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日子的确是十分难过，但他对前途，却充满了信心。

蒋介石一向注重情报工作。他从各种渠道获悉，阎锡山和冯玉祥私下议定，未来取代他的政治格局是：“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对此，他付之一笑，似乎是在说：“这是乌合之众的一厢情愿，决无实现的可能！”

提到“汪主党”，在蒋介石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书生的形象。 自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和汪精卫争权夺利斗法了五年，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在驾驭党权方面，还是在玩弄权谋方面，都高出汪精卫一筹。想到此，他有些鄙夷地笑了笑，暗自说：“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土皇帝，他们连我的帐都不买，难道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汪精卫？”

不久，蒋介石又获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虽因反蒋走到一起来了，但他们各立门户的渊源是，国共合作时期一为左派，一为右派，一提到“党统”都十分敏感。陈公博认为，既然要反对蒋记御用的三届中央，那就应该以广州第二届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西山派立即提出反对，认为改组派是要否定西山派的合法性，要求依据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临时领导机构，但又不够法定人数。他们则勉强提出以西山派的沪二届为“党统”，陈公博等则又不答应，坚持广州二届法统是最基本原则。汪精卫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以期早日组成党中央机构。而陈公博、邹鲁等则在太原争来争去，阎锡山的调和也没有效果。于是成立反蒋派的党中央，就遇到了严重困难。而且，在蒋介石的身边，还有一大批资深德高的党国元老，一旦发生所谓“党统”之争，胡汉民、吴稚晖等人足可与汪精卫匹敌。所以，蒋认为“汪主党”，时下不过是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实不足道哉！

提到“阎主政”，蒋介石也承认阎锡山的确有点老谋深算。但他又认为阎锡山只是玩点小权术的高手，并无统驭全国―进而战胜他蒋介石的特殊高明的心术。蒋介石作为一个讲求实力政策的政治家，他明白全国的反蒋派为什么拥戴阎锡山为领袖：因为阎的实力最大，不仅有二十万军队，而且还有巩固的山西、河北以及平津地盘。他的兵力、经济力都足以使他成为反蒋派的霸主。冯玉祥的兵力雄厚，但经济实力差，西北军缺乏装备，又遭到蒋的两次打击，力量已相形见细；至于其他派系，更不能同日而语了。这样，阎锡山的首领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当蒋介石一想到这些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联合的目的，他就有些轻松地笑了，暗自说：“他们连中央政府都不放在眼里，难道会竭尽忠诚地拥戴你阎锡山？”于是，他的结论是：“阎主政”，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的笑话，实不足评论！

提到“冯主军”，蒋介石自然会想到他这位大盟哥严于治军的形象。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大盟哥的政治素养不足、知识层次较低的弱点。当他再想到冯玉祥那因袭世传的家长式的治军作风，连自己的部属韩复集、石友三都团结不住，让阎锡山、李宗仁这实力派的部属听命于冯玉祥的？真是白日说梦！当蒋介石想到自己借“编遣会议”实现军政统一，结果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战争以后，遂不无蔑视地笑了笑，摇着头说：“时下，我蒋某人都难以统驭全国的军队，你这位丘八将军还想主军？真是太无自知之明了！”

蒋介石完全把握了反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后，遂召集谋士、重臣吴稚晖、张群、宋子文、孔祥熙、方本仁、吴铁城等人到官邸开会，商议对策。蒋介石简单地介绍情况之后，故作沉重地指出：当年有个赤壁大战，曹孟德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和刘玄德、孙仲谋战于长江岸边的赤壁，结果曹军大败。而决定赤壁之役胜负的是什么呢？是谋略！而今，冯、阎、李、汪等叛逆联合进攻中央，未来主要战场是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我们要取得这场大战的胜利，靠什么呢？除去军队以外，我看还是靠谋略。最后，他缓缓站起身来，拱抱双手，分外恳切地说：

“当年，决定赤壁之战胜负的，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叫群英会。而周瑜和孔明这两位关键人物，又是在相互斗智中决定破敌之策的。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也可以叫群英会。所不同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像周瑜和孔明那样动心计，留一手。下边，就请诸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干都贡献出来！”

蒋介石话音一落，年过花甲的右派元老吴稚晖又像往日开中央会议那样，第一个争着发言。每逢这时，蒋介石就以尊老敬贤的口吻毕恭毕敬地说：

“吴稚老是党的财富，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党国。今天，又第一个慷慨赐教，真是一片忠心为党国啊！大家欢迎。”

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与会者情愿或不情愿的都鼓掌欢迎。

吴稚晖有些飘飘然了！惟有这时，他才有着一种老年政治家的满足感。他倚老卖老地大骂了一通汪精卫、阎锡山等人以后，又进而指出：不久以前，冯玉祥的爱将鹿钟麟曾向中央输诚，并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讨伐阎锡山。他认为时下的阎、冯结盟，只不过是冯玉祥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冯一旦回到渡关，他，一定会报阎锡山软禁十个月的深仇。最后，他非常自信地说道：

