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玉祥艰难筹组抗日同盟军的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与日本妥协的步伐。所谓《塘沽协定》，只不过是这一妥协政策的结果。
蒋介石指派黄邦到北平做停战谈判，其实就是战败后来订城下之盟。对此，黄邪完全心领神会。黄郭到北平后，独自赶到日本公使馆，与日方代办中山从五月二十二日一直谈到二十三日拂晓四时半。结果，黄郭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达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五月三十一日，双方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到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低、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进前，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议并把长城以南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
与日寇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协定，连何应钦都有顾虑，特派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兹到庐山去见指挥“剿共”的蒋介石，面请越权专遭的处分。蒋介石却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冯玉祥及其新组建的抗日同盟军的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高树勋等人曾回忆道：“由于冯玉祥一贯主张抗日，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威望，一旦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不仅察省人心为之大振，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很多人民团体、社会名流、省市当局，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样，表示支持和祝贺。但是，同时也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多方攻击和破坏。蒋介石因对冯屡次劝阻无效，乃进一步发动宣传攻势，给冯加上了宣传赤化的‘罪名’，并且诬冯非真心抗日，乃系假借抗日之名以夺取宋哲元的地盘。同时对宋施加压力，使他逼冯离开察省。甚至对曾经以捐款接济冯氏的朱庆澜（即朱子桥）诬以贪污之罪，并要他立即前往南京，办理交待，使其对冯无法再予接济。”
宋哲元素不愿意以武力对付抗日同盟军。但是，他面对蒋介石的“约束冯的行动”的电文，又左右为难。因为“他既不满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又不愿参加任何类型的内战；既不愿冯玉祥与南京政府闹翻，也不愿帮助南京政府打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宋哲元一面向南京政府表示，不赞同冯玉祥擅立旗号的举动；同时决定：二十九军枪口不对内，决不对冯玉祥开战。宋哲元有意避居北平，静观事态发展。”
与此同时，何应钦急忙于六月九日发出“请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电”。电称：日军将“以尊处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敌欲借口乘机侵人察省……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接着，蒋介石又密令汪精卫、何应钦，一面派庞炳勋等部进攻察哈尔，一面再让宋哲元出面劝冯玉祥取消名义。冯玉祥力主抗击日寇，凛然正气地复电何应钦：‘旧军来犯，誓迎头痛击……个人去留进止，实无所用心。”
冯玉祥义无返顾地举起了抗日大旗，遂开始了整顿队伍的工作。经过调整编制，筹发给养，安抚伤兵，军容士气，乃大为改观；在短短时期内，便把这支队伍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有生力量。
恰在这时，热河伪满军司令官张海鹏偕同日军官多人到察东沽源县属之平定堡，召集伪军头目崔兴五计议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多伦西犯宝昌、康保，而后南趋张北；一路由沽源南侵独石口、赤城，以威胁张家口侧背。六月一日，敌机开始轰炸独石口，四日，伪军张海鹏、崔兴五部陷宝昌，八日陷康保，张北告急，张垣震动。冯玉祥一面派李忠义、包玉玲、张石厉生等部驰往张北布防，一面以张凌云为赤城龙关瞥备司令，率步兵一旅驰往独石口，并以方振武所属张人杰部为策应。何应钦闻讯，先后数度派人劝冯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停止抗日军事行动，并说，万勿以抗日再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均遭冯玉祥的严词驳斥。
