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被俘以后，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再转送九江俘虏营。他自称是红军兵工厂的化铁技师，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尽量寻找机会做些技术活，并有意带徒弟。待到敌人放松对他的看管以后，遂溜出俘虏营，在码头找到开往上海的船，把钱给了“扛黄鱼”（拉私货、私客的行话）的船员，被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

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养好了满身的疥疮。越年3月．史沫特莱为刘鼎引来了一位中国牧师，他就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刘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战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谓是喜从心起。从此，刘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第一线。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前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问题的复信给宋庆龄。董在宋处说起，去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这就促使了刘鼎和董健吾的相见。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夭再答复。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摇身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利用他的职务之便——并征得张学良将军的默许，建立了一条自西安到陕北的安全交通线。

潘汉年听了刘鼎这近似传奇的自述之后，又想起了宋庆龄先生讲的那句话：“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他紧紧握住刘鼎的双手，哨叹不已地说：“看来，有这样多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尽力，蒋介石再逆潮流而动，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潘汉年随刘鼎于8月初到达西安，被安排住在七贤庄。沿途也不消闲，刘鼎向潘汉年介绍了陕北红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从战到和，继而建立了睦邻合作关系，以及他亲自参加的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的肤施会谈的详细内容。最后，他激动不已地说：“我们这些人是不信佛的，可‘相识即缘’这句佛语，确在张学良和周恩来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张将军亲自对我说：我和周恩来先生一见如故，并认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刘鼎很快就安排好了潘汉年赴陕北的交通线，先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移交给红军，于8月9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这里，潘汉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张闻天的窑洞里，由刘英为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陕北饭菜。

潘汉年在长征途中，是由张闻天亲自交待任务去苏联的；一年半后的今天，还是张闻天同志亲自接待他，并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分别时，国难深重，蒋介石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句话说：我是要抗日的，但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口号则是“抗日反蒋”，红军的两个拳头要同时打击两个敌人。而今相见时，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他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也不得不在口头上高喊抗日的口号了；就说对待红军吧，他也不得不由军事“围剿”而改为政治“安抚”，并且主动地要和中共领导人接触——尽管还是处于地下秘密的状态。这再次证明了“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潘汉年汇报完这一年半的工作之后，不无感慨地说：“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一个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一个是被动地改变自己的政策。”

张闻天是我党颇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他有着中国传统的长者的那种大而化之的风范。换言之，他不太干预具体工作的实施，而重视理论问题的研讨。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并批评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但是，谁也不可否认，张闻天是一位严以律己的理论家，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是立有大功的。今天，他听完潘汉年的汇报以后，又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潘汉年所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认为，在全民族掀起的抗日潮流面前，共产党人并不是完全自觉、自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的。由于对客观事物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过渡到“联蒋抗日”，是一定要经厉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改变过程的。就说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吧，是张学良将军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没有张学良将军高明。因此，他的结论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心，碰了壁就回头；但蒋介石却不这样，他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碰了壁想绕过去。但是，我们必须还看到，在他周围的人，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像张学良、杨虎城这样有民族大义的将军，他们是绝不让蒋介石绕道走的。最后，他又以理论家的口吻指出：“一、我们共产党人不碰壁是不可能的，这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去掉盲目性，而且还要主动地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学习；二、蒋介石注定是要碰壁的，但我们为了全民族抗日的大利，寄希望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能清醒，不情愿地转回头来。”

潘汉年是很乐意倾听张闻天的意见的，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界线，有的只是情真意切的开导和关怀。但他却不曾想到，这恰是铸成他们二人政治悲剧的性格特点。此乃题外之语。

潘汉年从张闻天这番宏论中，完全明白了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因此他当即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尽其全力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张闻天笑着说：“你先休息几天，待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制订出新的方针之后，我们再请你这位社会活动家去奔走。”

潘汉年由此知道，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将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大计。他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唯有安然待命。

翌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为了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变化，会议议决：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在它进行抗日准备、实行民主、停止‘围剿’红军的前提下，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

五天之后——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明确指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

关于国共谈判，共产国际也有明确指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份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日向党内发出李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他也为以“逼蒋抗日”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说到和国民党举行新的一轮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谈判基调由“反蒋抗日”，完全变成了“逼蒋抗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潘汉年接到了潜回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并准备动身离开保安。

