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在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School）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会在改变世界的进程中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尤其是在1866年9月份之后他都没有回来上课。

威廉的父亲在德文郡（Devon）陷入了某些不光彩的生意，致使他不得不宣布破产，举家迁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罗克汉普顿（Rockhampton），在这个宁静的小镇里开始新的生活。他那十几岁的儿子学习勤奋、成绩出色，获得了律师资格，不久之后便自己开业了。他生活舒适，逐渐在当地崭露头角。他供职于罗克汉普顿马术俱乐部委员会，并且只要时间允许，就会去参加他所钟爱的射击运动。

1882年，威廉的运气来了。三个叫摩根的人正在罗克汉普顿20英里外的铁皮山进行勘测，他们认为那里可能有个大型金矿。为了筹集组建采矿公司的资金，他们找到当地的银行经理，后者将他们介绍给了威廉·诺克斯·达西。诺克斯·达西受到回报前景的**，与这位银行经理和另外一位朋友成立了一个财团，投资了摩根兄弟的项目。

和所有的采矿公司一样，当为一夜暴富而投入的资金达到警戒线时，需要一颗冷静的头脑。不过摩根兄弟却很快失去了耐心，花钱的速度让他们寝食难安，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三位投资人。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卖出时机。这座山后来被更名为摩根山，它的黄金储量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高的。那些被卖掉的股票价值涨了2000倍，10年内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000%。诺克斯·达西拥有的股份超过三分之一，多于他的合伙人，他从澳大利亚小镇上的一名律师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久之后，他收拾行装，带着大笔的财富返回了英格兰。他买下了位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42号的一幢豪宅，还买下了与其财富相匹配的伦敦近郊的斯坦摩尔庄园（Stanmore Hall）。他改建了庄园，并且聘请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71]创办的莫里斯公司，用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家具进行装饰。他向著名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订购了一组挂毯（后者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足见其品质之精美），用它们来庆祝达西那堪比追寻圣杯的发财经历再合适不过了。

诺克斯·达西十分懂得如何享受好日子。他在诺福克（Norfolk）租下了一个射击会所，在埃普索姆（Epsom）赛马场的终点处买下了一个包厢。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里陈列着他的两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在一幅画像里，他心满意足地坐着，脸上挂着愉悦的笑容，庞大的腰身则证明了他对佳肴和美酒的热爱；在另外一幅里，他身体前倾，手里夹着雪茄，似乎在和朋友分享他的商业冒险故事，身前还摆放着一杯香槟酒。

他的成功和惊人的财富使他成为摩根兄弟这样的人寻求投资的目标。消息灵通的波斯官员安托尼·奇塔卜基（Antoine Kitabgi）经前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的介绍，在1900年年末结识了诺克斯·达西。尽管有着格鲁吉亚的天主教背景，奇塔卜基在波斯的仕途却一帆风顺，经手的事情很多。他曾经多次试图吸引外国投资以刺激经济，并且就外国人进入波斯的银行业和烟草的生产及销售进行谈判。

这些做法的动机不完全是利他主义或爱国主义，像奇塔卜基这样的人知道，如果能达成交易，他们的人脉就可能换来丰厚的回报。这能够极大地刺激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前来投资，那些地方的外交官、政客和商人们一直认为波斯人的经营方式是不透明的，甚至是彻底腐败的。该国的现代化努力成效甚微，而依赖于外国人管理军队或让外国人占据政府关键岗位的旧传统导致了全方位的失败。每当波斯看似向前走了一步，其实都是在倒退。

对统治精英的批评无可非议，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如此。波斯国王和他身边的人就像被惯坏了的小孩子，他们学到的是，如果坚持得足够久，就能从列强那里得到报酬。因为如果不掏钱，列强们在这一关键战略区域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1902年，国王穆扎法尔·奥丁在访问英格兰时没有被授予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而且他拒绝接受次一级的荣誉。他在离开时明确表示，他“非常不高兴”。这促使高级外交官们极力说服英王爱德华七世，在波斯国王回国后将勋章授予他。不料却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波斯国王这个“讨厌的授勋对象”没有仪式上要穿的及膝短裤——幸好一位机智的外交官发现了一个先例：曾经有人是穿着长裤授勋的。外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在事后抱怨道：“这真是嘉德勋章历史上的一个噩梦。”

