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得到冯玉祥的承诺后，决定公开联合全国反蒋派系，掀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倒蒋大战。
阎锡山是一位典型的政客，他只要“利己”二字，绝不怕丢弃“人格”二字。他决定充任反蒋主帅之后，立即动身回到自己的故里，再去看望冯玉祥。据史记载，他为了打动冯玉祥，险些向自己的阶下囚下跪。他痛哭流涕地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处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处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渔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找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阎锡山这番成功的表演，果真感动了冯玉祥。他们二人当即抱头痛哭了一场”为一r向对方表示各自反蒋的决心，他们彼此保证：“‘同生死，共患准，反蒋到底”接着又在李书城等人的见证献血为盟。至此，李书城这位中间人也总算去了一块心病，并为初步形成阎、冯结盟反蒋的政治局面而高兴，被软禁将近十个月的冯玉祥，尽管不完全相信自己能回到陕西，可他制定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发生了效应―退得蒋、阎终于反目。所以，他十分高兴地说：“非舜尧，岂能无过！只要你我兄弟从此真诚携手倒蒋，国之大幸！ 民之大幸！”
1930年2月28日中午，阎锡山陪同冯玉祥夫妇回到太原．阎招待冯下榻于傅公祠，下午一时宴冯夫妇，旋即阎、冯与各军代表会议，一致公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西北军鹿钟麟等全体将领联名电请冯早日回陕，主持军事，但阎恐冯不忘前嫌，对放冯回陕意优未决，迟迟不肯出口。当时在太原的冯的老友王铁珊、梁式堂诸人都为此着急，大家嘱薛笃弼去见贾景德催询此事。据薛回忆：“我即到贾的家中访贾，痛陈冯必须回军之利和不回军之害，并向贾恳切表示我是山西人，父母妻女都在解县家中，冯渡河回陕，我愿留在太原做质，冯夫人也可不随冯同去。磋商至午夜，贾答应向阎转达。次晨我到溥公祠见冯。冯说：‘我除倒蒋没有第二条路，我只为国，决不因私害公，可请裕如（贾景德字）转告百川干万放心，我是真诚拥护他的。”’
这时，李德全突然站起，十分严肃地说：“请转告阎先生，为了剖明心迹，我甘愿偕女儿留在太原做人质！”
“夫人！”冯玉祥紧紧握住李德全的双手，二人默默相视，泪水夺眶而出……为联阎反蒋，冯玉祥忍痛将妻女留做人质；冯玉祥得意地说：“蒋介石的日子就要难过了！”
阎锡山的部属同意联冯倒蒋，但是，绝大多数高级将领不同意放冯玉祥回陕西，生怕冯玉祥难弃前嫌，更记软禁在晋这近十个月的恩恩怨怨，一旦回到自己的地盘，即使不走联蒋倒阎的道路，也会学着阎锡山昔日的祥做壁上观，由阎领衔发动的这场倒蒋运动也必然失败。为此，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周袱登门见阎，焦急地问道：“阎先生，你真的要放冯焕章回去？”
阎锡山镇定地点了点头。
“阎先生，这如问放虎归山一样的危险啊！”周袱历数冯玉祥的谋臣力劝打蒋的目的，意在救冯离开山西，又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冯这个人极不可靠、你忘了方顺桥见死不救的事了吗？冯不能放，这仗也是打不得的！”
“你不要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冯对蒋恨极了。现在要是能和我们共同打蒋，这是他求之不得的。”阎锡山看了看频频摇头的周袱，又说，“冯最大的弱点，就是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
“我认为阎先生没有看到他狡猾的一面……”
“我怎能看不到呢！”阎锡山十分自信地笑了笑．“他固然很狡猾，经常搞些小动作，打完蒋以后，可能还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方法对付他，你不要多虑。”
“我就担心他一出山西，就立即翻睑、变卦，阎先生，到那日寸……”
“还有他的夫人和女儿留在我这儿做人质嘛！”
“这是真的？”
“真的！”阎锡山又得意地笑了，“政治角逐，如同做买卖，我是不干蚀本的生意的。”
是日夜，阎锡山为了坚定冯玉祥反蒋的决心，自然，还想在冯玉祥面前显示一下他这位倒蒋的核心―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威风，派人把冯玉祥请到官邸，二人简单地议了议反蒋的战略及人事安排之后，阎锡山又神秘地向冯玉祥介绍了他与诸方反蒋派系秘密联合的情况。冯玉祥认真地听取了阎锡山悄然联合李宗仁、石友三、刘镇华、孙殿英等部反蒋的报告后，他几乎是本能地问道：“贤弟！东北张汉卿方面……”
“我早就和他保持着联系。”阎锡山淡然地回答，又含而不露地说道，“我有一个想法，等我们和各方面联系成熟以后，再主动地把拟好的讨蒋通电，送请张汉卿征求同意，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
“张汉卿会同意吗？”
“我想，他有可能同意照办。”阎锡山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说，“讨蒋通电如果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多了。”
同样，冯玉祥也是知道张学良所处位置的重要性的。时下，阎锡山即将领衔发动的这场全国性的倒蒋大战，把话说穿了，有军事实力的只有阎、冯两家。而未来和蒋介石角逐的战场，在黄河中下游―自古称之为中原腹地。蒋介石由南而北，自东而西，和冯玉祥、阎锡山在此古战场上厮杀。如果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率东北军出关，不仅会搅乱阎、冯的大后方，而且还会与蒋介石所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冯玉祥忧心仲仲地说道：“当年楚汉相争，谁得韩信谁胜；时下，你我兄弟和蒋某人在中原一争雌雄，张汉卿就变成了当今的韩信。”
“这我清楚！张汉卿果能参加讨蒋，咱们既无后顾之忧，又能增加一支很大的军事力量。”阎锡山看了看愁眉不展的冯玉祥，接着说，“大哥放心，张汉卿那边的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3月10日，冯玉祥就要告别太原，南下出晋，经风陵渡回陕西了。阎锡山装出特别诚恳的样子，双手紧紧地拥抱着冯玉祥那魁伟的身躯，再次痛哭失声地说了一番自责的话后，遵照祖宗的规矩，又送上一份丰厚的“程仪”：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二百支，面粉两千袋。最后，又十分动感情地说：“这是我对大哥的一点心意。等到大哥回到陕西以后，西北军有什么困难，就不客气地开个单子来，我一定尽力相助。”
“谢谢！谢谢……”冯玉祥真的被阎锡山的慷慨馈赠感动了，他双手捧着礼单，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爸爸―！”一声撕裂心胸的哭喊，惊醒了沉浸于感激之情中的冯玉祥，他下意识地循声望去，只见夫人李德全领着心爱的女儿朝他快步走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从手中的“程仪”单中悟出了一个真理：政治家的一切出发点是政治。当冯玉祥再次听见女儿哭喊“爸爸”的声音时，他只能抱起心爱的女儿亲了亲，违愿地苦笑着说：“好女儿，不要哭，百川叔叔会和爸爸一样地爱你的。”
“对，对……”阎锡山终于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匆忙接过话茬，虚情假意地说，“乖侄女放心，你喜欢什么，我这个叔叔就给你买；你想看什么，我这个叔叔就陪着你去。”
