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邓颖超已经把偎好的鸡端上餐桌，周恩来伸手打开那瓶女儿红老酒，分倒在几个杯子中，笑着说：“来！今天就算是为和森同志壮行。”
钱壮飞智取徐恩曾密码本；负责中央特科保卫工作的顾顺章生活腐化。对顾护送张国寿去苏区，周恩来再三关照，为防万一，派董健吾与顾同行
随着蒋介石调兵遣将速度的加快，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就要打响了。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责任也就越来越重了。他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情报外，还要严肃地审时度势，提出切合实际的反第二次“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供朱德、毛泽东等前线同志参考。3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的信，明确指出根据中央掌握的谍报材料，敌人第二次“围剿”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这次进攻时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
二、为了改正第一次进攻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你们。
周恩来在发信前再次审看一遍，感到言犹未尽，遂又提笔增加了如下这段极重要的话语：
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著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上述这段话，比较全面地且又是正确地反映了周恩来反“围剿”的战略思想。
周恩来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中央主持军委工作，就十分重视军事情报工作。而今，随着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日益迫近，他越发地感到情报工作的重要。但是，由于陈立夫废弃了原有的密码，而那本最机密的密码本又放在徐恩曾的贴身处，使得军委无法得到敌人确切的第二次“围剿”的战略部署，所以他为此而焦虑不安。
一天，陈赓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连声说着“好消息”。
周恩来故作沉稳地问道：“是不是那件绝密的东西搞到手了？”
“不搞到手，哪敢在你面前称好消息啊！”
“快说说看，壮飞同志是怎样搞到手的？”
说到钱壮飞同志搞到徐恩曾这本贴身的密码，就必须先要讲一讲他们二人近来发展成的特殊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恩曾对钱壮飞信任有加，连他自己的私生活也从不隐讳。诚如前文所述，徐恩曾道貌岸然，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长期以来，一直在上海大搞“金屋藏娇”。在他与一个姓王的娇妇同居期间，恰是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怕张扬出去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总有点惴惴不安。钱壮飞把这都看在眼里，向其献策：“我在上海住的房子，前楼让给你，你们可以在那里同居。如此掩人耳目，可谓万无一失。”徐恩曾听了之后当然乐为从之，于是每次到上海就下榻于钱壮飞寓所的前楼。从此，他对钱壮飞更是丑恶不背，视为心腹。同时，也为钱壮飞搞到徐恩曾那一贴身的密码本提供了机会。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去开会，钱壮飞与李克农趁机向他宣传，某地有漂亮姑娘，徐一听动了心，立刻要去，李克农说：“你不能带密码本到那里去，万一出了事情，你可承担不起啊！”徐沉思片刻，即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密码本，交给钱壮飞，说：“你替我保存一夜吧，明天交给我。”于是李克农连夜赶紧拍照。
接着，陈赓把钱壮飞搞到的第一份有关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情报交给了周恩来。这份情报涉及到“围剿”方针、“围剿”兵力编制及战斗序列以及内线部署等。
周恩来看罢这份情报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我们终于能获取敌人最核心的机密情报了；不安的是，中央苏区即将面临着敌人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尚不知如何才能粉碎这次敌人的“围剿”。为此，他将上述军事情报交与军委参谋长聂荣臻，立即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在制订反“围剿”战略时作参考。
接着，他又间陈赓：“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我的那位姓刘的师弟。也就是上海现任侦缉队长被杨登流利用计谋干掉了。”
周恩来一向反对搞暗杀活动。因此，他十分警觉地间道：“你们介入了吗？”
“也可以说是介入了，也可以说没有介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赓扼要地说出了处决刘队长的全过程：杨登流预设圈套，让姓刘的来逮捕陈赓等人。然后，陈赓等按照计划将其逮捕，并将一封预先写好的感谢信放在刘队长的身上，旋即撤离现场。待到杨登流带人赶到一看陈赓写给刘队长的感谢信，遂以通共罪将其处决。
周恩来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陈赓又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陈赓那难以掩饰的喜悦表情，又问：“一定是又有什么好消息，对吗？”
“对！挥代英同志再有两个月就提前释放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办成的？”
诚如前文所述，挥代英被捕之后，先关入潜河径模范监狱，后解苏州军人监狱，由于浑代英被捕时抓破面部，在狱中一直未被敌人认出来。不久，周恩来由苏联回国，亲自指示陈赓等进行营救，结果挥代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待到挥代英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之后，陈赓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南京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到六月释放。
周恩来听后非常激动，紧紧地握住陈赓的手，说道：“好！挥代英一出狱，立即派人护送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一定会欢迎他的。”
不久，蒋介石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同时，又积聚兵力对鄂东南与红一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为此，周恩来于3月24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红一军、鄂东南苏区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同时，他还谈到加强敌军工作的原则，并明确指出，当我们向当前的敌人进攻时，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击溃之。他还说，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成暂时军事联盟，以打击主要敌人，但绝不能存什么幻想等。
接着，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鄂豫皖地区的地理、人文等条件之后，遂得出结论：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平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会议决定由张国煮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
