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会见南京国民政府驻苏武官
1936年2月的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
莫斯科火车站十分热闹，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肤色的旅客出出进进，把站前广场上的积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经失去了洁净的本色，很像是一条洁白干净的大床单，踩上了无数个脚印一样。冰雪报复旅客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冻得抄手缩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摔得仰面朝天！
随着不算太多的进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着高级海獭皮帽，穿着狐皮大衣的中国人穿过候车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为抗御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顷，扩音器中传出了女播音员的亲切的话声：“接站的同志、先生、女士们：请注意，由法兰西驶来的客车就要进站了！……”这位接站的中国人驻步倾听，从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语太差，听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结束，他从容地放下遮住面颊的狐皮衣领，我们方才认出：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3年夏撤离上海之后，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错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据李一氓回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莫斯株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以外，还有曾三、孔原、饶漱石、李立三、滕代远等人。据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欧阳新、吴克坚等战友也来到了莫斯科。这对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而言，有着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
他向远离中国革命中心的同志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接着，他又向王明和康生报告了这次苏联之行的缘起和目的。同时，还如实地转述了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的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播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
这天清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部门通知潘汉年：一位绕道法国来莫斯科的同志，将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请他到车站迎接。他听后暗暗自问：“这位来自国内的同志是谁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之后，又和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五份惨案”之后，他编辑出版《公理日报），通过撰写（五姗运动纪实》一文，抨击帝国主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起草发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随后，在通缉声中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同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不久，应鲁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入党后，借从事救国会的活动，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由《闲话皇帝》一文，引发出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先生，进而协助杜先生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从旁争取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并取得了成果。他认为应该尽快把张学良决心扰日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领导他的宣侠文。
宣侠文是吉鸿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华南工委书记。他听了胡愈之同志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也认为应尽快报告给党中央。这时的华南工委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才能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所以，宣侠文同志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胡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诚如胡愈之所记：“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早在“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的时代，就认识这位长自己整整十岁的学者胡愈之。后来又在特科间接共事，并由张庆孚介绍胡愈之为特殊——对内外都保密的党员。
因而，他们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车站相遇，真是大有“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的兴奋感。接着，潘汉年把胡愈之带到事先联系好的旅馆，安排好住处，方客气地说道：“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请尽管说好了。”
胡愈之觉得潘汉年还是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格守着敬长尊贤的古风，心中生起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他可能是急于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报告，忙说道：“我把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写在了我穿的衬衫上，赶快显影出来，代我转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胡愈之边说边脱下大衣，遂又把贴身的衬衫脱下来，双手交给了潘汉年。
对潘汉年来说，配制显影药水真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很快在脸盆中弄好显影液，把写有详细报告的衬衫放进脸盆中，奇怪的是怎么也显影不出来。
胡愈之一看急得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开！”遂又说道：“这是一份关于张学良将军想联共抗日的报告，十分重要，你看……”
“你就在这儿重新写一份书面报告，我负责给你转送。”
胡愈之沉吟片时，只好整着眉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
“你如果没有其他急需要办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不急嘛，你我分别近三年了……”
“我们会有充足的交谈时间的。”潘汉年破例打断了胡愈之热情相留的话语，很是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还要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需要和有关人士商量一下。”
