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家居与花园》（Homes & Gardens）杂志长期以来都因其引领着室内设计的潮流而自豪。它最近一期的宣传语是：“将美丽的事物融入动人的真实家居和花园，专业的建议与实用的信息是装修灵感的终极源泉。”1938年11月的那期杂志对阿尔卑斯风格的山区度假屋赞誉有加。陶醉于主人所展示的插花，记者写道：“这是一栋明亮通风的房屋，以淡翠绿色为基调。”而且，这栋度假小屋的“装修者、设计者、家具提供商和建筑师”都是这位主人自己。他的水彩速写就挂在客房的墙上，和古老的版画并列。作为一个幽默的故事高手，屋子的主人乐于被“才华横溢的外国人——特别是画家、音乐家和设计师——所包围”，并且经常邀请“当地大师”来演奏莫扎特或勃拉姆斯的作品片段，作为晚饭后的娱乐活动。显然，该记者对阿道夫·希特勒印象深刻。

在《家居与花园》的报道中，希特勒现代化的办公室隔壁，是“元首”（Führer）用来会见“他的朋友或部长们”的房间。9个月后的1939年8月21日，该房间里的总机接进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电话。一张纸条被递给晚餐中的希特勒。据当时一位在场的人称，“他扫了一眼纸条，愣了一会儿，脸变得通红，然后大力地捶了下桌子，连杯子都震动了”。他转向他的客人们，兴奋地说道：“到手了！到手了！”他坐下来接着吃饭，面前毫无疑问是一年前被《家居与花园》的记者所推崇的“令人眼花缭乱、营养丰富、色香味俱全的一桌子素菜”。这些菜都是由希特勒的私人厨师亚瑟·凯恩伯格（Arthur Kannenberg）准备的，他经常在晚上走出厨房演奏手风琴。

饭后，希特勒将客人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纸条上是他期待已久的来自莫斯科的回复。斯大林，苏联公认的统治者，已经同意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在电报里说：“我希望这将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决定性的转折。”两个晚上之后，这一消息被公布，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站在门廊上眺望着下方的山谷。纳粹头目之一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感叹道：“《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76]的最后一幕真是太美了。”

讽刺的是，这份不可思议的协议正是由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所促成的。出于对德国总理在30年代高风险政治策略的警惕，这两个国家竭力试图找到遏制德国人的途径，但是成效甚微。墨索里尼甚至向他的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吐露说，英国的政客和外交官们“已经不是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s）[77]这样创建大英帝国的杰出冒险家们了，如今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腐朽的富家子弟，而且终将失去他们的帝国”。

随着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方面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1939年3月31日下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来到下议院。他严肃地表示：“如果出现任何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为，英国将立即给予波兰政府全力的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政府作出了保证。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法国政府已经授权我作出明确说明，他们将在这一事件中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

这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波兰的安全，不如说是决定了它的命运。尽管首相告诉下议院，当天早上外务大臣已经与苏联大使伊凡·麦斯基（Ivan Maiskii）碰过面，试图平息事态，然而给予波兰的保证仍然引发了一系列直指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麦田的军事行动，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英国的目标是利用战争的威胁将德国困住，使其不敢对东部邻国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实际上，正如希特勒马上就意识到的，他得到了一张王牌，不过打出这张牌需要极大的勇气：同共产主义苏联做交易。尽管对纳粹德国来说，苏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随着英国等国的突然介入，达成共识的机会来了。斯大林同样意识到了牌局的变化，他也有了一个机会，一个同样需要极大勇气才能抓住的机会：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角度讲，这两个国家的结盟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两国都展开了恶毒的宣传活动，将对方丑化为残忍和危险的魔鬼。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几乎中断：1932年，苏联50%的进口货物都来自德国，而六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足5%。不过，两国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消灭夹在两国之间的波兰。

1939年的春天是个外交活动频繁的季节。苏联驻柏林的临时代办与德国首席东欧问题专家会面，为改善两国关系打基础，并寻找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重启贸易。很快，谈判就转往了莫斯科，由德国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继续进行商讨。后者的前任是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因其犹太背景不利于与反犹的德国政府打交道，故而被刚刚解职。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作为一名杰出的犹太人，利特维诺夫成了德国人仇恨的对象。他就像一个破工具一样被丢在一边，从世界舞台跌落至无人问津的境地，收入微薄且受到监视。”

