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认为中国革命的**已经到来；周恩来回国说服李立三认错，力图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吁板告工作。周恩朱已是第二次由上海乘船去欧洲了！

周恩来第一次从上海乘船去欧洲，1920年11月7日，屈指算来已近十个年头了。那时的周恩来刚刚经过五四革命冈雨的洗礼，满怀着救国济民的宏图大计，高唱着：“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幻想着：“到那里，举起工具，出尔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为的是：“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他在法国、德国等国家勤工俭学近四年，不仅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高举着巴黎公社的大旗回到了祖国，立志让十月革命的赤旗在神州大地上浪高甄扬！

周恩来回国后近六年的革命实践，既有东征、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胜利的喜悦，也有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又一次城市暴动失败的悲痛。尤其当他想到先后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又禁不住地望着大海上的日出或落日狂涛暗自低吟：“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然而当他从这枪然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展望革命的前景，又很自然地想到：“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怎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夭下哪有这类便宜的事？”因此，他唯有践行自己的诺言：“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但是，法国、德国毕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中的转折点，在这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的革命生活中，的确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回忆！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异国大地的时候，如烟的往事不能不从他记忆的深处浮出；他想到自己此行的使命，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此刻，他想起与他共建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周恩来于是年5月绕道德国到达苏联莫斯科。接着，他与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集中精力认真地回顾、研究了自党的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一切变化，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革命新**与中国共产党》，并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公开的演讲。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彻底完成。”他还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接着，他又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说到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时，他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倾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月16日，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实事求是的说，他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较之六大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他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从坚持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动，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全体成员。那时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煮、陆定一等人。其中，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发生矛盾，遂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他一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的分歧，一边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职务的始末。由于国内李立三的错误，加剧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间的矛盾，所以周恩来赴苏的任务就更加难以解决。自然，他处在这样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没有可能重议瞿秋白的问题了。

周恩来非常尊重瞿秋白同志。在周恩来看来，瞿秋白不仅是我党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同志，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有着重大建树的。更为难得的是，当他在八七会议之后犯了一时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诱过于人，主动承担责任，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质是何等的可贵啊！

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知很深。虽说自六大之后，他们分开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可是他们通过往来的电文，相互之间依然是了解的。在一些大事大非问题上他们似乎都心照不宣。令周恩来感动的是，他此次出国之前曾病了一场，这消息不知是如何传到莫斯科的，瞿秋白当即致电中央：“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因此，当他来到莫斯科之后，看到肺病缠身的瞿秋白还蒙受米夫等人的不白之冤，内心自然是很为之不平的！但是，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莫斯科，唯有避开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以温言宽慰瞿秋白。

另外，周恩来深切地知道：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心一直牵挂着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几乎都有明确的态度。给他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之后，瞿秋白当即给中共中央写信：“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巫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当彭、杨遇难的班耗传到莫斯科后，他含着悲愤的泪水，连夜赶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

既然瞿秋白已经被米夫等人控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解除了职务，就常理而言，不要多少时间，病魔缠身的瞿秋白就会被送回国内。为此，周恩来一是为了缓解瞿秋白那愤感不平的情绪，再是希望瞿秋白一回到阔别两载的祖国就能投入革命工作，遂主动地向瞿秋白介绍国内的革命大势。但是，周恩来不曾想到的是：不久，竟然是他自己与瞿秋白受命一起回国，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难演的政治悲剧。这场悲剧的缘起就是党内一步步形成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出国不久，中原大战打响了！这是蒋介石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的空前的军阀混战，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作为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路线应是：引导全党把握这一有利的时机，乘虚发动群众，发展工农红军，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接任周恩来为中央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却错误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6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公然否定党的六大以来所执行的正确政策，提出“在新的革命**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还宣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史家认为：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之后，立即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决议是错误的，电告设在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一决议。6月20日，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该决议。对此，李立三公然答复说：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接着，他真的把该决议发了下去。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本已存在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无所知。

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李立三不仅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的矛盾加剧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也开始进行怀疑——甚至提出与之相左的意见。对此，远东局及时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诚如《周恩来传》评述的那样，“共产国际这时还没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希望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接着，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作结论时的发言，仍然坚持他在国内一再重申的观点：中国“现在是革命**日在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这与李立三的观点真是相去远矣！

