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突然请辞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完全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宋哲元是一位颇有心计的人。他逐渐清楚了冯玉祥北来张家口的真意，也知道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种种防范。他明白，现在老长官在自己的地盘上开展抗日活动，自然不便―也不能进行干涉。如果继续保留察省政府主席职务，恐怕于己不利。于是，他在四月七日致电南京政府，请辞察省政府主席职务。这样做既向南京政府表明自己未参与冯玉祥的活动，又可避免卷人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漩涡之中。

蒋介石完全清楚宋哲元辞职的本意。虽说自打起初，蒋介石就不赞成在西北军的发祥地保留二十九军，更不愿意由宋哲元人主察省，但由于时机不对，他依然不能顺水推舟地拿掉宋哲元。因为时下允许宋哲元辞职，无疑等于让冯玉样所占察省，放手大干。结果，既不利于离间宋、冯关系，也不便于它日利用宋哲元压迫冯玉祥离察。更为重要的是，他担心冯玉祥借着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很快又在口外发展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因此，他指示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宋哲元辞职。

另外，蒋介石坚拒宋哲元辞职，还有着另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介石的手中，有一本急需他出面念的难经。请看如下史实：

蒋介石三月九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三月十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代替张学良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其他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唯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和收复热河，更何谈收复东北失地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整理会议”，面对日寇侵略华北的严重局势，他却说：“就是作长期不断地抵抗”，“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蒋介石既然把国家民族“求生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国际上的发展和敌人国内的变化，那么蒋的“抗日”能抗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作战。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的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三月十二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续部队的支援，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四月十一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部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日寇逼近通州后，又于五月十四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日寇越过长城各口，占领通州，平津危急。

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政策，还表现在所谓积极交涉方面。开始，请求英、美出面调停，重演屈辱性的淞沪停战。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不大，不像在上海那样积极，只要求日方维持辛丑条约，不在秦皇岛附近发生战争就行。于是，蒋介石只得起用臭名昭著的亲日派黄邪，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郭为委员长。五月十四日，黄郭带领一批亲日分子北上就职，车至天津附近的时候，被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枚炸弹，黄郭几乎丧命。

蒋介石为了顺利地和日本在北平订城下之盟，然后倾全力对付江南的红军，实行新的大规模的围剿，他必须除掉日本人的眼中钉―且又是他的心腹之患冯玉祥。为此，他必须驳回宋哲元的请辞报告。同时，他还召来新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一见面，他劈头就问何应钦：

“冯玉祥的手中，到底握有多少武装？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报告委员长，”何应钦操着蔑视的口吻答说：“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何以见得？”蒋介石很是不高兴地说，“我希望听得具体些，知道吗？”

“是！是……”

接着，何应钦详细地报告冯玉祥的基本队伍组成：一，当年，冯在山西汾阳曾办一所军校，交由宋哲元改编为二十九军教导团，以支应遴为团长。至是，冯即电调该团开至张家口，扩编为师，拨归伶麟阁指挥，是为冯的基本队伍；二，从东北、热河退到察省的抗日部队和义勇军，共约四万余人，均愿服从冯的指挥；三，察哈尔地方武装四千余人，在冯的煽动下要求保家卫国，经张励生加以组织，称察哈尔自卫军，亦表示与冯合作。最后，何应钦以更加轻蔑的口吻说：

“基本上就是这三股势力。从纯军事的角度去看，不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吗？”

“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蒋介石断然否定了何应钦的结论，表情变得越发严肃起来，“按照你的观点，江南的共匪更是一些乌合之众了，可我们的几十万正规军围剿了三次，结果，这些乌合之众越剿越多，而我们越剿损失就越大。”

“是，是……”一提起“围剿”红军，何应钦这员败将就失去了应有的威风。

“我们还必须看到，冯玉祥的名字就抵十万雄兵。再加上张家口一带是他的发祥地，真可谓是如鱼得水，一呼百应！”蒋介石扫了一眼唯诺称是的何应钦，又声色俱厉地说，“我还是提醒你这位新上任的北平父母官，不要忘了冯玉样当年在五原誓师的往事。那时，连我都不相信这位丘八将军能东山再起。结果，他在苏俄、中共的帮助下，不仅重整旧部，打出渔关，而且很快成了中国北方第一大军事集团！”

