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王昆仑反问自己
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的身上问个为什么？
有顷，王昆仑的思路又闪回到“九一八事变”碎起之后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汹涌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蒋介石面对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蒋氏当众说的谎言还回响在耳边：“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线堵炮眼！”三个月过去了，蒋氏不仅没有兑现其声嘶力竭的上述诺言，反而借机下野，回到溪口做当代的姜太公，利用权谋，遂又变成了高喊抗日的领袖。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黯然啃叹：“啊，这就是当代国民党的领袖哟”
王昆仑想到此时，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蒋介石讲完上述那段话后，会场上一位军校的学生愤然地喊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蒋氏气得抓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来的这位学生打了“两个耳光，狠狠地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结果，这个军校学生当众被押走后就失踪了！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这位军校学生何罪之有？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啊！
王昆仑是深谙历史的学者，自然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掌故，尤其当他想到历代帝王诛杀敢于讲真话的忠臣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不仅是爱听谗言的当代昏君，而且还是一个不许言亡国的暴君。
由此，王昆仑又想起了愤怒的学生闯进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情景。接着，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当年带队上街游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啊！青年的热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灾多难的祖国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仑没有结论！
王昆仑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升迁，他由“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新的权贵。换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学生领袖，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当今学生反对的达官要人。面对危亡的祖国，看着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他无时无刻不在黯然自语：“我不能再沿着这条沉沦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国之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蒋介石认为学生抗日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对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伺：“青年学生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又错在何处？……”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一个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抛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上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举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也可能他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问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所俘获。在这期间，影响他最大的是两本书：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多年之后，他检查自己思想变革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的灵魂深处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样：“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速状态。”事实上我之参加革命运动，固然出于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心，痛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内战不休，人民痛苦，同时也是迫于自己那个没落官僚的家庭，日益穷困，常靠借贷典当，难以维持生活，想奋起挽救。但一看到共产党的兴起和想到的将来的国家社会是工农大众起来当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胁而恐惧不安，我的阶级本能就无可抑制地暴露出来。
王昆仑在这期间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国民党转向最大多数受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想到了不畏蒋介石独裁专政的青年学生，也想到了为了国家兴衰战斗在东三省的义勇军，自然也会联想到被国民党讥为“朱毛”的红军为什么会成燎原之势？当他再想到长年仇视的苏联……他似乎感到中国不远的将来“必将是赤旗飘扬的天下！”为此，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他也开始严肃地检讨：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在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且又不知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请看他写于此时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
可怜的中国人死是没有死绝的，可是卖国求荣的在卖国求荣，升官发财的在升官发财，打牌跳舞的在打牌跳舞，饥寒待毙的在饥寒待毙，而多少血热心雄的爱国志士都受了双重乃至万万重的压迫在摩拳擦掌呜咽吞声，有力不许用。
这世界是分成两条鸿沟的，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一边是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是一条无法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战线，所以希望帮我们弱小民族是做梦；希望军阀官僚、资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梦……
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心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的科长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以及许广沂、华方增、诸祖荫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谈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愤慨，也对国家前途深切担优。此外则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谈。昆仑很健谈，常谈得忘了时间。好客的主人经常留饭，以继续纵谈。”
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引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
