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会的发言，也是可以想见到的。最为荒唐的是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可是王明等人却不在此限制之列。这又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反对。说到具体发言，也是可以想见到的，无论是王明宗派集团的多数成员，还是罗章龙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者，都是重复他们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意见。所不同的是，四中全会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相互攻评的场合。当然，也有像何孟雄这样比较实事求是的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这是进步的”。继而又指出秋白“对于目前时局的任务没发挥这是缺点”。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虽然同属王明宗派小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但他对王明的一些做法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王明党性不纯，“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是他一贯的“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他这篇洋洋数干言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用意的话，那就是通过他这位共产国际权威人士之口，变相地说出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请看：
米夫为了达到轰瞿秋白下台的目的，在会上公开指责三中全会后的领导：“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他这样露骨批评的终极目的，就是告诉与会者：一定要把瞿秋白从政治局中赶出去。
米夫为了把王明等人拉入权力机关，借批评瞿秋白高抬这些弟子。他颇有情绪地说道：“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禹、沈泽民……他高度“赞扬”王明他们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
米夫为了把何孟雄等排除在四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之外，他以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言语批评何孟雄。说何孟雄“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对立三路线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被完全放在了“被告”席上。罗章龙等人公开“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由于十八人不同意，只有六人同意，才没有被通过”。这一方面说明了周恩来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说明罗章龙等人的动议不得人心。由此，米夫也更加证实了他提出的“赶瞿留周”的方案是正确的。正如他在结论中讲的那样，对“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政治家都懂得，发言是为夺权造舆论，选举才是真正的夺权。因此，六届四中全会的选举则成了各派争吵的**。诚如前文所述，米夫等在会前已经拟好了如下这个名单：
1．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罗迈、贺昌；
2．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韩连会、工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3．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陈绍禹、王克全、刘少奇。
上述名单一公布，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就群起而反对，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单，简单地说，不仅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全部拿掉，而且也把王明、沈泽民排除在外，清一色是他们一派的人。争论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付诸表决。结果，罗章龙等人占少数，米夫的方案获得通过。
当时，罗章龙愤而起身，威胁道：“如果按照你们的名单付诸表决，我将以退场抵制！”
对此，米夫也来了火气，严厉地说道：“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绝不允许的！”
结果，米夫预先拟定的名单以简单的多数获得通过。
在这场争权夺势的吵闹中，周恩来只是一位暗自生气的旁观者，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方。但是，当以举手表决通过了米夫等人提出的名单之后，他以公心向大会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米夫听后当即表态否决了，因为他清楚周恩来指的是何孟雄等。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政治局于1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与米夫十分清楚，这是把王明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同时，他们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又亲眼看到了王明在党内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时下，罗章龙、何孟雄等还在下边积极活动，不仅要推翻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而且还要把王明，甚至米夫都要拉下马，如果一步把王明推到权力的极点，一定会引起更大的逆反行为。他们经过审慎研究，米夫躲在幕后，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周恩来自然清楚这一提议的真实用意，为了确保党的实权不落入王明之手，他当场反对，并作了如下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这一提议，王明暂时没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煮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总书记一职仍由向忠发担任。
周恩来虽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并坡选为三人常委之一，但是党内的领导都清楚，继任总书记向忠发没有多大的工作能力，另一名入选的常委张国燕才奉命回国，尚在路途之中，因此，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担子仍然由周恩来挑着。与四中全会以前所不同的是，已进入政治局的王明仗着米夫这个“太上皇”，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把手伸进了中央常委，一步一步地促使总书记向忠发成为他的代言人，且窃取了党的最高权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由此可见，六届四中全会近似一场闹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任何积极意义。事后，刘少奇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作的这段结论是公允的：“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作为一位政治家，深切地知道，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是难以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他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留在中国一天，一切重大的问题都由他决定。