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壁三天，伤神苦思；黄绍．旅游说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
1948年5月。南京，黄埔路官邸小会议室，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房间不大自不待说，就说室内的布置也相当一般。它既没有西方诸国元首所追求的富丽，也没有中国帝王所爱好的堂皇，甚至连某些达官要人家的客室都比不上。但是，它却是蒋介石处理党政军机密大事的地方。
往常，蒋介石除非为了公干、很少独自一人进这座小会议室的。近来，准确地说是国民大会闭幕以后，他却一个人在这座小会议室里呆了三天。他忽而站在大墙的下面，望着标有各种符号的军用地图沉思；忽而又走到挂有馒纱的窗前眺望远天；他忽而整着眉头快速踱步，忽而又倒在沙发上合上了双眼……就连最亲信的侍从人员，也不敢贸然呈送各个战场发来的军情报告，只好悄悄地议论：“老头子这是怎么了？是什么事情惹得他如此伤神苦思呢？……”
有的侍从人员说：“老头子准是在设法扭转各个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这活说得在理。就在这届国民大会召开前后，陕北战场上延安得而复失；中原腹地军事重镇洛阳失于陈谢兵团之手；山东丢了军事要地泰安，徐州和济南的联系被拦腰切断了；东北丢失了除长春、沈阳、锦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之外的所有城镇和乡村……这怎能不使蒋介石这位三军统帅费心思呢！
有的侍从人员说：“老头子担心后院起火。”这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在这次竟选副总统以及组阁的过程中，他感到cc系和黄埔系、三青团等派系的对立，己经成为孙科败北和张群组阁失败的重要因素；待到他提名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时，出他所料的是黄埔系、三青团、朱家弊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群而反对，相约另举博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与陈立夫抗衡。这就等于说．为了一派一系的私利，人们对他这位民国总统、国民党总裁的话也可以不听。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他这位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当代中国的主宰者，还有什么权威呢！
有的侍从人员说：“老头子在考虑如何对付国统区的民主潮流。”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在这届国民大会召开期间，云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赞成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对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揭下了教育家的伪善面具，奉华府之命发表声明：“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结果。”接着，不惧怕美国恫吓的北平数千名学生，又发动了抗议司徒雷登干涉中国国事的示威游行，并和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有五人被击伤，一场更为浩大的学生运动正在各大城市酝酿，这怎能不使蒋介石为之担优呢！……
但是，这些令蒋介石伤透脑筋的事情，并非是促使他来黄埔路官邸小会议室面壁三天的原因。这些天来，他思索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报复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以解竟选失败的所谓心头之恨，还要免除未来国共决战时更大的内部隐患。
蒋介石心胸狭小，而且容不得半点不同政见。他有怨必报，无论是他的恩少、或仇敌．均在所准免：加之，他兼有我国纵横家所具备的一切谋略和手段，在分化、瓦解、报复、打击不同类型的政敌方面，更有极其高明之处。例如：他认为李宗仁为竟选事敢于当面反目，除去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以外，还育握有一定兵权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为之张目；同时，他还认为李宗仁竞选胜利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有安徽和广西两省为财力后盾，其二是有军师黄绍兹从中运筹：因此，他的结论是：欲要报复李宗仁，首先要拿掉他的左膀右臂白崇禧和黄绍坊，进而把李宗仁这个副总统变成一个牌位摆在南京，让他过着有职无权，形同软禁的生活。
白崇禧和黄绍过不仅曾是一方诸侯。而且在军政两界有着不小的势力，不能采取裁夺一切权力的办法。而且这样做会授司徒雷登以把柄。为此，蒋介石独自躲在这座小会议室里面整整三天，终于想出了以白制黄、以黄制白，进而孤立李宗仁的策略。接着，他满意地告别了这座小会议室，召集有关会议，部署具体措施。
白崇禧智勇双全，在众人中赢得“小诸葛”的绰号，也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可是，他在政治舞台七却是一位瞥脚的演员，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就是和他的小同窗李宗仁、黄绍兹相较，也显得智逊于勇了。就说在这次竞选中的表演吧，起初，他反对李宗仁入围，目的是不愿蒋桂矛盾复起，丢掉国防部长这顶乌纱帽；后来，他出于诸多因素，主要是美国人已经作出弃蒋扶李的姿态，遂又积极支持李宗仁参加竞选，而且冒着和蒋介石反目的风险挖孙科的墙脚，努力为李宗仁补台。蒋介石如愿当选了首届大总统．形势通得白崇禧背水一战，全力支持李宗仁竞选获胜。唯有如此，白崇禧才能借李宗仁达到自保的目的。就在竞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召见了白崇禧，给白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蒋依然是信任他的。从此，白崇禧又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搞平衡，而且还主动劝说李宗仁这位副总统和蒋总统修好。
不久，京城里传出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贪污舞弊的风声，接着，京城的报纸刊出专文，攻击李品仙在任期间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的新闻，来势之猛，舆论之大，远远胜过了当年攻击孙殿英东陵盗墓；再加上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文人骚客指控李品仙倒卖文物和古字画，一时之间，李品仙成了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中的十恶不赦的昏官。更为可笑的是，堂堂的中央监察院竟然对李品仙提出了弹劫动议。简而言之，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不仅搞得满城风雨，而且连李品仙自己也吓得避居上海。也就是在这种沸沸扬扬的火候上，白崇禧接到了总统官邸的电话：“总统有要事召见。”
白崇禧放下电话，十分生气地自语：“准是为了李品仙这个糊涂蛋的事！”
