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留在这儿吗？”
“不行，我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绍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来四川，也可以介绍一个非共产党的老国民党来四川。对共产党的联系，我负责保密，也请你们保密。”
“我要主张抗战，还要保密吗？”
“还请你考虑你的行动，到那时也会自然知道的。”
上述情况，包括王昆仑和刘湘的对话，都是根据王昆仑生前的谈话整理的。换言之，通过做刘湘的工作，较为全面地看出王昆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遂通过地下党组织约见冯雪峰，请冯入川和刘湘当面会谈。至于建立秘密电台的经费，也可当面和刘湘谈判。如果刘湘问到他的意见，就说他希望刘湘拿出十万大洋支持抗战。
不久，冯雪峰衔命溯长江西行，在重庆见到了刘湘。冯和刘会谈之后，刘湘应允拨款六万元资助共产党。冯雪峰为落实这笔巨款转帐事宜，又立即赶到重庆鼓楼街旅馆，找到地下交通员郑育之，请他出面办理此事。请看郑育之的回忆：
王昆仑同志在上海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对四川省主席刘湘做团结工作，王昆仑来四川接谈得到刘湘秘密允行，我党就派冯雪峰同志来四川与刘湘面谈。刘湘允于要在上海办事机构才能拨款转入王昆仑同志的帐上，在上海直接办理取款有困难，当时经冯雪峰同志懊重考虑，决定我在上海以太古轮船公司承包人协办身分出现，租界内上下层交往关系最为适宜。接受任务，我从四川重庆去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侧对面的刘湘的办事机构划出六万元发票，经我取出交给冯雪峰转入王昆仑帐户。此为实情。
王昆仑遂将这笔巨款交给地下党组织。旋即地下党组织又用此巨款购置了秘密电台，接通了和陕北党中央的关系。也就在此前后，潘汉年奉命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经由先期北来上海的胡愈之接头，冯雪峰又利用这部电台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由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红军中的党中央、和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一年半之久的关系全部接通了。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王昆仑获悉刘湘没有拿出十万大洋资助经费困难的红军和共产党，对刘航深等人表示了他的不满。后来，“延安要筹办一个图书馆，因经费缺乏，找刘湘资助。刘湘问他的高级幕僚捐多少？大家都认为捐一万元可以了。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捐五万元吧！”据当事人说，刘湘如此而为，就是怕王昆仑这样有地位的人瞧不起他。
不久，潘汉年与陈立夫取得了联系，陈氏兄弟特派中统系统的负责人张冲南下香港，与潘汉年晤面后即北来上海，共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就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王昆仑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全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新的功勋！
被王昆仑暗中保护去北平的丁玲，直到仙逝，还以为这只是巧合；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上层宣传抗日；两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语惊四座
王昆仑自四川回到南京，遂又获悉华北的局势日趋危急。他从各种渠道获悉：至5月中旬之前，日寇在天津、青岛等地增派的侵华日军已经超过一万多人。更为国人所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提出要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退出平津、河北等地；同时，还要求阎锡山及其部属1作义将军在绥远的驻军退到汾河以南。这就等于向中国政府公然宣称：华北和平津是日本人的，不然日本就向中国宣战，用军事手段解决。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获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脚蹬两只船，一方面表面上高喊抗日救亡的漂亮口号，一方面又通过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所认识的日本军界的同学——如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向日方输诚。还有消息说：阎锡山曾秘密请土肥原贤二到太原作客。另外，南京军、政各界纷纷谈议宋哲元、韩复集、张自忠等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为了自身利益——二十九军不被蒋介石吃掉，也有意和日方亲善。更有甚者，为了保护日本在平、津等地的所谓权宜，不惜派出军警宪特镇压救亡抗日的各界群众。由于宋哲元等将领和老上级冯玉祥将军有矛盾，党组织希望王昆仑亲自出马北上，利用和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多年关系，向宋哲元、韩复集等晓之以爱国之理，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做好抗击日本在华北挑起军事争端的准备。
对此，王昆仑认为自己此行是义不容辞的任务，遂欣然从命。
正当他欲要成行的前夕，曹孟君突然来访，告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从狱中假释，请人转告曹孟君：希望能见一面。但地下党组织认为：一是丁玲狱中的情况不详，二是丁玲在假释期间身边一定有“狗”，故曹孟君不宜和丁玲相见。但是，曹孟君毕竟和丁玲是同乡和同学，如此回绝丁玲的求见未免太绝情。组织经过填密研究，请曹孟君和王昆仑协商，能否请王昆仑在适当的场合见丁玲一面，从旁探问一下丁玲有什么要求？需经党组织帮助她做些什么？曹孟君不安地说：“我和丁玲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再说她已经坐了三年的牢，像我这样的朋友都不见她，这对性格倔强的丁玲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同时，我也会考虑组织的意见。”王昆仑有些沉重地说道。
王昆仑早就知道丁玲的名字，早在左联成立的初期，丁玲就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名噪文坛了！后来，王昆仑和丁玲的同乡好友曹孟君、左恭时相过从，理所当然地知道一些丁玲的事情。就其常理推论，1933年5月14日丁玲然被捕，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昆仑也只应从曹孟君或左恭处听到消息。由于这时的王昆仑正在要求——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未接到党的地下组织要他营救丁玲的任务，因而他未介入此事。时下，党组织把见丁玲的任务交给了他，遂又通过时下和丁玲有往来——且又是和他与曹孟君捻熟的谭惕吾联系好，派时在中山教育馆任职的韩侍析先与丁玲相见，当面约定和王昆仑晤面的时间和地点。
王昆仑和丁玲第一次相见是一个**，在南京玄武湖的游船上。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王昆仑不可能向尚未回到党组织的丁玲暴露自己的真实的政治身份；另外，丁玲至多从谭惕吾处知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正和自己的同乡好友曹孟君热恋。因此，他们的谈话不可能无拘无束。