到了夏天，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已经能够向莫斯科传递消息，并解释说，正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相互敌视”。他建议，如果双方有协商的意愿，两国恢复邦交并不是不可能。问题的核心在于波兰，德国和苏联的合作取决于能否就肢解和分割波兰达成协议。

这一问题由斯大林本人提出。自革命以来，波兰就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首先是因为《凡尔赛和约》将1914年之前属于俄罗斯的一片土地划分给了波兰；另一个原因是在1917年之后的几年里，布尔什维克在彻底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波兰军事行动的威胁。在30年代苏联清洗运动中，对波兰间谍的担忧成了当时的普遍心态。数百万人在清洗运动中遭到逮捕，有数十万人被处决。大概在与德国开启谈判的两年前，斯大林亲自签署了“清除波兰军事组织间谍网络”的命令，这又导致了数万人被逮捕，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被枪决。对于与德国合作一同对付波兰，斯大林显得非常积极。

事情进展得很快。在斯大林答复同意签署协定两天后，两架福克—沃尔夫秃鹰（Focke-Wulf Condor）战斗机在莫斯科降落。苏联仪仗队列队欢迎，两排旗帜在风中飘扬：一排是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镰刀斧头图案，这显然是共产主义的象征；另外一排是由希特勒本人设计的第三帝国的旗帜。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这样解释道：“红色象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则象征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斗争的使命。”这是20世纪最奇异和最意想不到的场景之一，当德国人走下舷梯时，代表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一齐飘扬。德国代表团由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率领，他的一位老师曾认为他是“班上最笨的学生，自负而固执”，然而现在他受命在两个敌国之间协调并达成协议。

在进入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面时，里宾特洛甫表达了他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期盼。他说道：“除了和平与贸易之外，德国对苏联别无他求。”斯大林的答复一如既往地直接：“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对方的头上泼狗屎，我们的宣传机构乐此不疲。如今我们却突然要让我们的人民相信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可能吗？事情不会那么快。”

然而实际上，事情进展确实很快。两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达成了协议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一个公开的协议文本以及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规定了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波兰的势力范围，并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允许双方在各自地盘上肆意行事。斯大林非常满意，在次日凌晨叫了一瓶伏特加来庆祝。他用德语说：“我知道德国人有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几轮干杯之后，莫洛托夫几乎不能抑制他的兴奋之情，他眉开眼笑地说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开启了这一特别的政治关系，为他的健康干杯！”

第二天，斯大林与政治局高层一起，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举行了一场射鸭子活动。他说道：“毫无疑问，这完全是糊弄人的把戏，就看谁能骗了谁。我知道希特勒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比我聪明，但上当的是他。”当然，希特勒也是这么想的：当协议签署的消息在夜半时分被送到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屋时，与斯大林一样，他的反应就像一个坚信自己会连连取胜的赌徒，得意洋洋地宣告：“我们赢了。”

苏联领导人是为了争取时间才同德国妥协。斯大林对希特勒及其带来的长期威胁没有丝毫幻想。事实上，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引用了《我的奋斗》中的部分内容，以说明德国和这位德国总理的危险性。斯大林本人也读过这本声名狼藉的著作，该书强调，要满足德国的需求，只能向东扩张。然而，苏联在漫长的动**时期结束后需要时间来恢复。大面积的饥荒以及短视而残忍的政策，导致了数百万人在30年代初病死或饿死。这样的伤痛巨大而恐怖。当时一位年仅八岁的男孩后来回忆道，他眼看着一个女同学在上课时把脑袋靠到书桌上，然后闭上了眼睛，像是快速地睡着了——实际上，她是饿死了。他知道，人们会埋葬她，“就像在昨天、前天和过去每一天中埋葬其他人一样”。

随后几年里，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内斗。即便是共产党中的高层人士也不能幸免，因为斯大林清算的对象不仅有身边的敌人，还包括曾经的同志。在莫斯科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公开审判中，那些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上也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检察总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用恶毒的语言将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等1917年革命中的英雄贬斥为法西斯走狗、恐怖主义者、堕落分子和害群之马，并判处他们死刑。维辛斯基对学术和文化历史的曲解，以及其对被告的恶毒攻击，使其获得了一个殊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接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最高司令部虽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还是因为一种扭曲而冷酷的逻辑遭到了破坏：如果低级军官犯有叛乱罪，那么他们的上级要么是共犯，要么应负失察之责。严刑拷打下的招供之后，是大范围的搜捕。一名秘密警察后来承认，大清洗的目的是要证明“军队中存在着阴谋，并且要牵扯到尽可能多的人”。

