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写了整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萨达姆曾经留给英国人的印象是一个“带着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轻人”，丝毫没有自己同僚的那种“虚伪的友善”，说话“从不拐弯抹角”。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驻巴格达大使认为，萨达姆“是条汉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国人将萨达姆视作“阿拉伯的戴高乐”，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曾受到希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还曾经打算支持萨达姆，以提升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

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12月告诉他的心腹顾问，进攻科威特是伊朗门事件后的自卫手段，以及对美国两面三刀行为的报复。但其他国家可不这么看。入侵爆发之后，一系列经济制裁随即展开，联合国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看到巴格达对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视而不见，各国开始酝酿更强硬的措施来解决问题。1991年1月15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授权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宪法赋予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责和权力”。批准动用“美国海陆空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盟国部队”的美国国家安全部第54号令一上来并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动以及它对科威特主权和国际法的侵犯，相反，布什总统的表述是这样的：“获取波斯湾的石油以及保护该地区重要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为之后3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是对美国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战。

大规模攻击随即展开，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负责指挥由众多盟军组成的多国部队。他的父亲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的一员为保护伊朗而战，并且参与了阿贾克斯行动（导致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下台）和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萨瓦克的组建（该组织在1957至1979年间一直是伊朗人民的噩梦）。多国部队空袭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通信设施和军工厂，同时地面部队从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登陆。这场沙漠风暴行动规模壮观、场面宏大，而且动作迅速。1991年1月行动开始后仅六周，布什总统即宣布停火，并在2月28日的电视讲话中指出：“科威特获得了解放，伊拉克军队被击败，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成。科威特再次回到了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科威特人手中。”他接着说道，“现在还不是狂欢的时候，斗争尚未结束。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胜利和战争之后。”

布什的支持率飙升，甚至超过了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德国投降后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此次战争目标明确且迅速实现，同时多国部队的人员伤亡也很少。美国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政权，除非后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袭击或破坏科威特的油田。布什总统表示，如果发生以上情况，“替换伊拉克现有领导层将成为美国的明确目标”。

然而，尽管伊拉克军队已经破坏并点燃了许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国还是做出了及早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并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广泛支持。20世纪90年代末，布什总统在他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忽略了伊拉克的这些破坏行为，部分原因是进攻伊拉克首都看起来有些“画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盟国的反对之外，美国也意识到，进攻伊拉克本土并“消灭萨达姆”的代价过于高昂。

“我们决定不进入巴格达。”1992年，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因为那绝不是我们的目标。那不是美国要干的事，也不是国会要干的事，同样也不是这些盟国团结在一起的初衷。”他接着说道，“而且，美国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萨达姆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承认，“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萨达姆还值得我们付出多少伤亡？答案是：决不能太多。”

不过，决定保留萨达姆政权仅仅是美国的公开立场，在私底下就很难说了。1991年5月，就在美国宣布停火的几周后，布什总统批准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创造条件将萨达姆·侯赛因搞下台”。他为此划拨了1亿美元的秘密活动经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积极地扶植符合其不断膨胀的战略利益的政权。如今再一次证明，为了将其观念强加给这一地区，华盛顿不惜颠覆当地的政权。

在20世纪90年代初，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美国人的勃勃野心。德国的柏林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国击败伊拉克后几个月内，苏联也自己解体了。1991年的圣诞节那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职务，并宣布苏联解散为15个独立的国家。这简直是“《圣经》里才会出现的巨变”，布什总统在几周后评论道，“上帝保佑，美国打赢了冷战”。

在俄罗斯，巨变所引发的权力之争最后以一起宪法危机收场：1993年，军队坦克炮轰了俄罗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宫，保守派势力遭到了清洗。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在经历重大的转型：邓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开始取得成效，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偏远的地区性势力改造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抱负不断提升的大国。南非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开始终结。自由、和平与繁荣的胜利鼓声正在敲响。

