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段绝妙的答话，也可以作各种解释。但是，傅作义听后却认为李宗仁是在告诫他：“不要为蒋介石殉葬！”所以，傅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又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李宗仁北来的任务结束了，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悲哀的：江北半壁河山迟早要改换颜色。看着蒋介石的失败，他本来应当是高兴的；可他打心里又不情愿把江北拱手让给共产党，因而内心又是痛苦的。他真想就此抢班夺权，做一块补天的石子。因而他这时的矛盾情感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当他乘机南返，傅作义送至机场，二人就只有“彼此执手脚橱，歇戴而别”了。
李宗仁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南京，遂获悉蒋介石不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矛盾再起，而且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也与蒋介石闹翻了。他知道美蒋之间的矛盾越大，他这位赋闲在家的副总统，就越有可能早一天取蒋而登上总统的宝座。因此，他回南京时的愁云顿逝，又暗自庆幸地审读起有关的材料来了。
提起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团，真可谓是由来已久了。最初，由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主持其事，后来史迪威和蒋介石发生姐龄，由魏德迈接替。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魏德迈又提出“中美国防一元化”的建议，遂于1946年夏建国防部，由白崇禧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也就在这时对口设置顾问团，第一任团长为件克斯中将，继任一者为巴大维中将。由一于提出“美军顾间团高于一切丫的口号，故对口的军事建制中美军顾问成了太七皇。
蒋介石反对一切妨碍他行使独裁权力的机构和人，自然也包括外国和其有关的机构和。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赶走了苏联顾间鲍罗廷；抗日战争时期．他又逼得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调回史迪威将军。就在蒋氏就任总统不久，司徒雷登开诚布公地说：“何应钦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很好，他是天才的军指挥家，只要你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不利的战局是可以扭转的”
“司徒大使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我一定参照执行。”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
但是．蒋介石完全清楚司徒雷登的用意，是坚决抛开对蒋尽忠―在美国人看来是最无能的庸才顾祝同参谋总长，把国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与巴大维中将。这就直接违背厂蒋介石用将的标准：宁用庸才，不用天才，惟庸才方能无条件地忠诚于他；二．决不把军队的指挥实权授于和自己有芥蒂或音曾经有过异心的将军。按照这两条标准衡量，何应钦不仅参与了李宗仁、白崇禧第一次逼蒋下野的活动，而且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不顾蒋的死活，力主轰炸西安和军事解决。像这徉的将军，蒋介石是决不会授给实权的！顾祝同昏庸无能，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但他几十年来有一长处，惟“校长”之命是从，也未曾有过任何异动。蒋自然要把军权交于顾祝同。这就引起了美军顾问团长―高傲的巴大维中将的不满，并以顾问团长的身份要求蒋介石改变指挥授权。蒋介石我行我素，不予理睬：为此，巴大维中将向司徒雷登告状，气得这位年迈的大使于6月1 4日给美国政府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蒋曾保证同意我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而亲自指挥作战。
不久，东北战局迅速逆转，巴大维中将重提当年马歇尔向蒋介石的建议：“放弃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全部调入关内，以解决长城以南的共军，再缓图收复东北。”蒋介石以动摇军心、铸成大败为名，坚决拒绝了巴大维将军的建议。二人当面大吵大闹，无法收场，蒋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巴大维将军当即驱车赶到驻华使馆，向司徒雷登状告蒋介石。这位大使自知无力说服蒋介石，又于8月22日向美国政府发了这则电文：
巴大维将军一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对蒋介石从未有过一点好感。这是因为这位昔日的传教士、在华的教育家，实在是太崇信美国式的民主了！因此，和坚持独裁的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歧见殊深，而且在所谓文化品格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另外，这位出生在中国，并自称半个中国人的美国人，对中国老百姓贫穷的程度，了如指掌；同时，他自然也清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富有的实情和内幕，也知道国民党已经远离了中山先生的思想，被中国老百姓骂作“刮民党”……他作为驻华大使，不能不考虑美国需要支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政府。就在蒋介石出任总统不久，司徒雷登怀着强烈的愤懑之情，于5月26日给美国政府发了电文：
现政府已无力沮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性局面。
争吵不休的竞选闹剧结束不久。司徒雷登曾幻想新上任的蒋总统能有所作为，给陷入被动的国民党战场以新的景象。结果，司徒雷登的幻想很快破灭了，令他无限悲哀的是，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军败于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手下。仅就国共军队在豫东一地的较量，就让人大感失望了！中共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总兵力不过二十万，却在开封、唯祀两地打败了有二十五万兵力的国军，单被歼灭的国军人数就不下九万余人。对此，司徒雷登不得不暗自盘算：像蒋介石、顾祝同这样的最高军事长官，能把这支不堪解放军一击的国民党军队改观吗？结论自然是否定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还有必要用美援维持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吗？还有必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国民党的军队吗？结论同样是否定的。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向美国政府建议：抛掉蒋介石！