李德全听后，真想当面大骂阎锡山几句。可她还是以女政治家的胸怀，控制住了内心愤感不已的情感。为了能让冯玉祥走得心安，她违愿地从丈夫的怀中接过痛哭流涕的女儿，有意地劝说：“女儿，你怎么忘了说了，爸爸放心地走吧！我和妈妈天夭盼你打胜仗，等打倒了蒋介石……”
“爸爸可不要忘了来接我和妈妈！”女儿抢着说。
冯玉祥一听女儿这心的话语，老泪险些冲开情感的闸门，他凄楚地忙答说：“女儿，爸爸忘不了，为了早一天把你，还有你妈妈接到身边来，我也要快些打倒该死的蒋介石！”
冯玉祥没有再说些什么，俯首亲了亲女儿那挂满泪花的面颊，用力握了握夫人李德全那双冰凉的手，转身大步走进汽车，双眼一闭，只听汽车喇叭“嘀嘀”一响，他终于踏上了归途！
冯玉祥回到久违的部队中，见到几十年生死与共的部属，就像是一位多子多孙，且子孙个个长大成才的老人在外边受了磨难，突然又回到自己经营多年的家中，那种重逢的喜悦，矢志报仇的决心，都给了冯玉祥莫大的慰藉。但是，这种久违重逢的喜悦散淡之后，家庭内部的纠纷，以及如何兴兵报仇这两件大事，就又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就是在这两件大事上，冯玉祥伤透了脑筋！因为这支由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几十万军队，早已潜伏着分崩离析的诸多矛盾了。
冯玉祥是在特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军界领袖。据当事人回忆，他经常对部属讲，他最爱看的戏是“老包斩陈世美”，最爱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和名人传记。他把所祟拜的人物，奉为立身处世的榜样；把所崇拜的人物言行，作为辨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他所追求的最高奋斗目标，是立志做个“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自然，他又必然用这种传统的治国、治军的文化去教育、影响他的将佐和士兵。结果，他这支庞大的队伍，就一定会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其次，旧军队中封建的等级观念甚浓。他服从的将领，多数是他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只知盲目服从，惟命是听，这样数十年的军中生活，自然助长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也养成了他的家长式的权威。随着他的地位的提高，所属部队一天天增多，一手栽培的部属逐渐成长，独当一面，有的甚至成了国家的封疆大吏；他的家长式的权威，也必然和这些已握兵数万的部属发生矛盾，甚至遭到消极的反对。韩复榘和石友三叛冯投蒋有诸多因素，但追溯其根源，还是向他这位家长式的权威挑战的必然结果。时下，宋哲元、孙良诚、鹿钟麟等高级将领虽尚未有异动，但潜意识的反抗，业已变得相当的激烈！
另外，正如封建大家庭中的弟兄长大以后，必然要单立门户一样．由冯玉祥一手栽培起来的将佐在独挑大梁以后，谁也很难服谁。只是碍于冯玉祥的面子，没有演出同室操戈的悲剧来。但是，就在冯玉祥这位家长被软禁在山西期间，诸位大将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宋哲元和孙良诚不和，曾导致了讨蒋之战的失败。而时下矛盾的焦点，却集中在了西北军名将吉鸿昌的身上。
吉鸿昌．河南人，家道贫寒，其父在镇上开小茶馆为业。1913年，时任禁卫军团长的冯玉祥在豫招兵，年仅十八岁的吉鸿昌潜伏城应募。1914年，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见吉身材魁悟，且能识“之无”，遂将其编入模范连充当学兵次，冯玉祥集合部队讲话，题目是‘旧本要求中国承认条”。冯玉祥说：“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如果实行了，你们在街上，要碰见日本人，他就让你趴在地上，骑在你的身上当板凳，那你们怎么办呢？”吉鸿昌即奋臂高喊：“报告旅长我有办法！”冯玉祥问：“吉鸿昌你有什么办法？”吉鸿昌答说：‘日本人要骑在我身上，我回过头来咬死他！”全军精神为之一振。由此，冯玉祥格外喜欢这个河南兵。另外，吉鸿昌作战，素以勇敢著称，军中呼为“吉大胆”。于援川之役、讨伐复辟、直奉战争等各次战役中，吉屡立战功，不时升摺。
吉鸿昌由于受到冯玉祥的特殊宠信，很快就和他的顶头上司孙良诚发生矛盾。 自漳关出师以来，孙、吉之间的矛盾就愈演愈深，可以说是“将帅不和”。举例来说，吉鸿昌认为孙良诚在作战指挥上没有大将魄力，时以“打仗要大刀阔斧，不能缩手缩脚，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等语，作为旁敲侧击。在作战期间，由总指挥部规定，全军官兵一律不佩带胸章，而吉鸿昌竟印刷“19D”符号代替胸章，以示与其他部队有所区别，孙良诚发现后，对吉的参谋长说：“怎么你们净出洋相？”关于夜渡黄河进占温县之役，孙良诚认为是影响全军作战的盲目行动，命令已渡河部队迅速撤回，吉鸿昌不但不遵令撤回，反而径向冯玉祥越级报告，并因冯复电文中，有“铁军”二字奖饰词，遂制作大批镶有“铁军”字样的红旗，每于行军时将“铁军”旗帜列于队首，飘扬而过。这些行为不仅被孙良诚讥为狂妄，友军方面也感不快。而吉鸿昌说，我藉此以励士气，我就指着这个打胜仗，决不因他人之爱憎，令我有所变更。在攻打曹县时，吉师阵地位于城东北隅，在攻城紧张阶段，吉鸿昌令制一面特大白旗，大书“出城官兵往东北方向大吉”，竖于本师阵地上，迎风招展，目标显著，就是说，如果城破，你们全到我这里来。孙良诚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在克复曹县后，吉鸿昌命其参谋长写成一本“克复曹县记”，其中主要是叙述作战经过，表扬十九师战绩。书成之后，分赠友军，孙良诚见了，很不高兴，因为书中内容主要是表彰十九师战功，而对于作为方面军总指挥的孙良诚，则一字未提。凡此种种，都是未经孙良诚同意的。所以孙良诚想撤换吉鸿昌，也是蓄意已久。这时适逢冯玉祥令派师旅长人学，正好给孙送来撤换吉鸿昌的机会。
同年秋天，由于终麟阁的十一师在甘肃剿匪不力，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三十师师长，赴甘剿匪。越年夏天，吉鸿昌率部在平定甘肃匪乱之后进入宁夏。当时宁夏政局混乱，为稳定形势，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宁夏省主席。蒋介石得知此事，想要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一份“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把委任状撕毁，气愤地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
吉鸿昌就任宁夏省主席后，决心为民兴利革弊。他在自己的像片上亲笔写下：“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他首先整顿军队，把原咚麟阁的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的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为除掉吏治黑暗，他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他还特别重视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蔫，不分回汉的道理，号召回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还召集回教代表开会，与代表合影留念。