事隔两日——8月27日，负责国共谈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张子华同志突然回到保安。在听取了张子华同志的详细汇报后，经中央研究，由周恩来出面和曾养甫或陈立夫举行会谈。为此，周恩来于8月31日执笔给曾养甫写了如下这封信：

养甫兄：

黄兄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

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巫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书不尽意，托黄兄面达。专此。顺颂时社！

恩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为了表示对国共谈判的真诚之心，翌日——9月1日，又亲自执笔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了如下这封信：果夫分手十年，国难日亚。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的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社！

周恩来 九月一号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子华（即周恩来信中称谓的黄兄、黄君）返宁，邀请国民党负责人来陕谈判”，遂又改变派潘出外谈判的计划。9月11日，潘返保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需要说明的是，决定改变潘汉年行踪的是毛泽东同志。他亲自给潘汉年发去专电，指出“南京政府已切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

诚如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所指出的那样：“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姑且不去谈三大主力红军如何才能减少损失，胜利完成会师，就说会师以后的给养——御冬的棉衣也难以在地痔人穷的陕北得到解决。怎么办呢？唯有求救于张学良将军。几经研究，中央决定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派遣叶剑英同志去西安，在帮助指导、训练东北军的同时，和张学良将军谈判三方（含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进一步合作事宜。考虑到潘汉年的社会活动能量，以及他随时待命参与国共谈判的现实，决定派他作叶剑英同志的副手，去西安共同完成这一大任。行前，毛泽东同志如电文所示召见了潘汉年。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作用的。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给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使他那本来就非常倔强的性格越发地自信起来。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尤其是由蒋介石去掌握。就说这次改由周恩来出面谈判国共合作的事吧，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希望陈立夫、曾养甫，或其他国民党大员来陕谈判，可他一想到蒋介石的为人和性格，又认为蒋绝不会同意这种“移搏就教”之举。为此，他十分达观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广事变’就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了，我看等着蒋某人从南方完全倒出手来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变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变文谈为武打。对我们继续进行他的军事‘围剿’计划。我的根据是：（一）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蒋某人想消灭我们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二）据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决定把和我们举行谈判的大将——就是和‘小开’你进行会谈的曾养甫，调到广州去任市长。这样，身在南国的曾养甫，还能担负起和我们谈判的重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办呢？也只好跟着他蒋某人变。而且力争走到他变的前面。为此，我们决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帮助剑英同志开展工作。一旦发生了变化，你立即由西安赶赴上海，继续和张冲、陈立夫的谈判。”

潘汉年是十分敬服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预见的。早在福建事变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对出使福建与十九路军进行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说：力争和十九路军结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在打破军事“围剿”的同时，扩大红军的力量。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竟然得出十九路军有欺骗性，比国民党军队还坏的结论来。结果，潘汉年这位谈判代表前令后改，失去主张，不仅眼看着福建事变很快失败，而且中央苏区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在长征路上，潘汉年这位宣传部长亲耳听指战员大发牢骚，骂李德等人瞎指挥，牺牲了几万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同时，也听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近似神话的传说；遵义会议之后，他又亲自经历了四渡赤水的部分战役，看到了红军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的作战经过……简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是历史的必然，他打心里是赞成的。今天，他又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为了未来更好地完成国共谈判的重任，他又请示道：“在未来的国共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因此也没有锦囊妙计给你。”毛泽东风趣地说罢，便转身取来几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写给宋庆龄诸位先生的信，说不定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汉年双手接过了这几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居室。

毛泽东的亲笔信，加上潘汉年敬长尊贤的作风，使宋庆龄、陶行知、蔡元培等更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谈判桌上，潘汉年义正词严，不辱使命

1936年10月4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由红军交通员护送，安全地转交给设在东北军中的交通员，然后乘坐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汽车，急驰在已是天高云淡的黄土高原上。潘汉年望着沟壑不平的光秃秃的大地，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儿曾是炎黄子孙的发祥地。五干年过去了，历代为皇权而征战的遗址难以寻觅，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座供子孙们顶礼膜拜的黄帝陵！而今，我们共产党人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鹿天下，留给子孙后代的又将是什么呢？他除去暗然稀嘘的感怀外，似乎也有着毛泽东同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胸襟！