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坚定的反共派，决不甘心把他热恋的神州大地让给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他惟有秉承美国政府的旨意，充任美国政府决策对华政策的参谋，首要的任务是：在中国物色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领袖人物。‘他几经比较，依然是钟情于李宗仁。同时，他还认为驻节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是位军事天才，并自作聪明地认为，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国军，一定会转危为安。这就是司徒雷登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方案。他为了提前做好应变的措施，分别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向。
在这期间，司徒雷登亲自和李宗仁进行多次晤谈，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史料。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他们晤谈的内容，那就是美国政府坚决中途换马，主要候选人是李宗仁，希望新当选的李副总统因势利导，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早日去掉那个“副”字。
同时，司徒雷登委派驻华使馆中的一名武官西去武汉，向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白崇禧交底。他们这次交谈虽属机密，但当事人刘仲容还是记下了主要内容：
大约在1948年7,8月间，有一天，我在上海接到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报，要我去见他。我到达汉口时，他已去河南信阳。他同我通了电话，说是美国武官（名字我已记不起）要到武汉找他，来时要我立即陪同去信阳晤谈。过了一两天，这位美国武官从南京到了武汉，我陪他到信阳见到白崇禧。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白崇禧回到武汉后，同我谈了时局问题。他谈到，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局势，他们看到蒋介石集团政治腐败，军事上屡打败仗，对蒋介石表示失望。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有被共产党全部消灭的可能，如果让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对自由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灾难。现在美国愿意同李宗仁合作，并希望白崇禧能发挥军事才能，扭转目前的局势。白崇禧谈话时，流露出一副得意神色，他要我去广西同黄旭初等广西头头们谈一谈局势，要他们对几万民团加紧训练，再补充二十个团，要保证兵源。白又交待我再去广州，找他的小舅子（当时在广州正和银行当经理）为他筹款。我问他：“武器怎么办？白说：“这个，有办法。”他究意有什么办法，并没有向找透露。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后，白崇嘻对蒋介石指挥的这场内战。完全失去了信心，并认为失败已成定局。他比较国共两党的实力，瞻念桂系未来的前途，遂逐渐萌发了一种新的念头：如果能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从外面逼迫蒋介石早日下台，那么李宗仁即可顺势早日取蒋而代之，由李宗仁出面再度与中共重开和淡，即可促成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如果美国人肯投放更大的资本．重新武装大伤元气的国军，利用所谓就要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机，凭着他白崇禧的指挥才能，由桂系统一中国是有其可能性的。曾经被蒋介石骂作“再嫁的寡妇”的白崇禧，于是再次动了所谓“失节”的念头。如何把这一“失节”的念头化作行为呢？他想到了负责和中共联系的刘仲容。为此，他用隐语电告时在广州的刘仲容，要刘去香港买几支上等猎枪和打猎用的探照灯，以及其他的日用品。
刘仲容感到有点奇怪：“这点小事，竟派我专门跑香港一趟？”但是，当刘仲容联想到这次广西之行的任务，白氏的大发牢骚，以及白这个人一贯喜欢搞“狡兔三窟”的手段，觉得这个电报大有文章，很快悟到是要他去香港向中共有关人士摸底。他遵命而为。应当说及的是，虽说桂系诸领袖人物和中共要人都曾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交往，但在逼蒋下野的前夕，白崇禧却是第一位萌动和中共接头，并付诸行动的领袖人物。
白崇禧给刘仲容发电不久，突然收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立即赶赴南京出席军事会议。他当时连看了三遍，有点神经过敏地自问：“这次军事会议是对付共军的，还是又为了打击我们的？”
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次军事会议主要是对付中共的。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步调，挽回败局，打几个胜仗，给人心浮动的南京国民政府吃几颗定心丸。自然，蒋氏为了统一国军的所谓步调，必然要调整指挥机构，当然，也要采取措施，对付像白崇禧这徉的非蒋记嫡系将领。因此，李宗仁对白崇嘻说：“蒋记特务的触角伸到了党、政、军各层机构中，像美国驻华武官飞赴武汉和你密谈的事情，他们能不觉察？蒋某人对我们能不设防？因此，这次军事会议无论发生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你都要沉住气。”
这次军事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出白崇禧所料的是，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诚如与会者宋希濂所记述的那样：“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当蒋介石说到高级军官带头，国军大小军官经商，腐蚀了军队战斗力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老实话：“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党’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把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接着蒋介石对与会者发出了如下这段郑重警告：“现在‘共党’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旧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军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次军事会议前后开了七天，与会者要么推诱失败的责任，要么大谈所部的困难。其中，坐了数年冷板凳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有意公布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门，还一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等等。这使得本来就沉闷的军事会议越发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
这次被宋希濂称之为“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毫无成果地结束了。白崇禧怀着枪然与看笑话的矛盾心情，来到了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一见面．他就幸灾乐祸地说道：“德公！蒋某人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地步了！七天的军事会议，没有谈一点正事，不是相互攻评，就是上下扯皮，大有气数已尽的样子。”
