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搭建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其实，那里早就已经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了。君主政权的腐败、经济萧条、政治瘫痪以及当局暴政，为那些勇敢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们的改革承诺逐渐深入人心。

不少人为伊朗的前途愈发感到紧张、担忧，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积极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迈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将军之后，苏联的活动仍在继续。莫哈拉比因其“关系网遍布伊朗各精英阶层”而被莫斯科誉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代理人”，但他与克格勃上线的会面引起了萨瓦克的怀疑，并在1977年被逮捕。这促使苏联人的活动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年初的瑞士货币市场上，伊朗里亚尔被大量交易，这一反常的现象便是苏联代理人受命资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结果。印刷精美的《纳维德》（Navid）是左翼党派人民党发行的报纸，该报社承认，他们不仅得到了苏联的资助，连这些报纸都是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印刷的。不断向伊朗反对派灌输游击战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预示着莫斯科正准备涉足这一君主倒台后权力空缺的国家。苏联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他们开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尽管克格勃认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年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发了一份题为“难以置信”的电报给华盛顿，极力主张马上实施应急方案。沙利文认为，美国应在霍梅尼掌权之前尝试与他沟通接触，而不是在他掌权之后。然而这封电报连同沙利文的建议一起，都被华盛顿忽略了。白宫里的主流声音是，美国能够控制局势，继续向伊朗国王提供支持，并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议：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马上逮捕他。

几天之后，这些想法就被证明是毫无远见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后，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兰的土地。人们蜂拥至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并尾随他来到德黑兰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园。在那里，还有25万名支持者等候着他。他怒吼道：“我将用拳头击向这个政府！”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他的演讲，并估计大约有500万人随他一同进入了首都。

随着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该国，局势开始急转直下。2月11日，美国关闭了驻伊朗大使馆。沙利文大使在发回美国的电报中说道：“军队投降了，霍梅尼赢了，我正在销毁所有的保密文件。”三天之后，一些敏感资料还没来得及粉碎完，武装人员就已经攻破了美国大使馆的院墙，并很快在霍梅尼副官们的管控下恢复了秩序。2月16日，沙利文大使见到了伊朗新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ahdī Bāzargān），并且告诉他，美国没有兴趣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就正式承认了（伊朗）新政府。经过全民公投，伊朗在4月1日更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年底，人们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宣布：从今以后，“本国所有的民事、刑事、财务、经济、行政、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必须基于‘伊斯兰的’标准”。

数十年来，美国人在伊朗和伊朗国王身上投下了重注，如今，赌博失败的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革命带来的影响波及全球，导致石油的价格几乎涨了三倍。这给急需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面临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危机带来的恐慌四处蔓延。截至6月底，全美有数不胜数的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卡特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28%，和因水门丑闻而跌到谷底的尼克松差不多。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步入**，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似乎成了一个左右竞选结果的关键因素。

威胁着西方经济的不仅仅是飞涨的石油价格，还有大量被取消的订单，以及工业的迅速国有化。在失去了占其全球产量40%的油田之后，继承了诺克斯·达西公司承租权的英国石油公司（BP）不得不进行重组、抛售股份。一夜之间，那些兴建钢铁厂、升级航站楼和改造港口的合同全部都作废了。1979年，霍梅尼取消了与美国的90亿美元采购合同，让那些生产厂家面对惨白的账本欲哭无泪。他们只能尝试将数量惊人的库存卖给其他不像伊朗国王那样热衷于军事的市场。

革命爆发前，伊朗不堪一击的经济已经使得其核计划进展缓慢。革命发生后，这些计划干脆就被取消了。法国的克勒索·卢瓦尔（Creusot-Loire）公司、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和西德的联合电力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损失高达3300亿美元。不过，一些人在面对逆境时却显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忍。“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在伊朗国王时代做得多么出色，”中东事务专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外交官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写道，“英国的工商业在伊朗赚到了巨额利润。”事实上他或许应该这么说，好时光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其哀叹未来的损失，还不如庆祝过去的收获。

对美国而言，代价并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虽然霍梅尼及其宗教伙伴几乎没有给苏联留下任何输入无神论政治的可乘之机，也不同情或亲近伊朗的左派分子，这些多少是个安慰。但即便伊朗国王的倒台没有导致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动局面。之前一些坚如磐石的据点现在却变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都丢失了。