据王昆仑生前所记忆，丁玲和在北平任教的李达教授的夫人王会悟要好，想去北平看好友王会悟女士，希望王昆仑能帮助她成行——并能安全地到达北平。王昆仑当即对她说：“看在孟君的面上，我会尽力帮忙的。至于采用什么办法，你就顺其自然吧！”
也或许丁玲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恨之入骨，根本就没把王昆仑这种官场中的酬醉之语放在心上；也或许时代相距近半个世纪，一些很有意义的往事渐渐淡忘了……总之，丁玲在谢世前夕写的回忆文章中完全记不起这次相见了，把王昆仑计划好的出走办法，完全当成了偶然的事件。请看丁玲生前写的这段文字：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首着园……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看，原来是韩侍析。韩侍析是1931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院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析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找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去，他推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丁玲当时的爱人）一直病在**，等我照顾呢。”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rL,`不在焉地同韩侍析告别。
聪明的读者阅过上述这段文字，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真是太巧了！”这些情节完全不是巧合，而是地下党组织有意安排的。历史的真实是：
诚如前文所说：这时王昆仑恰好受命要去北平、山东，游说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宋哲元、韩复集等人，要他们站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共同救亡抗日。经研究并同意：由王昆仑暗自保护丁玲北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加上有玄武湖船上的晤面，上述的一切巧合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仑是如何暗自保护丁玲北上的呢？二人在火车上又谈了一些什么呢？丁玲同志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现摘要如下：
我正在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呆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约新的爱人（不确）；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和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若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成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以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上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了一分疑心。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首着园，那时我就不愿多敷衍他了。
读者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感到，地下党组织对丁玲是何等的关怀。同时，也从中看出王昆仑在完成党交给他的护送丁玲的任务过程中，又是何等的细心、周到。有意思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被护送的丁玲同志完全忘记了党组织的刻意安排，王昆仑的精心护送。王昆仑和丁玲相继仙逝了，笔者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读者和后人。
王昆仑在完成护送丁玲的任务之后，遂又在北平做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北平逗留期间，由于宋哲元忙于和日本办理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事情，只有时任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出面接待王昆仑。
秦德纯虽系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但因办理丧权辱国的《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而为国人所不耻；之后，又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黄邪等人的默许下，和肖振流等人大搞华北自治，并捞到了北平市市长的位置。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他也曾参予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他在北平各界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另外，王昆仑还通过其他的途径获悉：今年春节，秦德纯还利用职权，支出法币一万元，请陈觉生秘密转交和他有交往的日本驻北平的特务头子渡边，作为节敬。对此，王昆仑视为汉奸行为。
但是，王昆仑深知此行的责任重大，对一切可挽救的高级将领不是简单的鄙视，而是应当做工作。为此，他不仅同意和秦德纯晤面，而且一见面还给秦德纯来了个下马威：“秦市长，焕章先生问候你，并希望你能在肖振派利用公款为父亲祝寿一事上表明态度。”
所谓肖振派为父亲祝寿一事，曾是轰动全国的一件丑闻。是年2月24日，夭津市市长肖振滋为其父母大做双寿，而北平市长秦德纯以总招待的身份，为肖代为招待所谓贵宾，耗资五十余万元。消息传开，震惊全国。冯玉祥在南京闻之，以肖为西北军旧人1大给自己丢脸，遂密函张自忠令其逐肖。张于5月逐肖自代天津市长，并严令扣押肖的亲信算帐。秦德纯名为保肖——实为保己，将肖擅自开支的五十万元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报销了案。对此，全国。片咒骂声！冯玉祥作为老长官听后自然很不是个滋味，他要求秦德纯表明态度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秦德纯绝没想到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会由此开始和自己晤谈，其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了！无奈，他只好唯诺答说：
“请转告老上司，我不会丢他的人的，这态度嘛，我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的。”
王昆仑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此给秦德纯来一个下马威，进而转入救亡抗日的正题。在此前提下，秦德纯也只好听从南京来的大员——王昆仑说教，并再三做出坚决抗日的姿态。最后，他告之王昆仑：不久，宋哲元将军将代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发表声明，表明守土有责的坚决态度。
王昆仑结束了和秦德纯的晤谈之后，又和北平的旧朋新友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无一不为日本侵占华北担心受怕。不久，他又和阎锡山进行会晤，获悉镇守绥远的傅作义下定决心，誓与国土共存亡！这条消息令他激动不已。