事实上，尽管在波斯要做成任何事都得行贿这一点看似很低级，但是在许多方面，这些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穿梭来往于权力走廊和欧洲金融中心的波斯人，与古代长途跋涉进行贸易的粟特商人，以及在近代早期扮演着同样角色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只在于，粟特人不得不携带着他们要贩卖的货物，而他们后来的同行出售的则是服务和关系。由于回报丰厚，这些服务和关系被精确地商品化了。当然，如果没有买家，毫无疑问事情会变得完全不同。但是，波斯地处东西方之间，凭借阿拉伯半岛的尖端连接着波斯湾、印度、好望角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入口，这意味着它会受到不计代价的追捧——尽管这些追捧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当奇塔卜基经由德拉蒙德·沃尔夫与被誉为“最顶尖的资本家”诺克斯·达西接上头时，他关注的不是波斯的烟草或者银行业，而是矿物资源。诺克斯·达西是商议此事的完美人选，他之前曾在澳大利亚开采出黄金。奇塔卜基为他提供了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一次赌的是“黑金”。

波斯有着庞大的石油储量，这几乎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古代晚期的拜占庭作家常常提到“米底亚火”（Median fire），很可能就源于波斯北部地表渗出的石油，它的破坏力与拜占庭人取自黑海地区的“希腊火”（Greek fire）不相上下。

19世纪50年代的首次系统性地质勘测显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资源，投资者获得了一系列的特许权。从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之州”到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盆地，当时的世界似乎要向那些受到发财前景吸引的幸运勘探者们敞开它的财富。保罗·朱利叶斯·德·路透男爵（Baron Paul Julius de Reuter）就是进入波斯的人之一，日后还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闻社。1872年，德·路透获得了在波斯全境开采煤、铁、铜、铅和石油的“独家而明确”的特权，以及修建公路、公共设施和其他基础建设项目的权利。

然而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特许权最后都落空了。当地人强烈反对这些授权，民粹主义者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谴责道：“这实际上是将治理的权力交到了伊斯兰的敌人手中。”正如一位最激进的批评人士所写的：“伊斯兰的疆域很快就会被外国人所控制，他们将在这里为所欲为。”德·路透还需要面对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这导致最初获得的特许权仅在一年之后就被宣布失效。

德·路透给波斯国王及其主要官员送上了大笔的现金作为礼物，并同意从未来的利润中再支付一定的授权费，作为回报，他在1889年获得了第二份特许权，准许他开采除贵重金属之外所有的波斯矿产资源。然而，当在规定的十年期限内寻找可供商业开采的石油的努力失败后，这一授权也失效了。据一位知名的英国商人描述，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这个落后的国度没有通信和交通设施”，而“来自波斯政府高层的毫不掩饰的敌意、反对和怒火”则使事情变得更糟。伦敦并未对此表示同情，一份内部的备忘录指出，在这个地区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任何幻想着能像在欧洲一样做事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该备忘录冷酷地表示，如果希望破灭，“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错”。

然而诺克斯·达西还是被奇塔卜基的建议打动了。他研究了曾经在波斯勘探了近10年的法国地质学家的发现，并且听取了博弗顿·雷德伍德博士（Dr Boverton Redwood）的意见——雷德伍德博士是英国一流的石油专家，写过石油生产以及石油和其产品的安全储存、运输、配送和使用方面的指南。同时，奇塔卜基向德拉蒙德·沃尔夫保证，无须再重新进行任何勘测，他声称：“难以估量的财富源泉就在我们面前。”

诺克斯·达西的所见所闻使其有足够的兴趣与那些能够帮助他赢得波斯国王特许权的人达成交易，比如曾经充当德·路透的代理人并在波斯人脉极广的爱德华·科特（Edouard Cotte），以及奇塔卜基本人。诺克斯·达西同时还向德拉蒙德·沃尔夫承诺，一旦该项目获得成功，他也会有报酬。接着，诺克斯·达西开始争取外务部对该项目的支持，并及时地派出代表阿尔弗雷德·马里奥特（Alfred Marriott）带着一封正式的介绍信前往德黑兰，着手进行谈判。

尽管这封信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仅仅是请求给予诺克斯·达西任何可能需要的协助，然而在一个很容易误读信息的世界，外务大臣的签名是个有力的工具，它暗示着诺克斯·达西的背后有英国政府的支持。马里奥特好奇地观察着波斯的皇宫。他在日记中写道，宝座上“镶满了钻石、蓝宝石和绿宝石，旁边还立着珠光宝气的鸟（不是孔雀）”。他报告说，波斯国王是个“再好不过的目标”。

