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路逢生这句话是经常被验证是真理的！也就是在送走潘汉年和陈云不久，时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从外电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久，他又从外电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篇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和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宣言号召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钱俊瑞认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时地交到了组织的手中。经研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行动大纲，很有必要向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传达，并按此精神执行。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么办？有关人士找到了王昆仑，请他解决传达《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务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干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事有凑巧，王昆仑的父亲在无锡太湖之滨有名的鼠头诸建了一座太湖别墅，早就说过要请亲朋好友到此一游，按照传统叫“温锅”，讨个吉利——来的宾朋越多越兴旺。他想借此机会请宁沪两地的同志来无锡“温锅”助兴不很好吗？再者，王家在无锡是望族大户，又有他这个立法委员当保护伞，不仅不会引起当地的特务的怀疑，而且说不定这些特务还会为这次会议当“保镖”呢！为此，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地下党组织。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填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杜绝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碎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阳历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尾头诸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请看沈醉的回忆：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琶头诸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的重点黑名单。那次行动的情报是，他将以请客游园为名，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特务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可能是由于情报日期不准确，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我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等在附近。

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锡；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是在车站，一会儿是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尾头诸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蟠桃大会”。据当事人孙晓村回忆，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这样的：1934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即太湖别墅）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南京读书会正式同党接触的开始。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三十人。上海方面来的有钱俊瑞、曹亮、华应申、熊岳兰、沈兹九、陈波儿等，无锡当地参加的有陈佩三（当时无锡工运负责人）、黄惠兰（无锡丝厂工会老工人）和“无锡学社”（无锡救国会的前身）的李伯敏等；南京来参加的有王昆仑、曹孟君、张锡昌、胡济邦、王枫、吴茂荪、孙克定、狄超白、吴元戌、薛宁人和我。

孙晓村同志的回忆因时代久远，有一处是明显地记忆错了，那就是开会的时间不是1934年，而是1935年。因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

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天，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常监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识这是常去辣斐坊（霞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员？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警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产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不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戴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撤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太墅内的活动情况丹进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加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

王昆仑等并不知道这幕后的戏剧，他们都真的认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别墅中一边品尝着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边听着传达《八一宣言》，并有声有色地进行着讨论。关干这次重要会议的情况，孙晓村扼要地做了如下记述：

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曹孟君和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各方面怎样联系等。

自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以来，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南京和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战斗着。对和错完全靠自己去判断。而今，他们虽然无法和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取得联系，可他们终于听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国统区落实（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仑又陷入了新的思索……

妻子范映霞由怀疑、嫉妒到自甘沉沦，迫使王昆仑公然与她离婚；违心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无锡万方楼会议之后，笼罩在王昆仑心头长达一年的迷雾拨开了，认清了在国难当头、且又失掉和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的前进方向。但是，他又从自己住处的环境、以及自己驱车外出时的尾随警车知道：蒋记的特务时时都在跟踪着他。换言之，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为此，他更加注意言行，决不授给特务恐事的把柄。

对此，戴笠等人也是清楚的。用戴笠的话说：只要你王昆仑站在共产党一边，有意和蒋委员长作对，我迟早都会找到逮捕你的理由。据沈醉回忆：“戴笠曾一度准备在上海暗杀他（王昆仑），他问我去法租界内把王昆仑干掉有无把握？我回答他：只要他下命令，我立即进行布置，保证能完成任务。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命令他一直没有下给我。”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正当思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在南京、上海展开的时候，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性叩开了他的家门。他很客气地说道：“孟君，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研究有关南京救国会的事情。”

这位叫孟君的漂亮女性，就是我国著名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曹孟君同志。由于她和王昆仑不仅是并肩战斗近四十年的战友，而且不久又和王昆仑结为革命伴侣，故很有必要多费些笔墨向读者介绍：

曹孟君于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榔梨镇，她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全家却赞成推翻帝制，拥护共和。她的大哥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二哥是共产党人柳直荀的挚友。她是曹家长得漂亮可爱却又是最小的女儿，因此，她自小养成了反叛旧社会的叛逆个性。她早年就读梨江女校，之后因和腐朽的校规抗争数度被学校开除。她先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就读。不久，她又只身北上，到北京入新京学院补习，与在周南女校的同学丁玲相逢，遂结为挚友。不久，她考入北京大学，在中共党员李芬同志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小她两岁的湖南才子左恭，由此开始热恋，并结婚。