换言之，中央政治局处理任何问题，事先都必须请示他。另外，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高足，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大事，王明必然先于政治局知道米夫的态度。如此一来，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格局：米夫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王明是米夫这个“太上皇”的传令官，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毫无主动权的办事机构了！再者，周恩来十分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派别活动频繁，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当周恩来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自间该怎么办的时候，又获悉已正式转正为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坚决反对他的何孟雄等展开无情的打击与批判。
正当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又获悉：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在罗章龙的领导下，于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11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很快，周恩来收到了这份反对四中全会的纲领性的文件，他认真地逐条研读，分辨是非。
但是，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并悍然成立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一个“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等等。这样的做法是分裂党的行为。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大局，同时也为了挽救罗章龙等己经走到自绝于党的边缘的同志，他代表党中央与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四天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等对周恩来的劝说和正告置若阁闻，继续沿着分裂党的路走下去，终被党所抛弃。
与此同时，米夫为了慑服反对王明的代表，于1月13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反对王明上台的同志开会，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他还严肃地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米夫召集这次会议，不仅增加了反对王明派的人对米夫的反感，同时也加重了每一个反对王明的同志的精神负担。为了研究所谓对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决定，1月17日在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开会。
恰在这时，陈赓等从内线获悉：投敌变节者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有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听后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各单位相互联络，必须严格遵循白区工作原则；要调动一切力量，设法尽快地查出投敌变节者。另外，由于设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与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从客观上势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而，周恩来又指示陈赓，通知王明，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获党的机关；同时，也请王明转告仍然隶属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敌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土明作了通报。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极其严峻的事件根据刘晓的回忆，王明在江苏省委不止一次地诬蔑何孟雄，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牵连。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1月17日，正当何孟雄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对策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会议尚未结束，陈赓等快步走进，严肃地报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位同志在东方旅社被敌人逮捕了！”
“知道是谁出卖这些同志的了吗？”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还没查出。”陈赓答说。
“一、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二、一定要尽快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何孟雄和左联五作家被捕遇难；鲁迅极度悲愤，周恩来尽力营救；王明雪上加霜
陈赓通过内线很快搞清楚：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鲁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左联的知名作家。为此，周恩来请陈赓找来负责左联工作的潘汉年，让他转告冯雪峰：请冯立即向鲁迅先生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并请鲁迅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设法营救这五位曾受过他恩泽的党员作家。
当鲁迅由冯雪峰的口中获知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青年作家被捕的消息后，其悲愤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他当即表示：“雪峰，请一告朋友们，我会忍住悲哀与愤怒，和你们一起营救他们的‘”
抉着，上海工部局决定公开审讯何孟雄等，鲁迅先生请朋友代为请大律师张横海出庭辩护。由于一个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苏联留学时的女友）在幕后指认被捕人员，因而当工部局宣读完所谓罪行之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强行要求引渡，致使张大律师孤掌难鸣。
对此，鲁迅先生唯有怒指苍天了！同时，他清楚国民党监狱中的规矩：既然殷夫、柔石等人已经工部局转到中国的监狱，按照规定，被捕人员的亲人就可以探监了。他历经深思熟虑，又对冯雪峰说道：“如果你们有办法和狱中的人取得联系，请带去我的致意。另外，如果他们可以和狱外的人通信，请他们给我写信来，我会帮助他们做些事情的。”
“不行！”冯雪峰断然地说道，“这对大先生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们为了苦难的祖国的明天，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刚好半百之人，还怕什么危险嘛！”
“大先生的确是很危险的，朋友们让我转告您：必须立即从这里搬走，暂时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声。”