王昆仑在北平期间又得到消息：日本正在向青岛大举增兵。他知道山东问题，历来是和日本关系的焦点，自“五四运动”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流血惨案。为了山东的安危——自然也为了在山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南返的途中于济南下车，顺道造访了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韩复集。
王昆仑十分了解韩复集的为将之道：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和仇人结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可以叛冯（玉祥）投蒋（介石），成为冯玉样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的一大因素。为此，王昆仑是非常看他不起的。但是，他时任山东省主席，又手握重兵，加之山东在军事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王昆仑还是打探一下他的态度。
王昆仑生前谈过这次往访韩复集的事，在记录本上只记下了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在山东看韩复集，他简直非常狂妄。我问：“你估计日本人能不能动手？”
他说：“没那事！”
我问：“你知不知道，南京在打你的主意？”
他说：“南京？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军队动，我就出兵占徐州，长驱直下南京。”
王昆仑和韩复集话不投机，很快告别济南乘车南返。但他对韩复集镇守山东这样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打心里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战军兴，韩复集不战失山东，又密谋投敌，在血战台儿庄的前夕，被正法。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仑刚刚回到南京，就又爆发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因发生在6月1日，故又称“六一事变”。诚如前文所述，两广军阀历来和蒋记南京政府有矛盾，数次兴兵动武，均未解决。是年5月，胡汉民碎死广州，蒋介石想借此消灭两广的军阀。粤系军阀陈济棠想保住“南粤王”的宝座，遂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实力派，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并于3月擅自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抗日。次日，通电全国，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旋即出兵湖南。蒋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夺取南京政府之实，故派重兵入湘防御。遂一场内战在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
王昆仑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但他此时也绝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简称“全救”）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恰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联系，探听“全救”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纯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的主张：“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其豢养的伪蒙军已开始入侵绥远，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应当认真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同时，还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不要“鹉蚌相争”，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的政见。
但是，陕北的党中央对“两广事变”是什么态度呢？王昆仑与上海、南京两地的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在关注着。正在这时，陪同潘汉年自莫斯科回国滞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带回了他和潘汉年、邹韬奋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经沈钧儒过目，并经章乃器、胡愈之共同作了修改，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王昆仑阅后完全赞同。其中，尤对第一、第二、第五条所谓希望拍手称快：
（一）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纤国难；
（二）希望西南军事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将军进一步了解联合阵线的立场，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实现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
（五）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在以后多次通电中关于请各方面停战议和，“致对外的呼吁。……另外，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形成过程，沙千里曾撰文写道：“这封（公开信》，最初是由从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汉年、胡愈之，和出国参加教育会议停留在香港的邹韬奋三个人起草的；后来由潘汉年、胡愈之带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封（公开信），发表前我不知道”，因而妙回忆有误。事实是：潘汉年参预了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带回上海。这封（公开信）发表在是年7月15日，而这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张冲谈判。这封《公开信》由胡愈之于7月上旬只身由香港带回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
另外，在会议期间，冯玉祥将军发言不慎，说道：“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嘛！
蒋介石当即追间：“焕章兄，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王昆仑告诉我的。”
蒋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欢王昆仑，但始终找不到当众给王点颜色看看的机会。今天，冯玉样将军一说完他就厉言相间：“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王昆仑肃然起身，看了看与会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镇定地答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
“那一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
