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决定在波斯扶持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可靠的铁腕人物。一位波斯王室成员很快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法尔曼·法尔玛亲王（Prince Farman-Farma）。众所周知，他在伦敦股市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此他的巨额财富也与大不列颠帝国的命运密切相关。英国人极力游说，争取把他扶上波斯首相的位置。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1915年的圣诞夜前夕觐见波斯国王，明确地表示伦敦对法尔曼·法尔玛十分支持。他告诉国王：“在不远的将来，更换首相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考虑到德黑兰政府里存在着不少的“敌对分子”。国王被轻易地说服了：“他完全同意，并且主张立即进行任命。他承诺将敦促法尔曼·法尔玛尽快履职。”几天后，法尔曼·法尔玛准时上任。

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没那么顺利了，当地缺乏可供扶植的傀儡。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动手，他们从巴士拉派出了军队，并于1917年春天占领了巴格达。正如哈丁勋爵（即之前的查尔斯爵士）从伦敦写给杰出的学者和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她对这一地区知之甚详——的信中说的那样，没人关心会发生什么。他表示：“我们可以从巴格达选出三个最胖的人，或者三个胡子最长的人，推举他们作为阿拉伯的统治者，这都无关紧要。”英国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牢记与占领军合作的好处的领导人。当然，这免不了大量的行贿。

然而，英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些比梳理该地区未来政治架构更重要、更严峻的问题。不少英国人甚至在《赛克斯—皮科协定》墨迹未干时就已经提出对该协定进行修订。这并非出于对帝国主义秘密交易的良心不安，而是因为前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海军上将斯雷德的一份报告，他曾经于1913年负责波斯的石油勘探项目，并且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英波石油公司的理事。斯雷德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波斯油田的使用权都不能被干扰”，而且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应如此。他补充道，有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半岛”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强烈建议重新划定《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分界线，尽最大可能将这些地方纳入英国的控制下：“必须确保对这些地区石油的所有权利，这样其他国家就无法通过开采石油而为自己谋利。”英国外务部紧张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从欧洲各个报纸上搜集关于德国要求“波斯湾海域自由化”的文章，这意味着英国不得不巩固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而且越早越好。

战争刚刚结束几周后的1918年年底，英国人设法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说服了法国总统克列孟梭（Clemenceau）同意修改协定，并放弃摩苏尔及周边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利用了法国人害怕英国有可能阻碍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心理；同时，英国人还暗示他们对马上就要召开的有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归属问题的谈判尚不确定支持法国。克列孟梭在伦敦直截了当地问劳合·乔治：“您想要什么？”英国首相回答：“我想要摩苏尔。”“您会得到它的。还有别的吗？”“是的，我还想要耶路撒冷。”回答是同样的：“您会得到它的。”劳合·乔治手下的一位高级文员回忆道：克列孟梭“诚实可靠，而且绝不反悔”。

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命脉之一，英国人自1888年起就一直控制着它。鉴于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充当抵御任何对苏伊士运河攻击的缓冲地带，英国同样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目标。因此，当英国军队进入巴格达后，他们从东部继续向巴勒斯坦进发；同时，在1917年夏不可思议地攻克了亚喀巴港，来自沙漠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也从南面赶来。尽管在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将军的领导下，土耳其第七军和第八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但是几个月后，耶路撒冷还是陷落了。英军上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步行进入该城，以示敬意。英国首相将占领耶路撒冷称作“赐予英国人的圣诞礼物”。

英国人看重巴勒斯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越来越多不断涌入英国的犹太移民加深着英国人的担心：1880年至1920年间，仅从俄罗斯移民到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就增长了五倍。在20世纪初，曾经有过关于在东非找一块地方安置犹太移民的讨论，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巴勒斯坦。1917年，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被泄露给了《泰晤士报》，信中提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作为犹太人的祖国。”这一为犹太人指定一块定居地的设想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后来贝尔福在上议院中将其形容为“解决由来已久且棘手的犹太人问题的一个部分方案”。