报名是报纸内容最直观的体现，关于王昆仑等人为这张新型报纸起名还有一番经过：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称，都不能得到一致赞成。最后推定昆仑、方增和我（孙翔凤）三人，先拟一个报名，让大家讨论。我们三人在研究时，方增提出《人报》的名字。昆仑说：法国有个《巴黎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我们可以称《无锡人报》。方增不同意，认为《无锡人报》局限性太大，不如单用《人报》，虽简单而含义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要争取“人的权利”，“要维护人的尊严”等等。我（孙翔凤）赞成方增的意见。于是昆仑也同意以《人报》为名。交大家讨论，并得到通过。
这就是《人报）报名的由来。通过上述讨论，读者不难看出：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倾向共产党，而其他（人报）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义者。但是，王昆仑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共同奋斗，他并没坚持自己的观点。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幼担任《人报》的社长。
说到《人报》的宗旨，该报留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人报》开幕宣言，它不仅反映了《人报》同仁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仑此时此刻的精神风貌，故摘录其中一段：
何以报社会之育养？ 当为社会争言论出版自由。立国之本，在于民意；民意不张，国乃灭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恶；朝野络乱，寻召外侮。中国今日之要图，在去专政之余毒，得情伪之相通，然后同异皆尽，举国可一。除喝语之苛禁，扬民治之精神，然后与情所裁，庶政渐清。辟训政之喧夺，还主人之固有，然后敌汽同仇，外侮共御。人报敬以至诚表白于读者：凡所致力，一以发扬民意为职志，不受政治之压力，不讳言民间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为宣传所蔽，转以蔽民视听；不为利害所肴，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纸为民喉舌。
为了以壮（人报）出世的声势，王昆仑和（人报）同仁还写了一首《人报社社歌》，一度曾唱遍无锡大街小巷，响彻太湖的上空。为存史留芳，恭录如下：
前进，前进，努力前进，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要本着天赋的权能，为着社会，为着人们。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做黑暗的明灯，我们要做迷途的南针，警示着社会，指示着人们该走的前程。
我们凭着热血，凭着赤心，从黑暗里去建设光明。前进，前进，努力前进！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要负起使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文影响较大。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敌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除去公开创办（人报）之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想从哲学的视觉认识中国共产党，剖析中国革命，认清自己今后奋斗的方向。对于一个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来说，他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更不会随意地接受一种理论。因此，这对王昆仑来说，闭门读书不如说是面壁思过，其灵魂深处发生变革必定是异常痛苦的！
但是，王昆仑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他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王昆仑或许是一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也或许是对国民党太失望的结果，他在这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蒋介石自“四二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作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俗话说得好：烧香要找对庙门。王昆仑决定从国民党这座大庙中走出，只身且又要秘密地加入共产党，这座新庙的大门在什么方向？谁又能把自己领进这座新的庙中？王昆仑百思不得结论。但是他清楚，在无锡找不到共产党。要想找到能介绍自己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当王昆仑欲要告别故乡之际，已经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派人送来了委任书：
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他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叭在南京，通过左恭、卢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王昆仑虽然蛰居故乡一边潜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一边和乡里青年知识分子办《人报》，但他所关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换言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后，很快又从孙科等决策者的口中获悉了如下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他曾于是年8月16日收到蒋介石发给他一通“铣电”，内容大意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王昆仑细研这通“铣电”内容，他下意识地想到了秦桧假宋王之手给岳飞下达十二道金牌的历史掌故：失土之责，岳飞难辞其咎；卖国之罪，大汉奸秦桧一人担承。时下，张学良背着失土、卖国的两项骂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充其量做了当代的岳飞，而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铣电”，与秦桧发给岳飞金牌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蒋介石就是当代的秦桧。换言之，张学良应负失东三省之职，而汉奸的罪名应由蒋介石来承担！
为此，王昆仑越发地痛恨蒋介石。
王昆仑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会由岳飞的悲剧结局想到张学良的政治命运。由此，他又联想到张学良于1932年8月8日“电国府军委会行政院请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一事。经调查，果真是蒋介石为自己重新出山——要张学良承当丢失东三省罪责之举。为此，王昆仑又很自然地黯然问道：“张学良何时真的变成今日的岳飞呢？蒋介石何时公然打出卖国的招牌呢？”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检查其难易之故，症结所在，知庶政之推行，御侮之策进，哥赖乎民生繁荣，地方绥定。以我国民性之诚朴，土地之丰饶，生聚教训，宜有可观。乃因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藩篱不治，遂安内攘外，兼顾两难。……苟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必能收肃清余孽之功。
王昆仑知道“安内攘外”一词，源于甘做儿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或曰结果必定是当日本人的儿皇帝——而六年之后的汪精卫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必然结果。王昆仑再阅此宣言：“大会开会之日，值剿赤告捷之时，匪区善后，亦已开始进行。”换言之，我蒋某人不是不抗日，是因为有赤匪在作乱；我蒋某人何时抗日呢？等我消灭了赤匪之后。结果，日本必然在蒋介石剿所谓赤匪的过程中大举进攻我中国。到那时，中国必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下亡于日本。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1月6日，日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虽未像岳飞那样壮烈牺牲，但也背着历史的骂名下野，到异国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己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换言之，中国必将亡于蒋记国民党之手！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军警宪特——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系统密布各地，就像是无形的眼睛在时时盯着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对手。王昆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像他这样和蒋介石唱过多年对台戏——而且时下仍属于太子派的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统、军统监视的黑名册，即使不和共产党有政治关系，也难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铁幕之中像瞎子一样寻找共产党，其政治风险是何等的大啊！