何应钦边听边暗自叹服蒋介石的政见。同时，也看到自己在这些方面总是近视眼，看不出所谓三步棋去。他心悦诚服地说道：

“感谢蒋先生的提醒，我一定把冯玉祥在张垣一带的抗日举动，放到战略的高度去考察，去认识。”

“这还远远不够，”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折服何应钦，又突然提问，“你知道冯玉祥为什么敢北来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吗？”

“这，…”何应钦欲想回答，但又明白了蒋介石间话的用意，故吸懦地说，“请蒋先生当面示谕。”

“据我所掌握的确切情报，他的背后有共产党支持。而且活动在他周围的不少人，本身就是共产党。”

何应钦当然会猜到这种情况，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属最高机密，而且他是无权过问的，自然他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作为十分了解蒋氏为人的何应钦，仍旧装出分外虔诚的样子，认真地答说：

“我一定提高警惕，把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尽量减到最低限度。”

“你时下还没有这样的精力，”蒋介石给了何应钦个台阶下，故做关切地说，“你初到北平，军政事物缠身，我就把对付共产党的事，交给孝先领导的宪兵三团了。”

何应钦听后暗自说：“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族孙蒋孝先管嘛！”但他不敢当面流露这种不悦的情绪，忙转移话题：

“我们应该如何对付这位丘八将军呢？还得请蒋先生当面示谕。”

“一，做好宋哲元的工作。原西北军惟有宋哲无尚存军事实力，而且在喜峰口对日一战，他又在国人的心目中捞到了一些荣誉。”蒋介石话可能讲得太多了，口有些渴，转身呷了一口随身带来的鲜桔子汁，复又说道，“要利用宋哲元自立为侯的心理，拉他和我们站在一起，早日把冯玉祥从张家口挤出去。”

“是！”

“二，一方面对冯要从外部进行军事压近，另一方面，又要从冯临时招募来的抗日同盟军内进行瓦解。前者嘛，北调准备抗日的关麟征等所部，可以从长城一线换防，对冯形成兵临城下的威胁。至于后者嘛，”蒋介石有意停顿片刻，再呷一口鲜桔子汁，以示对方注意，“我经常对你们说一句话：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更何况你把他们称作乌合之众呢！只要有钱、有权、给他们官当，就一定能奏效。”

“我一定按蒋先生说的办。”

“敬之，”蒋介石碎然换了一种口气，“你知道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驻防的位置吗？”

“知道，驻扎在赤城到怀来一线。”

“好！请注意，”蒋介石起身来到军事地图前面，指着怀来的位置，“怀来位于张家口和北平之间。这就是说，冯玉祥必然花大气力，争取孙殿英站在自己的一边。而你那，就要利用孙的弱点，争取他站在我们一边。”

“是！”何应钦深知孙殿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怕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而倒向冯玉祥。他沉吟片刻，又问，“孙殿英万一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呢？”

“我想你是有办法的，”蒋介石为了让何应钦能放手而为，遂笑了笑又说，“再说，还有一句名言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你还是当今北平的土皇上嘛！”

何应钦讨到了对付孙殿英的尚方宝剑，心里安稳了许多。又建议说：

“万一孙殿英不听我们的招呼，我还想起用庞炳勋来对付冯玉祥。”

“可以，可以！庞这个人有奶便是娘，为了能当上察省主席，是可以和冯玉样反目的。”蒋介石不无讥讽地说罢，蓦地一下又严肃起来，“我认为你时下最应该对付的人不是孙殿英，也不是庞炳勋，而是方振武！”

“方振武！……”

“对！就是他。”

