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终于暂时遏制住了何应钦等借轰炸西安，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计划。但如何才能达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呢？唯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举行直接会谈。但宋氏兄妹最大的担心，是重蹈蒋介石的覆辙——成为人质。为此，久议不决的宋子文就教于潘汉年。

恰好，潘汉年又于19日收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并要他转呈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员。他双手捧着这份通电说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党中央主张召开全国范围内的和平会议。请宋委员代为转达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宋子文接过这份通电，认真研读：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憧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撞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墓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潘汉年望着读罢电文陷入沉思的宋子文，似乎猜到了他的心病，有意地指出：为了促成召开全国范围内的和平会议，首先应举行南京和西安双方的和平会议。面对南京声声讨伐西安的气氛，张、杨二位将军不可能来南京赴会；而南京方面派谁去西安呢？亲日派不会去，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先生离不开，而宋子文是有名的反日派领袖，又和张学良将军有着很好的私谊，是最合适的人选。最后，他笑着说道：“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

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番话是代表中共的。这说明中共不仅不会策动张、杨二位将军把他扣作人质，并且希望他的西安之行，成为举行全国和平会议的先声。这样，他就可以重返排除了亲日派的国民政府中，执行他的亲美反日的主张。他坚定了去西安的决心。几经和亲日派舌战，终于获准“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宋子文西安之行的成功，坚定了宋美龄亲赴西安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决心。这时，潘汉年又从旁把宋美龄的决心变为行动。待到宋美龄收到张学良欢迎她亲赴西安的热情电文之后，她终于在端纳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飞赴西安的座机。

在“西安事变”期间，潘汉年住进宋子文公馆是鲜为人知的；而潘汉年负责转交有关的中共中央电文，并促成宋子文和宋美龄飞赴西安的内幕就更为世人所不知了。但是，公正的历史却早已作出了结论：在“西安事变”期间，潘汉年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蒋介石背信弃义，软禁张学良；为促成国共合作，潘汉年、张冲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杭州会谈

在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张学良将军为了向天下人表白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决计以负荆请罪的决心陪送蒋介石飞返南京。而蒋介石行前也向自己的顾问端纳、郎舅宋子文等人许诺：一定放张学良回西安主军，并参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和平谈判。

然而，蒋介石背信弃义。为了造成东北军军中无主必然分化瓦解，并进而达到破坏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他不顾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以“管束”为名，把张学良将军软禁在自己的故乡——溪口中国旅行社。

由于张学良将军飞返西安无期，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和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几乎到达了自相喋血的地步。时在西安的周恩来十分着急，他非常清楚，若想平息东北军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唯有请求蒋介石兑现诺言，尽快放回张学良将军。谁能代表中共一方在南京奔走，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将军呢？唯潘汉年可担当此任。周恩来于1937年1月28日亲笔草拟了这则致潘汉年电：汉年同志：

即转蒋先生：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

（戊）时机紧迫，请蒋先生速允办，否则忍令此抗日之师互耗国力，必非蒋先生之所愿。

（已）蒋先生有抚慰东北军其他办法，我们无不赞同。

周恩来

俭亥

潘汉年阅此电文，一股寒气打心头生起。他作为一位统观全局的政治家，知道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那就是实现他近十年未能达到的目标——消灭最有实力的东北军集团。随着东北军的分崩离析，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也必然被改组。结果，好不容易结成的红军早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就不复存在了。接下来，蒋介石又有可能对倘促陕北的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了。怎么办？他又想起了老对手——新朋友张冲。

张冲应蒋介石之命到达西安不久，即被扣押。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飞返南京之后，已近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将军下令释放被关押的文臣武将。张冲方得以回到南京和家人团聚，并一块送走了多事之秋的1936年。他很快平静下来，观察“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置。他感佩张学良将军的胆识，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赌注换取和平，一致抗日；同时，他又担心蒋介石用军事手段报复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从而又导致新的大规模内战，给亡我中华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因此，他暗自下定决心：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奔走。