但是，共产国际是赞成周恩来的看法的。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同时，《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而是比较严重的认识问题。

周恩来与瞿秋白就是带着这样的指示精神离开莫斯科，分别搭乘火车回国的。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纷争！

自6月11日决议后，李立三以君临天下的威风，批评一切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同志。

他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认为游击战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发展。

李立三为了改变毛泽东所谓的错误路线，又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一封指示信，严厉地指责道：“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丢的路线”。直言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其错误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的“割据观点”；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最后，以命令的口气指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6月25日致信周恩来，说明目前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告以6月11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鉴于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周恩来、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不久，蒋介石北防南攻的战略方针奏效，桂系因粤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将黄绍沈有意附蒋，致使桂系兵败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广西。接着，蒋介石为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使命——从军事上彻底粉碎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遂集中全力挥兵北指。从此，被史家称谓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又拉开了战幕。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两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你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由此出发，李立三于7月13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我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名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此错误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扰比疑义，遂获得通过。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中央难以扎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法速归。”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前提下，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接着全国革命**。”7月22日，全压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匈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拿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也就是在这种发烧的前提下，彭德怀扎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他们在8月1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

也就是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正酣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向着有利于蒋介石一方发展。自然，他也不会去想一旦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依然是头脑发热，在8月3日继续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竟然做出如下可笑的结论：“我们的战略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会上决定在发动武俱暴动，南京景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完三、四才五又六二甲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实现他的在武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洲毅想；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其战果，他还要求南方局在广：州一组织爆动。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联悉周德来、租秋斑载洪产国际之命回国。换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来，周恩来与餐秋泊必然假借共产国际的招牌，极力压制所谓已经到来的革命蔺潮。怎么办？李立三等人统一认识：在强调反对“右倾”的旗帜下，迎候归来的周恩来和瞿秋白。

以上就是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对国内革命态势的估计、对共产国际批评的态度、对周恩来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等情况。假如蒋、冯、阎中原大战依然成胶着状态，周恩来回国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命回国期间，蒋、冯、阎中原大战很快就明朗化了。

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这场中原大战，是为各自的私利所驱。战争打响之后，善攻心术的阎锡山看到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战皆捷，生怕冯玉祥得胜之后再掉转枪口占领山西，一报当初软禁五台山私仇，遂单方毁约，不仅暗自保全晋军实力，而且还断绝对西北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械弹奇缺，吃尽了苦头，仅仅凭借人多在陇海线苦撑。对此，冯玉祥气得迭放粗话，大骂阎锡山背信弃义！

蒋介石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当他获悉冯、阎出现矛盾之后，遂改变战略：西线采取防守并进而拖垮冯玉祥西北军的战略，东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垮进占山东的晋军的方针。也就是李立三在决定实施全国总暴动计划、并批评周恩来右倾的8月1日，蒋介石在津浦线对阎锡山的晋军发起了总攻。晋军难以抵御，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线。待到8月15日，蒋军袭占山东省会济南。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于8月21日一乘坐飞机到达济南，亲自指挥大军北渡黄河，乘胜追歼逃散的晋军。这样一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说李立三“左挤倾错误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从客观上错误判断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得他那过热的主观意识无限膨胀；那么一旦中国革命的客观载体——蒋、冯、阎中原大战发生了逆转，他那过热的主观臆想，遂在这骤变的客观形势面前碰了壁。因此，他那近似发烧的“左”倾盲动思想也必然会自动降温。接下来，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恰在这时——李立三尚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周恩来自苏联回到了东北，他先坐火车到达大连，再搭乘轮船于8月19日或20日到达上海。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性与原则性极强的共产党人。他回到上海以后，尽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发不是首先向他介绍国内的情，而是向他提出质问，可他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作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发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认错误。相反，他分别找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在全面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以后，再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会如此快的承认错误，除去周恩来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那一套狂热的革命构想就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这时，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来应该做的一是了解情况，再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另外，他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几年，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此前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是错误的；另外，他通过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同志的交谈，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依然是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胜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动上。换言之，还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因此，他在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讲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问题：“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所认识是一大进步。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他犯错误是大张旗鼓的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的改。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误了。8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讲：“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央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向忠发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强调革命者家庭出身的产物。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绝不称职的！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又取代周恩来成了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时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坦**胸怀，对所犯错误还要进行一些辩解。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结论的这段话：“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周恩来受命连夜为中共中央草拟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大意谓：“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通过上述扼要的介绍，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回国仅仅一个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使李立三初步认识到自己的盲动错误。