诚如前文所说，王昆仑是一位重视名节的革命家。他一旦选定了人生的目标、革命的方向，他就会为之前驱，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训导：舍生取义。因此，王昆仑为了国家的兴亡，甘愿做一名有责的匹夫。时下，他已经不是带头上街游行的热血青年了，他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细心地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王昆仑回忆，早在胡汉民供职南京时期，他就和左恭相识。王此次由故乡无锡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左恭在其湖南同乡萧同兹（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手下任职。由于王同萧稳熟，遂又由萧的原因和左恭时相过从。多年之后、王昆仑对这时左恭的评价是：“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谨慎，不多表示，还认识一些人，也反对，反对黄埔系这样，就交往多了起来。”
有一次王昆仑问左恭：“你还和些什么人可说话？”
左恭没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问道：“请问，你常和什么人来往？”
“孙科院长。”
“还有呢？”
“于右任，于胡子。”
“还有吗？”
“有！”王昆仑自然清楚左恭问话的本意，想了想，答说，“都是一些对国民党失望的人。”
又经过一段交往，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谨慎。”
他用商量的口吻说：“我倒认识几个人，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或许是王昆仑过分急切想找到共产党的原因，也或许他心中认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产党，他直奔主题地问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说：他问过上边这句话后，左恭吓得忙说：“暖，暖……不是，不是……”
但是，左恭还是向王昆仑介绍了两个人。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
谈话时，左恭不在。我搬到无锡同乡会，他的样子还记得，是个年轻人，来到萧同兹客厅，轻轻地谈。我说：
“我的朋友，真能谈心约没有。”
“谈什么？”
“谈政治主张。”
“这么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众运动认识了些共产党，有的谅解，有的不谅解。”
“你想见共产党吗？”
“能合作吗？”
“你可得负责。当然，他不一定是共产党，你可以大胆说话就是了。不能告诉人。”
王昆仑自然明白“不能告诉人”这句话的分量，遂点了点头。事后，王昆仑知道：“这两个人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事，认识左寨、萧同兹，但平时不来往。”经双方商定，王昆仑又和这两个年轻人谈了一次。开始，王昆仑向这两个年轻人“说了很多蒋介石的事”。接着，王昆仑间道：“你们不也是中央党部的吗？”
两个年轻人没有准备，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们不愿多说。”王昆仑为了让这两个年轻人放心，大胆地说：“我是个老国民党员，很不满国民党的现行政策。”
接着，王昆仑开怀畅谈了自己对国民党的认识过程，以及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
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员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王昆仑经过这两次谈话，认定这两个年轻人是共产党。同时，他也断定左恭是共产党。因此，他向这两个年轻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经过他自己和王昆仑的交往，以及两位年轻的中共党员的谈话，知道这时王昆仑的思想异常苦闷，急切想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遂向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同志做了报告。
卢志英，又名卢宗江、卢涛、卢育生，山东昌邑人氏。他早年从军，在奉系部队中供职，后又脱离奉军南下，在郑州结识续范亭将军，以及中共打入西北军中的党员南汉衰、刘仲华等人，并于1925年由刘仲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后，他一直在西北军中供职，冯玉祥清共之后，他因策划士兵起义被捕，后在成为妻子的张育民的帮助下越狱，相偕逃到北平，以北京大学旁听生的身份做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李云生被捕牺牲。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卢志英同志来南京，出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他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这时的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我党在它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宜再搞那些脱离实际的群众运动或武装暴动，而应当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埋头苦干，把党的力量楔入敌人的心脏，获取情报；同时，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以孤立蒋介石。”恰在这时，左恭向他报告了王昆仑的情况，经过填密研究——并报请有关部门的批准，遂决定亲自做王昆仑的工作。
卢涛和王昆仑接头时用的名字叫王世昌。由于他们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谈话的内容可谓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将古比今，感慨系之。在他们接触两三次以后，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一次，王昆仑当面直言：“你看国民党怎么样？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没有这么快。”接着，卢涛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后，十分郑重地说，“蒋介石先是总司令，后是委员长，建立政权后，矛盾一一暴露出来，并在不断发展，即使垮台，也还要一段时间。”
王昆仑认为卢涛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进而说明：“蒋介石排斥异己，不得人心；国民党尔虞我诈，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
对此，卢涛再次全面地分析了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面对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后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民党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但它目前还不会马上垮台。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共同利益暂时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还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王昆仑折服于卢涛的政治见解，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或许是他太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了，他坦言问道：“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
“你把所知道的国民党各派情况讲给我们听。”