“他难道没有在会上宣布人事变动？”李宗仁疑虑重重地问道。
“没有！没有……”白崇禧以为李宗仁多心，遂越说越来情绪，“你可不晓得会上的情况，如果他胆敢在会上宣布有关的军事机构改组，当时就会炸了锅！”
李宗仁不但没有一点喜庆颜色，反而越发地沉重起来，继续问道：“真是一点风声都没透出来？”
白崇禧微微地摇了摇头。依据经验，他猜到李宗仁可能听到了什么消息，因而他一扫方才那幸灾乐祸的表情，再次打量了一下李宗仁那满面的疑云，小声地问道：“德公，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吧？”
李宗仁沉重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分外肃穆地说道：“我从内部听到了绝对可靠的消息：蒋介石要进行军事将领的调动。其中，宋希濂调任你的属下，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的司令。”
“啊？！……”
白崇禧实感突然，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召开这次军事会议的目的未曾实现，应该说是完全失败了！他从与会者的发言中感到了军心不稳，而高级将领对时局的看法又相当悲观。其中，何应钦不忘前嫌，白崇禧幸灾乐祸，尤其使他愤感！何应钦是出了名的亲日派，今天摇身一变，又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打得火热，成了很好的朋友；白崇禧素有反骨，近又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秘密往来。这全在蒋介石的监视之中。怎么办？何应钦是新任命的国防部长，随意撤换不得人心，且又影响和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因此，蒋介石决定维持局面，把一切军事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由惟命是从的参谋总长顾祝同“遵旨”照办；白崇禧是魏延式的大将，他远在华中，待机而动，妄图以军事实力拥李宗仁上台。蒋反复思虑，认为仅在湖南增设程潜一员湘籍老将，不足以籍制白崇禧的异动，必须像当年的孔明那样，在有反骨的魏延身旁伏设一将，并留下“魏延反，马岱斩”的锦囊妙计，方保未来华中平安无事。谁是当今的马岱呢？蒋终于从“天子门生”中选了一名称职的将军，他就是宋希濂。
宋希濂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他参加过两次淞沪抗战，以及南京保卫战和收复兰封的战役，屡建战功；之后，他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和滇西、缅北作战三年有余，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被调任张治中将军西北行辕参谋长等职。这些年来，宋希濂向以忠诚“校长”著称，又因是湖南人氏，很容易和湘籍元老结为反白（崇禧）同盟。因此，蒋介石决定任命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驻节鄂西北地区。为了不引起白崇禧的疑心，他给宋希濂下达的任务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
蒋介石虽说在湖南有程潜梗阻桂、鄂两地的联系．在鄂西预伏宋希濂从旁制约华中“剿总”的行动，可他依然对白崇禧放心不下。尤其当他想到军事形势果真发展到“守江必守淮”的这一步，又感到在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之间的接合部，缺少一个既可西出箱制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又可东进支援刘峙的徐州“剿总”的机动兵团。这时，他想到了黄埔一期的爱将黄维，并亲自给黄维下达了指示：“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兵犯武汉。”
黄维自然心领神会校长的战略用心，遂受命出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
至此，蒋介石完成了对华中“剿总”的改组，自视白崇禧纵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难逃出他这位如来佛的手掌。
接着，蒋介石又把战略视角投向其他战场，他对军事实力综合比较，对西北、华北、东北的战局完全失去了求胜的信心，但他就像是一位将输未输的赌徒，仍希翼能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妙计。他挖空了心思，完全到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战略重心又逐渐移到“守江必守淮”的防御体系上来。他出于和李宗仁、白崇禧的个人恩怨，以及未来蒋桂之间在政治上的较量，还是不愿把华中一线的八十万国军交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恰在这时，济南告急，他当然无兵救援，泉城已必失无疑，由此他又想到了南京的北大门―徐州必将成为解放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他清楚徐州“剿总”司令长官刘峙这员“福将”庸碌无能，决不是镇守兵家必争之地徐州的良将。战前易帅，实非良策。他转念一想，刘峙资深位高，似有留着和白崇禧起平衡功能的作用。他历经数个日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时下战火未起，徐州“剿总”格局不变；一旦战事发展到非常阶段，刘峙主持的徐州“剿总”总部南移蚌埠，徐州再增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机构，代行“剿总”总部的指挥权。时下派谁驻节徐州，协调并完成这一军事机构的过渡呢？他想到了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他先后参加长城抗战、淞沪抗战，机智勇敢，重创日军；后又率远征军入缅作战，出生入死，虽败犹荣。抗战胜利后，他领受蒋介石的密旨，以碎不及防的手段发动昆明兵变，挟持云南王龙云赴重庆就任新职，受到蒋介石的称道。不久，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参加内战，因病卸职在沪，准备赴美就医。就在他准备起程的前夕，因发表对战局的看法，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遂命杜暂停赴美就医，并告之：“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杜聿明向以代蒋受过、听话受到蒋的青睐，这次也只好违愿受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之职。
据宋希濂的记述，蒋介石于军事会议结束的第三天找杜聿明、黄维、宋希濂三人谈话，当面向他们三人下达了新的命令。
李宗仁和白崇禧一眼就识破了蒋介石这一军事机构改组的目的，主要是对付桂系的。所以，这又必然加剧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在完成军事人员的调整后不久，又叫来了公子蒋经国。在这所谓国将不国的前夜，蒋介石敢于相对直言，说说知心话的人也就只有蒋经国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才又想到了一句话：“打架尚须亲兄弟，征战要靠父子兵。”他一见蒋经国的面，遂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小声地问道：“经儿，你对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什么意见吗？”
