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想借此夺取党权的王明等人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这一决议。为此，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能量，集合党内各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势力，一起把矛头对准了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经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一时间，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成员变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而且，势头一天比一天大，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们看来，时下的党中央，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塌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此，周恩来认为党中央必须作出反映，其中，对带头闹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为此，他于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评立三路线的报告时，不仅严肃地点名批评他们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而且还“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柏山（李立三）同志是同样的错误。”第一次严肃地指出：当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越组织的活动”。
诚如史家所评说，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有许多问题的。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且还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他的“左”倾错误当作右倾来反对，从而为王明推行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请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中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只有完全和布尔塞维主义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当作退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并不是退却，而恰好相反，正是进攻。革命并不停止，而是展开着。任务并没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体地和实在地成为革命底任务。武装起义底方针已经抱定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塞维主义的群众工作。不要谈论武装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或许是周恩来从十月来信中看到了原则错误，也或许是为了教育全党同志，甚至是为了回答党内的反对派，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文。他认为立三路线之理论基础有如下五点：
一、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
二、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认识的错误；
三、组织观念不正确。对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四、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
纵观这篇论文，对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较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要中肯得多。
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长篇发言。同时，他针对王明等人非组织活动再次作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指出，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他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引起很多领导同志的反感。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是带着极大的情绪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12月1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
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来，处于守势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如此了。换言之，是到了王明他们全面出击的时候了！到这时，王明等人不仅不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对批评所谓立三路线也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立三路线已经成了死老虎，绝不可能阻止他们上台；而今，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所以他们集中一切火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恰在这时，王明抛出了他的代表作《两条路线》。
王明等人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
与此同时，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比较早的反对立三路线，且又受到六届三中全会无端批评的这些资深的老同志，他们见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自然也会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批评，并建议召开像当初“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提出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由于这些老同志反对立三路线以及反对六届三中全会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决无王明等人向党夺权的野心，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郑重建议：重新发出一个更为严肃的决议，要明确指出6月11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要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修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实事求是地说，何孟雄等虽然也有不少怨气，但其出发点还是出于公心的。