“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
“你”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对此，王昆仑坦然视之。但当事人在回忆起王昆仑顶撞蒋介石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王昆仑在国民党的会上，有两次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是关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是可谓语惊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仑心里清楚，他在蒋介石的眼底下从事救亡抗日是越来越困难了！1936年8月，潘汉年与张冲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陈立夫接见的期间，秘密会见了“全救”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会了久违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宁沪期间，也自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与王昆仑等地下党的同志相见。遗憾的是，冉毋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以及当事人相继受迫害过早地谢世，致使这弥足珍贵的历史被后人忘却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因潘汉年的到来，对共产国际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汉年在陈立夫、张冲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作了汇报。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对此，王昆仑也理智地放弃了反蒋的立场，站在党的“逼蒋抗日”的立场上继续为党工作着。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从内部——其中包括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处获悉，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张冲等人和共产党谈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希望周恩来能从陕北来南京，和陈立夫或蒋介石谈判。对此，王昆仑是欢迎的。而且他真诚地希望有一夭能在南京或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
有意思的是，王昆仑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养甫等人也在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着。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的谈判，而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私下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事后推论，他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
就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1936年9月18日，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冕民掌牢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据沙千里的回忆：“我在上海听到了地下党的传达，并看到了它的油印本。”这对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在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昆仑在获悉这两封信的内容之后，尤其在获悉毛泽东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后，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中委，也自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为此，他向孙科、冯玉祥等人作了通报。
还是这位心直口快的冯玉祥认为事关重大，遂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间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公开书向中委传达？
蒋介石先是一怔，遂又严肃地反问：“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听王昆仑说的！”
“又是你王昆仑！”蒋介石以兴师问罪的口气质问，“你又是从哪夏得到这样的消息的？”
王昆仑似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站起，答道：“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
“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爱看外国的报纸？”
“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
这就是王昆仑第二次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并被时人称为第二次语惊四座的发言。
由于性格原因，王昆仑与曹孟君中断热恋；为营救“七君子”奔波；曹孟君被捕后，王有一种歉疚感，决定与曹永结秦晋之好；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民党上层工作
正当蒋介石忙于平息“两广事变”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是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它豢养的伪蒙军向我国绥远东部进攻。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全国各地爱国人士和学生纷起支援，并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全救”发表了（为绥东事件宣言），严正责间南京政府：“是否犹认绥远为中国国土？’川是否应负整个国防的责任？”并要求国民党履践五届二中全会向人民宣布过的“不再以尺寸领土和丝毫权利让人”的诺言。对此，王昆仑是参预其事，并在幕后起积极作用的。
是年11月，绥远抗战的局势日趋紧张，傅作义率部英勇抗击，历经数度血战，击败了蒙奸李守信、王英等伪军的进犯，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这在亡国日盛的民族心理中，无疑于注射了一针民族自信的强心剂。因此，大江南北掀起了援绥抗战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的热潮！而受“全救”委托，大表演艺术家崔鬼等自上海赶赴绥远前线慰问，路经北平和时在读书的张瑞芳相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炮打响，轰动古都，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的疆场。