说到全国的经济，蒋经国是满腹怨气的！他认为全国经济战线上的失败，远远胜于军事方面的失利。时下，造成民怨沸腾、人心浮动的政局，现象上看是军事受挫，实质上是经济全面崩溃所致。他经常私下发牢骚：时下法币流通量已达到六百四十万亿元，为抗战前的四十五万倍，百姓能安心吗？但他心里清楚，改换钞票是不解决问题的。加之，这些年来从未授权他过问经济，因此，他虽心存不满，也只有冷眼旁观。今天，他的父亲突然和他谈经济问题，他本能地猜到：国民政府为治理经济问题，会有大的举措出台。为了测试其父的态度，他沉吟片时，首次以不恭的口吻问道：“父亲，您果真有决心整伤这混乱不堪的金融吗？那……孩自愿披肝沥胆地陈述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虽然感到JL子的话不顺耳，有失父道尊严；但一是想到目前能说知心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再是想到蒋经国已长大成人，在政治上早已变成他的钦差大臣．熟练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内政、外交，故又有意压下火气，平和地说道：“我有决心又有什么用？在这国难维艰之时，谁又能真正地按着我的决心去办？经儿，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全都说出来吧！”
蒋经国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一种悲凉之气打心底升起，顿感自己方才问话的口气，实在是不了解父亲此时此刻真实的情感。是阿！事到如今，还有几个少、不阳奉阴违，真心实意地按着所谓总裁、总统的意志去办事呢？全都是一些欺上瞒下的政客！当他再一看父亲那孤独而枪然的表情，内心又禁不住地涌动着子怜父那特有的情潮。他理智地镇定了一下情绪，沉痛地说道：“经济失控，金融混乱通货膨胀已达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再不下定决心整伤经济问题，共军不发一枪一炮，我们就自己把自己彻底打垮了！”
蒋介石听后许久没有说一句活，这是因为在他身上存在着先天性的缺憾：虽是玩政治的行家，却不是搞经济的里手。他碎然大声叹了一口气．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们的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呢？”
“说来也简单，我们的军政幕僚，尤其是那些肩负党国重任的高级幕僚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天天想的，时时做的，都是为了发国难财！”蒋经国在分析了欧美诸国的经济结构、金融制度之后，又异常愤慨地说，“欧美诸国的政府官员是不得经商的，就是总统，也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私有财产。可我们这些高声喊着‘天下为公’的党政官员呢，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亲戚、朋友通报消息，制造方便条件，抢汇、套汇，偷税、漏税，真可谓是胆大妄为，无所不干！”
“是啊！是啊……军政官员利用职权经商，真是贻患无穷，贻患无穷啊！……”蒋介石似有所感悟地自语。
“更为严重的是，国军上下也在经商做买卖，有的甚至还动用军用飞机、战舰搞武装走私，中饱私囊，像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蒋经国突然收住话语，看了看父亲叹而摇首的样子，鼓足更大的勇气，严厉地质问道，“父亲，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位开明的皇帝，外国有哪位富国利民的总统，是允许他所统率的军队经商做买卖的！”
“没有！没有……”
“可我们的现实情况呢，是官商结合，军商化一，这样下去，党岂能不亡，又岂能不灭啊！”
对这样的话，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认同的。蒋家王朝就像是一艘不堪重负、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破船，任凭蒋介石这位舵手使出全身的解数，已经没有办法使这艘破船不被大海吞没了！但是，蒋介石对此并不甘心，他还想寻到一个救生圈，载着他漂到另外一块生地重起炉灶．再造所谓的大业！时下，他已经抓到手的救生圈，就是准备发行金圆券，以代替连废纸都不如的法币。他转身取来一纸公文，说道：“经儿，这是我签署的实行金圆券的命令，准备于8月24日正式执行。你看看，谈谈想法。”
蒋经国双手接过这纸命令。当着父亲的面，恭恭敬敬地拜读了一遍。
看完命令，蒋经国沉吟良顷，有些凄楚地说道：“父亲，坦诚地说，不实行极端的行政措施，就是实行了金圆券，也是不能改变金融混乱局面的。“这就说到点了！”久久未语的蒋介石变得严肃起未，为了确保金圆券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我准备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他有权代表我处咒一切违法事件：”
蒋经国一听父亲的口气，知道已经有了一整套确保金圆券实行的办法，故只微微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些什么话，“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形形色色的不法之徒扰乱金融，借以发财之地”蒋介石有意停顿片刻，打量了一下蒋经国用心听讲的表情，又加重了口气，“因此，为了一表我的决心．特任命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上海市经济管制督导员，经几辅之……”
至此，蒋经国方才明白父亲和他谈经济问题的真实目的、、他一听父亲的口气，顿时来了情绪。但是，当他一想到未来所面对的各种对手，又迫不及待地问道：“父亲授予多大的实权？”
“不管他的官位有多高，靠山有多大．只要违犯或抗拒上述命令，一律绳之以法。”
蒋经国双手接过父亲授的这把尚方宝剑，即日飞赴上海，以太子之身坐镇这座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打虎运动”。
但是。蒋介石亲自掌舵的这艘破船毕竟是木朽帮裂，抗不住时代的风雨、人民的怒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豫东大捷之后，稍事休整，遂发动了济南战役，历时八天的激战，于9月24日解放济南，全歼十多万守备的国军，生擒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王耀武。接着，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统一领导下，抓住当前经济、政治、军事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毅然发动了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战略决战。第一战场选在东北，第一仗又选在截断华北、东北的通道咽喉―锦州。
如前文所述，济南失守，等于把华北、华东两个战略区分开，使南京北边的门户―徐州置于解放军的攻击之下。近来，金陵上层风传蒋介石用将不当，其中对刘峙的任命更是议论纷纷：“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南京人心慌慌，其中那些所谓达官要人口头上喊着与“共军”决一死战，实际上在公开地把家眷和财产转移到香港，给自己安排后路。在风雨飘**的政局下，金融市场愈加混乱不堪，刚刚开始的金圆券发行、汇兑，很快就显露出失败的征象。
蒋介石面对这混乱不堪，并将越来越混乱不堪的局面，已失去了方寸。用时人的话说：“他已经到了调兵无兵，遣将无将，用钱无钱的困境。”他经常独自一人伫立在军事地图前边发呆，暗自思索战局的发展趋向。当他的目光落到失陷的济南时，很自然地想到国共下一个争夺的战略重地徐州；他一想到徐州，就又联想到刘峙这员“福将”不堪重用，同时，他又认为自己调去最得意的门生杜隶明负其实责，乃高明之策，可保江北门户徐州无虞。但是，当他的目光移到锦州，神经禁不住地又紧张起来，他知道锦州一旦失守，东北全境很快就会落于解放军之手，平、津、唐一线也会陷入解放军的重围，成为中共的囊中之物。怎么办？他既没有转危为安的良策，只好学着古代君王的样子，带着高参谋臣御驾亲征，以壮军威。正当蒋介石部署从华北调兵遣将，以解东北，尤其是锦州重围之际，10月5日在北平收到了夫人宋美龄的急电，要蒋速归，有要事商办。蒋介石遂匆匆告别北平，南下上海。