潘汉年要会见的重要人物是谁呢？他是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
邓文仪，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后赴苏留学，与蒋经国等人同学。结业后回国，在蒋介石身边供职，任侍从秘书，是蒋的亲信弟子。1935年春，为抗御日本对华北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蒋欲和苏联结成反日的军事同盟，遂派曾在苏联留过学的邓文仪出任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是年秋天，邓文仪经新疆回南京述职。他回到南京不久，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速返莫斯科。事后，邓文仪在所著（冒险犯难记》中写道：
12月初旬，政府命我迅即回莫斯科去，有要事要我会同帮办，不能延误。
南京国民政府要邓文仪帮办的要事是什么呢？就是要邓文仪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商谈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事情。
蒋介石为什么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之际，又想和共产党恢复谈判呢号为了使读者了解潘汉年介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始末由来，容笔者对蒋介石的内政外交的转变作一简要的‘追述：
蒋介石在平定诸地方实力派的反叛，进而入主南京之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殷汝耕准备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亡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尤其蒋介石于事后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自有聪明之处，那就是随时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大计。他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商。但是，苏联外交部却严令指示鲍格莫洛夫：“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同时我们从这个合理的要求出发，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但是，“我们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当蒋介石因此表示希望苏联政府作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时，可向蒋介石声明，苏联政府没有可能担任或完成这个角色。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出于国内政局的需要，一边和苏联继续洽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一边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而邓文仪只是其中的一条渠道。
邓文仪奉命返回莫斯科，立即同“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进行“相当的联系及恳谈”。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原在十九路军供职的文职官员胡秋原等人找到了潘汉年，希望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晤。潘汉年请示过后，奉命和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投石问路式的接触。
据潘汉年的笔记，他和邓文仪的会谈日期似是1月13日晚上。“会谈中邓一开始即明确提出要见王明，而潘汉年则自称代表王明先与邓接谈”。“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恫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遂结束了会谈。
王明在听取了潘汉年的汇报之后，决定亲自出面和邓文仪举行会谈——而且一连会谈了好几次。有关他们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尚未查到原始记录。只是在苏联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季托夫的著述中有如下记载：
照王明的话说，邓文仪同他进行接触是在1936年1月底或2月初。第一次会见时，邓文仪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了。他们认为，日本不会而且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以便同日本一起首先反对西方强国，然后再对付日本。邓文仪继续说，然而这个打算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中华民族，因此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其次，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以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邓文仪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改变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年一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邓文仪在说明这个建议时声明：南京政府将实行革新并开始实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十点纲领。邓文仪在谈到改编中国红军时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介石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所以南京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指责了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的建议，实际上内蒙古并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不严肃和不能接受的。邓文仪回答说，考虑到内蒙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还可以划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同时，邓文仪指出，这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暗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同时，邓文仪承认，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海岸线，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其主要来源将变成苏联。邓文仪继续说，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听了邓文仪的谈话并同他讨论了某些问题后，向他建议，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处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同他们谈判签订抗日和停止内战的具体条件。