李品仙早年入桂林陆军小学，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兹同学，这就决定他后来成为新桂系中的一员大将。因此，北伐战争、蒋桂之战等他都是参加者，台儿庄之战、随枣之战他也立有大功，1939年11月，他调任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一呆就是九年。在这期间，他虽然没有忘记抗击日顽的扫**，可他也参与了“皖南事变”，欠下我新四军将士一笔血债。在这漫长多变的时间里，李品仙这员桂系大将一直住在安徽，实质上变成了驻皖的土皇帝。也正因如此．，他才有可能变成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财神爷，也就成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目标之一。就常理而言，一个省府主席不称职，蒋大总统使个眼色就可以解决，完全用不着杀鸡用牛刀，更用不着抛开桂系第一把交椅―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单独征询时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的意见。明眼人一看即知：蒋介石在耍政治手腕。
白崇禧却不这样看问题。他认为李宗仁竞选加剧了和蒋介石的矛盾，而他呢，自抗战以来和蒋介石的关系不错。蒋氏才赐给他第一届国防部部长之职，另外，从蒋介石请他出面斡旋、劝说李宗仁重新竞选一事，他认为自己又变成了蒋桂之间的缓冲人。所以，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之后，立即驱车赶到总统官邸，主动请示：“总统有何示谕？”
“你先看看这些东西，我们再谈。”蒋介石边说边递过一挥材料和报纸。
白崇禧粗略地翻了一下，都是有关揭发李品仙的文章。他仙然答道：“这些材料，我多数都看过了。这个李鹤龄有负党国重托，太不成体统了！”
“是啊，这不仅影响党国的形象，而且对新上任的副总统德邻影响也不好嘛！世人都知道，李品仙是广西出来的。”蒋介石叹了口气，故作大度地说道，“我们这个党，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要照顾历史形成的领域，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任免，更要考虑这一点。因此，今天请你来，商量个解决办法。”
白崇禧听后有一种说不出的火辣辣的感觉，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记恨历史恩怨和竞选之仇，而且还另眼相待并如此尊重他的意见石再者，他依据经验可知：李品仙的安徽省主席是保不住了，而由谁接任，这才是蒋介石今天召见的关键。他不假思索地说：“建议罢免李鹤龄的安徽省主席。”
“那由谁继任呢？”
白崇禧一是没有带来合适的人选，再是有合适的人选也不能由他提出，否则，他又必然背上拉山头、培植亲信的罪名。另外，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为官之道―功劳是自己的，败绩则是部属的。像这种任免省府主席之事，更是收买幕僚对蒋尽忠献诚的时候，蒋也决不会让他人去买好。为此，白崇禧故作坦然地说：“我历年供职军中，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各地的父母官没有来往，实在提不出合适的人选来。”
“黄季宽怎么样？”
白崇禧听后怔住了！厄真想不出蒋介石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以黄绍兹接替李品仙出任安徽省主席？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直感是蒋介石在考察他白崇禧：如果他同意以黄代李，那就说明他依然站在李宗仁一边，和他蒋某人不一条心。为此．他灵机一动，耍了个滑头，反问道：“我不知总统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要听真话缕。”
“那我就直言：坚决反对黄季宽出任安徽省主席。”
“为什么？”
“一，虽说季宽早就和我们分道扬镰，并在总统属下供职有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一般人的眼里，依然是属于桂系的。尤其历经这次竞选，中外都知黄是李副总统的重臣。用一个广西佬去换一个广西佬不好；二，自打季宽辞谢浙江省主席以来，他好像于政治的兴趣不大。”
“不！我看季宽于政治还是蛮有兴趣的。抗战八年，他在我的家乡当了八年父母官，口碑还是不错的嘛！另外，我认为他有能力治理好安徽省。”
“既然总统选定了季宽，那就下命令好了。不过，我还是保留个人看法的。”
“个人的看法是允许保留的，但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蒋介石堪称一代权谋大家，自然清楚白崇禧耍的这套小把戏。他一听白的口气，又将计就计：“突然下命令不好，我的意见请你辛苦一趟，代表我去上海和季宽当面谈谈，务必请他从命。”
白崇禧兴冲冲地离开总统官邸，又驱车赶到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的家里，征询这位当年的老搭档的意见。
李宗仁在政治上较白崇禧老成得多，这也是他能坐上新桂系第一把交椅的所在。对于蒋介石免李品仙安徽省主席一事，他与白崇禧的看法截然相反。但是，他又怕坦诚说出，难为白崇禧接受，进而影响关系，所以，未加可否地搪塞几句了事。说到请黄绍沈出山，接李品仙出任安徽省主席一事，他认为这是蒋介石有意设的圈套请黄钻．万不可从命。由于李宗仁太了解黄绍兹了，像这样的寻常把戏，岂能骗得过聪明过人的黄绍兹？他从自身地位和全局考虑，认为也用不着由他出面给白崇禧泼冷水。于是．他说罢“和季宽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后，又说了一句，“据我估计，你这趟上海之行是要徒手而归的。”
“不会的，”白崇禧信心百倍，“我一定把季宽从上海搬到安徽去。”
在知人善任方面，李宗仁较白崇禧有其长处，李的估计是正确的。
当年，黄绍垅弃桂投蒋之后，虽然帮着蒋介石做了不少事情，但他依然和桂系的旧友保持着亲密的关系。随着日月的推移，尤其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和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和交往，使他渐渐地感到蒋介石无力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加之，他经历了连年的内战以及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对这样的政治生活已感到厌烦，可他又无决心和国民党决裂，遂又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元老李济深等人交往，希冀能寻求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内战爆发不久，李济深等人避居香港，组织新的反蒋力量，而留居京城的黄绍兹随之失去了精神支柱。但是，他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蒋氏政权捣乱，从内部起到破坏作用。这也就是他积极出谋献策，参预李宗仁竞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下，国民大会随着竞选收场而结束了，所以，他又陷入了心中无数的境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心一意和蒋介石捣乱，把蒋搞倒了，自然有我们的夭下。”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竟选一结束，他立即赶回上海住所，“疯疯癫癫任性跳舞吃喝，一事不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眷恋官场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处世待人方面，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看法上有较大的区别，就是在未来协力倒蒋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于黄绍花这种特殊的心态，李宗仁视为韬光养晦，坐等权变。