面对全国人民援绥的抗日热潮，首都南京该如何表示呢？王昆仑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并在南京救国会及其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的努力下，掀起了上自国民党元老、下到普通百姓的最为广泛的援绥运动。对此，孙晓村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并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草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号召全国同胞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全力援助绥远以傅作义为首的抗日部队。11月上旬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在筹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大会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饭店举行。国民党很多中委如何香凝、柳亚子等和立法、监察委员都联合起来参加。最难得的是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做大会的主席，因此国民党特务就不敢破坏这个大会。当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的心脏地区的中央饭店形成这样的大会，公开宣传支援绥远抗日的军民，是空前的，也可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白色恐怖。会后，援缓的衣物钱款由许宝驹代收。会中我与曹孟君奔走联系，身份更加暴露。
实事求是地说，南京援绥抗日大会是救国会组织得最为成功的一次救亡运动；自然，也是王昆仑一生公开向蒋介石示威最为得意的一笔。但是救亡运动的成功并未推进他和曹孟君的爱情的发展，相反，却出现了大的挫折。
曹孟君是一位“和蔼而严肃，理性‘比感情更强”的女性。再者，如孙晓村所说：“孟君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谈闲天，对于游山玩水，美味佳肴都不感兴趣。”孙晓村善意相劝，“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这是革命性强的表现，是好事，但生活面太窄，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而且对开展工作也有不利的影响。”对此，曹孟君也是知道的，并坦然地告诉孙晓村：“这种性格是青年时代形成的，记得当时读一本书，书中有两句话：‘生命为了工作，工作就是生命’，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一直以此为座右铭，不过我不愿意宣扬这两句话，免得被人以为自我吹嘘。”作为职业政治家而言，是难得的；但是作为爱人——尤其做江南才子王昆仑的爱人——尽管王昆仑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那就会发生性格上的矛盾。
另外，曹孟君是在“五四”大潮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她在对待传统习俗、东方道德有着很强的叛逆心理。’虽说王昆仑也是接受过“五四”风雨的洗礼，但他对妻子的选择也绝非仅仅是志同道合这一点。因为王昆仑历经第二次婚变之后，他更坚信革命的同志并不等于妻子。
再者，曹孟君虽然长得真是一个美人，但她的实际年龄已经三十有三，而且她因生理的原因不能生育。在当时——乃至于今天，上述两条原因，也必然影响曹孟君选择爱人。据说左恭和曹孟君离异，除去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左恭非常喜欢孩子。而今，促成王昆仑和原配夫人离异的决定原因也是小女儿的碎死，这说明他是十分钟爱自己的孩子的。据推测，这恐怕也是影响他们二人中断热恋的原因！
…恰在这时，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于不知不觉中闯进了王昆仑的生活中。这位女士出身名门，年方二十有一，用时兴的话说：是一位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女士。就像丁玲回忆的那样，王昆仑“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以及“却是很吸引人”的谈吐，使她很快就心甘情愿地做了王昆仑的感情俘虏。不久，二人就由热恋升温到要求结婚。也就是在南京援绥抗日大会召开前后，这位女士南下香港，定做和王昆仑结婚的服装。
值得称道的是，曹孟君依然坦然处之。‘就像她和左恭离异之后，并未影响他们间的战友之情，就是在左恭和钟天心的妹妹——也是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结婚之后，依然保持着很纯洁的战友之情。时下，王昆仑又和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相爱了，她仍然能把个人情感中的痛苦深埋心底，继续和王昆仑一道为救亡抗日奋斗着！这需要何等大的情感牺牲啊！而这种情感牺牲又是何等的圣洁和伟大啊！
随着“全救会”在国民党统治区推进救国抗日运动，遂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结果，导致了蒋介石进一步查禁抗日救国的刊物，迫害爱国人士，血腥镇压爱国运动。如：
“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那天，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南市老西门，遂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弹压，史良和不少女同胞当场被打伤。
在此期间，日本一边向中国大举增兵，一边委派驻华大使川越同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所谓交涉，提出比“广田三原则”更为狠毒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全救会”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的文告，愤然指出日方的条件是“亡国灭种的条件，这是主人对奴隶的命令”。同时还大声疾呼：“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这又遭到蒋介石及其特务的镇压。
是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战士鲁迅不幸逝世了！这对中华民族——乃至于对王昆仑都是万分悲痛的，因此公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空前的送葬活动。王昆仑心里非常清楚，这也是一场反日大游行。‘当他获悉沈钧儒挥毫在覆盖鲁迅遗体的旗上写下“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时候，他碎然感到有鲁迅先生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永远不死！
也就是在这之前，蒋介石采用收买与武力并举的方针，终于平息了“两广事变”。王昆仑作为政治家——尤其谙熟蒋介石治国之术的反对派，知道蒋氏必然要掉转矛头，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蒋氏一定要集中力量消灭陕北红军的同时，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救亡抗日运动。因此，他提醒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袖们更加注意斗争策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诚如沙千里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也深深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定会对我们下毒手的……从各方面陆续传给我们国民党反动政府要逮捕救国会领导人的消息。我们都做好了遭受逮捕坐牢的准备，我们决心到法庭上去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内战、卖国政策，宣传抗日救国。”
