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试图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绪接近霍梅尼和他身边的人时，萨达姆更加不安了。萨达姆意识到情况不妙，莫斯科有可能为了讨好伊朗而抛弃伊拉克。他在1980年对约旦外交官说道：“应该遏制苏联在本地区的渗透。”由于感觉到和苏联渐走渐远，萨达姆准备背弃曾经在70年代力挺他掌权的苏联人。因此直至攻击发动前一天，萨达姆才通知苏联，而莫斯科对此反应冷淡。另一方面，据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报告，此时伊朗正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无力“进行大规模防御”，这无疑是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

伊朗国王的下台引发了一系列混乱。至1980年年底，整个中亚地区都在暗潮涌动。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运扑朔迷离，将主要取决于它们各自领导人的选择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想要抛开该地区的整体形势而去猜测单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而言，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世纪早些时候，该地区就已经埋下了反美情绪的种子，但完全不至于发展成纯粹的仇恨。然而美国近20年来的策略，使得这片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对美国的态度不断恶化。

很显然， 80年代初的美国陷入了困境。一开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将伊拉克的进攻看作是一个福音，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为被认为是开启与德黑兰谈判的机会。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地声称，伊拉克的进攻是个积极的信号，将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华盛顿认为，为了应对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经购自美国的武器零件，这将给伊朗人带来谈判压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质得到释放，华盛顿可能会考虑放行价值数亿美元的相关物资。这一方案已经得到了总统本人的许可，但是德黑兰对此却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着：他们的路子很广，成功地从其他地方买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这样在战争期间缴获了大量美军装备的国家。

伊朗还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装备，而这是萨达姆·侯赛因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的。鉴于霍梅尼一向的反犹立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对方做生意的意图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写道：“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所有反伊斯兰阴谋的源头。”如今，多亏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亲密得好似一家人。

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数派和其他宗教时言辞变得温和的一个原因，他认为犹太教是“一个在普通人中兴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将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区别对待，至少在他看来，后者是一场政治（以及剥削性）运动，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常明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发行了带有耶稣基督形象和亚美尼亚语《古兰经》箴言的邮票。

以色列和伊朗不仅仅是在武器交易方面进行合作，在军事行动上也承诺彼此配合。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一个打击目标，是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按照一名情报人员的说法，甚至在萨达姆发动攻击之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们就已经在巴黎的秘密会谈中讨论了对该设施进行打击的计划。在伊拉克入侵仅仅一周后，四架伊朗F-4幽灵战斗机大胆地突袭了该反应堆的实验室和控制大楼。八个月后的1981年6月，以色列的战斗机飞行员更是在关键时刻摧毁了该反应堆。

伊拉克人的目标是取得一场迅速的完胜。因此即便伊朗空袭了奥西拉克，他们仍对战局充满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开始对伊拉克愈发不利。为了惩戒伊拉克的单方面行动，苏联取消了对它的武器供应并暂停运输相关装备，这让伊拉克的领导人捉襟见肘、倍感沮丧。萨达姆像往常一样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认战争不像想象中那样顺利，并且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抱怨那些捕风捉影的国际阴谋，将它们视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确技不如人且装备落后。萨达姆曾经在1981年中时无助地问将军们：“要不试试从黑市上买些武器吧，我们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样的路子吗？”

事实证明，伊朗人的确足智多谋，他们日益强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军队不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并且还攻入了伊拉克的领土。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当年6月的一份特别情报中明确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经输掉了和伊朗的战争……即便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很难扭转战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试图将伊斯兰革命思想传播到别的国家。他们向黎巴嫩激进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如真主党（Hezbollah）——提供了资金和后勤上的支持，同时还在麦加煽动暴乱，并资助巴林的政变。198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说道：“毫无疑问，伊朗人威胁到了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正被一伙疯子掌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失败却给美国人带来了天赐良机。尽管随着一项幕后协议的达成，德黑兰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美国大使馆人质，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苏联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苏联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他们占领了多座城市并保障了交通线的安全，看起来即将掌控局面。向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收效甚微。在华盛顿看来，情况不容乐观，除非政策制定者们能够接受一个决策上的转变：支持伊拉克。