张国煮，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长周恩来一岁。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后转入哲学系。那时，他是北大的活跃分子，学生会的负责人。不久，他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恩师捻熟，遂又成为北大最早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此同时，他当选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和总务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夏天，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始参预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对创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是出了力的。1921年7月，他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组织。之后，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职。只是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权力。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叛变，但当时未被组织发现。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央政治局于7月改组，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东下，曾试图阻止南昌起义。后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兵败潮汕之后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瞿秋白回国之后，他接任团长。但是，就在他刚刚上任两个月，共产国际突然把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所谓十月来信。接着，共产国际在决定派出米夫使华的同时，又考虑张国蠢回国。自然，何孟雄、罗章龙等党内“老干部派”请求共产国际派回张国煮主持工作，调解矛盾，也是促成张国煮回国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为什么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煮回国呢？这其中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所谓远因，张国煮与何孟雄、罗章龙等同是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又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失败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风暴，他们都有一份功劳。随着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危局，党内不断进行分化改组，逐渐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鼎足而三且又势不两立的三大派。作为被米夫派等称之为右倾的何孟雄、罗章龙等，长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产国际任职已有两年多的张国煮回国是可以理解的；所谓近因，除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煮回国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共产国际希望张国熹借批判李立三路线的同时，利用他与这些老干部源远流长的关系，把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拉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米夫一边，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也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把尚在归国途中的张国蠢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宝座。
但是，张国蠢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于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煮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张国煮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对此，张国煮作了如下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寿、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
虽说张国煮的上述回忆存在着错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中国未来革命的构想；如果再联想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一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的阶段。
张国煮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须派一名有经验又熟悉通过长江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护送张国燕、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在人选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
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但是，在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后，他当年混迹黑社会中的一些恶习复发。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出身，而且还是中央负责保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认为了不起，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最后，他竟然发展到骄横跋雇，不可一世，连党都不放在眼里，中央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那时，他除了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化广奇魔术店”作为联络点以外，还利用党的经费在英租界威海卫路八0二号一幢石库门包租一座“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考究。按照白区工作的规定，他的家只有陈赓、李强能去，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能造访登门，这就为他过着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条件。据陈赓说，他曾去过顾顺章家两次，发现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请“星相家”看相算命，当他听“星相家”吹嘘他有“福相”，将来能当皇帝之后，还得意不已。对此，陈赓气愤之极，他曾对柯麟说了如下这句话：“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赓的上述报告之后，找顾顺章谈话，严厉批评，并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作为共产党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顾顺章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批评和阻止，才没酿成无可挽救的悲剧。对此，聂荣臻曾作过如下记述：