在苏联军队总共101名的高层成员当中，仅有10人未遭逮捕。在被扣押的91人中，有9人遭到处决。被逮捕的人员包括5位苏联元帅中的3位、2名上将、空军的全体高层、所有军区的司令员以及几乎全部的师级干部。红军瞬间变得一蹶不振。因此，斯大林需要时间来重建，而德国人的提议显然是天赐良机。

在另一边，希特勒也是孤注一掷。为了构建一个长久的强国，他急于得到资源。问题是，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进入大西洋与美国、非洲和亚洲开展贸易，因此希特勒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之所以与苏联和解，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打通属于他自己的丝绸之路了。

于是，在协议签署后，希特勒将他的将军们召集到阿尔卑斯山小屋，向他们介绍协议的内容以及他的计划。他靠在一架三角钢琴上，自我吹嘘。他宣称，德国人很幸运，拥有一个像他这样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他对他的高级军官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必须把握住眼前的机会。按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国只能生存短短几年。他告诉将军们：“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与苏联结盟不仅能够收回《凡尔赛和约》中失去的土地，而且还能保证德国的未来。但要时刻牢记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德国的成功。“收起你们的同情心吧，”他说道，“大胆去做。八千万（德国）人必须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他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他说的是入侵波兰，以及与苏联和解之后的新机遇。对希特勒而言，与苏联达成协议会增加其政治冒险游戏的风险，但也会带来丰富的资源。尽管自崭露头角以来，他经常会谈到所谓的德国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但是他也告诉他的将军们，成败的关键是那些具体的战利品：粮食、牲畜、煤炭、铅和锌。拥有了这些，德国人才能获得最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每个听众都对此深信不疑。希特勒声称战争将持续六周，但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将军则小声抱怨说六年也打不完；利伯曼（Liebmann）将军也无法认同，他说，希特勒的讲话总是自吹自擂、漏洞百出、令人厌恶，根本不具备一丁点儿的理智。然而，当代研究纳粹德国的一流权威专家指出，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

希特勒坚信他已经找到了捍卫德国未来的道路。国内农业产量的不足是德国的一个明显软肋。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德国开始启动战争机器，并且消耗大量资源、时间和金钱的30年代，农业生产更是进一步恶化。事实上，这一时期还通过了新的法律，导致了对农业投资的大幅减少。德国无法靠国内的生产自给自足，因此只能严重依赖进口。1939年8月，在与一位但泽（Danzig）[78]的高级外交官谈话中，希特勒提及这一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承受的压力——这也是他最常谈到的主题之一。然而现在，他声称找到了答案：我们需要乌克兰，“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像在上一次战争中那样挨饿了”。

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将乌克兰，或者说是其肥沃土地上的粮食收成送给了希特勒。里宾特洛甫造访苏联首都后的数月内，纳粹和苏联的官员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不停往来穿梭。德国人相信，这一良好的开端终将带来进一步的协议，特别是关于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8月对莫洛托夫所说的“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领土问题”。更多细节的谈判都围绕着贸易条款进行，尤其是苏联小麦、石油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和价格，这些都是德国人入侵波兰以及入侵之后所必需的。斯大林正在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

与苏联的结盟给了希特勒信心，他不仅有了入侵波兰的资源保障，而且他相信，他在东方的地位也会受到他与斯大林之间协议的保障（苏联领导人在签约时说：“我用我的名誉担保，苏联不会背叛它的盟友。”）然而，据一位更加敏锐的高级官员分析，瓜分波兰将使德国的防线更为脆弱，因为这让苏联的边界线大幅度地向西推进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指出，德国人不如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及地中海的英国人地盘。

1939年9月1日，在这一历史性协议签署后仅仅一周，德国军队就越过国境，毫不留情地突破了波兰的防线。德国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华沙，取得控制后立刻着手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在希特勒看来，“只有上层社会被粉碎的国家才能被奴役”。于是，官员和杰出人物成为清洗的目标。德国人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在奉命进行搜捕和消灭工作的25名德国刺杀小组指挥官中，有15位拥有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主修法律和哲学。