8月26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这时，国内的局势又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碎变：蒋介石在津浦线上打垮晋军之后，遂集中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上，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起最后的一击。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属下在蒋氏武力进逼和金钱收买之下，相继叛冯投蒋，整个中原战场出现了倒向蒋介石的大势。

与此同时，蒋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长沙、南昌，对付冒险攻打大城市的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先后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不得不于8月29日撤兵罢战。但是，如此贸然进攻长沙，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就是在这前后，被李立三吹嘘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的代价，终成泡影。自然，李立三所寄希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由于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使得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批反对立三路线的党的干部遭到打击与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敌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来痛心的是，他刚刚回国就获悉：浑代英同志因反对李立三的盲动错误受到迫害，也就在他回国前不久已经落入了敌手。

周恩来听后非常痛心，立即找来陈赓等同志，一块研究了营救挥代英的方案。由此，他更加认识到立三所犯错误的危害！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周恩来一边与瞿秋白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批评李立三等同志的错误，一边又担负起了所谓处理善后的工作。换言之，也就是把在立三错误影响下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举例说，湖北问题是立三路线对全国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为严重。为此，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接连起草并发出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评介：

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幕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这封信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0己的弱点。9月4日的信上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他强调：“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弄清。”“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月9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千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历经上述诸方面的努力之后，遂与瞿秋白等商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前一阶段中央工作的失误，在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基础上开创未来。自然，像这样的中央全会，犯有错误的李立三只有接受全会批评的义务，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不能充任全会的主持人。由谁出面领导六届三中全会呢？就其常规而言，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命共产国际回国解决立三同志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担负起领导召开三中全会的责任。然而向来没有权欲的周恩来却主动让贤，请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主持。对此，列席六届三中全会的聂荣臻作了如下回忆：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面，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翟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约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虚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来在酝酿补选中央领导成员的时候，他却考虑到红军、根据地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当仁不让地提名远在赣南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此可见，他是本着立党为公的原则行事的。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周恩来又命中央特委的陈赓等同志选好会址，提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之后，遂决定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

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同时，又错误地把何孟雄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见风使舵，借机发难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导思想，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因此，大会开幕第一天的主要议程，也就是由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案》的报告。他依据该决议案的精神，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严肃地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所做出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失误。他在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之后，明确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由于他在离开莫斯科接受任务的时候，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所以他在报告中主张：“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他虽然认为李立三个人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可也只认识到这样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烦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其中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等。

与会者的发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所谓检查，基本上统一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周恩来的上述论证上。简之，与会的同志都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来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贡献，除去终止李立三的错误继续发展外，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领导。”并提议设立苏区中央局，指导全国红军的发展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与瞿秋白一道提名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通过。

周恩来为了提醒全党重视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以此为标志，说明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

周恩来是为了解剖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呢，还是为了通过阐述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这一新论点，让更多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觉醒？总之，他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郑重地说道：“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他在论述了红军官兵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之后，又明确指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领导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确定了会后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接着，由周恩来提议，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后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审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也有着明显的不足或错误，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视为“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这除去认识上的差距与表现了某种妥协和调和之外，还为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并把王明捧上台打下了伏笔。更为严重的是，在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不仅没有认识到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相反被视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又为王明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谁是被党中央错误地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呢？他就是何孟雄。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何孟雄等的问题上犯有错误，使得党内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另外，由于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且使他在六届四中前后在政治上变得有些被动，所以，很有必要对何孟雄作一介绍：