“为什么？”
冯雪峰望着震愕不已的鲁迅先生，沉重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柔石在明日书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明日“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店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时是1931年1月16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
鲁迅先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大思想家，在他的身上绝少有热血青年所具有的行为。当时，他听后的直感是：“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他事后曾说：“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桨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当天夜里，“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
鲁迅先生接受党组织的劝告，暂时躲在一个客栈里避难，但是，他还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被捕的同志。
与此同时，顾顺章、陈赓等人在获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何孟雄、林育南等之后，遂又在半路上设伏，以武力解救这些被捕的同志。遗憾的是，狡猾的敌人也许想到了“熟路生非”，突然中途改道，致使这次武装解救失败。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到龙华监狱不久，陈赓就通过内线查到了出卖这些同志的叛徒是王掘夫——当时改名叫唐虞。案发原因有二：其一，在他管理党的财物期间，被李立三查出有贪污行为，当即把他调离工作单位，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其二，诚如前文所述，他在留苏期间的女友被捕，与侦缉队刘队长有染。也就是在蒋介石上次来沪不久，王掘夫向蒋介石写信邀功的同时，还向工部局告密。由于在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周恩来严令加强保卫措施，使得敌人没有得手。不久，王掘夫与她的女友利用拥护罗章龙等派观点的办法，从内部获悉何孟雄等人将在东方旅社召开会议的消息，遂化装打入会场，终于导致与会的全部同志被捕。更为可恨的是，他又利用所谓“卧底”的办法，又在会后抓获了一些同志。
‘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指示：“陈赓同志，请把王掘夫叛变一事通知王明等同志：王掘夫是他们留苏时的同学，要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一切联系；再者，何孟雄等同志隶属江苏省委，要他调动省委的力量，协助中央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
然而，王明在何孟雄等被捕前后又做了哪些事情呢？请看刘晓同志如下的记述：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话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注：这时潘汉年尚未调入特科）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有一次他说：根据现有材料，这次大破坏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被捕者中间出了叛徒；另一个可能是由于文化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主义习气，使得国民党特务有机可乘。
王明为什么不说明叛徒即是他留苏时的同学王掘夫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嫌。当中央特委会完全掌握了王掘夫叛变投敌，并出卖何孟雄等的情报之后，他在即将出版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中，又有意加进了如下这段话：
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他公开地方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掘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坏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亲信韩连会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明写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罗章龙派的人，避开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这段文字栽赃罗章龙等人，回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问题上的责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壮烈殉难龙华监狱，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为了掩饰自己那难以推楼的责任，还有意写了如下这首七绝：“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枪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
说到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与遇难，除却王掘夫与女友叛变投敌以外，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除去当事人刘晓记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撰写的《东方旅社事件》一文还提供了如下证据：
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被捕之后，在王明看来，等于为他处掉了一个最大的反对派。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继续把他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遂又“残酷打击”与他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打击虽已下台，却在党内有着相当威望的资深领袖人物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不仅被清除出中央领导核心而且为了党的整体利益，还遵照党的要求，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担责任的同时，接受所谓“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就其常理而言，米夫与王明等人就可罢手了。然而，王明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央的绝对权威，为了达到所谓以傲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被捕以后，并在狱中慷慨对敌之时，他们一伙又在米夫的帮助之下，迫使党中央于1月27日作出决定，在警告“立三主义者”必须真正认识自己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这时，已走下领导岗位的瞿秋白，其身心的摧残是可以想见的。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严重，极需卧床全休，加强药物治疗与营养保健。但是，当他接到中央的决定以后，出于一个老布尔塞维克对党的忠诚，忍着各种难以述说的苦衷，又被迫于1月28日写了第二次声明。