张冲看罢周恩来请潘汉年转蒋介石的电文，当即赶到溪口，面呈在此养病的蒋介石。令他惊诧不已的是，蒋介石看罢电文苦笑了一下，随手便把它放在身旁的茶几上。蒋沉吟有顷，转身对张冲说道：“我不能帮周恩来这个忙。淮南”

“在！”

“请你转告潘汉年先生：东北军不听我的话，因此，对周恩来先生的请求，我不能从命。”

张冲完全清楚了蒋介石这招棋的真实用意，那就是借东北军的内江，消灭这个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对此，他虽然不敢苟同，可也没有勇气违命。他唯有在此接受蒋介石的庭训。

“你很热心和中共的谈判，我看你用武的机会就要到了，回去吧，等候我的指示。”

张冲路经上海下了车，如实地向潘汉年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

潘汉年听后仰天长叹：“好厉害的蒋先生！一支好端端的抗日队伍，就这样断送在他的手里了。”

张冲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惜我只是一个谋事的普通中国人！”旋即和潘汉年握手告别，乘车驰往南京。

张冲回到南京不久，即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残酷地杀害了王以哲将军，由此，西安陷入了东北军喋血袍泽的残杀中。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在互为对立的东北军两派军官中，他虽然以超人的智慧，平息了“二.二事件”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但他和张学良、杨虎城构筑的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令他神伤的事件之一。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遂又指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为代表赴西安，并于2月12日和周恩来、叶剑英举行会谈。双方历经月余的谈判，始未达成任何协议。更令周恩来愤慨的是，贺衷寒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竟然提出把红军人数缩小到两万人；红军改编后，副职千部由国民党派遣；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等。这等于是一个“收编”性的提案，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变成国民党的附属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恩来的否决。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向顾祝同“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3月13日，周恩来就要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去了。行前，顾祝同、张冲向周恩来口头表示不同意贺衷寒提的条文，赞同直接面见蒋介石。

张冲在这一个月的会谈中，在谈判桌上代表蒋介石的利益，和周恩来进行所谓的理论，但他内心中却是敬佩周恩来的外交风度的。他由此开始，和周恩来结下了很深的超越党派利益的私人情谊。他们二人朝夕相伴、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互为对手的谈判代表。他和周恩来的私谊交往很快传到了南京，有人就放出如下的风声：“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中华民族之中有不少的听了风就是雨的好事之徒，靠着那张不负责任的嘴巴随意传扬和演义，待传到潘汉年的耳朵里，几乎就变成了张冲倒戈，投降了有“谈判圣手”之称的周恩来。他见到自西安返回南京——遂又受命赶来上海和潘汉年安排蒋介石和周恩来会谈的张冲，有意地问道：“淮南先生，你听到了有关中伤你的谣言了吗？”

张冲坦然地笑着点了点头。

“我要提醒淮南先生，”潘汉年又加重了语气，“中国自古就有三人成虎之说，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是可以杀人的。”

“我不怕，”张冲依然是那样平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再说，我已经向出于各种目的关心我的人发表了郑重声明，这你没有听见？”

潘汉年微微地摇了摇头。

接着，张冲复述了他的郑重声明中的一段话：“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他说得可能有些过分激动，面颊都有些微微的红晕了。他稍事平息，又换作另一种表情，似有意地笑着问：“如果有一天，贵党中也生出中伤潘先生的政治谣言，你将作何答复呢？”

潘汉年近似玩笑地答说：“我愿借用淮南先生的这段话作答：我自受命以来，夙夜优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张冲和潘汉年儿乎是同时放声大笑，且笑得是那样的开怀和心畅，接着，他们又把两双手紧紧相握，且又从对方握手的力度可知，没有像笑那样的轻松……

或许是周恩来给张冲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很难把话题转到安排蒋、周会谈的方面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罢对周恩来的印象后，又问潘汉年：“我知道你很早以前就在周先生的属下工作，说说看，周先生的魅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