除了出于为欧洲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的考虑，巴勒斯坦那临近油田且位于通向地中海输油管终点站的地理位置，也同样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规划人员指出，它将省去1000英里的运输路程，并且将使英国能够“有效地控制有可能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油田”。因而，英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在巴勒斯坦争取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还要控制海法，这里的优质深水港是将石油装上英国油轮的理想地点——输油管也必然会通到这里，而不是北部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

随着英国战略的实施，海法将成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输油管的完美终点。它确实不负众望，到1940年时，有超过400万吨的石油是通过这条一战后修建的输油管输送的，这些石油足以支撑地中海舰队的需求。《时代》杂志将其称为“大英帝国的颈动脉”。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正从世界心脏中抽取黑色的血液，灌输到自己身上。

于是，到了1918年年初，人们的注意力早已经转向如何塑造战后世界以及如何瓜分胜利的战利品了。但问题是，善于交际的政客、性急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拿着地图和铅笔的设计者，在欧洲各国首都所达成的交易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对领土的瓜分都已经规划好了，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得到扩充和保障，但是当涉及实质问题时，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

如在1918年夏天，英国上将莱昂内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从波斯西北部向里海进军。同时其他高级军官被派往监视高加索地区，以确保土耳其人不会占据控制阿塞拜疆的油田、里海以南地区或通向阿富汗边境的中亚铁路。这是典型的伸手过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巴库，在放邓斯特维尔一条生路之前将他围困了六个星期。当地人在该城投降之后实施了报复性的血腥屠杀。

恐慌之情包围着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的官员们，他们极力请求向中亚派出情报人员，以监视土耳其复兴及俄罗斯动**的后续发展。撒马尔罕地区、费尔干纳谷地和塔什干的暴动和游行示威，为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全境爆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年初，国务大臣在给印度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写道：“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倒台，以及俄国军队的瓦解，所有对土耳其斯坦当地居民的有效统治都消失了。”

出于对这一地区高涨的穆斯林反英情绪的担忧，英国政府派出使节监督局势的进展并且着手开展亲英宣传工作。英国向喀什和麦什德派出官员以了解当地居民的心态，但对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干派遣武装部队，或者是否推进更加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怂恿阿富汗的埃米尔向西扩张，并占据从穆尔加布（Murghab）河谷到梅尔夫一带的地区——的讨论都举棋不定。俄国革命之后，随着自我表达甚至是民族自决的呼声越来越大，整个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萌发了新思想、新认同和新渴望。

当那些夺取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发现他们的国际革命梦想在欧洲受到了挫折时，他们将注意力投向了亚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东方的革命事业中来。“当前局势下，在印度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要先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终进入巴黎和伦敦。”

来自“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连同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劳苦大众，被召集参加了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托洛茨基的发言毫不隐讳。他告诉听众：“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点燃反对西方的圣战之火”，时机一到，“我们要教育东方的民众憎恨富人、反抗富人”。这意味着反抗富有的“俄罗斯人、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从打倒英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人民圣战”。换句话说，东、西方最后对决的时刻到了。

这种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现场的欢呼声，一些人还开始采取行动，如《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伊斯兰民族》的作者、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马拉卡图拉（Mu·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亚洲的穆斯林地区极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报社、大学和军校纷纷在中亚成立，使得当地民众更为激进。

苏维埃政权展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他们愿意同任何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人妥协。例如，在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试图疏远英国并对开伯尔（Khyber）西部的驻印英军发起攻击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毫无顾虑地向他传达了善意。尽管这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高兴他们能在东方找到一个盟友，并向后者提出了援助建议，宣称将东方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任务之一。当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国王彻底放心。

俄罗斯人大胆的投机行为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报》刊登文章《布尔什维克威胁印度：阿富汗是跳板》。于是英军开始向北移动进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尔斯·卡瓦纳赫（Charles Kavanagh）的年轻下士，最近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里面生动地描绘了他所见到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来西方军队在同一地区的经历。他写道，叛军的伏击和进攻是家常便饭；阿富汗男人经常装扮成妇女，这样他们的脸和来复枪就可以藏在长袍里了。卡瓦纳赫还写道：“不要和你不认识的当地人握手，他们会用左手抓住你，然后用右手捅你一刀。”

