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代英临危不惧，振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枪声响了，浑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浑代英的栖牲，周恩来十分悲捅。对于浑代英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蒋介石得知顾顺章的口供之后，“立即布置了一个企图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派国民党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及党派组组长顾建中率领大批军警宪特，由顾顺章亲自带路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4月28日早上，敌人的大搜捕开始了。我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被搜查，党中央机关和电台被查抄”。由于周恩来坐镇大中华饭店五六室，抢在敌人的前面完成了党中央、远东局、江苏省委等机关、单位的转移工作，使得敌人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中央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党中央估计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后，很可能立即引敌人到上海参加破坏计划，“党即指示陈赓部署力量，准备在火车站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可惜的是，由于蒋介石的召见，顾顺章没有来，致使这一计划落空。
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虽然顾顺章向敌人供出董健吾乘坐建国号客轮，但由于董在武汉改乘洛阳号客轮，使得这位上帝的使者得以脱险，终于安全回到了上海。
周恩来见到董健吾的到来十分高兴，同时他也想到顾顺章熟知董的一切，故严肃地指示：必须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埠教堂中去讲经布道，待事过境迁之后，再回到上海工作。
董健吾奉命从上海撤离，在外埠教堂中隐蔽了近四个月，直到杨度先生谢世的前夕才又回到上海。
钱壮飞告别南京之后，驱车东下上海，他料到了敌人会在上海车站设伏，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前一站真如车站下车，化装混进上海。周恩来指示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等待党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向天津的胡底病夏迷归”，瞪不局势产夏。立即返回上海。由于李克农在沪熟人太多，周恩来命令他暂时隐蔽。就这样，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位深入虎穴的英雄，突然之间在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中消失了。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想到杨登流的安全问题，遂代表党立即派陈养山通知他立即转移。
当时，杨登流考虑到自己与张道藩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决定留守不走。陈养山也认为杨说得在理，遂对杨进行气节教育：“只要矢口不讲，国民党不敢对你怎么样！”
接着，陈养山等对杨登流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免除了杨的后顾之忧。
不久，顾顺章来到上海，引敌人逮捕了杨登流。杨的表现不错，没有供出他与党中央特科的工作情况。当敌人审讯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这样一句话：“我的事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诚如杨登流自己估计的那样，由于他和张道藩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敌人只关了他半年多，就由张把他保出来了。
周恩来虽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胜利地扑灭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投敌所引起的这场灾难，但是，他作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视这样严酷的现实：三年多以来在敌人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力量，绝大部分遭到了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难以存身。怎么办？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这批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赓、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必须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这就意味着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须进行改组。为此，周恩来历经深思熟虑，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及时地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的职务呢？周恩来与陈云等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从此，潘汉年完全脱离了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职业化的情报工作的领导人。
周恩来在完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改组之后，遂又实施安全转移原有的情报战线上的同志的工作。权且不论周恩来一一送别这些战友的时候那难以言述的情潮，就说在敌人眼皮底下把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但是，胆大心细的周恩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请看如下事实：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相继离开上海，他们绕道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出任局长；一年以后，钱又调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长征之后，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长征；遵义会议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31日，红军主力在渡乌江后途经息峰的时候，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后被敌人害死。胡底后转到鄂豫皖苏区，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煮分裂红军，被张害死在长征路上。李克农进入中央苏区半年之后，周恩来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从此，李克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工作，成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英雄。对于他们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勋，周恩来在李克农的悼词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道，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负责电讯机要工作的李强等也因同样的原因，于这年5月撤离上海，由党决定经天津、东北到了莫斯科，后回国参加祖国解放的工作，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他考虑转移的第一人就是陈。因为陈与顾顺章认识较早，早在1926年9月，陈赓就和顾顺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参威，一块在苏联远东地区滞留三个多月，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接着，他们二人又于1927年2月1日回到上海，并于年底参预组建了中央特科。从此，他们二人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近四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共同战斗的经历中，陈赓的事情顾顺章几乎全部知晓，就连陈赓的亲戚朋友顾顺章也全都认识。时下，顾顺章被捕叛变了，周恩来立即叫陈赓隐蔽起来。很快，陈养山在跑马厅旁边，原华安保险公司大楼的下边为陈赓租了房子。机警的陈赓选定了前后都有通道的一间房子住下，白天隐蔽，夜晚出来活动，协助周恩来工作。然而，上海认识陈赓的人实在太多了，加之他和许多特情关系都有所交往，一不小心就会出事。当周恩来完成“中央特委会”的改组之后，又开始考虑陈赓自上海撤退的事情。