布什总统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道，世界曾一度被分为两部分，而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大国：美利坚合众国”。西方胜利了。当美国用高于一切的手段将他们的标志和礼物“民主”扩散至全世界时，他们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的10年间，美国所推行的政策既模棱两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断宣扬解放伊拉克的功绩，并极力推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它也时而多疑、时而粗暴地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利益，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国通过687号决议，在保护科威特主权的同时也对伊拉克实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药用和卫生用的商品或产品。为的是强制裁减伊拉克的军队，终止生化武器计划，同时迫使其签订承认科威特主权的协议。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业的计划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据医学刊物《柳叶刀》（Lancet）初步估算，这些政策实施五年后，直接导致约有5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1996年，莱斯利·斯塔尔（Leslie Stahl）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中采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时指出，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945年的广岛。奥尔布赖特回答道：“我想，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但是她接着说道：“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制裁不是停火后针对伊拉克的唯一措施。达成停火协议后，北纬32度以北、北纬36度以南被划出了多个禁飞区。在90年代，美国、法国和英国一共出动了20万架次的武装飞机进行巡视。这些禁飞区覆盖了超过一半的伊拉克领土，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北部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教众。划定禁飞区是盟军的单方面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显示出西方势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意图，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便会亲自插手。

这一点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证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国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成立新政府的努力”。克林顿还宣布，美国正在为“伊拉克民主派反对党”筹集800万美元的资金，明确表示要调和各种反对萨达姆的声音，“使它们的行动更加有效、统一”。

为了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美国及其盟国的动作并不仅限于伊拉克。比如，克林顿总统就向伊朗领导层提议展开对话，以改善伊朗门丑闻及1988年伊朗客机被美军舰文森斯号击落事件后的美伊关系。尽管尚不明确伊朗会采取哪些全方位的报复行动，但是众多证据表明，以美国为目标的系列恐怖袭击已经展开，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号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难，以及1996年发生在沙特阿拉伯达兰市（Dhahran）附近的美军基地爆炸事件。

当美国调查表明后一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之后，90年代末，克林顿总统在一封由中间人转交的信件中向伊朗总统哈塔米（Khatami）表示了抗议，要求伊朗为这19名士兵的死亡负责。伊朗的反应十分强硬，驳斥美国的指责是“错误的、无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强调，既然美国根本不打算指控并引渡那些容易确认的、要为10年前伊朗民用客机坠落事件负责的美国公民，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恐怖袭击。不过，德黑兰也为将来留了一些余地。伊朗答复道：（美国）总统可以放心，伊朗对美国人没有恶意，“伊朗人民对伟大的美国人民不仅没有敌意，而且是满怀敬意的”。

同样的策略也被用于阿富汗。1996年，通过中间人，美国与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的塔利班政权建立了联系。初步接触进行得十分顺利。美国驻喀布尔大使在一份关于首次会谈的机密报告中提到，一位塔利班的高层领导说：“塔利班很重视美国”，塔利班不会忘记在与苏联的圣战中美国对塔利班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希望同美国搞好关系”。除此之外，一些当地的老朋友也表示会在今后为美国与塔利班的关系提供帮助，这让双方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其中一位老朋友便是军阀贾拉鲁丁·哈卡尼，他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一直是美国中情局的合作人。他对社会政策和妇女权利（相对而言）持有自由主义立场，在塔利班内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美国最担心的还是阿富汗会成为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自1996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后，邻国愈发担忧地区动乱、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以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再次涉足该地区的可能。

这些担忧在1996年与塔利班重要成员于坎大哈举行的高级别会谈上被提出。塔利班向美国官员保证，激进分子训练营已经被关闭，并且会为核查人员创造核实条件。当然，美国情报人员最关心的还是奥萨马·本·拉登。中情局认为，本·拉登与1992年索马里美军士兵被袭事件、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爆炸事件有关，并参与“建立了位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招募中心和窝点”。正如一位情报人员在报告中所说的，本·拉登是“全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不过，关于本·拉登情况，塔利班官员——包括毛拉·高斯（Mullah Ghous），阿富汗实际上的外交部长——的回答令人感到欣慰。

美国官员告诉阿富汗代表说：“我们希望塔利班能够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并保证他不会发动（恐怖）袭击。”阿富汗官员回答道：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和避难者”，而依照普什图（Pashto）文化，我们有义务“尊重和款待客人”。他们接着说道：“塔利班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土地进行恐怖活动。”本·拉登已经承诺，无论如何，他不会在阿富汗发动恐怖袭击。后来，当塔利班怀疑他所住的贾拉拉巴德南部靠近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山洞，并让他“搬出来住到正常的房子里”时，本·拉登也表示了同意。