人们对于一战结束之后世界的未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民族自决的冲动开始出现，并多多少少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拥护。列宁宣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安排你们的命运，没有任何障碍。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所有俄罗斯人的权利一样，都受到革命的竭力保护。”后来，这还引申出了男女平等的进步观点：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这比英国还要早。1920年，一份张贴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街头的海报，描绘了一位妇女向她面前四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呼吁穆斯林女性的解放：“女人们！投苏维埃一票！”

这种早期的后革命时代进步主义，同当时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立场以及他们为维护国家利益控制财产和资源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英国人更加积极活跃了，因为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障对石油供应的控制。他们在这些地区驻军，并以符合自身需要的方式来重新布局。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例，他们在这里缔造了一个名叫伊拉克的新国家。这是一个由三个前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组成的大杂烩，它们的历史、宗教和地貌没有任何共同点：巴士拉港面向东南的印度和波斯湾，巴格达和波斯关系密切，而摩苏尔则更偏向土耳其和叙利亚。除了伦敦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合并感到满意。

这是一个傀儡国家。英国人将麦加谢里夫的继任者、昔日的盟友费萨尔（Faisal）扶上宝座，作为他在一战中与英国合作的奖赏，以及对他被赶出叙利亚的同情和补偿（他最初得到的许诺是叙利亚的王位）。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没有其他的合适人选了。英国人认为，通过一些诸如换防仪式、新国旗（由格特鲁德·贝尔设计）以及承认伊拉克国家主权的条约——但是伊拉克国王及其政府在“所有重要事务上”要听从英国的安排，包括外交和国防——等新的象征性手段，能够掩盖费萨尔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当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什叶派这一事实。不久之后，英国人还取得了任命该国司法官员的权力，并通过安插财务顾问以左右该国的经济。从财政角度看，对于面临着战时欠下巨额债务的英国政府来说，这种假手于人的帝国统治方式要比完全的殖民占领更为省钱省力。当然，这也会削弱政治影响力：在1920年这一年中，有2000多名英国士兵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和内乱中丧生。

英国在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19年，一纸条约使得英国可以派出顾问干涉波斯的财政和军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这些举动在波斯等地遭到了抵制。鉴于英国控股了英波石油公司，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也认为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力已经过于强大。英国人凭借贿赂（或“佣金”）使条约通过的做法，也在波斯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尤其是针对国王本人。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写道：“真主将谴责这一永久的耻辱 / 他背弃了萨珊的土地。”他还提到了波斯久远而光荣的过去：“告诉热忱的‘长手’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 [73] / 敌人侵吞了你的王国 / 将其并入英格兰。”这些批评者后来都被关进了监狱。

缺乏经验的苏联（Soviet Union）外交人民委员同样对此表示愤慨：英国人“正在试图往波斯人民的脖子上套上奴役的枷锁”。他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将“你们卖给英国强盗”的行径是非常无耻的。巴黎的反应有些许不同。法国人对石油之战毫无准备，而且包围摩苏尔似乎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顾问能够在德黑兰占有一席之地，以进一步争取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寇松勋爵对此毫不理会，每当被问及是否会批准任命法国顾问时，他都难以压制自己的怒气。他告诉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全靠着英国的援助，波斯才免于彻底的破产”，法国不应该打这里的主意。

法国人对此愤愤不平。波斯的报纸收到了用于反英宣传的资金，同时法国本土的媒体也开始发表严厉指责英波条约及波斯国王的文章。《费加罗报》（Le Figaro）的一篇文章在德黑兰被引用：“这个半厘米高的侏儒，将他的国家卖了一分钱。”虽然法国是一战中胜利的一方，但却终究不敌他们的盟友。

实际上，英国人对波斯国王像战前一样提出的金钱要求束手无策。法尔曼·法尔玛亲王方面也有问题，他的任命并没有像英国人希望的那样成功。一些发回伦敦的报告中说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去上班”，并且十分“贪婪”，这样下去“不可能保住他的官位”。英国需要一个更加可靠的人选。