陈赓是湖南人，自参加革命起就活动在大江南北，因此江南诸城市中都有认识他的敌人。换言之，陈赓不适宜在南国城市‘中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又获悉派往北平、天津的胡鄂公、杨献珍尚未开展工作，中共顺直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有很多被捕的同志极需营救出狱。周恩来决定派陈赓与陈养山等去天津，并明确交给他们如下三项任务：
一、营救被捕的同志，了解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有何办法可以援救；
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
三、清查叛徒的情况，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重，必须加以惩处。
陈赓接受任务之后，遂扮作商人模样，穿一件灰色的丝绸长衫，绸裤，布鞋，俨然是一位老板的派头；陈养山也是商人打扮，对外说是陈赓的帐房先生；自然，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就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娘了。他们一行乘船北上，经四天四夜的航行到达塘沽港，转乘火车安抵天津。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势下，不仅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而且还在重建“中央特委会”的同时，又把数以百计的领导同志撤出上海，安全地转移到各地去。面对敌人。尤其是顾顺章带头制造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以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活动范围不得不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工人，后叛变）四人，总书记仍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很少进行。为此，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仍然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工作。”正当周恩来自问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的时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送来了惊人的喜讯：
中央苏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向忠发被捕后叛变
历史的进程竟然是这样的难以预料：当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并滞留武汉期间，中央苏区中央局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反“围剿”战略，并在策略上也接受了毛泽东先打王金钮的第五路军的主张；当“朱德、毛泽东于4月19日命令各军、师分别由瑞金、宁都、石城地区，向苏区中部的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并于4月23日以前陆续到达指定地区的时候，顾顺章于4月24日在武汉被捕叛变了；当周恩来坐镇上海，指挥扑灭因顾顺章叛变而引起的这场灾难的期间，毛泽东指挥三万多红军在东固这个山区隐蔽了二十多天，以逸代劳地等候王金饪的第五路军的到来；当周恩来奉命改组“中央特委会”，并把陈赓、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等陆续撤离上海期间，毛泽东、朱德于5月13日晚，下达了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打响了！“从5月16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非常兴奋地写了这首有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袋何及！
正当党的白区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上海难以存身之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却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喜讯！周恩来从白区工作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感悟到：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时，他虽然还未认识到毛泽东逐步总结出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从中央苏区两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中看到：党的中央机关必须尽快地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为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周恩来在安排总书记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也赶往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在这期间，周恩来为了防止政治情绪不高、私人生活又很不检点的总书记出事，决定把向忠发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
或许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北方的顺直省委于6月再次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江南各省市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周恩来为了把白区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指示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设法隐蔽或转移，特别强调在香港的蔡和森一定要从香港撤退。
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于半个月中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对于蒋介石而言真是大丢其面子的事，因为他在5月12日召开的第四次国民会议上向中外宣告：此次用兵是一定能“剿灭赤匪”的！因此，当他听说第二次“围剿”仅仅半个月就失败了，大光其火、连骂几声“娘希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蒋介石看来，进攻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了，但是在上海却因顾顺章叛变取得了胜利，虽说这胜利令他并不满意。为此，他召见了何应钦与陈立夫：“从现在起，你们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不根除隐藏在大城市中的共产党，绝不罢休！不消灭农村的共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共匪，绝不眼目！”
何应钦对此心领神会。他在总结第二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同时，尽快向蒋介石提出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计划。
作为政客的陈立夫，也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意：能否再打一个像顾顺章这样漂亮的战役，一举歼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导人。可是，他心里十分明白：谈何容易啊！思之良久，便召来了顾顺章，十分客气地说道：“顾先生，蒋公对你指认浑匪代英十分欣赏，让我等对你优礼尤加。”