但是，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所谓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关于1929至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决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一句话：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彻底把瞿秋白搞倒、搞臭，正式发表国际决议，在全党展开对瞿秋白的斗争。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还在经济上作出决定：减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
对此，周恩来是绝不赞成的。他清楚，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到十五元。给瞿秋白这点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秋白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加之他又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建议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坚决反对！”王明盛气凌人地说道。
对此，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愤然不语。
另外，这些天来，由于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儿位党的骨干成员被捕，极少生还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与此同时，罗章龙等人坚决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抗到底，搞得本来就面临分裂的党更加危险，党中央不得不作出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决定，这又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当他看到王明等人借着米夫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苏联肃反那一套时，他内心的痛苦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言不发，经常一人驻步窗前，望着那沉沉的长夜陷入沉思。在中央做出对瞿秋白减少生活费的那天，他回到住处后依然独自站在窗前，无限怅然地望着星空，听着不时传来的警笛的响声，他真想大呼一声“为什么！？”
邓颖超非常理解周恩来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没有良药帮着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忧。晚上，她看到周恩来实在是痛苦到了极点，悄然走到周恩来的身旁，侧首一看那双就要冒火的怒眼，刚要说句安慰的话儿，只见周恩来蓦然转过身来，紧紧抓住邓颖超的双手，近似吸泣地说了这句话：“我内心充满着痛苦！……”
就在这时，室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忙把这痛苦藏于心底，小声说道：“秋白同志到了，快开门去。”
邓颖超开门迎进微然作笑的瞿秋白。周恩来一见先是一怔，接着又惨然一笑，说道：“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
瞿秋白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书生革命家，他自幼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崇尚中华民族的气节学说，而且还有着历代文人重视名节的气度。因此，他在敌人面前是可以做到慷慨陈词，从容就义的。但是，当他看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的代言人是如此无耻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也就绝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可是当他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有着另一种人生感悟——那就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感。所以，他是微笑着走进周恩来的住处，且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对一个没权欲的书生来说，放弃手中的权力，等于是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解脱。因此，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精神上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或许周恩来与瞿秋白有着某种相通的心理，他非常理解瞿秋白说这句话的内涵，不无感慨地说道：“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你这种轻松感呢？”
“看来，你此生此世是办不到了！”瞿秋白坐在沙发上，呷了一口邓颖超刚刚端上的香茗，做出二种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淡然一笑，又补充道，“借用文艺家的话说：这叫性格使然。”
周恩来听后啃叹不已地摇了摇头。当他再一看瞿秋白那惨一然的面色，思忖方才他说的那些话，似又觉得他是有意做给自己看的。当再想到中央决定减少瞿秋白的生活费时，他又身不由己地取来一迭钞票，很是沉重地说道：“我手里也没有更多的钱，你拿去一解燃眉之急吧！”
“你这是干什么？”瞿秋白愕然地问道。
“从下个月起，你的生活费就减少了啊！”
瞿秋白听后十分坦然，摘下自来水笔，在手中掂了掂，说：“我本来是靠它起家的，而且也是靠着它维持我的生活。今天，他们帮着我拿掉了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我嘛……”
“你又要拿起它重新起家？”
“不敢口吐狂言，但解决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瞿秋白似早已想到了他未来的出路，“开始嘛，可能会有些困难，我可以向老友沈雁冰求救，他是不会拒我于门外的。”
周恩来听了这句话，心里更不是滋味，忙把手中那不多的钱塞到瞿秋白的手里：“开始嘛，你就先用我的这点钱吧！”
瞿秋白看着手中的钱，久久没有移开视线，他又似想了很多很多，当他再想到何孟雄等被捕之后，王明一伙强行断掉他的生活费，又显示出书生本色，感慨道：“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在关键的时刻，也能道出人情的冷暖。为营救何孟雄等同志，听说鲁迅先生都捐了一百元，可我们这些人呢……”
“不要再说下去了。”周恩来也感到一股异样的情感在心中翻卷，“秋白同志，我已经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做工作，希望蒋介石能够多释放几个同志。”
瞿秋白听后无比悲愤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对被捕的共产党要人向来是杀无赦。但是，当他听说这次被捕的二十多人均为打入“另册”者，为了所谓扩大战果，曾让陈立夫代为出面，向林育南等人劝降。结果，被林育南等人的凛然正气威摄得慌了柳。蒋介石闻悉之后，即下达了立地处以死刑的命令。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1931年2月7日深夜下达枪决的命令。据同狱的难友回忆，这天深夜，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从牢房中被押出，他们低声唱着《国际歌》，昂首走出牢门。不久，狱外的夜空先是传来烈士们齐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接着，又传来一阵罪恶的枪声。也就是在二十四烈士慷慨就义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忍着极大的悲愤，在狱中举行了悼念活动。不知是哪位难友写了一首七绝，题在墙壁上：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样红。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位烈士殉难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党内党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住在客栈避难的鲁迅先生时时都在关注这一案件，当他从冯雪峰处获悉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后，很悲哀。两年之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者助睡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公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攀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绷衣。