据史记载，双方初步协定由邓文仪回国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为此，“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专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当天，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恰在这时，国内的红军东渡黄河，发动了旨在抗日救国的东征战役。就在阎锡山调遣重兵拦截红军经晋赴冀、察抗战的同时，蒋介石趁机又令嫡系部队入晋，妄图一举歼灭东渡的红军。同时，他为防止红军西撤陕北，又命令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陈兵黄河西岸。因此，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抗日反蒋”的既定方针指导下，再次发表专文指出：“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不肃清这一障碍，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便无从实现。”并认为蒋介石派出邓文仪秘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是“企图乘机收编中国红军的阴谋”。遂决定取消潘汉年充当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使命。此时已登船回国的潘汉年又以希腊政治情况发生变化，被急电召回莫斯科。
恰在这时，胡愈之到了莫斯科。
胡愈之躲在旅馆中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由潘汉年转给了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不久，王明约见胡愈之，详细地听取了有关国内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情况和东北军的动态。在这期间，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转眼到了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到了国内红军的报告：和张学良、杨虎城业已开始秘密接触，并达成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头协议。因而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决心改变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主张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应灵活的措施”。中共代表团也不得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反日讨贼”取而代之。
如何逼迫蒋介石彻底放弃反共的政策呢？偏促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业已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南方两广的军事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以及寓居在香港的原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错等也在借抗日的旗号，正在积极密谋军事反蒋。如果南北同时举义，即使蒋介石的军事集团不被打垮，他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必然被迫联共抗日。无论出现哪一种政治局面，对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壮大都是有利的。经反复研究，决定再次派潘汉年回国，其任务是：一、利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以及两广军事集团上层的关系，积极推动两广反蒋的军事事变的发生；二、根据国内军事、政治局势的变化，由潘汉年直接和南京最高当局洽谈国共合作事宜。
为了更好地掩护潘汉年回国的第一项使命，同时又为实现第二项使命铺平道路，潘汉年行前再次约见了邓文仪。
潘汉年这次约见邓文仪是主动的，而且目的、任务也是清楚的。因此他对这次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也是胸有成竹的。和邓文仪寒暄过后，遂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国内战争仍在进行。此次我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谈判事宜。可是我连进入国门的自由也没有，该怎么办呢？”
“这很容易。你到香港之后，给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们，他们就会派人到香港去找你联系的。”邓文仪答道。接着，他问道：“中共对于进行新的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如何？”
潘汉年答：“现在国民党军队还在‘追剿’红军，红军当然要自卫反抗。内战还没有停止，所以还谈不上国共合作。停止军事行动应当是国共合作的前提。”
邓文仪又问：“国内的问题，到底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决定，还是由在国内的共产党中央决定呢？”
邓文仪提这个问题虽然不大友好，但却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以王明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当时一直是以“太上皇”自居的。何况“国际”和中共的关系，当时也习惯地被看作是直接领导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潘汉年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而又旗帜鲜明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出的工作机构，当然要服从中共中央领导的决定。”
潘汉年和邓文仪的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潘汉年不懂外语，可回国的路线又必须经法国乘船去香港，怎么办？遂又有王明出面找精通法语的胡愈之谈话：“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事情党中央已经知道，你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汉年带回香港，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4月中旬的莫斯科已是冰雪消融、春光明媚的季节。潘汉年和胡愈之告别了苏联，登上了西去法国的火车……
奉命回到香港，通过冯雪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国共两党的谈判对手，竟是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
5月的香港天气已经很热了。再加．上留居香港的各种肤色的人为生活所累，为发财致富而奔波，生活节奏相当快，这又给闷热的天气人为地增加了温度，因而显得越发的热了！
香港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还是受外国人喜欢夜生活习惯的影响，白天大街上的行．人总是很少的。然而香港的码头却是例外，上下船的旅客，迎候亲友的男女一批接着一批，如果再加上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那些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真是不亚于我们传统的庙会，可谓是相当的热闹了！而在这热闹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大知识分子，他站在码头上，极目远眺由法国驶来的那艘鸣笛呼唤进港的客轮。他就是邹韬奋。
邹韬奋，江西省余江县人，早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后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途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之主张，并创办了生活书店。就在潘汉年撤离上海不久，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践踏人权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1935年，他重新回到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先是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后又由杜月笙出面来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邹韬奋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企图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意外，邹韬奋又一次流亡，于1936年3月来到香港，他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张报纸。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所以对邹韬奋办报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报纸要为两广反蒋作宣传。”邹立即打电报给已到巴黎的胡愈之，请胡赶快回香港帮他筹办报纸。
