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俄罗斯人的野心急速膨胀。没过多久，他们就废除了《巴黎和约》中所有关于黑海的条款。俄罗斯一个接一个地说服了欧洲各国政府，默许从整体上修改和约，或删去相关条款。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提出反对，只有一个例外：英国。1870年冬，英国内阁收到的关于废除条款的提议副本被泄露给了圣彼得堡的媒体，同时泄露的还有伦敦断然拒绝的消息。戈尔恰科夫公爵推波助澜的努力在俄罗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英国媒体对此义愤填膺。
《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宣称，俄罗斯想要重新谈判的企图是十分恶劣的，“是对欧洲法律、国际道义和英国政策的公然挑衅和藐视”。不少人相信战争迫在眉睫，因为除了使用武力遏制俄罗斯外，英国别无他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给《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信中写道：国人对此事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些行动也许是在挑衅，但是不应该触发军事冲突。在给外务大臣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的电报中，维多利亚女王也同意：“能否给这些主要报刊一点暗示，不要在这里鼓动战争情绪？”
引起英国人担忧的，与其说是黑海的局势，不如说是俄罗斯不断秀肌肉的行为。采取军事行动不切实际，手里又是一副政治烂牌，英国人除了让步别无选择。这也让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遭受到众议院富有魅力的政客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冷嘲热讽。俄罗斯得到了它想要的，即能够在黑海沿岸自由活动，以及在克里米亚和黑海北部沿岸的港口部署战舰的权力。一位英国目击者称，这一“胜利”结果使圣彼得堡感到非常满意。据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私下里为此欣喜若狂，他下令在冬宫的小教堂演唱《感恩曲》（Te Deum），之后在圣彼得保罗大教堂“虔诚地祈祷了一段时间”。
英国人无法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但他们很快便想出了一些新的手段。关于英国统治者称号的议题被提交讨论：考虑到英国治下的领土、地域和人口的规模和分布，有人提议应该将君主的头衔从国王升级为皇帝。这一修饰性的改变在国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想要更改沿用了数个世纪的级别、头衔和名称的主意吓坏了传统主义者。格兰维尔勋爵告诉上议院，国王对下一级的统治者拥有最高权威，没有必要升级君主的头衔。他宣称：“议员们，关于女王陛下本人的尊严，没有什么比‘维多利亚’‘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这样的头衔更有吸引力了。”这才是君主应有的名称。
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和沙皇。除了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外（沙皇Tsar是凯撒Caesar的简化形式），为了在官方外交和正式场合中显示出他所有的荣耀，沙皇的正式头衔中罗列了完备而冗长的统治地区名单。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新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向国会强调，一个高于女王的头衔将提升印度人民的信心，他们对涉足中亚的俄国始终感到忧心忡忡。维多利亚女王赞同这一原则，她写信给迪斯雷利说：“从印度打击俄国是正确的方式”，而且一个更高级别的头衔有助于加强印度臣民的忠诚。
另一些议员怀疑用这样的方式竞争究竟是否有必要。一位议员说：我们英国人“已经统治了印度一百年”，难道仅仅“为了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就要变更女王的头衔？然而，东方的剧变还是让一些人深感压力，他们挑衅地宣告：“不列颠对印度斯坦的统治将一直延续下去”，因此，“这一领土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割让出去”。俄国的边界距离女王在印度的领土只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这是造成恐慌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终于在1876年通过了议案，宣称维多利亚不仅仅是一位加冕40多年的女王，还是一位女皇。她本人也很喜欢这一说法：在赐给迪斯雷利的圣诞贺卡中，她的签名是“女王兼女皇，维多利亚”。
在这种看似肤浅的手段之后，是更为实际的措施。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英国越来越担心它的领土会被对手夺走。英国人和俄国人都致力于在对方的国土上建立间谍系统，试图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并拉拢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士。旁遮普骑兵团的麦克林（Maclean）上校是19世纪80年代那些受委派监视波斯、印度和阿富汗边境活动的间谍之一。他建立了一些由当地商人和电报运营者组成的团体，并且鼓励他们打听传递有关这一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息。麦克林的目标是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他送给他们围巾、地毯、雪茄甚至是钻戒，以显示与英国合作的好处。麦克林为这些贿赂行为辩护说，这是拉拢当地权势人物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些礼物最后都被当地统治者用来在这片让外部势力激烈竞争的动**地区上强化神权。
