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
“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的宗旨，想包容天下所有的主义、政党，甚至还想包容那些包藏祸心的新老军阀。可是，他二旦仙逝之后呢？……”
“苏俄、共产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你发难，对吧？”
“对，完全正确。”
“所以，你就不得不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中山先生那样，更高地举起他所倡行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旗帜呢？”
“他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神，就像是观音菩萨那样，理论能当饭吃，能当水喝；我呢，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不过是跟着他打夭下的一员武将，说空道理，谁也不听。”
“你怎么不学学中山先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变成神呢？”
蒋介石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认真聆听赐教的表情，不无蔑视地哼了一声，差点说出“可笑”二字来。当他再一看拾级而上的属下，低声地答道：“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是神吗？释迎牟尼生前有谁称他是佛祖？就说你劝我洗礼板依的基督吧，他活着的时候不也是受苦受难吗？”
宋美龄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可当她再一想蒋介石讲的这些圣贤哲人生前的经历，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这时——似乎也只有这时，宋美龄觉得蒋介石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远远超越了自己——尽管她自己永远也不承认这一事实。另外，宋美龄自有她聪明的地方，那就是善于藏匿自己的所谓短处，旋即又把话题转到现实中来，小声地问道：“那你总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吧？”
“当然有了，不然今天来参拜中山先生的就不是你我了。”蒋介石说到此时有些得意地笑了，“我从中山先生活着的时候，从他所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或者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中，也或者说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较量中，醒悟到这句世人皆知的俗话：有枪便是草头王是真理！”
“所以，你一直抓住军队不放。”
“放了军队，你我的脑壳就搬家了。”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又笑了笑，“当然，光靠军队还不行。在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元老派的斗法中，我还醒悟到了一句文话：叫纵横之策。”
“那你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呢？”
“以后再议。”蒋介石转身看了看远远列队等候祭陵的文武百官，“夫人，渴陵仪式应该开始了。”
蒋介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迄始，就认定未来与他争天下的不是国民党内的所谓左派、右派，以及诸地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但是，由于他当时自身的地位和实力，使他不能在孙中山先生倡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有丝毫的表露。相反，他要借助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共产党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登上军事统帅的地位。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又借助手中的军权，以及苏俄顾问与共产党人的支持，击垮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元老集团。接着，他又因势利导，与失意的右派元老胡汉民等结盟，把国民党中的假左派汪精卫逼下台。也就是当长江两岸欢庆北伐胜利的时候，他认为机会到了，遂又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妄图把他内心的政敌共产党一举歼灭。
出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他斩尽杀绝，作为对他屠杀政策的回答，共产党人又愤然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虽说这些革命的义举，在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压迫下相继失败了，可是所显示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却令蒋介石不寒而栗！
蒋介石由此看到了共产党人潜在的实力，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经过“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已成强弩之末，只要组建庞大的特务组织，与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袖人物斗法，根除所谓赤祸是易如反掌之事。这就是他让陈氏兄弟组建中统特务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在这种轻共思想的指导下，遂又倾全部国力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所谓大任，这就是他相继演出蒋桂、蒋冯、蒋冯阎等新军阀混战的原因。然而出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又借着他消灭诸地方实力派之机死灰复燃，不仅上海租界中的共产党人公然发动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而且各地的红军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乡建立起来。其中在湘赣一带活动的朱毛红军，竟然强大到可以乘虚攻下长沙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他暗然吃惊！也就是在他庆祝完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之后，他的战略重点已经悄然转向：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
如果说蒋介石在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角逐的时候，他对付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军警宪特消灭地下共产党的组织，那么时下他对共产党即将采取的措施就成了这样两句话：一是运用手中握有的军权，坚决消灭各地的红军部队；二是采用恩威并举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设在上海的中枢机关，逮捕和法办那些在他看来冥顽不化的所谓祸首。前者，他交给何应钦等人去筹谋军事“围剿”；后者，他又找来陈立夫等人去上海落实。也就是在这次召见中，陈立夫双手呈交了一封信，蒋介石看后沉吟片时，提笔在信上批道：交杨登赢亲办。
周恩来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非常清楚蒋介石下一步要走什么棋。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对苏区即将发动的军事“围剿”，亲自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他向全党，尤其是各地红军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同时，他清楚蒋介石兴兵“进剿”的重点是“朱毛”红军，遂又于10月29日代中央起草致红一、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年谱》作了如下记述：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至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溃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和互相策应之效。信中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来一向关注党中央的安全。为此，他回到上海之后，一边筹备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一边着手了解并加强中央特委会的工作。为了窃取国民党中央的核心机密，他又特别关心打入敌人心脏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的工作。’为此，陈赓向他作了专亡遭的报告：