大革命失败之后，孟君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母亲和两个哥哥相继病逝，她被迫中断学业，返里奔丧。同时，因李芬同志被捕，她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为了支撑一家的生计，又在亲友的帮助下来到南京，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资料员、农矿部任三等科员、实业部任科员等。但是，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也更加看清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因此，她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自己早一天再回到党的怀抱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身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1933年——在王昆仑入党的前后，曹孟君乘上东去上海的火车，在一个秘密的住所里宣誓入党，重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也就是在这前后，她因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和左恭同志发生了婚变，并解除了婚约。几乎是同时，她又和王昆仑、孙晓村等人共同发起南京读书会。说到她在南京读书会的作用，孙晓村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和曹孟君同志是1933年在南京由王昆仑同志介绍相识的……记得那年夏天，我和王昆仑、曹孟君两同志谈到当时形势，感到十分苦闷。孟君提醒我们，说：“昆仑不是保释了几位（当时的中央大学）进步同学吗？我们不妨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这几位同学在内，组织一个读书会，读些进步的书，至少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孟君的提议，立刻得到昆仑和我的赞同，并且立即着手找，南京读书会很快组织起来，每周聚会一次，经常在玄武湖，有时在无锡同乡会。大家认真读书，认真讨论。在读书会的活动中，孟君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的如饥似渴的精神。她常常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基本阶级以及革命的方式等问题。

王昆仑见到曹孟君之后，立即就又想到无锡会议期间经过讨论，决定以南京读书会和地下学联等为基础，筹组南京救国会的事情。他记得“当时孟君坚决拥护这一决定，同时她请大家讨论一下妇女界救国会如何着手筹备的问题。她要求在场的王枫、胡济邦共同筹备，并指出要开展南京妇女界的工作，力量还很不够。她提出应当打进被唐国祯把持的官办的南京妇女会，把其中的进步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特别是比较有名望的，动员出来先参加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然后再共同发起南京妇女界救国会”。为此，王昆仑明确表态：“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要实现这种决策，还要做许多工作，而且只能在当时南京的政治条件容许下开展工作。”

曹孟君自然明白王昆仑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是她表示能克服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这是因为她和王枫、胡济邦等同志团结了好多位当时南京妇女界有名望的人士，并参加了以孟君为领袖的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因此，她坚定地说道：“随着华北局势的危机，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有信心以此为基础，率先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

王昆仑也有些激动了！他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我相信你的话，我依然愿意在幕后帮助你，推动南京妇女救国会早日成立！”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范映霞发生了婚变，且到了非办离婚手续不可的地步！ 由于王昆仑这次婚变多少能折射出他的个性，以及尚可窥视他部分思想苦闷的状况，故笔者分出一定的笔墨予以剖析。

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至于说到男女私情——尤其是夫妻离异，就更是说不清道不白了！但是，任何结果都是受着事物自然运行所制约的，因而也可从事物运行的过程中看出一些苗头来。就这个意义上讲，王昆仑和范映霞的婚变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来。例如：

范映霞是一位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新女性，她嫁给王昆仑的根本目的不是贪图物质享受，更不是借王昆仑的地位满足某些女性达不到的虚荣心。她为自己绘制的人生蓝图是：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天地。用今天的话说：追求人生的价值。而这种追求，恰好又是“五四”之后妇女一生想获得的最高的境界——尽管这种境界对某些女性来说是虚幻的。由于这种特定时代的原因，就是范映霞和王昆仑在潮州度过他们最为美好的热恋季节的时候，他们之间也时而为这些问题吵架。据当事人回忆：范映霞过分倔强，常和王昆仑为一些生活小事吵嘴。

范映霞和王昆仑结婚之后——尤其是生下他们的爱情结晶金陵，范映霞不得不离开她追求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回到无锡王氏大家族中过那种她厌恶的“小媳妇的日子”，这和她的人生理想相去远矣！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再者，由于她出身卑微，和王家的成员难以和睦相处，这又必然刺激她那追求自由——且又非常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愿过这种看着他人眼色的生活，可她又因女儿过小不能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地中去，再加之王昆仑远在南京，连个发泄的对象都没有，因而她必然把这种精神苦闷的原因归结到王昆仑的身上！