王昆仑郑重地点了点头。沉吟良顷，又严肃地问道：“我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卢涛早就想到了王昆仑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他也很坦诚地答说：“我一个人不行，上海还有一个人，他现在在上海。”
王昆仑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这样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一个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在和卢涛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是要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据王昆仑多年后的回忆，在这段和卢涛交往中，主要向卢涛讲了国民党各派的情况，并做了如下的回忆：“孙科是中山先生的儿子，对蒋介石不服。”
“还有呢？”卢涛问道。
“于右任，一度被称为国民党左派。这个老先生，话到嘴边，就不多说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讲了他所熟悉的国民党右派元老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划分、成分、主要领导成员等等。卢涛听了这些情况之后，主要指示王昆仑做孙科的工作，并把有关人员弄进立法院。王昆仑遵命把左恭等人拉进立法院。他们之间不得发生政治关系，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
有一次，王昆仑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问了这样一句话：“我什么时候入党啊？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能不能入党啊？”
卢涛只淡淡地说了句“考虑考虑”。
事后，卢涛向王世英同志全面介绍了王昆仑的情况，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决定：同意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王昆仑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事后他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我住在无锡同乡会，卢涛谈了我的入党问题，有意让我去上海。我想起了当年孙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国民党之后，是要履行手续的。因此，我问道：“填表？”
“用不着，请你做点精神准备。”
在谈到履行入党手续的地方，王昆仑认为办公室最为安全。因此提出：“在办公室里怎么样？”卢涛同意了，并说：“咱们现在开始。”
卢涛拿个小本。“你是哪儿人啊？ 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卢涛轻轻地问。他为了让王昆仑放心，请王昆仑看他的本子上没有写字……接着宣誓。
卢涛站在旁边，举起右手，说道：“想什么，不要说。”
王昆仑也举起手，默念着誓词。宣誓结束之后，卢涛和王昆仑紧紧握手。卢涛小声地说了这句话：“党需要你！”
王昆仑在晚年回忆起这一激动的时刻，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生不会忘记，这是1933年……”
创办南京读书会，宣传抗日；为在白区开展党的工作，在上海建立王公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为党搞到了十多本出国护照
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为了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他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为此，他表面上不仅继续和他捻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在这期间，他继续和原西北军的领袖人物冯玉祥将军及其原属下宋哲元、韩复集、秦德纯等高级将领保持来往，借以获悉在华北的抗日的动向。同时，他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军事“围剿”，有意识地和各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交往，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畅谈抗日救亡，有的策动反蒋。其中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高喊抗日救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蔡廷错等也开始发生关系。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党中央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仑在一般的国民党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进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弃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会引起怀疑。为此，他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主要是特务的视听，一方面又想影响、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请示党组织并得到了同意，决定创办南京读书会。由于参加读书会的人较多，且距今天的时间也较为久远，当事人的回忆出入很大。现摘录孙晓村的有关回忆如下：
1933年，我从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无锡同乡会访问王昆仑和他的妹妹王枫，讨论决定再吸收几个人组成一个读书会。于是由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读书会。会址设在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的宿舍里，定期开会。当年有了发展，先后有吴茂荪、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荻超白等人参加。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读书会成立之初，主要是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了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时辜分析主要由王昆仑和我主持。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我则定期去上海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当时开展过一些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共出了十几期，对南京的知识分子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王昆仑晚年曾多次谈到创办南京读书会。据他的回忆是在入党前后，他向卢涛、王世英同志汇报说：“我在南京搞了组织，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意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卢涛和王世英均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遂改为读书会。
据笔者分析，王昆仑的回忆是可信的。其一，王昆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知道恩师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建立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会员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以此效仿是可能的；其二，南京读书会所读的主要书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南京读书会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比的。但是，它在特定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对此，孙晓村同志作了如下评论：
南京读书会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进行了两年的活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方针，瓦解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为我党做了一些工作，并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莫定了基础。