周恩来离国之后，徐恩曾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一个行之有效的特务首脑机关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地址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为了掩人耳目，在钱壮飞的建议下，门口挂了一个“正元实业社”的招牌。知情人都清楚：南京中山东路五号是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再由首先看到这些密件的钱壮飞分档保存。设在汉口、九江、安庆、长沙、青岛等地的特务组织发来的电报、情报，也是经由钱壮飞提出意见，由徐恩曾签字后再交由钱壮飞处理。因此，钱壮飞很容易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当时，担负李克农与钱壮飞之间传递情报的是钱壮飞的女婿刘祀夫，可谓是万无一失。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后，钱壮飞以搜集诸地方实力派的情报为由，征得徐恩曾的同意，遂在南京、上海、天津创办了以新闻通讯社和新闻广播为掩护的公开情报机关。其中心指挥机关为“长江通讯社”，社址设在南京的中央饭店四楼，也就是“正元实业社”的隔壁，负责人是钱壮飞。另外，在南京还设立了“民智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主要编辑是胡底。为扩大所谓业务，经徐恩曾同意，于1930年冬天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在上海则以“＿七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招牌，李克农以采编广播新闻为掩护，开展上海方面的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宠信，打着获取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期间态度的幌子，主动提出由他与胡底潜往东北，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为了慎重起见，中央特委会决定派陈赓同行。他们拿了国民党的钱，三人一同出关，在沿途党组织的帮助下，共同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其他任务。他们回到上海以后，又把一些军事情报和当地报纸上的材料剪剪贴贴，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报告。徐恩曾阅后大加赞赏：“真了不起，哪来的这么多材料！”从此，他对钱壮飞、胡底信任尤加。
也就是在双十日国庆典礼不久，陈立夫获悉蒋介石一侯结束中原大战，即可对“朱毛”红军发起“进剿”，并把有关兵力调动的电报拿给徐恩曾看。自然，钱壮飞也就得到了有关“进剿”“朱毛”红军的绝密战略情报。接着，这绝密的情报交由李克农转陈赓，再由陈赓转分管军委的周恩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红一、三军团发出上述指示信，也有钱壮飞等的功劳。
正当周恩来密切关注蒋介石即将对白区展开全面“围剿”，进而完善和加强中央特委保卫党中央安全的时候，突然关向应被敌人逮捕了。周恩来当即命令顾顺章、陈赓等，全面了解关向应被捕的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案。
关向应，辽宁省金县人，于1902年生于一个满族家庭。早年，他在东北宣传革命思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越年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先后在河南省、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党的六大召开之后，他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怀疑而被捕。同时，还被抄去一大箱子文件。通过内线还获悉：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因华语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天天围绕着这个箱子转，想不出办法来。
周恩来听了陈赓等人的上述报告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一箱子文件从巡捕房搞出来，然后再营救尚未暴露身份的关向应。
为此，他问道：“我走后杨登汰的情况怎样？可否由他出面和英国人交涉这件事？”
杨登滋精通国民党官场中的一切情况，为了取得陈立夫的信任，他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关系，免税为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长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各搞了一辆进口车，并亲自押车送到南京。同时，他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为徐恩曾搞一些英国或美国进口的高档物品。这样一来，陈立夫交由徐恩曾酌办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杨登流的手里。在这个时期，徐恩曾还秉承陈立夫的意图，亲自登门拜访杨登流，将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大本营的地址告诉杨，欢迎杨到南京时来作客。如此交往的结果，徐恩曾对杨登流从不怀芥蒂之心。为此，徐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对杨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做得怎样。为表示亲密无间，徐还对杨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央（指陈立夫）在用钱上总是依从你的，你知道吗？”同时，徐又学着蒋介石的样子，送了一套《曾国藩家书》给杨，用以拉拢。
这样一来，英国人越发看中了杨登流的价值。那位自称是杨登流好友的兰普逊就主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确有急办的案子，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叫我兰普逊去逮捕就好了。”
对于杨登流上述的情况，陈赓是了如指掌的。因此，他对周恩来大包大揽地说道：“没问题，他时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红人，又是英国巡捕房信得过的要人。”
“好！”周恩来点了点头，“一定转告杨登滋：第一步，把那一箱文件搞出来；第二步，想办法再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狱。”
陈赓当即约见杨登流，二人共同商讨了落实周恩来上述两步意见的方案。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敌人无法判断他的身份。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流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滋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
陈赓便同杨登流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流说：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流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
杨登滚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流，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
于是，杨登流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陈赓叫杨登滋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一些学术研究资料，以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
正当周恩来与中央特委的有关同志研究营救关向应的问题时，陈赓有些紧张地走进来，严肃地说道：“黄第洪叛变了。”
周恩来听后征住了，暗然自问：“这可能吗？”接着又郑重地问道：“有什么证据吗？”