这期间，吉鸿昌决心开发西北，井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此举受到了西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吉鸿昌的军功和政绩，遭到了西北诸省大员的妒忌。其中原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十一师师长终麟阁等人更是忌恨吉鸿昌。
鹿钟麟继宋哲元任代总司令之后，为把蒋介石的部队堵在渣关以东，急调吉鸿昌所部增援。吉鸿昌到西安时，本想等候上级决定，重返宁夏，现在奉到鹿钟麟命令，向渔关增援，心中着实不快，只有忍气向撞关开拔。吉鸿昌到撞关后，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印成名片，背面印有：一、开发西北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三、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吉鸿昌遇到西北军将领，先递给开发西北总指挥名片，再述说他的意见。当时各将领均认为大敌当前，吉鸿昌竟做此主张，太属狂妄。鹿又令吉率队由渣关继续东进。吉鸿昌驻在铁门，曾派人找河南张纺．向他表示开发西北，不愿参加内战。鹿钟麟因不放心吉鸿昌，曾派凌勉之到铁门来视察，并劝吉要维护西北军的团体，顾全大局，不要自做主张。凌临行时，曾问吉鸿昌的参谋长：“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参谋长答道：“吉军长决不会背叛团体，请报告总司令放心。”刘郁芬、孙良诚、宋哲元等，把吉鸿昌看成是莱傲不驯的人物，恐其为患，遂与鹿钟麟密议．将吉军调回陕西，集中大荔县，以庞炳勋部队接防，并令庞对吉部加以戒备。吉部开拔时，在陕州、灵宝掉队官兵多被庞部捕去。吉军在大荔集中后，鹿钟麟以召开军事会议，并令吉鸿昌率部仍回宁夏为名，召吉鸿昌到淹关，将其扣留总部。
事有凑巧，第二天冯玉祥回到了淹关，各将领闻讯，均来渴见，惟独不见吉鸿昌。等众将领告退之后，冯玉祥很不高兴地问道：“钟麟，‘吉大胆’这小子不是也在渔关吗？他怎么不来见我？”
鹿钟麟遂将吉鸿昌倡言开发西北，不听命令，已解其兵权，暂留总部反省的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地向冯玉祥报告。最后，他加重语气说：“冯先生，解除吉鸿昌的兵权，非我一人决定，而是留在渔关的弟兄们的意见。”
冯玉祥明白鹿钟麟这句话的寓意：你可不要一回来就重用吉鸿昌。但是，冯玉祥这些年来当“家长”当惯了，他先不考虑鹿钟麟的良苦用心正确与否，而是本能地感到这是目无他这个“家长”的行为。他心里很不愉快！另外，冯玉祥是典型的实际主义者．他认为就要和蒋介石打仗了，勇冠三军的“吉大胆”这员虎将不能不用，更何况他自信能管得住吉鸿昌这匹难以驯服的烈马！他沉吟良顷，有些冷漠地说：“钟麟，你把‘吉大胆’这小子给我叫来，看看他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冯玉祥！”
鹿钟麟是极其聪明的辅佐将才，尤其对冯玉祥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他一听冯玉祥的话音，自知方才的谏言失败一遂又像往日那样，惟命是从地答说：“是！我这就把吉鸿昌带到冯先生这里来。”
有关冯玉祥召见吉鸿昌的经过和影响，吉鸿昌的参谋长做了如下记述：
冯俊各将领散去，将吉召未，一见面就揍了吉鸿昌两拳，斤骂着说：“你这小子，我不在家，谁的话你也不听。”骂毕，亲笔写个“高级副官室”五字的条子，对吉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室门口，跟我来当副官。”这时我把部队带到憧关．如释重负，心想如果作战而死，尚有可说，倘为此催刑争谤，未免冤枉，现在吉鸿昌已当了副官，我正可借此求去，遂将手枪马匹，分赠好友，待与吉鸿昌唔面后，告以去意。当时我家眷住憧关第一巷，与吉眷住对门。一日，吉忽至，相见彼此一笑。我说：“你开发西北未成被押，我也几被牵连，你现在当了副官，我可趁此回家一越。”吉说：“恐怕你走不了，他们想收拾我，没想到冯先生偏偏这时回来，天不假人愿，部队就要出关打蒋，冯先生仍令我回部队，你怎能走呢？”
果然，没过几天，冯玉祥又令吉鸿昌回十一师当师长。第十军由宁夏开到西安时，冯安邦请假离职，找孙连仲去了。吉鸿昌将该旅拨入十一师，彭国祯旅编入郑大章骑兵军。……这师因军缩编，在兵额及装备方面，比其他各师均较充实。吉鸿昌到职后，集合部队讲话，述说他离开部队及回来经过。
刘郁芬、孙良诚等，对冯玉祥再度起用吉鸿昌，而毫不责处这一措施，很为不满，说：“冯先生对事，仍然一意孤行，从不考虑各将领意见，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吉鸿昌撤掉，他一回来，马上又叫吉回部队，韩、石倒戈，并没得到教训，反说韩、石离开他，是被人逼的。”总之，私议纷纭。
冯玉祥如此简单地处理部属间的矛盾，并自认为完成了团结内部的工作。接着，就又召集联合反蒋的军事会议。首先，他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向参加军事会议的高级将领介绍了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
一、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二、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五、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充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六、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四川的刘文辉和湖南的何键，经联系后，亦准备分别予以各方面军之任。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等等。
冯玉祥讲完之后，有意地巡视了一遍与会将领的表情，出他所料的是，没有一位被他的讲话感奋起来。他拌然皱起了眉头，独自沉思片刻，依然想不出这其中的原因。遂问：“诸位这是怎么了？我和阎百川议定的上述条款和内容，大家是不是不同意啊？”
与会的将领，仍然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所不同的是，有的怕和冯玉祥那不悦的眼神相撞，有意把头埋在胸前；有的坐对面的将领，用不同的眼神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会场足足冷了一分多钟！冯玉祥蓦地站起，很有情绪地说道：“钟麟，我回来之前，你是代总司令，有什么意见，甚至是不欢迎我回来的意见，都可以说嘛！”
“冯先生，”鹿钟麟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大家不是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冯玉祥的火气越发大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可你们……”
“冯先生消消气，我先说吧。”鹿钟麟急忙打断冯玉祥的讲话，“我从山西回到撞关，向诸位将领传达了和冯先生商议的‘远交近攻’战略，大家十分赞成。就在‘远交近攻’的战略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冯先生又把‘远交近攻’改为‘近交远攻’，由联蒋打阎变成了联阎打蒋，我真的有点转不过弯来。”
“我更是想不通！”宋哲元率部反蒋，由于吃了阎锡山的亏，致使上次联阎讨蒋失败，所以对阎锡山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真想和蒋介石联合起来，把阎锡山打垮。“怒我太不冷静，今天，我是要把心里的话全都掏出来的。”
