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州方面应取攻势防御，可放弃郑州、开封、兰封等城市；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固守商邱，第四十军李振清部可由郑州退至黄河北岸，准备以后打游击。
（二）华中、徐州两总部所辖部队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三）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可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华中“剿总”必要时可放弃南阳，以便第十二兵团进出周家口。
（四）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郭汝瑰就要南返古都金陵了，遂遵照顾祝同行前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蒋介石听后有意做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姿态，十分干脆地说：“告诉墨三，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10月24日，何应钦奉命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致电白崇禧，告以统一指挥的决定。同时。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有关的作战指示。
白崇禧收到电文有点蔑视，又有些得意地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何应钦坐镇南京，静观蒋介石和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待到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军覆没之后，何应钦于10月29日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何认为既然同意交由白崇禧统一指挥，那就应当重视白的意见，遂又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主张。
与会者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军，无一不同意“守江必守淮”的战略主张，只是对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解放军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的作战，华中“剿总”必须以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出。第二种意见，主张退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研究结果，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解放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国军更为不利。因此，会议采纳了第一种主张，并于当日电徐州“剿总”，必要时可令刘汝明放弃商邱。
翌日，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亲手丢掉三个机械化兵团之后，又自北平飞回南京。他一下飞机，即召集翁文派、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放弃了平常的乐观腔调，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据合众社报导：“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会后，蒋嘱何应钦即用长途电话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作进一步的洽商。
白崇禧于当天下午5时安抵南京。他步下飞机，转乘早已在此恭候多时的轿车，直驶国防部，向何应钦部长报到。
面对东北就要全盘丢失的危局，何应钦这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转眼之间又能调兵遣将了！他就像一位被迫告别舞台的表演艺术家，忽然被告知又可以登台演出，真是兴奋极了！他当时的情绪，大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概。白崇禧坐镇武汉，静观待变，根本不会想到蒋介石会同意“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更不曾想到业已分为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的兵权，交由他一人指挥，他那被飞来的喜事所引起的精神亢奋，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昔日何、白二人同遭冷落，放逐京外，而今在败帅无招之际，又同在金陵城聚首，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健生兄，鞍马劳顿，先请坐下喝杯刚刚煮好的热咖啡，然后我们再商议‘守江必守淮’的具体方案。”
“何部长，国难当头，军情紧急，这杯咖啡就留在我们会后再喝吧！”
就这样，何应钦偕白崇禧走进国防部兵棋室。早已静候在此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斐，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处长曹永湘等人。先由曹永湘报告华东方面的战况和国防部第三厅所拟并经蒋介石、何应钦同意的“徐蚌会战”方针。这个方针的大意为：以一部分兵力凭藉既设的坚固工事防守徐州，以主力集中于徐州、蚌埠之间及其两侧地区，使徐州形成突出的态势，以吸引陈毅野战军的主力于徐州，消耗其兵力。然后以主力（包括华东的各兵团及华中的黄维、张淦等兵团）实行大规模的反包围，强迫陈毅野战军的主力及可能来参加会战的刘伯承野战军主力或一部进行决战。继之，由白崇禧带来的华中“剿总”第三处处长覃戈鸣报告华中方面国共两军的态势和战况。最后，何应钦小结，并以无比信赖的口吻说道：“健生兄，‘东北会战’一侯结束，‘徐蚌会战’就会立刻打响，非你去指挥不行了！”
“何部长所言极是，”顾祝同深知态势危厄，又明悉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思，遂忙接过话茬。他为了催促白崇禧走马上任，不惜说了对蒋介石有些不恭的话：“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对此，周司令是深有体会的。”
“是的，是的！”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绘声绘色地说道，“长春第六十军出事后，长春的飞机场已在共军炮击之下，不能降落了，他（指蒋介石）还叫我派飞机到长春去把郑洞国带回来。我说：‘飞机场已经不能降落。’他说：‘从飞机上放绳子下去把他拉上来。’我说：‘飞机飞得那么快（没有直升飞机），绳子带不了他上来；即使吊着他，飞机一拖也就把他拖死了。’他说：‘死的也好！’我听后啼笑皆非，摇头叹息地继续说：‘他（指郑洞国）知道是要被拖死的，他肯让捆绑吗？！”’
周至柔说得唾沫星子四溅，与会者都听得苦笑不已。只有非嫡系的白崇禧却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蒋介石是真心爱他的“天子门生”的，所以他们也愿为校长卖命。