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为了声讨刽子手杀人的罪行，还用手中的笔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他还主动地间冯雪峰：“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冯雪峰当即告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遇难之后，敌人千方百计地封锁杀害烈士的消息，党又没办法在敌人控制下的报纸上发表抗议声明，希望鲁迅先生能借用新闻媒介，把消息公布于世。
鲁迅先生听后沉吟片时，说：“放心，我请袁殊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则消息，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样，袁殊按照鲁迅先生的意思，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第一个向社会报道了何孟雄等二十四烈士遇难的消息。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遇难之后，王明等人又是做何表示的呢？请看刘晓同志如下的回忆：
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晰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击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地，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他胡说什么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周恩来是一位爱憎分明的共产党人。他获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一说二十四）人在龙华就义之后，很是悲痛。据史记载：本日，周恩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他在该社论中写道：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损失”，“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死亡的进程”。
这篇社论不仅表达了周恩来对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最深沉的哀悼，同时也廓清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与一个野心家王明的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新的军事“围剿”，中央政治局于1月30日成立了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周恩来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要密切注视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供有关的情报。
周恩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风暴考验中。
蒋介石把“剿共”重点由城市移往苏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肩表重担
蒋介石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之后，很快又从中共叛徒的日中获悉：中共内江频仍，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接着，陈立夫等又在上海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多位中共重要骨干。在他看来，铲除隐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核心机关指日可待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自打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之后，他清醒地看到未来与中共较量，其重心将由城市转为苏区，其方式将由地下斗法转为公开的军事对抗。1月28日当获悉十八师师长张辉玻被中央苏区军民公开处决之后，他挥笔写下：“鸣呼石侯（张辉玻别号），魂兮归来！”笔者暂不去论蒋氏此举是为了悼念亡灵，还是激励生者，也就在这时，他正式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并代行他自兼的总司令职权。
蒋介石在行前召见何应钦：“敬之，兵贵神速，一定要赶在共匪尚未休整之前，就做好第二次军事进剿的准备。”
“请总司令放心，我绝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好，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到南昌之后，首先要把鲁涤平失败的教训，还有共匪的弱点通通找出来。然后再制订第二次进剿的计划。”
何应钦“奉旨出朝”，大有地动山摇之势。他于2月4日一到南昌，遂通电中外：“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他的用意有二：其一，我何某人手中握有蒋总司令亲赐的尚方宝剑，湘鄂赣闽四省的封疆大吏不得违令行事；其二，由我何某人在此统驭全局，几万名共军何足道哉！
对此，蒋介石是赞成的。在他看来，由新近参加打败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上百万人马的爱将何应钦出马，消灭中央苏区红军绝不成什么问题。接下来，他就可集中全力统一全党的认识，召开国民会议，企图利用这个会议制定一部设置总统的宪法，再利用国民会议选举，他就可以在三呼万岁中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了！
但是，蒋介石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做的总统梦即将成真的时候，竟然遭到了右派元老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胡汉民，早年投身革命，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无论是在同盟会时代，还是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都立有特殊的功勋。但是，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之后，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在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之后，他不仅落伍了，而且还成了阻止革命前进的右派元老。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利用假左派汪精卫搞垮胡汉民；“三二0”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依靠右派元老胡汉民，从汪精卫的手中夺过党政大权。之后，胡汉民又利用在党内的影响，帮着蒋介石斗败了国民党中的反对派，分化瓦解了诸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胡汉民为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下，胡汉民为何又反对蒋介石当大总统呢？这涉及到了胡汉民的自身利益。