“好！你就当面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吧。”冯玉祥为了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先主动地落座，又客气地说，“全都坐下谈吧！”
“不！我要站着说。”宋哲元历数了西北军和阎锡山交恶结怨的历史后，非常激动地说，“冯先生，我们上阎老西的当还少吗？难道非让这个阎老西彻底地卖了，我们才清醒吗？”
“我接着说，把心窝里的话全掏出来！”随着话声，孙良诚气冲冲地站起采，“1151是什么东西？他是看我们四北车将士的鲜血向上爬的！拥护他当总司令，我打心里不服！”
接着，与会的将领都表了态：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冯玉祥再走联阎打蒋的老路。加之会场的气氛格外严肃、紧张，搞得满怀喜悦之情的冯玉祥下不了台。鹿钟麟一是为了救驾，再是为了彻底改变冯玉样已经做出的联阎打蒋的战略，口气温和地说：“我以为联蒋打阎，胜算在握。我们一举可下山西，控制河北和平津二市，从而改变局促西北的不利局面。结果，我们占有长江以北，蒋某人偏安大江以南。一旦条件成熟之后，我们再和蒋某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对此，冯玉祥不知想过多少遍了！但是，冯玉祥自认为是蒋介石的“恩人”，而蒋介石却以怨报德，实在伤透了冯玉祥的心。另外，冯玉祥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决不计后果；他认定不应该做的事，决不肯迁就。当他认为时下国民党内部反蒋大联合的形势已经形成，是决不肯放过这个时机的。所以，等与会的将领说完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哪有一成不变的军事战略？当时，我提出‘远交近攻’，那是因为所有反蒋派系刚刚失败，对蒋某人构不成威胁，惟有走联蒋倒阎的路，才能自救。才能让阎锡山不敢欺侮我们。时下形势变了！再说，阎锡山也变了，我们为什么不变？！”
与会的将领，都深知这位老上司的脾气，知道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时下，惟有听他教训的份儿，故都低头不语。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蒋介石，而不是阎老西。咱们把话说白了吧，打垮了蒋某人，他姓阎的还能不臣服我们吗？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冯玉祥讲完后看了看倾听不语的部属，他以为像往昔那样．大家全都被他说服了。为了给自己的部属鼓劲，他又继续说道：“这次讨蒋，在各方面看来，是很有把握的，在战场上最要紧的，是协同作战，万不要像宋哲元、孙良诚上次在豫西作战时，各不相顾，一经挫败，数万大军像老鼠一样，拚命向渝关一个老鼠窟窿里钻，哪有不糟糕的呢？现在是大家共同协力讨蒋，决不能因为阎锡山曾踩过我一脚，遇机会我再踢他一腿，我们要通力合作，以打倒蒋介石为目的。”
宋哲元和孙良诚被当众点了名，脸上火烧火燎的，但谁也没敢说些什么，鹿钟麟认为这次军事会议应该结束了，故有意说：“诸位将领的意见归意见．但大家还是像过去那样，惟冯先生之命是从。”
“这就对了嘛！”冯玉祥满面不悦的表情一扫而光，颇有些得意地说，“我只提请大家注意：蒋介石从现在开始，他的日子就要难过了！”
中原大战开战在即，蒋介石导演“新蒋干盗书”；司锡山说要把蒋介石钉在两个十字架上，令基督将军冯玉祥有不祥之兆；中原大战爆发，双方僵持。蒋介石于绝望中喃喃自语：“如上帝能帮我逢西化吉，我一定扳依基督。”
蒋介石的日子的确十分难过，但他对前途却充满了信心。
蒋介石一向注重情报工作。他从各种渠道获悉，阎锡山和冯玉祥私下议定，未来取代他的政治格局是：“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对此，他付之一笑说：“这是乌合之众的一厢情愿，决无实现的可能！”
提到“汪主党”，在蒋介石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书生的形象。自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和汪精卫争权夺利斗法了五年，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在驾驭党权方面，还是在玩弄权谋方面，都高出汪精卫一筹。想到此，他有些鄙夷地笑了笑，心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土皇帝，他们连我的帐都不买，难道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汪精卫于’，不久，蒋介石又获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虽因反蒋走到一起未了，但他们各立门户的渊源是，国共合作时期一为左派，一为右派，一提到“党统”都十分敏感。陈公博认为，既然要反对蒋记御用的三届中央，那就应该以广州第二届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西山派立即提出反对，认为改组派是要否定西山派的合法性，要求依据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临时领导机构，但又不够法定人数。汪精卫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以期早日组成党中央机构。而陈公博、邹鲁等则在太原争来争去，阎锡山的调和也没有效果。于是成立反蒋派的党中央，就遇到了严重困难。而且，在蒋介石的身边，还有一大批资深德高的党国元老，一旦发生所谓“党统”之争，胡汉民、吴稚晖等人足可与汪精卫匹敌。所以，蒋认为“汪主党”，时下不过是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实不足道哉！
提到“阎主政”，蒋介石认为阎锡山只是玩点小权术的高手，并无统驭全国，进而战胜他蒋介石的特殊高明的心术。蒋介石作为一个讲求实力政策的政治家，他明白全国的反蒋派为什么拥戴阎锡山为领袖：因为阎的实力最大，不仅有二十万军队，而且还有巩固的山西、河北以及平津地盘。他的军事、经济实力都足以使他成为反蒋派的霸主。冯玉祥的兵力雄厚，但经济实力差，西北军缺乏装备，又遭到蒋的两次打击，力量已相形见细；至于其他派系，更不能同日而语了。这样，阎锡山的首领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当蒋介石一想到这些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联合的目的，他就有些轻松地笑了，心想：他们连中央政府都不放在眼里，难道会竭尽忠诚地拥戴你阎锡山？于是，他的结论是：“阎主政”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的笑话，实不足为之优虑！
提到“冯主军”，蒋介石自然会想到他这位大盟哥严于治军的形象。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大盟哥的政治素养不足、知识层次较低的弱点。当他再想到冯玉祥那因袭世传的家长式的治军作风，连自己的部属韩复榘、石友三都团结不住，让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实力派的部属听命于冯玉祥的？真是白日说梦！当蒋介石想到自己借“编遣会议”实现军政统一，结果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战争以后，遂不无蔑视地笑了笑，摇着头说：“时下，我蒋某人都难以统驭全国的军队，你这位丘八将军还想主军？真是太无自知之明了！”