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千，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店，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大家制止了。
由于顾顺章的人生观完全堕落了，或者说他作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内心中，对上述那些丑恶的腐化生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周恩来等同志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与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馆”照旧胡来。另外，他还清楚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有一个公开的情人，党的所有领导都未出面批评过。这不仅给他找到了继续胡作非为的借口，而且也为他演出阳奉阴违、屡教不改的丑剧提供了依据。为此，周恩来毅然作出决定：顾顺章调离中央特科，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领导力量，随中央迁往江西。
顾顺章当然清楚周恩来这一决定的真正用意，遂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另外，他自幼生长在大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中，这些年又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让他去江西住农村，时时与枪林弹雨打交道，他打心里是不愿意的。
说到顾顺章的思想变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严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各地党组织相继破坏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相继登报离开了党。这时的顾顺章也产生了离党投蒋的想法。也就是在他奉命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预留了一封向蒋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写字台里备用，大意谓“不满共产党”，“早有反正来归之心”等等，并叮嘱其妻说：“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
周恩来于1950年5月在军委情报部的一次讲话中曾说过：“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而我们没有预先警觉。”
周恩来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是符合顾顺章的实际情况的；二是“我们没有预先警觉”，笔者认为这是周恩来的自谦。周恩来曾数度批评顾顺章，并决定将其调离特科等。同时，他还调聂荣臻进中央特科，接手顾顺章所负责的有关军事情报等。这都说明周恩来预先是有警觉的。就其常理而言，当顾顺章尚未变成叛徒之前，谁也不可能警觉到他一定会叛变。
另外，还有一个可佐证周恩来预先有警觉的事例，就是他亲自决定调牧师董健吾随同顾顺章护送张国煮、陈昌浩去武昌。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不仅是通硕大儒杨度先生的弟子，同时还与宋氏兄妹有着较深的私谊；再者，他原先曾为冯玉样将军读经讲道，与西北军中的高级将官相识，时下被蒋介石改编的西北军多数调往鄂豫皖三省，执行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根据地任务。在周恩来看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西去武汉的期间，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事件，董健吾还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条件化险为夷。再者，董健吾早年出于好玩，也曾经练过几手小魔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与化名为化广奇大魔术师的顾顺章配合一下。
周恩来亲自找董健吾谈话：“过两天，有位很重要的同志去远方，这护送任务，仅顾顺章同志一人我不放心。”
董健吾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一言不发，静静地接受周恩来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想了很久，知道你也会玩两手魔术，想请你协助顾顺章同志完成这项任务。”
董健吾微微地点了点头，小声地问道：“我是以神职人员出行，还是以普通百姓与老顾同行呢？”
“以普通百姓的身份为好。”周恩来说罢又补充道，“不过，你照样带着牧师的着装，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做掩护嘛！”
“我还有其他的特殊任务吗？”
“有！”接着，周恩来指出时下白色恐怖严重，到处都有敌人的警察与暗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另外，顾顺章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是知名的人物，不仅有不少特务认识他，而且还有很多叛徒想拿他加官晋级。最后，他又有些沉重地说：“可是老顾呢，他一向爱出风头，又喜欢登台玩几手魔术，加之这次是去武汉，他在那里的熟人很多，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出大的事情的。”
董健吾一听责任重大，遂又陷入静听与凝思的状态中。
“因此，我要求你此行务必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发生意外。”
“万一……”
“绝对不能有万一！”周恩来说罢又想到了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董健吾是没有办法制约的。他沉吟片刻，又看了看沉重点头的董健吾，“万一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的苗头，你要立即向上海报告。”
“是！”董健吾下意识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我也只有请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了。”
接着，周恩来又亲自找顾顺章面谈，重申了这次护送张国燕、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意义，以及沿途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他深沉地说道：“顺章同志，祝你一路顺风，早去早回。”
顾顺章当然明白“早去早回”这四个字的含义，同时也越发感到共事多年的周恩来已对自己持有戒心。他笑了笑说：“还是那句老话，后会有期，请放心！”
恰在这时，张国煮前来领受登程西去的具体任务。寒暄过后，顾顺章成竹在胸地说道：“国同志，你和昌浩同志于4月1日启程，这天有一艘来往上海和武汉的‘野鸡船’，老板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们乘一条船走？”张国煮愕然问道。
“不！我和董牧师带一支小魔术队，于3月30日乘英国轮船先行一步，在汉口安排好有关人员，好护送你们安全进入鄂豫皖苏区黄安。”
“那就全拜托你了！”张国烹说罢转而看见提前送行的周恩来，问道，“恩来，你还有什么叮嘱吗？”
“该说的，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全都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在鄂豫皖尽快打开局面。”周恩来说道。