“杨登流听陈立夫和徐恩曾说的，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还说能帮着他们抓到你。”
周恩来遂陷入凝思之中……
黄第洪，江苏扬州人氏。早在1924年春天，他只身到大上海闯**天下，落得个一身不文，流落街头。恰在这时，黄埔军校派陈果夫等人到上海秘密招生，黄第洪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报考应试，竟然被录取了。接着，他南下广州，入黄埔一期，学习还算用功。不久，他与同期的陈赓等同学相识，接着又拜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的黄第洪要求进步，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入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离国赴莫斯科不久，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业已打响，党组织派他到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由于他俱怕战争，又不愿过艰苦的生活，遂又悄悄地回到上海，并与他姨母家的表妹曹玉香发生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过上了浪**公子的生活。不久被姨母等发觉，逐出家门。恰在这时，蒋介石就要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已经变质的黄第洪为生活所迫，决定改换门庭，投靠校长蒋介石。他前思后想，竟然把刚刚回到上海的恩师周恩来当作晋见礼，成为他重新向上爬的阶梯。接着，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有重要机密向“蒋校长”报告。
蒋介石知道黄第洪是自己的弟子，由于黄当年是共产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印象。时下，他收到黄第洪“来归”的信件，打心里还是欢迎的。但是，对他所说能帮着逮捕周恩来一事却是将信将疑。按照他的规矩，先不见黄第洪。旋即又与陈立夫等密商，把黄的来信批给杨登派办理。蒋介石的意思是清楚的：来归嘛，我蒋某人是欢迎的；我见不见你，则要看你所说的见面礼是真还是假。
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战斗的周恩来，一向是有着很高的警觉性的。同时，他对于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又是极其负责任的。当他听说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有关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但是，对于黄第洪是否真的叛变，则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历经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只有见到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才可最后断定黄第洪的性质。为此，他与中央特委会开会研究，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周密的布置。杨登滚两次约黄第洪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虽然黄十分狡猾，但是党经过周密调查，证明他确已写信向蒋介石自首（通过杨登汰搞到了黄第洪的亲笔信），企图进行大破坏。据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所以没有给党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周恩来却从黄第洪的事件中悟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必须到基层中——最好是到苏区、到红军中接受一个时期的锻炼，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为此，他征得中央的同意，决定把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青年，分批输送到各个苏区去。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作出决定：王明、博古等人去中央苏区。诚如李初梨所回忆的那样：从此，“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等候安排去苏区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没有离开上海。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就又催促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
据李维汉回忆说：“王明这个人我在1927年就认识他。”那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回苏联，他也踉着回去了。”后来，王明回国之后，曾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工作，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有所接触。但是，他留给李维汉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时下，王明虽然业已调离江苏省委宣传部，可他一天不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他这个省委书记就有责任管他。或许是李维汉看不惯王明等人的风格，也或许是王明等人过分傲视他的领导，这次谈话没有一点感情色彩。一见面，李维汉就公事公办地说道：“王明同志，你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意见吗？”
王明打心底深处是瞧不起李维汉这些老同志的。但是，时下尚未得到远在莫斯科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指示，故不便与李维汉等上司把关系搞僵。在他看来，李维汉等人的手中是握有实权的，弄不好，还会给自己一个什么处分。另外，他也不清楚今天谈话的目的，故近似搪塞地答说：“从大的原则上讲，我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赞成的。”
“你知道中央对你的工作安排吧？”
王明把脸一聋拉，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中央研究了你与博古几个同志的情况，为了使你们从书本上学得的马列主义化作革命的实践，决定让你们去苏区锻炼一段时期，我看是正确的。”
对此，王明没有说些什么。
“王明同志，你与博古等同志计划什么时候动身呢？”
王明听后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强硬地反问道：“罗迈同志，难道让我带着中央的处分进苏区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苏区表现好，也可以撤销中央给你的处分嘛！”
“请问组织上知不知道，我的未婚妻孟庆树的情况呢？”
“组织上不仅知道她于7月底被捕入狱，而且还正在设法营救她尽快出狱。所以，你尽可放心地去中央苏区。”李维汉说罢缓和了一下口气，“等她出狱之后，组织上再把她送往苏区，到那时，你们再结婚，不更有意义吗？”
说到王明的未婚妻孟庆树，也是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女性，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某些影子；说到他们之间的恋爱经过，也有值得追忆的地方——且还可以折射出王明青年时代的某些思想，故有必要做些扼要地补记：
孟庆树，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一个地主家庭。早年，追求自由，向往革命，在1927年11月——尚不满十六岁的她登上赴苏联留学的轮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与她同班的有后来与张闻天结为伉俪的刘英、陆定一的爱人唐仪贞等。不久，青春年少的孟庆树以她那特有的女性优势，成为中山大学中男性同学追求的对象。有意思的是，时年二十三岁的王明自视有才遂向这位小同乡孟庆树发起了“攻击”。遗憾的是，孟庆树有眼不识泰山，看不上这位身材矮小的王明，与另外一个长相不错的同学结为朋友。对此，王明虽然在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但他依然矢志不悔，继续追求业已有了男友的孟庆树。1929年春天，王明归国的行期临近，恰在这时，孟庆树又和那位男友正式分手，王明鼓足勇气，向孟庆树正式求爱。可是，王明的身材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她没有答应王明。无奈，王明只好只身回国，过着那种“朝朝暮暮顾盼”的单相思的生活。