蒋介石突然南返，在北平的将领心中引起了猜疑和混乱。但傅作义将军认定：“双十节到了，蒋要南下发表讲话。”
这次，傅作义将军完全猜错了！时下的蒋介石早已忘记了双十节，也没有往年那样发表讲话的雅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遇到了麻烦，是蒋氏突然南返的真实原因。宋美龄急电催蒋速归的目的，是请求蒋把一件严肃的国事化解为家一书去办。
蒋经国奉旨出朝，地动山摇，他到达上海以后，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所谓的“打虎”行动。他为显示“打虎”的决心，亲自指挥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对全市库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严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为了增加打击奸商的勇气，稳定民心，他公开发表演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他枪毙了官员戚再玉之后，又针对官商勾结、作案犯法发表郑重声明：“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凭借太子的身份，在“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号令下，把矛头指向了罪大恶极且有所谓靠山的犯法者。首先被蒋经国打中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活动，被破案判刑”。接着，他又枪毙了和孙科有关系的囤积居奇商人王春哲，逮捕了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还把六十四名不法商人投进监狱。时下，他正在严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姨表兄弟孔令侃。这的确震颤了上海滩！
孔门一见蒋大公子六亲不认，且一点情面也不讲，的确有点吓慌了手脚。先由宋美龄的掌上明珠孔二小姐从旁斡旋，继之是孔令侃亲自跑到南京向小姨母―宋美龄哭诉，哀求宋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出面讲情，这就给宋美龄出了一道很不好解的难题！
宋美龄自幼受教于美国，深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自从她回到上海以后，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活，逐渐使她认识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名言，是说给普通百姓们听的。而今，蒋经国真的要拿姨表兄弟孔令侃开刀，做给上海各界人民看．宋美龄又觉得未免太绝情了！她反复思索，认为自己无论从做继母的特殊辈份，还是从总统夫人的特殊地位．都不便向恃才自傲的前房长子求情。最后，她决定给蒋介石发电，请其南旋．把蒋经国惩办孔令侃的国事化为家事，交由蒋介石下令，要蒋经国照办。
蒋介石收到蒋经国惩办孔令侃的密电后，的确吃惊不小。他懂得牵一而动全局的道理，搞了孔令侃，必然引起四大家族的连锁反应，结果，又必然加速蒋家王朝的覆灭。因此，他禁不住地自问：“经儿难道没有理解我走这步棋的用意？……”
蒋经国的确没有理解父亲走这步棋的用意，他凭借一腔力挽狂澜的热血，想在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一展治国的宏图大计。所以他一到上海，强行管制物价，严厉打击投机市场。为此，他调来“敬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泛搜查敢于违抗命令，“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时称这支队伍为“打虎队”。他声称“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当然，他希望“打老虎”在上海作出成绩，借此在国人面前树立自己从严治国的形象。
蒋经国为什么在恫吓金融界代表人物的同时，还要严惩官僚资本家呢？因为他清楚中国时下的金融，完全操纵在这些官商的手中。不拿此开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弹压那些小官商、中官商，以及和官僚政客有关系的大奸商。他在坐镇上海“打虎”期间，看到他的姨表弟―扬子公司董事长孔令侃仰仗其父孔祥熙的余威，以搞不法的黑生意闻名上海，且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管，民愤极大。如拿孔令侃开刀，必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也能收到打一做百之效。蒋经国清楚：孔令侃是自己的姨表兄弟，大姨妈宋霭龄的心肝宝贝，加之宋美龄也已插手此事，故不敢贸然把孔令侃缉拿归案、． 于是，他向蒋介石请示。
蒋介石是靠纵横之术和裙带关系起家的。宋霭龄在确立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中，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拿其长子，且又是自家的外甥开刀于心不忍。另外，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蒋氏王朝中的大小官员，哪一个不和商界沾边呢‘2拿孔令侃开刀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因此，他对处理扬子公司扰豫不定。可又一想，进行金融改革，不做些杀鸡给猴看的事情也不行。况且，他既然可以下令处置，也可以开口宣释嘛，因此，他违愿地同意了蒋经国的请求。
在败局己定的任何“王朝”中，是无密可保的。孔令侃就知道了蒋经国要严办扬子公司的消息。起初，他吃惊不小，转念又一想：世上哪有不是官官相护、言商相帮的呢？遂又得出结论：蒋经国这位大表兄很可能是说给他人听的。他决定请蒋经国吃饭，于碰杯声中一结这桩小书。可是，蒋经国并不是像他－样财迷心窍的花花公子，而是一位正走向成熟的政治家。他决不会像贾宝玉那样去吃薛播的酒。孔令侃一看大表兄要来真格的了，急忙赶到金陵向姨妈哭诉，并请妹妹孔二小姐从旁求情、宋美龄于是同意请蒋介石出面了结此事，宋美龄怎么会干出这种蠢事呢？因为她对实行金圆券政策没有蒋经国那样的热情和乐观。她曾把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中的这段话，亲自翻译给蒋介石听：“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对此，蒋介石只有摇首叹息。另外，宋美龄深知蒋介石的财神爷是上海的江浙财团，而蒋家王朝的四大支柱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此军败国危之际，因“打虎”刺伤了江浙帮的财神爷，同时又伤了四大家族的所谓和气，必然失掉挽救颓势的财源。简而言之，宋美龄从根本上就不赞成在此“国难危厄”的时候“打虎”。再者，蒋经国在上海近两个月“打虎”的成效又如何呢？就在决定严办孔令侃的10月4日，“上海市场发生波动，抢购之风盛行”，搞得蒋经国为此“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由此，宋美龄断定上海“打虎”难以为继，发行金圆券稳定金融之策必然失败。她进而认为：在此态势下，牺牲了孔令侃也于事无补，那何不再另觅它途呢？这就是宋美龄急电蒋介石，请其南旋救孔令侃的真实原因所在。
蒋介石此时已六神无主，觉得宋美龄说得在理，遂飞到上海，当面示谕蒋经国：“不要拿孔令侃开刀，另觅新的老虎打。”
蒋经国听后，打虎的雄心受挫，望着父亲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因为他清楚父亲的为人和个性―保持着至高无上的父道尊严。父亲已决定了的事情，其他人，尤其是当儿子的只有执行的义务。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完了！全都完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在上海的打虎举动，取得了多少实际的效果？”蒋介石间道。