范映霞好不容易从“囚禁”她的王氏家族中搬到了上海，且又住进了独门独院的王公馆中，那种新鲜之感是难以言喻的！但是，不久这种新鲜感就又被一种莫大的孤寂感所代替。这是因为王昆仑常住南京，两个星期——有时长达一个月才能来上海看她和两个女儿一面。就说这匆匆地相见吧，也多被两个女儿——尤其是王昆仑所喜爱的小女儿所占有，相比之下，她所企盼的亲情就显得平淡无味了！久而久之，她认为自己被社会遗忘了，被丈夫视为无足轻重了，她完全变成了她最瞧不起的只教子而不相夫的家庭妇女了！遂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生失去意义的悲枪之感。

女人对丈夫的行为是敏感的，尤其在她不知丈夫行为的目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误会。范映霞则更是不能例外。

自从范映霞成了上海王公馆的主人不久，她就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昆仑为什么不在南京设公馆呢？既然在上海设了公馆，又为什么不在上海长住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有时是王昆仑无意说给她的，有不少女性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她的嫉妒。时间长了，她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是这么回事……”

范映霞很快认识了王昆仑接触的女性，尤其是曾扮过王昆仑情人的胡济邦，以及她早就认识的曹孟君引起了她的怀疑。不久，她又从怀疑开始和胡济邦、曹孟君相比较，结果，她越比越失望，遂又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自卑感。因而，她平时无所事事，和一些贵夫人们靠打麻将、看美国电影消磨人生。这样一来，王公馆就变成了家不成家的样子，就说两个女儿的教育吧，她也就难以上心了！

王昆仑虽然是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孕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但传统的道德枷锁却牢牢地禁锢着他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行动。他和范映霞结束甜蜜的热恋生活不久，尤其是范映霞生下第一个女儿金陵之后，他很自然地认为范映霞应当过妻子的生活，那就是像中国千万个妻子那样过日子。他不要求范映霞相夫，但他却要求范映霞做个好母亲。换言之，他希望范映霞教育好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发现范映霞在上海过起了他讨厌的自甘沉沦的生活以后，他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结果，一定就是那种难以分出是非的夫妻吵架。一次、两次……王昆仑就公然提出了离婚。对此，范映霞决不答应！

也就是在无锡会议召开不久，王昆仑又例行任务回到了上海。这时，上海正在流行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搞得家家不安，户户难宁。王昆仑严肃地对范映霞说：“在这期间，你千万别带着两个女儿上街，免得传染上这种疾病！”

范映霞不知何因，她偏偏带着两个女儿继续上街购物和看电影。结果，导致两个女儿被传染上这种疾病，全都送进了医院。当王昆仑闻讯赶到上海，大女儿金陵虽然脱离了危险，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不幸夭折。这对王昆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场要求坚决离婚！

范映霞理屈，可就她本意而言是决不同意离婚的，怎么办？她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可以迫使王昆仑收回离婚的条件：“可以离婚，但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王昆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被范映霞这种带要挟的话语激怒了，当即说道：“说吧！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一、女儿金陵我不抚养；二、给我一万银元。”

在范映霞的心目中，王昆仑是无法抚养女儿的。另外，王昆仑虽属高官厚禄阶层，他的月薪也不过六百大洋，要拿出一万元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满足不了她这两个条件，唯有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

但是，范映霞忘记了王昆仑的个性——决不向任何威胁和强权低头！他向友人借来了一万大洋，往桌上一放，二话没说就领着女儿金陵走了。但是，王昆仑绝不会想到，从此他和女儿金陵相依为命，唱了一生的打渔杀家。此乃后话。

不久，王昆仑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仅没有被蒋介石指挥的百万大军消灭，而且于1935年10月下旬到达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将发生突变。因此，他的内心是十分兴奋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宣布于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并为19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党组织转告王昆仑：“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

王昆仑对国民党失望到了极点！对时下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报脱离国民党。近一年来，蒋介石倾全国之兵力围追堵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妄图一举消灭之；另一方面，他派出亲日派何应钦、黄邪等接管北平，武力镇压爱国的救亡运动的同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更为严重的是，华北各种亲日势力正在酝酿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句话：华北就要变成第二个东三省了！面对华北的危局，竞选专门“剿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这是有悖逆于王昆仑的主导思想的！

“当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可以更好地为我党工作嘛！”