正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继续后撤，该国将很快崩溃，而这将是“美国的战略性灾难”。这除了会引发波斯湾和整个中东地区的骚乱外，还会让德黑兰抢占到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于是，一项新的政策终于应运而生：美国决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这是华盛顿最有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局势的地方。只有支持萨达姆，美国人才能继续留在这里，才能遏制伊朗和苏联的前进脚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几种。美国先是将伊拉克从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中除名，然后开始帮助伊拉克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了农业财政贷款，并允许萨达姆购买非军事装备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如能够将装备运往前线的重型卡车。欧洲的西方国家政府也受到鼓励，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国外交官们则拼命地劝说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帮忙分担伊拉克的军费开支。美国人还会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巴格达，通常是通过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这个可以信任的中间人。为了应对因两伊战争而导致的波斯湾运输问题，美国还鼓励、促进通往沙特和约旦的石油管线建设。此外，里根政府还帮助伊拉克扩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后者的财政收入。这一措施的目的是“矫正伊朗与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换句话说，即拉平双方的竞争力。

另外，从1983年年底开始，美国制订出了一项“坚定行动”（Operation Staunch），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削减对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销售，以遏制伊朗在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外交官们接到指令，请求所在国家“考虑停止与伊朗之间现有的任何渠道的军事装备交易”，直到双方同意停火。外交官们还强调，战争将“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削弱伊朗打持久战的能力”。

这些措施都旨在赢得伊拉克人和萨达姆的信任。即便美国采取了所有这些行动，他们仍然对美国及其动机抱有戒心。因此，里根总统在1983年年底将他的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达，目的是与萨达姆·侯赛因“开启对话并建立私人友谊”。拉姆斯菲尔德在工作报告中写道，他试图让伊拉克的领导人相信，美国“将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视作西方的战略失败”。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此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样担心霍梅尼向中东地区输出什叶派伊斯兰教义的沙特看来，这次会谈是“了不起的进展”。

为了提升与伊拉克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准备放弃追究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责——尽管曾有一份报告指出，萨达姆“几乎天天”都在使用化学武器。尽力阻止伊拉克的这种行为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在私下劝阻，以“避免在公开场合使伊拉克感到难堪”。还有人指出，如果公开指责伊拉克使用《日内瓦议定书》中明文禁止的化学武器，就会被伊朗舆论所利用，而且无助于局势的缓和。于是美国只好尽量杜绝那些可以被用来制造芥子毒气的化学品进入伊拉克，并努力游说其他国家向伊拉克施压，让它不要再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特别是在伊朗于1983年10月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之后。

不过，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针对伊朗的“巴德尔进攻”（Badr offensive）中明显使用了毒气，他们仍然没有受到公开的指责。美国只是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表明自己强烈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毕竟，正如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制造商“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企业，可能还包括一家美国在海外的子公司”，这一事实令人十分尴尬。因此不少人怀疑，在萨达姆获得甚至使用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一定存在同谋。

到了后来，美国人连那些无关痛痒的、公开或私下恳求伊拉克高层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声音也懒得发了。80年代中期，当联合国的报告认定伊拉克对其本国公民使用了化学武器时，美国选择了沉默。面对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的残暴而持续的镇压，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仅仅是在美国的军事报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针对平民大规模地使用了“化学药剂”。对于美国来说，伊拉克要比国际法重要得多，更别说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样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战略意义，因此无人理会该国的核计划。纵观全球，人权问题远不及美国的利益重要。美国并没有从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训：美国人本身并不赞同恶行，但是由于他们支持的都是一些独裁者、一些虐待本国人民或一心要挑衅邻国的人，因此美国会不可避免地背负骂名，并为此付出代价。

援助阿富汗叛军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因反抗苏联的侵略而被西方媒体称为“圣战战士”（Mujahidin）。实际上，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民族主义者、前军官、宗教狂热分子、部落首领、机会主义者和雇佣兵。他们之间偶尔还会互相争夺兵员、资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从80年代初开始提供的数千架半自动步枪和RPG-7火箭筒，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巴基斯坦运来的。