尽管这有一些安慰作用，但还不是美国人想要的。“这个人很危险。”美国官员向塔利班使节强调，“所有国家，即便是强大如美国，也需要朋友。阿富汗更需要朋友。”这是个警告：如果本·拉登今后卷入任何恐怖袭击，后果会很严重。塔利班高层领导毛拉·拉巴尼（Mullah Rabbani）的答复很明确，再次表达了之前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寻求避难，那么他就会得到庇护，这是这里的规矩。但是如果有人要进行恐怖活动，那么你可以把他们指出来。我们有自己的观念，不会允许任何人进行这种肮脏的活动。”他的回答被全文发回华盛顿，并转发给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和吉达的美国使馆。

然而这些保证从未被兑现过。1998年春天，中情局正在准备一项被策划者称为“完美行动”逮捕计划，需要阿富汗“部落”的支持和配合。到了5月，一份精心撰写的中情局报告称：“引渡（本·拉登）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行动方案“详尽、缜密、可行”，尽管不无风险。但一位参与者却担心该计划能否得到批准：“可能性只有50%。”一些高级军官对此并不抱希望。据称，三角洲部队司令认为该计划的细节“不太合适”，而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也觉得中情局的计划“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尽管“最后的分级演习”进展顺利，但该计划还是不了了之。

就在对付本·拉登的最终方案出台之前，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1998年8月7日，“基地”组织同时对位于肯尼亚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重要的港口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发动炸弹袭击，造成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本·拉登立即被认定为嫌疑人。

美国在两周内就采取了行动，向“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发射了78枚巡航导弹。“我们的目标是恐怖主义，”克林顿总统在8月20日的电视讲话中说道，“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打击由奥萨马·本·拉登建立或与他有关的激进组织，此人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和赞助者。”克林顿当时正深陷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中，他在三天前要求安排这场与丑闻无关的电视演说。在做出这些试图消灭幕后操纵者的行动之前，他并未与塔利班协商。“我希望得到世界的理解，我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伊斯兰教。”这位因丑闻而焦头烂额的总统先发制人地宣称，“伊斯兰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

对付奥萨马·本·拉登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塔利班的不满，他们对美国在阿富汗本土的军事行动感到恼怒，况且攻击的还是他们的一位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参与了东非恐怖袭击的客人。毛拉·奥马尔宣布，塔利班“绝不会将本·拉登交给任何人，并且将会用我们的鲜血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他”。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指出，本·拉登及其极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当地主流观点认为穆斯林人民受到了歧视和不公的待遇：“美国通过扶植一些腐败政权……有预谋地分裂、削弱、压迫阿拉伯世界。”该报告的结论是，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本·拉登的恐怖主义，但是“很多人都至少赞同其部分政治观点”。

毛拉·奥马尔本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在遭到美国导弹攻击后的第三天，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这次（导弹）袭击得不偿失，将激起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在这通刚解密不久的电话里（这是阿富汗领导与美国政府唯一的直接联系方式），毛拉·奥马尔提到了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所引发的“美国国内的困境”。考虑到这一事态，同时也为了“美国能在这次鲁莽的单方面攻击之后重塑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毛拉·奥马尔说道：“美国国会应当迫使克林顿辞职。”

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瓦基勒·艾哈迈迪·穆塔瓦基勒（Wakīl Ahmed Mutawakkil）称，美国的袭击是对“全体阿富汗人”的攻击。据艾哈迈迪所言，袭击发生后，在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很快，艾哈迈迪就袭击事件与美国官员进行了磋商。“如果（塔利班）能够以类似的攻击报复华盛顿，”他说道，“我们早就干了。”就像当初萨达姆·侯赛因发觉美国在口头上声称支持伊拉克而在背地里却卖武器给伊朗时一样，阿富汗也感受到了这种被背叛的感觉：美国一方面表示友好，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

对于美国在导弹袭击后所提供的毫无说服力的证据，瓦基勒·艾哈迈迪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塔利班领导层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本·拉登被发现在阿富汗本土发动恐怖袭击，他一定会受到制裁。毛拉·奥马尔要求美国国务院立即出示确凿证据，他强调说，有些人认为该指控是莫须有，而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本·拉登“曾经是接受美国资助的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美国人所提供的是一份最多不过几页的“文件”，显然很难构成证据。美国曾怀疑一卷移交给塔利班的录像带中包含关于本·拉登的“新动向”，但最终却尴尬地发现该录像带毫无证据价值。