这条理由说服了王昆仑，他这位当年的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又公然扯起了竟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的大旗。王是太子派的骨干，自然会得到太子派支持；王是西山会议派唯一至今还敢说蒋介石怪话的青年骨干，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右派元老们的青睐；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危局，有不少有良心的原国民党中央委员要求救亡图存，因而他们也支持公开宣传抗日的王昆仑；另外，蒋介石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目的，是争取阎锡山和安抚冯玉祥。这样一来，原西北军中的很多高级将领也支持王昆仑入选。简而言之一句话：王昆仑这位反蒋分子的呼声碎然高涨起来！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率全体与会者到中山陵例行渴陵仪式之后，9时许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相继步出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摄影留念。9时35分摄影完毕，突然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在血泊里。

这就是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演出的震惊中外的刺汪案。

汪精卫被刺向世人说明了一条真理：亲日者不得民心！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同一天，日本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达北平，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限期为11月20日向中外宣布。这样一来，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代表。但是，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竟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这就越发激怒了与会的代表。因此，尽管蒋介石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让王昆仑当选，然而与会的大多数代表还是投了王昆仑的票。最后，他以合法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昆仑竞选胜利了！南京读书会的同志们纷纷前来祝贺，当选的王昆仑却未露出丝毫的高兴。他抓住曹孟君的手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孟君，南京妇女救国会筹备得怎么样了？”

曹孟君也十分激动地答说：“昆仑，放心吧！我们南京的妇女不会让全国人民失望的。”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王昆仑与曹孟君由志同道合到相知相爱；会晤从侠北来的冯雪峰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这两个合法的舞台，抨击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面，他又在幕后支持曹孟君等人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这两个角色演得都很成功，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南京救亡运动的开展。

但是，北平危机、华北危机的形势发展，实在超出了国民党政府的预测，就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三天——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国政府。同时，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收买汉奸流氓、流窜街头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夭津举行“自治请愿”的示威游行。更有甚者，日本侵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策动大汉奸白坚武等属下的正义自治军四处作乱，配合日本在华的驻屯军一度占领了天津车站和北平丰台车站，史称“丰台事件”。

蒋记的南京政府一方面大做官样文章——下令逮捕大汉奸殷汝耕，一方面极力封锁华北——尤其是所谓“丰台事件”的真相，妄图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义愤。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种传媒相继披露了北平危机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当事者的回忆，王昆仑是第一个向南京读书会报告北平事态发展真相的，同时，也是第一个推动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的。

曹孟君听后愤慨异常，当即召开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紧急理事会，并决定用“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召开“首都妇女团体国是讨论会”。那天到会的有各学校、机关、团体的妇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会临时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讲，以她那难以压抑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与会的妇女代表，把会场变成了声讨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战场。最后，她又振臂高呼：“国难当头，妇女们，全国同胞们要团结起来，迅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

曹孟君的演讲和呼吁极大地感染了与会者的爱国情绪，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就在到会的四百余名妇女代表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热烈气氛中，曹孟君当场宣布“南京妇女救国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35年11月30日。

当天晚上，王昆仑紧紧握住曹孟君的双手，激动地说了这样的话：“国难深重的人民感谢你：‘南京妇女救国会’是全国成立得最早的救国会组织，它必将影响全国的救亡运动的展开！”

王昆仑的这一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首先，请看在王昆仑关心和推动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国群众运动：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影响，曹孟君在自己主编的新民报《新妇女》副刊上出版了专号《国是讨论专刊》。上边载有著名妇女活动领袖谭惕吾写的《觉醒吧！同胞》，曹孟君也亲自动笔写了《我们的要求与准备》，公然提出“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政府充实抵抗的力量！我们要拿出最后决心和最终的勇气督促政府和敌人抗战！”“我们要组织成统一的战线，准备总动员！”“全国少壮妇女立即组织起来，立即接受战时救护工作训练！”等等。与此同时，南京妇女救国会经协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枫、胡济邦等东下上海，访问上海的妇女领袖——同时也是亲密的战友沈兹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动上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

接着，孙晓村、狄超白、千家驹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其中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日力量较强，他们以歌咏、话剧为主要活动形式，著名的广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经大表演艺术家崔鬼和张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经金山和王莹合作，又演遍了东南亚。再经王莹等人的努力，在美国白宫为罗斯福总统演出，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薛葆鼎、后文瀚、李宗璞等发起成立了南京学生界救国会。