何孟雄，湖南郡县人。早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不久，又和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他在恩师李大钊的领导下，出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积极领导北方职工运动，取得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北方革命斗争。不久，南下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之后，随中央迁往上海，先后出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沪中区委书记等职。事后追论：何孟雄是我党早期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他不仅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他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深深地感到，’’中央路线行不通”，遂挺身而出，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地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就是到了1930年9月8日，周恩来与瞿秋白业已回到上海并着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他又坦诚地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全面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历数了和立三为代表的中央在十二个方面的分歧，系统地批判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应当说及的是：何孟雄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实等。同时，也受到了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淮会、沪东、沪中区委中许多干部与党员的拥护和支持。被同志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等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行为，即使到了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不仅没有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反而招致一场无情的打击，并被诬蔑为“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请看如下的事实：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书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周恩来一向是很尊重何孟雄的。诚如前文所述：王明回国之后，他曾派王明到何孟雄主持的部门学习与锻炼。但是，由于他对立三所犯错误的认识仅仅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再加之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观念，故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批评何孟雄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的“取消主义”。

也或许当时的中央把何孟雄的问题看得相当严重，竟然在《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不仅号召全党批判何孟雄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还严厉指责同情何孟雄观点的同志为调和派。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压力下，9月4日，中央又指示江苏省委：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10日，又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严厉批判何孟雄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接着，《红旗日报》又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公开批判何孟雄的所谓反动理论。一时间，党内似乎不是着力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集中火力挞伐何孟雄的“右倾机会主义”。诚如李维汉多年之后所评说：“结果，孟雄被立三指斥为‘取消派暗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和沪中区委书记职务，降为江苏省委干事。其他支持何孟雄的同志也都遭到打击。”

何孟雄自视手中握有真理，面对这暴风骤雨式的围攻与批判处之泰然，为了党的革命大业，他不畏打压，不惧降职，继续向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力陈己见，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高尚节操！

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做了如下评价：“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缺点，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选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就在李立三狂热地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还有与何孟雄等人一道反对立三错误的小圈子，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所存在的问题，等于授给了王明借机发难——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瞿秋白这一机会，继之又在六届四中全会登上了权力的中心。王明在这段历史中做了些什么呢？

王明在被捕期间由于泄露党的机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接着，他就调离中央机关，到全总工作。对此，王明耿耿于怀。有一次，他主动找全总的负责人罗章龙长谈，倾吐自己所谓的怀才不遇的情绪。多年之后，罗章龙较为平静地回忆了他们这次谈话：

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是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

王明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他一看李立三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遂决定采取借着吹捧李立三进而达到改变自己地位的策略，故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公然撰文从理论上支持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全文长达三万多字，从九个方面策应与支持李立三在《新的革命**前面的诸问题》所阐述的“左”倾理论。他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由此得出：中国新的革命**已经逼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经摆在党的面前，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接着，他又与李立三一样竭力鼓吹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还公开指出：党内谁敢反对上述观点，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很快就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李立三的青睐，把他从全总调到中宣部。

王明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苏联读书有年，背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中所谓闪光的词句，并视为立身革命之宝，另外，由于他是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恩师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视为尚方宝剑。因此，有谁敢于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从理论到行动上都要坚决抗衡到底！谁要在文章、言行中有违背这些所谓闪光的词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驳。正当王明竭尽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他突然从李立三的文章中发现有违背马列著作的。同时，他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中共中央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分歧。接着，他又得知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发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为此，他欣喜若狂，认为上台掌权的时机到了，遂召集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一良机对李立三发动一次批判。在他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作总结时说了如下这段话：“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开会那天，他们四人按照事先的准备，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发言之后，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发表反对意见，最后，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对5月11日的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了显示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所谓精湛水平，他们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大辩论！

李立三等绝不是王明等人的对手，但在理论上争辩不过的时候，遂又大摆“家长作风”，当场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向忠发气得拍案而起，当众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随着这一争论的发展，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然后，又下放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何子述调天津工作，王稼祥调香港工作。

据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李初梨同志的回忆：“大约7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不久，“身穿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梨报到。李初梨安排他住机关，由于他是单身一人，遂将著名的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坚调来，与王明假扮夫妻住机关。据入团不久的易坚回忆，她本不愿意与王明假扮夫妻，出于组织决定，大约合住了二三个月。最为有意思的是，李初梨受命帮助王明，出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梨受王明的影响，遂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的支持者。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等人相信此会是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遂表示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因此，原来曾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一度很紧张的党内斗争也日趋缓和。