在掌权之后，霍梅尼立刻关闭了美国在伊朗的情报设施。这些设施曾是防范苏联核攻击的预警机制，以及监视中亚地区导弹发射的监督哨。这让美国丧失了一条搜集对手情报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美、苏重启了关于把战略导弹发射器的数量限制在现有水平以内的谈判之后，这些情报变得更为关键。情报站在核实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们的关闭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在僵持了数年的战略武器协议上作出让步，并且还危及了一些正在进行的敏感谈判。

1979年年初，中情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重新建立对苏联导弹试验和研制的监视系统，至少需要五年时间。中情局负责苏联情报的官员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和国防部部长）指出，如今伊朗人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美国在伊朗的情报搜集工作出现了“真正的断层”。

……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倒向苏联人，但却在军事上帮了他们忙。尽管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已经在拼命地粉碎一些重要文件，翻天覆地的变革浪潮还是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伊朗国王曾经购买了一组F-14战斗机群，以及当时最先进的“不死鸟”（Phoenix）空对空导弹系统、“霍克”（Hawk）地对空导弹和一系列高科技反坦克武器。这让苏联获得了一些宝贵的近距离武器照片，以及某些装备的操作说明。这不仅仅是面子上的丢失，更将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

华盛顿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熟悉的世界正在迅速崩溃，因为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伊朗。美国一直在留意阿富汗的局势，自霍梅尼革命之后，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如在1979年春天，中情局的一个小组就展开了一项调查，以评估阿富汗是否有可能代替伊朗成为新的情报站点驻地。然而阿富汗的局势瞬息万变，甚至似乎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朗。

阿富汗的混乱始于1973年，喜好国际象棋的查希尔（Zahir）国王被其侄子穆罕默德·达乌德废黜，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统。五年后，达乌德本人也被驱逐。他的下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要归咎于他那越来越残暴的统治：政治犯常常未经审判就被处决，面部朝下倒在喀布尔近郊那座臭名昭著的、常年人满为患的普里查可希（Pul-i Charkhi）监狱的地板上。

取代了达乌德的共产党同样态度强硬，坚决要推进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声称，要大幅度提高人们的识字水平、打破部落体系的“封建”结构、结束种族歧视、给予妇女权利，包括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保障和接受医疗。全方位变革的决心引发了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在一些穆斯林阿訇当中。但正如之后的21世纪初时那样，改革的尝试仅在团结一致的传统派别、地主、部落首领和毛拉那里取得了成功，他们有着保护自身利益的共同目标。

紧随而来的是激烈的反抗。1979年3月，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人们受到国境线另一边伊朗革命的鼓舞，强烈要求民族独立、回归传统并清除外来势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暴徒们的目标，包括居住在这里的苏联人，他们惨遭暴民屠杀。暴乱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如贾拉拉巴德，那里的军队拒绝与起义势力作战，转而杀死了他们的苏联顾问。

对此，苏联人表现得十分小心谨慎。老成的政治局认为，应该支持既烦人又好战的阿富汗领导层（其中一些人与苏联关系紧密），以帮助他们扑灭已经波及喀布尔的暴乱。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力挺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ammad Taraki）领导的政府。莫斯科非常重视这个人，还因他写过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而称其为“阿富汗的玛克西姆·高尔基”——这可是相当高的赞誉。大量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从边境线运送进来，同时阿富汗还被免除了借款利息。为了充实阿富汗政府的金库，苏联甚至提出以过去10年两倍的价格购买阿富汗的天然气。尽管驳回了阿富汗对化学武器和毒气的请求，莫斯科还是提供了其他军事援助，包括140门大炮、48000挺机枪和将近1000台榴弹发射器。

这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美国人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对阿富汗“逐步而明确”的介入。一份高层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向塔拉基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或者派出部队，这将不仅影响到阿富汗本身的局势，而且会波及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甚至亚洲屋脊之外的其他地区。1979年2月，美国驻喀布尔大使被刺事件使得原本不确定的未来开始变得明晰起来。就在霍梅尼回到祖国后仅仅几天，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所乘坐的装甲车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阿富汗首都街边的警方检查站被绑架。他被扣押在喀布尔饭店（即现在豪华的塞雷纳酒店 Serena Hotel），几个小时后在一次失败的营救行动中被杀。