白崇禧是一位精明自负、傲岸不逊的战将，他不晓得蒋介石兵败东北是大势所趋，而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这是蒋介石独裁擅权、昏馈无能的表现。换言之，东北会战如果交由他白崇禧指挥，战局一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因此，他认为今天众口一词请他声任华中最高军事指挥长官，并非是蒋介石的心愿，而是面对危局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为此，他严肃地指出：为确保“徐蚌会战”的胜利，同意以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同时，他还主动提议以第三兵团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最后，他又问：“徐州主阵地的位置在什么方向？工事的强度如何？飞机场能否守得住？”
国防部第三厅二处处长曹永湘欲要回答，何应钦示意停止．接着就又说道：“我看就不要纸上谈兵了！还是请健生兄坐飞机到徐州去看看吧。”
国防部兵棋室作战汇报就这样结束了。何应钦当即要通蒋介石的电话，告之白崇禧欣然应允统一指挥“徐蚌会战”，明天再详细研究具体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听后就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舒展了一下上肢，庆幸地自语：“谢天谢地！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再说白崇禧离开国防部兵棋室之后，兴致勃勃地驱车驶往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他一见满面堆笑的李宗仁，大步踉跄地迎上去，紧紧握住李的双手，激动不已地说：“天意！一切安排都是天意……”
“健生，”李宗仁听后一怔，遂收敛笑颜，有点不放心地问，“快告诉我，你所说的天意是什么意思？”
白崇禧顿时也换了一副面孔，不无蔑视地指出：“当年，我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案，蒋某人怕我们军权在握．于他不利，遂采用分兵的办法，人为地成立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而今，昏馈无能的蒋某人乱了方寸，又在何敬之的主谋上重提‘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案，一致同意把分为两个‘期总’的华中兵权交我统一指挥。”白崇禧说到此处看了看李宗仁的表情，感到有点不大对头，遂把说话的口气一改，有意地反问，“德公，你看这不是难违的天意吗？”
对此，李宗仁的确并无太大的兴趣，相反，他那张敦厚的脸庞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没有回答白崇禧的反问，又很不放心地间道：“你已经同意出任华中最高军事长官，并答应统一指挥‘徐蚌会战’了？”
白崇禧从李宗仁的间话中感到了什么，但他依然是有些得意地点了点头。
“咳！”李宗仁突然哨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道，“健生，你上了蒋某人的当了！”
“为什么？”
“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嘛！”
李宗仁打量了一下白崇禧那惊愕的表情，起身走到军事地图的前边，拿起长长的教鞭，一边指点地图一边说道：“当初，我们主张‘守江必守淮’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应将华中地区的国军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采取攻势防御。现在呢，徐州‘剿总’的几个主力兵团，按照蒋某人的指示，以徐州为中心，一字型布置在陇海线上，你若想变更部署，莫说这些‘天子门生’出身的兵团司令不服从调遣，就是授你极权，你也不可能赶在陈毅所部进攻之前，重新集结兵力了！”
白崇禧听后就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凉水，方才那兴奋的热情顿然逝去，因此，他习惯地整起眉头，陷入了沉思。
李宗仁知道自己的话语击中了白崇禧的要害，为了给白一个沉思的机会，他有意中止了自己的讲话。待到白崇禧微然点头之时，他又拿起教鞭，指着与陇海线平行交叉的津浦线和平汉线，说道：“据那边派在南京的地下人员四处散布说：解放军要把信奉基督的蒋介石，死死地钉在平行摆在中原的这两个十字架上。”
白崇禧听后，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遂又瞪大双眼再看那三条铁路平行交叉后的图形，微微地点了点头。再一想就要打响的“徐蚌会战”的前景，他自语道：“看来，蒋某人如此轻易地授我兵权，是有意让我代他受过啊！”
“岂止是代他受过哟，”李宗仁复又加重口气，“准确地说，是有意设的圈套让我们来钻。未来‘徐蚌会战’一旦失利，我们不仅失掉了和他较量的机会，而且他会借此利用一切舆论攻击我们，搞不好，还要利用追究责任之机加害我们。”
白崇禧折服于李宗仁的见解，再次感到自己在政治方面逊色于李宗仁。但是，他暗自庆幸的是．自己尚未走马上任．依然有金蝉脱壳的机会。他低沉地问道：“德公，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拒绝赴任，蒋某人给我们设的这个圈套让他自己钻；二，利用蒋某人败走麦城的机会，我们要有意识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白崇禧微微点了点头。但是，白崇禧认为单凭军事上的胜负，尚不足以把蒋介石轰下台；若想实现桂系以李代蒋的终极目的．只有美国人借机给蒋介石来个釜底抽薪，蒋才会被迫交权。所以，他又小声地问道：“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形势的？近来，司徒雷登大使又向你透露了哪些消息？”
李宗仁喜形于色地告诉白崇禧：在锦州、长春先后易手后，司徒雷登于10月23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了如下五条建议：
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党之共和政府并能有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三、是否赞同委员长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而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四、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军事结束，为求中国统一而与共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
五、美国对此种政府，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或其他的支持？
白崇禧边听边仔细品味司徒雷登的这五条意见，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五条明白无误地希望李宗仁上台，借以谋求休战，避免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最后毁灭。他会意地点了点头，又问道：“对司徒雷登的这五条建议，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做何答复？”
“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李宗仁说罢看了看整起眉头的白崇禧，忙又笑着说道，“这是外交辞令，否则就会被中外舆论界指责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的内政。”