“请放心，我会努力去做的。”张国煮答说。
周恩来似对顾顺章依然不放心，沉重地说出原沪西区委书记尤崇新调到武汉不久即被捕叛变，他天天领着敌特警察走街串户，抓捕共产党人，给武汉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威胁。最后又关照：“顺章同志，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众场合相遇……”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顾顺章冷笑了一声，“到时，我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不准蛮干！”周恩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随即，他又近似下达命令地说道，“你一定要记住：快去快回！”
“是！”顾顺章颇有情绪地答说。
大故当前，苏区中央局对反“围剿”意见分吱；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钱壮飞虎口脱险，及时转送情报；周恩来镇定指挥，剪除了殃及全党的灾难
张国煮是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离去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只有向忠发、周恩来二人；另外，向忠发、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要相继撤离上海，进入各中央苏区、因此中央必须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为此，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举行常委会议，“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由于沈泽民已经进入鄂豫皖苏区，他的宣传部长一职由从苏联归来不久的洛甫（张闻夭）接任。
接着，周恩来通过钱壮飞等不同的渠道获悉，何应钦于3月27日下达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并于4月1日分四路大举进犯。其进攻路线如次：
第十九路军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主力由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由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六路军第五、第二十四、第八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第五十六师准备由建宁经安远汛相机会攻广昌。
同时，何应钦对这次“围剿”中央苏区还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因而他“在军事上，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点五公里、五公里或十公里，每前进一步，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大部队才‘向前推进；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个城镇，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地主豪绅政权）和‘守望队’（地主豪绅武装），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办法相配合，还派遣特务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扰乱红军后方”等等，给红军制订粉碎这次“围剿”的战略与战术，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看了上述情报之后，除去自己压力重重之外，的确也为朱德、毛泽东等前线指挥员捏着一把汗。因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兵力对比是六比一，且敌人装备优于红军许多；另外，江西中央分局至今还未报来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计划，这说明前线指挥员在制订战略的时候有分歧。为此，他把这份情报转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通过交通局立刻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等作参考，希冀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来。
周恩来从战略全局考虑，为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他在参预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在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红军苏区反对军阀第二次的进攻。这一任务，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同时，中央又致信闽粤赣特委，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苏区的后防，保障中央苏区的胜利”。要求“尽力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从军事政治方面坚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周恩来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把敌人极大限度地滞留在中央苏区的东、南两个方向。
周恩来清楚何应钦坐镇南昌，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司令部，位于中央苏区的北与西北两方。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长江以北，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严肃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同时，还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把已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的敌人分散或滞阻在南、东、北、西北诸方向，等于为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二次“围剿”之前，就减轻了外围的压力。
周恩来考虑到此次“进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多为冯玉样的西北军，为了便于从上层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借以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同时，迅速地发展北方的革命运动，洋决定派熟悉北方情况的胡鄂公、杨献珍二人，去天津发展政治情报工作。恰在胡、杨二人领任受命，刚刚到达天津之际，周恩来又惊悉，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再次遭到敌人大的破坏，省委的多数负责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胡、杨二人：暂缓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立即与曾任天津税务局长的刘少白同志联系，先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4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订的反“围剿”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去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来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不仅为“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而焦虑，更重要的是还考虑到中央近来向各根据地派去了很多同志，如与当地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发生意见分歧“可不是件好事”，一定会影响打破接踵而来的不同形式的“围剿”。