潘汉年作为叶剑英同志的随员进入西安古城，遂拜会了张学良将军；．首先，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旋即又解释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对于巩固和发展拟建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对出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张学良将军获悉侗促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先生转交；当他获悉红军缺少御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的驻地；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一定会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将军所部阻拦以后，又出谋划策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入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动。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了。”

潘汉年通过和张学良将军的会谈，感到他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有他——还有和他一样的杨虎城、傅作义等将军的救亡之举，全民族的抗日局面一定会很快的实现。由此，他又想到了红军被迫长征以前的全国大局，越发地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为此，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和国民党会谈的信心。

就在潘汉年留居西安期间，他抽空去西安电厂看望了姐姐潘文琴和姐夫路宝宗，并通过姐姐约见了西安汽车修配厂当工人的侄儿潘可西，询问了家乡父老乡亲的情况。同时，他还代表党组织接见了辗转来到西安的老朋友丁玲和聂给弩。为使读者详知这段文坛轶事，现把丁玲有关的回忆摘抄如下：

1936年9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聂纷弩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第一天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担心，但总要悬想、盼望这个从陕北来接头的人能早早来临。第二天傍晚，果然从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聂有才先生在吗？”聂纷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轻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我赶忙笑着让坐，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 我们处在日夜都有警察盘查的这样一个留人小店……潘汉年同志到这里来接我们了，他是从陕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辉，我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

他还是那么轻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智的眼光看着我。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顽固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琉，但似平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聂纷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搬到七贤庄……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

这时，“两广事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的那样，蒋介石果真改变了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态度。他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路线，是因为处境困难，为求生存和发展，急于同国民党妥协。所以，他又错误地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的机会。他曾对冯玉祥将军直言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三点：A、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饭，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B、党的问题——这好办…… o C、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他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遂“采用政治解决、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换句实在的话说：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最低限度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这就是蒋介石当时的如意算盘。

对此，我党中央冷静的估量形势，认为“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对于蒋介石的企图，我党针锋相对，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迫蒋与我妥协并逼蒋抗日。中央一方面令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并向南京方面建议，如果实现停战，在确保安全条件下，周恩来可以赴广州会谈，另方面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样，潘汉年奉命电告南京的张冲，说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面谈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与条件。”这时，负责联络国共谈判的张冲已等得十分着急，加之陈立夫等想从潘汉年的口中获悉中共的最新态度，遂命张冲“立即赶到西安来会晤潘汉年。”二人相见，故作老友重逢时的热情，但谁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潘汉年为了保持这和谐而又亲热的氛围，主动地将陕北方面定下的谈判方针和基本条件向张冲作了介绍。张冲的任务完成了，和潘汉年相约在上海相见之后，遂又乘车返回南京，和陈立夫等商讨谈判对策去了。

潘汉年很快在西安完成了党中央的托付，于11日动身去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于适当的时机再与南京方面接触。

潘汉年于10月14日安抵上海之后，立即和冯雪峰等会面，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接着，潘汉年又拜访了宋庆龄先生，并当面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同志写给她的这封信：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海，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宋庆龄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初期，就认识这位毛润之先生，知其是共产党中力主国共合作、坚持执行三大政策者之一。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她和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以及毛润之等共产党人一道，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分别倏忽近十年了，还是这位毛润之，他不仅变成了中共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而且还肩负起了救亡抗日的民族大任。对此，她是由衷地敬服。

由于宋庆龄和共产国际有着特殊的关系，又经常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保持接触，对于中共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过程是知道的。她作为一名政治家，自然清楚毛泽东写这封亲笔信的目的，是想借重她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声望，团结更为广泛的上层人士，结成一个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当她读完信中的这段文字：“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样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她知道这是毛泽东请她团结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中的抗日派，逼迫蒋介石从投降派的包围中冲出来，尽快地举起救亡抗日的大旗。为此，她欣然同意，表示愿为此从中积极奔走。