胡愈之把邹韬奋的电文给潘汉年看了，潘汉年沉吟片刻，对胡愈之说：“你立即给邹先生复电，就说等你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要邹韬奋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呢？他一方面清楚邹韬奋先生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势不两立，另一方面也知道两广的军事实力派出钱买这张报纸的目的，是为他们制造反蒋的政治舆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匆匆创刊的（生活日报》，是一定会背离（八一宣言）的精神。自然，也和他这次受命回国的两项任务有所悖逆。不久，他和胡愈之由法国乘船回香港。
潘汉年和胡愈之白天坐在甲板上，一块眺望水天一色的大海；晚上又一块共宿一舱，听那海浪拍击客船的响声。潘汉年利用这难得的海程旅途之隙，向胡愈之详细地了解了他告别上海以后的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向胡愈之介绍了长征途中的艰苦，以及他在遵义会议之后辗转赴莫斯科的经历。但是，他出于组织纪律的要求，没有向胡愈之谈这次回国的使命。简之，他虽说告别白区工作已经整整三年了，但在这不足一月的海途中，通过胡愈之之口又接上了线。为他回到香港和上海开展特殊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潘汉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码头，就被邹韬奋先生带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馆下榻。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预先研究好的方案分头忙碌起来。胡愈之对自己在潘汉年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写了如下的回忆：
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转变。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6月7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失败。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同时，胡愈之还回忆说，潘汉年为了放手让胡开展工作，曾信任地对他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干吧！”为了便于胡愈之开展工作，有时潘找国民党人士谈话的时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饭馆和高级咖啡馆里，并故意对国民党人士说胡是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潘有意用这种方法把胡公开出去，使国民党知道胡是救国会的，不是共产党。
潘汉年在港期间，为了落实回国的两项伫命，七会见了各方人士。为了获悉两广实力派正在酝配氏反或达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派驻香定的代表王公度和刘仲容等人。
借此向王、刘等人宣传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系和粤系这次反蒋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报复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而是高举抗日的旗帜，采用军事手段迫使蒋介石对内放弃军事独裁统治，集中一切爱国力量救国抗日。同时，他又通过当年跳老情报关系梅龚冰会见了原是粤系反蒋干将——时在香港窥测政局，待机而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湘、陈铭枢等人。由于他在“福建事变”的时候，曾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并初步实现了双方停战和反蒋抗日的合作。因此，和蒋光鼎和陈铭枢等将领是熟人，遂又在香港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当他获悉蒋、陈等将军的认识依然停留“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水平上，并在积极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后，又有理有据地说明在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并请他们通过关系向广东军事实力派陈济棠建议：在即将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突出抗日的目标，不要过分强调反蒋的要求，依此军事行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实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促成“两广事变”，并以此为手段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为未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潘汉年已经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了，他急切地希望回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同志汇报他回国的使命。但是，从香港去陕北是何等的难啊！像他这样的要人没有地下交通引路，不仅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危险。他早在赴莫斯科前夕，知道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和共产国际，和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已有八个多月，并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就其常理而言，党中央一定会派人潜伏上海，重建党组织，进而建立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为此，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和胡愈之商量，分别利用上层的关系，争取快些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对此，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5月初，我和潘汉年刚刚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到香港。汉年到港不久即接到声峰的信，告知他已从陕北出发到上海，希望与他取得联系。’汉年把信给我看了，并叫我回上海会雪峰，因为雪峰离开上海好几年，对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到上海大约是1936年5月中旬，住在我的兄弟胡仲持家里，仲持是《申报》主编，很有名。雪峰当时住在鲁迅先生那里，由他找我方便得很。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久别重逢，两人都很激动，更何况我和雪峰，已由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进而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了呢？……之后我陪雪峰到香港与潘汉年面谈。