真正让英国人担心的是俄国的意图和能力，以及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印度施加的压力。伦敦开始将重点转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上，迪斯雷利建议女王做好授权派遣英国军队进入波斯湾的准备，同样，作为印度女皇的她还应该命令她的军队将俄罗斯人逐出中亚、赶回里海。局势愈发紧张，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在1878年至1880年间两次下令入侵阿富汗，并在喀布尔统治家族中扶植了一个傀儡。英国锲而不舍地劝说波斯人签署《赫拉特公约》（Herat Convention），该公约承诺保护中亚地区抵抗俄罗斯的扩张。但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波斯人在该地区有着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国在近期的干预活动中不仅没有帮忙，反而使阿富汗获益，这让蒙受损失的波斯人耿耿于怀。与此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与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联系，以便更快获取任何俄国人的行动信息，无论是军事还是其他方面。
政府高官们绞尽脑汁，商讨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况。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系列报告开始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与俄罗斯在其他地区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也会给东方带来压力：在1877年俄国入侵巴尔干后，一份备忘录探讨了“万一英国加入土耳其一方与俄国开战，他们可以在印度采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写于1883年的备忘录则怀疑“俄国可能入侵印度吗”；不久之后的另外一份备忘录的题目是“俄罗斯的弱点是什么，以及当前的局势对我们在印度制订的边疆政策有何影响”。这些文件的作者、鹰派人士的弗雷德里克爵士（Sir Frederick，后来升为勋爵）在1885年被任命为印度英军总司令，这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亚洲局势持悲观看法，即便在1886年英国获取了俄军上将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一系列入侵计划。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亨利·布拉肯伯里（Henry Brackenbury）认为，从俄国人的进攻意愿以及沙皇军队的准备程度来看，俄国的威胁明显被夸大了。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曾经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议员和万灵学院（All Souls）[62]的奖学金获得者，但是在当了10年的印度总督后，变得愈发目中无人。他看不到俄国在东方利益的背后有什么大计划、大战略。他在1889年写道：“俄罗斯人的策略既不统一，也不犀利，更不持久。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多变的计划，它依赖于事态的发展。他们期望从其他人的失误中获利，但犯错的又往往是他们自己。”
俄罗斯对中亚大局特别是印度的态度，的确有些虚张声势和一厢情愿。军中不乏头脑发热之人谈论着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次大陆统治者的宏伟计划；一些实际行动也付诸实施，似乎表明俄罗斯对待利益并不消极。例如，一些官员被送去修习印地语，为即将介入印度做准备。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也送上门来，如旁遮普大公达立普·辛格（Duleep Singh）就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希望“约250万的同胞能从英国统治者的残酷枷锁下被解放出来”，并宣称其“代表了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印度王公”。这似乎是在公开地邀请俄国人将国境线向南推进。
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方面，如何将新近征服的广袤疆域纳入帝国管理体系，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难题。被派到突厥斯坦的官员们埋头于复杂且错误百出的土地登记工作，在精简当地税务和法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这引发当地民众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抱怨，加上伊斯兰教影响着这些帝国治下“新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使得圣彼得堡内阁将之称为“我们东方边境上的宗教狂热”。对这些新领土可能发生暴动和叛乱的担心如此强烈，以至于俄罗斯免除了当地的强制兵役制度，征税标准也被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刻薄地指出，连俄罗斯的农民都没有享受过如此慷慨的待遇。
另一方面，人们对当地居民的看法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俄国批评家们提醒民众不要抱有像英国人那样的偏见态度，他们注意到英国士兵“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塔什干集市中的商贩。据说，一位英国上校的妻子曾经拒绝参加克什米尔大公的晚宴，并称后者是一个“肮脏的印度人”。然而尽管有这些批判，俄国人的态度也没有开明到哪里去。沙皇的官员们也许会相互抱怨英国对待当地人的方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言行有何不同。一位在19世纪来到印度的俄国游者写道：“所有的印度人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全部的才智和灵魂都奉献给了最可怕的高利贷。这些被诱骗上当的当地人真是活该倒霉！”
尽管如此，人们对俄罗斯即将触摸到新世界仍然深感振奋，正如内政部长皮奥特鲁·瓦鲁耶夫（Pyotr Valuev）在1865年的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切尔尼亚耶夫（Cherniaev）上将已经占领了塔什干。没有人知道此举的意图何在……但是我们在帝国遥远边疆所做的一切事情总是那么的喜人。”疆域扩张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俄罗斯人第一次来到了阿姆河畔，接着是乌苏里江，现在又到了塔什干。
