只希望杜部各兵团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以与黄维兵团会师。与此同时，急电催促李延年兵团由新桥曹老集向双堆集方向进攻，希冀尽快和杜聿明各兵团会师，但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强狙击下，杜、李两方面进展缓慢，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恰好在杜丰明所部三个兵团西撤涂州，陷入华东野战军重围的12月3日，出访美国的宋美龄自大洋彼岸打来了长途电话，报告她在美国莱尔脱德医院拜会了病中的国务卿马歇尔，向马歇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项：
（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蒋介石听了这具体的美援计划既符合实际，也体现了他的整体构想，应当说是相当满意的。但是，他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那熟悉的声调中，又预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因此，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说：“夫人，马歇尔国务卿对此有什么明确表示吗？”
“他说，像这样重大的并带有国策性的事情，决定权操在总统的手中。”
“你在和马歇尔的谈话中，没有试探一下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态度吗？”
“我已经试探过了。”
“他是怎样说的？”
“据马歇尔国务卿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很可能不批准我们的要求。”
“啊？！……”
“大令，不要失望，为了实现我们的美援计划，我将于10日拜会杜鲁门总统，当面再重提我们的要求。”
“愿上帝保佑夫人成功。”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南京上层军政各界人士都在风传，面对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唯有请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主持政务，由何应钦负责军事，这样才能做到和，有主和的谈判主帅，战，有能和美国默契配合的战将。这对蒋介石的震撼，无疑要超过即将惨败的“徐蚌会战”。
蒋介石是依靠军队起家的。几十年来，他无论处在何等不利的地位，都紧紧抓住军队不放，并依靠手中的军权置各种类型的政敌于绝境，然后再迫使政敌拱手称臣，或俯首请他出山。时下的美国佬不念旧情，不但逼迫自己交出总统的桂冠，而且还要把自己手中的帅印让给何应钦。这样一来，蒋介石就真的“下野”了。他决不会屈服于司徒雷登的压力，违愿地同意这一方案。
另外，也可能是条件反射的缘故吧，当听到由李宗仁主政、何应钦主军的消息以后，蒋介石又本能地想起了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的往事。而今又是李宗仁、白崇禧，再加上这位何应钦．在司徒雷登的导演下，依然是利用“徐蚌会战”撤出徐州的失利，妄图再掀起一次逼宫**，把蒋介石第三次逼下台。蒋介石出于他那倔强的个性，同时也为了维护他手中的权力，暗下决心：决不让司徒雷登的这一企图得逞！
为了挫败司徒雷登导演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逼宫夺权的阴谋，蒋介石必须尽快地组建一个听从他指挥的内阁。而新内阁的第一人就是行政院院长。他左选右筛，终于选定了孙科。
蒋介石和孙科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恩恩怨怨，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但他同时又为就要上台的孙科布置好了下台的陷阱。“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枪声一响，无兵无钱的孙科只好宣布下野，恭请蒋介石出山统帅三军，共赴国难。这在蒋、孙的私人情感中造成了极大的隔阂。然而作为一名大纵横家，蒋介石认为自己拥孙竞选副总统之举，早已弥合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分歧。再者，由于竞选副总统，孙科和李宗仁结下了难解的恩怨，无形中把孙科推到了李宗仁的对立面。因此，他认为孙科不仅会欣然同意出面组阁，而且还会自觉地协助他遏制李宗仁。
蒋介石的预测是正确的。孙科同意组阁，并表示要组织“巨头内阁”，坚决邀请张群、吴铁城、翁文濒、陈立夫、邵力子、张治中等大员入阁。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因为这“巨头内阁”不仅能够体现举党一致的政治色彩，而且还能粉碎李宗仁、何应钦分掌军政大权的阴谋。其中，邀请张治中入阁是蒋介石预先布好的棋子，并和张交了底牌。
张治中早年在家攻读私塾，辛亥革命之后投笔从戎，并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三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不久，调入军校工作，任入伍生上校总队副等职。从此，他一直在蒋介石属下供职，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张治中在黄埔时期就已结识了周恩来，且一见如故。张曾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到1925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挥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张治中虽然未能如愿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在以后漫长的国共分合之争中，他都充任了合的角色，并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尤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周恩来、马歇尔共同组成军调处等记人史册。接着，为解决新疆问题，张治中作为封疆大吏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他出任西北军政长官，总管西北五省。翁文濒内阁总辞职以后，蒋介石就想到了何应钦的国防部长由张治中接任。当时，他密电张速到南京．并特别指示：“行动要保持机密！”
张治中于12月1日到达南京．同日到达的还有傅作义将军。是日下午出席国防部军事会议，主要议题是：因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于11月29日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从所谓“划江而治”的全局着想，敦请傅作义将军主动放弃平津，率部经由海途全部南下，集中兵力于长江一线，确保江南半壁江山无虞。但傅作义将军因另思它谋，以“很困难，很困难”为由，终使其议案未能成立。翌日上午，蒋介石单独约张治中谈话。为惜墨存史，现恭录张治中将军的有关回忆如下：
“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汁么意见？”他开头第一句问。
“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答。
“不打怎么办？”他又问。
“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我答。跟着．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加以分析，认为现在应该马上放弃“戮乱”的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他对我的分析颇动容，但仍带点感慨地说。