方振武，一九二四年任张宗昌部师长，后率部加人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主席等职。一九二九年十月，方振武奉蒋命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议数次。后，“冯、方二人密谋倒蒋，被蒋特察觉，方氏于回京复命时，遂被管押于南京羊皮巷二号。至一九三一年，恢复自由，寄居上海。他的旧部鲍刚、张人杰于一九三0年冬倒蒋失败后，把所带的旧西北军二、三两师，撤到晋南，对外号称二三联师。蒋介石不承认，不发给炯械。阎锡山以旧同盟的关系予以最低限度的接济，方氏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为自己再起准备基础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方振武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奔走，吁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获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遂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微服由沪北上，经天津、北平、大同等地，至山西介休，扩编二三联师为三个师，定名为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二月一日，特举行锦山誓师，通电抗日。誓师后，即率抗日救国军出晋东东阳关，经河南涉县到达河北邯郸车站，沿平汉铁路北上抗日。沿途屡接蒋介石电报，严令就地停止，不准妄动，但方振武仍继续指挥抗日救国军北上，沿途照常宣传民众，坚持抗日，行至定县、望都地区时，获悉蒋氏已集结大量军队于保定附近，阻止抗日救国军北上。同时蒋介石来电，诱以官位，允予点验收编抗日救国军为正规国防军，并给方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督办公署地指定在张家口、大同、归绥三城市，由方振武自己选择决定之。这时，方振武对部下宣称，只要有利于抗日和有利于保持本军的独立与自由的原则，我们可不拒绝形式上的统一。当即复电云：愿在现地听候点验。同时，方振武又对营以上的干部说：时时刻刻，都要有战斗准备，因为蒋介石的意图是巨测的！方振武一面虚以委蛇，接受点验，看蒋能否实践诺言，一面暗与冯玉祥将军联系，以防万一有变，即向张家口急进，与抗日同盟军合作，以扩大抗日的声势。

对于蒋介石借点验、改编之名，阻止方振武率部走西口，和冯玉祥合作的策略，何应钦是知晓的。只是在这之前，蒋介石没有授权给他处置，故充耳不闻。如今蒋介石把华北的军务―包括方振武所部的命运全部移交给他，故又主动地请示：

“方氏早有反叛中央的前科，他时下所为的目的，我以为和冯玉祥如同一辙。”

“是的，是的，”蒋介石赞同地接着说道，所以我们的方针之一，绝对不能让方振武率部走西口。方、冯一旦会师，再加上一个吉鸿昌，下边的戏就不好唱了！”

何应钦微微地点了点头，继续听蒋介石训示。

“我们的方针之二，是利用点编名号，暂时把方振武稳住，给你部署解决方部争取时间，一旦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我再强行剥夺方振武的兵权。”

何应钦不是统驭全局的帅才，只是一个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或完成蒋介石某种战略意图的奴才。关于蒋、何联手演出倒方的丑剧，当事人做了如下记述：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蒋氏是拿，点验做悦子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争取时间，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杭日救国军。在，饭脸了三日之后，紧接着又来了一电，改派方振武为西北林垦督办，允许方氏从所辖军队中拣选一个营作为林垦督办公署警卫部队，其余部队允予改编为国防军，实质是并吞为蒋军。这时，据侦察所得：集结于保定附近的蒋辖部队，已完成作战准备，并有积极进攻杭日救国军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杭日救国军当然按照自己既定的方案，突于四月某日午夜，由望都、定县一带急剧西进，进入山区，经唐县、沫源、倒马关、飞孤口、蔚县等地，分别到达宣化、张家口，与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杭日同盟军合作。

正当蒋介石与何应钦密谋扑灭冯玉祥在张家口点燃的抗日烽火的时候，冯玉祥和吉鸿昌、宣侠父等人为了抗日救国，也为了给长城内外沦陷楼寇之手的百姓以希望，他们冲破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不顾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压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踏步前进着！