但是，周恩来是一位相当现实的共产党人，他清楚这暂时趋于和缓的局面仅仅是表面现象，只要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这隐伏的矛盾依然会重新爆发。为此，他主动找瞿秋白等同志商议：“秋白同志，三中全会虽然解决了立三同志的错误，但党内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我们还应当做许多工作。”

对此，瞿秋白想得比周恩来要复杂一些，因为他在留守莫斯科两年多的时间里，清楚王明等人与米夫等人的特殊关系，在他看来，几个刚刚留学回国的青年敢于如此大反“立三路线”，是一定有国际背景的。时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李立三立即去莫斯科解决问题，一旦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问题改变认识，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起来。因为，为解决中国留学生问题，蟹秋白得罪了米夫，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万一出现不测事件，不仅中共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他也必然要接受王明等人的挑战。所以，蟹秋白有些沉重地说道：“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统一全党认识的难度是很大的。当然，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做好立三同志的善后工作。接下来，我们再与何孟雄同志、王明同志等人平心静气地多谈几次话，把党内不同的认识统一到国际指示精神上来。”

瞿秋白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书生革命家，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经二人协商：他们先一道去看望李立三，然后再分头与何孟雄、王明等人谈话，力争尽快弥合党内的分歧。

李立三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了，他经历过党内不少次斗争，也清楚共产国际——尤其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办法。所以，他打心底深处是不愿意去莫斯科的。另外，虽说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评，选掉了他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可依然还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能留在上海中央，在周恩来、瞿秋白这些老战友的帮助下认识自己的错误，自信还能继续为党做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他是何等地想与周恩来、瞿秋白好好地深谈一次啊！但是，当他想到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使得归来的周恩来、瞿秋白为他的错误做补救工作，就又不好意思地再叨扰他们了！这些天来，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家里边闭门思过，边考虑到莫斯科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恰在这时，周恩来提着一篮水果与瞿秋白叩开了李立三的家门，他们一人抓住李立三一只手，相视许久，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也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下，李立三才感到情谊二字的分量！

或许瞿秋白有过相同的犯错误的经历，遂带头打破这用真情织成的氛围，颇动感情地说道：“我记得当年犯了盲动错误之后，最怕的是同志们冷淡自己，最想的是和知心的战友述说自己的苦衷。”

这句话恰好打中了李立三的心病，他连连点头称是，就是找不到一句表达自已心情的话说，“不要说了，”瞿秋白用手示意李立三不要说话，“今天，当我动议前来看你的时候，恩来已经买好了这篮水果，约我一道来看你，作一次战友式的长谈。”

“恩来！”李立三说罢又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的双手。

“我了解立三同志，”周恩来十分真诚地说道，“你的性格是一团火，犯错误犯得轰轰烈烈，承认错误也承认得干脆彻底。今天，我和秋白同志来看你，就是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接着，李立三沉重地对着周恩来与瞿秋白，较为全面地谈了自己对错误的认识。最后，他恳切地说：“国际要我立即赶到莫斯科作出检查，可我在这种时候不想去，想留在上海，和你们一边战斗一边改正自己的错误。”

瞿秋白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人，他虽然主持了三中全会，但在改选的时候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则当选为新的三人常委之一，像李立三去留这样的大事，只能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回答。所以，他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恩来同志，我是能理解立三同志这一请求的。”

周恩来何尝不理解李立三的这一请求呢？他清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不敢抗拒。他沉吟片时，说道：“这样吧，由我给国际写信，转达立三同志的这一请求。如果国际不同意……”

“那我就服从国际决定，立即赶赴莫斯科，承担一切责任。”

不久，共产国际驳回周恩来的请求。就这样，李立三动身去莫斯科，不仅导致米夫来华，而且他自己也被扣在苏联长达十七年。

接着，周恩来又单独找何孟雄等谈话，反复向何孟雄解释：“你的意见，包括你写给政治局的书面材料，我全都认真地研读过了，其中有很多意见，我也是赞成的。但是，你认定立三同志犯的是路线错误，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何孟雄并不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另外，他对周恩来个人也并无私见。因此，他也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从我反对秋白同志的盲动错误，到这一次反对立三同志的‘左’倾路线，我一直感到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