“现在如果不讲和，将禾我们一定失败！”我逼一句。
“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他倔强地说。
“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能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待。”我说。
“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他到底不以我的话为然。
“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我问。
“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他反问一句。
“如果戮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我毫不犹豫地答。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污部长好了。”他说。
“我绝不能担当这个职务！”找还是坚决地说，“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我再补充一句。
“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他的脸色显得很严肃，最后说这一句。
由这段谈话，我们知道张治中没有临危受命的原因。是他一直主张罢战主和，而他通过这次谈话，尚未看出蒋介石有和的意思。翌日，受命组阁的孙科表示：非张治中参加内阁不可，否则他就不干。而张治中却表示敬谢不敏，遂形成僵局。
蒋介石为了打破司徒雷登以李代蒋的梦想，决计尽快组阁。因此，他于12月8日再次找张治中谈话，劝张务必帮孙的忙，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张治中还是表示不敢应允。蒋介石又进一步说道：“这是第一案，就是孙任院长，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第二案是孙不干．由你来组阁。”
“这更使不得，使不得……”张治中力辞。
蒋介石完全清楚张治中拒绝入阁的原因，他沉吟片刻，态度变得严肃起来，又低沉地说道：“你的态度太明显了，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和，现在最好先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
张治中碍于情面，不好再推辞，遂主动提出和孙科做一次谈话。张和孙晤谈时，张公开提出和平主张，孙表示同意。但是，由于张认为军事形势太坏，局面太急，这届内阁绝不能发生什么作用，所以依然拒绝担任实职，而只同意挂一个政务委员的虚衔．并再次提出回西北去。
蒋介石在筹组孙科内阁的同时，一直在研究应付李宗仁的对策。诚如沈醉所说，在这些天中，蒋几次欲动杀念，终因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而作罢。令他感到惊异的是，李宗仁虽偶与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少数接触之外，他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就说他那位竞选参谋团主任黄绍兹吧，也从不到南京来，在上海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更不曾听说这位桂系的智多星，又为李宗仁贡献过什么计策。这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的副总统生活，就像是一个永远看不透的谜团，使蒋介石猜不出李宗仁到底在想些什么。近来，中外都在吁请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可这位做梦都想当总统的李宗仁依然是寓居傅厚岗官邸，过着不显山，不露水，悠哉闲哉的“寓公”生活，这就更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大惑不解了。为了驱散罩在李宗仁头上的神秘谜团，彻底亮出李宗仁的真实用意，蒋介石采用火力侦察的办法．突然决定于12月4日约见李宗仁。
李宗仁自打参加竞选副总统那一夭起，就存有取蒋而代之的想法。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他这种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或许是他太了解蒋介石为人的缘故，他认为自己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还不如默不作声地观变坐等。当然，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蒋介石感到自己实在混不下去了，亲自出面请他上台。因此，他就像当年屈居曹阿瞒之下的刘玄德，故意做出一种没有野心的样子，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今天，蒋介石突然传下话来：召见。他禁不住地一怔，暗自说道：“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今天召见，要分外留心。”
蒋介石依然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请李宗仁落座，在谈了一番形势之后，把话题一转，说道：“我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美国的肉中刺，各界所谓民主战士不受欢迎的总统了。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想恋栈，想及时引退。下面的文章该如何做呢？我想也只有你能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
李宗仁虽然估计到了蒋介石会亲自出面请他上台，但决不是今天。因为蒋介石的老本尚未输光，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援助也还未完全绝望，就说全国吁和罢战的呼声，也不足以使蒋下台。因此，他认定蒋今天的举动是别有用心的。他听了蒋氏请他“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这句话后，就像是当年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玄德一样．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蒋介石无论怎样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其接受，李宗仁都故作憨态可掬的样子竭力推辞。
蒋介石的火力侦察失败了，而李宗仁这种大智若愚却取得了胜利。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又认真地分析了蒋氏此举的真实用心―在测试李宗仁政治动向的同时，也暴露了蒋氏一直在想下野的事情。因此，他继续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静候取蒋而代之的时机。