“我以个人的名义，给冯焕章写封信，晓以大义，指明是非，我想他会汲取以往的教训的。”

对于吴稚晖的分析，蒋介石也不止一次地想过，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也清楚冯玉祥决不会原谅他忘恩负义，策反韩复集、石友三，两次打击西北军的往事。因此，他比吴稚晖多一种想法：冯玉祥有可能和仇人阎锡山结盟。时下，真假不知，把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作为问路的石子，测试冯氏的真实态度，应当说是可取的。但善于利用元老为自己服务的蒋介石，有意隐去自己的真意，奉承地说道：

“吴稚老一言九鼎，我看焕章只要不是冥顽不化，吴稚老的信，就一定能起作用。”

蒋介石等于赞同了吴稚晖给冯玉祥写信。其他的与会者既然拿不出更为高明的良策，也就只好默认。吴稚晖一看自己的主张获得了通过，他的表现欲愈加强烈6遂接着又夸夸其谈：

“阎百川为什么要领衔和中央作对呢？这其中必有缘由。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大家都想想看，阎百川和中央结了哪些扣子？要尽快地解一解，甚至让他出出气，我看这场兵戎相见的大战就能避免。”

对此，宋子文是有同感的。他冷静地指出，去年把平津二市的税收划归中央，等于括掉了阎锡山最大的军费来源，阎自然心怀不满。同时，他又指出，各地的税收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就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全国各地的土皇帝，真正完成一切权力归中央。最后，他为难地说道：

“这件事，利弊得失我全都讲了，应该怎么办？必须由中央做出决定。”

“这很好办嘛，”蒋介石未让其他与会者发言，就抢先做了结论，“只要阎百川同意取消发动这场战争，平津二市的税收还可以归还他。”

与会者听后谁也没感到震惊，这些年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功利，不知拿着原则做过多少交易，不知私下封过多少官，给过多少钱。同时，与会者谁都知道，一旦政治形势变了，他封过的官可以罢免，他许过的愿也可以不算数。所以，谁也不说些什么。

“据我所知，”孔祥熙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北伐那年，百川曾拿出三千万元资助国民革命。中央既然没钱还给他，就应该允许他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这些亏空才是。不知何故，中央就是不允许他发行债券，…”

“不是中央允许不允许的事，”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坐不住了，针锋相对地说，“如果各地都随意发行债券，全国的金融市场就一定失控！”

“失控也不要紧，总比打仗要好得多。”蒋介石未和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商量，又断然地下了结论，“如果阎锡山真的听命于中央，我就同意他通过发行债券，收回这笔钱。”

这样做的结果，无疑等于变相从国库中取钱，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不能同意。他愤然说罢：“照此行事，我请辞财政部长。谁能变出钱来谁当！”遂起身拂袖离席了。

与会的不少人是赞成宋子文之见的，对孔祥熙袒护他的同乡阎锡山、无原则地迎合蒋介石是不满的。但一是碍于蒋介石的**威，再是谁也不愿因个虱子烧件袄，进而殃及自己的地位和前程，故都取中庸之道，十分明智地缄默不语。眼下，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做赌注，公然反对蒋介石和孔祥熙。大家转而又取偏袒宋子文―但又不伤蒋、孔自尊心的立场，以出难题的软办法，迫使蒋介石收回自己的意见。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吴稚晖就起身为蒋介石打圆场，说出蒋介石想说―而一时又说不出口的话：

“今天的会，既然叫群英会，自然英雄所见就不尽相同。怎么办呢？择善而取之。假如尚且不知善者为善，那就只好先试试看，行不能，再开群英会嘛！”

与会者都是国之政客精英，岂有不知吴稚晖的解决办法？故又相继表态：“同意吴稚老的高见！”吴稚晖心中暗喜，看了看示意他“说下去”的蒋介石，以商量的口吻说：

“既然大家都赞同先不破国家的法律，以改变阎百川反叛中央的行为，那就应该先派几个孔明去太原，在向阎百川晓以大义的同时，再摸一摸他的真实想法。如果大家没有疑义，就请蒋主席赶快选派合适的使者。”

蒋介石召集的所谓群英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由此，蒋介石更加坚信这样一种看法：秀才们坐而论道是不会有结果的，大主意还得自己拿。

当天，吴稚晖十分自信地给冯玉样发去劝“降”的电文，大意谓：希望冯玉祥认清是非，辨明前程，力主和平，屏弃干戈，以艰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并谓如此去做，将来“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但是，大出吴稚晖所料的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冯玉祥以游戏笔法，表明他坚决反蒋的回电：