尽管尚不确定绑架大使的幕后黑手及其动机，但这足以让美国更加直接地介入该国事务。美国立刻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并且向反共人士和其他反对新政府的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美国人一项新的长期策略的开始：他们主动寻求与伊斯兰教徒的合作，这些抵制左翼势力的伊斯兰教徒与持相同立场的美国人是天然的盟友。这一交易的代价要过上数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在这一新的进展背后的，是美国人对阿富汗可能倒向苏联的恐惧，后者在1979年下半年似乎正在为军事介入阿富汗作准备。苏联的介入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众多的简报和意见书都在讨论这一话题，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能够对将要发生的事有所察觉。一份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题为“苏联正在阿富汗做什么”的报告以其无可厚非的坦率态度承认：“简而言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尽管莫斯科的计划让人难以捉摸，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伊朗国王的倒台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人现在担忧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使局面变得更糟。

苏联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由于霍梅尼掌权后没有向苏联敞开大门，反而减少了合作的机会，因此在莫斯科看来，伊朗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于是，苏联军方设计了一系列应急方案，一旦（如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言的）“友好的阿富汗政府”需要支援，苏联便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美国人监视着伊朗和阿富汗北部边境的军事活动，他们观察到一支苏联特种部队正在朝喀布尔开进；同时据中情局判断，有一个航空兵营被派到了贝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是苏联物资进入阿富汗的主要据点。

在这一关键时期，阿富汗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野心勃勃、难以捉摸的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在权力争夺中取代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作为体现苏联政治局意图的喉舌，《真理报》（Pravda）曾在社论中将阿明称作是有希望的阿富汗领导人。而现在，莫斯科指责他是革命的敌人，为了一己私利试图操纵部落斗争，是“美帝国的间谍”。苏联十分关注阿明已经被中情局收买的谣言，而阿明的政敌也在大力地散播这一谣言。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表明，莫斯科非常担心阿明会投入美国人的怀抱，华盛顿极力想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政府。

苏联人的焦虑与日俱增。阿明在发动政变前频繁地与美国派驻阿富汗的使团接触，这似乎表明华盛顿正在从伊朗政策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并开始重整旗鼓。随着阿明对苏联人的态度愈发冷淡并且在掌权之后立即向美国示好，苏联动手的时机到了。

如果苏联现在不采取强硬措施来支持它的盟友，它将不仅仅输掉阿富汗，而且会输掉整个中亚地区。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后来回忆道，政府高层在“担心，被赶出伊朗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基地迁到巴基斯坦，并控制住阿富汗”。在其他地区，苏联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挑战，看上去已经落于下风：政治局讨论了70年代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进展，指出莫斯科在这里又输了一局。

1979年12月，苏共的高层官员对勃列日涅夫说，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横跨中亚的“新奥斯曼帝国”，而苏联在南方边境却没有一个全方位的防空体系，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苏联的心脏地区插上一把匕首。正如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在接受《真理报》的采访时所指出的，阿富汗的动**是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显然，苏联人准备动手了。

勃列日涅夫在与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两天后，下令制订入侵计划，初步部署7.5万到8万人。实事求是的守旧派军官、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将军对此大发雷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老兵，奥加尔科夫指出，这些兵力根本无法维持通信线路的畅通以保证该国境内关键据点的安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 Ustinov）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这位喜欢吹嘘苏军辉煌战果的圆滑政治常青树说道，苏军的战斗力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何任务”。

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他及他那一代二战老兵正在迅速丧失对周围变化不断的世界的把控能力。他们确信，美国正计划在这一地区取代苏联。据报道，乌斯季诺夫曾在1979年时发问说：“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做这些勾当，我们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畏首畏尾，然后失去阿富汗？”在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乌斯季诺夫连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等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批准了出兵阿富汗的方案。几天后，《真理报》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

两周后的1979年圣诞前夜，作为“333风暴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军队开始鱼贯越过苏阿边境。就像苏联外交官和政治家在之后的10年中不断重复的那样，乌斯季诺夫对指挥越境行动的军官们说：这不是侵略，相反，这是在应喀布尔政府的要求“向友好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支援”，以恢复和稳定“中东地区动**的政治和军事局势”。