然而，还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战友——罗章龙也在举旗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罗章龙，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1912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不久，他加入新民学会，翌年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之一壮行色。其中的“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寄托着毛泽东的厚望。后来，由于罗章龙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他晚年深感有负毛泽东的心意，遂将“世事纷纭从君理”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由于罗章龙在沪候船期间，获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等事件，他决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恩师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他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6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八七会”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一一甚至何孟雄等的。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面对这三派势力，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一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
怎么办？他在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甚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悍代英作《狱中诗》；手执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米夫来华；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等在党内得势；周恩来愤然提出辞职。
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同意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这不仅标志着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向着王明等人倾斜，而且实质上等于向全党宣布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失去了领导全党克服立三路线的能力。这对当时的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为党的负责人，当自己已经向组织坦承所谓的错误，且准备交出党授给自己的权力之后，他理应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是，周恩来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依然在考虑中央苏区打得正激烈的反“围剿”战争的发展，他还要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敌人利用党内的危机破获党的组织，逮捕业已分成各派的党的干部。也就是在这种心绪如麻的氛围中，陈赓突然叩门走进，他分外紧张地问：“陈赓同志，有什么情况吗？”
“有，是关于浑代英同志的事。”陈赓答说。
“他若不被敌人逮捕该有多好啊！他可以到中央苏区去，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敌人的围剿。”周恩来颇多感慨地说罢又问，“代英同志的情况怎样？”
“我们通过内线，打通了南京上层的人士，不仅做到了减刑，提前释放，而且还派人到狱中探望了代英。”
“他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陈赓边说边取出一张纸，“这是他在狱中写的诗，或者说是代英借诗向党表达自己的心志吧！”
周恩来双手接过这张纸笺，缓缓展开，上边写着：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周恩来看着看着两眼模糊了，双手也有些颤抖了，渐渐地这写有《狱中诗）的纸笺化作了挥代英的形象，似乎在向他倾述着什么。也就是在这瞬间，他从挥代英的被捕到挥毫写下这震颤心魄的诗篇，从李立三狂妄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抗到王明等人对三中全会发难……想了很多很多。同时，他想的这些事情，又在他那难以平静的心湖中化作了一个又一个间号，很快这些问号又化作了无数个惊叹号，像是一把把锤头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
然而，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很快就又从这复杂的情慷中解脱出来，当他的双眼再次看见这首（狱中诗）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写得好啊！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会背诵浑代英这首诗。我也应该……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了！”
陈赓听后，他的心湖中也禁不住地涌动着酸楚的波浪。为了转移周恩来的情绪，他又小声地说：“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已经到了上海。”
“知道是谁吗？”周恩来惊觉地问道。
“是米夫。听王明他们的人说，米夫已经召见过他们了。”
周恩来顿感问题复杂化了。但是，他对米夫到达上海之后，在没和中央政治局接洽之前与王明等人密商是有意见的。同时，他又认为党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他自己又处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也只有在感叹之余听之任之了！
刚好是在这前后，瞿秋白也得知了米夫到达上海的消息。或许他太了解米夫的缘故，自己有着一种被押上审判台的感觉。思来想去，他终于身不由己地叩开了周恩来的家门，一见面就自嘲道：“没想到是我这位不速之客吧？”
“可以说没想到，也可以说想到了。”周恩来边说边请瞿秋白落座，“因为我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似乎能听这说话的对象……”
“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对吧？”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也有同感，”瞿秋白呷了一口邓颖超刚刚端上的香茗，“而且这同感憋得我化作了行动——未经约定就贸然叩开了你的家门。”
“你知道共产国际派米夫来华的事吗？”
瞿秋白有些沉重地点点头。
“他为什么至今不和中央接头呢？”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感觉，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借着批判立三路线，把他的这些得意的中国弟子扶上台。”
“这很容易嘛！”顿时，周恩来显得是那样的轻松，“按王明他们的话说，你我是没有李立三的立三路线，仅此一条就够了嘛！”
“根据我对米夫的了解，以及他们在苏联搞肃反的经验，我看问题似乎还不这样简单。”
“这我们管不了，但我要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与你共进退。”
瞿秋白听后惨然一笑，微微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现在不是说义气话的时候，还是静观事变吧……
米夫，全名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小官僚家庭。他早年投身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在故乡赫尔松辛纳的共青团工作；后报名参加红军，并往察里津前线，与叛军战斗。1919年春，由地方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翌年又转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拉狄克任校长，他任副校长。从此，他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他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了解情况，王明任翻译，从此，他们师生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偕回到莫斯科不久，中山大学两派学生发生争论，他坚定地支持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动。早在中共六大会议筹备期间，米夫就曾想把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反对才未如愿。接着，米夫辞去中山大学校长之职，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任副部长，负责指导远东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接着，他的爱徒王明奉调回国，他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介绍信，专门推荐王明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又是因为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坚决反对才没变成现实。更出乎米夫所料的是，王明不仅没进入中共核心，而且达接连着挨了两次党内处分。