艾哈迈迪说，袭击造成了许多无辜的阿富汗民众的死亡，是对阿富汗主权的十分无耻的侵犯。他最后说道，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解决本·拉登问题，他们就应该去和沙特人谈判，这样立马就会有结果。讽刺的是，一系列外交电报、调查文件和向利雅得寻求支持的建议显示，美国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此次美国袭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美国情报机构在一年后发布的一份对“基地”组织的研究表明，此次袭击不仅没能消灭本·拉登，反而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中树立了后者在“面对侵略暴行时不屈不挠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文化傲慢自大”，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该报告警告说，美国的袭击“被质疑缺乏道德”，在某些方面和本·拉登的袭击没什么不同，都造成了大量无辜人员的伤亡，美国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政治议程为自己使用武力进行辩护。可以说，“这次报复性的巡航导弹袭击确实是利大于弊”。该报告预见性地补充道：美国应该意识到，空中打击很可能会“招致新一轮的恐怖爆炸阴谋”。

其实在此之前，失败的干涉行动就已经造成了一系列恶果。面对这些表里不一的西方国家，塔利班领导层内部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开始变得僵化。这种被包围的心态促进了强硬宗教立场的发展，并使得激进派将伊斯兰教推向全世界的意愿更加强烈（尽管一项同时期的中情局报告判断，这几乎不可能成功）。

然而，来自美国的压力已经促使那些伊斯兰教保守派越来越接近宗教激进主义。诸如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及喀布尔议会领袖毛拉·拉巴尼这样的人担心，美国驱逐本·拉登行动的失败将加深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孤立。他们输给了毛拉·奥马尔，后者那不与外人合作、不向外人屈服的强硬政策占了上风。于是，塔利班开始向好战的本·拉登靠拢，目标是将穆斯林从西方国家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回到中世纪之前那梦幻般的美好世界。

这也是9·11恐怖袭击的目标。早在1999年，一份情报就已经指出，如今的本·拉登“自我膨胀，将自己视为古老历史舞台上的英雄，认为自己正在抵抗当代的十字军”。在双子大楼遇袭后所公布的每一份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清楚地表明，他不断地在提及十字军，并将之作为参照。革命者通常热衷于唤起人们对历史的理想化**，但是很少有人会透过1000多年的历史来反思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

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情报人员指出“基地”组织的威胁正在升温。2001年8月6日的一份“仅供总统阅读”的备忘录有个不详的标题：“本·拉登决定要攻击美国”。该备忘录报告称，根据“全国范围内大约70项全面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联邦调查局认为，“所有可疑活动都指向劫机或其他类似的袭击方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为如何保持与喀布尔政权的关系而焦头烂额。美国人保证“他们不是针对塔利班，也不想摧毁塔利班”。关键在于本·拉登，如果能够解决掉他，“我们将迎来一种全新的双边关系”。

然而他并没有被解决掉。2001年9月11日8点24分，人们感到了明显的不安：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在按指示攀升至35000英尺的高度后，便与空中交通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眼下已经过去了11分钟。就在此时，人们突然接收到了一条意料之外的答复：“我们手里有几架飞机。请冷静，你们没事。我们正在返回机场。”美国东部时间8点46分，这架波音767客机撞向了世贸中心的北塔。在接下来的1小时17分钟内，又有三架飞机被劫持并撞毁：美联航175号航班撞上了世贸大厦的南塔；美航77号航班坠落在五角大楼；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附近坠毁。

共有2977人在9·11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19名恐怖分子。世贸中心双塔的倒塌使得曼哈顿闹市区顿时化为一片废墟，五角大楼受到了结构性破坏。同样巨大的还有心理创伤。针对美国大使馆和海外军队的恐怖行动已经令人震惊，而对美国本土目标协调一致的袭击更是灾难性的。飞机有预谋地撞向建筑物的恐怖画面以及之后的灾难、混乱与伤痛在人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我们正在极力调查搜寻这些暴行的幕后操纵者，”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袭击当晚的电视讲话中说道：“我已经命令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全力找出幕后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他警告说，“我们不会将实施这些行为的恐怖分子和幕后黑手区别对待。”