薛宁人、汪德彰、赵鹏等发起成立了南京职工界救国会。

简之，南京各界救国会就像雨后的春笋相继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南京的救亡热潮。

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结果，遭到了军警、马队用水龙、马刀最为残酷的镇压，打伤四百多人，逮捕三十余人。事后，国民党当局竭力隐瞒事实，封锁消息。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但没有几天，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薛宝鼎就从王昆仑、狄超白那儿得到了消息。”同时，王昆仑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曹孟君。这条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点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药筒，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的各界救国会纷纷涌上街头，进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曹孟君等领导的南京妇女救国会在此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她们不顾风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险，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主动地向他们介绍国民党当局的动态，协助他们联系去各学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曹孟君带头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一无所有的爱国学生。当获悉平学生“献旗团”到南京请愿，被蒋记特务秘密软禁之后，曹孟君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在（新民报）上发表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发展乙客观地说，王昆仑在幕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为起点，很快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个阶层的救国会。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活跃，成绩也最为显著。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导下，对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颁发《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等等。为避免损失，南京各界的救国会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

对此，王昆仑一方面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又根据新形势的发展，继续发挥救国会“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作用。经研究作出如下决定：

一、“南京妇女救国会”转入地下，改为秘密的“十人团”形式，通过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衡、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瑞等。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堂，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三、继续做孙科的工作。对此，孙晓村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但练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五、保持和上海救国会的密切联系。王昆仑虽然和范映霞办了离婚手续，但他依然定期来往于宁、沪之间，传递着消息，密切双方的关系。在这期间，他不仅经常拜访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而且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以及社会名流章伯钧、章乃器、史良女士等过从甚密。这样，就把宁沪两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作一股怒涛。就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救国会一事吧，南京方面不仅派出了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为代表，而且曹孟君、孙晓村还当选为全国救国会的常委。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例如他和范映霞的爱情就是这种十分典型的恋爱模式。而他和范映霞的爱情悲剧，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霞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志同道合，是革命者恋爱的基础，但这绝不是成为美满姻缘的必然条件。然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往往把这当作选择恋爱者的唯一标准，可一旦结合，多数又会演绎出许多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

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那时，孟君真漂亮，额前正中间还有一颗痣，真是一个美人。”像长得这样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样富有文学才华，富有爱国的热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仑的爱恋呢？因此，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离异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热恋之中。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稳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退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热恋中的情人——哪怕双方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感情色彩是胜过理智的。但是，当相爱的双方就要看见结合的终点的时候，感情就会渐渐地退色，理智又随之成了左右相爱双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这种火候眼上，王昆仑和曹孟君都隐约感到了什么，他们之间的热恋又不知不觉地降了温。不久，由于一位中央大学学习艺术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险些成为历史。此乃后话，暂且不述。

那时的革命家，或许是真的把革命视作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带有时代的印记，恋爱可以不谈，但绝不影响开展革命事业。这的确符合东方道德的标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

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又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作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我也是啊！……”

是年——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王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上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旧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先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鲁迅等熟悉。”

关于冯雪峰由陕北去上海一事，因当事人大多数先后谢世，至今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为此，笔者不想介入这一“文案”，仅想在此拙作中写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冯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写的，实事求是地说，是符合实际的。据有关当事人说：冯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报写出，后又整理成文。在大字报中还曾写有这样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仑，王是我们的人。后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删去了。一说，冯雪峰记忆错了，整理成文时被删掉；一说他考虑到王昆仑被隔离审查，且王的党籍尚未公开，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担心影响王的政治命运，故有意删掉。孰是孰非，各执一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冯雪峰何时去的南京，找没找过王昆仑。

冯雪峰去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稳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说，他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他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着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霞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

为建秘密电台，向川系军阀刘湘化缘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刘湘化缘。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从军，并考入军官讲习所。该军官讲习所于1908年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故以刘湘为首的毕业生自称速成系，与毕业外籍的军事将领在蜀国大地角逐天下。使天府之地成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刘湘自连长起家，历经九年的军阀混战，刘湘业已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司令，与其他川系军阀在四川大地上混战、角逐。

北伐之役打响之后，刘湘及所有川系军阀慑于大势，纷纷易帜改编。刘湘所部遂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仍为军长。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刘湘在自己的防区重庆率先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而后，为争四主的尊位，先后两次与堂叔刘文辉争雄，终使刘文辉败走西康，由他统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刘湘被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是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蒋介石急调刘湘东下南京面商一切。刘湘为探明蒋介石的虚实，决定出川，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为摸清蒋介石与他会谈的底牌，密电他的驻南京代表邓汉祥从南京赶往武汉商谈对策。

