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比谁都清楚，”冯玉祥十分自信地说罢，转身又取来一份密电，“这是阎百川刚刚拍发给我的电文，他已命令所部向郑州方面运动，决心在郑州和我们携手．和蒋介石打最后的一仗！”

刘骥看罢电文，无比悲哀地摇了摇头。他痛苦地沉思片刻，又说：“那……我们一定要在郑州和湮关之间的洛阳部署重兵．确保西撤铁路的畅通。”

“这我早想到了，我已下令宋哲元带着葛运隆、赵登禹两师兵力防守于洛阳一带。”

“两师兵力……”刘骥下意识地说罢，又匆忙提醒，“冯先生，两师兵力太少了！ 一’

“不少，不少……”冯玉祥看厂看愁眉不展的刘骥，“万一战况向着你预测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主力兵团会很快退守洛阳。进而再退守淹关的”

对此，刘骥还能说些什么呢？惟有再次陷入沉默。但是，池的内心深处，是绝不同意冯玉祥做此决断的。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自己和冯玉祥的这次争论，还万分遗憾地写下了这段话：

由干冯幼德、性很强，看城题生布片面，虽然局势的发又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处于板为爪，f二 乡勺地步，乞是他仍在幻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挽回军事上的倾势，因而对于退深西北的问题，并没有采取安全可靠的措生，‘又仅派宋哲元带着葛运隆、赵登禹两师兵力仿守于洛阳一带，因乓力有限，并不足以保证郑代到渔关这一段交通线的安全：他仍以大邵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绝续作战，鹿钟麟是一位城府较深，且又非常敬重冯玉祥的将军。在刘骥和冯玉祥舌辩西北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时候，他一直静听不语。对此，冯玉祥凭借往昔的经验，知道这位忠诚的部属，有着不同于他和刘骥的看法。待到刘骥缄口不语以后，冯玉祥转而又问：“钟麟，你在想些什么？”

“和冯先生想的一样，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鹿钟麟老成地答说：“那就说说嘛！”

“可我的见解，既和刘参谋长西撤渔关之见相左，又不能苟同冯先生在郑州外和蒋军决战的决定。”鹿钟麟为了能说服冯玉祥．有意卖了个关子，又补充说道，‘“我如果再说，我们三人就成了三种意见，岂不乱了方寸？”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冯玉祥一改固执己见的个性，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古语说得好，兼听则明，谁说的对，就按谁说的办。”

鹿钟麟依然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相反，却故做为难地摇了摇头。

“钟麟，你这是怎么啦？难道还信不过我冯某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鹿钟麟忙解释，“因为说的话是对，还是错，一时是证明不了的。更何况是决策这样大的事情，还有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呢。”

“少给我兜圈子，绕弯子，你这样说，不就是想让我听你的吗？”冯玉祥一语道破了鹿钟麟的天机，接着又单刀直入地说，“你先说说看，为什么不同意刘骥退入渔关的想法？”

鹿钟麟扼要地回述了西北军高级将领自一开始就反对联阎讨蒋之后，接着又讲述了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疮苦之区的补偿。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早灾之后，饿拜载道，现在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最后，他非常沉重地说：“我担心有些高级将领，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甚至有些意志不坚定的高级将领，会走上投蒋的道路。”

“这绝不可能！”冯玉祥近似本能地挥了一下右拳，非常自信地说，“他们绝不会在这种时候背叛我。”

“容我说句不恭的话，”鹿钟麟一反常态，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冯先生，既然前有韩复榘、石友三之先例，我看就不能排除有王复集、李友三效仿的可能。”

冯玉祥一听韩复柒和石友三的名字，心里咯瞪一下怔住了，遂又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是惧怕，还是不信？还是处于这二者的矛盾中？他满面怒气地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对此刘骥是同意鹿钟麟之见的。诚如他多年之后记述的那样：