其实，真正的工作是由奇塔卜基完成的。据一份报告称，他“以一种十分彻底的方式”——其实就是行贿的委婉说法——“确保了国王身边所有大臣和侍从们的支持，甚至没有忘记为国王递烟斗和咖啡的仆人”。诺克斯·达西被告知一切进展顺利，波斯政府似乎很可能批准一个开采石油的特许权。

获得书面协议的过程相当曲折。突然冒出来的看不见的障碍促使马里奥特向伦敦发回电报，咨询诺克斯·达西的建议，并请求授予他继续花钱的权力。马里奥特急切地表示：“希望您能够批准，否则将失去机会。”伦敦的回复是：“不要有顾虑，如果你的任何建议能够使事情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话。”诺克斯·达西的意思是，他很高兴他的金钱能够派得上用场，并且愿意将之用在任何可以帮助他达成目标的事情上。不过，还是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有新的要求，或者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承诺，以及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有谣言说俄罗斯人听到了关于此次秘密谈判的风声，但是后来又被误导失去了线索。

接着，在马里奥特参加德黑兰的一个晚宴时，消息几乎毫无预兆地传来了：国王签署了协议。诺克斯·达西获得了勘探和开发权，他在正式手续中被描述为“住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42号的独立个人”；作为回报，他将在公司成立时支付2万英镑以及2万股的股票，另外还有每年16%的纯利润作为授权费。诺克斯·达西被授予了“为期60年的，在波斯帝国全境勘探、获得、开采、开发、运输和销售天然气、石油、沥青和石蜡等产品的特属专有权利”。此外，他还获得了铺设石油管道，修建存储设施、炼油厂、车站和油泵系统的专有权利。

随后，一份皇家公告宣布诺克斯·达西及其“所有继承人、受让人和朋友”都被授予“为期60年的，在波斯土地深处自由勘探石油、打洞和钻井的完整的、不受限的权利”，并请“这一神圣王国的所有官员”都去帮助这个享有“国王恩德”的人。他获得了进入这个王国的钥匙，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能否找到那把锁。

德黑兰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们对此表示怀疑。英国驻波斯的代表亚瑟·哈丁爵士（Sir Arthur Hardinge）指出，即使“如他们的代理人所相信的那样发现了石油”，后面还有严峻的挑战等着他们。他接着说，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是否埋藏着石油，波斯的土地上近年来遍布着商业和政治计划的失败残骸，因此谁又能保证这一最新的冒险行动一定能成功呢”。

俄国人对诺克斯·达西得到特许权的消息反应强烈。事实上，当波斯国王收到一封沙皇本人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不要进行授权时，俄罗斯人差一点就成功了。诺克斯·达西曾经十分担心这一授权协议会让俄国人感到不快，因此明确表示他获得的权利中不包括波斯的北方省份，以免激怒俄罗斯这个强大的北方邻国。而伦敦所担心的是，俄罗斯将出于挽回损失的心理，对波斯国王和他的官员们更加慷慨。正如英国驻德黑兰代表向兰斯多恩勋爵警告的，获得特许权也许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不良后果”，如果我们找到了数量可观的石油的话。很明显，对波斯湾地区影响力和资源的争夺正变得愈发激烈。

不过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主要是因为诺克斯·达西的项目似乎注定会失败。恶劣的气候、众多的宗教节日，以及钻机和钻头不时发生的令人沮丧的机械故障，使得工作进展缓慢。另外还有人们因报酬太低、工作方式不合理和当地雇员太少等因素而表现出来的公开抵制，以及那些等着被收买的当地部落带来的无止境的纠缠。耗资巨大而一无所获，这让诺克斯·达西十分焦虑。获得特许权还不到一年，他就给钻井队发去电报抱怨道：“进度太慢！祈祷尽早完成吧！”一周后，他又发来一封急电，绝望地询问他的首席工程师：“你找到地方打井了吗？”工作日志显示，大量的管道、铲车、钢板和铁砧，连同步枪、手枪和弹药从英国运来；1901年和1902年的工资单也表明，开支在不断增加。诺克斯·达西一定觉得，他是在把钱丢到沙子里。