顾顺章是笃信“猫是不会给耗子拜年”这句俗话的。他一听陈立夫的话音，就清楚陈想利用他继续扩大所谓战果。他稍许平静一下，说道：“谢蒋公，谢陈先生。”
“顾先生，你还有什么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吗？”
‘有。”“是什么级别的？”“中共的大人物。”“谁？”坐在一边的徐恩曾迫不及待地问道。“蔡和森。”
徐恩曾听后喜不自禁地望了一眼陈立夫，出乎他所料的是这位顶头上司并没有他那突如其来的欢喜，依然是那样的严肃，他匆忙收起自己拌然而起的笑颜，静观陈立夫下一步棋的走法。
“顾先生，”陈立夫终于说话了，池扼要地讲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对蔡和森的一些看法后把脸一沉，问道，“像蔡匪和森这样重要的人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呢？”
“和森早已奉调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据我的判断，事发之后，周恩来已经通知他转移……”
“既然知道他已转移，你……”
“可我深知和森的为人，他是绝不会扔下广东的工作的。所以，我认为他还在香港，最多是换个住处。”
“有道理，”陈立夫点了点头，“顾先生，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抓到蔡匪和森呢？”
“若想抓到和森，非我亲自南下香港。可是我的身份……”
“不应成为你为党国立功图报的负担嘛！”陈立夫说罢看了看徐恩曾，以命令的口气说道，“徐科长，你立即派儿个弟兄，带足路费，陪同顾先生南下香港。”
就这样，顾顺章就像是一条不受信任的狗，在陈立夫派出的人的监视下南下香港，捕捉蔡和森去了。
蔡和森是一位视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他留下的名言是：“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偕再婚夫人李一纯等到达香港以后，“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在他不知疲倦的努力下，数度遭到敌人破坏的广东省委的工作又有了起色。
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除去英国殖民主义者外，大陆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黑社会，都在这里你争我夺，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们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又是一致的。因此，蔡和森在这个人鬼杂处的地方开展工作是很危险的。不久，他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本能地想到了党的损失；接着，他又收到了党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从香港撤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清楚自己因为职务的原因，与顾顺章曾长期在党中央共过事，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时下顾顺章叛变了，必然会对他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当蔡和森决定是去还是留的时候，他以不忍扔下广东的工作为由选择了留。就这样，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留在香港领导广东省委的工作。说到他的被捕，《蔡和森》一文做了如下记述：
这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的，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混等四人。
对于蔡和森同志的被捕，党中央，尤其是周恩来非常痛惜。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他依然开会研究了营救蔡和森的具体措施。党中央认为，只要蔡和森关在英国设在香港的狱中就是安全的。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国民党把蔡和森引渡到广州去。为此，通知李少石在香港筹足资金，争取把蔡和森从英国人的监狱中保释出来。
也就是在蔡和森被捕的同一天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该总结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病源。”在此总结中，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明确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该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都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
恰在这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继6月6日发表《为“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之后，又于6月15日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为消灭红军，要求全国同胞“勿存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诊之心理”，“勿存观望之心理”。并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挠，有进无退”。接着，蒋介石离开南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战略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组织为：“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这与三万多人的红军几乎形成了十比一。
就在蒋介石部署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陈立夫向他报告：顾顺章南下香港，指认并逮捕了中共领袖级的人物蔡和森。蒋介石当然清楚蔡和森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英国人在香港的法律，故有意地问道：“蔡匪和森从英方引渡过来了吗？”
“我正在通过有关的部门办理。”
“我的原则是：一、要快；二、为一户决，不怕花钱。一句话，绝不允许共匪采用同样的办法抢在我们的前面。”
蒋介石的计谋得逞了。据史记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香港英国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在两小时前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了”。真是苍天无眼，或有意残害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啊！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蒋介石偕夫人游庐山，又意外地受到王亚樵属下暗杀未遂，虚惊一场。更为可笑的是，多疑的蒋氏竟然认为这次谋杀一定是共产党所为。接着，他收到了广东陈济棠的密电，大意谓：蔡匪和森业已引渡到广州，请示处理方略。他当即指示陈立夫：如归向中央，可解回南京；如冥顽不化，就地处以极刑。