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算老城，皓首匹夫，变而为一人之走的，立志不问民众之疾病，如此行为，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不日，蒋介石派往太原的使臣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也很快返回南京。报告阎锡山提出，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炯，并以后按月发放，同意山西省发行公债，以收回北伐垫付的三千万元款项。由于使臣只有劝阎不要发动战争的使命，没有授权他们解决这些财政的任务，惹得阎锡山十分生气地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蒋介石听完之后，也十分生气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宋子文光知道金融，不懂得政治！”

自此以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联合反蒋的调门越唱越高了，唱得蒋介石坐卧不安。他一边筹谋未来的战事部署，一边继续思索运用权谋的破敌之策。不久，自太原传来消息：张学良准备接受阎锡山赐予他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下可把蒋介石吓坏了！他立即召来当年说服张学良易职的何成浚、吴铁城、方本仁三人，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就断然决定许给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同时还把青岛这样重要的港口，交由东北军管理。最后，他又对这些使臣们说：

“只要说服张汉卿不追随冯、阎之后反对中央，要权，中央给；要钱，国府拨；要地盘，我也答应给。”

出使东北的使臣们刚刚离去，宋美龄从室内走出，笑眯眯地说：

“达令，请放心，张汉卿不会轻易站在阎、冯一边的。”

蒋介石一看宋美龄的表情，知道她又在玩英、美的牌。他沉重地问道：

“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政局的？”

“在美国人看来，阎锡山留学日本，按照日本治国的经验治理山西，从本质上说，他是代表日本利益的；冯玉祥嘛，他是苏俄在中国北方的代理人，也为英，、美所不容。”宋美龄突然把语调一转，反问道，“张汉卿易帜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日本侵占东三省。”

“他难道不怕背后―一直在凯叙东北三省的北极熊吗？”

“他当然怕了！”蒋介石叹了口气，“自从中东路事件之后，他就更害怕这只北极熊了！”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张汉卿决不会和亲日的阎锡山，亲苏俄的冯玉祥结盟。”宋美龄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是对的，转身取来一叠英文报纸，“美国人，英国人，都是这样看的。”

“外国人看的，只能做参考。我相信的是这样的事实：只要张汉卿不公开拥阎反我，我也就相信万能的上帝了！”

“这可是真的？”

“我蒋某人从无戏言，果如斯，我一定同意洗礼，阪依基督教。”

蒋介石在决定军政大事之时，他只相信自己，因为他自认为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上帝。

就像是万能的上帝会遇到麻烦一样，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出拆散阎、冯联盟的招数了！就说企图阻止张学良和阎锡山结盟吧，也仅仅停在想当然的地步！然而他的战略方针却是：首先促使张学良中立，其次是听从他的指挥，从阎、冯的背后出兵，收南北夹击之效。因此，每当想到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地啃叹自语：

“难啊！……”

蒋介石自幼爱看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最近，他经常把当今的蒋、冯、阎三家，比做昔日的曹、孙、刘，希望能从历史的鉴镜中找到为他所用的东西。一天，他又倒在藤椅上翻阅《三国演义》。当他看到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良机，暗自订下破敌之策的时候，他的脑海屏幕上突然闪现出一位当今的蒋干―阎锡山派到南京充任坐探的国民党元老赵戴文。

赵戴文长阎锡山十五岁，和孙中山是同代革命家，为三晋政坛革命元老，素为阎锡山所倚重。对此，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但蒋介石更清楚这样资深位尊的元老，既能起阎锡山的“耳朵”作用，也能起影响阎锡山决策的作用。对于后一种功能，蒋介石一向采取信任、敬重的态度，希望赵能在阎的面前多说他几句好话，对稳定阎锡山将会起到特殊的功效。所以，每逢开会，蒋总是把赵戴文请到前面，和吴稚晖元老同坐；他对赵戴文的称谓，向来取其号次陇的第一个字，尊称赵次老；每逢步人会场上台阶，他就急忙赶到身边，搀扶着赵拾级而上；每次座谈他的讲话，他总是先请赵次老发言……总而言之，蒋介石在赵戴文心中的形象，甭提有多么完美了！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终于设计出了利用当代蒋干―赵戴文完成他的战略构想的方案，遂邀请赵来官邸晤谈。

赵戴文在此时刻获悉蒋介石传见，心里忐忑不安。在他想来，蒋介石一定是为阎、冯联合反蒋之事拿他问罪。他诚惶诚恐地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举目一看，门口没有候等他到来的身影，他禁不住暗自说：“蒋介石不来搀扶我进门，就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无限悲凉地向门口走去。令赵戴文惊愕的是，他刚刚推开官邸的大门，就听见了蒋介石那亲切的话声：

“实在抱歉得很！张汉卿突然派来专使，说有要事报告，我就急急忙忙会见、处理，没想到，慢待了赵次老。”