何应钦见“文”的手段难以得逞，乃一面电山西阎锡山商议对付冯玉祥的办法。阎锡山随机而变，由联冯改为反冯，当即委孙楚为晋绥边防司令，设司令部于大同，并令原驻察省境内的晋军赵承缓、李服膺两部退集大同一带，表示不与冯合作。何应钦又一面派庞炳勋为察省“剿匪”总司令，向平绥路开动。与此同时，变本加厉地对冯玉祥施加所谓舆论的压力。阎锡山公然表示，如冯果有背叛“中央”举动，晋军绝对服从命令，负弩前驱。
冯玉祥对于蒋、何这种颠倒是非的造遥，除遨请新闻记者赴张参观以明真相外，并用通电给予有力的驳斥。同时，又请刘治洲到天津访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李听去济南访晤山东主席韩复集，李兴中去广州访晤西南政委会的负责当局，分别说明冯玉样的抗日行动，请他们予以支援。
冯玉祥为了加强同盟军的军政设施和加强同盟军的内部团结，在六月十五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其要点是：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国贼，实现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人同盟军。大会并通过决议，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兼总司令。这次会议，对杭日同盟军的军、政工作的开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这次军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蒋介石又一次急忙电令何应钦等，一面积极部署进攻察哈尔，一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奉还察政。对此，冯玉祥坦然告之：“如果宋哲元回察主持政务及国防，我可取消名义。”因为冯玉祥清楚地知道：宋哲元是不会在这种时候回察哈尔的。
对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这伙投降派的威胁和恫吓，冯玉样坦**视之，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做对了！但是，就在他主持这次军民代表大会期间，张家口的各界群众，突然由欢庆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变成公开反对他冯玉祥的活动。他一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这般反对他冯玉祥的风从何刮起来的。他一时陷人了非常痛苦的反省中：“我抗日救国有什么错？……”为此，他曾问及属下的共产党大将吉鸿昌、宣侠父，得到的只是为难地摇头。因为他们二人都知道：是部分执行王明路线的共产党干的。他们无权向冯玉祥说明这件事情的内幕，他们只有因势利导，发展抗日同盟军的民族义务。对此，具有权威性的传记（吉鸿昌》中曾作了如下的披露：
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统一战线策略难以正确实施。冯玉祥赞同中共开始主张的“西瓜政策”（即“内红外不红”），反对“前委”后来提出的“左”的“胡萝卜政策”（即“内外都红”，公开中共旗帜）。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而“前委”又发动群众对冯施加压力，在张垣实行“三罢”（即罢工、罢课、罢操），进行反冯玉祥妥协的示威游行以及抗议请愿活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对此虽然反对，但难以制止。六月二十日，“前委”在张垣召开了三千人的“反妥协大会”，公然提出“打倒冯玉祥”。吉鸿昌对这种势态的发展很焦急，试图用自己在同盟军中的影响改变这种情况。他主动邀请“前委”领导人到他的部队进驻，并一起准备北上张北坝上草原去收复察东失地，以避免与冯玉祥的无谓的内部摩擦。
冯玉祥于“反妥协大会”前即下令其部队不准参加这次集会，同时命令吉鸿昌逮捕反妥协的《民众日报）的负责人。为避风势，吉鸿昌仅通知该报暂时停刊，办报人员随即转人吉鸿昌的部队，准备随军上坝。
同时，具有权威性的《宣侠父》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反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一错误观点也影响到同盟军中的中共前线委员会。前委错误地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把吉鸿昌混同于一般军阀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冯玉祥的统一战线关系。宣侠父坚持抵制这种“左”的错误，对冯玉祥、吉鸿昌等真诚团结，努力引导和耐心教育，作了许多工作，赢得了冯和吉的信任。
吉鸿昌、宣侠父这些共产常人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心中惟有民族解放的大业。他们清醒地看到：“此时，抗日同盟军在组织、思想方面和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上都处于困难境地，要不负国人期望，真正振奋中华民族抗日信心，只有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拉出精锐开赴前线。在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上，吉鸿昌力主出兵收复察东失地，同时向冯玉祥提出率部亲征。六月二十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吉鸿昌将所部主力分为三个梯队一分别由左卫、万全、张家口出发。吉鸿昌亲率骑兵第三师出张垣大境门，到达张北县，与一、二梯队集结……