蔡和森在广州的监狱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但他一直横眉冷对，没有暴露任何党内的情况。“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哭泣。他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敌人见蔡和森如此刚烈，遂对蔡和森执行了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死刑。请看《蔡和森》一文的记述：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于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将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把几颗铁钉摆在他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威胁、恐吓。蔡和森无私无畏，宁死不屈。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约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蔡和森的牺牲，党和人民十分悲痛，并且深切地怀念他。他的战友毛泽东曾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难过地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真是祸不单行啊！就在蔡和森同志英勇就义的前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被捕叛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向忠发原本是武汉码头工人，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下投身革命，一度被选为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机械强调出身的指导下，向忠发在党的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的总书记。在他出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三年期间，并无多少独立的建树，相反却成了党内错误路线的推波助澜者。如在李立三主持工作的时候，他跟着李立三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前后，他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又成了米夫的应声虫，并主动地把手中的权力让给王明。他不仅未能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中国革命服务，相反在生活上腐化了。他虽然年近半百，且家有发妻儿女，却与一名妓女杨秀贞公然拼居，在党内的影响很坏！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忠发，通知他搬到一栋楼房里。他借口工作需要，再次把饼妇杨秀贞带来同住楼下。为了谨防乱中有变，工作细致的周恩来又调来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和女儿远志住在楼上。当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周恩来唯恐出事，又把向忠发一个人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外出。
向忠发的灵魂早就变质了。这些年来，他在与妓女杨秀贞饼居的过程中，完全被杨的色相迷住了。就在他单身移居周恩来家中的期间，他也难以割舍分别之苦。因此，他每天焦躁不安，食之无味。一天，周恩来告诉他，去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全都安排好了，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到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公然提出在他从上海撤退之前，必须见饼妇杨秀贞一面。
周恩来当即否定了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并郑重指出：顾顺章介绍给杨秀贞的女佣虽已解雇，顾顺章却已指使她跟踪向忠发和杨秀贞。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的一件衣服还未完工，这个女佣知道杨秀贞要去取衣服，每天在裁缝店守候。杨秀贞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阔商”。她照常去裁缝店取衣服。那个女佣一直跟踪到她和向忠发的新居即他们和陈琼英合住的楼房。幸好向忠发已搬到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次盯梢被我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立即报告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告诉向忠发，为了甩掉这个女佣的盯梢，他已经让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黄阶然接陈琼英和杨秀贞至静安寺附近一家旅馆住下。最后，周恩来严厉地对向忠发说：“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向忠发沉吟片刻，突然把头一昂，厚着脸皮说道：“把话说白了，行前不见秀贞一面，我就不去中央苏区。”
“为什么？”周恩来震惊地反问。
“我……这样偷偷地走了，实在对不起她”
周恩来很少与这位党的总书记变脸。但是，他一听向忠发这无党性原则的理由‘，碎然变色，非常严厉地说道：
“忠发同志，那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党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和森同志和代英同志吗？”
“可我和她……”向忠发慑懦了，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咳！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理解！”周恩来断然地说道。
周恩来在家里办公，或约有关同志谈话，邓颖超是很少插话的。这天，听了向忠发的理由之后她真有点生气，于是插话道：“老向同志，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要这样婆婆妈妈的。”
6月21日晚，周恩来与邓颖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呆在家里，干万不要出去。向忠发听后似有情绪地答道：“放心，我哪儿也不去！”但是，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走出家门不久，向忠发趁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还有临时搬来同住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在室内做事的空间，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溜了出去。接着，他又偷偷地向陈琼英与杨秀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事有凑巧，向忠发走进这家旅馆之后见到的是陈琼英，显得很是不自然。陈琼英十分警惕地间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就要出远门了，来和秀贞辞行。”向忠发撒谎道，“我嘛，只呆一会，就走。”
陈琼英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她是不能随意向党的总书记问个为什么的。再者，她认为向忠发的到来，是一定经组织批准的。因此，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向忠发引到杨秀贞的住处。但是，午夜的钟声敲响了，陈琼英发现向忠发还留在杨秀贞的房间里，她不得不敲杨的门，催促向忠发尽决地离去。出他所料的是，向忠发却在室内说：“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党组织交给陈琼英的任务是看好杨秀贞，因此，她内心虽然有情绪，也只好任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此鬼混一夜。诚如周恩来所担心、所预料的那样，向忠发在6月22日清晨离去的时候，就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出事了。原来，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向忠发经常到这一带来办事，对这里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向忠发时常到这里租用轿车，与“探勒”汽车行的部分员工是相当熟悉的。其中一位叫叶荣生的会计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认得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夭天有某某检举共产党要人立功、受奖的报道，叶荣生为利所驱，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属下的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敌人许他事成之后，赏他一大笔钱。