尽管组织松散，但这些抵抗势力对苏军进行了持续的骚扰，有效打击了后者的士气。在主要城市及萨朗（Salang）公路沿线，恐怖袭击已经司空见惯；从乌兹别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一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装备的主要线路上也是如此。前线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愈发频繁的敌对行动令人担忧，而且很难确认凶手是谁，叛军往往混在当地居民中间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军不断取得令人惊讶的战果。如在1983年，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发动了一次突袭，成功缴获了两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弹炮等武器。他把它们藏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之后，这些武器被用来攻击暴露在公路上的车队，从而向当地居民证明，强大的苏联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诸如此类的胜利使得苏军士气低落，后者对此发起了凶猛的还击。在目睹了同志和战友的伤亡后，复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难以遏制。报复行动是残忍的：儿童被杀害，妇女被强奸，每个人都被怀疑是圣战战士。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支持叛乱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多。一些苏联指挥官冷静地意识到，红军的铁锤无法砸开行踪诡秘、各自为战的敌人的外壳。

叛军的力量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1985年早些时候，人们已经在谈论如何打败苏联并将之彻底赶出阿富汗。里根总统在3月份签署了第16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称“（美国）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清除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幅增加对叛军的武器供应。这一决议引发了关于武器供应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导弹的漫长争论——这种导弹比当时的其他导弹精准得多，能够在3英里外击落飞机。

像贾拉鲁丁·哈卡尼这样的人，是该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击苏联的成果和宗教热情使得美国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好莱坞大片《查理·威尔逊的战争》的原型）相信，他是“正义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之后，哈卡尼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盘；1985年之后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让他战无不胜，从而巩固了他的强硬路线。但这并不表示他对美国抱有任何忠心，事实上，他在后来让美国人非常头疼：九一一之后，他被列为阿富汗第三号通缉犯。

美国大约支持了50名这样的指挥官，每月根据战果和形势支付2万到10万美元不等的行动经费。出于对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以及对那些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特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援圣战战士。那些志愿来阿富汗参与战斗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出身名门、能言善辩、风度迷人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大笔来自沙特资助者的资金。毫无疑问，这些资金会反过来让他们成为圣战组织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

大量的援助使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抵抗组织不断壮大。苏联发现自己屡屡受挫，不断地遭遇武器、人员和财产上的损失。1986年8月，喀布尔城外的武器库发生爆炸，损毁了大约4万吨、价值2.5亿美元的军火。之后，美国的毒刺导弹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击落了三架苏联米格-24武装直升机。面对如此高效的毒刺导弹，红军不得不改变他们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空中支援方式：苏联飞行员被迫修正他们的空降队形，同时为了减少被导弹击中的概率，夜间飞行的任务开始越来越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局势开始好转。美国费尽心机地与萨达姆·侯赛因交好，终于与伊拉克建立了信任；阿富汗的战局在苏军被迫采取守势之后也开始扭转，最终苏军在1989年年初被彻底赶出阿富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人都是大赢家：他们不仅打击了苏联在中亚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而且还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1985年春天的一份情报文件写道，过去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那“长期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关系”竟是如此脆弱，真是让人脸面无光。一年前，伊朗被正式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武器出口和销售禁令、对军民两用技术和装备的严格控制，以及各种金融和经济制裁。

不过，大约同期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不幸的是，美国在与伊朗打交道时“没有什么牌可出”。该报告的作者建议，也许值得考虑一个“更大胆但也可能存在风险的政策”，让双方都能获益。霍梅尼已经很老了，而且疾病缠身，华盛顿急于确认新一代领导层中谁将上台掌权。按照一些报告的说法，伊朗政坛中存在一个“温和派”，他们渴望与美国取得联系并使两国恢复邦交。如果能与这些温和派成员建立友好关系，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美国还希望伊朗能够劝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释放80年代初扣押的西方人质。

伊朗方面也同样在寻找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阿富汗局势的进展是个不错的开始，美国和伊朗的利益在这里十分吻合，这将使两国的有效合作成为可能。另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促使伊朗急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万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伊朗。伊朗很难收留这些难民，德黑兰的领导人也许更加希望通过建立友谊从而减少本地区的动**。同时，伊朗发现在与伊拉克的持久战期间很难获得武器装备。尽管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伊朗倾斜，在黑市上也可以买到各式军火，但伊朗仍然渴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武器和零件。于是，双方开始初步尝试打开沟通的渠道。