“我以为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再是他的风度魅力。”潘汉年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接着，他以赞叹的口吻指出周恩来和以往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言必行，行必果；即尊重自己，更尊重他人。而这一切就是中外政治家所难以具备的人格力量。另外，周恩来有着很好的教养，在他的身上既有东方传统的美德，也有西方遇事民主，切忌独断专行的作风。这不仅有别于传统的帝王思想，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崇尚的绅士风度。最后，他为难地摇了摇头；“看起来，我还是没有说清楚。但我有一种感觉是准确的：你可以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但你绝不会攻击他的人格。甚至你还愿意听他讲你不赞成的信仰。我看，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使然。”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突然，张冲不知出于何因，变得有些沉重起来，他近似自责似地说道，“可世人有谁知道，我张某人干过十分对不起周先生的事呢……”

潘汉年听后很自然地想到，张冲是cc系的主将，他当年在上海主要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而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准周恩来。这就像他当年在特科把陈氏兄弟、张冲、徐恩曾等人选作主要打击对象一样。故尔笑着说道：“说句封建色彩很浓的话吧，那时，你我各为其主尽忠嘛！而今，只要我们一致对中华民族尽忠就行了。”

张冲听罢继续沉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这件对不起周先生的事可非同一般啊！”他慑于自己的职责，又不能对潘汉年说个明白。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性质的对不起周恩来的事呢？简而言之，张冲当年一手炮制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世人简称的《伍豪启事事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局势转危为安；接着，向忠发又于6月22日被捕叛变，周恩来在陈云、康生、潘汉年的协助下化险为夷。“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11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1932年2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而这一“启事”就是由张冲和黄凯合谋伪造的。是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登的。

这件“启事”落款者计二百四十三位，均为顾顺章等叛徒提供，多数位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机关的负责同志。想登报声明吗？必然落入敌人预伏的圈套；听之任之吗？中央必然对周恩来等同志失去信任，甚至因误会还会引出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张冲看来，的确是给中共、给周恩来出了一道十分难解的题。换言之，他是借用“离间计”使中共自己除掉周恩来。

但是，张冲的算盘打错了，早在张冲炮制这则伪造“启事”两个多月以前，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党的决定撤离上海，经福建进入苏区，于12月底到达瑞金。足见周恩来根本不在上海，这则“启事”是伪造的。可是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乃至于全国诸地方实力派、各界社会贤达之中是有着相当影响的领袖人物，必须采取措施，反击国民党这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

而中共中央又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康生、潘汉年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主要承办者是潘汉年。对此，史家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记述：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刊登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拘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

2月20日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正如陈云同志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广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问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这今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约造谣污张冲陷害周恩来同志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他万万不曾想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却把它当作打倒周恩来的一张王牌，前后持续了七年之久。在（伍豪启事》案中，毛泽东同志讲了公道话，陈云同志为澄清事实做了专题发言，即使很坏的康生也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遗憾的是，这时的潘汉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仅未能替周恩来同志洗冤作证，也未把自己介入这一事件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

张冲先生不幸于1941年早逝，如他在地下有知，更会对引共产党人为挚友的周恩来同志道一声：“对不起！”

潘汉年和张冲历经多次协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有名的杭州会谈。他们二人分别作为蒋、周会谈的助手，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远在陕北延安的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秘密邀请之后，遂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好的路线，提前赶到上海，下榻四川路新亚酒店。他首先向潘汉年了解了杭州会谈的议程和详细内容，接着他又取出随身带来的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条意见，郑重地说：“汉年同志，请把这份文件先交给蒋夫人，然后再由她转交给蒋先生。”

潘汉年清楚周恩来如此而为的缘由是：（一）宋美龄是亲美反日派，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由她转交我党的意见，对谈判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二）自“西安事变”始，潘汉年住在宋子文公馆，促成了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同时，也结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诚如史家所记：“潘汉年先交宋美龄，然后请宋美龄转交蒋介石。”简之，潘汉年同志完成了周恩来的付托。

但是，蒋介石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盘，从来不允其他人拨弄的。这些年来，他对其他人的意见——乃至于宋美龄的意见，也仅仅是听听而已。虽说经“西安事变”之后，宋美龄在国内外——以及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了，但大主意依然是他自己拿的。今天，宋美龄转交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条意见，并说了自己对这十五条意见的想法之后，蒋介石却一反常态，整着眉头陷入了沉重的凝思。宋美龄不悦地说罢：“你就这样和周恩来先生举行会谈吗？”便转身离去了。