6月22日清晨，向忠发告别与之饼居的妓女杨秀贞走出旅馆，大步踉跄地向“探勒”汽车洋行走来。叶荣生远远一见就认出来了，暗示卧底的特务准备动身。特务一看向忠发那大老板的派头生怕抓错了不好向上司交帐，故不敢贸然动手。叶荣生悄悄告之，向忠发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这样，当向忠发走到“探勒”汽车洋行门前之后，叶荣生打了一个呼哨，“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蜂拥而上，把向忠发抓进汽车，押送到善钟路趣捕房”。接着，陈琼英、杨秀贞被捕；设在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党中央秘书处机关被敌人破坏，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都被捕。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向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王明建议，商量营救和对策事宜。政治局紧急会议在王明住处召开。由王明主持会议，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营救方案。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营救方案，并通知有关机关暂停活动，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次行动。
有关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邓颖超传》一书做了如下的记述：
向忠发被捕后，特科工作人员很快从敌人内部知道了确切的消息。下午，特科工作人员赶到周恩来住处报告。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立即出外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这天上午，邓颖超曾到戈登路恒吉里党中央秘书处机关，去看烈士张采真的妻子苏才，约定晚上到她那里吃晚饭。邓颖超虽已得知向忠发被捕，还不知道他立即叛变，已带特务去过这个机关。下午4点多钟，她仍按照约定去。到了后门附近，看见苏才所住亭子间窗户上放的花盆不见了。她知道出事了，立即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
她实在不放心周恩来，冒险回到原来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便进了家门。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便撤回来了。
他回到家里，见到邓颖超。两人销毁了所有文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地方，赶紧分别转移。这时已是6月22日深夜。邓颖超劝母亲和同住一起的夏娘娘和她一起走。两位老人说，情况紧急，你快走吧。我们两个老人只是家属，敌人来了也不会把我们怎样。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也非常重视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他听说某某被捕叛变的消息，他从不轻易表态。他的原则是：在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能把被捕的同志当叛徒看待的。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相信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的事实。一方面，他请有关的同志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取证，另一方面，他于6月23日晚上“亲自来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后窗户。他看到，后窗户的窗帘拉开了，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杨振德和夏娘娘发出的信号。周恩来晓得，家中出事了”。到这时，他不得不痛心地黯然自语：“向忠发确实叛变了。但是，他是怎样叛变的呢？向敌人供出了哪些党的机密呢？”
周恩来设法搞到故人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以解心中疑团；杨饱安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向忠发参加革命是受时代潮流裹挟的自发行为，绝非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觉行为。中华民族历代的革命志士是讲气节的，文人是重名节的，换言之，民族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名节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历来颂扬苏武、文天徉等民族英雄，贬斥秦桧一类民族败类。然而，向忠发、顾顺章等都是一些没有气节的江湖游民，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取权力和地位，并进而借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个人享受。因此，向忠发被捕之后，绝不会像彭湃、挥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样视死如归、悲壮就义，成为中华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顾顺章之后叛变投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推行的唯成份论是何等的荒唐啊！
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后，他也存有像顾顺章一样的心理：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共产党的核心机密，当作向国民党上层邀功请赏的筹码。所以，他没有先引敌人搜捕周恩来等一些中共核心领导人。他首先供出的是陈琼英和杨秀贞，并引敌人来到旅馆逮捕了陈、杨二人；接着，他又在敌人的压迫下供出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党中央秘书处，使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被捕。
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时任警备司令的熊式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中共领导人是不会真的叛变的。因此，他指示属下：如果向匪忠发愿意归向中央，就让他协助我们把周恩来等一批“共匪”要人缉拿归案；如果顽固不化，我也不会亲自审理这一案件了。接着，他立即电告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向忠发在沪被捕，请示处理方略。
向忠发认为向敌人献媚的时机到了，他通过审讯人员向警备司令熊式辉坦承自己的身份，并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接着，他又亲自带领敌人赶来搜捕。幸亏周恩来、邓颖超已转移，住处只剩下杨振德、夏娘娘两位老人。由于夏娘娘在此之前坐过牢，特务一见便说：又碰到你了。“杨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敌人残忍地打了她们，没有把她们抓走。”用顾顺章的话说：“带走了她们二人，就等于切断了和周恩来、邓颖超的联系。我们要把她们留在这里做钓饵，让周恩来、邓颖超上钩。”
但是，对于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上述所作所为，周恩来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说也仅仅是推测、怀疑而已。自然，推测与怀疑是不足为凭的，更不能当作给党的总书记做结论的依据。因此，他依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向忠发。
也就是在向忠发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通过潘汉年等关系完全掌握了这一情况。时下，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只要没有抓到向忠发叛变的确切证据，就得继续设法营救。然而，如何继续营救向忠发呢？这又成了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难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要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无权做出裁夺的，司令熊式辉是一定要给蒋介石拍发密电，请示处理意见的。而蒋介石一旦获知这样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辉派专人把向忠发押解南京的。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命令潘汉年等除随时报告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要潘汉年侦知向忠发何时押解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起解，并派有多少武装人员护送等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计划组织武装力量截囚车，救向忠发脱险。同时，潘汉年也清楚：若想获知向忠发起解南京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必须先要知道警备司令部审讯向忠发的详细情况。很快，他通过内线获悉，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向忠发已投敌叛变了。