蒋介石完全把握了反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后，遂召集谋士、重臣吴稚晖、张群、宋子文、孔祥熙、方本仁、吴铁城等人到官邸开会，商议对策。蒋介石简单地介绍情况之后，故作沉重地指出：当年有个赤壁大战，曹孟德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和刘玄德、孙仲谋战于长江岸边的赤壁，结果曹军大败。而决定赤壁之役胜负的是什么呢？是谋略！而今，冯、阎、李、汪等叛逆联合进攻中央，未来主要战场是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我们要取得这场大战的胜利，靠什么呢？除去军队以外，我看还是靠谋略。最后，他缓缓站起身来，拱抱双手，分外恳切地说：“当年，决定赤壁之战胜负的，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叫群英会。而周瑜和孔明这两位关键人物，又是在相互斗智中决定破敌之策的。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也可以叫群英会。所不同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像周瑜和孔明那样动心计，留一手。下边，就请诸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干都贡献出来！”
蒋介石话音一落，年过花甲的右派元老吴稚晖又像往日开中央会议那样，第一个争着发言。每逢这时，蒋介石就以尊老敬贤的口吻毕恭毕敬地说：“吴稚老是党的财富，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党国。今天，又第一个慷慨赐教，真是一片忠心为党国啊！大家欢迎。”
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与会者情愿或不情愿地都鼓掌欢迎。
吴稚晖有些飘飘然了！他倚老卖老地大骂了一通汪精卫、阎锡山等人以后，又进而指出：不久以前，冯玉祥的爱将鹿钟麟曾向中央输诚，并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讨戈阎锡山。他认为时下的阎、冯结盟，只不过是冯玉祥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冯一旦回到淦关，一定会报阎锡山软禁他十个月的深仇。最后，他非常自信地说道：“我以个入的名义，给冯焕章写封信，晓以大义．指明是非，我想他会汲取以往的教训的。”
对于吴稚晖的分析，蒋介石也不止一次地想过，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也清楚冯玉祥决不会原谅他忘恩负义，策反韩复栗、石友三，两次打击西北军的往事。因此，他比吴稚晖多一种想法：冯玉祥有可能和仇人阎锡山结盟。时下，真假不知，把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作为问路的石子，测试冯氏的真实态度，应当说是可取的。但善于利用元老为自己服务的蒋介石，有意隐去自己的真意，奉承地说道：“吴稚老一言九鼎，我看焕章只要不是冥顽不化，吴稚老的信，就一定能起作用。”
蒋介石等于赞同了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其他的与会者既然拿不出更为高明的良策，也就只好默认。吴稚晖一看自己的主张获得了通过，他的表现欲愈加强烈。接着又夸夸其谈：“阎百川为什么要领衔和中央作对呢？这其中必有缘由。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大家都想想看，阎百川和中央结了哪些扣子？要尽快地解一解，甚至让他出出气，我看这场兵戎相见的大战就能避免。”
对此，宋子文是有同感的。他冷静地指出，去年把平津二市的税收划归中央，等于卡掉了阎锡山最大的军费来源，阎自然心怀不满。同时，他又指出，各地的税收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就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全国各地的土皇帝，真正完成一切权力归中央。最后，他为难地说道：“这件事，利弊得失我全都讲了，应该怎么办？必须由中央做出决定。”
“这很好办嘛，”蒋介石未让其他与会者发言，就抢先做了结论，“只要阎百川同意取消发动这场战争，平津二市的税收还可以归还他。”
与会者听后谁也没感到震惊，这些年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功利，不知拿原则做过多少交易，不知私下封过多少官，给过多少钱。同时，与会者谁都知道，一旦政治形势变了，他封过的官可以罢免，他许过的愿也可以不算数。所以，谁也不说些什么。
“据我所知，”孔祥熙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北伐那年，百川曾拿出三千万元资助国民革命。中央既然没钱还给他，就应该允许他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这些亏空才是。不知何故，中央就是不允许他发行债券……”
“不是中央允许不允许的事，”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坐不住了，针锋相对地说，“如果各地都随意发行债券，全国的金融市场就一定失控！”
“失控也不要紧，总比打仗要好得多。”蒋介石未和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商量，又断然地下了结论，“如果阎锡山真的听命于中央，我就同意他通过发行债券，收回这笔钱。”
这样做的结果，无疑等于变相从国库中取钱，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不能同意。他愤然说道：“照此行事，我请辞财政部长。谁能变出钱来谁当！”遂起身拂袖离席了。
与会的不少人是赞成宋子文之见的，对孔祥熙袒护他的同乡阎锡山，无原则地迎合蒋介石是不满的。但一是碍于蒋介石的**威，再是谁也不愿因个虱子烧件袄，进而殃及自己的地位和前程，故都取中庸之道，十分明智地缄默不语。眼下，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做赌注，公然反对蒋介石和孔祥熙，大家转而又取偏袒宋子文，但又不伤蒋、孔自尊心的立场，以出难题的软办法，迫使蒋介石收回自己的意见。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吴稚晖就起身为蒋介石打圆场，说出蒋介石想说，而一时又说不出口的话：“今天的会，既然叫群英会，自然英雄所见就不尽相同。怎么办呢？择善而取之。假如尚且不知善者为善，那就只好先试试看，行不行，再开群英会嘛！”
与会者都是国之政客精英，岂有不知吴稚晖的解决办法故又相继表态：“同意吴稚老的高见！”昊稚晖心中暗喜，看了看示意他“说下去”的蒋介石，以商量的口吻说：“既然大家都赞同先不破国家的法律，以改变阎百川反叛中央的行为，那就应该先派几个孔明去太原，在向阎百川晓以大义的同时，再摸一摸他的真实想法。如果大家没有疑义，就请蒋主席赶快选派合适的使者。”
蒋介石召集的所谓群英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由此，蒋介石更加坚信这样一种看法：秀才们坐而论道是不会有结果的，大主意还得自己拿。
当夭，昊稚晖十分自信地给冯玉祥发去劝“降”的电文。但是，大出吴稚晖所料的是，第二夭就收到了冯玉祥以游戏笔法表明他坚决反蒋的回电：