白崇禧微微地点了点头，依然整眉凝思，很不放心地道：“那……司徒雷登大使的初衷……”
“不改！仍在利用他在华的历届学生进行和谈运动，以期逼蒋下台。”李宗仁充满自信地说罢，转身又取来一叠报纸交给白崇禧，“这是近几天的报纸，南京、上海各界知名之士、社会贤达都在呼吁停止内战，举行和谈。”
这一夜，白崇禧几乎是没有合眼，他反复推敲李宗仁说的每一句话的可信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乃至于桂系集团下一步举措的后果。翌日清晨，他刚刚起床，尚未洗漱，随他来南京的覃戈鸣处长送来了国防部第三厅的“战报”和徐州“剿总”的“战斗序列表”，并坦诚地分析了“徐蚌会战”的前景，劝白崇禧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
白崇禧听后完全同意属下的意见，他和属下历经深谈之后，遂又说道：“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
至此，白崇禧下定决心，拒绝出任“徐蚌会战”的最高指挥长官，按着李宗仁的既定方针：回武汉静观待变，逼蒋下台。
白崇禧突然决定拒绝统一指挥“徐蚌会战”的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而且也给了蒋介石一个始料未及的打击。这时，所谓的“东北会战”以国军彻底失败结束了．而就要爆发的所谓“徐蚌会战”又要战前易帅，这是何等不吉利的事情啊！蒋介石刚刚平息的情绪再次像火山般地爆发了，他叫来了有关的人员，近似发疯地怒吼：“白健生为什么突然变卦？你们一定要给我查出原因来！”
不久，设在李宗仁官邸四周的特务报告：昨天晚上，白崇禧夜访李宗仁，至深夜，白才离去。蒋介石闻报忽然醒悟：白崇禧和李宗仁交换意见后，始播然变计。也就在这一刹那之间，蒋又想到李宗仁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竞选畜生急统的往事，以及京、沪近来传出美国政府支持李宗仁主持和谈等事，遂勃然大怒，他几乎是本能地想到了暗杀李宗仁。他立即召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肃地命令：“立刻在傅厚岗周围布置专门人员，接到我的命令，立即动手干掉李德邻！”
毛人凤唯诺告退，遂选派保密局主管暗杀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承担此项任务，并亲自监督叶做了一些布置。不知何故，毛人凤又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再次要他立即赶往总统官邸。一见面，蒋介石铁青着睑间道：“听说执行暗杀李德邻任务的叶翔之，是个文人出身的处长，是吗？”
“是！”
“听说他只会动笔写报告，而不能亲自动手办案，是这样的吗？”“是，是……”
“不妥，不妥，”蒋介石整着眉头边说边摇头，“要选一位有过多年行动工作经验的老手，去完成这一任务，懂吗？”“懂，懂……”“沈醉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昆明任云南站站长。”“立刻把沈醉调来执行这一任务。”
“是！”
“沈醉到南京后，立刻把他引到我这来，我要当面和他谈话。”
“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所谓“东北会战”刚刚于11月2日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又不失时机地于11月6日发动了淮海战役―即国民党方面称之为的“徐蚌会战”。出蒋介石所料的是，何基津、张克侠于8日率第三绥靖区主力部队在曹庄、贾洼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徐蚌会战”的全盘计划。这时，解放军乘势南下，向曹八集方向前进，占领狙击阵地，截断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西撤的退路。蒋介石为了稳定军心，推卸所谓“东北会战”失败的责任，明令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撤职查办。
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督也未能保佑中国的弟子蒋介石，美国总统选举揭晓：蒋介石和宋美龄企盼的杜威州长败北，现任总统杜鲁门连任。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冲击波，险些把蒋氏夫妇击昏在地。其中，十分迷信的蒋介石仰首问天：“苍天啊！你太不公平了，你为什么要绝我蒋中正的生路啊！
相比之下，宋美龄显得更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镇定自若地说道：“相信基督吧，他会保佑我们的。时下的当务之急，是以你个人的名义给杜鲁门总统写封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重提中美友谊的重要意义。”
“杜鲁门总统还会相信我的话吗？”
“信不信由他，写不写由你。”宋美龄为了安慰就要瘫倒的蒋介石，以自信的口吻说道，“大令，为了和在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修好，我愿视机再度访美”。
“好！好……时下就靠夫人的外交手腕了。”
蒋介石一想到要给杜鲁门总统写信，便想到了自己的文胆陈布雷。他习惯地命令道：“请陈先生速来官邸。”
陈布雷早年从塾师读书，后就读于杭州浙江高等学校，开始关心政治。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戴季陶主编的《天铎报》做记者，后担任《商报》主笔。此后六年，他与潘公展等人合作，使这家上海商界喉舌的一般报纸，发展成以时事政治文章而著名的报纸。他文思敏捷，擅长写作，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由此．他成为江南著名的才子，并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后来，蒋介石要陈布雷随他去做官，陈布雷谦逊地说：“我的志愿，只想做蒋先生的私人秘书。”
“那我怎么敢当呢？”蒋介石客气地说。
“你是全国领袖，我做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先生怎么说不敢当呢？”
从此，陈布雷这位才子变成了蒋介石的文胆。遗憾的是，他一生未给后人留下著作等身的文集，却尽毕生精力成就了蒋介石。换言之，而今行世的（蒋中正文集）, 1949年以前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出于陈布雷之手。
这些年来，陈布雷为蒋介石不知写秃了多少支笔，同时，也耗尽了他自己的心血。他对蒋介石的行为并非是倾心赞同，可他太看重所谓“知遇之恩”。今天，他明明知道美国政府，尤其是连选连任的杜鲁门总统已决定抛弃蒋介石，但依然遵蒋介石之命给杜鲁门写了一封贺信。内称：“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蒋介石很是满意这封致杜鲁门的贺信，他阅罢未改一字，遂提笔签上蒋中正三字。他抬头再一看日历．接着又写上11月9日。
蒋介石刚刚签发完给杜鲁门的贺信，参谋总长顾祝同又打来了紧急电话：一是报告黄百韬兵团突围无望，焦急待援；再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有负众望，难以调遣三军打胜所谓的“徐蚌会战”。最后，顾祝同在电话中加重口气地说道：“总裁，军中不能一日无主啊！您看调谁去负责‘徐蚌会战’的实际指挥啊？”
到这时，蒋介石才真正地感到“干军易得，一将难觅”这句古话的分量；也只有在这时，蒋介石才为重用刘峙这样的庸才后悔莫及！但是，又去哪儿寻找“智勇双全，足堪大用”的良将呢？他一想到这件事，就更加憎恨白崇禧抗命不从，使得“徐蚌会战”一打响就陷入无主帅指挥的混乱局面！