为此，中央政治局于4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他认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了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他明确指出，“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事后追论，周恩来这一思想不仅对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派出的“钦差大臣”是一种制约，同时也从旁支持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当地的领导同志。自然，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也是一种支持。
然而，周恩来在处理、决策上述大事的同时，他时时都在关注顾顺章护送张国煮、陈昌浩的行踪。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依然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想到顾顺章的表现，以及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央特委成员之一，同时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并兼管上海与苏区的交通线。因此他知道党中央的事情很多，他有亲属多人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的一切机密、机关住地，他完全了解”。万一在西去武汉期间发生意外事件，那对党的危害可就太大了！随着时日的流逝，周恩来的心情越发焦急不安，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从上海到武汉往返不过五天，可他走了这样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国煮、昌浩安全到达目的地了吗？他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吧？”
据张国煮回忆：他是在顾顺章的安排下，由顾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先把他拉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扮作香港来的商人，然后于翌日凌晨3时登上那艘“野鸡船”。接着，他走进水手舱中，见到扮作他的伙计的陈昌浩，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溯长江而上，直驶武汉。由于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张国煮是贩鸦片的巨商，张国煮与陈昌浩就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将，且只输不赢，给同船的人造成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的错觉，故很顺利地驶抵武汉。
张国熹按照顾顺章的安排于傍晚6时下船，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上码头，在码头外的要道上，看见一位青年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张、陈投射了一个暗号，这个年轻人遂坐上一辆人力车离去。张国煮与陈昌浩也分别坐上人力车，跟着这个青年人的后面，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顾顺章住在日租界一条僻静街道的二楼上，他在这里接待了张国熹和陈昌浩。他告诉张、陈二人：“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也就是说，张国煮与陈昌浩至少要在汉日停留三天。由于这个地方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顾顺章又向张国煮说了一件张向来不知道的事情。顾顺章说他是有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接着他又对张国煮说道：“我看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去住，那是一个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怀疑。”
张国煮认为：“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夭内就会出事。我们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
最后，按照共同议定的一动不如一静的方案，张国煮与陈昌浩于8日上午8时，跟着从9豫皖派来的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坐上公共汽车向鄂豫皖驶去。
顾顺章于4月8日就完成了护送张国煮与陈昌浩的任务，他为什么还不回上海向周恩来复命呢？对此，同行的董健吾于1961年说过如下这段话：
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灭在公园里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臼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上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然。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候，友人问我乘何轮船？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阿福沿途还可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换洛阳轮的船票。
董健吾乘船东下上海不久，周恩来对顾顺章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顾顺章因在武汉新市场游艺场变魔术被叛徒发现，继而被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顾顺章是一位极爱出风头的人，又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当他完成任务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他就是在这种特殊矛盾的心情下滞留于武汉的。他在滞留武汉期间，以“化广奇”大魔术师的化名，公开在汉口表演大套魔术。为了扩大影响，以广招徕，他又在汉口的街头大贴广告。像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物突然在汉口出现，不仅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且也必然引起汉口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事有凑巧，顾顺章恰在马路上遇到了叛徒尤崇新。
尤崇新由上海调往武汉后，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他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徐恩曾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当侦探。自然，他的任务是搜捕中共领导人。另外，尤崇新早在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当尤在马路上见到顾顺章后，就暗示同行的特务跟踪，一直跟到‘世界旅馆’，立刻派人将顾逮捕。”由于顾顺章早有叛变投敌之心，故被捕之后立即叛变。