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日：“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而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病，如此行为，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不日，蒋介石派往太原的使臣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也很快返回南京。报告阎锡山提出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晌，并以后按月发放，同意山西省发行公债，以收回北伐垫付的三千万元款项。由于使臣只有劝阎不要发动战争的使命，没有授权他们解决这些财政的任务，惹得阎锡山十分生气地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蒋介石听完之后，也十分生气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宋子文光知道金融，不懂得政治！”
自此以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联合反蒋的调门越唱越高了，唱得蒋介石坐卧不安。他一边筹谋未来的战事部署，一边继续思索运用权谋的破敌之策。不久，自太原传来消息：张学良准备接受阎锡山赐予他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下可把蒋介石吓坏了！他立即召来当年说服张学良易帜的何成浚、吴铁城、方本仁三人，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就断然决定许给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同时还把青岛这样重要的港口，交由东北军管理。最后，他又对这些使臣们说：“只要说服张汉卿不追随冯、阎之后反对中央，要权，中央给；要钱，国府拨；要地盘，我也答应给。”
出使东北的使臣们刚刚离去，宋美龄从室内走出，笑眯眯地说：大令，请放心，张汉卿不会轻易站在阎、冯一边的。”
蒋介石一看宋美龄的表情，知道她又在玩英、美的牌。他沉重地问道：“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政局的？”
“在美国人看来，阎锡山留学日本，按照日本治国的经验治理山西，从本质上说，他是代表日本利益的；冯玉祥嘛，他是苏俄在中国北方的代理人，也为英、美所不容。”宋美龄突然把语调一转，反问道，“张汉卿易帜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日本侵占东三省。”
“他难道不怕背后―一直在凯觑东北三省的北极熊吗？”
“他当然怕了！”蒋介石叹了口气，“自从中东路事件之后，他就更害怕这只北极熊了！”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张汉卿决不会和亲日的阎锡山，亲苏俄的冯玉祥结盟。”宋美龄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是对的，转身取来一叠英文报纸，“美国人，英国人，都是这祥看的。”
“外国人看的，只能做参考。我相信的是这样的事实：只要张汉卿不公开拥阎反我，我也就相信万能的上帝了！”
“这可是真的？”
“我蒋某人从无戏言，果如斯，我一定同意洗礼，板依基督教。”
蒋介石在决定军政大事之时，他只相信自己，因为他自认为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上帝。
就像是万能的上帝会遇到麻烦一样．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出拆散阎、冯联盟的招数了！就说企图阻止张学良和阎锡山结盟吧，也仅仅停在想当然的地步！然而他的战略方针却是：首先促使张学良中立，其次是听从他的指挥，从阎、冯的背后出兵，收南北夹击之效。因此，每当想到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地哨叹：“难啊！……”
蒋介石自幼爱看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最近，他经常把当今的蒋、冯、阎三家，比做昔日的曹、孙、刘，希望能从历史的鉴镜中找到为他所用的东西。一天，他又倒在藤椅上翻阅《三国演义》。当看到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良机，暗自订下破敌之策的时候，他的脑海屏幕上突然闪现出一位当今的蒋干―阎锡山派到南京充任坐探的国民党元老赵戴文。
蒋介石清楚这样资深位尊的元老，既能起阎锡山的“耳朵”作用，也能起影响阎锡山决策的作用。对于后一种功能，蒋介石一向采取信任、敬重的态度，希望赵能在阎的面前多说他几句好话，对稳定阎锡山将会起到特殊的功效。所以，每逢开会，蒋总是把赵戴文请到前面，和吴稚晖同坐；他对赵戴文的称谓，向来取其号次陇的第一个字，尊称赵次老；每逢步入会场上台阶，他就急忙赶到身边，搀扶着赵拾级而上；每次座谈，他总是先请赵次老发言……总而言之，蒋介石在赵戴文心中的形象，甭提有多么完美了！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终于设计出了利用当代蒋干―赵戴文完成他的战略构想的方案，遂邀请赵来官邸晤谈。
赵戴文在此时刻获悉蒋介石传见，心里忐忑不安。在他想来，蒋介石一定是为阎、冯联合反蒋之事拿他间罪。他诚惶诚恐地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举目一看，门口没有候等他到来的身影，他禁不住暗自说：“蒋介石不来搀扶我进门，就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无限悲凉地向门口走去。令赵戴文惊愕的是，他刚刚推开官邸的大门，就听见了蒋介石那亲切的话声：“实在抱歉得很！张汉卿突然派来专使，说有要事报告，我就急急忙忙会见、处理，没想到，慢待了赵次老。”
蒋介石边说边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赵戴文身边，一手挽着赵的臂膀，一手掂着文件，非常诚恳地解释：“赵次老，您看，张汉卿带给我的材料，都没顾得上放下，我就赶来接您了。”
赵戴文借机扫了一眼蒋介石手中的材料，原来是张学良密报蒋介石：阎锡山要他通电反蒋。他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暗自说：“百川啊百川，现在是证据在手，叫我可怎么做人啊！”
“其实，我是不相信百川兄会真心反对中央的。”蒋介石边说边把手中的材料交给赵戴文，“我给张汉卿回电话：祸根是冯焕章，阎百川充其量是上了人家的当，请他不要公开通电骂百川。”
赵戴文仔细地看完材料，暗自骂阎锡山：“人家张汉卿自打易帜后一直是拥护中央的。你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人家悄悄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数钱！”赵戴文落座之后，未等蒋介石说出脸见他的本意，他就主动地说：“如果蒋先生还信得过我这老朽，我愿即刻动身回太原，说服百川服从中央。”