“总裁，”电话中又传来了顾祝同的声音，或许是顾猜到了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像是在有意提醒地说，“您看再把光亭调回徐州‘剿总几负全责怎么样？”
蒋介石一听暗自说：“对！时下只有杜聿明可担此大任了。”瞬间，他想到前次就要赴美就医的杜聿明被他留下，为与白崇禧分权而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实际上代替刘峙行使指挥大权，杜奉命上任之后尚未部署就绪，又因锦州战局逆转，被他强行带往沈阳就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协助卫立煌收拾所谓“东北会战”的残局。而今，“徐蚌会战”又突然打响，还是这个多病之躯的杜聿明又要临危受命，担此大任……蒋介石不由地想起了“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良”这句古话，已经深陷的双眼又渐渐变得潮湿了！他刚要开口说“同意”二字，忙又改口间道：“墨三，光亭现在什么地方？”
“据北平来电说，他从葫芦岛完成国军撤退任务之后，于8日飞抵北平。”
“今夭是9日，对吧？……立即发报北平，要光亭立刻动身南下。”
杜聿明历经所谓“东北会战”的彻底覆灭，他昔日的战则必胜的为将之志已经不复存在。他接到要他南旋受命的电报之后，用他事后的话说：“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9日晚，杜拿明飞回了南京。他为了了解徐州的全面情况，立刻驱车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家中。他和顾交换了意见，并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通了电话，一言以蔽之，“徐蚌会战”败局已定。顾总长出于职务的原因，委婉地劝说杜聿明参加完明夭的会议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杜聿明答了句“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他的办事处。
杜聿明回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演乱丧师的局面。”杜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他唯一的希望是：“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由她出来打掩护，就说我腰腿疼得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遗憾的是妻子不能由上海赶来南京，他只好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
翌日上午．杜聿明参见了国防部长何应钦。何力劝杜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杜的一切作战主张。杜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他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但是他的真实想法是：“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对此，何马上应允，并把自己的包车送给了杜聿明。
是日下午3时，杜聿明拜见了张治中．就“和”与“战”问题交换了意见，得知主和派张治中与邵力子无法劝说蒋介石重开和谈。杜怀着沧然的心情，又赶到黄埔路官邸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报。
杜聿明参加完这乱糟糟的军事会报后的直感是：蒋介石改变了当初“徐蚌会战”的决策，怕杜因改变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杜到徐州去，等到杜应承去的时候，蒋就在会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杜的头上。杜当时的真实想法是：“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他真想当场指责郭汝瑰，但又怕“一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故只好坐着一言不发，独自生闷气。
“光亭还有什么意见？”蒋介石问道。
面对这样已定的败局，杜聿明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沉思片刻，答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
“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蒋介石忙说道。
杜聿明起身立正，向着蒋介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转身大步离去。
蒋介石从杜聿明的眼神中感到了一种意志：那就是“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同时，他还感到了一种抢凉的悲凄，当他目送杜聿明离去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又突然袭上他的心头。因此，他由痛恨白崇禧进而坚定了暗杀李宗仁的决心。他像是一位病入膏育的老人，恍恍惚惚地走回了自己的卧室。但是，当他拿起电话接通毛人凤的时候，两眼又射出了凶光，语气中充满了杀气：“沈醉到了没有？”
“报告总裁！他刚下飞机，现住在局里的拍待所。”
“你立刻带他来我这里接受任务。”
“是！”
沈醉奉命秘密监视李宗仁，待机而动；陈布雷、黄百韬为蒋家王朝殉葬；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赴美游说，乞求美援
毛人凤接完蒋介石的电话，立即驱车赶到保密局里的高级招待所，向沈醉交待了主持刺杀李宗仁的任务后，再三叮嘱：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旋即同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事后，沈醉记述如下：
我们默默地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见他的态度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悠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露，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扬我……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遂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人进行密商……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需要。
蒋介石刚刚送走毛人凤和沈醉，参谋总长顾祝同又慌忙走进，将杜聿明由徐州发来的急电双手呈上，诚惶诚恐地说道：“‘徐蚌会战’朝着不利于我方的态势迅速发展，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完全被共军合围，前景十分危险！”
“为什么？为什么？……”蒋介石碎然雷霆大发，把手中的电文用力摔在茶几上，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客室中快速地踱着步子，喋喋不休地口吐脏话。