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冯在这个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望．想基础。 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有些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带兵官即使己经当了军长、总指挥，乃至当了省主席，冯对他们仍然像对待子侄一样，不肯给以应有的尊重和礼貌，甚至他们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 因此，有些高级将领渐渐感到太受拘束。特别是那些有了地盘的将领，更需要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环境，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韩复榘、石友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蒋介石拉了过去的。韩、石投蒋后，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在内心里都有了 自己的打算。所以，他附和着鹿钟麟说道：“瑞伯的担心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处此逆境之中，不得不防新的韩、石倒戈事件。”

“这绝对不可能！”冯玉祥又恢复了他的自信和固执，瞪大两只眼睛质问刘骥，“你是不是放弃了自己西撤渔关的见解？”

“没有，”刘骥也不甘示弱，补充说道，“我认为这样做，是唯一能保全西北军少受损失的办法。”

“你对战局的估计太悲观了！”冯玉祥一口否决了刘骥的意见，转而又问鹿钟麟，“你再说说看，为什么不同意我在郑州和阎百川携手与蒋决一死战？”

“一，如要战胜劲敌，必须全体将士同仇敌汽，奋勇杀敌。时下，我西北军将士，尤其是高级将领，我依然认为心气散了，不能克敌制胜。”

“这我也仍旧坚持己见。”冯玉祥毫不退让，又问，“你的第二条理由呢？”

“我自冯先生回到撞关，就力主联蒋讨阎，因为这个阎百川言而无信，不足与谋。时下，他的晋军主力退出济南，败溃黄河以北，怎么可能再移兵郑州，和我们携手与蒋决战呢！”

“你还有什么根据吗？”

“有！”

接着，鹿钟麟指出在“八月攻势”之前，冯玉祥曾做了如下分析：徐州是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如将徐州攻下，则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影响所及，平汉线的“杂牌军”必将发生重大变化，那时，最低限度，大江以北将无蒋军立足之地。因此，冯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把所有的兵力都使用在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没有料到：晋军在陇海线正面虽然配备了不少的兵力，又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旁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一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的作用。最后，鹿钟麟分外沉重地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我个人认为，阎百川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无论在军事的配合上，弹械、粮晌的供应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阎对西北军的进展，是有意识地扯后腿！”

对此，冯玉祥也有同感。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近似自语地说：“阎百川这个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他的葫芦里装的是害人害己的药！”鹿钟麟以为自己的见解打动了冯玉祥的心，又严肃地指出，“请冯先生想一想，会师徐州志在必行，他都违约败北；时下所谓的郑州外围决战，只有破釜沉舟之慨，而无胜算在手，他阎某人会干这种蚀本的买卖吗？”

时下的冯玉祥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打败蒋介石。因此，他对一切逆耳之言都听不进去。就说这次他梦想的联阎与蒋决战的设想吧，鹿钟麟已经完全揭穿是他的一厢情愿，或说是阎锡山死到临头还要拉个垫背的行为，可冯玉祥还是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他没有理由反驳鹿钟麟对战局的分析，遂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有意转移话题：“好了，好了！咱们先不去猜测阎百川是怎样想的了。钟麟，你还是快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出来吧！”

鹿钟麟太了解这位老长官了！他一听冯玉祥的口气，知道冯玉祥对最后一次联阎打蒋是铁了心的，是用什么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因此，他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冯先生，我不说也罢，一切惟你之命是从。”

“这又说到哪里去了，”冯玉祥很不高兴地说，“叫你说你就说嘛！”

“好，我说。”

接着，鹿钟麟指出，宋哲元派出参谋长前来向冯建议：为了挽救整个西北军，趁晋军全部调出山西的机会，将西北军开入山西境内，使晋、陕连成一片，如此尚可在西北造成一个局面。最后，鹿钟麟看了看整眉凝思的冯玉祥，复又加重语气说：“政治是不讲情面的，希望冯先生按当年刘玄德带兵入川那样，造就一个新的天地。”

对此重大的建议，诚如当事人刘骥所记述的那样：“因这时冯还想拉阎继续作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亦未表示反对。当时宋哲元以为这一计划颇有实现的可能。”