蒋介石为何陷入沉重的凝思中去了呢？因为他又要见到周恩来——并互为对手进行杭州会谈

蒋介石和周恩来相识于黄埔军校。蒋对这位小自己整整十二岁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为人、才干，尤其是那罕见的组织能力是感佩不已的；同时，他又与这位坚信共产主义的部属难以共处，只好在广州分手了；然而，他绝对没有想到，又是这个周恩来在南昌打响了和他争天下的第一枪，而且一打就是十年，至今也没分出个胜负来；“西安事变”碎起，他——包括其夫人宋美龄等人都认为是张学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一定会把他蒋某人送上共产党的审判台，但实出他们所料的是，恰是这个和他为敌十年的周恩来为释放他蒋某人而奔走。他和周恩来第一次在西安相见时的心情，真可谓是五味俱全啊！

今天，他主动邀请周恩来在杭州举行会谈，对于这位黄埔时代的属下，“西安事变”时的“恩人”，自应尽地主之谊．作到优礼尤加才是。但是，当他阅毕宋美龄转来的谈判条款，他又难以“恩准”；而他提出的条款，又必然遭到周恩来的否决。结果，他又必然和周恩来是不欢而散。而这又是不愿意——’可又不得不为之的事。他不无感慨地暗自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请他来谈判呢？……”

“报告！”

蒋介石闻声从沉重的凝思中醒来，下意识地晃了一下有些呆滞的头，说道：“请进来！”

张冲应声走进，报告周恩来在潘一汉年的陪同下就要到杭州。蒋介石几乎是命令地说道：“一定要安排好周先生的起居饮食，明夭上午就举行正式会谈。”

张冲十分感佩周恩来和潘汉年的坦**人格；国民党考察团进入陕甘宁；“七七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潘汉年的身分由秘密转为公开，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座叠翠交织的烟霞岭。登临远眺，钱塘江萦回若带，西子湖清莹如镜，杭州景物尽收眼底。烟霞岭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烟霞洞，顶弯有倒挂的石钟乳千姿百态，堪称天工之巧；洞壁有五代以来雕造的佛像和罗汉像；洞外有呼篙阁、舒啸亭等景观。如身临洞外，大有岩石斗秀，峭壁凌空之感；如登高呼啸，又有远引江涛，近俯诸山之胜。而潘汉年和张冲为周恩来、蒋介石选择的会谈地点，就是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附近的那座院落中。

3月下旬的西子湖，已是春暖人间的季节。但烟霞洞附近的名胜似乎仍在沉睡之中，只有几只追逐的蝴蝶在顽皮的戏耍，给人一点生气。突然，静卧枝头的那只小鸟扑棱一下翅膀飞去了，这时才会发现：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准时如约赶到了烟霞洞。

张冲是一位礼仪周全的官员，他早已静候在门前，一见周恩来和潘汉年的身影，急忙迎过来，歉疚不已地说：“周先生，潘先生，请二位进屋稍候，委员长一会儿就到。”

对此，周恩来只是淡然一笑，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委员长了，做任何事情，都要维护其天下独尊的领袖形象。至于所谓的礼仪——无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他都是不大在乎的。但是，周恩来的心中依然是不那么愉快，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所以，他话中带刺地说：“因为他是委员长嘛，所以我周恩来理应反客为主地欢迎他。”

张冲听后很不是个滋味，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时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难为情地一笑，遂又环顾左右而言他，和周恩来、潘汉年谈起烟霞洞的历史和景观来了。

有顷，蒋介石身着戎装，俨然像是一国最高统帅的样子款款走来，他望着已经迎候在此的周恩来，操着所谓不失领袖风度的团吻，近似表扬地说：‘。我就知道，恩来还像当年在黄埔军校那样，是最有时间观念的好同志。”

周恩来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舒服，可他又不便破坏首次会谈前的友好气氛，他只好采取借题发挥的方式，向蒋介石表达自己的本意：“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知道时间和军队的特殊关系。我想委员长在运筹举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大事方面，是更为清楚时间的重要性。”