冯雪峰很快随胡愈之回到香港，见到阔别近一年半的战友潘汉年，那种相逢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相见过后，冯雪峰首先向潘汉年介绍了自长征途中分别后的艰苦历程，以及他受命来上海的任务；接着，潘汉年向冯雪峰述说了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莫斯科的经过，旋即又说明自己此次奉派来港的使命。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他们二人这次相见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潘汉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冯雪峰是陕北党中央派驻上海的白区代表——并业已初步恢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这标志着完全中断联系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与上海地下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间完全恢复了联系。
“雪峰同志，你一定和陕北党中央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吧？”
“是的，我在上海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能够随时和陕北党中央联系。”
“请你回到上海以后，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此行的任务和在港工作的情况。”
“我一定照办。”
“另外，告诉党中央，我在港的土作告一段落后，即转赴上海，请有关部门为我安排好赴陕北的地下交通，我要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放心吧，我们已经有了通过西安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是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我就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经西安到上海的。”
不久，冯雪峰怀着喜悦的心情告别了潘汉年，乘船驶往上海。
潘汉年为什么不和冯雪峰同返上海呢？他在港还有什么重要的使命没有完成吗？容笔者回述几句：
潘汉年回到香港不足一个月的时光——6月4日爆发了有名的“两广事变”。由此蒋介石陷入了困境：东北和华北有入侵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西北有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以及中央工农红军秘密结成救亡抗日军事同盟的危险；南方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粤系陈济棠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高唱救亡抗日的调子，借以欺骗全国人民，为平息“两广事变”制造舆论。另外，英美诸国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日渐突出，而共产国际又高唱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自然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统一战线。因此，蒋介石再次秘密加紧和中共联系的同时，也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抗日派。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真地研究了国内政局的变化，认为已经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局面。王明遂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双重身份给潘汉年写信，“令其以共产国际方面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同陈立夫接触和谈判，并提出不压迫爱国运动，对日表示明确态度等谈判条件。”
潘汉年接到王明的指示后，立即采用预先和邓文仪在莫斯科商妥的联系办法，直接给南京陈果夫写了信。不久就有了回音。1936年7月7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也就是邹韬奋和胡愈之办的那张报纸上，登出了如下一则启事：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也是潘汉年给陈果夫写信时的名字，而通过登报寻人启事的联络方法，也是潘汉年信中写明了的。因此，潘汉年见到这则启事，知道陈氏兄弟派专人来到香港。
当他决定去九龙酒店赴约时，又禁不住地自问：“黄毅是何许人呢？……”
黄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化名。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别号御虚，于1903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张冲少而聪慧，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他在“五四”风潮的裹挟下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被推举为理事长。1922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越三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他在东北期间，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任青年部长，因秘密组织反奉被捕，险些成为张大帅的刀下之鬼。张学良主政易帜之后，他获释返回南京，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因才华出众，熟谙俄语，深得陈氏兄弟的器重。不久，即升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中统”系统的情报事务。策动白鑫、顾顺章等中共要人叛变投敌，都是他的杰作。
潘汉年调入情报战线之后，张冲遂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对手。自然，张冲也知道潘汉年的政治身份，多次密谋抓捕而始终未能如愿。时下，他们是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又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本身是极富有戏剧性的。另外，也说明了时代的进展，是可以改变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的。但是，当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获知黄毅即是张冲以后，遂暗自怀疑地自问：“他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共谈判的一方主持人了呢？”
这仍然要从1935年12月说起。
就在蒋介石秘密派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面商国共合作的同时，陈立夫向蒋介石作了如下建议：
余乃与先兄果夫详商，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须请示蒋公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这正中“山人”之意。蒋介石遂派陈立夫为团长秘访苏联。“随行者为张冲同志，以其能说俄语也。”对于他们这次失败的秘访，陈立夫作了如下记载：
余向来未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惑，蒋公授以机宜，如此一使命，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之护照，余名李融清，张冲为江某（其化名不能记忆清楚炙）。圣诞节日乘德国邮船Posdou启程……惟一知晓余等在船上为程天放大使，但亦不便与等来往。由马赛搭车抵柏林，蛰居待命赴莫斯科，时希特勒当政，特工密布，即蛰居亦不易，蒋公认为去苏联机未到，命去他国走走，惟随时与程大使以电讯联络，因之余与张冲得观光法国、瑞士、捷克、匈亚利、南斯拉夫及意大利等国，行动十分谨慎，以防遇到熟产、，致泄露事机……惟日本方面，首先放出试探之谣言，谓余被派赴苏，苏方对此消息至为害怕，恐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动手，蒋公乃不得不改变计划，令余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余遂与张冲同志分途返国，以避外人耳目。