周恩来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还是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认为在没有拿到敌人的审讯记录之前，不能轻易定向忠发为叛徒。他认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如此快地结束审查，说明对向忠发的审讯是例行公事的审间，一侯收到南京最高当局的处置意见，即解往南京收监，再行审问。因此，他依然指示有关的部门和同志，继续侦询起解向忠发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做好武装解救的准备。
就在这当口，周恩来又突然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他于震惊之余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向忠发被捕之后叛变了，敌人为什么还要下令枪杀他呢？如果说向忠发没有投敌叛变，那为什么党的机关，乃至于他自己的家会被敌人搜查呢？因为这些党的秘密机关——自己家的住址只有向忠发才知道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要解开这一谜团，唯有尽快地搞到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为此，他指示潘汉年等：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要尽快地搞到敌人的全部审讯记录。
潘汉年终于通过内线的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敌人之手抄出来的全部审讯记录。
周恩来当即审阅了向忠发叛变后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叛变的影响，也清楚党一旦做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结论的分量。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不得不自我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等：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等很快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并不知向忠发已经叛变；远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浑代英、蔡和森的表现，他认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决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示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熊式辉没有再过问此案的详情，遂按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新政学系，和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系的特务徐恩曾、张冲等人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组织。
向忠发被捕叛变给上海的地下党中央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得本以改变工作方法的党中央继续开展工作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但是，周恩来是一位视党的工作为第一生命的人，加之他历来把同志的安危放在自己之上，所以他于艰难之中还在考虑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安排其他难以在沪存身的同志向苏区转移。
潘汉年过去在文化战线上做领导工作，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虽说他最近调入中央特委会，接替陈赓的工作，但由于向忠发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继续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险的。周恩来与陈云等商议并商请中央同意，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接着，他又要求潘汉年行前把一些重要关系移交给可靠的同志。对此，夏衍做了如下回忆：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约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念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话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了。”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位长者就是杨度。但是，在当今所有解读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时代久远，错误理解为潘汉年在1933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转交杨度这一情报关系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度先生1931年9月14日就驾鹤西去了，他怎么会在谢世两年之后再复生呢？显然是把年代搞错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又决定潘汉年继续留沪从事情报工作，并陪着周恩来于夜间向杨度的遗体告别。
党中央决定周恩来立即转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还得关心这位对他有着种种看法的王明的安全。据史记载：在这期间，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居住，当过数天的当代的张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间，不是与当代崔莺莺谈情说爱，而是与妻子孟庆树为了安全问题经常拌嘴。善写打油诗的王明还留下了当年写的这首小诗《尼庵小住》：“警犬见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中央特委会虽然全力保护王明的安全，可胆小的王明却总害怕有杀头的危险。他的恩师米夫在完成了来华的主要任务，即把王明捧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之后，尚未看见这些得意弟子如何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就接连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投敌的事情。这位洋太上皇还是很识时务的，他为了自己不在上海落入蒋介石的特务之手，遂提出回国复命。就在米夫秘密回国的前夕，王明公然向他提出，希望恩师把自己调往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对王明的这一要求当然心领神会，答应回到莫斯科之后向国际汇报，由共产国际下令调他。
蒋介石不仅深谙有军就有权的传统的治国之术，而且还十分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集结强大的兵力，继续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一举消灭日渐壮大的红军；另一方面，他利用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大造舆论，希冀动摇、瓦解白区地下党，尤其是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的电台、报纸天天都在报道：某某地方的共匪被国军消灭，某某中共要人弃暗投明、归顺中央。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有意利用一些共产党的败类、软骨头大作文章，在社会上的确造成了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人相继离开了党，还有一些败类卖身投靠蒋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使得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相继落入敌人的魔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其中，对周恩来震撼最大的是杨饱安等同志的被捕。