这次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不久，冯玉祥就收到了一份张钻策反成功的报告。

冯玉祥阅罢报告大怒，边撕边用力将纸片掷向空中，泼口大骂不止：“张访老儿！老匹夫！我和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不久，冯玉祥又收到爱将吉鸿昌有异动之心的报告，他当即把这份报告也撕得粉碎，大声骂道：“纯粹是胡说八道，挑拨离间，吉鸿昌怎么可能投降蒋介石呢！”

冯玉祥的骂声刚落，刘骥便悄然走进，对冯玉祥稍加劝慰之后，方才报告：“冯先生息怒，阎百川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北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冯玉祥听后先是一怔，旋即大声狂笑起来，操着无比蔑视的口吻说：“真是望乡台上唱大戏―乐不死的鬼！败亡临头了，还没忘了登基。哈哈……我敢断言：你阎百川的皇帝梦，绝不比袁大头长！”

是啊！阎锡山为何在这样的时候，还要就任所谓的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呢？简单地说，阎锡山从4月1日宣誓就总司令职开始，就希望汪精卫赶快由香港北上主持局面，而汪精卫却于桂、张联军失败后，才把希望寄托在北平，于7月23日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在他的拉拢拼凑下，终于在8月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但这时阎、冯军队在战场上已成败局。阎锡山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也和袁世凯一样，做皇帝梦，想登“九五”之尊，他选择了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这个“黄道吉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此举，一般称之为“四九小朝廷”。可是好景不长，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接着命东北军入关。阎锡山在国家元首宝座上仅仅坐了九天。

面对危局，汪精卫和陈公博还在扮演醉死不认四两酒钱的角色。他们认为“倘若陇海线上还站得住，大局虽然危急，还不至于崩溃”。汪精卫还提议：“我们何妨趁此时候往郑州一行？”陈公博出于各种好奇之心，欣然应命陪同汪精卫前往郑州访冯玉祥。

汪精卫和陈公博赴郑州并无实在价值，冯玉祥所能款待的也只有油条和稀饭。待一起躲过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之后，汪、陈又到开封等地转了转，就又驱车回到了石家庄。这时，阎锡山提出新的军事计划，即“合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在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打算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驱逐出关，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他们都清楚计划虽好，但不易实行，因为冯军的军心已变，而晋军已无斗志。不过，他们都同意再做一次郑州之行。对此陈公博全部写入（苦笑录》中。现摘有关章节如下：

即夜我们挂了一辆专车往郑州进发，半夜冯先生派人来报告军情，我们只得在半路上一个记不起名称的火车站上停车相候。这一耽搁便已到差不多天亮，刚过顺德府，有人来报告，说石友三军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军队已斜出大名。阎先生立刻变了色，因此行必要经过新乡石友三的防地，这个消息如果确实的话，岂不是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虏。阎先生踌躇了半刻，教停下车，要偏劳汪先生自行，自己挂了一个小机车，把我们的车辆分作两半，我们南辕，他自己北辙。

冯先生还在前时的破庙等我们，汪先生把来意说明之后，冯先生毫不犹豫地赞成。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先生很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算已原则决定了，至于如何把全部军队退至河北，如何驱逐奉军，如何布置沿河的据点，那是军事专家之事。

刚食过夜饭，消息似乎很紧，据说南边已有一团南京军队冲入，更有一个情报说黄河桥附近就有百多土匪窜入来，冯先生还镇静，在神厅上退回了他的走廊，摊开地图在地上，和几个参谋在那里点着蜡烛指手划脚。少顷我们都到草地，冯先生就在席棚下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冯先生口角还挂着笑容，把军用电话挂上，又和我们谈话。

他一面谈话，一面催我们早点动身回石家庄。……我们在9时左右便上车，冯先生还很从容地陪我们上车。

汪精卫和陈公博仓皇北去之后，冯玉祥已经完全处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了。令他震愕不已的是，他的心腹爱将吉鸿昌、梁冠英等真地投降了蒋介石。对此，策反人张舫做了如下记述：