“盘踞在康保的日伪军闻讯后，备极恐慌。吉鸿昌命王德重支队乘势进攻，仅三小时，敌人纷纷向宝昌溃退。二十二日午后三时，抗日军克复康保县城，缴获大批马匹及用品。康保攻下以后，北进各军一面剿匪安民，一面向前探进。”
“六月二十七日，冯玉祥……电令吉鸿昌迅率各部先复宝昌。吉鸿昌于翌日将所部主力编为三个梯队、两个掩护队，分向宝昌推进。是时，日伪两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又值阴雨连绵，抗日同盟军缺乏雨具，人员衣物全被淋湿；加以沿途荒凉，村落稀少，终日跋涉，难得一饱。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吉鸿昌与士兵同寒共苦，全军官兵深受鼓舞。七月一日，抗日同盟军与伪军激战。抗日军按照吉鸿昌的命令，一方面合围宝昌，一方面晓以大义，伪军士兵纷背逆首，携械来归。薄暮，抗日军占领敌军重要阵地，三千伪军遂弃城北退多伦。我军乘夜进驻宝昌，俘获甚众。”
“就在收复宝昌的同时，原伪军刘桂堂于沽源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总指挥，亲到宝昌向吉鸿昌说明反正原委，共商进军计划。尚驻沽源之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军余亚农部击退，毙敌七百余人，俘五百余人，沽源遂告克服。”
面对吉鸿昌所部连连斩关夺隘、收复失地的胜利，冯玉祥激动得有好几个夜晚都睡不着觉。他面壁坐在一张军用地图的下边，右手握着一支红铅笔，每当部队向前推进，他就用红笔在地图上标出向前延伸的红箭头；每当他获悉攻克一座城镇的时候，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大圆圈。当沽源克服以后，吉鸿昌拍来请求直取多伦重镇的电报，他急忙给吉发电询间：“有几分把握？”
冯玉祥知道多伦是察省的重镇，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日寇把它看做是攻掠察、绥的战略据点，日寇茂木骑兵第四旅团二千余人及炮兵部队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丰宁属之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在这一线并且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是一个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的四战之地。当冯玉祥获悉攻克多伦胜算在握的时候，他又立即给吉鸿昌发电：
“乘胜收复多伦，为进一步向热河进攻开辟道路。”
正当吉鸿昌奉命向多伦发起进攻的前夕，何应钦看到抗日同盟军取得的胜利，必将对全国军民发生很大影响，而不利于他们屈辱投降的反动政策，“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对冯施加威胁利诱，除一面鼓动庞炳勋对张家口进行军事压迫外，一面对冯的代表孟宪章表示，希望冯：(1）即日结束军事；（2）通电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3）宋哲元返察；(4）请冯就全国林垦督办职。冯为了缓和对他的压迫，以争取抗战的时间，电复孟宪章说；抗日军已在多伦附近发生激战，收复多伦指日可待，平方所提的四项办法，如多伦攻下，一切不成问题。”
何应钦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遂又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调集大军，勾结日寇，企图以武力消灭同盟军。由于孙殿英部有五万余众，分布在康保、新保安、沙城等地百余华里的铁路线上，阻挡了国民党军队开往张家口的去路。何应钦派人劝孙殿英攻打张家口同盟军，以察省主席和一项巨款为交换条件。孙殿英十分动心，便找宣侠父等人商议。宣侠父对他说：“我军打过日本，是抗日军队，怎么能反过脸来打抗日弟兄呢？何况蒋、何之目的是消灭华北地区的杂牌队伍，我们若替蒋打冯，明天说不定又挨蒋打，千万不要落人蒋的圈套。头脑若不清醒，恐日后要吃大亏。”其他人也极力劝阻孙殿英勿上蒋、何的当。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不得不拒绝了何应钦的要求。
何应钦为了杜绝孙殿英和冯玉祥的结合，请示蒋介石后，遂用调虎离山之计，突然发表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孙部离开察省，前往边远的青海。孙殿英几经权衡利弊，接受了新的任命，即日率部西去。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何应钦调走孙殿英以后，又放手启用冯玉祥的另一个老部下庞炳勋。
庞炳勋因父早丧，弃学从商，旋又弃商投军。后遇名将孙岳，始官运亨通。一九二二年，在参预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一条腿被炮弹炸伤，终生微残，得一绰号“庞瘸子”。北伐兵兴，庞又投机革命，成为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失败后，庞部被张学良改编为第四十军，庞任军长兼第三十九师师长。