蒋介石确实感到有些独木难支了！可是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放下架子认输。假如说李宗仁在历史上和他没有那样多的恩恩怨怨，美国人也不公开支持李宗仁取代他的位置，为渡难关，或曰找人代他受过，他有可能主动让出礼仪大于实权的总统位置。然而他又不能不正视这无情的现实：“徐蚌会战”、“华北会战”彻底失败之后，他很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之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与其不久的将来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又动了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他左思右想，为了达到施放风声的目的，又请来了他忠诚的谋士，同时又和桂系保持着不错关系的吴忠信，开诚布公地说道：“我的总统是注定干不下去了，我想请你接替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这……我哪是秘书长的材料啊！”吴忠信惶恐不安地说道，“总裁，你一向是知人善任的嘛．我……”
“非你干不行！”蒋介石打断吴忠信的话，又进一步说道，“观察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
吴忠信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但是，他作为蒋的老朋友，深知蒋决定走的每一步棋，都预伏着未来全局的变化与胜负。他有意地问道：“你请李德邻上台，为什么还要亲自筹组以孙哲生为院长的内阁呢？”
“我估计李德邻不会马上答应上台。我嘛，既然是总统，还得行使总统的职权。”
“李德邻答应上台以后，孙哲生内阁少不得又要来一个总辞职吗？”
“这也就是我请你拉李德邻上轿的目的所在。”蒋介石说罢看了看微然点首的吴忠信，又继续说道，“今晚你就去傅厚岗一趟，向德邻转达我的这番意思。”
吴忠信获悉蒋介石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目的，是希望李宗仁一旦上台之后，能够组织一个为蒋、李都能接受的吴忠信内阁。所以吴欣然应允，并代蒋充任说客。
李宗仁听了吴忠信的劝说以后，依然坚辞不就。多年之后，李追述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数，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事后追论，李宗仁说的第一条理由，是所谓政治家的谦虚、客套，第二条才是心里话。
蒋介石亲自出面说，李宗仁没有动心；昊忠信再次代蒋游说，李宗仁就不能不严肃地考虑了。这就像是“三人成虎”的道理一样，他思考良久，决定把蒋、吴的谈话当作一种信号，纳入到他逼蒋下台的全部战略中。接着，他又几经权衡利弊，遂于12月5日要通了武汉华中“剿总”司令部的电话，要正在武汉的程思远于6日速返南京。
程思远按时回到南京。首先，他向李宗仁报告：“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崇禧）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迫蒋下台。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接着，李宗仁向程思远讲了吴忠信夜访傅厚岗的全部内容。最后，李宗仁说道：“从目前看，局势将变得很快，你留在南京等候发展。同时，代我和健生联系。”
就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相互摸底期间，又发生了白崇禧有意设置障碍，拒蒋介石调宋希濂兵团经武汉东下，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的争吵。对此，宋希濂做了如下记述：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第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第二军了。这卜军于12月8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9,10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矛信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邵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准。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朵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摔，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这时，徐州前线传来了黄百韬自栽前说过的一段话：“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后感慨良多，禁不住地淌下了滴滴热泪，自言自语地说道：“白健生这个再嫁的寡妇，他对我的指示是公开对抗！”
12月10日到了，蒋介石没有去黄埔路官邸，处理黄维兵团求援以及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事情，独自一人留在那空空****的卧室里，焦急地等待宋美龄自美国打来的电话。说句实在话：他是何等地希望能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改变对华政策的佳音啊！但是，他再一次地失望了。宋美龄无限伤感地告诉他，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关于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的请求，杜鲁门总统明确地答复说：“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这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凉水。
真是祸不单行！黄维兵团残部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突围，以廖运周师长率部起义始，数小时之内全军覆没，黄维等高级将领被俘。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后，先是征怔发呆，继之是怒指苍天，连连自语：“难道真的天要灭我？！……”
至此，蒋介石真的要下野了！可是他不知道这满肚子的怨气对谁发，这满肚子的苦水倒给谁？他面对空空****的卧室，内心极其复杂的情感几乎失去了依托。这时，他是何等地希望宋美龄能守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分优解愁，或大吵大闹一通也好啊！可她此时此刻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为了改变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继续在美国向各方人士游说。怎么办？他叫来了唯一可以相信的亲人蒋经国。
蒋经国并不甘心自己在上海“打虎”的失败，虽说他不得不遵命离沪返宁，但在枪然悲凄的情感深处，却埋下了对父亲和宋美龄难以压抑的怨忧。然而在此混乱之世，多事之秋，他作为踌躇满志的长子，又能对任各方风雨扑打的父亲说些什么呢？ 自从宋美龄访问美国之后，蒋经国都来陪着蒋介石握度这清冷的长夜。或许也正是出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每当他听见蒋介石独自啼嘘啃叹，就又为自己无力回天而饮恨。在这期间，他们父子形影相吊，数度夜谈。事后，蒋经国做了如下记述：
“不愤不启，不起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
父亲对其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曾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
（一）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