这时的胡汉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立法院院长，他以五院制的组织法，从蒋介石的手里分得了一部分权力，并想利用五院制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如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是为了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根据孙中山先生亲订的（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从胡汉民的手中收回了全部权力。结果，必然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
胡汉民为什么敢于明目张胆地反对蒋介石当总统呢？因为他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和蒋抗争的条件。第一，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在党中的地位显赫，资历之深，蒋氏远不能与他相比。第二，胡汉民背后有国民党元老派及广东财团、部分粤军的支持。另外，太子派孙科向与胡汉民合作，自我感觉可以与蒋氏较量一下。第三，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又熟悉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在立法问题上与蒋氏论战是他的长处。为此，他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指出中国处于训政时期，不具备召开国民大会的条件。因为国民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及修改宪法与法律、制裁失职官吏的权力。而蒋氏所提召开的国民会议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在训政时期的最高权力应属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山先生提出的在训政时期应“以党治国”。这样一来，他不仅借坚持中山先生遗训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权力，而且还得到了反对蒋氏独裁的部分官吏的同情。自然，蒋氏想当总统的设想遭到了胡汉民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的个性是，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对于阻拦他的人是坚决要搬掉的，且不择手段。他经过深思，于2月26日夜，演出了软禁胡汉民的闹剧。接着，又于3月3日，宣布扣留胡汉民，并向中外宣布胡汉民的罪状。
蒋介石凭借手中的军权，轻而易举地软禁，进而又扣留了党国元老胡汉民。然而，他绝对不会想到由蒋胡对立发展为宁粤操戈，并为汪精卫再次出山提供了机遇。
恰在这时，何应钦由南昌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全面报告之后，又客气地说：“我感激总司令对我委以重任——奉令巡赣，代总司令处理四省剿匪事宜。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我认为第一次围剿共匪失败的症结是：情势未审，计虑不周所致。”
“敬之所言极是！”蒋介石认为何应钦的结论说到点子上了，故又加重口气补充，“鲁涤平这个冒失鬼，一是在战略上轻敌，再是在战术上又急躁冒进，以致中了朱毛二人的诱敌深入的圈套，铸成第一次围剿的大败。敬之，下边谈谈你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好吗？”
“好！”接着，何应钦把他所了解的中央苏区的情况、红军的部署等作了详细的汇报，最后，他以肯定的语气说，“鉴于敌弱我强的态势，此次剿匪所采取的战略有二：一，用重兵封锁共匪的根据地，谨防各类物资流入，造成不战而困其师，继之再战而必胜。”
“好，好！那第二种战略呢？”
“为对共匪形成聚而歼之的强大攻势，必须有纵深梯次的强大的兵力配备。”
“好，好！我给你二十万人马……”
“足矣！足矣……”
“此次剿匪不可不重视，也不可把共匪说成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我意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发奎的粤军中调拨主要人马在剿共战役之中嘛……”
“可收一石二鸟之效。”
“敬之越来越聪明了！哈哈……”
接着，何应钦又向蒋介石报告：据来自江西的报告，苏区中因AB团事件发生了内江。对此，蒋介石笑了笑说：“这我早就知道了。一个月前，立夫他们利用上海租界中的共匪内江，一举破获了几十名骨干成员；我希望在一个月后，你要利用苏区的内江，把共匪一举全歼！”
虽说蒋介石业已把“剿共”的重点由城市移往苏区，但他清楚中共的地下中央依然设在上海的租界区内。在他看来，只要中共中央在上海存在一天，他将无宁日；就说他蒋某人吧，也不会有专心构筑蒋家王朝的环境。为此，他要求陈立夫扩大战果，乘胜消灭中共设在上海的首脑机构。
陈立夫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立即召来徐恩曾、张冲、钱壮飞等，十分严肃地说道：“前两天，蒋主席问我，第一次围剿共匪为何失败得这样快，且又是这样的惨？是共匪兵力强悍，还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时，蒋主席又问我，上海方面，有几次缉拿周恩来等共匪祸首的准确情报，为什么都一一落了空？而这次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个匪首的战役，又为什么大功告成？蒋主席生气地说，他有证据，我们的要害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属下的调查科，一定是混进了共产党，把有关情报泄露给了共匪！”
钱壮飞听后十分明白：这仅仅是蒋介石、陈立夫的推算，他们绝对没有什么证据。否则，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陈立夫的官邸，听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训话。另外，他所关心的不是蒋介石、陈立夫大放马后炮，而是将采取什么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边当他的记录员。
接着，在陈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讨论落实蒋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谓安全措施。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从现在起，调查科废弃过去使用过的一切密码。另外，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关于“进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涉及破获中共地下首脑机关的来往电报，均由徐恩曾亲译，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陈立夫处理。
从此之后，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要求，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带在自己的身上，亲自破译有关机密的情报。
这样一来，钱壮飞由于不掌握这套破译绝密情报的密码，他这位机要秘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往来电文收发员了。于是，他及时请李克农向中央作了报告。
周恩来感到事态严重，又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徐恩曾身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搞到手。