庞炳勋素以看风使舵著称，加之他长冯玉祥三岁，其他西北军同级军官，在背后戏称他是老奸巨滑的“庞痛子”。冯玉祥在张家口创建抗日同盟军以后，庞部官兵跃跃前往。他惟恐部队有变，便召集官兵训话，强调说：冯玉祥是老长官，抗日是正义的行动。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的命令，我们决不能随便行动。不久，蒋介石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砺生对庞炳勋进行收买拉拢，许愿说若庞人察进攻同盟军，将冯玉祥赶走，便委其为察哈尔省主席，并拨给几十万元军晌。庞欣然同意了这笔交易。
庞炳勋就任察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发出通电诡称：“浅见者流，认为入察之役是内战，误矣！盖安内即攘外也！”对部属说：“我们奉命入察绝对不打冯先生。冯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我们不去，中央必定要派别人去，别人去不会对冯先生客气，我们去正是为了照顾冯先生，请他下台就是了。”但官兵已知庞与蒋之间的交易，坚决反对他的倒行逆施，提出不人察，不打冯玉祥。庞炳勋见部下违抗自己，遂恼羞成怒，以扰乱军心之罪名将反抗者扣押。接着，他不顾官兵反对，指挥部队向察北张垣进发。同时，积极筹备察省各级行政机构及人选。
庞炳勋欣然从命攻打冯玉祥的消息传出后，宋哲元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此事一旦变为现实，不仅有可能成为新的内战的导火线，而且他和二十九军也必然会失去察哈尔省的地盘。对此，宋哲元审时度势，遂做出了两项对策：
首先，宋哲元认真分析了庞炳勋驻军的地理位置和四十军的装备情况。他认为庞炳勋虽有入主察省的野心，但若付诸实施是困难的。因为这必然要获罪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以及他的二十九军。加之，庞炳勋的所谓四十军只有四千人枪，且又位于冯、宋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庞最担心的是冯、宋携手，夹击四十军。另外，宋哲元清楚四十军的中高级将官，都对冯玉祥这位老长官怀有祟敬之情，让这些愿为抗日而抛洒热血的血性汉子们，去攻打抗日的老长官是困难的。因此，他当即决定，派出和庞炳勋私交尚可的秦德纯、冯治安去见庞，劝庞识大体、明大义，不要把枪口对准老长官冯玉祥。如果庞依然一意孤行，就郑重警告：你庞炳勋敢于率部攻打冯玉祥，我宋哲元就敢举兵端四十军的老集。同时，他有意调动二十九军，和四十军形成对峙局面。
其次，宋哲元明白若想打消庞炳勋人主察省的野心，就必须拿出一套劝冯离开张家口的方案，而且还能让何应钦认可。正当他这一方案趋于形成的时候，何应钦突然召见他，向他宣布蒋介石举兵消灭冯玉祥的意见：
“明轩，你是知道的，委员长对冯先生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可冯先生仍旧一意孤行。今天，委员长紧急电示：决定派遣三路大军进攻张家口，强行迫使冯先生把察省政权交给你明轩。”
宋哲元顿感问题严重了！蒋介石以先礼后兵为由，真的要向张家口发动攻击了。听何应钦的口气，还要打着“强行迫使冯先生把察省政权交给宋”的旗号，离间他和老长官冯玉祥的关系。他为了后发制人，故做冷静地问：
“敬之先生，不知委员长决定派遣哪三路大军进攻张家口？”
“中路是关麟征部二十五师；左路是晋军傅作义所部；右翼是庞炳勋的四十军。为了造成兵临城下的局势，还拟调王以哲、徐庭瑶、冯钦哉等部进驻平绥线。”
“看来，指挥这样大的作战兵团，唯敬之先生莫属了？”
“不！不……委员长心目中所瞩望的总指挥，恰恰是明轩你。”
“我？”
“对！委员长的用心是清楚的，由你率部逼走冯先生，然后再由你重主察省之政，是顺理成章的。”
至此，宋哲元完全清楚了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全部意图。他暗自说：“我绝不做庞炳勋第二！”稍许沉吟，故作为难地说：
“我感谢委员长和敬之先生的厚爱。可我说句老实话：难以担此大任。”
“为什么？”
“敬之先生有所不知，二十九军将士立哲和日军不共戴天，绝不打内战。就说这些用血肉之躯谱写长城抗战之曲的将士们，对我奉命撤出长城一线都怨声载道。就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的《塘沽协定卜一”
“有什么意见吗？”何应钦心中有鬼，下意识地问道。
“岂止是意见呐！”宋哲元冷漠地笑了笑，有意加重了语气，“我的部下公开质问我：这次长城抗战的代价，谁人不晓？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卖国屈辱的（塘沽协定》！”
“一派胡言！”何应钦碎然雷霆大发，“说这些话的将官，一定要撤职、查办！”
“我看还是不撤职、查办为好。”宋哲元显得格外的冷静，“因为具有这种思想的将士太多了，你今天把他们赶出二十九军，第二天，他们就投到冯先生的抗日同盟军去了。”
何应钦最怕的就是这件事，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对，他吸喘难言。
“所以，我是决不能率领这些过去受恩于冯先生，今天又同情冯先生抗日救国的二十九军去攻打张家口。万一他们给我来个阵前倒戈，我是吃罪不起的呀！”
何应钦听后认为不无道理，一时间似乎失去了主见，情绪低沉地说：
“难道就这样让冯先生在察省胡闹下去吗？
“不！”宋哲元认为火候到了，遂引而不发地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但不知行不行？”
“那就快讲出来吧！”
“只要敬之先生向委员长建议，停止―尤其是像庞炳勋的四十军向张家口进军，我可通过其他的手段，劝说冯先生离开张家口。”
对此，何应钦是做不了主的，他即日电告蒋介石，请示方略。