这对华盛顿来说无疑是个糟糕的麻烦。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扩张让苏联人感到担心，但是美国自身在本地区的虚弱也令人苦恼。自1979年年初逃离德黑兰之后，伊朗国王辗转多个国家以寻求一个永久居所。当年秋天，卡特总统在其政府高级官员的鼓动下，允许这个垂死的老朋友进入美国接受治疗。得到这一消息的霍梅尼政府新外交部长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的顾问们：“你们这么做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白宫的记录显示，卡特很清楚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他曾问道：“如果（伊朗人）占领了我们的大使馆并劫持我们的人，你们这帮家伙能有什么建议？”没有人能回答他。

11月4日，即伊朗国王入住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两周后，激进的伊朗学生冲破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防线，控制了整个使馆区，并扣押了大约60名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尽管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打算针对美国接纳伊朗国王事件组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抗议，但是事态很快就升级了。11月5日，霍梅尼对使馆事件发出表态。他没有呼吁保持冷静，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是“阴谋”的孳生地，他们正密谋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接着说道，这些阴谋的首要策划者是“万恶的美国”。他要求美国交出“卖国贼”，让其回国接受审判。

一开始，美国还试图避免因应对不当而让事态升级为大规模的混乱。一位谈判代表带着卡特总统的私人建议来见霍梅尼，但是却被拒之门外，也没能将信件送出去。另有消息称，美国甚至还派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接触，希望通过他们来与伊朗进行沟通——该组织成员曾策划了像慕尼黑奥运会人质屠杀事件[101]这样的恐怖活动，其宗旨是赶走以色列人并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令人更为尴尬的是，伊朗人根本拒绝让巴解组织充当此次危机的中间人。

于是卡特总统决心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不仅要解救人质，更要传达一种强硬的态度，即虽然伊朗国王倒台了，但美国仍是亚洲中心地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9年11月12日，作为对霍梅尼政权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卡特总统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实施禁运。“没有人，”他宣布，“可以低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决心！”两天后，总统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冻结了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进一步显示了他的坚定意志。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也使得卡特总统体验到了自盖洛普（Gallup）民意测验发明以来涨幅最大的支持率。

然而，这种虚张声势的策略收效甚微。伊朗人毫不在乎石油禁运。“世界需要石油。”霍梅尼在卡特宣布实施禁运一周后说道，“但世界不需要美国。其他国家要找的是我们这些产油国，而不是你美国。”从逻辑上看，禁运也难以奏效，因为伊朗的石油常常通过第三方进入美国。制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供应压力和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反而给伊朗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美国人没收伊朗资产的行为，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人们认为美国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僵持局面加深了美国与沙特等国之间的分歧，双方对中东政策的见解并不一致，特别是在以色列问题上。正如在禁运实施几周后的一份中情局报告中所提到的：“就我们目前的经济压力来讲，这一政策不太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甚至还会造成负面影响。”

许多欧洲国家也不愿卷入这场越来越恶化的德黑兰危机中。“现在很清楚，”卡特写道，“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打算因美国人质事件而参与到石油禁运或者其他危及它们自身的外交策略当中。”对此，美国人只能“威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卡特的国防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随后被派去欧洲，他传达的消息是，如果各国不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甚至（有必要的话）在波斯湾布雷——这当然会进一步推高石油的价格，从而给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压力。华盛顿不得不借此威胁它的盟友们。

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措施无疑是有欠考虑的。正当这一令人绝望、事与愿违的做法令局势大为紧张时，突然传来了苏联军队向南开进阿富汗的消息。这完全出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意料之外。就在入侵行动爆发前四天，卡特总统还在和他的顾问们谋划着夺取伊朗的近海岛屿，以及采取秘密的军事行动推翻霍梅尼的可能性。

现在，美国人一边要面对悲观的人质局势，一边还要被迫认真应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扩张。而且，华盛顿和莫斯科几乎观点一致，即一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很可能是进一步扩张的前奏，这将损害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据1980年年初的一份情报推测，苏联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很可能是伊朗，那里注定会被革命者们搞乱。于是总统开始考虑，“在此局面下向伊朗派遣美国军队”。

在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卡特进一步发挥了他的雄辩才能。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意味着这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陷入危险，他说道，莫斯科的行动使得缓冲地带不复存在，并且还将“蕴藏着全球石油三分之二储量的地区”以及“绝大部分石油运输都会途径”的霍尔木兹海峡纳入其军事打击范围。对此，卡特总统用强硬的措辞发出威胁：“在此我要表达我们的立场，”他说道，“任何外部势力想要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会被视为对美国生存命脉的侵犯，这种侵犯必将会遭到任何必要手段的反击，包括动用军队。”这一目中无人的声明完美体现了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态度，以及最初由英国确立、后来被美国继承的立场：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将遭到猛烈的还击。这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政策。