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暴露之后，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问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李立三搞下台的同时把王明捧上台。瞿秋白与周恩来回国之后，再一次使米夫等人大失所望。为此，他们就下定决心搞掉瞿秋白等同志。就在发出十月来信不久，米夫等人就又炮制了《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
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突然对三中全会持否定的态度，必然就是在引导王明等人，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六届三中全会的主持人瞿秋白。与此同时，他们试图通过对瞿秋白投不信任票的办法，达到把瞿秋白等人排斥在中共核心领导以外的目的。
米夫及其东方部的负责人搞倒瞿秋白并不是目的，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让在莫斯科培养的，并为他们所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成为中共中央真正的指导者。对此，他们之间是直言不讳的。时下的中共中央独行其事，是共产国际所属支部中唯一的一个独立王国。必须派出授于极权的钦差大臣去中国，砸烂这个独立王国，让王明这些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人进入中央，指导中国革命。
这就是米夫此次来华的政治背景。自然，也就是他这次来华的政治目的，或日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米夫虽然是俄国人，但他也懂得“要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中国俗话。谁是他的故乡人呢？王明、博古等得意门生。因此，他到上海之后，撇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单独召见了这些“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开始，他就像是一位来自俄国的长着大鼻子的元始天尊，仪态威严，高坐其上，一言不发，故做出成竹在胸的样子，倾听这些所谓“受苦受难”的中国弟子在讲述不幸的个人经历与情况。最后，他就像是一位颁布诏书的高僧那样，一句一顿地说道：“中国党的情况大体就是这些了，我先不谈解决的办法。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此次使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共支部变成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战斗核心，或曰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坚强堡垒。为此，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首先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坚决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人，且又是屡教不改的，坚决从中共中央清除出去；第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你们这些在苏联学习，并坚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有为青年提到中央的岗位上来，担负和完成历史赋于你们的重要使命！”
这些参加召见的米夫的得意门生们，听了上述讲话，真犹如大旱之年望云霓，简直比三伏天吃冰淇淋还要好上百倍。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脸上绽开出了欢欣的笑颜。
王明听了米夫的话，心里有了底数，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划了如下抢班夺权的所谓方案：
第一步，反对中央政治局召开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力主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撤销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
米夫历经苏共多次肃反运动和党内的斗争，深深懂得多数的重要性。时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得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为此，他决定召见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人，向这些业已放在被告席上的中共领导者，当面传达共产国际对王明等人的态度，并希望这些处于被告席上的老同志能认清形势，网开一面，从旁为王明多说几句好话。所以，他一见瞿秋白与周恩来，就像是毫无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说：“今天，我约见你们的目的，主要是听听你们对三中全会的认识。”
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是清楚的：由此为契机，让瞿秋白、周恩来知道国际对他们的态度，同时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话题。
但是，书生气很浓的瞿秋白绝不去投米夫的机，依然按照共产党人应遵循的原则去办事，沉重地自我批评：“由于自己的马克思土义理论水平不高，从调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线的要害，这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不！我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周恩来忙说道。
对于周恩来的插话，米夫当然是不高兴的。他当即变色，十分严厉地斥责：“时下不是谁承担多少责任的时候！从秋白同志的谈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至今都未认识到所犯调和主义的本质是，在掩护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
对此，瞿秋白与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沉默不语，接受这种傲慢的庭训。
“由于你们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就必然要打击、迫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米夫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的瞿秋白与周恩来，“你们读过王明同志写的《两条路线》吗？”
“没有读过。”瞿秋白答说。
“这样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为什么不读？”米夫大声责问。
“王明同志并没有把（两条路线）这篇文章提交中央讨论，只是在他们的小圈子中进行传阅。”周恩来严肃地答说。
“这就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米夫霍然起身，“你们在三中全会以后，不去求教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把中国共产党团结在国际的旗帜下吗？更不能容忍的是，你们还处分这些手中握有真理的同志们！时至今日，你们还认为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吗？”