蒋介石是玩弄权谋的高手，一眼就看出了宋哲元和平解决冯玉祥的用意：既保住察省地盘，又不获罪于老长官冯玉祥。从内心说，蒋介石决不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但是，由于二十九军驻平绥线一带，直接控制北平地区，他不愿因此激成宋哲元公开倒向冯玉祥，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解决察省事件。蒋介石“一面令庞、傅各部，冯、关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庞、秦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蒋介石同时还专门发给宋哲元密电，要他“觉悟协力”。
宋哲元的目的达到了，但冯玉祥的军事压力却加重了。他面对直逼张家口的三路大军，暗自思索破敌之策。’自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右冀总指挥庞炳勋。
冯玉祥一方面亲笔致函庞炳勋，劝其顾念胞泽之情，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另一方面准备刀兵相见，遂派出原西北军名将孙良诚率部与之对垒。这时，冯玉祥对孙良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行前，他紧紧地握住孙良诚的双手说：
“昔日，有常山赵子龙一人在长坂坡，即可救出幼主阿斗，转危为安。今天，我任命你为总指挥，就是要借你的赫赫英名，吓退庞瘸子。”
“谢谢冯先生对我的信任，我自当尽力而为之。”孙良诚遂率部进驻宣化辛庄子，与庞部对峙，双方相距不过五六里，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真是紧张急了！
冯玉祥听了孙良诚的回答，实在感到大失所望，从口气中可以听出，孙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他担心孙良诚中途有变，遂又派出数名精干的特工人员，打人庞炳勋所部，进行策反工作。冯玉祥的这一招十分灵验，搞得庞炳勋就像是猪八戒钻篱笆―出进两难。“七月中旬，庞炳勋指挥部队沿平绥线进至沙城，只距同盟军前哨十几里。这时，庞部极为不稳，成排成连地投向抗日同盟军。在各军将领研究进攻同盟军部署的会议上，又有人认为冯玉祥是抗日的。他面对内部高级将领意见不统一，基本队伍不稳，前有抗日同盟军，后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断其退路，一时进退不能。”
但是，庞炳勋官迷心窍，竟然派人持亲笔信去张家口见冯玉祥，要冯取消同盟军，自动下台，企图兵不血刃地当上察省主席。冯玉祥见庞派来的使者和信件，气得大骂庞炳勋一顿，又给庞复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道：
“我看了你的信，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你不明大义，不辨是非，不知道中国人当前应当干什么；可笑的是，你是发着官迷向我说话的。据说，蒋介石允许在打下张家口后，让你当察哈尔省主席，所以你甘愿为蒋介石做犬马，你的一条腿已经玻了，你若进攻张家口，我准备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成玻子。”
至此，冯玉祥认为虽不能打破庞炳勋人主察省的野心，总算可以暂时遏制住来自右冀的四十军的进攻。
接着，冯玉样又想到左翼总指挥傅作义。冯玉祥很早就认识这位晋军名将傅作义了，他认为傅是一位极富正义感，且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的将领。中原大战失败以后，晋军―尤其是傅所指挥的部队因西攻济南，重创蒋军而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像这样的将军，怎么会真心跟着蒋介石打抗日同盟军呢！为此，冯玉祥亲笔给傅作义写了一封晓之大义的信。不久，冯玉祥就收到了傅作义的回信，大意谓：“你是我的旧长官，抗日是我们当前共同的急务，我是不愿与抗日同盟军作战的，可是我部被派为进攻张家口的左翼军，将来到了万不得已时，我准备应付一下，仍回晋北，另做抗日的打算。”冯玉祥用心地看了好几遍这封来信，他的思路逐渐由左翼军解危转到傅作义的为人方面来，最后，他发出了这样的啃叹：
“未来晋军堪作抗日救国的中流抵柱者，唯傅宜生尔！”
冯玉祥的思路又从傅作义拉了回来，再次暗自思忖如何打破中路先遣部队关麟征师。当冯玉祥想到关麟征师为蒋记嫡系部队，奉蒋命北上参加长城抗战无一战功，而今却又充任攻打抗日同盟军的先锋主力的时候，非常气愤，感慨地说：“真是一群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败家子！”冯玉祥经过多方考虑，认为关麟征师在失去左右两翼相配合的前提下，是断乎不敢孤军深人，贸然进攻张家口的。但是，为了防万一，他还是做了保卫张家口的准备。他曾慷慨激昂地说过如下这段鼓舞士气的话：
“张家口外围多山，地形有利于守，山坡的倾斜情况，很适合于使用滚雷。你们做了许多天工事，比我知道的还清楚。我们已制造了很多的滚雷，雷身造有定时锁，按照不同的距离，扭定各种不同的时间，叫它爆炸，保证能把进犯的敌人，完全消灭在我们的阵地前。”
恰在这时，冯玉祥又收到了吉鸿昌业已准备好攻打多伦的报告。他激动不已地说：
“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是不是都像蒋介石、汪精卫这样的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