察哈尔省本为瘩若省份，骤然增加由前方撤下的大批军队、流亡机关和逃难人民，军队给养的补给，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情况，地方秩序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时，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省主席宋哲元，因指挥长城抗战，尚驻冀东。代理主席许庸，对此非常局势，束手无策，他曾致电北平当局请示办法，不得要领，遂以去平当面请示为名，一去不返。几名省府委员亦悄悄离开张家口，省政陷于停顿状态，而地方也感到军民交困。怎么办？冯玉祥当即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商讨解决办法。

吉鸿昌是个直性子军人，他听了冯玉祥陈述的困难之后，当即表态：

“我们既然要开顶风船，索性就大张旗鼓地干。如果说国家一日不可无主，地方省府呢？ 自然也一日不可没有父母官。所以，我认为冯先生首先要做的大事，就是改组察省政府，使之成为我们抗日救国的后盾。”

“我看此举要慎重，”孙良诚第一个表示反对，“省政府乃国家一级重要的机关，未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其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吉鸿昌原本就和孙良诚有矛盾，他听后真想回孙一句：“要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合法，我们还抗的什么日，救的哪门子的国！”但是，他现在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便把碎然而起的火气平息，然后口气和缓，但颇具分量地说：

“我看就不要考虑南京国民政府了吧，据我所知，蒋介石已经宣布我们抗日救国为非法了。我们为了把蒋氏反对的非法的坑日救国进行下去，改组察省这种非法之举势在必行。”

与会者多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知道孙、吉二人的恩怨渊源，面对他们的政见分歧，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中庸的立场。换言之，在矛盾未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或矛盾本身未逼迫与会者非卷人漩涡中去的时候，即使是天大的事情，谁也不会亮明自己的观点―明确地支持一方或反对一方。因此，吉鸿昌说罢，会场骤然冷了下来。

对此，冯玉祥也非常习惯。加之，他心中清楚每位将领的态度，为使会议朝着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进展，他又像往昔那样，摆出一家之主的样子说：

“只有群策，才能达到群力。除了良诚和鸿昌不同的见解外，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竹筒倒豆子似地说出来。”

冯玉祥的办法真灵，他的话音一落，沉闷的会场顿时又活跃起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蒋某人我们可以不去理他，可宋哲元军长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了吧？”顷刻之间，与会者就又争论起来：

“是谁把冯先生请到口外来的？是明轩嘛！时下，我们趁着明轩率部在长城一线抗日，夺他的察省主席，是不是太不仗义了！”

“我看这样做，正是明轩求之不得的！不久前，明轩公然辞谢察省主席，就是一不想得罪冯生先，再是也不获罪于蒋某人。我敢断定：只要我们不离开张家口，他绝不会来当察省主席的。”

“我同意这种看法！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以张家口为基地大干一场，那么由冯先生出面改组察省政府，也是顺理成章的。明轩嘛，他也会理解的。”

争论逐渐趋向统一：条件成熟后―一旦正式宣布成立抗日同盟军，立即改组察省政府。这时，久未发言的宣侠父站起身来，十分沉重地说：

“我以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地举起我们抗日救国的大旗。因为日寇占领热河全省之后，紧接着就以伪军为先导，由热河西进我察省。所有这一切，就给我们―尤其是给冯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袖手旁观，还是联袂而起？”

“我的态度是清楚的：我们已经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即刻联袂而起！”冯玉样认为宣侠父点出了他召开这次军事会议的重心，所以他旗帜鲜明地表态以后，又说：

，，热何沦陌，祭省眼看小保，找既然任任这里，厌小脆寺看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当然，困难是很多的，蒋介石一定要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个罪名。再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赤手空拳，一没有军队，二没有粮晌，察省地方又很苦，这都是困难。可是也有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树立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人民和军队，都会支持我们，援助我们，特别是退到察省的如此众多的抗日队伍正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只要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就是一支不小的力量。至于其他方面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多想办法，总是可以克服的。”

虽说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多年以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只要冯玉祥拍板，大家都必须服从。然而今天从与会者的表情可知：这次大家都由衷地同意冯玉祥的看法。最后，冯玉祥命令似地说罢：“立即采取积极措施，组织壮大武装力量，尽快亮出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准备实行抗战”以后，大家就各负其责，贯彻执行这次军事会议精神去了。