所以，他认为黄就是没有完全看穿蒋介石的权谋，也决不会去安徽当省主席。白崇禧则认为黄看破了红尘，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只要对黄讲明利害，指明前程，他依然会蟠然图新的。白崇禧兴致勃勃地赶往上海，当即约见黄绍兹，并开门见山地说：“鹤龄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往广西省任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德公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黄绍站早就看穿了蒋介石搞李品仙的真实目的，这是全面报复桂系的前奏，但他没想到蒋某人借此又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给白崇禧指点迷津，他直言相告：“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不见得吧！”
“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截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
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对于白崇禧的上海之行能否成功，蒋介石是没有把握的。他为了借“请君入瓮”之计搞掉黄绍兹，进而达到孤立李宗仁的目的，又通过其他渠道对黄进行游说，但都被黄绍过谢绝了。
蒋介石的确是低估了黄绍兹的才智和能量，从而才造成了请而不就的狼狈境地。既然黄氏执意谢绝，为平衡和桂系的关系，他就起用另外一员桂系大将夏威出任安徽省主席。
蒋介石实施借白崇禧之力，说服黄绍兹出长皖政，进而引起黄、白内江，削弱桂系实力的计划朱果之后，他认为除去黄绍坊为人精明之外，李宗仁一定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蒋、李之间的矛盾越发加剧了！同时，也促使他对拿掉白崇禧下了决心。
这些年来，蒋介石对白崇禧的任用，是和李宗仁的位置有关的。因为李、白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两个人，一条心，决不能把李、白搞在一起变成一个人，一条心。有鉴于李宗仁、白崇禧曾于1927年8月胁迫蒋一度下野，所以抗战以后，他一直对李、白采取隔离政策：十一年来，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国防部长；李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后改行辕主任）。蒋以为如此布置，李、白就不能联合一致，对他造成威胁的势态。而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依照蒋的一贯做法，白崇禧就不能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了。
如果说蒋介石处置黄绍兹的办法是礼贤下士之举，那么他免除白崇禧国防部部长则是公然行使总统手中的大权了！当他把一切布置完毕之后，遂召见白崇禧，并开门见山地说：“健生，今天请你来，是和你当面商量一下工作安排的问题。”
白崇禧自打协助李宗仁竟选获胜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想自己未来的去向，或曰蒋介石将会如何报复他。为了防止遭蒋贬滴，他还有意做出缓冲蒋、李矛盾的态势。今天，他听了蒋介石的话后，直感是蒋介石开始报复他了。但是，再一思索问话的口气，他又把蒋请他当李宗仁和黄绍站的说客之事联系起来，误认为蒋是信任他的。这也是他未和李宗仁等老友谈议自己去向的原因。他沉吟片刻，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十分客气地说：“新的内阁就要成立了，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惟总统之命是从。”
“健生的态度是好的，也足以见得你我是知心的。”蒋介石早已料到了白崇禧会作如此答复，借机又给白崇禧戴了一顶高帽子，哄得白氏的心里乐滋滋的。他有意停顿了片刻，故作满意状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把脸色一沉，显得十分沉重的样子说道：“时下，刘邓所部跳出了大别山，这样一来，江淮湖汉大片土地就难于安宁。我思之良久，能和刘邓抗衡者，能确保中原大地安全者，非你莫属，为此，我决定调你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这就是命令：白崇禧的国防部部长即日起免掉了，并外调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这对白崇禧而言，不窗为晴空霹雳，他惊得一下子怔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国防部长一职，交由新从美国归来的何应钦担任，你有什么意见吗？”
抗战胜利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部长，并非是蒋介石的原意。在军政部改为国防部之前，蒋介石所属意的国防部长是李济深。由于蒋氏深知李和中共及民主人士过从较多，想借封官之机把李拉过来。遂和李谈话的时候．提出立即准备“剿共”内战为交换条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李济深的拒绝。旋即，蒋氏才又以同样的条件征求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因白坚决反共，并曾每与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白崇禧当上了国防部部长同时，蒋介石唯恐军权旁落，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陈诚为参谋总长，实权都在陈诚的手里。白崇禧不仅有职无权，＿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会报。因此，白荣任国防部部长之后，对亲朋好友发牢骚，对参加作战会报的那些人，异常蔑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欢领兵打仗的白崇禧，对这个徒有虚名的国防部长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说到蒋介石请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蒋介石1947年11月10日的召见：蒋介石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于夏秋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直接威胁南京为由，要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11月中，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这是白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应当说，蒋、白在抗击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方面，二人合作还是愉快的：正因为如此，白崇禧又产．生了一种错觉：蒋介石此举可能赋予他重兵和指挥大权，要他在中原大地和共军决战。所以，他又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愉”**。正在这时，蒋介石又突然发问：“健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嘛。我只有一条原则：凡是利于和共军决战的方案，我都会采纳的。”
