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都承认，历史作为史实来讲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人可以更改；可以改变的只有当时人和后来人的看法——看得见的和没看见的，从前后看的，从左边看和从右边看的。对于“没看见”的那些历史，后人就开始挖掘、考证、猜测、演绎，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究竟由谁来说、怎么说、从什么角度来说的问题，于是出现了我们见到的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著名史书，于是也就有了这部《丝绸之路》。

从西方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谁在说”和“怎么说”的问题大致有几种倾向，它们与《丝绸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关，值得注意。首先是汤因比提出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即如果仅仅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范畴，将大大限制历史学家的视野。他认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所有的历史现象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比较和考察。第二种是我们常说的非英雄史观，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人民的角度讲述历史（“全民说”）会比领袖史和英雄史呈现更多的视角。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美国历史学家的《美国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国人民共享大众通俗文化的历史），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国人民史。还有一种就是“线程性”历史，分为“单线程”或“多线程”。“单线程”说史的例子，可以举《极简人类史》（大卫·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历史”研究，将人类史作为宇宙史的一个章节来描述，为读者梳理历史线索，最后就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达成共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读者手中的这本“多线程”结构的著作《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上述的历史观，以及“谁在说”与“怎么说”的新构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历史视角：“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这几乎是提出了一种“东方中心论”。此外，作者基本采用了“全民说”的视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诉说历史。作者还采用了“多线程”史观，如同文学中的“多视角叙事”。

《丝绸之路》的“新史”特点还在于作者的构思，即作者对于历史该“怎么说”的思考。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但我们用英文说丝绸之路的时候，往往使用单数（Silk Road）。而作者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一直是用复数，包括他的书名。因为在他的“新世界史”架构中，那些“路”都是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从4000年前“丝绸之路的创建”到“宗教之路”，从“美国的丝绸之路”到世纪之交的“悲剧之路”，整整25条路，甚至包括了如何打造今天新的“一带一路”。从多线程的“路”来观察世界历史，将世界史重新组合成一个与时俱进的完整体系，的确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构思。

作者同样解决了历史“谁在说”的问题——即大家“都在说”。作者饱览群书，查阅了他在各国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所有文献史料，终于写成了这部旁征博引的作品。书中的论述无一找不到出处，那100多页的尾注就是最好的证明，平均每一章都引证近百条文献资源。历史，谁在说？阅读这本书，您能聆听到从远古传来的声音，当然更要听听作者在如何说。

作者彼得·弗兰科潘先生在“说”——贯穿全书的“东方中心”的视角，作品的“多线程”和隐形的“线性史”结构，以及作家对“丝绸之路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复兴壮大”的期待，足以让您兴奋不已。

翻译这样一部史书，对译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书合译者孙芳是第十三至第二十五章的贡献者，多谢她的译文。我们在有限时间内竭尽全力搜索和探寻，但无法经常去图书馆核对原文，这些都是遗憾。原著涉及中国的部分都是从海外译本引用的，从原著的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的人名、地名和古典原句，查对十分费时。好在有中亚史专家徐文堪先生把关审校，剔除了译作中的不少谬误。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恳请广大读者慧眼纠错。

最后要谢谢上海读客图书的责任编辑沈骏、盛亮先生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此中文译本不会呈现在您的面前。

邵旭东

2016年5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