这一天是1931年4月24日。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是鄂籍国民党要人何成浚，为蒋介石分共排俄、促成张学良易帜等立有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知武汉三镇位处要津，平汉、粤汉铁路纵穿南北，长江横过东西，南接广州，北达北平，西入四川，东下上海，各种势力，尤其是贩运鸦片的青帮、洪门、袍哥等黑社会，不仅都在武汉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有着极其严密的横向联系。因此，他委任洪门头子杨庆山出任行营属下的侦缉处处长。1930年8月，徐恩曾打着调查科的名义，派亲信蔡孟坚到武汉，负责两湖地区的“铲共肃反工作”。何成浚当然清楚蔡孟坚不是自己的人，更知蔡的真正的领导是坐镇南京的涂恩曾。他为平衡与陈立夫的关系，遂委任蔡孟坚为侦缉处副处长。由此，蔡孟坚与杨庆山勾结一起，采用软化的自首政策收买共产党的叛徒，破坏和镇压武汉地区的中共组织。策反尤崇新即为蔡孟坚走马上任后的一大杰作。
是日深夜，杨庆山与蔡孟坚相继赶到侦缉处，提审被捕的顾顺章。在他们看来，或者说从经验出发，像顾顺章这样级别的共产党人，是很难变节投降的。因此，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静观顾顺章的表现。出乎他们所料的是，顾顺章一被带进室内，就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蔡孟坚闻声一怔，他看了看顾顺章故作镇静的表情，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作为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当然清楚各地对付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特务的负责人。另外，他还清楚武汉侦缉处杨庆山虽是处长，但与南京没有什么瓜葛，而副处长蔡孟坚却是徐恩曾的嫡系，如要与南京取得联系，只有利用蔡孟坚这特殊的身份。这就是顾顺章进门之后把处长杨庆山晾在一边的原因。他一见蔡孟坚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再一听问话的口气，已猜出面前这位少年得志的人就是蔡孟坚。故答说：“我当然知道，他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
“好，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故作莱鹜不驯的样子，从鼻孔里挤出一个“哼”字来，片刻后方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机密的情报须当面向总司令蒋公（蒋介石）报告。”
蔡孟坚一听顾顺章的口气征住了，一时不知这个阶下囚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顾顺章又补充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蔡孟坚听后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感到顾顺章越说越玄，究竟有多少底牌，他的心中没有一点数。他沉吟片时，说道：“我可以为你引荐行营主任何将军。”
在蔡孟坚看来，能让顾顺章见一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就是给了一个不小的面子，没想到顾顺章当即说道：“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
蔡孟坚望着一言不发的顾顺章，的确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与处长杨庆山议过之后，连夜向何成浚作了报告。
何成浚听后有喜也有忧。喜的是抓住了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而且还坦然相告，他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忧的是究竟是真还是假？万一顾顺章演的是一出诈骗剧，把他送到南京之后，在蒋介石面前再换作另一付面孔，他何以下台？想了一下，遂决定立即传讯顾顺章。
何成浚于4月25日清晨提审顾顺章。何是老牌的政客，为了试探顾顺章是真投降还是搞欺骗，有意问：“你有什么大的计划先不谈，先说说设在武汉地区的共党组织吧。”
顾顺章一听也明白了何成浚的用意是借以测试他投诚的真伪，遂当即“供出了我党驻武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以及红军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因此，这些机关遭到破坏，十余人被捕”。接着，他又重复说：“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指蒋介石），我将当面陈请。”
此后，顾顺章又一言不发，傲视何成浚与蔡孟坚等人。
何成浚通过上述事件，验证了顾顺章是真的叛变了共产党。遂结束审讯，指示有关部门向蒋介石、陈立夫发电，报告有关顾顺章叛变的情况。接着，他又于当晚派特务和一排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命令蔡孟坚于4月26日早上乘飞机去南京面陈一切。
蔡孟坚是徐恩曾派到武汉的耳目，像顾顺章叛变这样的大事不预先报告，等于是重大的失职。一旦蒋介石下令陈立夫，要徐恩曾处理解到南京的顾顺章的时候，被动中的徐恩曾是一定要获罪于蔡孟坚的。聪明的蔡孟坚为赶在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前报告徐恩曾，遂启用了徐恩曾随身携带的那本绝密的密码，连夜向南京发去了密电……
1931年4月25日是星期六。自然，好色的徐恩曾又借周末寻花问柳去了；钱壮飞也一如既往留在办公室里，为徐恩曾收发来自全国的密电。令他震愕不已的是，这一夜接连收到了发自武汉行营的六封密电，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钱壮飞暗然自思：是什么事情这样机密、又这样急呢？他当即取出已经到手的涂恩曾的那本密码，偷偷地把电报拆开，用心地译出了电文：
第一封电报：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浦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屯报：改用飞机解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送南京嫌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此消息不可让徐魁曾左右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其它三封电报内容略同。根据周恩来当年作出的规定：钱壮飞在南京破译的一切情报，都是通过女婿刘祀夫借去上海之便交李克农，再由李克农转陈赓，并由陈赓亲自面交周恩来。也就是说，钱壮飞与顾顺章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是知道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他的化名黎明的。他看了这六封电报之后，真是吃惊不小。如果让顾顺章的计谋得逞，党的中央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都会落在徐恩曾的手里。他当机立断，叫醒正在熟睡的女婿刘祀夫，向他扼要地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把已译出的电文抄了一份，双手交到刘祀夫的手里，表情严峻地说道：“你立即拿上这张纸条赶往火车站，搭乘今夜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定要找到克农同志，请他把这张纸条当即转给陈赓同志，要他亲自交到伍豪的手里。”
“是！”刘祀夫就像是得令出征的士兵，刚要转身离去，又看着显得异常凝重的岳父，不放心地问道，“我走后，您打算怎么办呢？”
“不要管我，只要天不亮，我就是安全的。”
“南京的家呢？”
“留给我来管！你赶快去火车站。”