得知德国与苏联的再次结盟以及对波兰的入侵后，英国和法国顿如冷水浇头。尽管这两个国家对德国宣战，但是它们都没有向波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或后勤支援。皇家空军的确发起了有限的轰炸行动，但是飞越德国领空的战机上最常见的“弹药”不是燃烧物，而是一张张的传单，带着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完全天真的宣传语。“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宣传效果让德国的当权者感到害怕。”1939年9月初，内阁议事日程上第一项的摘要是这样写的：“我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恙地飞越德国西北部，这足以极大地打击到德国人的士气。”会议同意，将投放更多传单，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印度和中亚地区对局势的恐慌性预测也开始传入伦敦。因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协议不仅为德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也为欧洲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克尔·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Kerr Fraser-Tytler）警告说，当地存在着大量投机分子，打赌英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不会给予军事援助。印度官员也有着同样的忧虑，印度事务大臣给伦敦的战时内阁发来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将印度的防御力量——特别是在防空方面——描述得不堪一击：印度全部的防空设备不过是一座由八架三英寸口径高射炮组成的炮台。

尽管对中亚地区的危险是否迫在眉睫表示怀疑，但是伦敦仍然意识到，德国与苏联的结盟的确会威胁到自己在东方的利益。1940年春天，英国开始打算与德国一决胜负。据总参谋长提交给战时内阁的一份名为《1940年与俄罗斯交战的军事后果》的报告阐述，“苏联进犯印度和阿富汗可能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这将“极大地分散盟军的力量”。另外一份清醒到令人恐惧的报告指出，德国与苏联之间有多种对盟军极为不利的合作方式：英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很有可能受到攻击，并落入敌手。

这些担心并非没有依据。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十分活跃，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该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航班体系，而西门子和托特组织（Todt organisation）等企业大规模进入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工业市场。德国的工程师们设计了无数的道路和桥梁，其建造也是由德国技术人员负责或监督。德律风根（Telefunken）等公司的专业技术大受欢迎，承接建设了当地通信基础设施。与德国的联系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伊斯兰世界甚至认为希特勒是一位意志坚定、追求自身信仰的领袖，这一看法促进了该地区与德国的深入合作。而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Abwehr）的情报人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看法，他们积极地在地中海东岸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广袤地区拓展关系并争取支持。

事实上，到了1940年1月，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热议应该如何鼓动苏联介入中亚和印度。德意志国防军最受人尊敬的高级军官之一约德尔（Jodl）上将，就德苏和挺进中东的行动制订了多个计划：“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能够制造出“对英国的威胁”。当然，德国人还精心地设计了一个大胆的单独计划，让下台后已经定居柏林的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统治阿富汗。因此，德国不断地在这一战略敏感地区制造混乱。“伊皮的法吉尔”（Faqīr of Ipi）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位禁欲的穆斯林，神秘而残忍，在宗教上十分保守，然而却支持社会革命。他被认为是破坏（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稳定、转移英国精力物力的完美人选。不过，如何找到他是个难题，他行踪不定，曾经无数次从英国人手中逃脱。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悄悄地找到他：阿勃维尔认为假扮成麻风病专家可以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两名这么做的德国情报人员却在阿富汗军队的伏击中一死一伤，这一任务也以失败告终。当最后终于与法吉尔联系上时，他反而荒谬地要求德国帮助他对抗英国人。

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德国人同样地积极拉拢关系。许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辩所征服。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纳粹政权与一些伊斯兰杰出学者都是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79]穆罕默德·阿尔·侯赛尼（Mu·ammad al-·usaynī）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欢迎，称其为“阿尔哈吉·穆罕默德·希特勒”（al - ·ajj Mu·ammad Hitler）。德国首脑的反犹观点很受穆斯林的支持，他们将犹太人视作“败类和病菌”。

整个地区对德国的仰慕进一步加深。一些学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为德国人打造的意识形态与波斯人当时的做法极为相似：“净化”波斯语和波斯习俗，以及（像纳粹一样）努力重回半神话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据推测，将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的决定，正是驻柏林的德黑兰外交官们向国王灌输“雅利安主义”（Aryanism）[80]思想、强调伊朗与德国拥有共同语源和历史遗产的结果。

同样，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纳粹的宣传和复兴思想。希特勒与沙特国王特使之间也有过交流。希特勒在1939年告诉特使：“我们将阿拉伯人视作最亲密的伙伴，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对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领土上的欲望；第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第三，我们同样都反对犹太人。我绝不会罢手，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被赶出德国。”