潘汉年为了实现毛泽东同志结成最为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构想，他又马不停蹄地秘密拜访了时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爱国的志士仁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并分别转呈了毛泽东同志写给他们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向诸位贤达说明：“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事后追论，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播汉年敬长尊贤的统战作风，对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促进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时，张冲赶到了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晤面。潘汉年打点行装，随张冲即日赶到南京，下榻中央饭店。

翌日，陈立夫赶到中央饭店，礼貌地握着潘汉年的手，打量着刚到而立之年的潘汉年那不卑不亢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说：“人才！”双方寒暄过后，陈立夫先声夺人地说：“贵党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以及周恩来先生给我本人的信，都已经拜读了。现已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正式的谈判意见。我现在仅就个人的看法和潘先生交换意见。”这显然是可进可退的外交用语。

潘汉年也随机而变，说明自己此行的任务，是奉中共中央的指派来磋商国共合作谈判事项的。换言之，我潘汉年是负责联络的，并未肩负中共中央特殊的授命。接着，潘汉年取出一封信，十分郑重地说：“陈先生，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我代为转呈。”

陈立夫听后一征，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怎么，周先生又给我写来了亲笔信？……”遂双手接过这封来信。

陈立夫为何出此惊诧之语呢？因为在这不久以前，他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于9月1日写给他兄弟二人的那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这封没有署明年份的信，在海峡两岸的史学界引起了纷争。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陈立夫和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数年之后，他们都著文说明这封9月1日的来信写于1935年，一并由此扯谎说周恩来曾于1935年到香港、广州等地和陈立夫举行会谈。更为滑稽的是，连和蒋介石拼死作对的台湾史学家李敖先生也信而无疑。但只要想一想1935年1月1日，周恩来还在长征途中这一史实，这谎言岂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陈立夫又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他从未对外公开这封来信，他看着那熟悉的笔迹迟疑片时，遂当场拆阅了这封周恩来的信：果夫、立夫两先生：

前由黄君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至三。乃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先生曾数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深。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

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律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疑匆匆，不尽欲言。即颂时祺！ 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早在黄埔军校初创时，陈立夫就和周恩来相识。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和周到齐全的礼仪是心服的。就私谊而言，他从未攻击过周的为人和处事。今天，他再次接读周的来信，似又想起往昔那融洽共事的岁月。但是，在政党立国的政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全部让给所谓生死牧关的政治了！他很想和周恩来晤面会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又给他下了新的谈判指令：“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这等于取消了周恩来参加谈判的可能。他沉吟片时，表示向蒋介石转呈周恩来的这封来信，一侯蒋介石订下谈判的方略，立即通知潘汉年。最后，他请潘汉年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先生转达他个人如下的意见：

（一）抗日问题，蒋先生是早有打算和准备的。但不能空谈抗日，而要做好准备。没有准备好，只是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所利用；

（二）贵党文件中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像是两个国家谈判的口气，这使我们感到不快。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但没有军队。而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政府，形成了“封建割据”状态。这个问题不好办，但应当解决；

（三）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 一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潘汉年听了陈立夫的三条意见，不由怒火中烧。但他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是负责联络，遂又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底，客气地答说负责向党中央转达，即结束这次会晤。他当夜赶回上海，把和陈立夫会见的详细情况，如实地电告陕北党中央。

潘汉年回到上海以后，10月18日的晚上，他想和冯雪峰一道去拜访病中的鲁迅先生。令他吃惊的是，冯雪峰告诉他：鲁迅先生病情很重，待有所好转后再去看吧。事后，冯雪峰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转为剧烈。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时，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同志，他报告了中央。

鲁迅先生碎然谢世的消息不舍为晴天霹雷，险些把潘汉年击倒在地。就在这瞬间，他想起了自己的无知——以二十一岁的年龄和文学泰斗鲁迅先生笔战，但当他想到自己受命请鲁迅先生出面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他既往不咎，欣然应允。从此，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力作和培养了一代勇于肩负民族重任的文化新人；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鲁迅先生从封建堡垒中杀出，用他手中的笔和封建军阀、卖国政客、蒋介石的独裁一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新中国的再生拼命地呐喊着……时下，正当需要鲁迅先生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奔波，为迎接新的救亡抗日的伟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他却突然地离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潘汉年的悲痛也是超乎常人的！