钱壮飞送走女婿刘祀夫之后，他觉得心胸之中就像是灌满了铅水，堵得他喘不上气来，也透不出丝毫的光亮，真是沉沉心事连广宇啊！就说这宽大的办公室吧，他碎然感到满室的空气一下子全都凝固了，昔日那安祥的氛围变得异乎寻常的紧张，静静的长夜，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馨，突然之间变得格外清冷可怕。他下意识地走到窗前，驻步远眺深邃的夜空，望着那数不清的点点星光，陷入了凝重的沉思中……
钱壮飞十分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一亮，蔡孟坚就要乘坐飞机到达南京，只要他与徐恩曾一见面，再相携赶到码头，见到乘军舰来南京的叛徒顾顺章，党在国民党中央苦心经营的所有的机密均化为乌有，这对党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啊！同时，他和战友李克农、胡底等，从此也就结束了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这对他与他的战友而言是何等痛惜的事啊！少顷，当他想到敌人万一赶到刘祀夫的前面，按照顾顺章提供的情报进行搜捕……他惊得蓦地打住自己的思维，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他唯有一个愿望：开往上海的火车快些跑吧！刘祀夫早一点见到联系人李克农。
天就要亮了，他知道就要离开自己战斗过的岗位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涌上心头。当他想到自己撤退之后，留在南京的眷属的下场的时候，他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徐恩曾写了下面这封信：徐先生：
你我很好地相处了几年，感谢你从各方面给予的合作。今天我们只好分手了，行前还想和你说几句知心话：不要伤害我的亲友，否则，我将撰文公布你的一切内幕，其后果你是可以想见的。
天亮了，钱壮飞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去了……
刘祀夫于4月25日夜登上东去的客车，于26日清晨到达上海。他按着规定的接头地点来到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把钱壮飞破译的六封电报抄件交到李的手里。由于刘祀夫从未经历过这样严峻的事件，在转述钱壮飞的嘱托时显得有些紧张。
李克农为了使刘祀夫镇定自如地应付这一非常事件，很是严肃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
李克农与钱壮飞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当他看完钱壮飞亲自破译的这六封电文之后、一是感谢钱壮飞为党立了大功，再是很自然地为身在虎穴的老战友的安全担心。转瞬一想，他认为钱壮飞会处变不惊，虎口脱险的，遂又安下心来。
这时，刘祀夫提出要回南京，李克农几乎是本能地反对：“不，你留在上海，不能再回南京重入虎口！”
刘祀夫认为自己的身份并未暴露，再者他的妻子钱椒等人还留在南京，如果自己突然从南京消失了，就等于公然承认自己和岳父一样是共产党。结果，自己虽然可以安全无恙，但留在南京的亲属的下场就不可设想了！相反，他冒险回到南京，做出不知其事的样子，一时会被株连，但从长远看可确保全家无恙。
李克农听后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他几经权衡利弊，同意刘祀夫立即返回南京的要求。分别前，他紧紧握住刘祀夫的手，有些沉重地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李克农送走刘记夫之后，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万分紧急的六封电报送到陈赓的手里，再由陈赓转给党中央和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但是，今天——4月26口是星期天，不是他与陈赓会面的日子，按照严格的白区工作规定，他没有办法把这六封电报送到陈赓的手里。怎么办？他想到了江苏省委。最后，他终于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把这事关重大的六封电报交到陈赓的手里，并在当天转给了周恩来。遗憾的是，所有当事人都未记下转送这六封电报的过程，也没有人明确记述江苏省委是如何找到陈赓的，自然也没有人留下陈赓是怎样找到周恩来的经过。据聂荣臻的回忆，在他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还不知底情。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震惊不已！但他很快从震愕之中镇定下来。首先，他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接着，他又计算了转移中央机关、江苏省委等单位所需要的工作量。他不仅深知目前是党最危险的时候，而且还明白单靠中央特科的同志，是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转移任务的。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与敌人争时间、比速度。他决定调陈云等同志当自己的助手，协助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他又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同时，周恩来还作了如下具体的部署：负责转移中央系统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由陈赓、刘鼎等负责；江苏省委，由陈云负责；远东局，由李强负责；潜伏在淞沪警备区、工部局的内线同志，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项工作由陈养山协助陈赓负责。
紧急会议一侯结束，与会的同志就分头实施保卫党的安全的计划去了。接着，周恩来悄然转移到大中华饭店，在五0六室建立了秘密的临时指挥部。他独自留在指挥岗位上一边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于无声中扑灭这场殃及全党的灾难，一边又不能不时时发出这样的自问：“顾顺章到南京了吗？敌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4月27日是星期一，顾顺章才被敌人解到南京。当他驱车来到中央路三Q五号中央饭店，见到乘坐飞机先期赶到的蔡孟坚以后，低沉地说：“请通知徐恩曾先生，立即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
“为什么？”蔡孟坚愕然问道。
“钱是共产党，如果他已潜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
蔡孟坚听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有可能是顾顺章使的所谓缓兵之策，故大声问道：“你在武汉为什么不把钱匪的事告诉我？”
顾顺章是一位势利政客，即使他投降敌人，也要把手中的所谓王牌当作奇货，成为他向上爬的资本。在他看来，如果在武汉就把底牌合盘托出，不仅会成为蔡孟坚等邀功请赏、加官晋级的珐码，而且还会贬低他投降的作用，自然也会影响到他未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因此，他在武汉采取了拒绝回答一切问题的策略，并暗示蔡孟坚等人不要向南京发电报。时下，他已经来到中央调查科的大本营中央饭店，他认为时机到了，遂把手中的底牌亮出。
愚蠢的蔡孟坚等人绝对没有猜到顾顺章的上述用意，更不会想到向南京发出绝密的电报会被钱壮飞破译。当他明了这一切之后，在惊恐之余，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徐恩曾的身上了。他拿起电话向徐恩曾如实地作了报告。
好色的徐恩曾做梦也不曾想到钱壮飞是打入他身边的共产党，当他从妓院回到自己的家，收到蔡孟坚的电话后，惊得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当他作出决定，准备扣留钱壮飞的时候，用蔡孟坚事后回忆的话说：他得到的属下的报告是，“钱壮飞先日将我自武汉发出顾顺章被捕自首密电译出后即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当他发疯般地闯进钱壮飞的办公室，见到的也只是钱壮飞留给他的那张便条。为此，他吓得瘫坐在椅子上，好久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计，在哀叹之余，也只有借怒责顾顺章来排泄胸中的愤慈了！