自抗战以来，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决不是一块硬骨头。相反，为了自保还不得不委曲求全。今天，他认为国防部长是不会失而复得了，未来的文章唯有做在华中“剿总”总司令上。他一是听了蒋介石这番如此诚恳的话语，觉得仍可向蒋晋言；再是他认为自己在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之前，也必须当面向蒋介石讲清条件。所以．他借机讲了长江以北国共两方军队的态势，以及未来的战略设想。最后，他又说：“自古以来，所有军事家都有一个共识：守江必先守淮。因为淮河既是长江的前哨，又是国军第一道遏制共军南图的屏障。因此，若想完成这样一项带有战略全局的重任，不能政出多部，令出多门。也就是说，江淮河汉地区只能有一个华中‘剿总’司令部。我的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堪谓相得益彰。”
蒋介石自然清楚白崇禧的全部意图：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全部划入他的统辖范围。他暗自计算了一下，布防这一地区的国军约有八十万之众，如满足白崇禧的这一要求，白就真的变成了当代陈兵长江以北的曹孟德了！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许的。同时，也不符合外放白崇禧的目的。他听完白崇禧的建议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说得不无道理！可我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将来在徐州再设一个‘剿总’总部，由刘峙负责。”
蒋介石作此安排，等于把驻守华中一线的部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设在武汉的华中“剿总”总部，由白崇禧负责；再是设在徐州的“剿总”总部，由刘峙负责。这当然和白崇禧的设想相去甚远。因此，白崇禧近似本能地说道：“我不能不提醒总统：这样的军事部署，是犯了兵家的大忌！”
“为什么？”
“结果是华中的兵力分割使用，一旦和共军在此地决战，必败无疑！”
“哪有这样严重！到时由我亲自协调，一分为二的华中兵力，还可以再拧成一个拳头对付共军嘛。”
“那就请委任其他将领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吧！”白崇禧说罢愤然离去。
李宗仁不仅看出调黄绍过接任安徽省主席，是蒋介石设的一石二鸟的政治圈套，而且自当选副总统那天开始，他就预感到了白崇禧一定要外放。所以，对蒋介石如此安排白崇禧，他毫不感到意外。同时，他认为刚惶自用的白崇禧惟有在这种境遇中，才能听进他这位老友的话。
是年6月6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应邀来到白公馆，听白崇禧讲述蒋介石召见的经过。李听后只微然作笑，一言不发。后来，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在内室可能听不下去了，气乎乎地走到客厅，刚欲开口对李宗仁说几句发泄和不满的话，又觉得这样做对待新当选的副总统未免太过分了，于是把矛头对准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件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
“拉下台还可以再上台嘛，”程思远是一位达观的政治家，况且又小白崇禧近二十岁．故倚小卖小地开玩笑，“请嫂夫人放心，在国势如此艰危之时，蒋总统是不会不用健公的。”
“把我外放武汉，去当华中‘剿总’司令，我才不去呢！”接着，白崇禧又从全局战略的角度，大讲了一番“守江必守淮”的道理，最后，他格外愤慨地说道：“德公，我的这些想法决非是出于私利，而是一片赤诚的丹心。可他蒋某人呢，为了籍制我白崇禧用兵，竟然起用最无能的福将刘峙坐镇徐州，这不是在坐视共军肆虐，江山变色嘛！”
李宗仁依然平和地坐在沙发上，倾听白崇禧近似发怒的谈话，他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以示赞成。这些年来，他早就从和蒋氏斗法的失败中省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均出于“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集权思想，早日确立以他为主宰的中央集权的蒋氏王朝。北伐之役、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一直到前不久竞选副总统，都说明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只有消灭一途．决不会携手联合，定国兴邦。说到党权和军权、蒋更是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那些对他忠诚无二的奴才代他去行使权力，把所有不拜蒋记这座码头的干才，不是弃置不用，就是给个虚名，成为蒋家王朝精诚团结的点缀。而白崇禧恋栈不舍的国防部长一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起这种作用的。对此，李宗仁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防部长的名好听．可就实权而言，华中‘剿总’司令一职更好一些。”
“可他蒋某人并非是诚心诚意放手让我去当华中‘剿总’司令啊！”白崇禧生气地说。
“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他蒋某人对我们何时放过手呢？”李宗仁没想到白崇禧会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进而又颇动感情地说，“如果他蒋某人有这样的心胸，就不会软禁他的盟弟和恩人张汉卿，也不会让你做听着好听，却没有一点实权的国防部长，更不会用无意竞选的孙哲生和我们打擂台，然后再外放你白健生！”
白崇禧可能是气在火头上，对李宗仁这番话怎么也听不进去，负气地说：“德公说的这些我全都懂！今天，我把话挑明了：党国存亡之大计，当然也出于我的进退，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决不受命！”
李宗仁不再说些什么，客厅中突然变得空寂无声，气氛也显得有些紧张。程思远打圆场道：“那健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我今晚乘夜班快车，偕夫人去上海休息。”