今天——或以后的读者或许都不能理解，共产党中为什么会有这种极不平等的谈话。由此出发，自然也就不能理解周恩来与瞿秋白为什么在米夫面前如此臣服，任其飞扬拔鹿地训斥？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严格的组织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绝不允许各行其事。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遂于12月16日开会决定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发出《关于取消陈韶玉（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为了达到提高王明等人在党内的威信，在该决议中还写道：“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也或许是为了公允，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取消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同时，还决定公布他写给中央的意见书。
第三步，米夫强迫中央政治局于12月23日发出为王明上台制造舆论的（第九十六号通告》。该通告指出“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己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
1、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以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更要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度。
第四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在12月25日讨论王明任江南省委书记。
米夫在经过上述准备之后，他仍然认为现在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似乎还显得过于早了一些，在人心未服的前提之下，即使强行把王明拉入中央核心领导，也难以在全党发号施令，行使手中的大权。为此，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在开四中全会之前，借口江南省委执行立三路线宣布解散，在重组江南省委的时候让王明出任江南省委书记。
江南省委即是当初的江苏省委，是当时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它直接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在它的工作范围内，包括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全国的产业工人江苏超过三分之一。无论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居第一位。”
按照米夫的想法：如果能把王明放在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上过渡一下，再进入中央核心机构就顺理成章了。为此，他有意列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他提出改组江南省委的时候，与会者没有说什么；但是，当他提出：“为了确保国际路线的执行，我建议省委书记一职由王明出任”之后，与会者依然没人发言。前者不发言，可以解释为默认；但是后者不发言，则就是表示与会者的不满了。为此，他有意看着一言不发的瞿秋白，十分生气地问道：“秋白同志，你先谈谈个人的意见吧？”
瞿秋白自然明白米夫点他将的目的，但是他生性耿直，绝不顺着米夫给他竖的竿往上爬，非常平静地说道：“我不完全同意。王明同志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缺少实践经验，我提议由少奇同志任省委书记。”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共产党人。开会前，米夫已经就江南省委书记人选问题和他交换过意见——其实不交换意见也知道，米夫要王明出任。但是，当他看到米夫听了瞿秋白发言后的表情，遂又禁不住地说道：“我也赞成少奇同志任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附和，与会者就一致表态赞成刘少奇任江南省委书记。但是，当主持会议的向忠发说完“少奇同志时下正在莫斯科”后，米夫就又抢先说道：“我再提议：在少奇同志没有回到上海之前，由王明同志任代理省委书记总可以了吧？”
对此，与会者谁也不表态。向忠发为了改变这尴尬的气氛，近似打圆场地说道：“如果大家没有疑义，就决定由王明同志任江南省委代理书记。下边，请米夫同志作指示。”
米夫对于今天的会议是很不满意的，对瞿秋白、周恩来，则更不满意。因此，他在讲话之前心中就憋着一股无名大火，只是没有找到发泄的机会。时下，他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遂杀气腾腾地讲道：“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我这次来华是落实共产国际的两条指示的：第一，把那些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而又不肯改悔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第二，目前中国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右，换句话说，把那些反立三路线不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中央清除出去！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发表。”
周恩来从米夫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要把他与瞿秋白清除出去，且要被清除的人主动表态，借以达到以傲效尤的目的。对此，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坦然，一侯米夫讲话结束，他就起身严肃地说道：“我郑重声明：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共同执行国际路线。因此，我主动提议退出政治局，请辞中央的所有职务！”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与会者随之大哗，震愕地望着昂首走去的周恩来……
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米夫“赶瞿留周”，王明心领神会；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
周恩来自从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起，就抱定了必胜的信念，劈波斩浪，勇往直前，从未动摇过。然而今天，他却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公然提出辞职，其内心的痛苦，绝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周恩来愤然辞职是出于多种原因的。事后追论，促成此举的动因，不排除有对米夫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为所欲为的作风的抗议，以及以此向党表白自己那坦诚的心迹等因素。但是，当他回到家稍许冷静之后，就又深感不安起来。首先，他认为就这样把党权交给王明等人不放心，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把中国革命断送在王明等人的手里！然而，他个人，包括党中央都没有力量改变米夫的决定，怎么办呢？其次，他想到，王明等人是一些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学生，一想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上海等白区残酷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他就认为自己把党授给的军权，以及保卫中央、营救被捕同志等中央特委的权力交给他们，则更是对党不负责任的做法。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天，他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涯度时日的！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当他想通了自己和党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的时候，遂又毅然做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决定。换言之，在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自己的言行只能服从中国革命这个大局；为了党，就是忍辱负重，甚至忍气吞声也行！就这样，他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遂又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