蒋经国没有说些什么，他把预先写好的所谓成绩清单双手呈上：“黄金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两，美钞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港币一千一百万元，银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银子九十六万余两。”另外，在这张清单的下面还有一个附注：由于各银行的外汇存款和外汇证券虽经申报，但除了因行庄增资结售一部分的外汇和少数需要头寸的银行将所持外汇结与中央银行外，其余银行仅仅办到申报手续为止，所有外汇资产仍在自己的户头上面，没有转帐过户。
蒋介石阅毕这份清单，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认真研读了附注的内容，知道上列黄金、美钞、港币、银元、银子的数目，多数是从上海人民手中汇兑来的，实属不易！因此，他连声赞道：“成绩不小，一定把这笔钱封存好。”
这时，宋美龄从南京突然打来紧急电话，报告李宗仁和司徒雷登正在进行密谋和谈活动，请蒋速回南京。蒋介石清楚这比“打老虎”事大，他对神情沮丧的蒋经国道声：“经儿。振作精神好好干！”遂乘专列赶往南京。
东北战场失利，蒋介石欲组织“徐外会战”；白崇禧临阵变卦；蒋介石想暗杀李宗仁
面对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不承认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人心所致，反而认为这是蒋介石不听从他这位军事顾间团团长高见的结果。为了推卸责任，他请司徒雷登大使于8月20日给美国政府发出电文：
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济南丢失后，徐州又成为国共争夺的战略要地。东北战场失利，华北一带告急，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江北半壁江山变色无疑。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下令免办孔令侃，并公然批评蒋经国此举是“小孩子游戏”，国统区本已飞涨的物价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金圆券发行遭到彻底失败。对此，司徒雷登不从，也不可能从政权结构已经变成一堆永不可雕的朽木着眼，而是仅仅从蒋介石一人的身上去寻找原因，在他看来，只要蒋介石下野，南京的国民政府就会清廉、民主，国民党军队也会转败为胜。所以，他在迭电美国政府不要把美援投到蒋家王朝这个无底洞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了和李宗仁的联系。
李宗仁是一位指挥有素的军事战略家，但他却不是一位能和蒋介石抗衡的政治战略家。由于他生性憨直，手段软弱，如果没有蒋家王朝的败局态势，以及司徒雷登在幕后的支持，他决不是大纵横家蒋介石的对手。不过，李宗仁在多年的官场角逐中，也形成了独有的长处，那就是含而不露和静观待变。他认真分析了国运和民心，认清了蒋介石已经无从挽回失败的政局，他赋闲在傅厚岗，学着姜太公在渭河岸边直钩垂钓的样子，静候愿者前来上钩。
司徒雷登是第一个前来傅厚岗上钩的愿者。或者说从策动、支持李宗仁参加竟选迄始，这位美国大使就在蒋介石身边安排下了李宗仁这位垂钓者。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司徒雷登借口蒋总统在北平指挥战事，邀请副总统李宗仁到使馆餐叙。一见面，这位自称半个中国人的大使操着纯熟的汉语，直言不讳地问：“副总统阁下，你对目前中国的政局有何看法？”
李宗仁清楚这句话的实质含义，那就是通过他这位副总统之口，道出时下这难以挽回的败局，继之再一块儿寻求扭转这一败局的所谓办法。他故作分外沉重的样子，又心照不宣地说道：“随着东北战局的逆转，华北重镇平津二市势难自保，不要太长的时间，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就会变成国共争夺的战场。我看也要不了多少时间，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能听到激战的枪炮声了。”
“你以为江北的门户徐州、蚌埠等地能守得住吗？”司徒雷登为了把话讲得更加明白一些，又补充道，“刘峙所部能抗御住刘邓、陈粟两部共军的进攻吗？”
李宗仁没有回答，只是无限悲枪地叹了口气，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就是说，再打下去，长江以北的国土都变成毛泽东的了，对吗？”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既然明知道在战场上打不赢共军，那为什么还要在打的过程中丢掉江北呢？”
“这只有蒋总统能回答大使阁下了。”李宗仁看了看认真思索的司徒雷登，惨然一笑，“这或许就是蒋总统的性格吧！”
“我们美国政府，是决不支持蒋总统如此任性地打下去的！”司徒雷登突然严肃起来，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又断然地说道，“只要中国人民不愿再打下去，副总统阁下也不主张再打下去，我们就不给美援贷款，也不给国军武器装备。”
“我看，那也制止不了蒋总统打下去的做法。”李宗仁一听司徒雷登所言正中下怀，但仍然觉得不够火候，又有意加温地说。
“为什么？”
“因为蒋总统认为：打是他的事，或说是他政治生存的**。他只要说声不打，他的总统就很可能当不成了。”
“说到了要害处！”司徒雷登颇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他沉吟片刻，又操着疑间的口气说道，“换句话说，只要蒋总统在位一天，中国的内战就要打一天。”
“结果，不仅国军就多流一天血，而且江北的国土就多损失一片。”李宗仁叹了口气，复又加重口气，“待到江北的国土全部丧失贻尽，我们和中共谈判的祛码就轻了。”
“说得好，说得好！”司徒雷登挥动了一下执教鞭多年的手，以义无返顾的口气说，“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变打仗为和谈，只有和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败的态势。”
接着，司徒雷登和李宗仁在和谐的气氛中，严肃地商议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重开和谈的种种方案。也就是在这次密谈中，李宗仁得到了司徒雷登的保证：如蒋介石拒绝和谈，美国政府就支持他取蒋上台，和中共举行和谈。司徒雷登为了把自己的这一构想化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迭次向华盛顿发去指责蒋介石的报告。待到东北战场急转直下、锦州就要失守的时候，又向美国政府发去电报：
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 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渐增多。此时如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蒋介石的耳目遍及南京的各个角落，对李宗仁和司徒雷登的频频接触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宋美龄通过在美国政府任职的私人朋友，也获悉司徒雷登多次建议：取消对蒋记国民政府的美援贷款，借以挟迫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上台重开国共和谈的企图。宋美龄凭借她的政治敏感，发觉南京正在密谋一场逼迫蒋介石拱手让权的“宫廷政变”，遂又催促蒋介石速返南京，商讨对策。