潘汉年真想赶到鲁迅先生的灵前，扑到这位长者的遗体上大声地嚎陶。但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躬身前往凭吊，也不能公然为先生的治丧、出殡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和冯雪峰忍住这极大的悲坳，经研究决定：鲁迅先生的丧事交由救国会出面来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仪，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对此，当事人胡愈之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鲁迅先生的葬仪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体现了鲁迅先生不分派别，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显示了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

蒋介石对于鲁迅先生的仙逝是不以为然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尚未泯灭民族之心的各界人士的抗日要求，他也是无动于衷的。他认为会师陕甘宁一带的三大主力红军，已经减至不足三万人枪，这正是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极好机会，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10月22日偕宋美龄自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旋即，他又于10月29日偕宋美龄转到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A的部队进攻红军。他认为一切部署停当，就等各方传来消灭红军的捷报的时候，又在洛阳以避寿为名，实际上大办其“国人献机”的五十大寿’了！

敌变我也变。我党为了回敬蒋介石新的军事“围剿”，除去决定坚决粉碎其军事进攻以外，还明确表示：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拒绝去广州等地和陈立夫会谈。为了表明共产党人不改国共和谈的初衷，中共中央于11月7日通过刘鼎转电潘汉年全权负责与南京方面的谈判。并重申了中共中央10月14日直接向南京方面提出的四个条件，即：

（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之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潘汉年对于碎变的政局是清楚的，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不甚乐观。但是，他认为通过谈判不但可以公开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可以从谈判对手的口中获悉蒋介石下一步的真实意图，为党中央正确的决策提供证据。所以，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令之后，立刻通知了负责联络的张冲，双方商定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

潘汉年如约走进沧州饭店，和已经迎候在此的张冲、陈立夫握手相见，寒暄过后，分主宾落座，遂宣布会谈开始。

首先，潘汉年说明由他出面谈判的缘起，并指出是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破坏了周恩来参加谈判。接着，他取出我党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给陈立夫，遂又根据这一草案的内容阐述我党的意见。

陈立夫当场翻阅了我党提交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文件，他沉吟片时，代表蒋介石作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答文：“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想到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但他没想到陈立夫从原来的谈判立场倒退这样多。他为了戳穿陈立夫的阴谋，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被潘汉年的强硬立场震住了。为了不使谈判不欢而散，他又急忙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面谈”。他知道周恩来在这种条件下是不会出来的。他要潘汉年不要报告蒋的条件。

潘汉年义正词严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的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了，张冲只好快快宣布暂停，准备下次再继续会谈。

潘汉年坚持原则，也讲得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不辱使命。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住进宋公馆

潘汉年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很快平息了愤感之情，把和陈立夫会谈的内容和经过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通过电台于11月12日发给陕北党中央。幸喜的是这份报告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成为说明潘汉年不是内奸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中共中央在收到潘汉年的报告的同时，负责和曾养甫联络的代表张子华同志回到了陕北，向党中央转达了国民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最新条件：

（一）共产党公开活动；

（二）苏维埃继续存在；

（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

中共中央认真地研究了潘汉年的报告，以及张子华同志带回来的四个条件，认为陈立夫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试探性的，而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同时又认为，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较之过去的谈判条件有所倒退。我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仍可退让接受。遂于11月13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并把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稍作如下改动，电告潘汉年：

（一）党可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中共中央在指示潘汉年继续和陈立夫会谈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奉命赶赴前线，在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配合下，准备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红军的“进剿”。

潘汉年收到党中央的指示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条件，明显地感到在蒋介石的军事进逼之下是在有意退让。他作为一方的和谈代表，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就是在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谈判条件的第三天——11月巧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协定。日本政府以联合反共为借口，企图把南京国民政府拉入国际反共集团。蒋介石为了给日本人作出一个姿态，遂于11月17日由洛阳飞抵太原，要阎锡山转告收复百灵庙的抗日英雄傅作义将军，停止绥远抗战，以便他集中军事力量完成西北的“剿共”任务。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新的一轮会谈更是不堪乐观！

蒋介石在积极部署“剿共”——并认为已经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的同时，也希望迫我在谈判桌上就范。他亲自电令陈立夫于11月16日，通过张冲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依然下榻扬子饭店，并于19日和潘汉年进行新的会谈。