感到不安的不只他一个，他那些在劳埃德银行（Lloyds）的朋友们也同样焦虑不已，他们对诺克斯·达西的透支规模越来越担心，而他们原本以为这个人有着花不完的钱。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这样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成本却不见任何成效：诺克斯·达西需要说服其他投资人购买公司的股票以缓解他自己的现金压力，同时提供继续勘探所需的资金。他的团队不断传回好消息，并请求他批准一次大型的开采行动。

诺克斯·达西越来越绝望，开始为他的特许权寻找潜在的投资者甚至是买家。他前往戛纳与阿方索·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Alphonse de Rothschild）碰面，后者的家族在巴库（Baku）石油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行为敲响了伦敦的警钟，并且引起了英国海军的特别关注。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坚信，海战的未来以及对海洋的控制将从煤炭向石油转移。他在1901年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石油燃料绝对会彻底改变海洋战略。这是‘唤醒英国’的机会！”尽管没有取得突破性发现，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波斯很有可能潜藏着大量的石油。皇家海军非常希望获得其独家使用权，但是前提是必须防止这些资源的控制权落入外国人手中。

于是海军部开始介入进来，并帮助诺克斯·达西与一家在缅甸成绩斐然的苏格兰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1905年，在签署了一份每年向海军部提供5万吨石油的合同后，缅甸石油公司（Burmah Oil Company）的董事们同意买下更名为康瑟森斯辛迪加公司（Concessions Syndicate）的大部分股份。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国主义，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多元化战略，而且他们之前的优异成绩能使他们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尽管这让诺克斯·达西松了一口气，他写道，“我不可能从其他公司获得更好的条件了”，但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驻德黑兰外交代表在发回国的报告中严肃地指出，这并不能保证成功。找到石油是一个问题，对付那些无休止的敲诈勒索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家新公司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同样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打下的油井出油很少，而勘探支出继续吞噬着股东的资本。到了1908年春天，缅甸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开始公开地谈论是否要彻底从波斯撤资。1908年5月14日，他们给现场负责人乔治·雷诺兹（George Reynolds）——他被某个同事描述为是用“实心英国橡木”制成的死脑筋——发出指令，准备放弃勘探行动。雷诺兹会将位于马斯吉德苏莱曼（Masjed Soleymān）已经建好的钻井钻到1600英尺的深度；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石油，他必须“放弃行动，拆除钻井，尽可能地收回设备”，并且运送到可能让它们发挥更大作用的缅甸。

当这封信已经在从欧洲到黎凡特再到波斯的邮路上周转时，雷诺兹还是在坚持不懈，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离停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的团队继续在岩层中钻井，坚硬的岩石使得钻头都脱落了。钻头丢失在洞里好几天，最后终于被找到并重新装上。5月28日凌晨4点，他们钻到了主脉，喷涌而出的黑金射向高空——他们终于成功了，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负责现场安全的陆军中尉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用密电将这一消息发回英国。他写道：“见《诗篇》第104篇第15节第2句。”——该节祈求上帝从土中得油，以润人面。阿诺德·威尔逊告诉他的父亲，这一发现将会给英国带来难以置信的回报。也希望能回报那些工程师们，他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这么久，还要忍受那些戴着高帽子的董事们”，他补充道。

1909年，控制着特许权的英波（Anglo-Persian）石油公司开始发售股票，蜂拥而来的投资者预测，马斯吉德苏莱曼的第一口油井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未来的收益会更高。当然，修建石油出口所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开钻新油井和寻找新油田，都需要时间和金钱。让事情顺利进展并不容易，阿诺德·威尔逊抱怨说，他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消除“含糊其词的英国人与言不由衷的波斯人”之间的文化隔阂。他举例说，英国人认为合同是一份能够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协议，而波斯人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意图的表达。

尽管如此，一条输油管还是很快就竣工了，将首个油田中的石油运输至被选定为炼油厂和出口中心的、位于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岛（ābādān）。波斯的石油抵达波斯湾，并在那里被装船运回欧洲，以满足欧洲大陆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这条输油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它是未来亚洲交错纵横的输油管网中的第一部分，这些输油管网将为古老的丝绸之路带来新的表现形式和生命力。

麻烦随之开始酝酿。石油的发现使得波斯国王在1901年签署的那一纸条文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奠定了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的基础（英波石油公司后来成为英国石油公司），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混乱。协议的条款让外国投资者控制了波斯王冠上的宝石，这使得当地人对外部世界的仇恨日益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民族主义，最终体现为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西方更深层次的怀疑和排斥。试图控制石油的野心将成为未来许多问题的源头。