对此，王昆仑是十分钦佩的，但他受着身份和地位的制约，以不能和救国会的领导人公开并肩战斗为憾。同时，他还不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吗？……”
善良的愿望并不能替代残酷的现实，更不能希望蒋介石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在王昆仑向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导人发出忠告不久，蒋介石亲自下令，于11月23日夜逮捕了沈钧佩、李公朴、王造时尾章乃器气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史称救国会七君子。
王昆仑听到上海“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设法营救或请党国元老出面保释；第二个念头就是南京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会不会被捕？因此，他把曹孟君、孙晓村等约到自，己的家中，共同商议对策。正当他们横眉冷对蒋介石制造的新的白色恐怖之际，上海又传来消息说：被捕的七君子于翌日交保释放。但是，王昆仑沉吟良久，依然认为七君子还有可能再次被捕。他的理由是简单的：蒋介石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是不会改变的！为此，他希望孙晓村、曹孟君等人要有思想准备。
孙晓村认为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官员，蒋介石没有确证是不会贸然下手的。
孙晓村离去之后，王昆仑和曹孟君久久相对无言，似乎干言万语都在不言中。还是王昆仑打破了这矜持的僵局：“孟君，我是个无神论者，可不知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兆老是笼罩着我的合头。”
曹孟君自然知道王昆仑说的不祥预兆的内容，那就是指她可能被捕。可她听后却是那样坦然地笑了，十分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句文天祥的名言，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就说他王昆仑吧，自读书起，也不知念过多少遍。，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震颤了！似乎还联想到了这句古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就是在这刹那间，王昆仑被曹孟君的凛然正气所慑服，似乎曹孟君的形象猛然之间也变得高大起来！为此，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放心了！也请你放心。”
曹孟君似乎完全明白了王昆仑这句话的全部内涵，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告辞离去。
“七君子”案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是日——24日晚蒋介石再次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等五人，史良因获悉消息暂避他处（后主动投案），李公朴于开庭前主动到庭，和其他五位被捕的战友一道把法庭变战场，宣传救亡无罪的道理！
王昆仑以及“全救会”的常委曹孟君、孙晓村等除去设法营救之外，还与上海尚未被捕的“全救会”的领导人采取了如下三项措施：
一、由胡子婴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全救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
二、救国会和被捕人员的亲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
三、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该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诬陷“救国会”的罪名，严重抗议当局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希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营救被捕的“救国会”的七领袖。
以宋庆龄女士于26日发表声明为起点，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自然，南京“救国会”的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以及在幕后支持的王昆仑也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营救“七君子”各显神通。
28日上午，王昆仑赶到许宝驹家，与孙晓村、张西曼等讨论如何营救“七君子”的时候，大教育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孟君她——她被捕了！”
全体与会者听后愕然，而王昆仑则气得拍案而起，愤然自语：“抗日有罪，救国被捕，这叫什么王法啊！……”
继上海“七君子”被捕之后，曹孟君于11日8日上午被捕。对此，孙晓村作了如下记述：
援绥大会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毒手，于11月21日（应是23日）逮捕了上海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那天，我与王昆仑、张西曼等在许宝驹家讨论如何营救上海七君子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跑来说，今天上午曹孟君（与他同在实业部工作）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曹孟君被捕的消息就像是重磅炸弹，令大家难以平静下来。王昆仑毕竟是一位久历政治风潮的政治家，他终于先于其他同事平静下来。他声调低沉地说道：“现在不是自我生气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当务之急是：一、孟君被捕了，晓村要不要立即躲避一下？二、如何营救被捕的孟君？”
大家根据王昆仑的两项提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起来。诚如孙晓村回忆的那样：“研究下来认为我最好不走，因为我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君，主要想找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决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王昆仑自许宝驹家辞出之后，总是担心孙晓村同志的安全，因此，分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孙晓村的双手，声调低沉地说道：“请多多保重！”
“我想，暂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孙晓村比较乐观地说罢，遂又沉吟片时说，“我想和千家驹、狄超白二位打个招呼，防备发生意外。”
“好！也代我向他们二位致意。”
王昆仑回到自己的家中，真可谓是思绪烦乱，坐卧不宁。一会儿他的脑海中闪现出的是沈钧儒等人的形象，一会儿又是曹孟君那容貌瑞丽、举止文雅的倩影，待到曹孟君那性格倔强、意志坚定的形象在他的记忆屏幕上完全定格时，他下意识地说道：“我一定设法保释孟君出狱！”