是日夜，他又集中分析、研究了蒋介石近期内的行踪和言论。当他发现蒋介石于12月7日到南昌，向世人做出“御驾亲征”、督率“剿共”之后，内心感到了中央苏区在进行反“围剿”战争中的压力；当他获悉蒋介石于12月9日，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人之后，竟然生出立即赶赴中央苏区，与朱德、毛泽东等同志一起指挥反“围剿”战争的想法；当他仔细地研究了蒋介石颁布的（剿匪赏罚令），以及命张辉攒为前线总指挥，亲率十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之后，立即找来了陈赓同志，严肃地指示道：“中央苏区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是要密切注意朱、毛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态势，再是要钱壮飞等同志注意搜集敌人有关的军事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出贡献。”
陈赓深知周恩来的处境和心情，他一改往常那种爱开玩笑的样子，一句话没说，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现在党中央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确保党的安全。一句话，要动用一切关系，事事都要争取走在敌人的前面。”
“是！”陈赓说罢看着周恩来那紧锁的双眉，那如铁的面色，又忍不住地小声问，“我听说，你向中央提出请辞本兼各职，有这事吗？”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
“他们那些人是什么态度呢？”
“不要去管他们的态度，我们是共产党人，不管是不是领导为党做事是天经地义的！”
周恩来说得是何等的好啊！是啊，想做共产党人嘛，就不要管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而是一心一意地为党做事情。陈赓听后什么也没说，就坚决履行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为党做事情去了！
但是，王明等人听了周恩来请辞本兼各职之后是怎样想的呢？
在他们看来，周恩来请辞本兼各职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不止一次地议论过，周恩来才是真正阻止他们上台最大的障碍。周恩来在党内有威信，他不仅有着超人的工作能力，而且还有着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简言之，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唯独没有周恩来是不行的。这就是周恩来自从进入中央核心之后，陈独秀、瞿秋白，乃至于李立三都因所谓路线问题离开了中央，而周恩来依然留在中央的原因。另外，王明等人还清楚无论是谁主持中央的工作，而中央的军事、人事、特委会等实权都控制在周恩来的手里。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在恩师米夫的帮助下上了台，这些实权也很难从周恩来的手里夺过来。这对于权欲极强的王明等人来说，他们可不愿意当第二个傀儡向忠发。再者，王明等人还知道周恩来对他们有看法，且三番五次地要他们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未来和这样一位资深的且又有威信、又有能力的人共事，他们打心底是不愿意的。但是，如何才能把周恩来挤出中央的权力中心呢？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际，周恩来主动地请辞本兼各职，真是飞来的大喜的事情。为此，他们相约赶到恩师米夫的下榻处准备好好地庆祝一番！
对此，米夫可有着与王明等人完全不同的想法。在米夫看来，时下中共中央的实权掌握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手中，因此，他们二人也是阻止王明等人进入中央核心的障碍。换言之，若想实现他中国之行的目的，必须搬掉这两个手握实权的人物。与此同时，米夫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也清楚他的这些弟子既无实践经验，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多少根基，认为王明等人从现在起就全盘接班、掌权，为时过早。几经深思，遂定下了“赶瞿留周”的方针。所以，当王明、博古等人提出庆祝周恩来主动请辞本兼各职的时候，米夫严肃地问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中国革命这只航船吗？”
博古小王明近三岁，也就是说时年尚不足二十四岁，他有着青年人的热情，也有着不知深浅的狂妄，当他听了米夫的问话之后，张口说了这句他后来也认为很可笑的话：“中国有句古话：叫半部论语治夭下。我们读了那样多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还指导不了中国革命吗？”
对此，米夫还是有知人之明的。他望着博古严厉地问道：“你们现在能指导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争吗？红军的统帅朱德、毛泽东会听你们的命令吗？”
博古被问得不知该如何回答。
“时下，你们如何接管中央的组织大权？从中央到各省委的负责人会买你们的帐吗？”
这时，不仅博古被问得尴尬不已，就连喜冲冲而来的王明等人也收敛起满脸的笑局，只有恭敬地听米夫训话。
“我再间你们，据说你们中央的特委会就像是我们的契卡一样，自成系统，你们能接过来吗？万一特委会出了问题，你们如何确保中央的安全呢？”
对此，王明、博古等人都难以回答，一个个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方才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了。或许是一师之徒的缘故，他们都心照不宣地瞪大双眼，望着指点迷津的米夫，想尽快地得到答案。
米夫在难倒了这些高足之后，遂讲出了自己“赶瞿留周”的方案。接着，他分析了周恩来一心为公、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特性之后，又向情绪不高的弟子们近似打气地说道：“一，你们时下没有周恩来是不行的；二，周恩来一定会辅佐你们工作的。因此，你们下一步的工作中心要转移，不要老盯着瞿秋白与周恩来，要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利用罗章龙、何孟雄与中央的矛盾，把他们搞倒。”
王明不愧是米夫得意的高足，对恩师的指点很快就心领神会了。接着，他又在米夫的指点下，把团结罗章龙、何孟雄向中央发难的方针，迅速地改为利用手中的权力——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向同是江南省委委员的何孟雄发起了蛮不讲理的进攻。时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同志回忆道：
1930年12月底，王明以讨论九十六号通告为名，召开了一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进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王明集团布置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是要公开打击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会前，王明集团预先组织好了发言内容，会止王明作报告，除儿个省委和区委的干部作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泽民和陈昌浩发言。陈昌浩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谓材料来吹捧王明的报告的正确，攻击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某些干部（实际是指何孟雄等同志）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煽动到会者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陈昌浩还指名攻击了何孟雄等同志，并对有人要求改组中央的意见表示支持。在他们之后的发言，会议把矛头指向何孟雄等，实际上是对这些同志进行围攻。