在个人层面，诺克斯·达西获得特许权是一个凭借商业智慧战胜逆境的故事；但是它在全球层面的意义，却可以与哥伦布在1492年横越大西洋发现美洲相媲美。征服者再一次掠夺了大量的宝藏和财富并运回欧洲。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密切关注着波斯局势的海军上将费希尔以及皇家海军对石油的高度重视。当英波石油公司在1912年出现了现金流问题时，费希尔迅速介入，他担心该公司的生意会被像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Shell）这样的生产商获得，后者以荷属东印度群岛为基地已经建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和运输网络。费希尔前去拜会当时的海军大臣，强调将海军战舰的发动机由燃煤转为燃油的重要性。他宣称，石油就是未来，它可以大量存储，而且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舰船跑得更快。他说，作为常识，决定海战的“首要因素是速度，它让你能够在你希望的时间、希望的地点，以希望的方式进行战斗”。它能让英国战舰比敌舰更胜一筹，并且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听完费希尔的话，温斯顿·丘吉尔明白了他的意思。

改用石油意味着皇家海军的威力和功效将被提升到“一个明显的高度：更先进的舰船、更优秀的船员、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更加紧张的战争形势”。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对海洋的控制。此时，英国在国际上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他们需要周密考虑如何建立并充分利用这一优势。1913年夏天，丘吉尔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名为《皇家海军石油燃料的供应》的文件。他提出，解决方案是从众多石油生产商手中提前买入燃油，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控股一些值得信任的资源供应商”。不过，随后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仅就一点达成了共识：海军部应保证范围最广、出产最多的石油供应地的安全。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首相和他的大臣们现在相信，石油是未来生存的必需品。他随即在定期汇报中告诉国王乔治五世，政府计划控股英波石油公司，以保证“可信资源供应”的安全。

丘吉尔积极地推进他的事业。保证石油供应的安全不仅仅和海军有关，它还能够捍卫英国的未来。尽管他将煤炭资源视为帝国霸业的基石，但相比之下，石油更为重要。他在1913年7月告诉国会：“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必需的无数的商品。”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储备，但是不能指望公开市场，因为投机商们已经使该市场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

因此，英波石油公司似乎给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前任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该公司特遣保卫部队指挥官海军上将爱德蒙·斯雷德爵士（Sir Edmond Slade）看来，英波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十分合理”，如果有充足的资金，它将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控制该公司，从而确保石油的供应，是上天赐予皇家海军的良机。斯雷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以完全合理的成本”获得该公司的控股权。

与英波石油公司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到了1914年夏天，英国政府成功买下该公司51%的股份，并获得了该公司的经营权。丘吉尔在国会下议院的雄辩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英国的决策者、规划者和军队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他们拥有了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石油资源。仅仅11天后，弗朗茨·斐迪南就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在开战后的一片混乱行动中，人们很容易忽视英国为确保其能源需求所采取的措施。一部分原因是很少人能够知道当时的幕后交易：除了买下英波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之外，英国政府还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向海军供应石油的秘密条款。这意味着1914年夏天出海的皇家海军军舰，在与德国军舰的拉锯战中，能够享受中途燃料补给的好处。以石油作为燃料，使得英国人的舰船比对手的更快更好，但是最重要的优势是它们能够停留在海上。1918年11月，寇松勋爵在签署停战协议后不到两周时，在伦敦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告诉听众：“协约国是乘着石油的波浪驶向胜利的。”一位法国议员领袖对此表示欣然同意。他说，德国对钢铁和煤炭过分关注，但是对石油的重视却不够。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同时也是胜利的血脉。