曹孟君作为活跃在南京妇女界的领袖，和方方面面的妇女界的人物大多有着交往。其中，尤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接触较多，且私交也不错。是年4月，李德全女士在南京领导创立“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曹孟君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并当选为该会的理事。“这个团体，名义上提倡妇女学术研究，实际上把团结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放在首位。曹孟君与李德全的合作，把更多有正义感的、爱国的妇女团结到党的周围，形成了一支与南京国民党御用妇女会相抗衡的力量。”从此之后，曹孟君和李德全的关系更非一般。对此，王昆仑是知其详的。另外，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也有着十多年的私交，由他出面请求冯玉祥和李德全夫妇营救曹孟君是情理中事。正当他准备驱车赶往冯公馆拜会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夫人的时候，财政部的一位友人打来电话，报告孙晓村科长于下午4时被捕了。
对于孙晓村的被捕，王昆仑是有所思想准备的。但是来得这样突然，的确是有点出王昆仑所料。为此，他在电话中愕然相问：“喂！请告诉我，孙科长是怎样被捕的？……”
关于孙晓村被捕的经过，他自己作了如下的记述：
我去通知千家驹和狄超白防备意外，然后就代表财政部到内政部去开会。到下午4时左右，有人进会议室通知我：“洛阳来人要与你谈话。”（其时蒋介石在洛阳）我一出去，就有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出示一张逮捕状：“赤匪嫌疑，危害民国”，我就这样被捕了。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一旦平静之后，他会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孙晓村和曹孟君的被捕是出于同一原因吗？如果是同一原因，为什么不同时被捕？如果不是，那孙晓村的被捕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为此，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边请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夫妇等出面营救曹孟君、孙晓村，一边查询曹孟君和孙晓村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他们在狱中的表现。
关于孙晓村被捕的原因及在狱中审讯的内容，他自己作了如下记述：
被捕后，我先被关在宪兵司令部大厅旁的一个会客室里。我看到对面门口站着一个士兵并找机会望到原来里面关的是曹孟君。第二天一个宪兵司令部的低级刑审员来审问我，第一句话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我回答说：“做亡国奴更惨。”我质问他：“我是财政部的一个科长，抓我什么理由？”他说：“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问他：“有何证据？”他讲：“这你不能问，我们有根据，你与赤匪有关。”谈话僵住了，没法进行下去……
在看守所里，前一段时间，三天两头要被拉出去审问，审问的主要内容不外是，中共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情况，以及，有哪些党员。我不是中共党员，我说不知道，我只为抗日救国干救国会。因此审问了很多次，总是这个问题，总没有结果。
王昆仑通过关系间到了曹孟君受审的情况。多年之后，曹孟君的秘书根据史实，写下了这段文字：
曹孟君对自己被捕早有思想准备。在敌人对她进行轮番审讯、“谈话”时，她’镇静如故，严词反问：“我犯了什么罪？”
特务说：“我们得到确实证据，你受共产党指使，要在南’京造反，组织人民阵线。”
孟君冷笑说：“你们明知我是搞抗日救亡运动的，请问： 中国人应不应该爱中国？ 自己的国土被侵占，伺胞遭枪杀， 应不应该努力呼吁、救援？爱国有什么罪？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有什么罪？又说“我从小读的教科书上，教我们爱国，难道编教科书的也都是共产党！”
敌人被驳得哑口无言，但还诱胁说：“只要你自首就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王昆仑获悉曹孟君和孙晓村在狱中的情况之后，深深地为战友们这种高风亮节、气壮山河的言行所感染。他不知为什么，每当他想象中的曹孟君在狱中的表现时，他的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或曰是歉疚感！为此，他觉得似乎只有尽快把曹孟君等早一天营救出狱，他内心的这种负疚之感才会得以平衡！
随着营救上海“七君子”和南京“二君子”运动深入展开，南京的上层又传出这样的谣言：“王昆仑和曹孟君有恋爱关系，曹通共，难道王能不通共吗？”为此，王的亲朋好友还要出面解释：王昆仑和曹孟君没有恋爱关系，王就要和某女士举行婚礼了！对此，王昆仑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为低毁他的政治声誉，授意戴笠这伙人干的。也或许是见多不怪了吧，；王昆仑除去感谢朋友'的好意之外，他认为这种见不得人的把戏是无聊的，非强者所为。因此，他越发地瞧不起蒋介石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既然曾为他出过力的邓演达会死在他的手下，他王昆仑为什么就不会坐蒋介石的监狱呢！对此，王昆仑是坦然的‘因为国民党朗监狱关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大讽刺！况且他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法庭，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反动性！
王昆仑或许是从可能被捕想到了自己的婚事，他突然觉得一位革命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生活，选择妻子的首要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或曰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多少软骨头的丈夫、妻子被捕之后，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他在应当和谁结婚的问题上开始犹豫起来，两个熟悉的面孔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反复叠印，最后，一个熟悉的面孔消逝了，而曹孟君的形象却一动不动地定格在他脑海屏幕上！
当王昆仑在爱情上做出最后的选择之后，曹孟君那倔强的个性又向他发出挑战：曹孟君会接受他的爱情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昆仑伤害了曹孟君的自尊心啊！这时的王昆仑只有一个念头：取得曹孟君的谅解，永结秦晋之好。万一曹孟君不原谅他的所谓过失，他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后悔的，因为他的爱情良心得到了平衡！这就是王昆仑的性格。
当王昆仑决定和曹孟君结合之后，他又想到远在香港制结婚服装的那位女士，对于王昆仑又是作何想的呢？笔者不作任何猜断，只把结果告诉读者：王昆仑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信，请她不要匆匆赶回南京。聪明的女士自然明白这封信的真意，不久她又有了新爱。值得赞美的是，她没有忌恨王昆仑，而且一直还保持着十分圣洁的友谊。
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兵谏蒋介石，把蒋软禁在西安，史称“西安事变”。这条消息犹如晴空霹雳，惊得中外人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说南京中枢要人吧，很快从震愕中平静下来，分为“战”、“和”两派。而日本人是站在以何应钦为首的“战”派立场上的，要求以战平定“西安事变”。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自相杀戮，削弱国力，等于为日本人灭亡中国助一臂之力！这是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不愿看到的，当然也是王昆仑所反对的。但是更令王昆仑担心的是：陈立夫借中枢机关争论“和”、“战”之机，又突然提出枪毙宁、沪两地救国会的“九君子”，以警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王昆仑急得慌了手脚，除力陈自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之外，还请冯玉祥等实力人物出面，坚决反对陈氏兄弟杀害“九君子”的主张得逞。对此，当事人作了如下回忆：