周恩来历经六届四中全会的所谓斗争，以及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位烈士遇难，更加坚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苏区。因此，他这位早已任命的中央局书记真想立即撤离上海，赶到中央苏区走马上任，与朱德、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一道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可是，他这位中央军委书记身不由己，中央这副沉重的担子还要继续压在他的肩上，一时难以离开上海。他或许预测到了未来将有更多的领导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也或许想到了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式将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援，就在这期间，他成功地建立了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他将此情况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报，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我们必须迅速进入中央苏区。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周恩来“保证继续畅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敌人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领导一批又一批撤往中央苏区的任务。
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峥、刘寅等会合”。目的是明确的，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1931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1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与苏区工作。接着，他于2月初“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作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为了落实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来又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中央的认可。其中，在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的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正当周恩来全力推动各苏区的发展，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之际，苏区中央局却发生了“富田事件”。对此，《任弼时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富田村在江西吉安，是江西省总行委机关的所在地。1930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根据遏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二十军少数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一面包围省行委，释放被捕的百余名人员，并企图扣留总前委的来人，一面提出分裂红军的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扩大了事态。
所谓“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1927年4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AB团”即行解体。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居11。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示处理。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件”的时间，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同时，又是在米夫策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罗章龙、何孟雄等不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恰好又处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将殉难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的阶段。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富田事件”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指出：“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件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发言，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的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同时，他考虑到仅凭对立两派的报告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他建议“派两位得力同志，分别从赣南、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先行考察，为中央代表团准备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
三天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了致红一方面军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政治局经过连日研究后，最后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5日必须走，王稼祥7日走。与此同时，“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3月份内走完。由周恩来、邓颖超负责催促和安排”。
由于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同志行将分娩，在讨论任弼时行期的时候，周恩来曾建议推迟几天。但是，一向视党的工作为第一的任弼时却坚定地说道：“不需要，琼英分娩事小，党的工作事大。再说，由党组织管她，我一切放心。”
周恩来听后深受感动，就在任弼时动身的头天夜里，她与邓颖超相偕叩开任弼时的门，只见陈琼英拖着个大肚子，很是不方便地为任弼时收拾行囊。他们夫妇一见周恩来右手拎着一尾活鱼，邓颖超提着一篮鸡蛋，就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呀，看你们二人……”
“是多么的实在啊！”周恩来忙打断任弼时夫妇的话茬，把手中的活鱼交给陈琼英，笑着说，“鱼有二用：一给琼英吃，可以健身生奶；二为弼时同志此去中央苏区讨一个吉利：吉庆有余（鱼）嘛！”
接着，邓颖超又把那篮鸡蛋放在桌上，笑着说：“按照北方的习俗，做月子是要用鸡蛋来补身子的。”
“这……多不好意思。”陈琼英有些难为情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周恩来笑道，“今天，我把小超带来，就是要当着弼时的面宣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任弼时不解地问。
“我为琼英同志请了一位保姆。”
“谁？”任弼时与陈琼英几乎是同时间道。
“我！”邓颖超指着自己说道。
“你？……”
“合格吗？”邓颖超问道。
“这怎么行呢？”陈琼英答说。
“行！”周恩来看着深受感动的任弼时，“由小超当保姆，陪着琼英分娩，不仅我放心，弼时同志……”
“我更会毫无牵挂地去中央苏区了。”任弼时说道。
“弼时同志，估计再过三干月，我这位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也会走马上任的。”
“我等着你的到来！”
“在我到来之前，书记一职，还是由项英同志代理，你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同志管宣传，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