“这……是的，是的……”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嘴也显得笨拙起来。

张冲一看蒋介石和周恩来那不同的表情，暗自说道：“未曾进入正式会谈，周恩来就先声夺人地赢了我们一分！”当聪明的张冲再一看这有点尴尬的场面，忙又打圆场地说道：“今天委员长主动请周先生到此会谈，就足以证明委员长是在抓紧时间，积极筹划全民族抗日的大事。”

’蒋介石一听这恭维的话语，就像是梗阻在喉的鱼刺突然化解一样，甭提有多么舒服了！ 自然，他打心里感激张冲这及时的解围。接着，他又以主人的身份伸出右手，故做潇洒地指着门口说：“为了早日完成抗日的大业，请！”

杭州会谈就这样开始了。蒋介石和周恩来前后谈了数次，历时近一个星期，真可谓是唇枪舌箭，互不相让，‘谈判之艰难是可想而知了！对此，笔者只好收起手中的拙作，请读者去自由地想象吧！为惜墨存史，我只把经史学家提炼的谈判内容，摘引如下：

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就向蒋介石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并声明六点：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认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不能派遣副佐及玫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六、红军防地须增力口：

蒋介石谈话的大意是：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蒋介石“却归过于鲍罗廷”。三、要中共“与他合作……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四、要中共“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蒋介石还表示具体问题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可以在几个月后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边区可以保持整个的行政区，但正职行政长官须共方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以应付各方，其他干部都由共方派遣，工作由共方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也同意共方意见，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共方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也设法办到。蒋介石甚至说：即使没有商定永久合作的办法，他也决不再打红军。

蒋介石在谈到要同中国共产党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要周恩来赶快回延安，商量同他的关系及共同纲领问题。

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他一下就看透了蒋如此爽快的真实意图：“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但从整体看，杭州会谈是有成果的。潘汉年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通过这次会谈，张冲再一次认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的坦**人格，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共的谅解和友谊。周恩来自西安会谈始，对张冲的人品留有不错的印象；这次杭州会谈前夕，周恩来又从潘汉年处得知，张冲为这次会谈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具体的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双方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冲又以他的聪明和机智，起到了恰如其分的缓和与调解作用。这又给周恩来和潘汉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周恩来是重情义的，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冲的真诚谢意，主动地说道：“汉年同志，为我和淮叮南先生合个影，留作纪念吧！”

历史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周恩来和张冲背剪着手，免冠、叉腿，并排驻步门前。周恩来表情凝重、深沉，似乎是在说：“杭州会谈的结果来之不易，这要感谢你张淮南先生。”张冲却是笑口常开，且又是笑得那样自然，是在对后人说：“我认一识了周恩来这样一位好朋友！”当他收到这张相片，看到周恩来凝视前方的深沉表情，又啃叹不已地自语：“周先生一定是在想，国共合作的路还要走多长？……”

人情是没有国界的，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在表达人情的方式上往往是相同的，或许是无独有偶吧，就在周恩来和张冲合影留念的那夭，张冲慌忙通知潘汉年：“蒋夫人马上就要来看你了！”

在杭州会谈期间，宋美龄因陪伴腰伤未愈的蒋介石，她一直留居西子湖畔。据史记载，她没有参加这次杭州会谈。当她由蒋介石的口中获悉：杭州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双方一致商定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她打心里是高兴的。另外，她知道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回国以后，一直为国共合作奔波和操劳。尤其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促成她兄妹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着特殊的功劳的。而这次举行杭州会谈的前夕，又是这位潘汉年主动地把中共的条件交由她审阅——虽说这其中包含着中共请她影响蒋介石的因素，但这也反映了她在中共要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对做梦都想当中国第一夫人的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而这种极大的精神满足又是潘汉年给予的。因此，她打内心里对这位口才、文才集于一身的潘汉年是有好感的。为此，在杭州会谈结束的前夕，她曾主动地到潘汉年的下榻处拜访。史家留下了这样简单的记载：

她对潘汉年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恳切希望潘汉年以后能像对她二姐宋庆龄一样为她帮忙。