王明还利用他主持会议的权力，几次阻上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志严正地提出抗议，他才不得不做出让步。
何孟雄同志的发言，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斤了王明一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的立三路线”，并指责他们在上海党组织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号召上海各区委的党员干部起来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的活动。
这样，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一经交锋，有的原来站在王明一边的转过来反对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态度了，王明看到会议的发展对他不利，就马上宣布休会，并急忙密商对策。当会议继续进行时，王明集团就更加猛烈地围攻何孟雄同志，诬蔑何孟雄等同志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并且限制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后来便匆匆地结束了会议。最后王明作结论：会议通过了对九十六号通告的意见和对中央的建议。何孟雄等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更不同意王明对他们的批评。王明就借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地宣布：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将按组织纪律处理，以此来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志。
不久以前，周恩来曾向米夫建议：为了开好六届四中全会，希望他能与持不同意见的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谈一谈，听取他们对立三路线以及对三中全会的意见。在米夫心目中，何孟雄是不堪救药者，只有通过王明等人采取上述围攻的办法把他搞臭；罗章龙虽然也是较早反立三路线，且又反对三中全会的老同志，但他却有着所谓“灵活”的一面，加之他又是全总党团负责人，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对王明等人上台是不无益处的。为此，他决定亲自召见罗章龙等人。
罗章龙一向对王明等人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把王明这些书生放在眼里。在罗章龙看来，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主要问题全都出在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三个人的身上，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把这三个人从中央清除出去，由他们——似乎也含有何孟雄等重新组建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至于王明这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书生，充其量是他完成夺权任务时的可借用的力量。
但是，出乎罗章龙等人所料的是，米夫来华之后，王明这些只能充任可借用力量的书生，一跃成了改组未来中央的依靠力量。仅仅十几天的时间，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但拿掉了党纪处分，而且还爬上江南省委的代理书记的位子。这对罗章龙而言，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现实。所以，他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另外，他一想到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顿感问题严重起来，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场夺权斗争的结果，竟然变成了为王明等人做嫁衣，这是他绝对不愿看到的事实。因此，他由对米夫的不满又化作了坚决排斥的态度。
可以想见，米夫约见罗章龙等人的谈话一定是各执己见的争吵，最后又落得个不欢而散的结局。接下来，他们又都必然把对方当成假想敌，研讨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乃至六届四中全会中如何进行较量。
诚如前文所述，罗章龙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他一看未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权力重心开始向着不利于他而利于王明等人的方向倾斜，遂立即召集他的同伙，并利用全总党团这块牌子大做起文章来。换言之，他竟然天真地想用全总党团的力量，向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向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发起最后的一击，借以达到夺取中央领导大权的目的。事后追论，权且放下罗章龙此举对错不论，单凭他在此时伸出两个拳头出击不同性质、不同地位的两班人马，绝非是战略家之举，因为他不仅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且随之又把自己孤立起来，由多数变成了少数，岂有不败之理。
周恩来就是在这种一日三变，各派都在想着党权落于谁手的气氛中送走了1930年，自然又是在同样的气氛中迎来了1931年。作为立党为公的周恩来而言，他又是怀着怎样的情感辞旧迎新的呢？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了解了。
虽说中国人是不过新年的，但在开埠较早的上海过新年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天还没亮，上海到处响起了僻僻啪啪的爆竹声，不同阶层的人都换上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不同档次的礼品，去走亲访友。然而，周恩来却一直伫立窗前，痴然地望着窗外那阴霆的长空，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凝思中……
邓颖超是一位组织观念极强的共产党人，多少年来，她都是遵照这样的信条行事：不该她知道的绝对不间。然而，她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党内发生这样大的事件，她无论如何也会耳有所闻。另外，她也会从周恩来这少见的表情中看出，周恩来在为党的存亡担忧啊！
杨振德老人虽然从不过问女儿与女婿的事，但她从报纸上或从女儿、女婿的表情中知道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些天来，为了能让女婿高兴些，她利用过新年的机会，在元旦这天特意做了儿道周恩来爱吃的菜，买来一瓶老酒，一块吃顿团圆饭。待到她把酒菜摆好之后，便朝着女儿邓颖超使了个眼色，请周恩来入席吃饭。
邓颖超走到周恩来的身旁，看着周恩来那双灼然有神却喻着滚动欲出的泪水的大眼，一阵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打心底涌起。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小声地说：“过新年了，不去想这些事情，好吗？”
周恩来闻声转过身来，看着邓颖超，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是到了新桃换旧符的新年了，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新桃去换旧符呢？……”
恰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周恩来拿起电话：“喂！我就是啊！……我不赞成他们这样的做法，可时下的中央……咳！我的态度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一切听命于国际。”