世界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支持的声音，甚至包括一些与美国关系堪忧的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都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深切哀悼和同情”，并说“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国际职责”。很明显，本·拉登就是幕后黑手，尽管塔利班驻巴基斯坦大使声称本·拉登并不具备实施如此“组织有序的计划”的必要资源。瓦基勒·艾哈迈迪·穆塔瓦基勒在袭击发生后第二天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塔利班“谴责此类恐怖袭击，无论其背后是谁”。

袭击发生后仅几小时，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本·拉登的策略就已制订完成。9月13日早晨发布的一项行动计划指出，联合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都是阿富汗的邻国或近邦。美国计划“在此后一周内动员上述国家，使它们做好对塔利班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9·11事件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邀集这些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阿富汗的某个邻国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巴基斯坦从一两代人之前就对塔利班持同情态度，并且一直与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首脑被告知，伊斯兰堡需要立即“在黑与白之间”作出抉择，“没有灰色地带”。该国“要么和美国一起打击恐怖主义，要么与美国为敌”。

各国各部都做好了进攻阿富汗的准备。塔利班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总统或其安全主管的最后通牒：“交出所有‘基地’领导人、关闭恐怖分子的营地，并允许美国接触恐怖分子的所有设施，这对你们的利益和生存都有好处。”如果被发现“任何与阿富汗有关的人员或集团”参与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行动，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塔利班政权的所有支柱都将被彻底摧毁。”这份最后通牒强硬而明确地写道：交出本·拉登，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

尽管美国在不遗余力地搜寻本·拉登、摧毁“基地”组织，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华盛顿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大的目标：彻底控制中亚地区。权威人士强调，必须全面改造这片土地上的国家，这样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安全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与魔鬼掷骰子。数十年来，亚洲的心脏地区一直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心脏地区已经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使亚洲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占据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这里的自然资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气——也使得海湾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任何举动都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9·11事件爆发三周之后的2001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总统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主要是关于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能够和应该去争取哪些利益。“一些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空中打击已计划妥当”，这标志着战争的打响，必须“说服或迫使一些国家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然而他接下来的表述则流露出令人震惊的野心：“如果战争不能明显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国就没有达成目的。”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想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在阿富汗及另一个（或两个）关键国家建立新政权”。这两个关键国家不需要他专门指出，很明显就是伊朗和伊拉克。

可以看出，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应对世界的战略方式。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亚洲屋脊的地位。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特别强调了这种观点。此时，针对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已经进行了数周，密集的空袭和大量部署的地面部队将塔利班赶出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包括喀布尔。尽管本·拉登仍然在逃，但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已经开始阐述美国为何要将目光放在更高的目标上面：很多对美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在9·11之后变得相当老实，但是我们了解它们的本性”，朝鲜就是其中之一；但美国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威胁，这两个国家连同朝鲜，一起“构成了邪恶轴心，并且威胁着全世界的安全”；清除该邪恶轴心至关重要，“我们的反恐战争开局不错，但这仅仅还只是个开始”。

美国及其盟国的首要目标是取得控制权，废除该地区现存的动**、危险的政权。因此他们只需克服眼下的困难，暂不考虑接下来可能或应该会发生什么。解决短期危机远比长远设想更为重要。这一点在2001年9月针对阿富汗制订的计划中就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政府不应该为塔利班之后的事情操心”，空战开始后的一份文件这样宣称。击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关键所在，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可以留到以后再考虑。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短视行动的典型案例。当时，推翻萨达姆政权是重中之重，美国根本不考虑日后伊拉克将会怎样。布什政府执政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清除萨达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布什就职典礼后不到72小时就明确提出要“更替伊拉克的政权”——当时离9·11袭击事件爆发还有几个月。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注意力几乎立即转移到了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当美军牢牢控制了阿富汗之后，国防部开始全力部署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正如拉姆斯菲尔德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的会议记录所表明的，现在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动手？”

美国设想了三种可能，每种可能都能让它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军事行动：萨达姆可能会“向北部的库尔德人采取行动”，2001年11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怀疑；或是证明萨达姆“与9·11袭击或炭疽袭击（2001年9月，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被寄给数个新闻媒体机构以及两名美国参议员）有关”；或者调查指控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第三条似乎是条行得通的理由，正如底下的一条批示所说的：“现在可以想想怎样进行杀伤性武器调查。”