蒋介石派张冲随陈立夫秘访苏联还有另外的原因。张冲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他也是南京当局力主抗日的要员。当他的属下——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接收到《八一宣言）之后，他阅后认为十分重要，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巫，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可见其爱国之心尚未泯灭。”
蒋介石早已收到邓文仪的报告：潘汉年奉命回国，和南京洽商国共合作事宜。他焦急地等了好几个月，才从陈果夫的口中获知潘汉年到了香港，邀其派人赴港面商。蒋介石当即毫不犹豫地指示：“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派张淮南同志去香港会见潘汉年，具体的事情，请潘汉年到南京来谈。”
就这样，张冲奉命南下香港，并按照潘汉年提供的联络方法，在（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上边那则启事……
潘汉年和张冲两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地握在一起张冲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并愿为此积极奔走，但他深知这些年来两党积怨实在是太深了！若想打破这并非一日之寒的坚冰是很难的。另外，他出于职业的考虑，近几年以来经他逮捕、处决、策反的共产党人真是数以千计，中共特科无时无刻都在想暗杀他。再者，今天约见的共产国际代表，果真像邓文仪报告的那样，是昔日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那可真是应了“冤家路窄”四个字，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自己下毒手呢？所以，他在《生活日报）上登出那则启示以后，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级卧室里，派员昼夜守候在以黄毅名字登记的房间中，等候潘汉年的到来。
潘汉年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他在《生活日报）上看到这则启示以后，也没有冒然立刻叩门求见。而是通过当年和国民党情报部门有关的情报人员出面搭桥、联络，直到双方都解除了这种互不信任的心态疑虑，他们在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方见了面。两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感地握在了一起。
潘汉年和张冲虽系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有趣的是他们都属于“才子派”的实干家，举止言谈，落落大方，都给对方留下了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加之双方“神交”可谓已久，也用不着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谈时谁也不用那种虚以掩饰的外交辞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首先，潘汉年亮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而说出自己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
张冲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认为潘汉年如此而为的目的，一是说明自己的身价，再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因为南京政府无权逮捕共产国际派出的谈判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冲毕竟是这次秘密谈判的东道主，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遂十分友好地说：“潘先生是我们的客人，我一定会尽地主之谊的。有什么要求，请直言，干万不要客气。”
接着，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气地问道：“我很想知道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请张先生赐教。”
张冲听了潘汉年这番宏论，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诚实比虚伪的效果要好。所以，他也极其爽快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开门见山地说：“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那张先生……”
“一，我是一个真正的促进派，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二，因此，我尽全力沟通双方的共识，缩小差异，使国共两党真的做到‘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几经交谈，潘汉年认为张冲的态度是真诚的。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他答应随张冲去南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会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二人决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转赴南京。
大海，浩森无际；客轮，破浪前进。潘汉年和张冲朝夕相伴，忽而纵论天下大事，忽而追怀中华民族的兴衰，两位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年才子，似乎都暗自发出了这样感叹：
“中华民族有才干的子孙们，为什么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呢？1+1=2,1-1二0，其结果总是在无穷无尽的内耗中！这不仅会叠创中华民族的元气，而且还必然授给异邦入侵之机。”
但是，就说他们这次海途交谈吧，每人都做出一种超然的姿态，又不失潇洒的那种政治家的风度。从表面看来是那样的和谐、轻松，可是再一仔细品味每人说的内容和角度，却又是冰炭难容。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脸红脖子粗的争辩，而是于谈笑风生中进行所谓的政治角逐。二者的实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为这二者进行区别，后者比前者更狡诈。加之地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更坏！
张冲为了取信于潘汉年，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历史，并感慨不已地道出了陈氏兄弟对他的知遇之恩。当他说明自己从信仰共产主义，转而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加入国民党以后的所谓飞黄腾达的政治发迹史的时候，他竟然自嘲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人生转折的历史，我就会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二十五岁以前不干共产党是没有出息；三十岁以后再干共产党是傻瓜。”
潘汉年听后哑然失笑。因为他完全清楚张冲说这番话的目的：他张冲二十五岁以后加入国民党是有出息的开始；他潘汉年刚过而立之年还为共产党卖命是傻瓜。就其常理而言，他应该——而且是很容易驳斥这一人生信仰的。可是，他清楚聪明的张冲是在说自己的人生感慨，并没有指名道姓地强加于人，他犯不着故作多情，或采用更加隐喻的话语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做不仅有失政治家的风度，而且还会破坏己经建立起来的和谐氛围。所以，他有意装做难得糊涂的样子，避开了张冲有意抛过来的话题。