（二）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
（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
（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波等屈服投降。
（五）对父亲个人极端诬蔑、低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
（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
（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父亲又对其个人进退出处，作如下之分析：
（一）进之原因：
甲、勉强支撑危局，维系统一局势。
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
丙、静观共党内部之变化。
（二）退之原因：
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之基础。
正当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下野，并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之际，时在武汉的白崇禧急于逼蒋下野，夹然于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等转蒋，公然要求与共产党谈和。这不仅激怒了蒋介石，同时在国内外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白崇禧独居武汉，焦急地企盼着蒋介石快些下台！黄维兵团被歼之后，他曾接到程思远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张群、张治中、吴忠信来傅厚岗官邸看望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协商，经过两次会谈，拟定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白崇禧太了解蒋介石了，他认为蒋氏的代表所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算数的。只要蒋氏没有公然声明下野，他都可以推翻这类私人间的君子协定。因此，白崇禧打电话给程思远，请程转告李宗仁：切勿上当。另外，他认为第一条款：“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其概念含混不清，也容易为蒋介石秋后算帐钻空子。为了避免沿途转换站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白灵机一动，将国语改为粤语，对程思远叮嘱：“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
“是！我一定如实转告德公。”程思远在电话中答说。
“请德公一定不要手软，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白崇禧与程思远通完电话，大有跃跃欲试之感。他认为只要从外边再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辞职下野就会在1948年岁末变为现实。恰好在这节骨眼上，他听说宋希濂自南京飞抵武汉，他沉吟有顷，又打起了这位蒋记“天子门生”的主意。
在白崇禧的心目中，黄埔系的骄子们决不会为其校长殉葬。就其求生的常理而言，他们会从黄百韬、黄维、杜聿明等师兄弟的下场中醒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必须改弦易辙，变打为和，国民党才会有出路，每一个人才会有新的前途。他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又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以宋希濂为首的“天子门生”转战为和，这对蒋介石的打击将是最大的。因为此举宣告：蒋介石的子弟兵离心他去了！白崇禧不是当代的张子房，更不会吹箫放歌，他决定当面策反。
据宋希濂的回忆，大约是17日或18日的早晨8时左右，白崇禧把宋希濂带到自己的家里，引宋到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了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对宋希濂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两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崇禧说罢认真地注视着宋希濂的变化，并问宋的意见怎样。这样，就把宋希濂逼到了一个很为难的境地。宋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表情．本不会吸烟的他信手燃起一支烟，颇不在行地使劲吸着。宋沉吟了一会JL，说道：“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第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第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第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
白崇禧听后觉得宋希濂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并错误地认为仅仅是传统的观念在起作用，使其未能下决心反战拥和，所以，又自作聪明地说了这段话：“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致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有可为。这样做，正是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宋希濂建议道。
“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
白崇禧遵照先礼后兵的原则，结束了这平和的谈话阶段。为了敦促宋希濂蟠然醒悟，他又操着严厉的语调，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失误，以及政治上军事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道：“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的师兄师弟们都会识时务的，关键是少个挑头的。”