邓颖超一直在倾听着，她从只言片语中猜测：党内又发生了问题。因此，当周恩来一挂电话，她就禁不住地问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王明他们利用职权，在继续围攻何孟雄同志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蟹秋白同志。更不能容忍的是，罗章龙、王克全他们利用过新年的机会，到处散发要求解散中央，要我和秋白等同志下台的公开信。”
就在这时，室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用心一听，忙说道：“小超，快开门去，是秋白同志到了。”
邓颖超快步走到门前，开门迎进满面怒气的瞿秋白。
瞿秋白二话没说，双手取出一封信，说道：“恩来，你看吧，这是罗章龙主持制定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他们在到处散发。”
“这个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周恩来忙问道。
瞿秋白从信中取出一份油印的文件，双手展开，念道：“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这上边还说你我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党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其余如向忠发、项英、关向应、罗迈等人，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周恩来听后接过这份《全总党团决议案》用心地看了一遍，冷笑了一下，说道：“那你我就等着他们处罚吧！再说，我周某人从来没有为了权力而工作，况且你我已经向中央提出辞职了嘛！”
“米夫是不会要你辞职的。”
“为什么？”
“他对他的弟子们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对周恩来是要批评的，但不是要他滚蛋。”
“那你呢？”
“米夫说：瞿秋白是一定要滚蛋的！”瞿秋白说罢惨然一笑，“因此，你还要挑着这个担子。”
周恩来听后无比怅然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这样做不公平啊！……正当他与瞿秋白相对无语，室内的空气似要凝固的时候，室外又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用心一听，禁不住地一怔，自语地说道：“怎么是陈赓敲门的信号？”接着，他又说道：“小超，快开门去。”
邓颖超再次快步走到门前，急忙打开门，迎进满面春风的陈赓。一侯邓颖超关死屋门，他就像是卖报的报童，大声说：“好消息！好消息……”
按照白区的规定，今天不是陈赓见周恩来的时候。就其常理而言，没有特殊的情况，陈赓是不会叩周恩来的家门的。或许是这些天来，周恩来所获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因此，当他听陈赓连声说“好消息”以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道：“我真不相信这个新年会有什么好消息！”
“是真的好消息。”陈赓说罢又做了个鬼脸，“而且嘛，还是特大的好消息！”
“那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着说吧！”瞿秋白在一旁说。
“好！我这就说。”陈赓故作严肃状，“方才克农同志送来钱壮飞同志自南京发来的情报：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于今天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全歼敌军九千多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攒。怎么样？算不算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原来，蒋介石离开南昌不久，国民党军队于12月24日继续向中央苏区推进，至28日，完全进抵苏区的腹地，在少量的红军和赤卫队的阻击、袭扰下，由于兵力分散，补给困难，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了。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敌人不过十万人枪，且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加之这些敌军分成许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又距离很远，这就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另外，张辉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如能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即可打破。再者，张、谭二师各约有一万四千人枪，而这时的红军有四万余人，一次打一个师，占有绝对优势。为此，红一方面军于12月30日正式打响龙冈战斗。是日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二个旅近一万人，活捉敌前线师长张辉攒，缴获各种武器近九千余件，子弹一百万多发，电台一部。
当时，毛泽东看着大雾与硝烟弥漫的战场，诗兴大发，写下了有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或许是元旦这天对蒋介石而言反差太大的缘故，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作战室，望着那些躬立桌前的将军们，真想破口大骂几声“娘希匹！”恰在这时，室外传来密集的爆竹声，蒋介石环顾左右问道：“何部长！外面响的是什么声音？”
“是老百姓过新年放的爆竹声。”何应钦答说。
“不对！”蒋介石蓦地拍了一下桌面，“是枪炮声，是朱毛领导的共匪打败国军的枪炮声！”
“是！”何应钦慑懦地答说。
“我自北伐以来，以不同的战略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老军阀。但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以十万重兵进剿江西不足四万的泥脚杆子，不仅损兵越万，而且连前线指挥的十八师师长张辉攒将军也当了俘虏，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蒋介石越说越气愤，最后竟破口骂娘了，吓得与会的将军们就像是见了猫的耗子，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最后，他又对何应钦下达命令：“何部长，今天是元旦，你们最好的过年方式，就是在你的领导下，制定出新的进剿共匪的作战计划！”
“是！”何应钦答说。
蒋介石离开作战室之后，又怒气冲冲地走回自己的官邸，只见陈立夫站在客厅中，双手捧着一挥纸，笑嘻嘻地说：“主席，我给你送驱赶晦气的万能的灵丹妙药来了。”
“不看了，快给我说说是什么万能的灵丹妙药？”
“这份材料，是近期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名单。”
“我再说一遍：我感兴趣的是，共党内部的争吵有结果了吗？”
陈立夫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呈上另一份材料：“一定请主席亲自看看这份材料。”
蒋介石接过材料，很快阅毕，沉吟片刻，问道：“有多大把握？”
“我与恩曾、张冲他们研究过了，万无一失。”
“靠不住，通知有关人员，明天跟着我去上海，我要亲自布置这一特殊的战役！”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太上皇”米夫的一手操纵下，成了一场毫无积极意义的闹剧
新年已过，米夫及其弟子们就忙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了。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向各派作个姿态？米夫不仅要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还把周恩来、瞿秋白等排斥在筹备班子之外。这样一来，周恩来就变得十分清闲了！
周恩来或许心中只有党的利益，抑或是像中国俗话说的那样，生来就是操劳命，他内心想的事比召开任何一次党的全会都多，他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责任、精神上的压力大得很。举例说来：