王昆仑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王枫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活动，打出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的：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实质上呢、他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仑的言行虽然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重视。在这期间，蒋记国民党为确保“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执行，在其统治区——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为了王昆仑的安全，也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卢涛和王世英专门和王昆仑谈了一次话：“为了便于工作，我希望你经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来南京见你。”王世英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王昆仑沉吟片刻，又问道，“我们在上海什么地方见面？安全问题有无保证？”
“你可否在上海搞个小公馆？最好把你在无锡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卢涛似有准备地说。
对此，王昆仑早有此想法，但并不是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范映霞在无锡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长者、同辈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几乎到了再也无法共处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仑由南京回无锡小住，不仅享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而且必然要和妻子范映霞大吵大问，搞得他上无法当孝子，下不能对兄妹。再者，范映霞又生了一个既乖又漂亮的女儿，几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仑掌上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回无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照大女儿金陵读书，和牙牙学语的小女儿玩耍。他为了根本解决范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时又能经常见到两个可爱的女儿，曾几次动议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党组织出于工作的需要，希望他这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学着其他达官显贵的样儿海建公馆，因此，他当即答说：“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馆，到时我再通知你们地址。”
“好，好！”王世英和卢涛都是个痛快人，当即又说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借口嘛，是度周末。”
这就是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由来。
接着，王世英和卢涛又突然要求王昆仑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两地广泛地交女朋友。当时，王昆仑的直感是：国民党上层的官僚、政客为显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学着西方人的样儿和女士、小姐厮混，自己不应独善其身，而应同流合污，目的是便于为党更好地工作。因此，欣然应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卢涛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中豪杰，如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时为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以及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各种关系的胡济邦等。到这时，他又感到党组织有意让他关注妇女工作。所以他当即说道：“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优秀的。我愿帮助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卢涛和王世英都赞成他和曹孟君加强联系。这时，他虽然尚未和曹孟君发生后来的爱情关系，但他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产党。之后，王昆仑果真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广为交往，并利用妹妹王枫、王素的关系，和不少进步青年女性也加强了来往。关于他在南京、上海从事妇女运动的作用，当时在女性领袖人物中有这样一句戏言：“我们是在从事妇女运动，而王昆仑是在运动我们妇女。”
王昆仑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并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故乡无锡接到上海，成为王公馆常住的主人。王昆仑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王昆仑自南京来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和王昆仑有过情报或其他交往的地下党员很多，但大多数是心照不宣。如已经成为著名电影演员——并是海上闻人杜月笙入室弟子——但业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金山，即属于心照不宣类型的。像卢涛、王世英以及潘汉年等则属于王昆仑的直接领导或指定接头人。有关王昆仑在这期间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他的另外一个接头人曹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在田汉同志家中见到王素，以后又认识了王素的大哥王昆仑。他当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谈吐之间使我觉得不像一般的国民党人，经常流露出对我党进行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我向潘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询问王昆仑的政治背景。潘汉年同志说，王昆仑是我们的人，是党员。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层，并跟反蒋的军界人士如桂系，刘湘、韩复架、石友三等有来往。以后，潘汉年同志正式给我任务——与王昆仑接头，听取他的报告，并布置一定任务。这一段期间，王昆仑经常往返南京、上海，几乎每两周一次，在陕西路长安饭店与我见面，他向我谈到的国民党内部政情动态，对我党大有傅益，因此我每次都写成报告交给“老太爷”。（作者注：老太爷不确。在党内指向忠发，而向远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并于24日被国民党枪杀。此处应是“小开”。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
王昆仑这一阶段的工作，除去了解国民党政府上层的动态，游说桂系及刘湘等军界人士联合反蒋，利用合法地位营救一些被捕的党员之外，还在南京团结一批人士组织读书会……我……认识了胡（济邦），王昆仑对我说：“胡这个小家伙很好。”还向我介绍许多情况。
是年秋天，王昆仑由南京到达上海，在长安饭店等候他的是卢涛，他向卢汇报完南京的情报之后，卢严肃地说道：“昆仑同志，我们有几个同志要出去，是来自浙江、江苏各地的，先绕道去北方天津、大连等地，然后再出去。你有办法搞到出去的护照吗？”