宋希濂一是觉得这样说下去无实在意义，再是他从白崇禧的话语中感到了几分胁迫性的味道。为了自保，宋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说道：“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这时的宋希濂，虽对校长蒋介石有着满腹的牢骚，但他依然是竭尽忠诚的。就是一年以后在西昌被捕，他都曾有过从一而终、举枪自杀的念头。因此，他告别白公馆之后，又赶到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袁守谦处，向这位黄埔师兄如实转述了白崇禧的言行，由袁负责向蒋报告，并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武汉，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白崇禧策反宋希濂失败之后，又策动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出乎白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反应，而且孙科于12月22日宣布他的新内阁组织完成。白再一看孙科新内阁的主要成员：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cc系的头子陈立夫以及朱家弊都当了政务委员，这表明它是一个“举党一致”的内阁，换句话说：蒋介石虽然声言下野，可行政院依然是蒋家王朝的原班人马。就是李宗仁登上总统的宝座，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傀儡而已。加上他远在武汉，不知蒋介石已经让新上任的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转告李宗仁：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1949年元旦，同时由李接任。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白崇禧几乎发怒了，就在吴忠信出任秘书长的同一天―12月24日，白崇禧由汉口发出了如下这通“亥敬”电：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淌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 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钱，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当莞：（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亥敬”电的副本是由程思远亲手交给李宗仁的。李读罢电文连声说道：“糟了，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逼他早日下台，从而恼羞成怒，故意把事情拖下去。”
事情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从12月24日起，李宗仁再不能从昊忠信那里打听到关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白崇禧这一举动不仅对李宗仁上台无所补益，反而真的引起了蒋介石的一些误会。对此，程思远先生事后做了如下总结：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早日去职。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敬”电文之后，当即雷霆大发，并一口咬定李宗仁是这通“亥敬”电的后台，李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在亲信面前骂道：“娘希匹！老子一向是吃软不吃硬的，生来不让任何人骑在脖子上拉屎！预计元旦下野的计划告吹，让他李德邻在台下再多眼馋些时候吧！”
但是，国内外的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这又给蒋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白崇禧发出“亥敬”电的第二天―12月25日，蒋介石欲要闭门谢客，独自在家过圣诞节，并按照西方的传统，倾听上帝给他传报佳音的时候，中共权威人士向中外公布了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位居第二，白崇禧继陈诚之后名列第四。这就是说，中共一旦取得全国的胜利，就像是两天以前―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并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纹刑一样，他蒋某人也要被中共送上断头台，其畏惧之心是可想而知了！
司徒雷登就像有意和蒋介石过不去似的，在这种火候上又公然表示：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孙科正式就任行政院长不久，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径波曾往访问，并明告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要。”这引起了孙科极大的震动。次日，孙科去看司徒雷登，问起傅径波的建议是否出自他的意见。司徒雷登说：“作为一个美国大使，我不能发表正式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身边的几位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等人均认为，不论白的用意如何，在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的情况下，蒋确非下野不可。因此，他们主动上门和蒋谈“战”“和”，谈前景，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希冀蒋介石不要因为有白崇禧的“亥敬”电而负气，还是顺应潮流主动下野为好。蒋介石的气因而消了许多，又动念下野。
恰在这时，已近尾声的“徐蚌会战”前线迭连发来要求空中支援的电报。蒋介石呆痴地望着那张被解放军蚕食得越来越小的军事地图，很自然地想起了心腹爱将杜聿明。昔日，蒋介石为了遏制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所谓野心，把已经在沪候船赴美治病的杜聿明留下，就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从此，这位身染痛疾的爱将随蒋忽而沈阳，忽而北平，忽而南京，忽而徐州，承受着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打击。时下，寒冬已至，风雪交加，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这对于一个多病的将军而言，是不堪忍受的。接着，当蒋想到自己下野之后，李宗仁是不会关心徐蚌前线被困将士的死活的。假如因此杜聿明步黄百韬或黄维的后尘，他这位当校长的心是永世难安的。当他再次决定下野之后，亲自给杜聿明发去电文：
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 日内派机接弟回潦医疗。
蒋介石给杜聿明发去这通电文之后，内心的情感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或曰得到了某种平衡，他立即召来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共同磋商下野之事。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蒋总统因身体原因暂时离职，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暂代。
对此，李宗仁自然明了蒋介石及其谋臣们的用意：蒋既然因身体的原因可以暂时离职，也可以因身体的原因随时复职。结果是：他这个暂代总统形同蒋介石手中的玩偶，毫无独行其事的主动权。他自然不能接受。但是，他亲自出面和蒋介石的三位代表商洽这类大事，既有失自己副总统的身份，且对所谈之事也没有回旋的余地。谁能作为他的代表和他一道与张群、吴忠信、张治中这三员蒋家的大吏对垒谈判呢？唯有桂系的智多星黄绍沈。他即刻要通了上海的电话：请黄绍兹速来南京，有要事相商。