白崇禧为什么敢于如此强硬地抗命不从呢？因为他的心中有一本帐。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心中的这本帐，可以迫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请求。白崇禧清楚活跃在江淮河汉一带的中共部队是刘邓大军，在国人，乃至于欧美诸国的军事家的眼中，刘伯承是当代中国久负盛名的军事家。国共交战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宠将“中原王”汤恩伯，远不是刘伯承的对手，眼睁睁地看刘邓大军日渐壮大。待到刘邓大军突然跃进大别山，直接威胁武汉三镇以及九江等战略要地之际，蒋介石不得不请白崇禧设国防部指挥所于九江，并授给军权对付刘邓大军。而今，蒋介石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除去唯恐李、白携手遗患于中央的原因外，也说明蒋氏的爱将中尚无担此大任者，也就是说非他白崇禧莫属。也正是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这步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任命之用心后，料定蒋氏不仅不会因此而对他弃之不用，反而会使用种种政治手段予以善言相慰，请他出山。另外，他认为随着东北战局的逆转，平津必然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中心，卜刁时，拥有数十万部队的陈粟大军一埃拿下济南之后，必然要挥兵南进，古都南京的北大门涂州―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随之又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另一个中心。如果蒋介石不采取他的统一华中指挥权，坚定地实施“守江必守”的军事战略方针．他仅能担保武汉一线暂时无虞，而刘峙这位指挥庸才统辖的涂州战区，遂变成陈粟大军的囊中之物。如果现已跳出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突然挥兵东指，和陈粟大军在涂蚌一带合兵一处，涂州这座南京的北大门必然为共军所敲开。这样一来，长江以北就无国军的立足之地了！基于此，白崇禧十分自信地认为：蒋介石会逐渐地认识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意图。一旦蒋氏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就一定会为了党国安危大计收回成命，请他统一指挥华中全部的国军。
这就是白崇禧敢干负气走上海的全部资本。换言之．这也就是白崇禧未说出的自视得意的一步高棋。
白崇禧偕夫人马佩璋安抵上海以后，一位书生气十足，却又扛着少将军阶的中年人笑着前来迎接：“白部长，白夫人，此次来沪呆多长日子，有什么特殊安排吗？我好提前准备。”
“刘参议，”白崇禧一听部长二字，立时又火冒三丈，但他一看接站的对象，又把碎起的怒火压下，余怒未消地说道，“蒋总统已明令免了我的国防部长，从今以后．不准再称部长的官衔。”
“是！”这位前来接站的刘参议答说。
这位少将军阶的刘参议名叫刘仲容，出生在一个反清爱国的实业家庭。其父刘承烈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湖南光复之后，曾一度出任实业厅厅长。其父与地方军阀不相容，被迫离开湖南。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其父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因此，刘仲容及其兄弟姐妹都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就是在这前后，刘仲容赴俄留学，一度当选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也正是这段留学经历，使他与在国共两党任要职的留苏学生都相当捻熟，为他后来从事特殊工作提供了便利。两广事变爆发的前夕，他在留苏同学王公度的介绍下进入桂系上层圈中，主要负责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抗战爆发之后，李克农暗示刘仲容转到白崇禧身边工作，刘相机行事，完成了工作调动。从此，他就一直追随白崇禧左右，将获得的有关情报密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对刘仲容说：“你就是国防部少将参议了，还在我的身边工作。”不久，蒋介石的特务打报告，状告刘仲容有通共嫌疑。白获悉这一消息后雷霆大发，稍许冷静之后，又对刘仲容说道：“这帮人惹不起，你到上海住段时间吧。”从此，刘仲容遵白之命离开南京到上海，照料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获悉白崇禧此次上海之行的原因后，又利用机会和白畅谈，劝其于不为中有所为。对此，刘仲容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有一天，白崇禧在我面前大发牢骚。他认为蒋介石刚慢自用，在军事上不听他的话，偏信陈诚，以致出现今天这样严重的局面。大势已去，要挽回颓势，已经晚了。他还谈到，蒋介石要他主持华中“剿总”，其用意无非是要把他往老虎嘴里送，借此机会消灭异己。他说：“我不是傻瓜！”我劝他说：“蒋介石既要把你投入虎口，你也可以利用虎口对付他嘛。有了立足点，抓住时机，扩大广西部队，同时多方联系，造成声势，还是有所作为的。”我还暗示他，蒋介石已丧尽民心，全国怨声载道；共产党的势力已经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必须洞察利害，引起注意。白崇禧长吁短叹，他说：“无官一身轻，我们不谈这些，还是找个地方先玩玩去，”第二天，白崇禧挂一专车，带着全家去杭州游览。
蒋介石在知人方面是有长处的，但因私利而不能善用，又变成致命的弱点。
蒋介石是了解白崇禧的，他认为白不受命是讲价钱。白崇禧终会同意就任华中“剿总”司令部一职的。蒋氏十分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等是靠军队起家的，如果连华中“剿总”这块拥兵自重的战略要地都要放弃，不仅白崇禧会变成无兵之将，而且新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就更难有所作为了。
蒋介石是同意‘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原则的。‘也正是从这一战略原则出发，他才迫不得已起用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一职。但是，他历经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决不能把统率近八十万部队的兵权集中于白崇禧一身，一旦东北、华北未来军事形势有变，有司徒雷登做后盾的副总统―李宗仁必借助于白氏手中的军队滋事。到那时，美国如果提出以李代蒋的换马方案，那真是易如反掌！这就是蒋介石把华中一线的兵力平分为二，并设徐州“剿总”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非常懂得派系箱制之术。桂系的发祥地是广西，未来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也就是说，华中“剿总”所统辖的主要兵力在湖北与河南。从历史上看，桂系数度占据湖北，坐镇武汉，但都未能造成更大的气候。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有一个和桂系利益相左的湖南省，使得桂系从未实现桂、湘、鄂三省连为一体的态势。而今白崇禧将再次雄踞武汉三镇，统率华中重兵，蒋介石也就很自然地又想到了湖南省。把话说白了，蒋介石必须同时造就一位受湘人拥戴，且又和桂系难以结成反蒋联盟的湘籍元老出长湘政。他反复权衡和比较，终于选中了曾参与竟选副总统的程潜。
程潜落选之后，蒋介石为联络感情，更是为了启动以湘制桂的棋子，曾主动地出资帮程潜善其后，使得程潜未因竞选而负债。恰在这时，多事的湖南又在酝酿新的权势之争，以李默庵、黄杰等黄埔出身的湘籍“天子门生”积极奔走，拥程长湘。但程潜毕竟是民国元老，军中晋宿，仅以湘省付托，程难屈就，况且白崇禧驻节武汉，将统率四十万大军呢！怎么办呢？蒋介石遂又玩起以人设制的政治把戏，以反共“戮乱”为名，增设长沙绥靖公署，委程潜出任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并节制湘、赣两省的防务。与此同时，为防程潜异动反蒋，遂又任命湘籍黄埔一期毕业生李默庵为副主任。为了照顾程潜的面子，允程的亲信邓介松任省府秘书长、邓飞黄任民政厅长、肖作霖任保安处长、李维城任湖南银行行长。就这样，蒋介石完成了“使桂系前后方形成隔绝之势，以收互相牵制之效，便于他居中操纵”的格局。