蒋介石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但他对于确保蒋氏天下不易手于桂系，还是有着一套办法的。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赋闲在傅厚岗的李宗仁形同光杆副总统，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调兵遣将的指挥权，而政权又操在听命于蒋介石的行政院，只要美国政府不发兵相助，单靠老夫子型的司徒雷登的吹风打气，李宗仁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时下，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既然名义上握有三十余万国军，但嫡系部队只有桂系大将张淦统率的一个兵团，在鄂西有宋希濂兵团，自信阳至鄂东有黄维兵团，南面是湘籍元老程潜驻节地，北面是中共的刘邓大军，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形同四面楚歌，想举兵发难比登天还难。所以，当他听完宋美龄的密报之后，不无蔑视地笑了笑说：“司徒雷登想让李宗仁上台，是白日说梦，他们只有坐视共军把战场南移，古都金陵不保，由我主动让位。”
“你可不能低估司徒雷登和巴大维将军的能量啊！”宋美龄不无担优地说。
“他们难道比当年的史迪威将军还更有权势吗？”蒋介石再次蔑视地笑了笑，“结果又怎么样呢？我还不是请罗斯福总统把他召回国去，气得癌症发作，不到一年就呜呼哀哉，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了嘛！”
对于蒋介石当年排挤走史迪威将军，宋美龄不仅参与其事，而且还通过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美国政府中做了不少手脚。另外，她还认为那时的蒋介石及其统率下的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新开辟的亚洲战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是可以违愿牺牲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步的。时下的局势恰好相反，不是美国需要蒋介石，而是美援变成了蒋氏王朝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她想到这些，有些感伤地说：“时过境迁，我们还是面对现实的好。”
“夫人，”蒋介石突然很自信，很平和地说，“无论现实是何等残酷、无情，我们在外交方面，依然能从以夷制夷的策略中找到办法。”
对此，宋美龄自愧弗如，她就像往常那样一言不发，静听蒋介石的奇谈异论。
“夫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相较，哪个党更支持我们反共呢？”
“共和党。”宋美龄说罢又补充道，“可是你不要忘了，美国自罗斯福总统到时下的杜鲁门总统，都是民主党人。”
“因此，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将军和周恩来打得火热，而今天的司徒雷登大使和巴大维将军又想捧李宗仁。”蒋介石越说越是愤慨，“总而言之，民主党人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专门和我蒋某人过不去！”
宋美龄并没有受蒋介石愤**绪的影响，跟着大骂美国的民主党。相反，她又感伤地叹了口气，似乎在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事，我们谈这些有什么用呢？”
蒋介石好像猜透了宋美龄的心事，他意外地问道：“夫人，时下美国人，或者说共和党和民主党最关心的国事是什么呢？”
“总统竟选，”宋美龄恍然有所醒悟，情绪为之一振，忙补充道，“也就是下个月，新的美国总统就选出来了。”
“民主党的候选人―现任总统杜鲁门还会连选连任吗？”
“据来自美国的消息，几次民意测验，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州长都领先于现任总统杜鲁门。”
“你还记得杜威州长在去年11月25日发表援华六项主张的声明吗？”蒋介石看了一眼微微点头的宋美龄，不无得意地说，“下个月，只要杜威上台，美援会增加，武器装备也会源源不断地运来。到那时，随着司徒雷登这位驻华大使的易人，想当总统的李宗仁也就失去了主心骨。”
宋美龄听后下意识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又分外虔诚地说道：“愿上帝保佑吧！”
“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蒋介石自信中又透露出一股傲气，“上帝保佑，就是指万能的上帝，为我们创造了以夷制夷的条件。为了不辜负上帝的这番苦心，前不久，我请赴美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的陈立夫，给杜威州长捎去了一封信函，表示我中华民国坚决支持杜威当选美国总统。”
“立夫在美国有消息呜？”
“有！”蒋介石取出一纸电文，照本宣科地念道，“他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又说：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来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蒋介石念完电文，复又交给宋美龄，胸有成竹地说道，“我已电示立夫，在他回国之后，有意把这些消息透露给报刊，借以大造舆论。”
宋美龄阅毕陈立夫自美国发来的密电，始露出了欣慰的笑颜。接着，她又问道：“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一提下一步的打算，蒋介石就又失去了方才的自信，顿时．满面布满了愁云。蒋氏王朝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境地，他这位主宰者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他稍许想了一下，低沉地答说：“尽其全力，打好东北这一仗。”
翌日清晨，蒋介石突然收到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急电：锦州告急，危在旦夕；长春久困，断电断水。向蒋介石请示东北会战的方略。蒋介石两眼盯着这份急电．许久许久没有移开，这则电文遂逐渐地化作了一幅战火四起的军事地图：锦州激战后失守，长春不战降敌，而沈阳就像是一座死城，四周全是举枪呐喊的解放军……他神经越来越紧张，最后，竟然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叫：“锦州不能丢！长春要坚持！沈阳永远是我们的……！”
蒋介石自我发泄过后，很快又回到了现实中。他因为处于一种特殊情感的支配和政治的需要，明知东北不保而非要保，他知道东北一失，华北也必然易手；一旦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南京的北大门―徐州和蚌埠一带也就变成战场了。另外，他从不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一向主张“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换言之，失败是属下指挥无能．或没按他的军事意图去办的结果。每到败局已定的时候，他一定要采取阵前易帅的惩罚措施。时下，令他伤心的是，他暗自数了几遍手中所能掌握的亲信大将，没有一人有能力取代卫立煌的东北“剿总”总司令之职。他几乎是含着泪自语：“难道真的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境地了吗？……”
蒋介石在选不出所谓东北会战的主帅的前提下，只好暗自思忖谁能充任廖化式的先锋官。令他悲哀的是，又未能找到挽锦州于既倒的干将。最后，他只好把刚刚赴徐州“剿总”走马上任的杜聿明将军调往东北会战的战场。他亲．自要通了徐州“剿总”的电话，指示杜聿明停止执行“徐蚌会战”的计划，赶往机场和他一同到东北去。
蒋介石放下电话，就要动身离开南京了，他习惯地看了看写字台上的日历，下意识地说了一句：“今天是10月15日了！……”当他的两眼再次看到电话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拿起电话，要通了国防部长何应钦：
“喂！我是中正……敬之，我今天赶去东北处理锦州战事，你和墨三再慎重地复议一下：如何确保徐蚌地区的安全。”