王昆仑为秘密策动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与邓汉祥以及刘湘的财神刘航深、四川袍哥老大范哈哈等时相过从。自然，刘湘派驻南京的这些耳目，也负有从王昆仑这位太子派骨干口中刺探情报的使命。

因此，邓汉祥在向刘湘报告完蒋介石调他来南京的目的之后，特别说道：“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你一定要亲自见一见敢于公开反蒋——同时又是太子派骨干的王昆仑委员。”

王昆仑非常清楚蒋介石调刘湘进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刘湘之军事实力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反过来，又假红军与川军交恶之机，削弱刘湘的军事实力。一旦刘湘所部难以抗击入川的红军，蒋介石趁机派其嫡系部队入川，收当年刘备图川之效。为此，王昆仑向刘湘讲：“蒋委员长调甫澄将军来南京，是步一石三鸟的好棋。终其目的，是要图川。”

王昆仑的分析击中了刘湘的要害。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四川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换句话说，四川归顺中央，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原大战之后，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相继败北，不得不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唯有四川、云南、广西这三地的实力派还重兵在手，对蒋介石的话可听可不听。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早有削夺这三地——尤其是系刘湘兵权之念，只是因为北有日本入侵华北，南要“围剿”红军而未能得手。时下，红军突围长征给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赐良机。不出王昆仑所料，蒋介石和刘湘的会谈，恰恰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说得更准确一点：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有用之才。为此，他又向王昆仑讨教对策。

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核心是反蒋，因此他向刘湘提供的对策是出于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这一前提。首先，他讲了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出于私利，不能同心协力反蒋。相反，蒋介石却利用了反蒋派的矛盾，先击败南方的桂系李宗仁，继之又用权、钱买得张学良拥兵自重，再继之是集中优胜兵力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因此，王昆仑又说：“这和当年七雄争霸时候，秦用合纵之策击败六国的连横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时下，甫澄将军应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来。”

从此，刘湘十分佩服王昆仑的见地，并指示常驻宁、沪的代表邓汉祥、刘航深等人经常和王昆仑保持联系。

刘湘返川之后，在王昆仑等人的建议之下，刘湘不仅接受了冯玉祥派出的私人代表高兴亚，而且又在高的建议下，刘湘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的联系，并请冯玉祥将军转达他的诚意。不久，上海中央局派出张曙时西去重庆，开始做川军的统战工作。由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相继被捕自首，这前前后后的内幕就知之甚少了！ 自然，王昆仑在这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一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王昆仑和刘湘会见之后，遂又加强了和刘湘派驻宁、沪的代表的联系。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王昆仑向刘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反蒋情报。刘湘为向这位太子派的骨干——且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立法委员王昆仑示好，多次向王发出邀请，希望王到川一游，使他能尽地主之谊。自然，有何困难尽管说这类话也是经常提到的。对此，王昆仑生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

根据形势的发展，加上我对四川局面的初步了解，决定先和四川驻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刘（航深）、谢（参谋长）以及驻京办事处主任谋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同时，我看得出，他们很是积极地要求和我接近。这样，相互都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只和左恭同志一个人密商。可能事后他征求了领导的意见，所以劝我积极进行。之后，我又找了一个善于做机密谋划的许宝驹，他很兴奋地说：“四川找出路，我们就应该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和他们两个人研究，想派个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刘湘的动态……过了几天，刘航深谈话中露出，他愿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强调一定要严守机密。这样，我们假说去四川游览，乘飞机直飞重庆。在路上，刘航深有些得意地说：“甫公正在等你去了。”

我自然知道甫公是尊称刘湘，所谓“甫公正在等你去了”，等于暗示我，刘航深不仅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刘湘也十分重视我的四川之行。为此，我小声地问道：“我可以说到什么程度呢？”

刘航深不正面答复我的问话，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你就放心吧！”（根据王昆仑生前谈话整理）