1930年，王明因被捕受到党纪处分不久，孟庆树翩然回到了上海。在政坛失意的王明的心中又燃起爱情烈焰，请孟庆树下小馆、看美国电影、逛马路。由此可知，自愿与王明相偕进出的孟庆树，虽未下定以身相许的最后决心，也说明她的内心日渐向王明靠拢。正当他们二人相爱升温的时候，孟庆树竟然知道了王明受党纪处分的事情，这对她而言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要知道那时的共产党人的人生志向，绝大多数是赞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的境界的啊！孟庆树经过短暂的抉择，很快就下定决心斩断与王明的感情瓜葛，独自搬离旧舍，让王明再也找不到她的影子！
痴情的王明不知有变，依然踏着旧路走进孟庆树的旧舍，他望着这“人去楼空”——且留下他与孟庆树无限爱意的空****的房子，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如史所记，“在空****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支发卡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这倒可窥见王明当时的一片痴情。”
王明或许又应了那句成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孟庆树舍他而去不久，他又因反对立三路线与博古等四人受到党纪处分。接着，他又获悉孟庆树于7月30日不幸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当时，他那焦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为此，他无力救出被陷图圈的心中恋人，只有把这满腔的愤慈化作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了：“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
度日如年的王明终于盼来带回国际指示的周恩来与瞿秋白，实出他所料的是，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并被送往莫斯科解决问题，可受到李立三处分的他以及其他几个人不仅没有平反，而且还要被安排去中央苏区。这在他看来，都是当年在莫斯科与他作对的瞿秋白所为。因此，他越发加深了对瞿秋白的个人成见，大有不把瞿秋白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意思！
现在，李维汉又代表组织找王明谈话，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去苏区，他思前想后，临行之前，真的想见孟庆树一面。可是，他十分清楚，像他这样的身份，且又因政治问题被捕进过监狱，搞不好仍然会受到牵连。也或许是他受着爱情冲动所驱，竟然做出冒死探监的决定。据史记载：他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曾先后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去龙华监狱看守所探望。多年之后，他曾写了如下这首七律，回忆当年探望孟庆树的情形：“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高话家长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
凭公论诗，王明为孟庆树被捕写的上述两首七律，诗味不足，情真意浓。也许是身陷图圈的孟庆树被王明这情真意浓的爱心所打动，二人虽然隔着铁窗，却完成了“加紧两心牵”的爱情，孟庆树在铁牢中答应了王明的求爱。
王明第三次探监时，隔着铁窗向孟庆树再次背诵“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后，感动得孟庆树隔着铁窗紧紧地拥抱了他。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制订第一次反“围剿”战略；王明等借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机，把自己标榜成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为上台大造舆论；面对出于不同目的的反对派王明、罗章龙、何孟雄，周恩来为使党内不致分裂，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周恩来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瞿秋白等领导同志一起努力，比较成功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党内，包括王明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比较满意的。恰在这时，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公然向中外宣布：他将集中一切力量消灭苏区的红军。为此，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遂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围剿”方面来。
周恩来自西渡归来已六载有余了！屈指算来，前三年，他主要是从事军事工作，先后经历了黄埔建军、两次东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东征讨蒋、南昌起义等有名的战争，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悲枪；后三年，主要是在党中央工作，但他负责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依然是军事。因此，无论是广州起义、百色起义，还是三大主力红军的创建，都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自然，他在这六年之中，不仅阅读过不少中外军事著作，而且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军事经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远离红军反“围剿”战场的周恩来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通过打入敌人心脏中的钱壮飞等来完成。在这期间，钱壮飞等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无误地向中央提供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战略意图。大意谓：
远在8月27日至29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各苏区进行“围剿”的总方针。那时，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仅仅通过了一个（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一侯冯玉祥、阎锡山等宣布兵败归隐，蒋介石就下令长江两岸各省设“绥靖区”督办、司令或总指挥，准备发起对红军的“进剿”。同时，他迅速挥师南下，对苏区与红军形成全面“会剿”的态势。待到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境内，连同原驻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共七个师又一个旅。另外，又令在武汉休整的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准备进入江西。蒋介石指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以上各师，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不久又获悉：鲁涤平指挥直属部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琐任前敌总指挥。
但是，有关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中所使用的战略思想、具体的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不知。据钱壮飞等报告：一是这类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不归调查科收发，再是徐恩曾对钱壮飞留了一手：收发绝密情报的密码掌握在徐恩曾的手里，就是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只有收的义务。
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同志：“请克农同志转告壮飞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徐恩曾的这本绝密密码搞到手。”
“是！”陈赓答说。
“请派可靠的同志，把有关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的情报送往江西，一定要面交朱德、毛泽东同志。”