顾祝同这样的蒋记“忠臣良将”，从某种意义说，是听着蒋介石的训斥、责骂而一步步高升的。他们虽然没有制胜强敌的韬略，也没有富国安邦的大计，但是，他们在如何应付蒋介石发脾气方面，却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智慧和本领。比如现在的顾祝同，他双腿并拢，成标准的立正姿式，肥大的脑袋微微下垂，完全做好了挨大骂、受大训的准备。可是他心里清楚：蒋介石这碎起的怒火持续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自动地熄灭，因为他仍需要详细了解徐蚌前线的态势，以及商定黄百韬第七兵团突围的对策。
蒋介石他终于驻步开口：“墨三，电文不看了，快向我报告徐蚌前线的具体战况吧！”
顾祝同闻声昂起头，十分沉重地指出：黄百韬兵团在抢渡运河的时候损失惨重，碾庄好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李弥的第十三兵团第三师之一部掩护黄百韬第七兵团后退到曹八集，被共军消灭；现在共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对于徐州压力极大。最后，顾祝同近似吸泣地低声说道：“总裁，昨晚黄百韬电话尚通，今日起电话失灵，仅有无线电可联络。一旦无线电出现故障，第七兵团的命运……”
“我一定要派兵解围！不能眼看着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被共军吃掉！”
“总裁的意思是……”
“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呢？”
“他们已经被刘邓所部牵制，无法东调。”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呢？不是已经下令东调了吗？”
“沿途河湖纵横，加之天气突然变冷，很不利于黄维的机械化兵团行进。”
“现在到达阜阳地区了吗？”
“没有，估计最快巧日才能赶到阜阳附近。所以，他们也无法解黄百韬第七兵团之围。”
“那……徐州地区真的无兵可调了吗？”
“是的！不过，河南省张轮主席的手中还有一个机动兵团可供调遣。可这个兵团是隶属华中‘剿总’司令部管辖的。”
“你立即以我的名义给白健生发电，命令张轮兵团立即东调，以解徐州之围。”
翌日，参谋总长分外沮丧地报告说：“总裁的命令已下达给张轮，可张轮却答说：‘河南乃四战之地，又有刘邓大军东扰西窜，不应为解徐州之围，而丢失中原腹地。”’最后，顾祝同有些神秘地说：“总裁，据我们派在张轮身边的人密报说：张轮觉得率部东去解徐州之围必败，故寻找借口，抗拒执行总裁的命令。”
“混帐！”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气得浑身抖瑟，拼力把右拳又击向前方。这时，他于愤怒之中忽然想到：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命令，连一个小小的省主席都敢违抗不遵，一缕苍凉之情打心底生起，真是感慨良多啊！他稍许镇静之后，又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啊！……”
“总裁，我们的人还密报说：张轮敢于抗拒军令，不服从总裁调遣，是因为白崇禧在背后给他撑腰、打气。”
“又是这个白健生在拆我的台！”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但是，当他一想到就要覆灭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又不得不把这种痛恨之情暂压心底。他想了许久，只好有气无力地说：“墨三，时下只有我们黄埔弟子不变心，你立即以我的名义给黄维下达指令：加速东移，以解黄百韬第七兵团之围。”
顾祝同离去不久，蒋介石就像散了架似地瘫坐在沙发上，他习惯地看了看日历，方知今天是11月12日，遂微微合上双眼，想趁此闭目养一会神，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
有顷，宋美龄手持一纸用英文打印的信函走进来，情绪低沉地说道：“大令，杜鲁门总统回信了。”
蒋介石闻声睁开双眼，一看宋美龄那沮丧的表情，再一品味宋美龄说话的口气，他虽说不识英文，可已经完全知道了杜鲁门总统复信的内容。他近似晦气地自语：“我早就料到这位杜鲁门总统，会拒绝我的请求的。”
“可来自美国朋友的消息说：杜鲁门总统此举的目的是迫你下野，并借此捧出李宗仁来和中共重开和谈。”
“又是这个李宗仁？”蒋介石再次怒从心起，他那两只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并射出两束凶光，恶狠狠地说道，“司徒雷登这个老儿，还有杜鲁门总统，我一定让你们的如意算盘破产！”
不久，蒋介石秘密召见了毛人凤和沈醉。亲自询问了暗杀李宗仁的准备情况。
沈醉原是军统系统的骨干成员，又是专门负责暗杀的老手。早年，像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政治要案，他都介入其中。就是蒋介石阴谋暗杀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也是交由沈醉等人经办的，只是因为政治时机未选准，才被迫取消的。关于暗杀李宗仁的准备情况，沈醉详记如下：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秦景川、王汉文只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 当时桂系军队大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组击。当时我们沽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沮击。据毛人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蒋介石听取完暗杀李宗仁的具体计划，夜已经很深了！他倒在**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今夜更为惊奇的是，每当他刚刚进入昏昏然的状态，就会被支离破碎的恶梦惊醒。这时，他的信仰忽然也乱了起来，他有时暗自祈祷基督逢凶化吉，有时又下意识地默拜南海观世音菩萨带给他吉祥如意。然而，今夜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神灵，都不能保佑他安然入睡。不知何时，他蓦地睁眼一看，窗慢上已经朝霞辉映。他匆忙穿好戎装，简单地吃了些早点，刚要准备去黄埔路官邸研究如何解黄百韬第七兵团之围，侍从走进报告：“陈布雷先生突然在家病逝了。”
蒋介石惊得不知所措，刚欲大吼“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他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组幻觉中的画面：清瘦多病的陈布雷蹈蹈走来；陈布雷苦笑着向他示意告别；陈布雷突然转身一步一回头地走去……蒋介石望着幻觉中依恋而去的陈布雷，几乎是本能地伸展双手，无限悲楚地喊道：“陈先生，陈先生！你不能在这种时候舍我而去啊！……”
蒋介石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他禁不住地落下了几滴悲戚的清泪。但是，他依然不解最忠于自己的文胆，为什么会突然病逝？他暗然思索良久，仍然找不到答案，哀伤地问道：“知道陈先生病逝的原因吗？”
“陈先生家没有说明，只转来了陈先生写给总统的一封遗书。”
蒋介石一听“遗书”二字，心里碎然一惊，不禁寒从心起。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只有所谓忠臣殉主，良将报国的最后一刻才会写下遗书的。所以，蒋介石到这时已经完全清楚了，陈布雷不是病逝，而是“自杀”。他揩去泪水，伸出变凉的双手，接过陈布雷留给他的遗书，未曾开启，又禁不住地悲从心来，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他没有再擦这无声的泪水，有些吃力地捧读这封写给他的遗书：