既然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按照党的章程，六大以来至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委员都必须参加。可是在这样急迫的时间里，如何才能确保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呢？再者，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并不清楚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赶来参加了四中全会，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何孟雄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的同志不仅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如何进行投票改选呢？米夫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总不能采用指定的办法吧？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除去批判立三路线、批判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外，还必须把陷于分裂的党统一在正确的路线之上，并对未来中国革命作出新的部署。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要解决这样多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给予充足的时间讨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可是，米夫已经代表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六届四中全会就开一天会议。周恩来听后禁不住地暗然自问：“这怎么行呢？……”
但是，在国际代表米夫看来什么都行。他在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之余，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不仅一手确定了出席会议的名单，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而且还指定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五人为主席团委员；他为了能使王明等人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又把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并赋予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自然，他为了遮丑或是做给别人看，也有意把何孟雄等少数几个既反立三路线、又反六届三中全会，同时还反对王明等人的反对派，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
就在米夫与其弟子们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赶到了上海，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他是专门偕夫人宋美龄来上海作祈祷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掩人视听。
为此，周恩来当即把顾顺章、陈赓等人找来：“为了确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必须摸清蒋介石来沪的真实目的。”
很快，陈赓通过内线杨登滚以及随行来沪的钱壮飞获悉：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女青年，被公安局侦缉队的刘队长逮捕，这位女留学生为了活命，不仅出卖肉体，与好色的刘队长有染，而且还向敌人报告说通过他的男朋友获知，中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近期将举行重要会议，到时她和她的男朋友可以带着有关的人员混进会场，将中共要人一网打尽。蒋介石来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亲自部署这一特殊的战役。
“知道这个投敌的女青年是谁吗？”周恩来严肃地问。
陈赓摇了摇头。
“这个女青年还关在公安局吗？”
“不，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已经放出来回到她男朋友的身边了。”
“和她保持单线关系的还是那位刘队长吗？”
“是的，杨登漱等没有介入这一案件。”
“你知道这位刘队长的底细吗？”
“我太了解他了！姓刘的是黄埔毕业的，是你的学生，我的小师弟。据壮飞同志说，这小子最不讲交情，他当面向我们那位可爱的蒋校长许诺，不仅要借中共开会之际一网打尽你们这些领导，而且还扬言把我陈赓献到蒋介石的面前。为此，他还把我陈赓的相片冲洗放大了许多张，让他的手下每人一张。”
周恩来听后心情越发地沉重了，他凝思片刻，当即指示：一、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要绝对保密；二、要清查自苏联留学归来的男女青年，注意他们的动向；三、六届四中全会开会期间，一定要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大会不出问题。最后，他用力握住陈赓的手，深沉地说道：“你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活跃人物，又是蒋介石东征时的救命恩人，不仅名气大，而且认识你的敌人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就请你放心吧！”陈赓犹豫片刻，“说句老实话，我最担心的是四中全会将怎么个开法。”
对此，周恩来无以作答，唯有看着陈赓啃叹摇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现在的武定路九三○弄十四号）。由于这次全会是在术天一牛操纵下一筹备的，义是米取临时通知开会日期的突然袭击的办法，“因而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才知道要开六届四中全会；有的代表进了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思想上毫无准备。甚至有的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拒之会场之外。如候补中央委员、东北代表唐宏经，赶到上海后竟然没人领他去会场参加会议”。其中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从另外渠道获悉召开四中全会，她十分气愤地闯入会场，大声责问主席团主席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从旁代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气得拍着桌子质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被间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据史记载：由于上述诸原因，向忠发刚宣布开会，“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便马上提出会前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王风飞表示支持”。怎么办？米夫只好亲自出面，说“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罗章龙等人坚决反对，最后经过举手表决，通过了米夫的意见。结果，堂堂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竟然会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会场。后人怎么设想，都不为之过分！
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他已经被放在被告席上，就是再表示痛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安然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发言，思索着每一个发言的真实用意，当他从王明、罗章龙等人不同用意的发言中，感悟到一个共同点——夺取中央的大权之后，他那颗对党一片赤诚的心禁不住地颤抖起来。当何孟雄向大会提议先听听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后，他站起来作了有理有据，且出于公心的发言。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述：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对自己，他没有作什么解释，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斤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