“你的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周恩来转身取来一份文件，非常严肃地说，“你看吧，国际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国际所做的这一结论是在7月。”接着，何孟雄气愤地讲述了李立三的“左”倾言行之后又说，“立三同志在8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了那样多不尊重，简直是反共产国际的话，比方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等等，一旦国际知道这些讲话，又将如何看待立三同志的错误呢？”

对此，周恩来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然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言行只能与中央政治局保持一致。为此，他面对何孟雄这有理有据的反问，遂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恩来同志，”何孟雄的确是有些动感情了，“我何孟雄自从跟着李守常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争过什么。可是，我作为一名党员，不能眼看着革命大业断送在这些‘左’倾盲动者的手里！”

周恩来凝思片刻，间道：“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请中央密切注意：蒋介石在战胜冯、阎后的动向。”

周恩来赞同地点了点头。

双十节，将介石带甲山陵，苹孙中山大旗，排斥异己；营救关向应；周恩来及时果断地处理了黄第洪叛共投蒋事件；王明被安排去苏区，他仍对狱中的孟庆树一往情深

或许是性格过于刻板固执，也或许是与行伍出身有关，蒋介石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据他的最亲信的侍卫回忆说，他每日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就穿着睡衣轻轻地离开温馨的双人床，为了怕惊醒喜爱晨睡的夫人宋美龄，小心地穿好拖鞋，蹄着脚，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尚未开启的窗慢陷入沉思：一是回忆昨天工作的情况，再是暗自部署当天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

这天是10月10日。每一个国民党员都会知道，这不仅是辛亥革命胜利的纪念日，更重要的是又被孙中山先生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所以，每到这一天，举国上下是要热烈庆祝的。蒋介石清晨醒来，照例像教徒做祈祷那样，独自驻步窗前，默默地望着尚未开启的窗慢陷入沉思。与往日所不同的是，想的只有一件事情：今天是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了，今年国庆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蒋介石为了与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元老争抢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而登上中山先生留下来的权力宝座，其中修建中山陵，是他走的若干步棋中很重要的一着。自从他完成奉安大典之后，在重要节日带头渴陵，遂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仪式。自然，他的用意还是那句老话：纪念死人为了活人。把话说白了，他有意利用中山先生这块近似神位的牌子，达到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今天是所谓国庆干九年纪念日，他岂能不带头登中山陵、渴先总理像呢！

宋美龄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女政治家。今天，她学着西方总统夫人的样子，身着所谓国服——高档的旗袍，亲昵地挎着蒋介石，沿着那不知登过多少次的石级，十分和谐地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然而，当他们一道登上了中山陵之后，稍有微喘的宋美龄蓦然抬起头，看见了那钟型的建筑。也就是这刹那间，她由自由之钟想到了她所敬仰的美国的自由女神，遂又由自由女神想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待她想到就要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就又禁不住地暗自啃叹：“中国何时才能实现美国式的自由呢？……”

有顷，宋美龄从她的理想王国回到了现实，她微微地摇了摇头，旋又有意转身俯瞰那些拾级而上的军政官员，她没有发出这样的自问：“有几个是真心来拜中山先生的呢？”而是淡然一笑。接着，她又侧目一看，只见蒋介石驻步原地一动不动，向着南天眺望，似在凝思些什么。或许她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款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小声地问道：“达令，你还是在想北方的战事吧？”

蒋介石闻声依然远眺南天，仅仅冷然一笑，操着不无蔑视的口吻说道：“区区小事，何足道哉！北方的战事，我早已胜算在握，用不着我再费心劳神了。”

“那……你在此时此地想些什么呢？”

“一个是抽象的——也就是汪精卫这些书生们说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冯、阎二人缴械后，摆在我面前的——也是很实在的安邦定国的大事。”

宋美龄一听愕然，似乎觉得这些话不是从蒋介石的嘴里说出来的。她沉吟有顷，好奇地问道：“你所指的抽象的理论问题……”

“说来也不复杂。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今天嘛……”

“你就站在中山陵前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行！”蒋介石沉吟有顷，感慨万千地说，“我承继了中山先生留下的全部遗产，自然也要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