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暗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肴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音，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夭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兜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 回忆许身魔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蒋介石含泪读罢陈布雷留给他的这封遗书，遂交侍从收好存档。他转身走进卧室，把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告诉宋美龄之后，未顾得上看一眼夫人的表情，就亲自动手脱下戎装，换上长衫马褂，驱车直奔陈布雷公馆。他“沉着脸，面显悲戚”，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走上楼去，看着安详地躺在**的陈布雷的遗体，险些号陶大哭。蒋介石面对这个追随自己二十多年的部下，百感交集。他怪自己，那天自己的语言太冲撞了这个老夫子了。可是他又怪这个静静地躺在**的尸体，怎么选择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死去，这将会造成何等的影响呀！
也就是在蒋介石脱帽向陈布雷遗体致哀的片刻，他突然想起去年魏德迈发表辱骂蒋介石讲话的往事，那时，他清楚地记得陈布雷曾小心翼翼地晋言：“蒋先生，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魏德迈这个声明是代表美国最高当局的意思的。”
“那还用说。”
“蒋先生，”陈布雷说话时显得很激动，胸部剧烈起伏着颤抖着，声音很低但至为诚挚，“蒋先生，胜利以来，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布雷对先生早已陈言过。但是，这不是先生的责任啊！魏德迈居然把全部责任推到先生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暖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陈布雷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蒋介石也很感动，连连说：“布雷先生，你说下去，你说下去……”
“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需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蒋介石一惊：“你是说孔、宋……”
“不，不，”陈布雷挺了挺胸，“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即孔祥熙）先生最好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先生为难。”
蒋介石会意：“我知道你的意思，”又握住布雷枯瘦的胳膊，凄然说，“布雷先生，你对我是一片忠心……”
陈布雷说：“蒋先生，最近我寝食不安，精神衰弱，恐怕……”
蒋介石心头一酸，劝慰道：“你身体不好，休息几天，回头我叫人送你回家。”
蒋介石还是在这脱帽致哀的片刻中．想起了在不久前发行金圆券时的一件事情：那时，几乎所有党国要人都变着法地拒绝用黄金、外汇兑换新发行的金圆券，唯有陈布雷带头把金器及银元乃至于夫人的首饰都兑换了金圆券。因为他不仅信奉“涓滴为公”，而且还身体力行。可是，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他家的金器和银元乃至于夫人的首饰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回到家里听到夫人及子女发牢骚，他也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蒋介石想起这些，感慨万千，但他依然找不出这位通硕大儒自杀的直接原因。突然之间，他想起了是月11日，也就是两天前发生在中政会上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这次中政会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金圆券发行失败后的经济对策，以及由谁接任王云五的财政部部长。会前，不知是谁带来了一张（文汇报），上边刊登了一幅漫画：杀气腾腾的武松，抡起斗大的拳头往下打，而被他缚住的，却是一只会咪咪叫的猫。标题为：新武松。与会者看后只笑不语，等传到陈布雷手中，他一看便知：这是讽刺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由此，他近似吸泣着向蒋介石谏言：“总裁！党国正处在艰难危厄中，要告诫所有的党国要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是的，是的……”蒋介石一向尊重陈布雷的意见，况且今天是中政会呢！故礼贤下士地说道，“陈先生继续说下去，继续说下去。”
“金圆券发行失败了，东北会战业以我方失败告终，时下徐蚌会战又陷入逆境……”
“好了，好了……”蒋介石碎然变色，很不客气地打断了陈布雷的发言，并以训斥的口吻说道，“陈先生，今天的中政会不是总结会，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意见，请留待别的会上再谈吧！”
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余年，他虽然知道蒋介石有着极强的，且又是领袖所独有的虚荣心，可从未像现在这样不给面子，当众打断他的发言，他那种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孤傲和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就其性格而言，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再多说一句话，甚至还会借故离去了事。可是，他认为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只有抗争力谏，才算得上报国忠臣之举。因此，他权且把个人的那种羞辱感弃之一旁，继续说道：“总裁！我的意思是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平抑物价，需要大量的钱财；另外，支撑这样大的军事会战，也需要大量的钱财。可是，我们的国库早就入不敷出，怎么力、呢？只有请党国中最有钱的四大家族……”
“什么四大家族，五大家族的！”蒋介石再次打断陈布雷的发言，阴沉着脸，非常严厉地训斥，“你怎么和共党说一样的话？！”
“这……”
“这就不要再往下说了！”蒋介石借此大批特批了一顿有关四大家族之说以后，又见陈布雷欲要当众申辩，他盛怒之下，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你呀，是不是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与我唱对台戏，真是书生误事，误事了，你去休息吧！”
陈布雷从没受到过蒋介石这样的待遇，他面对参加中政会的党国要人，真是被羞辱得无地自容，面色红一阵，白一阵，喋喋不休地说着：“我这就去休息，我这就去休息……”他摇晃着清瘦的身体呆呆地退出了会场。
蒋介石的思路，终于从往事中渐渐回到了现实。他缓缓地抬起头，但他那已经模糊的视线依然盯在那张熟悉的面孔上，一种愧对陈布雷的情感打心头生起，不知该如何―尽管他从未想过向陈的亲属表达这种难言的愧疚之情。临行前，他操着总统的口吻吩咐道：“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和政务局长陈方来帮助你们。”