王昆仑清楚所谓出去就是出国，否则是不需要护照的。而此时中共出国的地方又一定是苏联。那时的中国人去苏联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这一行动就有可能被戴上亲苏的帽子。自然，什么样的中国人才亲苏呢？不用问，十之八九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办去苏联的出国护照而被捕、坐牢。时下，中共上层人士多数都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如按正常手续办出国护照，恰好为特务机关提供了逮捕的线索，因此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但是，没有盖有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护照，想去苏联唯有偷越国境一途。在那时，无论是走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东北，还是西出新疆，都是极其危险的。。怎么办？只有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护照科中偷护照，填上假的身份，贴上经过化装的出国人的照片，再盖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确保出国人员的安全。办这种事——偷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护照，也只有王昆仑这样有身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才有可能。但王昆仑却从未干过和偷字有关的事，因而他听后一怔，没有立即回答。
“有困难吗？”卢涛有些焦虑地但声音却很小地问。
“让我想想看。”王昆仑答说。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办到！”
“几天内要我办到？”
“越快越好！”
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王昆仑当听说要他偷护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边说到的那位胡济邦女士。胡和王昆仑——尤其是和王的两个妹妹等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间，王昆仑曾利用职权帮过她的忙。举例说，国民政府外交部有一肥缺，胡济邦很想捞到手，但她没有大学文凭，不符合条件。为此，她找到王昆仑帮忙。王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她弄到了一纸大学文凭，使她得以顺利地进入外交部；再如，胡当时不是国民党党员，一是在外交部工作不受信任，再是出了事没有政治保护伞。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有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介绍，就可以成为特别党员。为此，王昆仑请覃振等元老为胡当介绍人，使胡很快成为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又经王的帮忙，时下，胡在外交部护照司任科长，由她帮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像这样机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说呢？胡万一不办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的确需要王昆仑做各种探试。
胡济邦正如主昆仑向曹亮介绍的那样：“这个小家伙很好。”因俄文水平不错，十分向往苏联，并有意和进步人士交往。也就是在王昆仑入党不久，她通过另外的渠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王昆仑问她可否搞几本护照之后，她就猜到了王昆仑要护照的作用。因此，她半开玩笑地说道：“堂堂国府的立法委员需要出国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我明天就给你送来。”
王昆仑真是大喜过望！没有想到如此轻易地搞到了出国护照。据当事人胡济邦回忆，她先后帮王昆仑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护照。建国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还当面表扬王昆仑：“多亏了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此乃后话。
搞到护照很难，但是把护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并交到有关人士的手里，则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也就是在这前后，内线的同志获悉：军统头子戴笠已经把王昆仑列入了黑名单，并委派监视宋庆龄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车上发生意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胡济邦扮做王昆仑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厢，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车抵上海火车站以后，王昆仑把胡济邦安排住在东方饭店，自己带着护照住在青年会，安全地把护照交到了接头人的手里。对此，王昆仑和胡济邦都很满意，一直认为用假扮夫妻的手段，瞒过了监视王的军统特务沈醉。
多年之后，沈醉回忆说：王昆仑和胡济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们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周围，窥探和王来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仑和胡济邦没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为名做结，并给戴笠打电话做了报告。
不久，王昆仑在南京获悉：蒋介石为落实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从全国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从纳粹德国请来了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制订了全新的战略计划，扬言要**平中央苏区，把红军完全消灭在红色根据地中！他深感情况紧急，立即通过关系约见主持南京工作的卢涛同志。出他所料的是，卢涛于日前去了上海，并给交通员留下话：“有急事可来上海找我。”
王昆仑听后一怔，几乎是本能地发出这样的自间：“卢涛同志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卢涛同志此次东下上海，是奉中央局军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有关。简而言之，正当上海中央局密切关注敌人动向，迫切需要得到有关第五次军事“围剿”情报之际，早已和我建立关系的老同盟会员莫雄将军找到了接头人，告之蒋介石已经委任他担任江西第四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请求地下党为他配备得力的干部。中央局经过填密研究，决定派有军事指挥才干的卢涛同志出任莫雄的参谋长。同时，还要求卢涛同志尽快搞到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他怀着依依之情对王昆仑说：“我要去那边一段时间，今后你就直接和世英同志联系。”
王昆仑清楚去那边的含义，就是去红军活动的苏区。他一听就像条件反射似地引发了他藏之心底的念头：离开这醒醒的南京国民政府，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组织军事武装，和蒋介石政府争天下。他心情沉重地对卢涛说：“当我获悉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被蒋介石逮捕之后，我真想和廖夫人一道打上府去，找他算帐；当我惊悉杨杏佛先生被暗杀之后，我真想从南京出走，到那边去扛起枪，当普通一兵！你就要去那边了，能带我一块去吗？”
对于王昆仑这特殊的心情，卢涛是完全了解的，但是，王昆仑在什么地方工作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 自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层中。因此，他很坦率地对王昆仑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去苏区，还是留在南京，这要权衡对革命的实际利益来决定，你去中央苏区，只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却可以发挥很多人无法起的作用。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可以唤起干军万马，但要在南京城里为党培养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难得培养出一个来。党希望你长期从国民党内部来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反独夫民贼，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