杨饱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八七会议之后，由于瞿秋白等犯“左”的错误，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致使杨安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撤销其中央监委，并且一直未给予平反。可是，他依然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党工作。1929年，“由于党的印刷所遭破坏，杨鲍安被捕。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鲍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袍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八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仍留中央机关工作。同时，他还借翻译马列主义精典著作宣传正确的革命理论，并把不多的稿酬填补家用。1931年，杨艳安一家住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二○四八号。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印刷机关，“他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还以中国互济会的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为党培养和训练干部”。是年7月25日清晨6时30分，病中的杨鲍安突然在家中被捕。他被捕时的情景，执行逮捕任务的国民党特务黄凯曾做了如下交待：
黄埔第四期胡某，写了一封密信给蒋校长，说他现在政治觉悟了，愿意全力击灭共党，开了很多CP机关与各要人个别住址。蒋介石密令陈立夫，陈立夫和徐恩曾交给我办……在我们派人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于倒马桶时间冲入杨先生小搁楼时，杨正在卧病（肺病二期），真是贫病交迫。杨的夫人正预备去火柴场做工，一群小儿女都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位七旬老母，统统跪在警备车大轮下要与杨先生同死。杨上车时，小儿女牵衣，老母哭抱，真是惨绝人寰。多年之后，杨饱安的儿子杨明也做了如下回忆：
那一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冲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鲍安。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亲给他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溃，看着他被特务押走。这一走竟成永诀！杨袍安被捕不久，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周恩来就知道了，他当时就想到“杨袍安一家人口多，生活异常困苦，七个孩子有三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迈，妻子身体也不好。为弥补家用，减少党的开支，除了工作，他平时还要帮助家里人推磨做米糕，让他年迈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时下，杨饱安被捕了，这一家妻儿老小将如何生活呢？周恩来当即指示有关的部门：无论党有多大困难，都要把杨饱安一家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通过有关的内线弄清了杨鲍安被捕的原因：时任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与杨饱安相交素笃，二人不仅经常往访深谈，而且还时有诗文唱和。在革命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这位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却犯了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俗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可罗绮园却偏偏与还是共产党员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务黄凯交待的胡某）的妻子关系暖昧。诚如黄凯所交待的那样，胡章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当他决定向蒋介石写信投诚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罗绮园、杨袍安等人供了出来。结果，就造成了杨饱安等十六人被捕。
杨安等人被捕之后，先关在汇山捕房，第二天，即7月26日，被移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审理。当天即过堂，他化名陈君复，别无其他口供。7月27日又第二次被审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来员向法庭出示一张照片，指认陈君复就是杨饱安，是南京来文指名逮捕的共产党要声要求引渡。法庭简单地讯问了杨鲍安后，当即同意引渡。杨艳安就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南市白云观的侦缉队关押。
周恩来知道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云观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观，观中的茅山殿为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占用，是敌人对政治犯刑讯逼供的地方，被称为鬼门关。所以，当周恩来获悉杨鲍安被引到此地之后，他又为病中的杨饱安的身体担心起来。但是，当他想到杨袍安当年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又认为没有蒋介石的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不敢轻易对杨饱安用刑的。这样，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许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想到杨鲍安与何香凝与宋庆龄渊源流长的革命情谊，遂指示有关人士通过关系拜见何香凝与宋庆龄，请她们二位出面营救杨饱安。
很快，周恩来收到了有关人士的报告：何香凝与宋庆龄已向蒋介石上书，请求释放杨袍安。可她们收到的蒋介石的回答却是：杨鲍安是党国元老，由他亲自过问此案。
对此，周恩来认为：一、蒋介石采取这种暖昧态度，是为了巧妙地答复“二夫人”的上书；二、蒋介石深知杨鲍安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能把杨饱安由共产党中争取到国民党中来，其影响将是非常大的。进而，周恩来又推论：既然蒋介石想亲自利用杨袍安大作文章，就其常规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杨鲍安解往南京进行劝降的。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杨袍安起解的时间、地点与路线，并做好武装解救的一切准备。
对此，史家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杨饱安解往南京呢？事后分析有两种原因：一、在蒋介石等人看来，上海地下党中央历经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之后，全面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亲自出面劝降，杨鲍安也会识趣转向的，因为蒋氏一向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的。二、蒋介石在历经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之后，他认为“剿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转向农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红军。恰在这时，他正坐镇庐山，亲自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没有可能为了杨鲍安案事，由避暑胜地庐山回到赛火炉的南京受罪。但是，蒋某人是绝不会放过杨鲍安被捕这个机会的，遂决定通过其他途径对杨饱安进行劝降。