黄绍兹协助李宗仁竟选当上副总统之后，一直赋闲在上海的家中。近半年以来，只是在阴历八月应李宗仁之邀，同去杭州游西湖，并同到海宁观潮，从未谈过什么政治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南京，尤其武汉的情形，都是茫茫然的。”因此，当他在沪听说白崇禧由武汉发出“亥敬”电的消息之后，遂结束了狂歌当饮的观变生活。请看他在事后的记述：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雷，害怕极了。 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的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帮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像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怕的是蒋帮特务不分皂白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恰在黄绍兹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接到了李宗仁自南京打来的电话。当时他想：在上海固然不安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帮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他就毅然决定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
听了李宗仁的介绍之后，黄绍坊这位桂系的智多星的直感是：蒋介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因此，他和李宗仁作为桂系的谈判代表是心有防范的，使蒋介石的三位谈判代表的目的很难实现。对此，黄绍兹回忆说：
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 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正当蒋、桂双方为下野、上台进行讨价还价的艰难谈判时，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遂于12月30日，对蒋介石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在收到白崇禧“亥全”电的同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转也发来“亥姗”电，表达同样主张。因此，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台的运动。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全”电文以后，气得浑身发抖，连声说着“真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蒋介石认为桂系正在上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的是白脸，白崇禧唱的则是红脸，一内一外，一白一红，相互配合，演得是十分默契的。加之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一声不吭了，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习惯地命令道：“经儿，快把陈先生请来！”
蒋经国听后一怔，因为他知道父亲要请的陈先生是陈布雷，遂低沉地答说：“父亲，陈先生已经走了。”
蒋介石闻声如梦方醒，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陈先生走了，我的好学生黄百韬也走了，黄维他……也等于走了，现在谁来和我同心辞岁，又有谁来和我同德迎新？现在，连帮我写元旦文告的人都找不到了……”
蒋经国看到蒋介石这副枪然而悲凄的可怜形象，听到这哀而动情的肺腑之语，险些落下泪来。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有意提醒道：“父亲，自从陈先生走了以后，有关这类重要的文告，不都是由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代笔的吗？”
“对！对……”蒋介石忽而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道，“陈方，是杨永泰一手提拔的‘江西才子’，快把他请来。”
陈方应命赶到，蒋介石像往常那样，首先讲述元旦文告的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傅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陈方返回自己的家中，把蒋介石的指示化作一篇官样文章，然后再送请蒋介石过目，必要时，蒋还要亲自动笔略作修改。
陈方离去不久，蒋经国手持电文走进，小声地报告：“父亲，杜聿明将军自徐蚌前线给您发来了电报。”
“我不看了，”蒋介石轻轻地摆了摆手，“根据光亭的要求，命令空军司令派一名最优秀的驾驶员，再派一架最好的飞机，给我把光亭接回南京来。”
“父亲，杜丰明将军来电表示：他决计不回南京了。”
“为什么？”蒋介石惊得倏然起身，接过电文阅看：
校长：生虽有瘤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杜聿明蒋介石双手捧着电文不知看了多少遍。每当看完一遍，他的心跳就要加快许多，起伏不已的心潮也就要掀起更大的波澜。时下在这一派逼蒋下野的浪潮中，还有像杜聿明这样以死报效的所谓忠臣良将，这对他而言，真是于愿足矣！
陈方送来了元旦文告的草稿，请蒋介石审定打印，并提前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
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实在是太重要了，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而且还逐段逐句地斟酌。说到停战和谈，他尤为欣赏这段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数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蒋氏读后连声说道：“写得好！ 申明了战争与和平的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共党嘛！”
虽说蒋介石也被迫承认和谈是大势所趋，但他依然认为：“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之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且还以领袖的身份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和谈原则：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犯，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当然，蒋介石还不致于蠢到一厢情愿的地步。因此，他又在文告中说道“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只有诉诸决战，并自壮其胆地说：“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
蒋介石看完有关和谈的段落之后，他又认真地研读有关他进退的内容。不知何故，杜聿明的形象突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而出，随之白崇禧的“亥敬”电、“亥全”电也从远方飞来。他毅然决定：待杜聿明等有了结果再下野。遂提笔在“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句的后面，增加了如下一段文字：“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