陈赓当即把有关的情报整理完毕，请周恩来签阅过后，交由有关的同志送往江西。
周恩来作为军事战略家，自然知道古今中外的战场都是瞬息万变的。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军事情报。再者，他也清楚我们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电台，但还不能用于和苏区及红军的通讯。在日后的友“围剿”战争中，就是从内线得到了绝密的战略情报，也很难穿越敌人重兵的封锁，及时而又安全地送到苏区。
于是，周恩来向中央建议，并得到批准：“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吴德峰等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品。”
接着，他又把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并于10月29日派人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在这一指示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的战略行为。明确指示红军：“过去红军中之保守与地方观念，已限制了红军的不少发展，兜圈子式的游击，已使红军不能有阵地的向前发展，现在如果你们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则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为敌人各个击破。”为此，他又代表中央为第一次反“围剿”制订了如下的战略：
你们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
与此同时，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毛泽东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苏区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作战，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简之，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制订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差异；二，证明正确的战略、战役的确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当周恩来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动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积极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提供战略情报的时候，时在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门造访，心情有些沉重地递上一封信：“这是陈绍禹和秦邦宪他们写给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接过王明与博古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后当即拆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封信的标题：《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他禁不住地一怔，暗自说道：“他们并不了解中央苏区，怎么也要向中央建议反‘围剿’的意见？”遂不动声色地严肃地审阅了这封致中央的信。他读完这封信后，方知是一封借着粉碎敌人的“围剿”为由头，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信，其用词之尖锐与激烈的确是出周恩来所料。他把如下这段话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郎墓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
周恩来看完这封信的直觉是：王明与博古等人突然改变了观点，不仅明确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错误是路线性质的，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换言之，由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这在周恩来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那就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志为代表的错误，只有局部策略上的失误，不存在路线问题。因此，他对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纲上线一是反感，再是觉得他们年轻，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纯属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他稍许平静之后，遂对瞿秋白说：“不要把他们的来信看得过分严重。我看，是他们不想去中央苏区的一种借口。”
瞿秋白有些惨然地笑了，旋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说的这样简单。或许是我过分的敏感，我总感到这封信的背后一定还有文章。”
周恩来依然将信将疑地望着情绪低沉的瞿秋白。
瞿秋白从周恩来的手中要过王明、博古的信，指着信的结束部分说：“恩来，你看看这封信最后两段的语气，难道会是出自他们两个刚出茅庐的学生之手吗？”
周恩来再次接过这封来信，用心地研读这两段文字：
我们认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用不着任何争论。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和中央目前的错误与国际决议对照之下已极端明白的放在面前，问题是在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错，以避免争论，使妨碍党集中力量来解决当前的迫切任务。
坚决地有系统地揭破李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两条原则不同的路线，揭破李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周恩来看后自然是非常气愤！但是，由于他与王明、博古等政治方面没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瞿秋白与他们，实质上与他们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斗争经历，也不会把他们这封信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起来，所以，他望着面色沉郁的瞿秋白间：“那……又会有什么其他文章呢？”
“我只是一种感觉。”
瞿秋白的感觉是正确的。王明与博古致中央这封信的背后的确是有着一篇大文章。为把问题说个清楚，还是请读者跟着笔者重新回到8月初去吧……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等人为坚持其“左”倾盲动错误，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严重对立。“为了统一思想，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8月6日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等四人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三人。会上，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评述：
会议一开始，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接连提出几个问题：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仍然存在？远东局承不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远东局是否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了？