在杭州会谈期间，潘汉年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是寸步不离的。

杭州会谈结束了，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礼仪似地握手过后，又紧紧握住张冲的手，有意大声地说：“淮南先生，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你去延安考察、访问。”

张冲是个极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这番话是说给蒋先生听的。他急忙侧着看看蒋介石那严肃的表情，也有意旁敲侧击地说：“谢谢周先生的邀请，只要委员长一声令下，我即刻登程去延安访问。”

张冲把球踢给了蒋介石。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蒋介石是一定要表态的，否则，这台戏就唱不下去了。另外，蒋介石早就想派人——实际上已经派出不少特务打入陕北的红军驻地，希冀全面地了解红军的情况。所以，蒋介石便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说道：“我同意淮南去延安，如果周先生同意，我准备派一个考察团去延安。”

“欢迎，欢迎……”周恩来最希望有更多的白区人民去延安，看看那里的红军和共产党人是如何生活的。因而他当即表态说，“汉年同志，你和淮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地把蒋先生派出的考察团的消息报告延安，我们做好欢迎的准备。”

“我看，就不要再经潘先生的手了。”蒋介石转身对张冲说道，“你尽快编好一套密码送给周先生，今后，南京和延安就直接联系吧！”

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自杭州回到上海，又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会见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曾会见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对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在潘汉年和张冲秘密联络下，终于促成了国民党当局派遣考察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张冲随考察团于5月29日到达延安。30日参加延安各界民众纪念“五”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林彪、冯文彬、刘长胜等也代表各界讲话。考察团31日到洛川、6月1日至云阳、6月4日到庆阳参观步兵学校及陕甘宁部队。考察团由叶剑英、陈赓陪同，童小鹏也随往，一路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而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对此，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曾做了如下回顾与评价：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享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湮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率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信，亦以此互信。

在张冲访问陕甘宁苏区期间，根据蒋介石在杭州会谈的意见：“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方面洽商。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问题，将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遂又和陈立夫、宋子文就上述具体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并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庐山谈判。但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谈判从杭州会谈的基调上大大地后退了一步，使得第一次庐山会谈没有取得结果。

潘汉年在这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和国民党进行秘密会谈的使命，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协助下，又较成功地完成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务。例如：

“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不断传递着中共的信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支持；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曾经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

“他在王稼祥、贺诚途经上海准备去苏联治病时，亲自安排周文和郑育之为他们做好掩护，负责安全工作，直到王、贺安全离开上海；

“他听说在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那里发现有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时，亲自带着照相机到那位同志处将诗稿和信件逐页拍摄下来，并将底片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得以流传至今；

“他关心并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和办事处负责人董麟阁、李廷禄保持经常的联系，介绍他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接触，帮助他们做好社会宣传工作，以扩大东北抗联在上海的影响。”

正当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受到梗阻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北平挑起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旋即，又于8月13日大举入侵上海，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迫于举国上下一致抗战的压力，又历经与共产党人第二次庐山会谈、两次南京会谈，双方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国共双方“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

潘汉年自1936年1月在莫斯科受命和邓文仪接触始，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止，前后为之奔波、奋斗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此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中，他终于感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自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聪明的政治家，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子，跟上时在变化的历史运行轨迹；而笨拙的政治家，总是被动地、不得已地去适应历史运行的轨迹。他——潘汉年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是属于前者；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则属于后者。至于像汪精卫之流，是一伙逆历史运行轨迹而动的顽固派，必然被送进历史垃圾堆里！

当笔者驻笔回首潘汉年所经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感打心底油然生起。我在这种圣洁的崇敬感的支配下，又禁不住地想起了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请问：根据是什么呢？我茫然没有答案……直到笔者再想起（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这种圣洁的崇敬感越发地觉得圣洁和祟敬了！

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党的一段不该发生的悲剧历史……。

随着全民族的抗战爆发，潘汉年也就完满地结束了国共和谈的使命。旋即，他又受命组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并出任办事处主任。从此，他的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中为党、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在上海沦陷的前夕，潘汉年又受命把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的爱国人士撤退到香港。而他自己却是在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才和夏衍一起撤离上海，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轮向香港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