“那我就代表中央和国府，向赵次老道声谢谢了。”蒋介石转身取来一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我写给百川兄的亲笔信，请赵次老当面转给他。一句话：我蒋某人是力主和为贵的。”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合：正当阎锡山将拟妥的讨蒋通电文稿送交张学良，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的这当口，赵戴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太原。赵一见阎的面，就以治罪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说：“百川，听说你也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不明赵戴文兴师问罪的原因，十分平和地解释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你为什么同意人家的意见？”赵戴文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正当赵戴文说到火头上的时候，阎锡山的谋士贾景德偕薛，笃弼走进门来，赵即气势汹汹地以手杖指着贾景德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景德和薛笃弼见势不妙，二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去。赵戴文接着又说：“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嘛？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嘛？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阎锡山听了这些话，讨蒋的决心便发生了动摇，于是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阎在捣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并表示自己对国事持息事宁人的主张。阎当时对张缺乏尊重，王树翰在太原了解了阎的真实情况向张报告后，张认为阎是在拿他耍着玩，对阎深感不满。特别出人意料的是，阎锡山和赵戴文见面之后，竟然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
至此，蒋介石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为未来中原大战取胜，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棋。
晋军将领见阎锡山如此举动，都惊疑莫定，认为一定是赵戴文的一番话把阎说变了心。这时，各将领均纷纷议论此事，许多人深恨赵戴文替蒋做说客，以致动摇了阎的决心。但是大家对阎锡山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徐永昌比较有见解。对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周耽说了如下这段话：“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这回分明是蒋介石先以造反的罪名打动赵的腐儒之见，阎居然上了蒋的当，决心发生了动摇，我很着急。阎、蒋既已决裂，势成骑虎，如果叫蒋给吓回去，也太窝囊了；无论对内对外，他的威信都要一落千丈。况且蒋介石早已抱定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以实现他的独裁政治的野心，我们若是这样软下来，蒋必得寸进尺，各个击破，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失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狱听了徐永昌的这番话后，遂向阎锡山陈述了徐和各将领的意见。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接着，留住太原的各方代表相继见阎，有的指出赵戴文上了蒋介石的当，有的指出蒋的内部矛盾重重。至此，阎锡山才拿定了打蒋的最后决心，随即发出通电，宣布讨蒋，并下动员令。
这时。阎锡山已不便再请张学良在通电上署名，深悔赵戴文贻误了联合张学良的大事，他说：“咳！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只好派薛笃弼、贾景德等前往沈阳向张学良解释。但蒋介石早已抢先派遣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等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而阎所派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的重视。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导演的新蒋干盗书取得的胜利沾沾自喜的时候，阎锡山于1930年4月1日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在淹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
蒋介石决计迎战．用军事的手段战胜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为了给调兵遣将创造更多的时间，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宣传大战，他首先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冯玉祥的所谓罪恶，结论是：阎、冯二人死有余辜。接着，蒋介石又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文告，继续揭露阎、冯的所谓罪恶之后，还声言讨伐阎、冯的决心。蒋介石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还亲自在汉口召开平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对各将领发表了如下这段训话：“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据与会者事后回忆，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深感杀气腾腾。
面对所谓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迎战的部队部署完毕。南线委派何应钦为帅，指挥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李宗仁的桂系所部、张发奎部作战，希冀迅速解决南方战斗，再挥师北上。与此同时，他把对付阎、冯联军的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榘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场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透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通电发表《讨阎誓词》之后，突然于5月3日收到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军事会谈的消息．他惊得下意识地自语：“这两个同床异梦的难兄难弟，会谈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呢？……”
冯玉祥和阎锡山为什么突然要在郑州会晤呢？这是为中原大战的全局所决定的。冯在渔关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后，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冯军作战，又不愿附冯打蒋，乃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3月下旬东撤，故西北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省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浙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冀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悟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5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3日同车到达郑州。