蒋介石下楼去了。过了不长的时间，宋美龄又在陶希圣的陪同下走上楼来，向陈布雷的遗体告别。说来也巧，戴季陶提前赶到一步，扑在陈布雷的灵**大声号陶：“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搞得宋美龄哭笑不得，非常狼狈。
不久，戴季陶说的话兑现了：就在陈布雷自杀后不到三个月，他终因对蒋介石政权绝望，于1949年2月11日夜在广州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宋美龄向陈布雷遗体告别后，又对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轻声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陶希圣说：“陈夫人，总统的意思，对陈故中委拟举行国葬……”
王允默倒是颇能体会到陈布雷之遗愿的，她缓缓地说道：“先生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惟思先夫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淡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美龄的上海官话讲得很动听，“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的宁波官话也讲得很流利，“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淡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为解释辞谢。”
宋美龄告别陈公馆，回去给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在房内踱了几圈，他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尤其联想到官商勾结，大发所谓国难财的不法行径，他越发地敬重陈布雷的人品。他禁不住提起了发抖的右手，写下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蒋介石在其弟子黄百韬突围失败的枪炮声中，为自己的文胆陈布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陈布雷是属于民国初年勃发而立的最富文才的大才子。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承继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最尊奉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纵观他的一生，确实是为蒋家王朝殉葬了。
但是，与陈布雷殉葬的同时，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却逐渐地觉醒了，他们看到了蒋家王朝的日薄西山，也看见了一个新中国即将升起的万道霞光。宁沪和平津的各界人士争上街头，高声喊着“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口号，要求蒋介石改弦易辙，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更有激烈者，公开散发传单，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上台主持和谈。蒋介石看了这五颜六色的传单．气得本能地就要下达命令：“把这些不法之徒给我抓起来！”可转念之间，又觉得今非昔比了，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这些传单投入纸篓，无力地自语：“闹吧！让他们闹吧……”
蒋介石尚未从陈布雷自杀的悲哀中醒来，杜聿明又从徐蚌前线发来急电：黄百韬第七兵团全部被共军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于11月22日开枪自JIj殉国。蒋介石见电大惊，近似哭泣地自语：“百韬！我的好学生……”
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兵团司令黄百韬自壮殉主，极大地震动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前线的国民党官兵。同时，也在南京引发了一场地震，行政院院长翁文10-于11月26日正式提出辞呈。这对举措失当的蒋介石而言，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正当他暗自思忖由谁出面组阁，和他同心同德地共度难关之际，侍从又走进报告：国防部长何应钦求见。这些天来，蒋介石或许是不幸的消息听得太多的缘故，他闻报一怔，几乎是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何敬之又来做什么呢？……”
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部长之后，蒋介石唯恐他和美国军事顾间团团长巴大维搞在一起，弄成兵权旁落的局面，因此，他不授予何应钦任何一点军事实权。何应钦的处境和副总统李宗仁所不同的是，蒋介石还请何氏出席或列席有关的军事会议。济南失守，所谓“东北会战”，即辽沈战役开始以后。蒋介石被迫移驾北上，忽而在沈阳，忽而在北平。他在无暇南顾的前提下，只好把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何应钦放在南京，准备应付即将爆发的“涂蚌会战”。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何应钦才过了过发号施令的瘾。好景不长，所谓“东北会战”尚未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就提前飞回南京，再一次把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闲置一边，亲自调兵遣将，指挥业已爆发的“徐蚌会战”。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丢掉了黄百韬兵团十多万人马，整个“徐蚌会战”再以彻底失败而结束．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何应钦面对蒋家王朝“大厦倾”、“灯将尽”的危局，与其无事可做地陪着蒋介石挨国人的骂，还不如解职去宁静观其变。所以，他几经思索，毅然写下一份辞呈，并请蒋总统恩准。
蒋介石虽然因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重用这位老搭档何应钦，可是他深知这位黄埔总教官在以黄埔系为主力的嫡系国军中依然是有影响的，这也就是蒋氏任命何应钦出任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的原因。时下，何应钦借着翁文濒内阁的垮台突然离去了，必然要影响连连溃败的军心，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和动摇“徐蚌会战”前线指挥官的斗志。因此，蒋介石接过辞呈连看一眼都没有，边退辞呈边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时下，唯有敬之你和我同舟共济了。”
“总统，”何应钦谢绝收回辞呈，“我是翁文撅内阁的国防部长，翁内阁现已辞职，我理所当然地也要辞职。”
“不一定嘛，不一定嘛，”蒋介石因事发突然，没有准备，有点语无伦次，“行政院长翁文颧可以辞职，而你这位国防部长一定要留住。不然的话，我就请你当年在黄埔教过的学生来劝留。”