接下来，蒋介石认为到了劝说白崇禧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火候了，按照他预定的计划，又把自己多年的密友和老臣吴忠信请来，亲切地说道：“礼卿兄，今天请你辛苦一趟，去上海劝说白健生以大局为重，尽快就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
蒋介石起用吴忠信游说白崇禧，真可谓知人善任。从历史上说，蒋氏清楚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兹共同举创新桂系的阶段，都与奉中山先生之命率部摧毁旧桂系的吴忠信建立了友谊关系。在蒋、佳漫长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巾，吴忠信自始至终充当了一个调解、缓冲的幕后人。吴氏一贯认为桂系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他坚决力主蒋、李团结，“合则俱存，分则两败”。吴曾提出“李应拥护蒋，蒋应信任李”的口号，虽然一切替蒋打算，但也遇事为李帮忙。自然，他如此而为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目的，那就是挟蒋、李以自重。时下，蒋、李因竞选不睦而殃及白崇禧、遂又表现为蒋、白的暂时对立，由吴忠信出面斡旋，理应奏凯。
这就是蒋介石的全部如意算盘！
对此．吴忠信也是信心十足的。他和蒋介石持同一看法：白崇禧离开军队活不了。从根本上讲，白绝不会弃华中“剿总”司令长官不就而长期赋闲在沪做寓公。他时下的做法，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兵权。唯有如此，李宗仁这个副总统才有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本钱；未来蒋、李之间的文章才好随心而作。因此，吴忠信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当即允诺赴沪，并表示力争完成付托。
但是，出吴忠信所料的是，白崇禧这位老朋友拒不给面子，坚决不就华中“剿总”司令长官。吴忠信悻然而归，向蒋介石复命。蒋氏沉吟片刻，问道：“礼卿兄，白健生为什么连你的帐都不买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再带兵了吗？”
“恰恰相反，我认为他正是为了带更多的兵。”吴忠信扼要地讲了他和白崇禧的谈话后．又叹而摇首，“白健生这次不买我的帐，是一种误会，他认为我代你赴沪游说，是向他屈服的第一步。如再把我拒回南京，介公就会同意他的请求。”
“笑话！笑话……”蒋介石不无蔑视地笑了。从他的笑中又透出这样一层意思：假如他的手下有一位能和中共刘邓大军抗衡的将军，他会当即收回成命，改任他人。遗憾的是他想过不知有多少次了，没有一位能和白崇嘻匹敌的领兵大将！所以，他只好权且息怒，并以试探的口气问：“礼卿兄，白健生时下能给谁个面子呢？”
“黄季宽！”
“他？……”
“对！”
“我可没有这样的自信！”
“为什么？”
蒋介石镬着眉头沉思良顷，遂又不住地摇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不久前，我请白健生去上海，劝说黄季宽接任安徽省主席，他拒绝不就；今天，我再请黄季宽去上海，劝说白健生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能成功？……”
“能！”吴忠信断然答说，又胸有成竹地讲述自己的理由，“黄季宽不就任安徽省主席，说明他政治上另有所见；也正因为他有这另有所见的政治，他不仅愿意充任介公的说客，而且一定会收马到成功之效。”
蒋介石和黄绍兹之间的关系虽有几度亲疏离合，但从总的方面看来还说得过去。 自从黄绍兹帮着李宗仁竟选获胜之后，蒋介石真是恨透了他！于是在组阁的时候，蒋有意不为黄安排一职，让黄戴着一顶立法委员的帽子逍遥事外，尝一尝坐冷板凳的滋味。今天，他又要亲自出面请这个黄绍兹出山，代表自己去游说白健生，真是不情愿啊！但他冷静地想了想吴忠信的话后，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问道：“你在上海的时候，见到黄季宽了吗？”
“没有！听他家里的人说，在上海混腻了，来南京访朋问友：“请你代我转告黄季宽，明天是端午节、我在家里请他吃粽子。”
黄绍过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竟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这对黄绍城而言，虽有某种失落之感，可也是一种何乐不为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借此现风雨，定方向，于所谓行乐之中做点自己想做的寸f情。所以，他既没有白崇禧因去职而失落，更没有白氏借出走以提高身价的念头句话，顺其自然，乐得自在。现在，蒋介石又突然要召见他了，而且声称请他去过端午节，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瞥觉―意外热情的背后一定有政治交易。同时，他也很自然地想到了白崇禧负气走上海的事。
黄绍兹出于和蒋介石捣乱的思想，他完全不同意白崇禧的做法。为此，他这次来南京也和李宗仁交换过意见，为’r未来桂系的前途，他认为白崇禧也应屈就华中“剿总”司令长官，因为这才是借以谋划发展的实力据点。李宗仁有些沉重地指出：蒋介石调任黄绍兹出长安徽省七席和外放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是出于同一的目的，‘那就是采用不同的手段报复桂系，进而削弱桂系的实力．最后，李宗仁感慨不已地说道：“季宽你拒绝接任是聪明的，而健生公开讲价钱则是傻瓜干的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健生由傻瓜变为聪明。可你我给健生台阶，他不会下的。”
“放心，”黄绍兹淡然一笑，成竹在胸地说，“蒋某人会给健生台阶下的，但他决不会同意健生的主张。”
因此，在接到蒋介石家宴邀请的时候，黄绍龙很自然地想到了蒋介石要把他当作台阶用。对此他暗自一笑，似乎是在说：“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即使是同样的言行，也会得出不同的政治结果来。”有关这次蒋、黄相见的情况，黄绍兹简记如下：
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的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祝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了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数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黄绍兹坐在飞机上，暗自琢磨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要用“党国为重”、“敏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显然不行！而且还容易引起白崇禧的反感，把事情办得更糟。他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服白崇禧。
黄绍花离沪来宁访朋间友，是和白崇禧挂冠赴沪有关系的。他担心猜疑成性的蒋介石怀疑他是白崇禧的幕后军师，加深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他虽说为避嫌来到了南京，但对白崇禧在上海的所作所为还是知底的。事后，他曾说：“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祯和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是日下午四点多钟，黄绍嫉回到了上海的住处，遂打电话约白崇禧来家里谈谈。白崇禧在政治上虽不如黄绍兹精明．但对黄突然由宁返沪的用意还是能猜到的。因此，白在电话中就对黄绍站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我早知道了！”