战争就要结束的前一周，吉鸿昌派遣池的亲信副官王慈博见蒋说，他所敬重的河南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李鸣钟，已经出洋去了；一个便是张伯英，如果张能来一趟，他便一切惟命是认。蒋电何成浚约我同到石象镇陈诚的防地和他见面。 当时蒋当着吉所派的王慈博问我肯去否？我说：“如果前去，恐怕又要蹈去毫的覆辙。”蒋说：“消川是吉的防地，消川一下，可直捣开封，吉与兄没有仇恨，想无意外。”我只得答应，并且说：“如果不放我回来，请重价回赎。”遂即刻和王慈博同乘汽车向北三十里许，通过中央军的防线和中间真空地带约五里多路，到达洧川县城南王所约定的地点，进入吉的防地……由团部到了旅部，来了一位参谋长让我同他乘汽车到了消川县东五里许路旁边的一座破庙里，吉鸿昌在庙门外迎接，举手敬礼并向前扶我。我们携手进入庙院，三间北殿外一无所有，搬砖当．凳，曲膝围坐。吉和我班荆道故，说了些别后思念的话，以后便谈到了本题。吉很坦白地说：“内战祸国，外人获利；国家统一，便可集合力量一致对外。现在我甘冒不匙，宁负私人，不负国家，特请公来一谈，为我决策。”我说：“兄大计已定，我当从旁赞助，兄必须当机立断，不可迟疑。”吉说：“我已决心归附中央，义无返顾。但是张维玺、梁冠英等和找有约，必须一致行动，顶要通知他们发出联名通电，非有两三天的时间不可。”我允许他三天为期，与邻近的中央军即取联络。我就照这样办法回去复命……他即派旅长一人，参谋长一人送我西行。在车上参谋长说：“时才过午，饭没吃好，何不到城里休息一会再走？”于是同到城内彭师长的司令部又进食茶。哪料城内有认识我的人，便用电话报告冯玉祥，冯便打电话给吉鸿昌，由城内总机转拨。管电话的人员来告诉参谋长说：“冯总司令正在电话上骂吉司令，叫他跪下听电话。吉司令说：“跪下了，说吧？”冯总司令问：“张伯英到你那里干啥？”吉说：“来了一趟。”冯总司令大骂，吉司令将电话挂了。参谋长告诉他不要乱说，并伏在我的耳旁把这些话告诉我，让我即刻离开消川。我……到了昏黑才回到石象镇。蒋正在村头野地散步，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地说：“这次倒去得快来得快。”……

冯军中被称为铁军的孙良诚部由梁冠英带领向蒋投降，说他和我早有联络。蒋问我，我答实有此事，蒋便允许将梁部收编。……收编后，蒋对他和吉鸿昌都给了一路的总指挥。

在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示“宽大”，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马福祥、张之江等于10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冯玉祥命鹿钟麟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鹿向马、张提出的条件是：一、冯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军队由鹿负责改编为十个师，以河南西部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三、拨给编遣费三百万元。但是，蒋介石因吉鸿昌、梁冠英等已经投降，在新郑被围的张维玺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允许西北军这个集团继续存在下去，他要把这个集团化整为零，逐步地变成自己的工具，或者是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因此，几经磋商，迄无成议。张维玺等经马福祥、张之江等的劝降，他们都接受了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全部军队一律解除武装。于是蒋介石进一步坚持要求冯玉祥和鹿钟麟下野。鹿钟麟只好到天津做寓公去了。孙连仲也自谋出路．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的改编。冯玉祥的卫队旅长季振同也随孙连仲而去。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冯玉祥自此离开了他二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军队，移居到山西汾阳的峪道河。随行的有刘田团和残破的西北军官学校。冯玉祥军事集团至此全部瓦解。但是，冯玉祥一想到自己兵败中原的往事，就又禁不住地自问：“我为什么会败在蒋介石的手下？我还能东山再起，和蒋介石一决雌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