对此，伦敦和巴黎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遏制德国和苏联的计划。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要求拟订一个据点建设计划，最好是将地点放在巴尔干半岛，如果有需要的话便可以从后方向德军施加压力。经过慎重考虑，猪一样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批准了该计划，但是随后又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大胆的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计划，意图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该计划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丘吉尔写道：“对德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中断铁矿石进口三个月甚至六个月更致命的了。英国应该打破挪威的中立地位，并且在其沿岸水域布雷。”这些措施将削弱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并威胁到其自身安全。

所有策略的核心都是切断德国的供应链。到了1940年春天，巴库又成为关注的焦点。法国空军参谋长维耶门（Vuillemin）将军支持盟军利用中东基地打击目标位于苏联阿塞拜疆等地区。盟军计划，飞行中队从英国的伊拉克以及法国的叙利亚基地发起进攻，将在两至三个月内使里海的石油产量减少一半。按照计划草案所说，这将给“俄罗斯和德国带来致命打击”。经过改进后，盟军还计划通过提高打击的频率，用更少的行动部队取得相同的效果。

轰炸里海地区的计划是激动人心的，英国的战略家们认为：这将使俄罗斯的工农业陷入混乱并逐渐瘫痪，无法继续生产；这还将打破德国利用俄罗斯的生产为自己提供物资的美梦，从而决定战争的走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们相信，破坏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是消除德国威胁的最佳方式。

然而，德国对法国发动的闪电战使得这些联合行动计划胎死腹中。在许多人看来，德国人的这次进攻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天才杰作，身经百战、对占领别国领土有着丰富经验的军队熟练地实现了事先精心布置的计划，通过一系列令人眩目的行动出其不意地突破了防线。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德国人在法国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运气。开战后，希特勒不止一次失去了勇气，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但是集团军司令部已经离开了他们本来驻扎的地点，直到推进了数英里之后才收到这些命令。勇往直前的坦克司令、普鲁士人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甚至因为拒不从命、继续前进而被解除了职务，尽管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收到坚守阵地的命令。在此期间，连希特勒本人都认为他的军队正陷入敌人的陷阱，以至于害怕得几乎精神崩溃。因此，德军的神速推进不过是赌徒碰运气的结果。

西欧帝国的时代早在一战结束就进入了尾声；而现在，它连缓缓落幕的机会都没有了——德国人打算给予其致命一击。随着英国皇家空军准备投入不列颠战役，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德国驻喀布尔公使忙着预测，希特勒或许将在夏末出现在伦敦。为了迎接英帝国最后的崩溃，德国向阿富汗政府提出了具体提议：如果该国放弃自开战以来的中立立场，德国承诺将把到手后的印度西北大片土地以及卡拉奇（Karachi）港口割让给阿富汗。这无疑是个诱人的建议。连英国驻喀布尔公使也意识到，英国这艘船“看起来正在下沉”，想要“留在船上赌一把”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忠诚。英国人只能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象征性的举动，比如削减阿富汗的棉花运输成本，以维持当地经济不至于崩溃——这也显示出英国选择的余地是多么的有限。幸好在这危急关头，阿富汗人还是坚持住了，或者至少他们犹豫了，没有直接投入德国的怀抱。

1940年夏天，英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正在垂死挣扎。纳粹德国与共产主义苏联前一年夏天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很快就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完全不同了。通过苏联，柏林与亚洲和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联系，这将改变西欧与中亚地区未来的贸易和资源路线。

然而，这种改变极度依赖于苏联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尽管在入侵波兰后的数月内，大批货物和原材料涌入德国，但这一过程并不总是那么顺利。谈判相当激烈，特别是涉及小麦和石油，德国人对这两项物资的需求极为迫切。斯大林亲自过问这些交易条款，决定是否批准满足德国要求的80万吨石油，或是仅仅运发其中的一小部分。每次交货的谈判都令人担忧且耗时长久，几乎成了德国人焦虑的最大根源。