尽管面临着这么多的新困难，但俄罗斯对东方的影响和介入仍在不断地推进，加速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丝绸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以及与中国的连通立即带来了贸易的繁荣：1895年至1914年间，俄罗斯的贸易量几乎涨了三倍。新的企业实体，比如为在远东的经济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的成立，为这些发展提供了支持。俄国首相皮奥特鲁·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在1908年告诉杜马（Duma，俄罗斯议会），俄罗斯的东部是一个前景广阔、资源丰富的地区。“我们偏僻而荒凉的边疆蕴藏着大量的黄金、木材、皮毛，拥有适合耕种的广袤土地”，他提醒说，尽管目前人口稀少，但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俄罗斯必须抓住眼下的发展良机。
不过对于同样希望精心维护其远东地位的英国人来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尤其困难。例如，在1793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使团在向乾隆皇帝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请求后遭到了傲慢的对待。中国的关系网络渗透到“天朝治下的每一个村庄”。因此，大清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道，英国的请求真是出乎意料。“正如你的大使亲眼所见的，”他继续写道，“我们拥有一切。我不认为奇技**巧有何价值，贵国的产品没有用处。”
事实上，这是在自我吹嘘，清朝后来还是同意了这些条款。这种强势的答复恰恰是基于对英国人得寸进尺的敏锐认识，因此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种疑虑并没有错，一旦被授予了贸易特权，英国人便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保护并扩大它的利益。贸易扩张的核心是鸦片销售。尽管这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对药物上瘾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愤怒不已，但英国政府却对此不屑一顾。鸦片贸易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更加猖獗，该条约打开了一些之前受到严格限制的通商口岸，并且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入侵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之后，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特权。
一些人将此视为西方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当时的一份英国报纸写道：“英格兰人注定会打破这个政府的虚伪行径，欧洲人被它迷惑了太久，并向其子民揭露它的空虚和邪恶。”另外一位评论员也进行了同样的报道，他写道：“中华帝国的神秘和排外作风已经被开放积极的西方文明所打破。”
英国试图抑制俄国在远东的兴起，因此决定在1885年占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海域的巨文岛（Komondo）“作为基地”。英国内阁被告知：“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封锁俄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并且作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动的前哨阵地。”为了保护英国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它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打击对手。1894年，在带来新机遇的铁路开通之前，中国超过80%的海关收入都来自英国和英国公司——他们的船队为中国贡献了全部贸易额中的五分之四。因此很显然，俄罗斯的崛起以及能将商品通过陆路运往欧洲的新贸易线路的出现，将大大损害英国人的利益。
随着对立气氛的日益紧张，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人开始着手拉拢波斯。俄国与波斯结盟的可能威胁到了印度的西北大门。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估，伦敦认定俄国经由阿富汗和兴都库什山脉对印度次大陆施加的压力是有限的。对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来说，在中亚地区画出一条进军线路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过他们也得承认，这里的山路非常危险、难以通行，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当然，小规模的突袭还是不能被忽视的）。
除了拉拢波斯，俄罗斯在其南部的行动同样越来越活跃。在1884年的一次行动中，俄罗斯人出乎英国的官员和情报人员意料地（他们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占领了梅尔夫，并且还向德黑兰请求支援。现在，俄国的边境距离赫拉特只有不到200英里，通向坎大哈及印度的道路已被打通。更让英国担心的，是紧随着扩张行动建立起来的、连接新领土与俄罗斯腹地的基础设施：1880年，能够实现在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之间快速往返的外里海铁路（Trans-Caspian Railway）动工修建；1899年，一条铁路支线连接了梅尔夫和库什克（Kushk），并将赫拉特纳入了军事打击范围内。这些铁路线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们是能够将物资、武器和士兵运输到大不列颠帝国后门的动脉。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不久之后便向东方司令部的官员强调说，这些延伸如此广泛的铁路很是棘手；必须确立一条“阻止俄国人前进”的界线。元帅表示，如果他们越界了，就将“被视为宣战行为”——即开战的理由。