潘汉年作为张冲谈话的回报，也p胃叹不已地讲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后来进入上海谋生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大体情况。为了把谈话中心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他有意回避了自己领导特科的历史——尽管张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专门讲了自己在“福建事变”中的作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老话看来是真理。当年，蔡廷错、蒋光鼎、陈铭枢等将军在福建揭竿讨伐蒋先生的时候，我曾受命和他们建立了反对蒋先生的统一战线；而今，我又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和蒋先生的代表——张先生你进行秘密的国共和谈。我看，这不是国共两党有意妥协，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冲听后暗自说了一句：“真是厉害！”他为了继续窥探潘汉年的政治主张，又有意地问：“不知潘先生——或更准确地说，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两广事变’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两广事变’是蒋先生逼出来的；但从国际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危亡的态势需要，应当把‘两广事变’的兵力用在抗日图存上。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先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高举全民族同心协力抗日的旗帜。”
张冲暗自敬服潘汉年这段滴水不漏的谈话。他——包括潘汉年都清楚，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政治信仰。再在这些方面进行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同时，他们二人知道“卖啥吃喝啥”这句俗话，遂又很自然地把谈话内容转到国共合作上来。
潘汉年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政治家，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对手——张冲是一位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的才子，完全用不着那种强夺人意的说教。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势，又讲了中国救亡抗日新的形势发展。接着，他才着重说明中共（八一宣言）的由来和基本精神，以及中共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又说道：“我深知任重而道远这句古话的份量。但为了完成这一民族重任，我受命回国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知难而进；二是不怕道远。不达目的，誓不回头！”
张冲赞扬了潘汉年服从民族大任的精神和决心。旋即他又说明国民党为了完成救亡抗日的历史使命，对外一直主张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能援助中国抗日；对内希望各地军事实力派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同时也希望在这一大前提下和中共进行谈判。最后，他也不无为难地摇了摇头，深沉地说道：“水流千遭归大海，我看这也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规律。所谓任重道远，恐怕就是缺少像你我这样疏通河道梗阻的人。你说是吧？”
潘汉年当然知道张冲所指的水流大海的本意，是指全国诸地方军事实力派——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都要归到蒋介石的靡下。他不便直言相驳，遂吟哦有顷，巧妙地答说：“淮南先生说得很对，水流千遭，是一定要归到救亡抗日这个大海中去的。我愿意和淮南先生一道，积极地去做疏通河道梗阻工作的。”
“好，好……”从张冲的表情可知，他这个“好”字是言不由衷的。他可能从潘汉年对他的称谓的变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步，遂又诚恳地点了点头，算是一种礼节性的补就。
潘汉年和张冲不愧是国共两党的精英，而他们这种所谓高层次的交谈方式和内容，也的确折射出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他们各自的目的是：一吃掉一变成二，结果却是1-1=0；危亡中的中华民族需要的却是。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并不以潘汉年和张冲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潘汉年和张冲于谈笑中结束了这不同寻常的海上旅行，船抵上海以后，他们又立即改乘火车，转赴南京。张冲不愧是礼仪之邦的嫡传子孙，他把潘汉年这位特殊的贵宾，安排在有名的南京扬子饭店下榻。接着，他又要求潘汉年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以便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
潘汉年送走张冲之后，巡视了一遍这宽敞舒适的房间，近似冷笑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遵命伏案，写起了张冲所需要的书面材料。
张冲告别扬子饭店，又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陈公馆，向他的知遇恩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报告香港之行的经过，以及他对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潘汉年的初步印象。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他们二人乃是蒋介石的知遇恩师陈其美的两个侄子。他们兄弟二人因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兄弟二人在建立蒋家王朝的过程中，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年来，他们兄弟二人一直控制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并组建了庞大的cc特务系统。我们可以从“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中．想象到他们兄弟手中有何等大的权力！
陈立夫听了张冲的汇报以后，立即和正在前方“平叛”所谓“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通话联系，求其谈判指导方略。对此，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切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他认为要落实蒋介石这四点指示，单单和潘汉年谈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他在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多次会谈中获悉：共产国际不能完全指挥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朱毛红军”。他认为应当直接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不仅是外交谈判中的所谓对等礼仪，而且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他考虑再三，决定这次不见潘汉年，并由张冲转达他的三点意见：
（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潘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请他保守秘密，以免传出去引起麻烦；
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的事，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
（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之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翌日清晨，张冲如实地向潘汉年转达了陈立夫的三点意见。