任弼时深沉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送走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之后，除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以外，他作为中央军委书记，且又负责苏区工作，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苏区准备反“围剿”战争，以及向各苏区派遣军事干部两大任务中去了！在这期间，仅就指导各苏区工作一项，他就代表中央给各苏区起草了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历史价值的信件。如：
2月1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要求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以外，重点强调在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应取的方针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满乙L托人叼限。
事后追论，这封指示信对发展赣东北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3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去要求贯彻六届四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外，指出：“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接着，又强调红二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中要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之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
事后追论，这封信对贺龙等克服困难，创建湘鄂西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前后，鄂豫皖苏区在曾中生等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3月9日双桥镇一仗全歼来犯敌军主力，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炮十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中央为加强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力量，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的决议），借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此同时，决定派遣沈泽民去鄂豫皖苏区出任书记。
事后追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根据周恩来与远东局达成的共识：加强各苏区的建设与红军的领导，张国熹、蔡和森、张闻天、杨尚昆等相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如何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以及如何把这些领导同志安全地送往各苏区，的确花费了周恩来很多心血。其中，最费心思的是蔡和森的工作问题了无端打击，被迫把党给的一切权力交给了李立三，而自己凄然离国赴苏，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李立三因犯路线错误遭到批判，像他当年一样，只身留在莫斯科做检查。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掀起批判立三路线的**，大凡受立三路线迫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可是，由苏联归来的蔡和森却无人间津。这对病中的蔡和森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接着，他为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向中央提出：去中央苏区，与老战友毛泽东并肩战斗。但一直未得到回音。为此，他又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当想到八七会议之后，他曾向中央提出与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后被某些人怀疑他与毛泽东有小集团之嫌未果，遂被派到北方工作。因此，他的思想负担又加重了许多。他独自躲在上海等待分配期间，想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与老战友周恩来面谈一次。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他知道蔡和森的一切情况，也清楚他主动约见自己的用意。周恩来亲自买来了一瓶女儿红老酒，又提前偎好了一只鸡，等着重病在身的老战友蔡和森的到来。
作为政治家的蔡和森，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在他的政治面孔上抹黑。时下，全党无一不知抹在他脸上的黑应当擦去，可就没有人主动地说一句：“抹在你脸上的黑搞错了！”当他走进周恩来的家门，尤其是感到那不多见的温馨之后，他认为应当向周恩来倾倒这两年多来憋在肚子里的委屈。所以，他就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周恩来心中的委屈也不少，尤其当他想到瞿秋白的结果，内心中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歉疚之感。算老帐吗？莫说时下找谁去算，就说真的要算又能算得清吗？为此，他哨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说道：“和森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吧，你暂时就不要去算这些老帐了！就说立三同志吧，他的结果也并不美妙嘛！再说句不当说的话，就说我的日子吧，也不比你好过多少。”
对此，蔡和森是完全难理解的。但是，蔡和森把人间的一切都想得那样美好，遇到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就痛苦不堪。所以，他有些酸楚地问道：“你讲的我都理解，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到了问个为什么的时候了！可是，严峻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加以探讨。怎么办呢？唯有把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一边，真正做到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说得是何等的好啊！只有受过打击、迫害，或者受过重大委屈的同志，才会真正懂得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八个字的分量啊！”
周恩来听了蔡和森这番话后，或许是内心之中产生了某种共鸣，拌然间生出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他稍许平静之后，方代表中央与蔡和森谈工作：“中央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多数同志不赞成你去中央苏区工作。另外，广东省委几经破坏，急需把党的工作恢复起来。政治局委托我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能去香港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请放心，我服从组织决定。”蔡和森没有提任何要求，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禁不住地暗自说：“这就是我们的和森同志啊！……”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蔡和森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道：“那我就请顾顺章同志为你安排去香港的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