不出潘汉年所料，陈立夫的态度意外强硬。会谈一开始，他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说：“首先，我向潘先生转达蒋先生的意见：他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请潘先生把我上次传达的蒋先生的意见，电告你们的中央。”

潘汉年一听怒火拌起，不知何故，他立刻想到了蔺相如出使秦国的典故，如果今天的谈判对手是蒋介石，说不定他也会干出类似蔺相如的事来。然而，他毕竟是有着丰富的酬醉经验的谈判老手了，他理智地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中，不失身份地冷笑作答：“正像我无权要求陈先生，把我党中央的意见转告蒋先生那样，我想陈先生这种要求是否有些过分了呢？”

“这……”

“这是对骂谈判的常识吧？”潘汉年倏然变色，他声调虽然不高，但却很有分量地说，“如果陈先生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进行正式的会谈吧！”

陈立夫确实小视了他的谈判对手潘汉年。他对潘汉年打过来的这不软不硬的球，真可谓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唯有在独自发火生气之余暗自说一句：“厉害！”但是，陈立夫依然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的主人，视潘汉年为所谓的造反的乱民，所以，他还是端着当然的主人的架子，训导潘汉年这位造反的乱民。可以想见，这种谈判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最后，陈立夫终于打出了日德签订反共协定这张王牌，他不阴不阳地说了如下这段查有实据的话：‘旧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劣，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对此，潘汉年是早有准备的。他知道在陈立夫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只能是遵照“来而不往非也”的古训行事，否则，他就视你软弱可欺。他针对陈立夫打日德签订反共条约这张王牌，从全球的视角大讲了一通正在建立中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接着，他又分析了全国人民掀起的不可抗拒的反日浪涛。最后，他看了看陈立夫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又断然地说了下边这句史有所据的话：“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这实在是太出陈立夫的所料了！但他的确是谈判桌上的大滑头，遂借着潘汉年的话题把话锋一转，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

潘汉年一听陈立夫的口气，知道他又想回到谈判的立场上来了，遂又把话题引到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上来，他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之参考。”

“我已经把贵党拟定的这份文件转呈蒋先生了，并请有关人士研究了它的内容。”

“那贵党对这份草案的意见呢？”

“方才我已经转告潘先生了：蒋先生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

“那贵党通过曾养甫先生，转给我党的四项谈判条件呢？”

“哪四项谈判条件？”

潘汉年听后怔住了，他看了看陈立夫有意装做不知道的样子，当即把张子华同志转告中央的四条谈判意见说了一遍，旋即又操着嘲笑的口吻问道：“难道陈先生真的不知？”

“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个人讲过。”

谈判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遂不欢而散地结束了这次会谈。

虽说张冲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他处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的指使，是寄希望国共合作以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的。为此，他乐此不疲地为之奔走。另外，他在近几个月和潘汉年的交往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暗自佩服这位江南才子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他认为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跟着共产党走，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公利出发，还是从他和潘汉年结下的私谊着眼，都认为陈立夫和潘汉年的谈判结果是太令他失望了——虽说他早已估计到了这种不欢而散的结局。他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于当晚10时左右，去看望潘汉年，婉言申述陈立夫左右为难，望双方继续努力，并转达陈立夫意见，希望潘把蒋的意见电告陕北，如果周恩来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潘汉年自然明晰张冲的这种特殊的心态。他处于统战的需要——也是表达个人情感的要求，笑着说了句“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遂又十分大度地说道：“谢谢淮南先生的美意，只要真心抗日救国，我相信你我还是会再见面的。”

对此，张冲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潘汉年返回上海，并于11月21日将此次会谈报告了党中央。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来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同时，张冲还告诉潘汉年，他近期赴西安见蒋介石，等他返回南京以后再联系相见。但是，他决没想到此次西安之行，竟然当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的俘虏，被软禁在古都西安。此乃后话。

谈判暂时搁浅了，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进行军事较量。中共中央为了痛击蒋介石对红军的军事“进剿”，就在潘汉年和陈立夫谈判的同时，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发布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当天，在萌城堡击溃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二旅。21日，周恩来亲自指挥山城堡战斗，又全歼胡宗南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狠狠打击了蒋之嫡系部队。