这的确说出了某些真相。虽然军事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兰德的杀戮场上，但在亚洲心脏地带所发生的事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却有着重大意义，甚至对战后的影响更大。当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第一枪打响时，奥斯曼帝国正在考虑自己将在愈演愈烈的欧洲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尽管苏丹坚持认为他的帝国应该置身事外，但他的官员们强烈建议，将帝国与德国的亲密传统升级为同盟关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当欧洲列强忙于发布最后通牒和彼此宣战时，喜怒无常的奥斯曼帝国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联系了位于巴格达的陆军总部司令，警告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很有可能与英国人开战。”如果战争爆发，阿拉伯的领导人将站起来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圣战中的军事行动；波斯的穆斯林民众也将站起来反抗“俄国人和英国人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打响的头几周内，英国就从孟买派出了一个师去保卫阿巴丹，确保输油管和油田的安全。之后，英军又于1914年11月占领了战略重镇巴士拉。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在升旗仪式上向当地居民宣告：“本地已无土耳其政府的残余势力。英国旗帜在此地升起，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你们都将享受到自由和正义的恩泽。”其实，当地的习俗和信仰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保证英国能够获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英国意识到其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十分薄弱，因而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包括麦加的谢里夫（Sharīf）[72]侯赛因（·usayn）——提议：如果侯赛因“及大多数阿拉伯人”能够支持英国对抗土耳其，那么英国“将保障麦加酋长国的独立和特权不受任何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这还不是最诱人的，作为支持英国的回报，圣城麦加的守护者和古莱氏族（Quraysh）的成员、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Hāshim）的后代侯赛因，将得到一个帝国：也许现在该由“血统纯正的阿拉伯人”在麦加或麦地那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

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实力去履行承诺。然而从1915年年初，当局势向着不好的一面发展时，英国人决定欺骗侯赛因。这部分是因为在欧洲战场上无法速战速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终于开始摆出与英国在波斯湾的对峙姿态。同样令英国担心的是，土耳其人还对埃及虎视眈眈，并且威胁到了苏伊士运河。东方来的船只如果不能够经由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那就不得不多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绕非洲航行一圈。为了转移土耳其人的物力和注意力，英国人决定在地中海东部登陆并开辟新的战场。因此，只要能够减轻协约国军队的压力，英国便愿意与该地区的任何势力做交易，况且许下一个要很久以后才会履行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并不是什么难事。

针对俄罗斯，伦敦也在打着类似的盘算。尽管对战争的恐惧很快四处蔓延，但是英国的一些核心人物却在思考是否要让战争尽快结束。前任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担心，迅速击败德国会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危险，促使后者野心膨胀，从而危及印度。此外贝尔福还听说，一个关系过硬的游说团体正在圣彼得堡试图劝说俄国人与德国人妥协——在贝尔福看来，游说成功等同于英国战败。

英国人的担心意味着他们必须确保俄罗斯对联盟的忠诚。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是两个相当合适的诱饵，不仅可以维系协约国的团结，还能够将沙俄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来。尽管俄国很强大，但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它缺少黑海之外的不冻港。俄罗斯想要进入地中海，必须先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位于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两端的狭长水道将欧洲与亚洲分开，是连接俄罗斯南部粮食产地与其出口市场的生命线。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闭使得大量小麦烂在仓库里，给俄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并且引发了是否要对控制着这两个海峡的奥斯曼帝国宣战的讨论。

因此，当英国在1914年年底提出关于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未来归属的问题时，俄罗斯人十分高兴。英国大使对沙皇的官员们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丰厚的战利品”。一旦战争结束，君士坦丁堡将转交给俄罗斯，但是要保留一个“非俄罗斯领土的、供货物往来的”自由港，并承诺“货船能够在这两个海峡间进行自由的商业通航”。

尽管西部前线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参战双方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而且流血和厮杀预计还会持续几年，但是协约国已经开始坐下来讨论怎样瓜分敌人的土地和利益，以及停战后如何指控德国及其同伙的帝国主义行径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战争爆发后仅仅几个月，协约国居然就在设想如何饱餐敌人战败后留下的尸体了。

用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还不是最夸张的事。1915年年初，一个以英国莫里斯·德邦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为主席的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对胜利之后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提出建议。其中一部分涉及对奥斯曼的瓜分方案，并且要让目前的盟友（过去的敌人和未来潜在的对手）感到满意。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决不能让英国被人怀疑对叙利亚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任何要求的话，这将意味着和法国关系的破裂。”因为法国企业曾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于是，为了展现与俄罗斯的团结，并避免在叙利亚与法国人产生冲突，英国决定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从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建一支部队，不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而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处、守卫着君士坦丁堡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半岛登陆。这是一个奇怪的登陆点，非常不适合发起大规模攻势，而且对许多登陆士兵而言也是一个死亡陷阱，他们不得强攻一个位于高处的、极其牢固的土耳其阵地。这一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连接欧洲、近东和亚洲的交流及贸易网络。