冯玉祥自认为是孙殿英的老长官，且又考虑到孙当年在毫州吃够了蒋介石的苦头，认为孙有可能站在自己的一边来。另外，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的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可以壮大抗日的力量，而且还直接威胁北平。他几经权衡，遂决定派张允荣为代表，与孙殿英当面晤商抗击日寇的步骤和办法。不料为何应钦所侦知，急派刘健群、戴笠等前往拉孙，并以察省主席为饵，诱使孙殿英以武力威胁冯玉祥，离开察省。孙殿英在这种情况下，徘徊歧路，踌躇不决。他既不敢打冯，又不愿与冯合作，始终对冯敷衍搪塞。

禾育兀和孙践央的肪为，对玛土样的利撤很大。他越米越清楚地认识到：由他一手栽培起来的西北军将领，都已经“成家立业”，为了他们自己构筑起来的一家一业，是可以不管他这位老长官自视的大家大业的。冯玉祥就像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早年，希望孩子们快快长大成人，可是他们一旦真的长大了，便各行其是，谁也不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的这种沉重的失落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然而，冯玉祥于失落痛苦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欣慰。那就是他“积极准备抗日的活动，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注意，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电冯表示积极支持；上海、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亦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出山抗日，以慰民望。冯在各方瞩望、义不容辞的情况下，于五月九日在大公报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随着蒋介石出卖华北的，同时，攻占热河的日本军队，果然挥兵西指察哈尔省。五月二十四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发动南侵，沽源守军因无人负责指挥，纷纷后撤，敌即进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张家口居民各界及各军驻张代表，都认为时机迫切，奋起抗战，刻不容缓。经各界代表集议，立即组成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实行民众武装杭日斗争。

五月二十五日深夜是不平静的。冯玉祥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身份，在自己居住的“爱吾庐”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几经磋商，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五月二十六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伶麟阁任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

二，改组察哈尔省政府：鉴于宋哲元远在冀东前线，代理主席许庸擅离职守，特任命原警卫处长伶麟阁代察省主席；以吉鸿昌代警务处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允荣代财政厅厅长；

三，五月二十七日，召开民众大会，庆祝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军事会议结束之后，独自留下未走的吉鸿昌，又神色肃穆地说：

“冯先生，你知道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吗？”

“知道，有人向我报告说，他们不是正经的买卖人。”

“对！我已经侦知：他们是国民党蓝衣社派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

“你是我任命的张家口公安局局长，这些蒋介石的小走狗就交给你了。”

“好！请冯先生静候佳音。”

五月二十六日，天刚刚放亮，张家口全城实行戒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官兵迅速占领察哈尔省政府，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的名义撤销了原代理察省主席许庸，宣读了总部和冯玉祥总司令的任命。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局，逮捕了北平军分会任命的原警察处处长、公安局局长张九卿，并将原警察局缴械。再接着，吉鸿昌亲率抗日同盟军士兵，急速赶到张垣大境门外，查抄了所谓的“张家口骡马补充所”。

五月二十七日，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察哈尔御侮救亡会召开了民众大会，热烈庆祝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张家口这座塞外古城，就像是一头惊醒的睡种，哭然昂起于他那小川屈辱的头，大声地狂吼着，朝着日本侵略者猛扑过去！

就在这万人空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冯玉祥又惊喜地获悉：方振武率抗日救国军抵张家口。就不仅为刚刚创建的抗日同盟军，增加了数千名坚决抗日救国的健儿，同时他这位总司令，还多了一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方振武！他可能是太激动了，禁不住地淌下了滚滚热泪一正当冯玉祥亲率吉鸿昌、伶麟阁、宣侠父等将领出廊迎接方振武的时候，他又突然获悉：蒋介石指派黄郭、何应钦、熊斌等人，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他迅然看完卖国的条文，气得挥拳猛击长空，含着悲愤的泪水自语：

“上帝啊！你怎么不惩处蒋介石这个中华民族的不肖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