蔡孟坚一看顶头上司徐恩曾的表情也慌了神，他也只有把顾顺章当作出气筒：“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当时说出有钱壮飞潜伏在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顾顺章为了减免自己没有预先报告钱壮飞真情的罪行，便向敌人建议：“我认为钱壮飞一定是乘火车去了上海，立即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有关的部门，重重封锁火车站，逮捕钱壮飞。”
徐恩曾认为顾顺章说得在理，火车再快也没有电报快，故又来了情绪，高兴地说道：“好！据值班人说，钱壮飞清晨才离开中央饭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达上海，只要他没和上海的共产党接上头，我们就能确保肃清计划的完成。”
顾顺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来，取笔写了几个字交给徐恩曾，说：“请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长江码头扣留建国号客轮，逮捕牧师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说。
“立即发报上海，逮捕李克农！”
“阿？！”徐恩曾惊得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也是共产党？……”
恰在这时，消息灵通的张道藩赶到了，当他听说顾顺章已供出：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中央调查科驻沪代表杨登滚是中共的情报人员，他很自然地想到这件案事与己有关，当即对徐恩曾、蔡孟坚说了：“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之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张道藩这句话的寓意，他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重用钱壮飞的罪责，另一方面不想因此而引起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他遵照张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陈立夫作了报告。
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中有名的政客，当然知道顾顺章在共产党营垒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也清楚蒋介石一旦获知此事真着，他在征得蒋氏的所谓处理方案之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如下实施计划：“为争取时间，我已经把顾先生（顾顺章）提供的共匪要人的名单、住址，全部电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军，请他立即派出军警宪特全面出击，不使一人漏网！请徐科长和上海方面保持联系。”
徐恩曾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陈立夫的忠诚，颇有些低三下四地答了一个“是”字。
“请张淮南等立即驱车前往上海，会同有关部门，坚决完成此次肃清计划。”
“是！”张冲答说。
“蒋总司令还指示我们，在执行此次肃清计划的过程中，还是要坚持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漏掉一人！”
陈立夫下达完命令之后，顾顺章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为了表示是真心投降，又主动请缨道：“为彻底完成此次肃清计划，请陈先生允许我随张总干事赶赴上海。”
“可以考虑，”陈立夫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但蒋总司令告诉我，如果他明天有空的话，想亲自召见你和蔡处长。”
顾顺章听后兴奋异常，他认为自己“攀龙”腾飞的机会到了，于第二天4月28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陈立夫拜见了蒋介石。令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生气的是，顾顺章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又大讲特讲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记述：
顾首先供出了上海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和向忠发的住址，接着供出我党在敌人内部工作的钱壮飞同志和潜伏在敌内的我重要关系鲍君一甫（即卿笠〕瓶少。多由钱看，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很多是钱供给中共的。我被捕一事，千万不能让钱壮飞知道，他如知道，一切都完了。”蒋介石当场大发雷霆，命令徐恩曾：“快把钱壮飞关起来！”徐则丧气地回答：“钱壮飞昨天就跑了！”
或许是陈立夫从旁把责任推到了顾顺章的身上，也或许是蒋介石感到再发脾气也与事无补，遂改变了态度，把这次召见变成了礼仪性的。对此，《钱壮飞》一文根据蔡孟坚的回忆写了如下这段话：
蒋介石虽然接见了他，但对他很冷淡，只是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坚）的话，事事与他合作，藉获带罪图功机会”。这显然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特务小嚼罗看待。
顾顺章这个叛徒或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对于蒋介石如此打发他这位自命“天子”的归降者颇感意外，所以他的内心有着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然而，当他稍许平静之后，又从市侩哲学出发，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的底牌，由于形势的碎变，在蒋介石看来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如何万能拿出足以使蒋介石重视的筹码呢？为此，他供出了挥代英同志，使得就要出狱的挥代英惨遭敌人的杀害。请看《浑代英》一文中的有关记载：
顾顺章……为了活命，除了将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密告敌人外，更首先供出挥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甲查对。
4月28日，王R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挥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挥代英劝降。挥代英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挥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将挥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智”字单人监房。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亲下手令立即将挥代英就地枪决。
4月29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着望着过道。
“’阿，代英！”难友们看到刽子手们押着悸代英走过来，热泪夺眶而出。挥代英神色泰然，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
“挥匪代英跪下受刑！”前来监刑的王震南嚎叫着。
“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浑代英严词拒绝。他面对黑暗阴森约监狱和国民党士兵们，发表了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
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动枪机。伪执官无奈，只得换一个姓宋的看守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