但是，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接受教训，变得聪明起来。他在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的同时，竟然于11月23日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案”，查封了十四种国内著名的刊物。

潘汉年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在上海和宋庆龄等著名的爱国人士一道，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迫使蒋介石回到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阵线中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为达其目的，以毛泽东、朱德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于12月1日给滞留西安的蒋介石写了如下这封信：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遥、马鸿宾、马步芳、高桂兹、高双城、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亚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扣心思其故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日，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寇深祸急，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导

蒋介石利令智昏，视毛泽东等同志的忠言劝告为软弱可欺。他不仅部署完毕几十万“围剿”红军的部队，而且还明令指示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如果不举兵“剿共”，他立刻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内地，远离抗日前线。这就激怒了旨在救亡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二人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及其随行的数十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软禁在了西安。

张、杨二位将军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兵谏目的，自然也是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白兵谏的耿耿此心，张学良将军于当天就给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以及宋美龄发去电报。可巧的是孔、宋二人均不在南京，而在上海。南京孔办的秘书慌忙要通了上海的长途电话，如实地向孔祥熙报告了张学良电文的内容。孔夫人宋霭龄一见事大，又急忙打电话告诉在沪养病的小妹宋美龄。据史家所记，宋美龄听说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吓得险些昏厥过去！

诚如世人尽知的那样：“西安事变”碎发，南京国民政府立时分为两派。宋美龄赶回南京，为制止何应钦下令轰炸西安，她奔走呼号，舌战亲日的文臣武将。她更为处变不惊，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约见潘汉年。

这时的宋关龄，并不知“西安事变”爆发的真正原因，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和红军一定介入了此事。甚至还推想张学良将军是受了中共的抗日宣传和指使而兵变的。因此，若想保住蒋介石的性命，首先要说服中共放蒋。而今谁能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呢？唯有共产国际和苏联。为此，她请孔祥熙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使中共同意放蒋；同时，她又请最疼爱她的二姊宋庆龄和共产国际联系，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宋庆龄先生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己安危，“要胡子婴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准备亲自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因为何应钦阻挠，解决不了飞机，始未成行。当她获悉宋美龄急切想知道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以后，立即约见了潘汉年。

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中央的电报，明确表示：“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变’。”并把“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宋庆龄），主张劝宋子文前往西安”。这样，宋庆龄和宋美龄、宋子文联系后，商请潘汉年秘赴南京，住在宋子文的公馆中，随时和宋子文、宋美龄协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事宜。从此，潘汉年又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着另外一种鲜为人知的谈判。

潘汉年驻进宋子文公馆不久，即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他立刻交宋子文，并请宋转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宋子文仔细阅毕这则电文，认为是中共对“西安事变”起因的全面剖析，以及具体的善后处置办法，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遂通知宋美龄、孔祥熙来宋公馆共商对策。

孔祥熙为自身计，他是不希望亲日派何应钦以及准备动身回国的汪精卫掌权的。而今能制约走亲日路线的中枢显贵者，唯蒋介石一人。所以，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由此出发，他特别看中致国民党中央电文中的这段话：“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故尔哨叹不已地说道：“我看这是肺腑之语。为了使委员长重主中枢，我们必须制止轰炸西安的计划的进行。”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一向主张对日实行强硬路线。为此，他和蒋介石闹翻，辞谢财政部长之职，以在野的身份呼吁救亡抗日。在他看来，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他由衷地赞同这篇致国民党中央电文中的这段话：“蒋介石在此次幽禁，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但是，他为个人计——虽然和蒋介石有矛盾，他决不允许何应钦借“西安事变”主长南京中枢，把国民政府变成日本的附庸。他双手捧着中共的这封信电，郑重地念着：“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禁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励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最后，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他们轻举妄动，以免中日寇之奸谋。”

“对，对！诚如中共电文所说：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宋美龄当即又补充说道，“我看中共提的五条处置意见，其核心是第三条：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也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共电文所说：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简之，潘汉年转交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坚定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反对轰炸西安，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翌日——19日，潘汉年收到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的密电，对“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令置身宋子文公馆的潘汉年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为此，他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盾，从旁支持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向亲日派作斗争，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换言之，宋美龄等人敢于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