蒋介石边说边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赵戴文身边，一手挽着赵的臂膀，一手掂着文件，非常诚恳地解释说：

“赵次老，您看，张汉卿带给我的材料，都没顾得上放下，我就赶来接您了。”

赵戴文借机扫了一眼蒋介石手中的材料，原来是张学良密报蒋介石：阎锡山要他通电反蒋。他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暗自说：

“百川啊百川，现在是证据在手，叫我可怎么做人啊！

“其实，我是不相信百川兄会真心反对中央的，”蒋介石边说边把手中的材料交给赵戴文，“我给张汉卿回电话：祸根是冯焕章，阎百川充其量是上了人家的当，请他不要公开通电骂百川。”

赵戴文仔细地看完材料，暗自骂阎锡山：“人家张汉卿自打易帜后，一直是拥护中央的。你怎么会干这种鑫事呢！人家悄悄地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数钱！”赵戴文落座之后，未等蒋介石说出邀见他的本意，他就主动地说；

“如果蒋先生还信得过我这位老朽，我愿即刻动身回太原，说服百川服从中央。”

“那我就代表中央和国府，向赵次老道声谢谢了。”蒋介石转身取来一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我写给百川兄的亲笔信，请赵次老当面转给他。一句话：我蒋某人是力主和为贵的。”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合：正当阎锡山将拟妥的讨蒋通电文稿送交张学良，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的这当口，赵戴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太原。赵一见阎的面，就以治罪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说：

“百川，听说你也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不明赵戴文兴师问罪的原因，遂十分平和地解释说：

“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你为什么同意人家的意见？”赵戴文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正当赵戴文说到火头上的时候，阎锡山的谋士贾景德偕薛笃弼走进门来，赵即气势汹汹地以手杖指贾景德说：

“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景德和薛笃弼见势不妙，二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去。赵戴文接着又说：

“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嘛。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嘛！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阎锡山“听了这些话，讨蒋的决心便发生了动摇，于是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阎在捣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并表示自己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阎当时对张缺乏尊重。王树翰在太原了解了阎的真实情况向张报告后，张认为阎是在拿他耍着玩，对阎深致不满。”特别出人意料的是，阎锡山和赵戴文见面之后，竟然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

至此，蒋介石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为未来中原大战取胜，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棋。

晋军将领见阎锡山如此举动，都惊疑莫定，认为一定是赵戴文的一番话把阎说变了心。这时，各将领均纷纷议论此事，许多人深恨赵戴文替将做说客，以致动摇了阎的决心。但是大家对阎锡山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徐永昌比较有见解，对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周术说了如下这段话：

“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这回分明是蒋介石先以造反的罪名打动赵的腐儒之见，阎居然上了蒋的当，决心发生了动摇，我很着急。阎、蒋既已决裂，势成骑虎，如果叫蒋给吓回去，也太窝囊了；无论对内对外，他的威信都要一落千丈。况且蒋介石早已抱定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以实现他的独裁政治的野心，我们若是这样软下来，蒋必得寸进尺，各个击破，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失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术听了徐永昌的这番话后，遂向阎锡山陈述了徐和各将领的意见。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接着，留住太原的各方代表相继见阎，有的指出赵戴文上了蒋介石的当，有的指出蒋的内部矛盾重重。至此，阎锡山才拿定了打蒋的最后决心，随即发出通电，宣布讨蒋，并下动员令。

这时，阎锡山已不便再请张学良在通电上署名，深悔赵戴文贻误了联合张学良的大事，他说：“咳！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只好派薛笃弼、贾景德等前往沈阳向张学良解释。但蒋介石早已抢先派遣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等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而阎所派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的重视。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导演的新蒋干盗书取得的胜利沾沾自喜的时候，阎锡山于一九三0年四月一日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在渔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称：“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路公行，国人不敢话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蒋介石决计迎战，用军事的手段战胜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他为了给调兵遣将创造更多的时间，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宣传大战。他首先用国民党中央宜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国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冯玉祥的所谓罪恶，结论是：阎、冯二人死有余辜。接着，蒋介石又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文告，继续揭露阎、冯的所谓罪恶之后，还声言讨伐阎、冯的决心。蒋介石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还亲自在汉口召开平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对各将领发表了如下这段训话：

“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据与会者事后回忆，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深感杀气腾腾。

面对所谓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迎战的部队部署完毕。南线委派何应钦为帅，指挥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李宗仁的桂系所部、张发奎部作战，希冀迅速解决南方战斗，再挥师北上。与此同时，他把对付阎、冯联军的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集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杨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透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一九三0年五月一日，蒋介石通电发表（讨阎誓词》之后，突然于五月三日收到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军事会谈的消息，他惊得下意识地自语：

“这两个同床异梦的难兄难弟，会谈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