但是，王昆仑在路上依然在考虑和刘湘谈话的内容。1934年那次和刘湘相见，重点谈的是在全国结成反蒋统一战线，这点恰又是击中刘的要害，因为他最为担心的是蒋介石吃掉他。而今，我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说这时我党尚未确定逼蒋抗日，但反蒋已经让位于主要矛盾抗日了！在此关键的厉史时刻，如何说服刘湘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意在全国放弃反蒋统一战线，并赞成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呢？这的确是王昆仑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据王昆仑生前的回忆：他和刘湘在川第一次相见时，就发现刘很愿意和他多谈。但是，王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情况，“只告诉他全国矛盾重重，但最大的矛盾却是日本的威胁，第二才是蒋介石，而蒋的意图依然是先要压倒各地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刘湘并未表示赞成与否，沉吟片时，有意问道：“王先生，你看我们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由于不摸刘湘的底牌，没有答复他的问话，只是淡淡地答说：“刘甫公，我此行主要想听听你们四川的情况。”

就这样，王昆仑结束了和刘湘的第一次相见。

隔了一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第二次会谈。也或许是同行的刘航深向刘湘介绍了情况，二人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刘湘坦诚地向王昆仑介绍了四川的情况。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我想，万里迢迢来到四川，也不能老是逼着人家说。于是说，照我看以四川的地势和力量，都不是其他省市所能比的。在当前这个局面下，我在南京接触的上层、中层，都很重视四川。据我所知，有些省市，他们有两个负担：一个是优虑日本，再一个是更怕南京。”

王昆仑讲到此处，刘湘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王昆仑一见这气氛，话锋一转，忙问道：“刘甫公，对内和对外这两大课题，恐怕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面是怎样考虑的呢？”

刘湘一听似有准备，当即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我是个中国人，我要爱中国；我是个四川人，我要爱四川。你看这样对吗？”

“我看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既爱全国，又爱四川。”

“这样行吗？”

“这就看刘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对全国、对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说得好极了！我能。因为我相信四川人，还不会为了四川就忘了全国。”刘湘忽然打住话头，想了想又问道，“王先生，我爱四川，又爱全国，你看蒋委员长放心吗？”

对此，王昆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作陪的刘航深忙接过话茬说：“这位王先生清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这样的吗？”刘湘盯着王昆仑问道。

“我想刘甫公心里是有数的。”王昆仑巧妙地说罢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不管谁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爱四川又爱全国结合起来，就看刘甫公下决心了！

又过了三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了第三次会谈。首先，由南京赶回来的那位姓谢的参谋长分析全国军事形势、两广正在策动反蒋的军事活动，华北的宋哲元、韩复集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总之，似乎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去抗击日本的入侵。这时，王昆仑唯恐动摇刘湘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又严肃地说：“现在是很重要的时机，人心都希望全国统一，可是不能先统一后抗战，如果大家都观望，拖下去，只会对南京有利。到那时，日本不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刘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险了！另外，我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让刘甫公偏安西南的。”

“好！我听王先生的，我下决心了！”

接着，刘湘又对王昆仑说：“请你留在四川，参加我们的工作，帮我们出川。你一定知道：我们常在四川这地方，即便有点力量，也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全国的形势还是不大了解。”他说到此处，突然问道：“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来，共产党会怎么样？”

刘湘问此话的含义有二：其一，他率部出川抗击日本，活跃在川、陕、甘等地的共产党会不会在他的后院放火？其二，共产党会不会同意抗日？

王昆仑为打消刘湘第一个疑虑，用反问的口气说道：“刘甫公，共产党在四川还有力量吗？”

刘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红四方面军被压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实力大不如以前。据可靠情报，他们也准备再过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红军会师。因此他笑着微微地摇了摇头。

王昆仑为了解决刘湘第二个疑问，坦率直言：“另外，据我们所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全国抗日，蒋先生抗日，他们才有前途。”

“他们有力量吗？”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国有几个像四川这样坚决抗日的省份，对他们的发展也有好处。”

“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他们被封锁在十分贫困的陕甘一带，自然会很困难的。”王昆仑看了看微微点头的刘湘，“详细情况，我并不多知。如果刘甫公下了决心抗日，那既是帮助了全国，也帮助了他们。”

“你能约他们到四川来吗？”

“能！但要绝对秘密。同时，”王昆仑又看了看刘湘的表情，认为可以提经济要求了，“刘甫公，你是否可以对他们有具体的帮助吗？”

刘湘回头看了看刘航深和那位姓谢的参谋长，间道：“你们看，咱们能有具体的支援吗？”

王、谢二人不知刘湘问话的本意，故谁也不作答。王昆仑忙说：“对他们的帮助很有限，但你要亲自下决心。另外，我近期还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