冯玉祥和阎锡山相偕安抵郑州，一是为了砒砺联军将士，再是为了向海内外表明阎、冯破釜沉舟与蒋死战的决心。于是，阎、冯决定把大战前夕的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选在郑州之碧沙岗烈士祠召开。即日夜，阎锡山为了进一步协调阎、冯联军，顺利执行整体的作战部署，以总司令之职主动地来到冯玉祥的下榻处，热情地征询副总司令冯玉祥的意见：“大哥，明天就要召开联军会议了，我还想听听大哥对战略全局的看法。”
“你我不是早淡妥了吗？到时，你这位总司令指着军事地图讲一遍就行了。”
“我看这样不妥，”阎锡山忧心忡仲地说，“大哥所部兵多将广，我的话不一定好用。”
“请放心！我的部属中，有哪个小子敢不听总司令的话，当场军法从事！”
“有大哥这句话，我就敢行使总司令之职权了。”阎锡山当即接过这把尚方宝剑，笑眯眯地离去了。
翌日上午，阎、冯联军的高级将领聚集一堂，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正襟危坐，注视着并排而坐的阎锡山和冯玉祥。气氛相当严肃！在桌子对面与鹿钟麟并坐的联军总参谋长刘骥缓缓起身，先是巡视了一遍与会将领那凝重的表情，接着又和阎锡山、冯玉祥交换了个眼色，低沉有力地说：“现在，我郑重宣布，联军第一次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阎总司令讲话！”
阎锡山在热烈的掌声中肃然站起，用眼神示意与会的将领安静下来，然后，他用那双射出威严目光的小眼睛察看每一位将领的表情，看到与会的将领都神情严肃、认真倾听时，他才正式发表演说：“诸位已经详知蒋氏倒行逆施，举国共讨之的大局，这些就用不着再说他了！今天，我首先向诸位讲讲讨蒋阵线的情况。简单地说：桂系大将李宗仁、白崇禧对讨蒋的军事，业已部署就绪，即将率师倾巢北上，与蒋氏何应钦所部做殊死一战；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械之助；汪氏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刻日北上，共举大事；如果我们在座的将领同心协力，遵照统一的战略部署奋勇杀敌，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阎锡山的话音一落，会议室里意外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阎锡山先是一怔，继而又为之一振，待到掌声一息，他情绪更加亢奋地大声说：“现在，我再讲一讲第一期作战部署：以夺取徐州、武汉为最高目标！”
接着，阎锡山对具体的作战目标做了部署。他越讲越有情绪，最后竟然离开座位，走到悬挂标有不同符号的军事地图下边，从作战参谋的手中拿过一条长长的专用教鞭，指着地图大声说：“诸位，请用心地看，津浦、平汉两条铁路，纵贯神州大地，陇海铁路横穿中原之腹，这三条铁路构成的图形像个什么呢？……”
阎锡山突然收住了话语，审视着与会将领的表情。
与会的将领，可能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缘故，谁也不曾想到阎锡山会来这一手，故一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
“刘总参谋长，你来谈谈吧！”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有意点将考间。
刘骥是一位十分称职的总参谋长，对制定这次作战部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但是，当他听完阎锡山的讲话，再顺着阎锡山手中教鞭指的方向一看，发现阎锡山的第三方面军的主攻方向，是沿津浦线南进，拿下徐州，遂进逼南京。他顿时悟到阎锡山的战略部署是抢占南京，造成未来代蒋治国的局面。正当他暗自说：“好厉害的阎锡山啊！”突然又听到阎锡山有意让他出丑的点将声，他颇为恼火！但碍于军事纪律，只好把这碎起的怒火压在心底，肃然站起，郑重地答说：“从图像上看，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组成的是一个数字：汁。推演开来，今年是1930年，也就是份。如果说蒋氏红火在廿年代，我们就应占有姗年代。换句话说，在此决战，恰是蒋氏的末日到了‘不知我的分析……”
“符合中国传统的占卜术。”阎锡山是十分迷信的，他牵强附会地神吹了一通，遂又兴致勃勃地把话锋一转，说道，“‘但是，在外国人看来，这汁的图像又说明了什么呢？”
阎锡山这一问，又把与会的将领打入闷葫芦中了。
冯玉祥是个老粗出身，天生的直肠子，做事也好，打仗也好，从来都是碾子倒了砸了磨―石（实）打石（实）的。因此，他决不喜欢阎锡山有意卖弄的做法，但是，为了不在诸位将领面前暴露出他的不满情绪，又故作笑颜，有意奉承地说：“我们的阎老总，是东洋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喝了一肚子的洋墨水，就不要拿洋人的见解，来看我们这些丘八将军了。我的意见，请阎老总来个自问自答好不好？”
“好！”与会的将领总算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约而同地大声附和。
阎锡山越发得意了！他微然作笑，复用教鞭又沿着这三条铁路划了一遍，说道：“以徐州为中心，陇海线和津浦线交叉形成了一个十字；以郑州为中心，陇海线和平汉线交叉又形成了一个十字。这在外国人看来，无疑是两个天然的十字架。”’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阎锡山看了看有点不悦的冯玉祥，有意地说，“我们的冯副总司令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然懂得十字架的实在意义。这就是说，我们的阎、冯联军，一定要把蒋介石钉在这两个十字架上！”
全体与会将领闻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随之又传出一片啧啧称道的笑声。方才那异乎寻常的紧张氛围瞬即消逝，这严肃的军事会议室里，也开始有了轻松的气氛。
阎锡山放下教鞭，十分得意地走回总司令的座位。他侧首一看，发现冯玉祥满面阴云，他以为自己的言行，令冯玉祥丢了面子，故有意地说：“这十字架的见解，不是我的发明，是向我们的冯副司令学来的。对此，冯副司令一定有更为玄妙的高见，是吧？”
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在他的心目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非常崇高、圣洁的献身行为。如今，阎锡山把蒋介石比做受难的耶稣，他就本能地产生出一种极大的反感情绪。另外，历来的军事家都有些迷信，尤其是在出征或大战的前夕，都希望讨个吉利。而阎锡山把蒋介石比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是等于把自己比做告密的犹大，这真是犯了宗教中的大忌。对此，冯玉祥莫说难以苟同阎锡山之见，如在往常，他一定会拍案而起，大吵过后拂袖离去。然而，现在是求和利战的军事会议，他也只好违愿地说：“我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军人，我只知道中国的军事典故。这三条铁路线，在我眼中生成的图像不是两个十字架，而是两把张翼德用的丈八蛇矛。我希望三方面军手持徐州方向的那把丈八蛇矛，奋力刺向南京；我的二方面军手持郑州方向的这把丈八蛇矛，奋力刺向武汉。然后，这两把蛇矛再合兵一处，直捣蒋氏的老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