面对向忠发连珠炮似的提问，罗伯特一面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的；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近两次会议上，暴露出它有执行反共产国际政策的危险倾向，所以远东局必须以十分坚毅而果断的态度发表意见：政治局没有破产，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使它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向忠发抓住罗伯特认为中共中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既然你们自己承认近两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又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从而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如果远东局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那它就应当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毫不示弱，在讲话中一一例举了李立三等人所犯的错误，并对向忠发的指责进行反驳……他严厉批评李立三在执行与共产国际路线对抗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而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最后，罗伯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定；第二，在共产国际的新决定到达之前，推迟发动南京和武汉的起义；第三，由于事态发展而需要作出的一切决定，应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负责处理；第四，停止争论……
李立三表示：“明天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些建议。”
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杰克也严厉地批评了李立三……他指出，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下十次地说，共产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修改、共产国际应当采取进攻路线。据李立三说，共产国际竟连中国革命的总趋势都不理解……杰克的讲话还未完毕，向忠发便大声插话，使发言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联席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函斯大林，请求给中国革命以切实的援助。自然，也严厉地指责了共产国际远东局。
对此，周恩来与瞿秋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二人正在回国的路途之中。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的报告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书记处阅完这些材料，特别是8月3日以来中共中央讲的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议论后十分恼火。“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竟然要同共产国际算帐，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由策略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决心对李立三的问题来一次彻底的总清算。”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0月形成（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下称十月来信），并派专人送往中国。这封信不仅把立三错误升格为路线问题，执行的是一条“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全盘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这封十月来信。
但是，王明却早在这之前就知道这封十月来信的内容了，故他在11月13日与博古致中央的信就明确指出：李立三犯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错误，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的立三路线。
但是，王明何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获悉这封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就史料分析：一，诚如向忠发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说的那样：“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由此可知，王明这位受到共产国际青睐的青年，一定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座上客。自然，王明从远东局处提前获知十月来信是顺理成章的。二，也就是在共产国际形成十月来信之后，把一批忠诚于共产国际的留学生派回中国，于10月底、11月上旬先后到达上海。他们是陈昌浩、沈泽民等人。据茅盾的回忆：沈泽民带回了十月来信，并赶着翻译成中文，提交中央。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与他们同属米夫所信赖的弟子，陈、沈等人回国之前，恩师米夫一定会再三叮嘱，在翻译成中文之前，先把十月来信告之王明，并抢在中央之前举起批判立三路线、批判六届三中全会为“调和主义”的旗帜。这也就是王明、博古致中央信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王明开始写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两条路线》。他为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的写作时间提前到：“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为了显示他的才能，竟然谎称“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另外，他为了掩盖自己先于中央得到十月来信，还在后记《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笔者暂不剖析《两条路线》的实质问题，仅就常识而言，一部十万字的论著，且写好后又复写了三份，他合计用笔写了二十万字。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王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完稿《两条路线》，并又复写完毕装订成册的。亲自动笔写小说的人，偶然一天是可以写一万字的，但就平均而言日写五千就算是快手了！
由此可见，王明是有意在扯谎！
王明自从先于中共中央获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他虽然为了抢旗帜，争当中国共产党内的先知先觉，真可谓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是他精神上却一扫昔日的沉闷，分外活跃起来。他又是亲自动笔撰写批判所谓立三路线的长篇论文（两条路线），又是约见先后由苏联回到上海的留苏同学共商所谓大计，又是不失时机地给中央写信抢旗帜的同时，把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推向对立面……总之，在他看来，韬光养晦的时机终于结束了，他王明不仅等来了出头之日，而且他就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了！
据史记载：就在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时候，“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也或许是他们感到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话了吧，这四个先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窗也有了所谓雅兴，包了一间茶亭，一边品茗一边交谈。由于博古、陈昌浩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先分笔作些简介：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1907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早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后又受著名共产党人浑代英的影响，毅然加入国民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积极参加五册爱国运动，并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奉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王明、陈昌浩、沈泽民、张闻天等人是同学，由于他们在反“江浙同学会”等问题上观点较为一致，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又有着同一的认识，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睐。他于1930年5月回国，由于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对李立三，一起受到党纪处分，并要他与王明等人一块去中央苏区工作。对此，他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