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为了争取伊朗人的支持，美国提供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半真半假的情报”，如强调苏联对伊朗部分领土所谓的不良企图，以展现与美国结盟的好处。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信息交流的重点转向了一些美国特别关心的地方，如苏联的武器。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美国人还花5000美元购买了一支苏军装备后不久即被阿富汗人缴获的AK-47突击步枪。美国人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阿富汗士兵的介绍，以评估T-72坦克和MI-24“鳄鱼”武装直升机的优缺点；他们学到了凝固汽油弹和其他苏联毒气弹的使用方法；他们还了解到苏联的雪域特战队在横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为什么战绩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其他红军相比，他们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即便在20年后，这些资料仍充满价值。

美国与伊朗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比如，伊朗对“苏联向他们灌输意识形态”的做法非常不满，与美国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有着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一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说道：“苏联正在杀害伊朗士兵。”伊朗和美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最大的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越来越愿意抛开彼此分歧，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寻找一条通道是前几代伊朗外交官和领导人的共识。

美国人急于巩固与伊朗的关系，甚至不惜违反自己的制裁政策而向伊朗运送武器——尽管他们同时仍在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向德黑兰出售武器。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强调，这一做法将让伊朗过于强大，并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反美浪潮”。另外一些人则争辩道，让伊朗和伊拉克拼个两败俱伤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舒尔茨的助手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前一年的国务院听证会上称：“（伊朗或伊拉克）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给美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带来麻烦。”白宫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同意他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首批100枚采用筒式发射、光学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的陶式导弹还是于1985年夏交付给了伊朗。负责此次运输的是渴望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的以色列人。虽然在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不时发出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两国的关系却亲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甚至宣称：“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

以色列之所以参与美国的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的邻国上，从而无暇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不过，凡是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美国的方案是以色列先行向伊朗运输军械和装备，之后再由华盛顿补给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政府要求得到确认，保证美国政府高层对该计划完全知情。事实上，该计划是由里根总统亲自批准的。

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从美国得到了好几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两批鹰式导弹系统零件。这些武器并不都是经由以色列之手运送，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直接交付给伊朗了。而当其中部分军售的所得资金被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时候，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浑浊了。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就对美国家门口的共产主义威胁提心吊胆，开始热衷于资助那些能够有效充当抵抗左翼言论和政策堡垒的活跃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实际上是一支组织松散的叛军集团，而且内部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便是美国反共产主义教条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东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样，美国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尽管法律严格禁止它这么做。

1986年年底，当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发了这一切，事情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关于“外交政策中极端敏感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全国性电视演说。成败在此一举，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总统不希望自己的演说被认为是在道歉或是辩护，他只是在作出解释。他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国家的意义，声称美国需要不计代价地拥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观众：“伊朗占据着一些世界上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苏联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该国，并且有可能的话，还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能够利用它干预波斯湾周边国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储量也是维持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道：“因此，向伊朗运送少量的防御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总统没有明确地说明交付给德黑兰的武器种类，他只是说“一架运输机就能够轻易装下所有这些货物”。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结束伊朗与伊拉克之间“长达六年的血腥战争”“消灭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组织”并“确保所有人质安全获释”。

不过，这样的表述还是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是**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来换取美国人质的获释。后来当人们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丑闻”的密切参与者正在销毁能够证明里根总统本人批准了这些秘密而非法行动的文件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个受命调查此事的委员会辩称，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无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经同意卖给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场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对“那些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擅自行动”的愤怒——正如后来里根自己承认的，这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以武器换人质。我的内心和良知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和证据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

这次丑闻深深动摇了里根政府，众多政府高官随后被指控串谋作伪证或者扣留证据。他们中间包括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及其继任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帮中情局高官，如行动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这份显赫的名单显示出美国为确保其在世界心脏地区的地位下了多大的决心。