“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黄绍站在电话中解释道。
白崇禧应邀来到霞飞路黄绍兹的家。一见面，就对黄绍炫发了一通牢骚，借攻击陈诚之便，说蒋介石“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经据典道：“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无论谁说，我也决不从命户。”
“你我先不谈从不从命的事，”黄绍站笑着说道，“告诉我，你还想把仗打好吗？”
白崇禧听后茫然，不知该如何作答，很是惊异地望着黄绍沈。
接着，黄绍垅和盘端出自己的来意：“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黄绍兹边说边观察白崇禧的表情变化，当黄发现白有点心动，遂又进一步说道，“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
白崇禧边听边微然额首，陷入沉思！
黄绍兹进而又说道：“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崇禧越听越入耳，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他的决心也下得真快，当即说道：“‘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黄绍斌上海之行不辱使命。由干他无需借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而依旧同往日那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继续观风雨，定方向。
见白崇禧回到南京，蒋介石当然感到高兴。蒋最为擅长的是政治交易术，他不仅懂得政治行情的涨落，而且还熟知政治对手在想些什么。所以，一见白崇禧的面他就非常热情地说：“我清楚，健生避居上海，决不是为了闹意气，争地位，而是有难处。今夭，我要批评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难处摆在桌面上来，让我帮你解决呢！”
蒋介石这番话语，既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是给白崇禧一个台阶下，同时还暗示白崇禧，可以提就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条件，蒋答应帮着解决。真可谓是一石三鸟，颇具水平的笑谈。对此，白崇禧也是心领神会的，况且他此次面蒋也有讲价钱的成分。接着，他又老调重谈，从战略的角度大讲“守江必守淮”的意义。以及分兵，尤其是设置东西两个“剿总”的弊端。待到他发现蒋介石脸上的笑颜渐渐逝去，并做出不愿再听的表情时，突然把话锋一转，郑重地说道：“我思之良久，克服这一弊端的唯一办法．就是由总裁亲自掌舵，统一领导这一分为二的八十余万国军。这样可以做到分而不散，进退自如。”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蒋介石并未完全明悉白崇禧的话意，遂又笑颜再现，故作大度的样子说道，“健生啊，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尽管讲，只要是合理的，我一定帮你解决。”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说：一，明确华中‘剿总’的管辖区域，二，华中‘剿总’总部直接向总裁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部的节制。”
蒋介石听后一征，白崇禧是在明目张胆地扩大自己的权限。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条文规定．各大．‘剿总”、绥靖公署等军事机构，均属国防部统一建制，并接受参谋总长的直接领导。即使是蒋介石的示谕，也是分别由国防部、参谋总部下达各“剿总”、绥靖公署等军事单位。白崇禧的这一要求，等于把华中“剿总”升格为和国防部、参谋总部等同的军事单位，成为蒋介石的一支特殊的御林军。就蒋介石的本意而言，他决不同意把这样特殊的军权授于自崇禧．；时下一是所谓求贤若渴，再是他认为自己是国民党军队的缔造者，不相信白崇禧能调动国军造蒋家王朝的反。因此，他故意装作不知其情的样子满口答应了。同时，他为了测试白崇禧的权欲之心，又有意地说：“健生，我也把话说白了，华中‘剿总’的事．我只找你一人。为了便于你的指挥，其他人员的配制我就不过问了。”
“不！不……”白崇禧实在是感到太意外了，急忙诚惶诚恐地说道，“华中‘剿总’总部的主要配属人员，还是由总裁任命。”
“我说过了，华中‘剿总’的事，我只找你一人。”蒋介石把脸色一沉．遂下逐客令，“如果没有其他的建议，你就赶快走马上任吧！”
白崇禧自以为打了一个大胜仗，满怀喜悦地向蒋介石行军礼告别，对此，李宗仁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同意白崇禧的请求，与其说是白的胜利，还不如说是蒋不得已而为之。一，蒋拟议中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军中讥为猪，又戏称为“福将”，让白崇禧和刘峙分而统率八十万华中的国军，实在难以平衡白的屈辱之心；二，接替陈诚出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在军中的资历和白崇禧不相仁下，且又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论战功，顾就远不如白r！就是按军令办事，顾对白也难以行使军权，到头来还得由蒋亲自协调、指挥。因此，在李宗仁看来，蒋氏违约答应白的请求，只不过是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之举。他沉吟良顷，对白说道：“我们和他分分合合这么多年，他什么时候会把军权轻易授给别人呢？再说，他能请你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我看他也有办法把你搞成一个光杆司令。”
“德公，今非昔比，他再三声明，华中‘剿总’只找我一人，由我出面组织‘剿总’总部。”白崇禧十分自信地说。
“他越是这样说，你就越不能这样去办。”
“可我已经答应他出面组建华中‘剿总’总部了。”
“关键是如何组建华中‘剿总’总部。这方面的事，”李宗仁想了想，“你可以找思远去商量一下，多听听他的意见。”
程思远在桂系中属少壮派，并以他的智慧成为核心人物。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坛展露头角始于抗战军兴，又是蒋桂合作比较和谐的时期，使他一方面继续充任李宗仁、白崇禧等佳系要人的智囊，另一方面他因参加三青团的领导工作，又和蒋经国等人时相过从，且又关系不错，进而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也有一席之地。待到蒋介石借用所谓党团合并，使长子蒋经国晋身核心中枢，程思远随之挤进国民党中执委常委，旋即成了蒋介石官邸会报的参加者。正因如此，他对蒋介石为君、为帅，乃至于为人都有着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这也就是李宗仁请白崇禧听听程思远的意见所在。
程思远是一位能统观全局的政治家，他不赞成白崇禧把华中“剿总”搞成清一色的桂系班底。他认为一是蒋介石决不会批准，再是现在尚不是以李代蒋的时机。正确的做法是：起用一些黄埔系的“天子门生”，给蒋介石造成一种尽忠为国、毫无派系之见的印象；随着国共交战势态的变化，再因势利导，采用分化瓦解等手段，逐渐把华中“剿总”所属的部队，变为一支迫蒋下野的力量。