2002年全年一直到2003年年初，随着生化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进入关键阶段，伊拉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当然不肯罢休。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缺少巴格达与9·11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只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可能支持开战，而且他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政治代价”。而另外一份报告则强调了如下事实：“许多，甚至是大多数与美国结盟或亲近的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对在伊拉克全面开战颇有顾虑。”由于估计到联合国不会明确授权采取行动，美国开始为发动全面战争寻找合法外衣。

关键在于要确认伊拉克不仅计划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正在偷偷摸摸这么做着，同时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设置障碍。某些时候，这给核查人员本身也造成了麻烦，他们不得不夸大事实、寻求妥协，否则就会有危险。例如，2002年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巴西人何塞·布斯塔尼（José Bustani）在一次特别的闭门会议后遭到罢免，这是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首次被强制解除职务。美国极尽所能地捕风捉影，决意将针对伊拉克和萨达姆的指控做到滴水不漏。2003年2月5日，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会议上说道：“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撑。没有一句是推断。我们给出的都是基于可靠情报的事实和结论。”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仅仅在一周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伊拉克试图恢复其20世纪90年代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但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实。”2003年1月27日，联合国监核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表示，尽管核查人员不时会面临骚扰，但“到目前为止，伊拉克对核查人员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还是非常配合的”。

最终，美国没有找到萨达姆·侯赛因与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上，2003年3月19日美军在入侵巴格达后所发现的数百万页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找到提及恐怖主义的字眼。相反，与伊拉克情报机构相关的文件显示，伊拉克还曾经力劝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首脑阿布·阿巴斯（Abu Abbas）等人不要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该阵线曾在20世纪80年代策划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袭击行动。这些文件表明，伊拉克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攻击，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

同样，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在脑中构想出伊拉克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核武器计划、从而威胁到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人，也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那些被科林·鲍威尔认为是生物武器设施、而且“藏在棕榈树丛里……每个月至少转移一次以躲避探测”的拖车，后来被证明是气象气球，正如伊拉克当初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不计一切代价地清除萨达姆，导致它在长远规划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战争期间，各种文件和书籍描绘的都是解放伊拉克后的美好未来。一项重要的研究资料乐观地指出，伊拉克的石油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它能“惠及该国的每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宗教。人们幻想着财富将会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也是无处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2003年2月，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在一次简报会上说，“伊拉克人民有着巨大财富，他们（将轻而易举地）承担起重建国家的大部分重任。”在2003年3月，即美国入侵伊拉克八天后举行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他坚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充足财力去重建自身的国家，这一进程不会花费太长时间”。他轻松地预言，石油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伊拉克带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收入。

除掉萨达姆将使伊拉克变成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蜜糖的土地，这种观点无疑是一厢情愿。当军队进入阿富汗，政策制定者曾严肃地指出，美国“不应与塔利班之后的阿富汗有任何军事上的牵扯，因为美国将大力投入到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斗争中”。在伊拉克也是如此：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计划，入侵伊拉克需要27万名军人，但是三年半之后只需一支不超过5000人的地面部队。在放映幻灯片时，人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一规划看上去很合理。换句话说，这些战争都是能够速战速决，并且能为整个亚洲中心地区建立全新平衡秩序的轻型战争。

然而，在这两个地方，战争最终都变得漫长无期且耗资巨大。巴格达政府倒台后，内战和大规模暴动席卷了伊拉克全国。同时，阿富汗对美国的干预也在做着坚定而多变的抵抗，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反抗苏联人那样，巴基斯坦也再次为这些不屈不挠的阿富汗战士提供着关键的支持。数千名军人付出了生命，超过15万退伍老兵受到了七级以上程度的伤残。军事行动还造成了数十万阿富汗平民伤亡。这些平民或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交火地点，或者遭遇无人机和汽车炸弹的袭击，而美国将这些都称为“间接伤害”。

战争耗资的增长速度同样让人吃惊。据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的成本高达6万亿美元。如果将长期医疗护理和伤残补偿金也算进的话，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75000美元。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政府债务在2001至2002年间上涨了大约20%。