乱世出英雄。英国驻波斯代表珀西·洛兰爵士（Sir Percy Loraine）在1922年的报告中说，礼萨·汗（Reza Khan）是“一个实力强大、威望很高的大块头，并且拥有鹤立鸡群的身高”；他说话简洁明了，“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辞藻优美却空洞无用的恭维上”。尽管他“鲁莽无知、缺乏教养”，但让洛兰印象深刻的是：“和他交谈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一颗未经开化的头脑，而是一颗未受重用的头脑。”这正是外务部想要的人选。伦敦一位官员对该报告的意见是：“洛兰爵士对礼萨·汗的评估无疑是鼓舞人心的。虽然他身上有着他同胞们的各种缺点，但他的心似乎长对了地方。”他的种族血缘也得到了认可，另外一份备忘录称：“他拥有一半的高加索血统（得自他的母亲），这是他的优势。”总之，他正是英国政府认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那类人。

在受命保卫波斯北部的英军司令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看来，礼萨·汗似乎是“一个强大而无所畏惧、牢记着国家利益的人”。英国人激烈地争论着到底要给予他多大的支持，以及到底该在扶植他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最终登上宝座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不过，后续的众多相关事件证明，英国人最终还是充当了国王缔造者的角色。美国驻德黑兰代表约翰·考德威尔（John Caldwell）认为，礼萨·汗和英国人走得太近，他“实际上就是个间谍”。

美国人也同样密切关注着这一地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918年美国海军计划处的一份报告提到，美国准备同英国在商业上展开竞争。该报告指出：“世界上曾经兴起过四个大国准备要挑战英国的商业霸权。”西班牙、荷兰、法国和德国都曾打算把英国人赶走，美国是“第五个，而且还是五个商业强国之中最大的……历史提醒我们必须盯紧”英国人的下一步动作。油田的重要性将美国人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

美国越来越重视其自身的石油供应。当战前的英国人还在担心资源匮乏时，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战后可能会立即出现的资源短缺而犯愁了：满足新兴的消费理念是犯愁的一个因素，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预估是另外一个因素。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判断，这些石油储量将在九年零三个月后被耗尽。威尔逊总统承认，缺乏“国内外的稳定供应”是一个大问题。

为此，国务院怂恿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之一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研究“与伊朗政府就在英波石油公司特许权范围之外的伊朗北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美国的兴趣在德黑兰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当地媒体称，英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波斯的介入已经足够深了，他们不断地侵害着这个国家的独立性；美国这个新兴帝国是最好的救星。一家波斯报纸满怀希望地宣称：“如果我们国家能够与富裕的美国人建立经济联系，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资源上将不会再一无所获，而且我们将很快脱离贫困的折磨。”这一光明前景成了波斯全国的共同期望，潮水般的电报涌入首都，以表示对美国投资的欢迎。受宠若惊的美国大使注意到，在这些电报上落款的都是一些“最著名的毛拉、杰出人士、政府官员和商人”。

英国人对此很是气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院，美国对波斯石油的觊觎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是不合法的。英国人宣称，尽管争议地区没有授权给英波石油公司，但是他们之前已经就该地区与波斯政府达成了另外的协议。因此，不能将此地的勘探权给予美国或其他任何人。这些狡辩之词并没有起到效果，波斯人最终还是给了标准石油公司50年的特许权。

然而，美国人的行动又一次成了梦幻泡影。他们曾希望通过对波斯的介入和投资，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事实证明，任何经营者都需要与英波石油公司交易才能获得输油管的使用权。而谈判一旦开始，就会让原本充满期待的波斯人失望不已。一位驻华盛顿的波斯代表评价道，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当然，这并不是恭维之词。德黑兰的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社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就是一回事，他们都是“欺负弱小的拜金者”，只想着为自己捞好处，“并试图分割我们宝贵的石油资源，将它们从幼稚的波斯政客手中夺走”。

这个故事就像是400年前发现美洲大陆时的翻版。尽管当地居民没有像美洲土著那样，被西班牙人屠杀殆尽，但实际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对宝藏的掠夺意味着财富从一个大洲流向另一个大洲，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却几乎毫无所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再次重演。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30年后的《萨拉戈萨条约》瓜分世界那样，西方国家现在正搜刮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资源。