蒋介石飞往北平的当天晚上，通往关内的重镇锦州失守；旋即，长春守将率部投诚。所谓东北会战已近尾声了！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匆忙于10月22日召集刘斐、肖毅肃、郭汝瑰等开会，研究中原作战计划。
何应钦十分清楚蒋介石要他和顾祝同重新研究所谓“徐蚌会战”的意图：“辽沈战役失败已成定局，从全国形势看，应诱导华北‘剿总’以主力保持于津沽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使解放军不能增兵黄河以南，借以改变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但是，他清楚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他们之间因派系不同，相互协作很差，且又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指挥原则。换句话说，两个“剿总”只有合而为一，才能真正做到在统一的指挥下机动用兵。由谁担当这新的军事指挥呢？何应钦心里早就有数，非白崇禧莫属。
1927年宁汉对立时，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徐州突然失守，何应钦曾参与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第一次逼蒋下野的活动。不久，蒋介石复出，遂将其兵权，何从而负气出走上海。之后，何应钦为避嫌起见，有意和桂系大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保持距离。今天．为所谓党国计，他应当本着“天下为公”的教诲，抛弃私心，力荐白崇禧担此大任。遗憾的是何既没有这样的心胸，更没有冲破私心困扰的决意，因为他除担心蒋介石的报复之外，还害怕身旁的参谋总长顾祝同。
顾祝同早岁投军，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步兵科。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顾出任中校战术教官。从此，他紧跟着蒋介石和共产党为敌，除参加“围剿”中央红军外，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在军事上平庸无奇，惟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无二，因而陈诚辞去参谋总长之后，蒋介石又把握有实权的参谋总长一职交给了他。另外，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据顾自己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夜缥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这道出了顾曾保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原委。时下，要免去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或划归白崇禧统一指挥，顾祝同肯定会有看法。因此，何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意地说：“墨三，你是参谋总长，先谈谈华中地区双方的态势吧！”
顾祝同虽说是惟蒋之命是从的庸才，但在与同仁玩权谋、斗心眼方面却是一把好手。他明白何应钦此举的用意有三：其一，借此考考顾有多少军事见地；其二，由顾的口说出华中一带的人事变动；其三，一切由顾向蒋介石负责。一句话：未来发生什么情况与何应钦无关。他故作不知这一石三鸟的计谋，十分认真地说道：“下边，先请作战厅郭厅长介绍敌我双方的军事部署态势；接下来，再请何部长预测未来共军的兵力指向；最后，我们再一道拟订作战计划，报请总裁核准、实施。”
顾祝同真是滑头到家了！他讲的这番话，既符合参谋总长的身份，又未授给何应钦任何把柄，使得何应钦的计谋全都破产了。说句挖苦的话吧，这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大将们的聪明和才智！
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遵命走到军事地图前边，讲完国共两军在中原地区的态势后，也顺水推舟地说：“何部长是我军有名的军事战略家，您对华中未来军事态势的发展一定有高明的见解，也会符合客观实际。”
何应钦是瞧不起顾祝同的，至于郭汝瑰、刘斐、肖毅肃等均属学生辈的人物，更没放在他何应钦的眼里。他通过欲擒故纵的手段，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之后，遂又以军事权威的口吻指出：“根据中原野战军主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协同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以第十二兵团所辖第二、十、十五、十A4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作战。”何应钦说罢，巡视了一下与会者额首赞同的表情，又故作客气地说，“顾总长，如无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一道拟订具体的作战方案，报请总统批准。”
“我完全同意何部长的高见。不过，”顾祝同清楚何应钦留了一手．必须借此把何的话全部掏尽，故又以商量的口吻说道，“现在华中地区设有两个平行的‘剿总’指挥机关，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徐州，很难协调行动。何部长，你看是由中央派人协调双方作战好呢？还是两个’剿总’统一指挥好呢？”
“当然是后者！”何应钦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军机大事是扯不得半点皮的！战机捕捉，稍纵即逝，两个‘剿总’遇事再请示中央出面协调，是一定要贻误军机的！”
“那……何部长意在由谁统一指挥两个‘剿总’为好呢？”顾祝同仍以商量的口吻问道。
何应钦听后暗自骂了一句“滑头”！在他看来，顾的问话实质是：不愿从自己的口中说出交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这句话。何沉吟片时，遂又把球踢给了顾祝同：“顾总长，你看刘经扶能担此大任吗？”
“不行！不行……”郭汝瑰十分清楚何、顾二人斗法的实质，认为由自己这个后生晚辈点破为好，故急忙接过话茬，“顾总长，我不是给您说过那几句笑话吗？南京风传’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难道他就能守住华中东西绵延千里的军事重地吗？”
顾祝同一听郭汝瑰把话说白了，再议刘峙行与否就无所谓了。他为了保全自己参谋总长的面子，又汕然说道：“看来刘经扶难当此重任！”
“那就只有白健生来统一指挥了！”何应钦在此特定的情境下敲定了白崇禧。
是日，又很快拟订好了作战方案。翌日．顾祝同以参谋总长身份，令郭汝瑰携带这一作战方案飞往北平，当面请蒋介石核准、批复。行前，顾祝同担心起用白健生蒋介石会怪罪于他，遂又向郭汝瑰再三叮嘱：
“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与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蒋介石偕杜聿明飞抵沈阳后，眼看着锦州和长春落入解放军之手，他气得忽而训斥杜聿明，忽而指责卫立煌，忽而又泼口大骂弃城投共的部属，搞得他身边的随侍担惊受怕。他为了挽救败局，又偕卫立煌、杜聿明等转飞北平，在圆恩寺行营官邸召开包括傅作义将军在内的军事会议。会议上，就固守沈阳还是夺回锦州，蒋介石和卫立煌意见相左，一气之下，他竟然萌发败中易帅―由杜聿明接替卫立煌出任东北最高军事长官的念头，结果，又遭到聪明的杜聿明的反对。就在他好容易说服杜聿明转赴东北安排撤退之际，由沈阳驰援锦州的国军，又在大凌河一带遭到解放军的伏击，全军覆没已成为定局。正当蒋介石已成热锅之蚁时，郭汝瑰又送来了何应钦与顾祝同等拟订的有关“徐蚌会战”的方案。蒋氏强迫自己的思路由东北战场转向徐蚌一带，他听取报告之后，于当天下午做出如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