甚至，连军事干涉本身的效果都大大低于预期，而且还让许多事情变得更糟。到了2011年，据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他在当年3月的白宫会议上认为前景暗淡）称，奥巴马总统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阿富汗了：“总统不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不能忍受卡尔扎伊（Karzai，阿富汗总统），对他自己的战略方针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这是一场他自己的战争。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撤出来。”这一表述惹恼了卡尔扎伊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持着他并且喂饱了他）。他告诉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因为美国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他们（恐怖分子）从未被消灭，美国人是在不断地伤害着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说道：毫无疑问，“这是背叛”。

同时在伊拉克，人们只能看到人员的伤亡、高昂的代价和破灭的希望。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10年后，该国的民主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在人权记录、媒体自由、少数民族权益、腐败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现在的伊拉克并没有比萨达姆时期表现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数民族遭受着荒唐的暴力行径，动**和骚乱使得这个国家陷入了瘫痪，前途一片暗淡。

这对整个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9·11袭击发生两周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给布什总统的建议是：“我们应尽量避免造成美国人正在杀害穆斯林的印象。”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敏感印象，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那些未经审判就被囚禁在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的囚犯——美国之所以特别选择这里，是为了让犯人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原因的调查发现，决策者们曾故意歪曲并篡改了某些事实，以便让他们在闭门会议中商量出来的决策能够获得支持。美国还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媒体进行控制，让记者们用“美国官方信息”鼓吹自由概念、描绘美好民主未来，这种做法使人不禁想起当年只顾梦想、不顾现实的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方式。

此外，法外引渡、频繁拷打，以及用无人机袭击有威胁的人物（尚未得到证实）等做法也引起了舆论的争议。一方面宣扬民主至上，另一方面使用帝国主义手段的虚伪行径使许多人感到恐惧，充分展现了西方说一套做一套的狡猾形象。一些人是如此震惊，以至于他们决定要将大量保密信息泄露出来。透过这些信息，人们终于看到了决策是如何被制订出来的：独断，粗暴，罔顾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就连情报机构自身也强烈意识到，这些会给西方的形象抹黑，于是他们拼命地为虐囚行为保密，即便面对来自美国参议院的直接问询。

除了将注意力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还不忘制裁伊朗。但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伊拉克一样，受制裁影响最大的是穷人、弱者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制裁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仅关乎伊朗公民的生活水平，还影响到了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们：全球能源市场上每单位天然气、电力和燃料的价格关系到明尼苏达的农夫、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女性，以及在越南种咖啡的人。我们所有人都会直接受到数千英里之外强权政治的影响。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几美分就决定着生与死；对于那些发出的声音无法被世界听到的人——如孟买贫民窟里的母亲、蒙巴萨（Mombasa）郊区编篮子的人，或是试图抗议非法开采行为的南非妇女——而言，实施禁运或许就意味着被判为死刑。于是，伊朗只好被迫否认他们的核计划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实将一些技术卖给了一个专制、狭隘、腐败的政权。

除了向德黑兰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美国还一直明确地强调它可能会考虑使用武力迫使伊朗终止铀浓缩计划。在布什执政的最后阶段，迪克·切尼还在呼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尽管布什尔（Bushihr）核反应堆现在正受到精密的俄罗斯“道尔”（Tor）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保护。切尼在2009年说道：“比起我的同事们，我可能更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曾有人提醒他，先动手可能会使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但他仍然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2013年时说道，除非用战争来威胁伊朗，否则谈判必将失败。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途径。”

华盛顿认定，西方必须使用武力威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国务卿约翰·克里在2013年11月说道：“伊朗必须要证明它的核计划真的是用于和平目的。”他警告道，“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2014年1月，克里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国有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道：“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如有必要，他补充说，美国将“会做它必须要做的事”。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说：“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到了关键时刻，我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尽管美国试图用威胁迫使伊朗坐到谈判桌上来，但它似乎一直在采取幕后攻击行动。虽然袭击了伊朗纳坦兹（Natanz）核电站离心机以及伊朗境内其他核反应堆的震网（Stuxnet）病毒可能来自多个源头，但多项调查表明，如此复杂、强势的，以核设施为目标的网络战略攻击，一定是美国白宫指使的。这似乎在说明，此类网络恐怖主义是合理的，只要它们是由西方情报机构策划的。这种做法与威胁伊朗使用武力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世界秩序，维护他们在古老文明十字路口上的统治地位，只不过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