陈昌浩，湖北省汉阳人，生于1906年，长博古一岁。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越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因班级低，不仅难于与张闻天、沈泽民这些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同学相攀，而且在王明这些师兄面前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但是，他就思潮而言，是站在王明、博古等人一边的，在反所谓“江浙同学会”的时候，也只是跟着呐喊而已。王明、博古等同学先后回国之后，他渐渐地成了米夫的红人。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之后，他与沈泽民、何凯丰等人带着米夫的口头指示相继回到上海，并向王明通报了十月来信的内容。这时的陈昌浩深知米夫对王明所寄予的厚望，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唯王明马首是瞻。
王明这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他大谈了一番他与博古致中央信的内容之后，又颇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说道：“我真想亲眼见一见，中央的领导，尤其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二人，他们收到我们这封信后的表情！”
陈昌浩始出茅庐，还没有修炼到遇大事可淡然处之的火候，依然带着所谓的学生腔，很是激动地说道：“我希望他们大发雷霆！唯有大发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们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博古深表赞成地说，“唯有让更多的同志认识他们错误的实质，方显出我们这些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同志的本色；唯有让党内更多同志认识、了解我们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未来革命的命运！”
“据泽民同志说，今天，也就是可纪念的11月16日，他才把译成中文的来信交给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几天，我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了一信，表明我们是觉醒者；在他们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一信”
“给奉命回国处理立三问题的两个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该清醒清醒了！”陈昌浩在一旁下了结论。
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学着江南名士的风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我的顶头上司罗迈，还能强迫我等去中央苏区吗？”
“我看啊，”博古接过话茬：“这个前执行秋白路线，后执行立三路线的罗迈，他倒是应该考虑考虑换个地方了。”
王明于无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神情沮丧地走来，先用手示意静声，说道：“这不是我们当年留苏的同学王掘夫吗？”
“是他。”博古补充道，“不过嘛，他回国之后，改名叫唐虞了。”
这时，王掘夫已经失神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继站起，热情地说：“掘夫，请进来坐吧！”
王掘夫本来是独自借逛公园消愁的，没想到在这里碰上这么多当年留苏的同学，且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故有些惊奇地说：“啊！你们都在这儿？”
“老同学，闲来无事聚一聚。”博古逢场作戏地回答。
陈昌浩刚刚回到上海，不知深浅，贸然地问道：“你怎么没和你的女友——我们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丽莎一块来啊？”
王掘夫听后怅然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无限伤情地说：“她于前几天突然失踪了……”
在那个年月，所谓突然失踪，就是被敌人逮捕的代名词。王明毕竟老道些，乐观地说道：“没关系，我的庆树不也失踪了几个月吗？想了点办法，再有几天就又回来了。”
博古一听喜上眉梢，请王掘夫落座之后，又语意双关地说：“等庆树出来之后，为了喜上加喜，我们就帮着你们把喜事办了，怎么样？”
“这嘛……得听庆树的。”王明底气不足地笑着说。
“这得听大家的，这叫双喜临门！”陈昌浩大声地说。
王掘夫与女友丽莎是王明等人留苏的同学，这是谁也无法修改的历史。但是，王掘夫在女友丽莎被捕投敌，遂又和女友丽莎出卖了何孟雄、李求实等三十几位同志之后，王明在修定《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做出不认识王掘夫的样子，且把责任推到罗章龙等人的身上，实在是欲盖弥彰之举。
11月16日夜，王明耐不住十月来信的刺激，又与博古在一起商量给中央写第二封信。诚如史家所评：如果王明、博古给中央的第一封信的用意，在于反李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那末这第二封信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为自己上台大造舆论。假如把他们这封长信浓缩成几句话，大意谓：
（一）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早；
（二）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有原则性；
（三）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唯有他们才是从开始就反，给了处分还反，六届三中全会下了决议之后继续反；
（四）在全党反立三同志中他们是最顾全大局的，只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搞无谓的争吵；
（五）他们反对立三路线虽然遭到打击报复，但坚信自己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百折不挠。
鉴于上述各点，王明与博古又在信的最后向中央提出如下三点建议：u（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与博古十分得意地把这封信认真地看了一遍，二人相视一笑，似乎心照不宣地在说：“瞿秋白、周恩来在读了我们这封信后作何感想呢？他们又是如何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就常理，周恩来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留任的三人政治局常委，在当天就读到了这封八千多字的来信。