白崇禧是同意此道的。由于多年的军旅生涯，他对骄横跋雇的“天子门生”实在是反感极了。暗自下定决心：只请他们在华中“剿总”当牌位供着，决不授给他们实权。对此，程思远先生事后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白崇禧回到南京，要我去劝河浩若屈就他的华中“荆总”化书长。但何反要我对臼建议，要袁守谦去担任这一职务”了可说，白去汉口，要求蒋派一个黄埔学生在他身边，这样蒋就坦然不疑了。白又要找去征求食守谦的意见，肯口程潜助选事受到刺激，已经闭门考客两个月。至此，他一口答允。然而白后来只要他当“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毫无实产又。
白崇禧就要离开南京赴武汉走马上任了．行前，他再次来到李宗仁新的副总统官邸傅厚岗告别：“德公，我虽然身在武汉，心却是留在南京的。因此，你要利用职务之便，多给我通报一些南京的消息……”
李宗仁听后惨然一笑，旋即又枪然地摇了摇头，很是意外地说道：“健生，你自当知道三国时的刘备，为和吴国修好，只身赴约，和孙权之妹成亲之后，被孙权软禁在什么地方吧？”
“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请问：被软禁在金陵的刘备，能有什么吴国的消息送给他的弟兄们吗？”
白崇禧微微地摇了摇头。
“我形同当今的刘备，”李宗仁自我解嘲地一笑，“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吴国最大的权势者孙权的妹妹作伴而已！”
白崇禧完全醒悟了李宗仁的话意，为使谈话的气氛不要过分压抑，趁机打趣地说道：“德公不要过分伤情嘛，身边有我们广西的倩女嫂夫人相伴，不会寂寞的。”
玩笑过后，空**的官邸客室又出现了静寂，李宗仁依然是十分沉重地说：“当年，软禁在金陵的刘备有所为，是在荆州的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还有孔明等人的努力。而我呢，也只有寄希望于你这位坐镇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长官了。”
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的发言，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蒋经国赴上海“打虎”，欲拿姨表兄弟孔令侃开刀
蒋介石报复桂系，孤立李宗仁的计谋大体实现了。但是．正如（红楼梦》中形容王熙凤的诗词写的那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出他所料的是铸成了大错，使桂系利用国民党的兵败危局，借助于司徒雷登在车气的支持，终于迫蒋下野，李宗仁如愿当上了代总统。
蒋介石是一定要报复李宗仁的。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用李宗仁事后的活说：“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蒋介石非常重视政治影响，又会作表面文章，他为了掩饰舆论视听，派专人在傅厚岗整修了副总统官邸，作出分外关怀李宗仁的样子。但实质上，却把堂堂的一国副总统当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仅军政大事不请其参加，就是一般的礼仪活动也全免。对此，李宗仁事后曾发牢骚说：“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会议，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醉，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对政治家而言，自古到今都是清而不静，闲而不宁的。更何况李宗仁竟选副总统的终极目的，又不是到此止步。他为了掩饰自己问鼎总统的意向，有意做出一副对政局漠不关心的样子，经常带领随从马弃在宁、沪、杭等地游山玩水。李宗仁此举收到了两个效果：一，给外界造成总统和副总统相安无事的表象；二，蒋介石虽有戒心，但也误以为李宗仁当这样的副总统无所图。
李宗仁于游山玩水之中，密切地关注着东北、华北、徐州等三个军事热点的发展。他认为关外的战局最不乐观，国军失去了广大的城镇乡村，孤立地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一旦中共部队切断山海关的退路，进而再派重兵封锁营口等港口，势必造成所谓关门打狗的军事态势。到那时，接任陈诚出长东北“剿总”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东北全境国军覆灭的下场；华北近五十万国军，也被解放军压缩在北起张家口，东南止于唐山，途经北平、天津这样一道狭长的沿铁路的点和线上．这“之”字形的布局，恰应了一字长蛇阵的态势。一旦华北的解放军斩断唐山的蛇头，或者拦蛇腰而斩，断为首尾难顾的几截，华北也必然陷落于中共之手；虽说徐州一带尚无决战的态势，一旦济南失守，势必隔断和华北的联系。万一中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分进合击徐州，南京的北大门就洞开无阻了。他为了掌握北方战势的发展，了解驻守此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的心态，遂借结束北平行辕的事务为由，飞往北平小住。在这期间，他曾和傅作义私议党国的前途、华北的命运。
博作义早年投军，屡建战功，后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著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几次请缨抗战。当时，他指挥的百灵庙大捷，震动中外，被赞誉为“复兴民族之起点”。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曾率部孤守太原，指挥若定。1940年指挥五原大捷，击毙日军顽酋木川中将。待到李宗仁南下竞选，并荣任首届副营统之后，华北军政长官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傅作义的肩上。
傅作义是一位卓有远见的军事战略家，因此，他对国共两党即将开始的军事决战的前途是悲观的。加之，他既不愿意为蒋介石殉难，也没有决心站在解放军一边反蒋，他这时的心情是矛盾而又抑郁的。对此，李宗仁事后曾说：“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
傅作义又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政治家，他知道李宗仁是蒋介石的对头，又是美国人内定的取蒋而代之的候选人，和这样的副总统议论战局胜负，评说总统独裁，是绝无危险的。另外，他又希望从李宗仁的口中获悉一些美国人的动向，以及南京诸派系对所谓党国前途的看法，遂多次和这位北来的副总统单独畅谈。李、傅二人毕竟都是政坛中人，所谓畅谈也决不会说得一清二楚。就是他们在酒过三巡、略有醉意的时候，也只能说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步。例如，傅作义屡屡问李宗仁：“到那时，怎么办？”
这句问话是多解的，丝毫没有留给李宗仁可抓的话柄。但是，李宗仁却感到了这句问话的真实含义。对此，他事后说：“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琢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琢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琢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
李宗仁对此作何答复呢？他自己事后写下了当时的矛盾心情：“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这的确给李宗仁出了一道难题，最后，他只好说道：“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