当然，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也不过是装装样子。所有的高级官员后来都得到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圣诞节前夜撤销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无论他们是对是错，他们共同的动机是——”赦免书上写道，“爱国主义。”总统接着说，他们在个人财产、事业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击“与他们的罪行或错误是非常不相称的”。在这些获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伪证罪或向国会隐瞒信息，只有对温伯格的审讯要拖延到两周之后才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充满弹性的司法案例，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特区。

当美国与伊朗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后，萨达姆·侯赛因顿时怒不可遏，因为直到这之前，伊拉克还相信美国是支持自己与这个邻国兼敌人作战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后，萨达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都说了些什么。萨达姆怒斥此次军售是无耻的“背后放枪”，美国的做法刷新了“恶劣及不道德行为”的新低。他推断，美国想让（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几周后，伊拉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定会继续其针对伊拉克的阴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附和道，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遭到背叛的愤怒让伊拉克人刻骨铭心。“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人是骗子！不要相信美国人！”20多年后，从巴格达找到的一卷录音带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伊朗门丑闻不仅导致了华盛顿的大换血，它还在8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于美国的背叛，萨达姆及其政府官员觉得到处都是阴谋。伊拉克领导人开始关注间谍，并声称如果被他找到，他将切断他们的喉咙。其他与伊朗或美国距离太近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后来美国的一份高级别报告指出，萨达姆在伊朗门事件之后坚信“华盛顿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国善于两头下注并出卖朋友。美国人曾经和伊朗国王交朋友，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巩固与霍梅尼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被送给阿富汗的乌合之众，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长期敌人苏联。当萨达姆符合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当他不再有用时，就被牺牲掉。美国人这种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必须在实行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对后果更加深思熟虑。20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丝绸之路沿道国家的控制权，美国每次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后果，有时还会给今后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将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在伊拉克显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所指出的，脸上无光的美国官员在伊朗门丑闻后竭力“挽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们为伊拉克偿还数额巨大的透支信用、制定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放宽对军民两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资助那里落后的农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萨达姆的信任。然而事实上，巴格达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尽管伊拉克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提议，但他认为这一定是另一个陷阱——也许是在为军事入侵作准备，也许是企图给正在为偿还两伊战争的债务而焦头烂额的伊拉克人火上浇油。

据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称，伊拉克人“坚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他们每时每刻都对此表示抗议……而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对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年底，一则关于美国正在策划反对萨达姆政变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伊拉克领导层不胫而走。塔里克·阿齐兹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经掌握了美国图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证据。这种危机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妄想症，无论美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误解。

伊拉克的不安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当华盛顿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宫曾经批准的贷款担保之后，原因是这项为巴格达提供财政援助的议案遭到了国会的阻挠。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开始因伊拉克曾经使用毒气而对他们施加制裁。在萨达姆看来，历史再一次重演，美国又耍起了他们那说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时，伊拉克军队正在该国的南部集结。“我们不会插手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会萨达姆·侯赛因时这样说道。一份20世纪末最为人诟病的文件详细记录了此次会谈的内容：大使告诉萨达姆，“她接到了布什总统关于改善美伊关系的直接指示”，并赞赏萨达姆“为重建国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还对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说：“我们知道你需要资金。”

后来，另外一份同样被公开的备忘录显示，萨达姆在会见过程中显得“很诚恳、理智，甚至充满热情”。他承认，伊拉克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萨达姆说道，天然气的钻取、长期的边境争端、低迷的石油价格，当然还有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债务，都是目前伊拉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够控制与科威特存在长期争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这些问题就都可能被解决。他问道：“美国对此是什么态度？”

“我们认为伊拉克与科威特的争端属于你们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对此我们不持任何立场。”大使回答道。她进一步解释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指示我再次强调美国曾经在60年代对伊拉克所作的表态，即科威特问题与美国无关。”于是，得到美国许可的萨达姆在一周之后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在接下来的30年中，发生在这些亚洲屋脊国家的事件将左右全球的局势。为了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战争、叛乱和国际恐怖主义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机遇和希望也开始在一个广阔的地区生根发芽：不仅局限于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有黑海以东的那些国家，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塞拜疆，以及从俄罗斯到中国。这一地区从来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每一事件都与新丝绸之路的出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