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已经安排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中东问题。在1915年下半年及1916年年初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自大且听命于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的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与傲慢的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ois Georges-Picot）瓜分了这一地区。两个人划定了一条分界线，从阿卡（位于今天以色列的北端）向东北方一直延伸到波斯的边境：法国可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自由行事；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苏伊士运河则由英国支配。

这种瓜分战利品的做法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关该地区命运的、相互矛盾的消息传开之后。侯赛因仍然收到承诺，在阿拉伯独立和哈里发国重建之后由他出任领导人；英国首相一直公开宣称，“人们应该承认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自不同的民族情况”，这似乎是对主权和独立的承诺；还有美国，英、法两国不断向其保证，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战，而是把捍卫民族、人权和人性的独立放在第一位”。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话说就是，英国和法国满怀热情地宣称，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目标，要为了解放土耳其血腥暴政下的人民而奋斗。威尔逊（Wilson）总统的外交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在从英国外务大臣处得知了这一秘密协定后写道：“一切都糟糕透了”，法国和英国“正在使中东变成未来战争的滋生地”。他说对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波斯发现的自然资源让英国人很清楚这里的利益有多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很可能埋藏着同样可观的资源。事实上，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当天，一项在该平原地区勘探石油的特许权就得到了批准。一个由土耳其石油公司领头的财团得到了这一授权，英波石油公司是其大股东，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及促成这桩协议达成的出色交易人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也获得了少数股权。无论中东地区的人们和国家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事实真相是，在幕后设计该地区未来的官员、政客和商人的脑袋里只有一件事：确保对石油，以及将石油输送到港口并装船的输油管的控制。

德国人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份落入英国人手中的简报文件判断称，英国有两个高于一切的战略目标：第一个是保持对有着独一无二的战略和商业价值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第二个是守住波斯和中东的油田。这是一个敏锐的判断。大英帝国在各大陆的领土几乎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尽管这些地方有着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但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石油。

英国的辖区内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石油储备，因此战争给了英国人一个弥补这一不足的机会。充满书生气的战时内阁大臣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写道：“唯一可能的大规模供应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控制这些石油供应地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同一天，汉基在给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信中强调，从军事角度看，这一地区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英国如果要“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宝贵的油井”的话，就应该积极采取行动。

战争结束前，英国外务大臣在谈及他心中的未来时语气强硬。肢解敌人的帝国是确定无疑的，他对一些高级官员说：“我不关心我们在何种体系下占有石油，无论是永久租借权还是其他任何形式，我只知道，得到这里的石油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这一决定及其背后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1915年年初，海军部每月消耗8万吨石油；两年后，随着大量军舰开始服役以及燃油发动机的普及，这一数字翻了一倍多，达到了19万吨；而随着1914年机动车辆的数量从100增加到数万，陆军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更为夸张；到了1916年，这一负担耗尽了英国的石油储备——汽油库存从1月1日 3600万加仑骤降至六个月后的1900万加仑，又过了四周后只剩下了1250万加仑。当一个政府委员会开始调查未来12个月的需求时，它发现，现有的库存仅能勉强支撑半年。

尽管石油配给制度的施行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供给问题的持续担忧还是让海军大臣在1917年春下令：皇家海军的军舰要尽可能地待在港口里，在海上的巡航速度不得超过20节。1917年6月的一次需求预估显示出事态的紧迫性：到该年年底，海军的石油储备最多还够用六个星期。

德国人发展出的高效潜艇战让事情变得更糟。英国一直从美国大量进口石油（而且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很多油轮都未能突破德国潜艇的封锁。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佩奇（Walter Page）在1917年写道，德国人击沉了“如此多的运油船，这个国家（英国）的危机可能就在眼前”。

一次使发动机转速更快、效率更高的技术革命导致了1914年后战争的迅速机械化。但是石油消耗的猛增反过来意味着，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令人不安的石油问题，成了英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些英国决策者对未来的期望很高。在波斯东部工作而且非常了解这个国家的珀西·考克斯在1917年就提出，英国有机会牢牢掌控波斯湾，并且将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和土耳其永远排斥在外。因此，尽管就欧洲的战事而言，俄罗斯因1917年革命而崩溃，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上台后迅速地与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其他一些地区仍看到了不少希望。贝尔福勋爵在1918年夏天告诉首相，独裁统治下的俄罗斯曾经“对于它的邻国来说是一个危险；而在它的非邻国之中，我们受到的威胁是最大的”。俄罗斯的内部破裂对于英国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英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强化他们对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这片地区的控制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