由于历史本来就是复杂的，再加之案事久远等原因，所以有关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劝降杨鲍安的经过就有了各种传说。为向读者有一个较全面、正确的交待，现摘录两种有关的回忆如下：
杨饱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
（摘自《杨鲍安传》）
杨艳安因为在国民党内也甚有影响，敌人又想收买他，所以未曾对他用刑。杨饱安被关押在侦缉队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谈话，做劝降工作，均遭到严词拒绝。敌人劝降不成，又进行威胁，杨饱安慷慨地宣称：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在押的同志无不为杨鲍安的为人和他对党的忠贞而感动，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称他为杨铁人。
关于敌人对杨饱安的劝降问题……我们访问了曾经与杨饱安同案被捕，并关押在白云观侦缉队同一间牢房的胡向荣（当时化名周仍初，在互济会工作，因年龄小，被判刑二年半，后释放），他说，杨饱安关在侦缉队时，曾三次被敌人叫出去谈话劝降。第一次是熊式辉，第二次是吴铁城，第三次是吴稚晖。每次谈话后回来，杨饱安都和同牢房的同志讲述谈话的经过。同志们对杨鲍安都非常尊敬，连看守也都说杨先生不怕死。至于蒋介石派人劝降一节，当时执行逮捕的特务黄凯，也有如下讲述：“杨先生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其为家庭为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但被杨先生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鲍安，杀不尽千万个杨饱安。接着我就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软禁，因为杨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时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是陈果夫的上级，陈果夫也颇赞成。”
（摘自尤亮 张先根合著《关于杨鲍安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杨鲍安在狱中的斗争堪称是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当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时，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忍着极大的悲愤给家人传信，述说临终前的嘱托。据史记载：他在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别嘱咐，千万不要把家中的缝纫机变卖了，那是全家今后活命的工具。
杨鲍安在侦缉队被关押十多天后，蒋介石因数度派人劝降失败，一怒之下，下令处决。接着，杨饱安被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8月的一天晚上，杨鲍安未经过任何的审判手续，被秘密枪杀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同时被枪杀的共有八人。”杨饱安不仅是革命家，而且还是诗人，当他获知自己就要行刑的时候，即兴写了一首绝命诗，向着狱中的难友大声咏诵：慷慨登车去，相别一节全。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潜然。
对于杨袍安的死，周恩来十分悲痛。就是到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山城重庆还亲自背诵过上述那首绝命诗，借以“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饱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就在杨饱安遇难的前后，因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艰险，致使周恩来很难及时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信件，他只是通过敌人的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为此，他这位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书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苏区做好了反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了吗？”
以三万对三十万，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杨度先生病魔缠身，悲愤交加，驾鹤西去；“九一八”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周恩来告别上海，前往苏区
蒋介石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时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等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前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于7月1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
蒋介石迅然用兵这一着的确出乎红军所料，就说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也不曾料到敌人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就会这样快发起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的指挥员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等等，决定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的同时，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于7月4日发布动员令，并紧急通知各级党部：（1）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 （2）迅速整顿各地方武装’;（3）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4）立即实行苏区戒严；（5）对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6）立即坚壁清野；（7）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迅速撤退，这就等于中央苏区失去了敌人“进剿”中央苏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碎然准备迎战的红军就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说明无论是远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还是在前线指挥反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都会深深地为失去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人员而惋惜。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为营救杨袍安而操心的时峨蒋介石于7月底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他当即下令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当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并做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是，当红军实施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的时候，却又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翼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进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返回高兴好，另寻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