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学更适合做历史学家的工作了。这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一流的，图书馆员在查找资料方面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别要感谢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东方学院图书馆（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语和现代希腊语图书馆（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东图书馆，以及所有这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牛津大学数量惊人的文献资源，没有工作人员在寻找资料时的耐心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区（Kew）的国家档案馆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国外收藏的信件、电文和备忘录，翻阅内阁的会议记录，或查阅国防部的提案——所有这些文件都能在40分钟之内摆到我的面前。我对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为我提供的高效服务和礼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大学图书馆允许我查阅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剑桥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馆允许我阅读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记，以及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编纂的“宣传研究论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须感谢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国石油档案馆和档案馆经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为我找出了英国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关资料。

我还要感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是一个收集20世纪和21世纪有关国际事务，特别是有关美国历史机密文件的非国家性收藏馆。这是近几十年来重要文献的一个资源宝库。在这样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献，省去了我不断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时间。

我要谢谢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学院的院长和众董事，因为我曾在约20年前做过这里的初级研究员，他们一直都对我相当关照。我很荣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诸位学者共事，特别是所里的马克·惠托（Mark Whittow），他为我提供了无尽的资源、鼓励和灵感。与牛津大学和其他地方的朋友们的交流探讨，以及跨越英国、欧洲、亚洲与非洲的旅行，都能帮助我提炼出许多好的想法，同时抛弃一些糟糕的观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阅读过本书的某些章节，我对他们都表示深深的感谢。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尔·卡梅伦（Averil Cameron）、克里斯托弗·泰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马里克·简柯维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维兹·布鲁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丽莎·贾丁（Lisa Jardine）、玛丽·莱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尔（Seena Fazel）、科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安东尼·麦高恩（Anthony McGowan）和尼古拉斯·温莎（Nicholas Windsor），都为此书提出过改进建议。我还要谢谢安吉拉·麦克莱恩（Angela McLean），她向我提供了有关瘟疫和传染病如何在中亚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来，史学著作都倾向于关注一些较短时间段内越来越窄的研究课题。因此我非常感谢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和诺普夫（Knopf）出版社愿意为一本内容跨越多个世纪、多个大陆、多种文化的书提供一个归宿。我的责编迈克尔·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自始至终都在支持和鼓励我拓展视野，并一直极具耐心。他的幽默、慧眼和支持都让我觉得弥足珍贵。我还要感激诺普夫出版社的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他的发现、质疑和建议都非常及时、有用。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里的其他人也值得感谢。安娜·辛普森（Anna Simpson）主管整个进程，是她在确保所有的内容和排序都不会出错——从字体到地图，从图片到分页，从电子版文件到最终做成排版精美的纸质书；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看了几遍手稿，提出了改进意见，非常感谢他的卓见；凯瑟琳·贝斯特（Catherine Best）在校对方面表现出色，指出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的错误；而戴维·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则费力帮忙编辑索引；地图制作者是马丁·鲁比科夫斯基（Martin Lubikowski），他的技艺和耐心令人佩服；菲尔·贝雷斯福德（Phil Beresford）负责所有的精美插图；艾玛·尤班克（Emma Ewbank）负责漂亮的外封制作。我还想感谢裘德·德雷克（Jude Drake）和海伦·弗拉德（Helen Flood），他们积极吸引读者都来阅读这本书。

特别应该感谢的还有凯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几年前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午餐上，是她告诉我也许可以把各种想法汇成一本独立的专著。当时我有点将信将疑，这种怀疑在我深夜写作时也经常浮现出来，真得谢谢她的建议、支持和鼓励。对我在纽约的支持者佐伊·帕格纳门塔（Zoe Pagnamenta）也是一样，感谢他不懈的支持。克洛伊·坎贝尔（Chloe Campbell）是我的守护天使，她通读了初稿的所有章节，非常礼貌地指出了行文当中的不少小差错和坏习惯。

我父母总爱说他们如何教我走路和说话。是他们在我的儿时给了我珍贵的世界地图，并贴在我卧室的墙上（尽管他们不让我用黏胶，也不让我把“星球大战”的贴纸贴在地图的海洋上）。他们教会我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平日里的所读所闻。幸运的是，我还有兄弟姐妹能够陪伴我成长，我在晚餐桌上能够听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谈话，并偶尔插话发表意见。能倾听别人讲话，知道他们说什么，并真正弄懂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和那些与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他们严厉的批评与指责为我树立了更高的标准。他们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认为学习历史并非难事的人。

我的妻子杰西卡（Jessica）陪伴了我25年，从我们一起读本科时起就一直互相激励。我们争论生命的意义、谈论部落民族的重要，在剑桥学院的酒窖共舞。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有多么幸运：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写成《丝绸之路》。

此书同样也是献给我们的四个孩子的。在我从书房或从档案室中回来并思索问题的时候，他们总会关注、聆听并询问一些越来越有趣的问题。卡特里娜（Katarina）、弗洛拉（Flora）、弗兰西斯（Francis）和卢克（Luke）：你们是我的骄傲和欢乐。现在书写完了，我可以随时和你们在花园里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