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与卡特虚张声势的言辞正相反。与伊朗人就释放人质的谈判一直在暗中持续进行，而且越来越滑稽：一方面，美国总统助理要戴着假发、假胡子和眼镜去和德黑兰代表对话；另一方面，随着谈判的进行，霍梅尼不断发表演说，称“美国正在侵吞世界”，要给“这个大魔头”一个教训。

最后，在1980年4月，决心解决问题的总统卡特批准了“鹰爪行动”：秘密解救德黑兰人质。八架直升机从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上起飞，计划在伊朗中部的塔巴斯（Tabas）附近与地面部队会合，在那里他们将接受查理·贝克卫斯（Charlie Beckwith）上校，以及一支名叫“三角洲”的特种部队的领导。然而，该行动的结局却让中学生都感到脸红：一架直升机因为天气原因返航，另外一架因螺旋桨开裂而退出，还有一架的液压系统受损。贝克卫斯认为该行动无法再继续，经总统同意后取消。当这些直升机返回尼米兹号时，其中一架因和C-130空中加油机靠得太近而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双双坠毁，共有八名美国士兵丧生。

这对美国的形象来说无疑是一大污点。霍梅尼称这是真主干预的结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其他人则对此次愚蠢行动的结果瞠目结舌。美国无法通过谈判或者武力解救人质，这足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改变。甚至早在解救行动失败之前，卡特总统的一些顾问就已经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来加强自身威慑。“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道，“要让埃及人、沙特人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人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他的意思是现在就“在该地区建立明确的军事地位”。

不过，美国不是唯一想要在这一混乱局面中维护其利益和面子的国家。9月22日，伊拉克突然袭击伊朗，轰炸了伊朗的机场，并且兵分三路从地面入侵伊朗，目标是胡泽斯坦（Khūzestān）省，以及阿巴丹（ābādān）和霍拉姆沙赫尔（Khurramshahr）两市。伊朗人毫不怀疑入侵行动的幕后黑手是谁。霍梅尼怒斥道：“伊拉克的袖子里伸出的是美国人的手。”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Bani-Sadr）声称，这些攻击是美国—伊拉克—以色列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企图推翻伊斯兰政府、恢复国王统治或是将伊朗分裂为五个共和国。他坚信，华盛顿向伊拉克人提供了入侵的线路图。

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并得到很多人的附和，但却没有过硬的证据能够证实外国势力插手了这场战争。相反，数百万页的文件、录音材料以及2003年从巴格达总统府发现的资料充分表明，萨达姆是单独行动的。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乘虚而入，想要夺回在五年前两伊领土协议中失去的地盘。这些资料显示，在巴格达决定突然入侵伊朗前的几个月，伊拉克的情报部门为此扩大了情报搜集的范围。

驱使萨达姆发动战争的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无力击败这个“英美势力代言人”的事实，都让萨达姆坐立不安。同时他还抱怨，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都会招致西方对伊拉克的报复。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们：“如果我们攻击以色列，美国人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他指出，西方攻击的“首要目标将是巴格达，而不是大马士革或安曼”。所以，萨达姆的想法是，如果攻击以色列会让伊拉克面临亡国的危险，那么不如在此之前先将伊朗拉作垫背。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们不断声称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结，伊拉克应当承担起领导所有阿拉伯人的责任。为了收回1975年领土协议中被“霸占”的土地，伊拉克果断地在1980年进攻伊朗。萨达姆向其高官们断言，这一行动将鼓舞所有被赶出家园的人们站起来，要回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无疑是说给巴勒斯坦人听的。萨达姆相信，入侵伊朗将有利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鉴于这一奇怪的逻辑，难怪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会将伊拉克形容为“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权”。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萨达姆。他认为，伊朗国王的倒台以及霍梅尼的上台“完全是美国的决定”。他声称，目前的动**是一个更庞大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将利用穆斯林阿訇“吓唬波斯湾人民，使得美国人可以插上一脚并随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区的局势”。当然，除了想象力，萨达姆还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意义，以及这将给伊拉克带来什么影响。苏联会不会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制？它会不会以提供援助为借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这都是萨达姆所担心的问题。他质问莫斯科：“这就是你们对待未来朋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