王昆仑告别了卢涛同志之后，遂又约见时任中央局军委负责人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听了王昆仑的汇报之后，有些沉重地说：“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过，又曾出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军界一定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在最短时期内，搞到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
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为了便于开展情报工作，胡济邦还打进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任家庭教师。由于胡长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维一家喜欢。加之胡又是经国民党元老覃振等介绍入党的特别党员，从政治上不仅不加防范，而且有时还和胡谈论一些党国大事。因此，王昆仑认为交由胡济邦完成偷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务。
胡济邦接受任务不久，俞大维奉命上庐山开会，两天后又返回南京，并洋洋得意地告诉胡济邦：“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匪的战略计划，我看啊，活跃在湘鄂赣一带的红匪就真的成了秋后的蚂炸’户”
由此，胡济邦知道了俞大维上庐山开会的内容。按常规，兵工署长是一定知道战略计划、兵力部署的，否则他无法向各部提供军火。为此，她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全部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夫妻东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里。王世英紧紧握住王昆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你们为党立了大功！”
需要补述一笔的是：卢涛出任莫雄的参谋长以后，也从莫雄处搞到了一份同样的文件。遗憾的是，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者在执行“左”倾军事路线，没有根据王昆仑等同志搞到的情报，制订符合实际情况的反“围剿”战略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共较量的长期性，迫使他安下心来，为党长期工作；他成了中统、军统特务的眼中钉
王昆仑既然去中央苏区无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为党从事既秘密又特殊的工作。但是，国难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国大势却令他忧愁，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如何报效危亡中的祖国呢？”
在王昆仑入党之前后，冯玉祥将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不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给王昆仑带来胜利的希望。为此，他曾亲自出马，游说他所认识的原西北军中的高级将领放弃私见，支持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同心同德地抗御日寇入侵华北。但是，这文未经蒋介石批准的抗日队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蒋介石釜底抽薪——进而下令强追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继续坚持在长城一线抗日的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被宣布为罪人，并明文下令通缉。对此，王昆仑多次公然大骂：“抗日有罪，卖国立功，这是什么道理？！
长城一线的抗日同盟军刚刚被蒋介石取缔不久，蒋介石又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这不仅激怒了全国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和异动。就在蒋介石宣布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月余——11月20日，原在上海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错、蒋光绷等和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举义反蒋，并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又给王昆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时的王昆仑如若不是肩负着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绕道福州，加入到反蒋的行列中去！从北方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到南方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仑更加坚信：“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王昆仑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扬几天，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加之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未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史称的“福建事变”失败。这对王昆仑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企望靠兵变推翻蒋介石政权变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认识到国共两党的较量是长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并做好了长期潜伏的准备。
王昆仑继续领导南京读书会的工作。他为了扩大其影响，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他不仅自己亲临现场讲演，而且还亲自出面请社会名流章伯钧、陈翰笙等到会讲演，据当事人回忆：“冬令讲学会很受欢迎，尤其是章伯钧的讲演最叫座。”另外，王昆仑等还通过“大华自然科学社”等关系，在中央大学举行过多次讲演，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文化界和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这就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不久，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和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关进蒋记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问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曾参预过营救陈赓、廖承志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工作，遗憾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当事人的先后仙逝，自然还有保密等原因，致使这些富有戏剧情节的事件成了难以破译的谜底。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天迄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感奋的消息。1月7日，伪满洲国召开会议，通过所谓（国策大纲》，为实现帝制造舆论；;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发表对华外交声明，宣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反对各国干涉日本侵略中国。但是，蒋记国民政府外交部虽发表声明，依然不敢严正扰议日本的侵华言行。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自然，也更加刺伤了王昆仑那颗火热的爱国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慈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的长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央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请他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见。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