共产国际执委十月来信主要是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封十月来信的主体，是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真研读了这封十月来信，没有找到公开谴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段落。但是，当周恩来读到信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句话时他会作何感想呢？当他读到“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段话时，他难道不会想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与十月来信的差距吗？如果他再联想到王明、博古那两封致中央的信，公开批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时下中央所执行的是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又将何以自白而求得全党的理解呢？假如他再想到与瞿秋白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向他们二人交待的任务，他又不得不暗暗自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与秋白同志犯调和主义的根源又在何处呢？……”总之，他读过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读十月来信的时候，必然还会注意到该信开始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同时，他也会留意全信结束前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满意地接到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我们希望全党都接受国际的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这两段行文单从文字上讲，可以解释为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国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满意的；如果再联系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它当作政治家所惯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谓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笔者推想，周恩来全都估计到了。
周恩来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党刚刚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初步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如果再因十月来信而引起党内新的争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蒋介石已经调集近二十万人马，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党的中心任务应当服从反“围剿”这一全局。笔者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在11月18日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基点。周恩来在18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很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明显而深刻。……对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觉应遵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的停滞。因此此信只能发到积极干部中去，中央加以简要的说明。……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斯科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与周恩来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发言中都一致“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同时，中央政治局或许都看到了十月来信的严重性，因此，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再认真阅读十月来信，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中央政治局于11月22日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的来信。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强调，“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针对王明等人密谋反对党中央的行为，周恩来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高举共产国际的旗帜，用以回答举着国际旗帜“攻击中央的人”。
与此同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决定，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对十月来信的态度，再是应付王明等“攻击中央的人”：
从政治局准备起草的决议到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核心是有权威的。或者说，是能够领导全党渡过这暂时的困难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获悉十月来信之后，就已经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了。实出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所料的是，他们给中央写信，以及他们在私下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夺中央的领导权。把话说白了，周恩来让位，瞿秋白下台，中共中央应当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组成。因此，他们从根本上讲，不仅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夺权。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11月22日，王明兴致勃勃地从敌人的监狱中接回了孟庆树，23日，又在博古、陈昌浩等人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当时，王明与孟庆树结婚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王明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来，苦苦追求孟庆树整整三年，且又演出了“多少悲欢剧”，但终于迎来了“银汉女郎不可分”的结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与孟庆树的结合一定胜过千军，必将开创政治上的新天地。换言之，他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为此，他把自己的婚礼变成了向党夺权的造舆论大会。
对此，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是早有察觉的。但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权且把王明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搁置不顾，继续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十月的来信，解决中央苏区极需解决的反“围剿”大事。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与会者都为反“围剿”战争焦虑不安。
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讲：“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这段话必有所指，是针对党内那些不懂军事，却一味要求用进攻来对待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的同志呢？还是隐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继续提倡反右呢？在没有准确答案之前，我们依然从上述讲话可知，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确有着比其他政治局常委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根据共产国际最近来信的精神，所作出的“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来都认为：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的会议，虽犯有调和主义的缺点，但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是符合党的章程的，有能力带领全党贯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带来的一切危害。鉴于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线，公开要求辩论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