德国外交部自然意识到这种合作的脆弱，并在报告中强调对莫斯科过度依赖的危险性。不管什么原因——领导人的变更和固执己见，或者仅仅是商业上的分歧——一旦合作发生破裂，德国将立刻陷入窘境。对于志在欧洲赢得非凡军事胜利的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这种忧虑和不安致使德国作出了一个以数百万德国士兵和数百万苏联士兵——以及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决定：入侵苏联。1940年7月，希特勒以其最典型的风格宣布了这一冒险行动，他将其描述成意识形态之战。他对约德尔上将说，现在要抓住时机消灭布尔什维克。而实际上，资源以及最重要的粮食，才是冒险的真正原因。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年初，为入侵作准备的不仅有军方，还有制订经济计划的人。他们由农业专家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领导。巴克在20年代初就加入了纳粹党，之后一路稳步高升，成为食品与农业部长理查德·达里（Richard Darré）的接班人。巴克对纳粹事业的绝对忠诚结合他在农业方面的特长，使他有机会在30年代的改革中负责规范进出口市场定价及设置贸易限制，并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影响力。

俄罗斯也许就是德国人胜利的关键，巴克对这一想法念念不忘。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那里从游牧民族的定居点逐渐转变为了优质粮仓，占据着平原上无边无际的广袤农田。那里的土地相当肥沃，特别是在那些土壤因矿物质丰富而呈黑色的地区。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调查让人们对这片从黑海一直延伸到中亚的土地充满了期待，报告说，这里的条件非常适合大规模耕种高产作物。

1917年革命之前，随着不断增长的国内和出口需求，以及对如何种植优质小麦、如何使这片游牧民族放牧了1000多年的土地产量最大化的科学研究，使得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地区的农业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没有人比赫伯特·巴克更清楚这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产量剧增的大平原的潜力了，他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俄罗斯的粮食生产。巴克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讲究的小个子男人，他领导的团队作了一系列分析，以明确入侵的目标。正如他向希特勒所强调的，乌克兰是关键：占据从黑海北部到里海一带的肥沃平原，将“把我们从经济压力下彻底解放出来”。如果得到这些“富得流油”的苏联土地，德国人将天下无敌，不用再看苏联人的脸色；同时，英国封锁地中海和北海的战略意义也将大打折扣。这是一个让德国人获得其所需资源的良机。

希特勒同样认为这是成败攸关的一刻，并于1941年夏发起攻击。当德军在入侵的第一天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向东推进时，元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高兴地表示，德国永远不会放弃这块新征服的土地；它将是“我们的印度”“我们自己的伊甸园”。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同样毫不怀疑入侵的目标是资源，特别是小麦和谷物。他在一篇写于1942年的文章中，以特有的冷酷无情的语言宣称，发动战争是“为了粮食和面包，为了充足的一日三餐”，这是德国的目标，除此之外不会要求更多。他继续写道：“东方泛着金色麦浪的广阔土地足以养育我们的人民以及所有的欧洲人，甚至还能有剩余。”

不过，眼下德国人正面临着残酷的现实：他们发现自身的粮食和物资越来越短缺，从苏联进口无法解决长期的供应问题。如在1941年2月，德国电台称，英国的贸易封锁造成了全欧洲的粮荒；而之前播音员在提到封锁行为时，还说英国人是患上了“精神错乱”或“不列颠痴呆症”。到了1941年夏天，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道，柏林的商店里只剩货架了，罕有蔬菜出售。这导致了价格的波动以及黑市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焦虑。虽然还未表现出不满，但是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德国的扩张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希特勒的宣传主管为此焦头烂额。正如一位地方官员所指出的，他治下的德国男人和女人们“疲惫而劳累”，“不理解为什么战争一定要深入到亚洲和非洲”。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现在只剩下回忆。

巴克及其率领的分析师们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巴克本人在1940年年底的年度供应报告中痛苦地指出，德国国内的粮食形势正在恶化。事实上，在1941年1月由国务秘书们召开的一次关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是否胜任“四年计划”负责人的会议中，他甚至警告说，要不了多久就将不得不实行食物配给制——这一措施曾被多次否决，因为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失去人们对战争和纳粹的支持。

巴克的提议十分激进。苏联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被一个自然的分界线分为两部分。在南部，包括乌克兰、南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在内的土地和资源构成了一个“获利”区；北部则包含俄罗斯中北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各国，属于“亏损”区。在巴克看来，分界线的一边是粮食生产区，而另外一边则是粮食消耗区。德国要做的是占领前者，并且忽略后者。“获利”区必须拿到手，并将其资源和产出转移至德国；“亏损”区则必须被抛弃，而且无须关心它能否以及如何存活，失去这块地方就意味着得到。