这实在有点出潘汉年的所料。但他仔细一揣度陈氏兄弟如此而为的用意，遂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共谈判的诚意，依然把写好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张冲，并同意和曾养甫举行接触性的会谈。
曾养甫，原名宪浩，养甫是字，广东省平远县人。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随即赴美进入匹茨堡大学读书，并当选学生会会长。北伐前夕，他自美回国抵粤参加革命，很快升任为农矿部次长。从此，他在国民政府的变迁中出任过许多建设部门的职务。待到1935年，他又改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等职。当蒋介石想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渠道时，遂由陈立夫出面请其奔走，并利用他的好友湛小岑和周恩来有同窗之谊，请湛小岑帮忙联络。由于湛小岑赞同团结御侮的建国大计，他通过地下党员左恭和张子华取得联系。并由张亲赴陕北，沟通了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接着，湛又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和曾养甫会晤，并由吕振羽出面请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周小舟南下，促成了曾、周会谈。事后追论，曾养甫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贡献的。
诚如湛小岑所说：“曾养甫对蒋介石是‘忠诚无间’的。”因而他受到了蒋介石和陈立夫的信任，由他出面担当国共会谈的重任也是必然的。这次，陈立夫又把和潘汉年谈判的任务交给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养甫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清楚蒋介石急于和中共打交道的真实目的。就在不久以前，陈立夫在他的家口述，由湛小岑笔录了一封给中共领导人的密信，道出了和中共进行谈判的四项条件：
（一）K方（代表国民党）欢迎C方（代表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因此，曾养甫受命和潘汉年进行会谈心里是有底数的。他为了稳妥起见，又亲自登门征询了陈立夫对这次谈判的宗旨和要求，方随张冲来到扬子饭店会见潘汉年。
潘汉年是了解曾养甫的。他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就知道曾养甫和陈立夫是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有着很好的私谊。他认为今天和曾养甫会谈，实质上就是和陈立夫举行谈判。他和曾养甫寒暄过后，就开门见山地向曾传达了中共中央方面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
（一）停止内战；
（二）释放政治犯；
（三）军队联合抗战。
曾养甫是留美生，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绅士派头。首先，他十分客气地答说：“一定把潘先生提的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接着，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潘汉年提了如下两条意见：
（一）国民党对抗民是有决心的，但要作好准备。蒋介石反对空谈抗战。目前外交问题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来往搞对外宣传；
（二）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中共目前拥有武装力量。这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
曾养甫要求潘汉年将上述两条意见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转达，等陕北方面有了具体谈判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
潘汉年越发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的是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因此，他决定结束这次接触性的会谈：“那就按曾先生的意见办。请问，今后谁代表贵党和我联系呢？”
“我们仍然派淮南先生作代表，负责联络工作。”曾养甫肯定地答说。
潘汉年结束了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以后立刻找到了冯雪峰，请冯帮助他解决去陕北的交通问题。
冯雪峰答应了。
潘汉年在等待去陕北的期间，冯雪峰帮他见到了久违的沈钧儒、宋庆龄等前辈和友人。他们视潘汉年为最可信赖的忘年之交，又隐约知道他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的，所以都很想知道共产国际、苏联、中共对局势的看法。潘汉年借此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其中，宋庆龄感慨万端地说了这样一段话：“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
潘汉年十分同意他所敬仰的宋庆龄先生的这番话，但他并不知道，早在蒋介石想和中共恢复接触的最初阶段，宋庆龄先生已经为此尽了力。为使诸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之不易，容笔者简介宋庆龄先生的功绩：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们选中了红色牧师董健吾。董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安全。
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遍地冰雪，雇不到车辆，无法进入苏区。他设法面见张学良，请其协助赴瓦窑堡。张心领神会，遂派飞机送董至肤施（即延安），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等人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并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在瓦窑堡城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正渡河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北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话再说回来，留居上海的潘汉年突然收到了冯雪峰的电话，告之去陕北的交通已经到达上海。今晚就来他的下榻处，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他放下电话，分外激动地在房间内快速踱着步子，盼着这位交通快些到来。
大约在晚间9时的光景。潘汉年的卧室外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他三步作两步地走到门前，打开屋门一看，大吃一惊，遂禁不住地说道：“怎么是你？……”
来客走进房间，回身把屋门关死，作了一个鬼脸，笑着说道：“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是你。”
通过地下交通线来到延安；周恩来和陈立夫会谈；毛泽东派潘汉年协助叶剑英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冯雪峰同志为潘汉年找来的去陕北的交通不是别人，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同志。
刘鼎同志自南京逃出以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他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由于他是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改进了苏区的地雷，创制了小火炮，对杀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也因此隐蔽在江西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