地图上用粗虚线圈画出的区域构成了英国与法国之间所谓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的基础。这一协定规定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如何在英波石油公司与土耳其石油公司（前者英波石油公司，即英国政府，是后者的大股东）之间进行分配，两家正式同意不在彼此的地盘上竞争[74]。这对要确保在黎凡特强势地位的法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法国人自古以来就与这一地区有着贸易联系，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地在此地投资。正如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称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是理所应当的。这似乎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帝国时代。

不过，大英帝国在该地区很快就身陷痛苦的现实当中：世界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维护对石油和输油管的控制是有代价的。英国的国债激增，帝国驻军需要大量成本，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寇松勋爵写道：“无法再维持这一高昂的开销了。”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识到，“中东的一切政策都要让位于削减开支”。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波斯人面前颐指气使，被鄙视为“狡猾的臭畜生”。同时，英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为了扩建英国大使馆的花园”，把周围的房子拆了。一位观察家讽刺道：“这无疑会让这栋原本就美丽无比的住宅更加辉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却不太受欢迎。”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该地区的今天和未来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地的统治权是由伦敦的决策者恩赐的，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会优先关注英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国统治者的更替，同时还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的国王称号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径将使问题更加恶化。格特鲁德·贝尔早在1919年就曾正确地预测：近东正在变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噩梦，你在其中可以预见到所有将要发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却无力伸手阻止”。英国人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选择支持谁，以及在何时何地插手。

从黎凡特一直向东，充斥着失信的诺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帮助和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承诺，最终都成了对英国商业和战略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沿着人为的新边界线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弃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这样的人群——这些基督徒在中东被瓜分完后，发现只有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脆弱境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支持英国的报答），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它减少了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得农村人口在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和生存方式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伊拉克东部的库特（Kut）省，有两个家族在30年间就占有了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过石油收入累积起来的大笔财富都集中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英国政府作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东（这在20年代为前者带来了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这一事实，促成了坚定的反英情结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整个帝国内部都出现了不可阻挡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势头。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合尔的分部发表了《印度独立宣言》（Purna Swaraj）。该宣言写道：“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了对大众的剥削上。”印度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必须立即脱离英国……实现彻底的独立”。“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时刻到了。

这杯由觉醒、厌恶和剥夺权利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不过，让中东当地人愈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到难以把控油田的利润。拥有特许权的西方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权费时显得相当狡猾而且富有创造力。同当代的一些做法类似，这些企业组建了一个由子公司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通过内部借贷造成亏损，以削减甚至完全抵消掉运营公司的账面利润，最终减少根据特许权协议应付的授权费。这已成了这些公司的惯用伎俩。当地报纸愤怒地说道：“那些获得准许开采波斯石油的外国人通过非法和不必要的关税免除故意压榨我国的财政收入。”不过至少波斯的情况不像它的邻国伊拉克那样糟糕，后者除了名义之外，几乎就是个殖民地。

为了试图安抚当地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英波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展开了魅力攻势：他们许诺了一大堆新的好处，从提供受教育机会到帮助升级铁路，以及考虑支付更多的授权费。然而对于自己的政府无法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波斯的上层人士依然十分不满。一位观察者记录道：“波斯人觉得，他们无法从这个以波斯石油为基础的行业中分享成果”，他们坚持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都不能消除这种被疏离的感觉”。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温文尔雅的约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力劝波斯人要冷静；他向谈判桌另一边的人建议，媒体不该制造出错误的印象，说该公司不是一家公平公正的企业，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波斯人对他说：这很好，想让各方都获利，就应该达成合伙关系。事实上，这仅仅比彻底的剥削好一点点。

一系列关于是否以及如何重新商定诺克斯·达西特许权的持久争论都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由波斯人作了了断。在1929年之前，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发现（委内瑞拉勘探工作的负责人乔治·雷诺兹，他之前领导了最重要的马斯吉德苏莱曼油井的开挖）就已经使石油的价格大幅下调。华尔街崩盘后[75]，对石油的需求锐减，波斯人开始逐步把石油资源收回到自己手中。最后，1932年11月，在遭受授权费缴纳数额剧减，以及一系列帮助英国人向德黑兰隐瞒详细数据的财务骗局之后，波斯国王宣布取消诺克斯·达西的特许权，并且立即生效。