“谢谢总统对我的信任，”何应钦似有准备，取出一张病历单双手呈上，语调低沉且又坚决，“请总统过目，这是国军名医张先林中将为我开的诊治书，说我的痔疮‘滴疾颇深’，再不动手术就很危险了。”
蒋介石接过病历未看一眼，就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国人公认的‘文胆’陈布雷从一而终了，自称为国军‘武胆’的何应钦竟然也要抽身自保，这又澎直就是蒋氏王朝树倒瑚娜散的先兆吗？”他再次怅然地叹了口气，在何应钦的辞呈上签了“同意”二字。
蒋介石面对‘“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日，心情无比沉重，但是，夫人宋美龄对前途并未丧失信心，依然用自己的力量协助蒋介石苦撑蒋家王朝。为了乞求美国政府从速援助南京国民党政府，她又像当年在重庆那样利用电台，操着娴熟的英语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我可以向美国友人保证，我们决心继续从事剿共的正义之战。总统和我只要一息尚存，必将坚决作战以解除万恶共党的威胁。”
但是，宋美龄已经不是抗战中期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了！她那楚楚动人的大国夫人的华贵风度，哀而动听的讲演，再也打动不了美国人民和大小政客了。就在翁文濒内阁总辞职后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在南京公开演说，并电告美国政府：“找们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支持一个不但已失去民心，而且已承认军事形势恶化的领导人，或是其他”，“鉴于当前的形势，无论是美国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建议和进行物质援助，还是由美国人从中斡旋以建立一个共产党支配的联合政府，对挽回目前形势都已为时过晚。”
司徒雷登的演说和报告，等于代表美国政府公然宣告：蒋家王朝不可救药，只有另谋新途―那就是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中国才会建立起一个既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又能和中共抗衡的新的国民政府。因此，内战大败的蒋介石完全一处在内外夹击之中了！
这时的宋美龄虽然内心焦急如焚，但从表面情绪上看还似胸有成竹，依然有着那种处变不惊的政治家风度。她认为自己无力挽回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局面，但仍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有着迷人的外交才华，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还能改变美国政府对蒋氏政权的消极印象，大量的美援．大批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立刻会源源不断地自大洋彼岸运来。在一个风雪如晦的寒夜里，她操着既有慰藉，又有着夫妻间那种甘苦共尝的口吻说道：“大令，看来非我亲自赴美游说，否则不足以改变美国政府对华的错误政策。”
蒋介石知道宋美龄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但与那位专和蒋氏政权过不去的杜鲁门总统却没有私谊和友情。在总统决定一切的美国，国务卿只是总统负责执行对外政策的办事机构的部门长官，没有决定和改变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权力。因此，他不无担心地说：“彻底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首要的是改变杜鲁门总统对国民政府不公正的偏见。夫人此次美国之行，文章恐怕主要做在国务卿马歇尔的身上，目的还是要通过马歇尔打在杜鲁门的心上。”
“你的用意我是清楚的。但是，”宋美龄有意停顿片刻，扫了一眼为之一怔的蒋介石，又说道，“为了尽快改变美国政府对华的错误方略，我到达美国之后，还是要拜会这位杜鲁门总统的。”
蒋介石凭着他多年的外事经验，知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决不会朝令夕改，更不会由于一个人的游说就会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不过，也许是出于有病乱投医的心理驱使，他沉吟良顷，整眉说道：“那就再辛苦一趟了！这赴美出访的一切手续……”
“我决不麻烦这位只相信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大使！”宋美龄碎然变色，连她那一双极富感染力的眸子也立时射出了愤怒的光束。她镇定了一下情绪，十分自信地说：“我亲自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挂电话，正式提出以蒋总统私人特使的身份赴美访问。”
对此，蒋介石也是同意的。因为宋美龄作为自己的私人特使访美，从对等的外交礼仪上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必须出面接待宋美龄，并与之会谈有关的国事。所以他忙说道：“好，好！你懂英语，现在就和马歇尔国务卿通话，商洽你访美的有关事宜。”
然而出蒋氏夫妇所料的是，马歇乐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欢迎宋美龄以私人的身份前来美国访问。这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已接到总统杜鲁门的授权：不欢迎蒋介石总统的私人代表访美。这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实在是刺伤了宋美龄的自尊心。就她的性格而言，她极想愤而挂上电话，永远不见马歇尔和杜鲁门。但是，现在的宋美龄已经不是宋氏家族娇宠的小姐，她不得不把愤愚压在心底，以和缓的口气回答道：“谢谢马歇尔阁下，我就以私人的身份出访贵国。”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昔日傲岸不逊的宋家三小姐，今日雍容华贵的总统夫人宋美龄到这时，只有在这时才会真正体会到这句普通俗话的真实含义！无可奈何，她还得筹备私人礼品，包括送给正在病中的马歇尔上等的长白山野参，她决定12月1日乘专机出访美国。
与此同时，“徐蚌会战”的前线随着黄百韬兵团被歼，东下驰援的黄维兵团又被装进了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一带早已布置好的口袋中。待到兵团司令黄维发现所部十二万人马被压缩在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包围圈中以后，遂产生了极大的展动和恐惧。因为他清楚解放军的一发炮弹落下来，就能炸死一大片人马。更为严重的是，被围困的十二万人马挤在如此狭小的地区，粮弹俱缺，大量伤员只能收容于地下壕坑；兼之日夜战斗，伤亡枕藉，每当空投补给时，一部分补给品落于解放军驻地，其降落于国民党军空投补给场附近地区者，各军自行抢收，甚至因抢收而互相开枪威胁。为此，黄维迭向蒋介石发出乞求增援、解围急电。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五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严重而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以及宋希濂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因而作罢。怎么办？只有调白崇禧的嫡系部队张淦兵团火速东下，以解黄维兵团之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