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动派那时确实决心杀害我们。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西安之后，陈果夫、陈立夫等提出：枪毙我们，以警告张、杨。冯玉祥等表示坚决反对，未能下手。陈果夫和陈立夫一伙不甘心，指令我们不许接见，让我们与世完全隔绝，并在看守所增加宪兵和保安队，严加看守，伺机动手。
。王昆仑很快从潘汉年处获悉：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解决“西安事变”。这给王昆仑以及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派吃了一颗定心丸。与此同时，王昆仑获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其中第三项即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未过几天，蒋介石完全承诺这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这在宁、沪两地的救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两地被捕的“九君子”就可释放回家，从而再借“西安事变”之东风，掀起更大的救亡抗日**！
蒋介石于是年圣诞节中返回了南京，但是，宁、沪两地被捕的“九君子”依然关在牢中。更富嘲笑意味的是，蒋介石不仅食言于“九君子”，而且还把陪着他返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软禁起来，以管束为名，一关就是半个多世纪啊！对此，王昆仑不止一次骂蒋介石是流氓。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外的关注，一场更加浩大的营救运动在展开！蒋介石像清朝的皇帝，最不怕的是中国人，最害怕的是外国人。待到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各界名人纷纷发表通电声明之后，蒋介石又急忙命令秘书长叶楚枪通过海上闻人杜月笙和所谓社会名流钱新之出面“调停”。其目的是劝降和迫降。他们根据国民政府内定的一审判决，随即送南京反省院，在反省院写悔过书，交保释放。王昆仑通过七层获悉这条消息之后，酉己合狱中的同志向中外揭露了蒋介不扣均所谓安抚之策。由此，王昆仑也更加看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无耻！
也就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过沪逗留期间，曾经会见了宋庆龄女士以及未被捕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这对宁、沪两地的救国运动的开展，无疑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王昆仑是何等地想见周恩来同志P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赴沪拜见，终引为憾事！从这时起，他经常黯然自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公呢？……”
也就是在周恩来数度往返陕北、上海、庐山期间，王昆仑由潘汉年等处获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非常关心宁、沪两地“九君子”被捕事件。除去公开通电声明营救之外，还在7月3日联名致电潘汉年，要潘赶在国民政府复审上海“七君子”案之前，迅速和其家属、律师取得联系，并设法与陈氏兄弟属下的调解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刑期释放则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对此，王昆仑是感慨良多的！同时，他认为曹孟君等人获释大有希望！
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了！日本的枪炮惊醒了中华民族那颗不做亡国奴的心；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眼睛，只有同仇敌汽，万众一心，中国才不会亡于日本之手。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下午5时释放关在苏州的“七君子”。
但是，’令王昆仑愤慨的是，蒋介石拒不释放关在南京的曹孟君和孙晓村。王昆仑一气之下到上海，经和潘汉年协商，亲自陪同沈钧儒等人来南京营救，对此，沙千里回忆道：“直至后来沈老在南京与国民党聋局作了坚决斗争，始获释放。我们虽然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初轧了半月才获自由，他们的监狱生活更为艰苦。”
曹孟君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算好，历经近九个月的铁窗之苦，她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王昆仑希望她能到无锡老家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她不能休息，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了！
在这期间——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乘云南王龙云的专机飞抵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防会议。也就是在暂时休会期间，王昆仑在潘汉年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
周恩来和王昆仑虽然同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但因在京津两地而未曾谋面；王昆仑虽然曾是周恩来弟弟的老师，但那时的周恩来尚在欧洲勤工俭学，自然也不相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周恩来不知王昆仑的名字。早在1925年夏天，邓颖超南下广州，一定会向周恩来谈到王昆仑的名字，至于王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之后，周恩来当然会知其大名了！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周恩来业已进入中央苏区，但翌年退入苏区的潘汉年一定会向周恩来报告王昆仑入党之事。因而说他们二人虽初次谋面，却神交久矣！至于这次相见的经过和谈话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在王昆仑的晚年，他只回忆说：“总理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二：一是要我做孙科等人的工作；再是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总理下边。从此以后，我就是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的上层工作。”
这次会见，对王昆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从现在开始，就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是：在周公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