在代号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入侵苏联计划发动前几周的一次会议上，这一提议得到了明确。5月2日，计划制订者们讨论了攻击的先后顺序以及预期的效果：在先头部队的推进过程中，德军将搜刮一切能够搜刮到的以养活自己；尽快占领目标地区，并及早投入生产。一旦突破苏联防线，德军就将从俄罗斯获得给养。

此次会议还提到了入侵行动对生活在“亏损”区居民的影响。他们注定会被整体抛弃。一份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文件备忘录简单地写道：“数百万人无疑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我们必须如此榨取土地的话。”德国人要养活自己，就必须以这些人的死亡为代价。这数百万人是德国赢取胜利和生存道路上的附带损害及必要牺牲。

会议继续讨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的其他后勤事务。德军必须确保运输通道能够将农耕平原上的物资运回德国。会议还仔细研究了今后负责监督收获以及耕种事宜的农业主管们的服装：带有银灰色条纹的平民装。正如一位一流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场典型的糅合了日常琐事与冷血暴行的会议。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德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统计可能的死亡人数，以确定“亏损”区内究竟会死几百万人。5月23日，一份长达23页的报告出炉了，其内容不过是在已有结论上略加修正。苏联的“亏损”区将被分离出去，它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将被集中起来运往德国。正如之前在柏林会议上所讨论的，其后果将由当地居民承受。连同之前的结论，这一报告对预计死亡人数进行了公开的评估。该报告称：“这一地区将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要么死亡，要么迁往西伯利亚。任何试图使这些人不被饿死的做法……都会损害欧洲的物资供应。他们的存在将使德国无法坚持到战争结束。”入侵苏联不仅仅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它在本质上关系到德国的生死存亡。

尽管参加5月2日会议的人员名单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在整个会议的过程和总结中都有巴克的身影。希特勒很看重他，对他的重视超过很多地位比他高的人。巴克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在任务布置会上首先征询了巴克的意见。于是，他在1941年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增加了一篇新修订的前言。他写道，俄罗斯未能合理利用它的资源，如果德国取得了这些资源，一定能够发挥其更大的效用。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入侵前三周1941年6月1日写下的短评。他写道，对于俄罗斯人即将经历的事情，我们无须给予任何同情。“俄罗斯人已经忍受了数百年的贫穷、饥饿和简朴……不要以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来作为俄罗斯人的标准，也不要试图改变俄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接着写道，俄罗斯人的胃“是有弹性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同情那些即将饿死的人。巴克清晰的思路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准备打击苏联的集结势头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巴克以高超的手腕统治着他的部门。有了他，每件事都有可能完成，而且也的确都完成了。”

未来事态的严峻性并未被忽略。戈培尔在其日记中预测，1941年冬天将会出现异常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不会是我们的麻烦，他补充说，显而易见，受到伤害的将是俄罗斯人，而非德国。如果德国人能像英国人一样仔细收听苏联的广播，这则开战前三天的新闻可能会让戈培尔改变看法：“在俄罗斯中部，大地像是被铺上了绿色的地毯；在东南部，人们正在收割小麦。”收获的季节刚刚开始，而且很可能是个大丰收。

随着进攻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的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们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在国防军内一路高升的巴伐利亚职业军人弗朗茨·哈尔德看来，希特勒总是那么的坦率而坚定。他在1941年告诉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必须“以最野蛮的形式”痛击俄罗斯，做到“斩草除根”。“部队司令必须知道，局势正处于紧急关头。”希特勒说，“对苏联的仁慈就是对我们的残忍。”

1941年5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得更加充分。官方已经制定好了《军队在俄罗斯的行为准则》，并且正分发给那些即将参与进攻的人。这些准则列出了“煽动者”“游击队员”和犹太人可能制造出的威胁。德国士兵要明白，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同时，准则还规定了如何控制被占领区：那些有破坏德国利益嫌疑的人应该被当场审判，一旦确认有罪就要立即处决，无论他们是士兵还是平民。

在最后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包括所谓的“政委命令”（Commissar Order），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出了生动的警告：敌人的做法很可能会违反国际法和违背人性，这些政委（Commissar，对苏联政治精英的简称）的战斗方式只能用“野蛮和亚细亚式”来形容，因此对他们不能心存任何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