这让英国的外交官们大感羞辱。一位高级官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表现得强势一点，那么今后我们和波斯人之间将有更大的麻烦。”另一位官员则声称，这一宣告是公然的冒犯。在英国人看来，无论发生什么，30年前达成的协议都应该一直有效。诚然，当初开办石油公司时冒了极大的财务风险，而且在建造开采资源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中耗费了惊人的投资；但因此发掘出来的财富同样是巨大的，英国人始终忽视了要求更加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的呼声。20世纪初的大规模银行舞弊行为，已经让英波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利益成为一个决不能倒下的庞然大物。

还好，局面很快取得了平衡，事情也进入了正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斯人强有力的谈判手段：他们能够骚扰、阻挠和妨碍生产，以达到重启谈判的目的。1933年春，双方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波斯代表团在日内瓦的美岸酒店（Beau Rivage hotel）见到了石油公司的领导层，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有关伊拉克石油的最新协议，并要求至少与此一致。最初的提议包括英波石油公司转让25%的股份，并保证波斯的最低年收益、利润分享以及让波斯人进驻董事会——这些都被约翰·卡德曼爵士驳回，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尽管随后的会谈气氛亲切友好，但是英国人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会导致重大改变的重新谈判。1933年4月，新协议出台。协议的关注重点在于石油业的“波斯化”，即在石油公司所有层面上（从管理层到基层岗位）雇佣并培训更多的当地人。特许权覆盖的范围比最初减少了四分之三，即便留下的是最好的部分；固定的授权费不受汇率和油价波动的影响；英国人承诺了一个最低的年度支付额度，无论该公司的产量或市场价格如何；如果英波石油公司从其他国家获得利润，波斯政府将一同分享。当波斯谈判人员告诉卡德曼，他应该将这份新协议视为“他本人及其同僚的个人成果”时，卡德曼一言不发。他的笔记透露了他的心声：“我觉得我们被抢得一干二净。”

波斯人以及那些关注此事的人，都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寓意。他们在这一课中学到，所有那些虚张声势的西方国家在谈判桌上根本不堪一击，而那些占有资源的国家最终都能迫使这些获得特许权的人回到谈判桌上来。西方国家可以尽情地抱怨，但胜利终将属于资源占有者。

这成了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新的纽带跨越了亚洲屋脊的两端。一个不仅由城镇和绿洲而且由连接着油田与波斯湾（到30年代还连接到了地中海）的输油管构成的网络正在延伸。资源和财富沿着这些管道被输送到海法和阿巴丹这样的港口，它们在之后的50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控制了这一网络就等于控制了一切。如今在乐天派看来，事情仍然充满希望。尽管他们在1933年修订了特许权协议，但是毕竟英国人已经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网，通过与那些拥有重要资源的国家合作，仍然可以取得丰厚的利益。这样看来，英国人确实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然而事实上，世界大势已然逆转。西方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衰退，并且似乎注定会进一步减弱。继续插手当地事务要付出代价，改建大使馆的花园要付出代价，从来不说实话也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就是当地人的疑虑、担忧和不信任。

1920年，当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新格局正逐渐成型时，在巴格达的一场晚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的格特鲁德·贝尔是参加晚宴的客人之一，她在一战初期就受雇于英国情报机构，并且是一位精明的阿拉伯政治观察家。她告诉即将被任命为新国家伊拉克总理的贾法尔·阿尔·阿斯卡里（Ja·far al·-Askarī）说：“我们英国人希望最终给予（伊拉克）完全独立。”贾法尔答道：“夫人，完全的独立不是给予的，它向来都是夺来的。”像伊拉克和波斯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外部干涉，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而英国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阻止他们这么做。冲突即将爆发。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场同样是由资源支配引起的灾难。这一次，处于灾难中心的不是石油，而是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