这些铁路线还带来了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转给伦敦一份小册子的摘要。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鼓吹将铁轨延伸进入波斯和阿富汗的俄国官员。他承认，英国可能不会欢迎这一新的交通体系，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毕竟一个遍布亚洲的铁路网络将使得“印度和东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全被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这有些夸张了，资深外交家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如此评论道，“作者提出的战略思想没有太大价值”，因为考虑到英国对波斯湾的控制，俄罗斯人只有疯了才会在该地区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面对俄国贸易触角的扩张，英国人仍然惴惴不安。幽灵和阴谋在每个角落里都可以被发现，并且都被焦虑的英国外交官们忠实地记录下来。比如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出现在布什尔（Bushihr）的俄罗斯医生帕斯楚斯基（Paschooski）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他声称是来治疗瘟疫患者的，这是真的吗？一位被确认为是达比扎大公（Prince Dabija）的俄罗斯贵族的到访也受到了极大怀疑，甚至他的一些看起来“十分低调的活动和意图”都被人们广泛关注和传播。在伦敦，俄国人登上了议会日程的头条，受到首相本人的重视，并且成为外务部的首要事务之一。
眼下，波斯成了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波斯坐落在东西方的中心，拥有着令人垂涎的战略要地，它的统治者被那些争取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人所提供的慷慨软贷款[63]给养胖了。英国一直小心翼翼地满足着波斯统治者的奢侈要求和物质欲望，直到1898年，挥霍无度、留着八字胡的伊朗国王穆扎法尔·奥丁（Mo·affar od-Dīn）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拒绝了一项200万英镑的贷款。英国立即派了一位高级官员前去询问原因，但却吃了波斯人的“闭门羹”。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都开始亲自过问此事，指示财政部缓和局面并且提高贷款额度。有关幕后交易的谣言开始流传，最终确认的结果是，俄罗斯提供了金额大得多的贷款，而且条件更加优惠。
这显示出圣彼得堡的高超手腕。俄罗斯的国内税收出现急速增长，同时外国投资开始大量进入。俄国的中产阶层逐渐涌现出来——就像契科夫戏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里的洛帕欣（Lopakhin），他这一代人在过去会被拴在土地上，现在借助社会的变革、新的国内市场和新的出口贸易机遇为自己赢得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喜欢用城镇数量、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的大幅增加来表明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只要看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舞蹈和音乐等方面的兴盛，以及托尔斯泰、康定斯基（Kandinskii）、佳吉列夫（Diaghilev）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就能感受到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的文化和经济欣欣向荣。
国家的日益兴盛使得俄罗斯有资本主动向波斯人示好，满足他们对金钱贪得无厌的欲望。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结构性低效，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的骄奢**逸。英国驻德黑兰公使莫蒂默·杜兰德（Mortimer Durand）发回了他的奥地利线人在20世纪初从君士坦丁堡收集的资料，该资料表明沙皇政府有意提供金额高于英国的贷款。伦敦顿时乱成了一片。英国人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从奎达到锡斯坦的铁路扩建以及电报线路建设项目，目的正如寇松勋爵所写的那样：“拯救南波斯，防止它落入俄国人手中。”
一些人提出了更激进的建议，试图抵消俄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其中包括承建锡斯坦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以作为土地开发和与当地建立联系的手段。甚至还有人提出租借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土地，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护通往印度的道路。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俄国会不会发动进攻的问题，而是何时发动。正如寇松勋爵在1901年所说的：“我们与俄罗斯之间需要一些国家来提供缓冲。”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突厥斯坦和阿富汗相继失守，现在又轮到了波斯。他继续说道，缓冲带已经被挤成了一张薄片。
索尔兹伯里勋爵绝望了，他敦促外相兰斯多恩（Lansdowne）找到借钱给波斯的途径。首相在1901年10月写道：“局势看起来……毫无希望。”财政部极不情愿地增加了贷款金额，然后震惊地看着波斯国王及其随从们迅速大笔挥霍。英国人别无选择，首相写道：“如果找不到钱，波斯就会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国，届时我们只能靠武力保护波斯湾的港口不落入俄国人手中。”
早在一年前英国人就已经开始担惊受怕了，当时有消息说，俄国正准备控制扼守着波斯湾最窄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要冲阿巴斯港。一位惊慌的贵族告诉上议院：“让一个强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兵工厂，不仅会威胁到我们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而且还威胁到我们与澳大利亚的贸易。”英国军舰被授权对俄国人的任何可疑举动采取相应对策，兰斯多恩勋爵态度坚决：“我们必须将其他大国在波斯湾建立的海军基地或者港口要塞视作对英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他说，后果将是严重的——换句话说，就是战争。
俄罗斯的幽灵到处都是。有关俄国官员、工程师和勘测员进入波斯活动的情报如潮水般涌向伦敦，让英国外务部的官员们焦心不已。议会就一家新成立的俄罗斯公司所代表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该公司在黑海的敖德萨港（Odessa）与波斯南部沿海的布什尔之间从事贸易活动。报告言之凿凿地称，那些以“鸟、蝴蝶和其他动物”为代号的模糊人物，实际上就是俄国间谍，他们正在向那些生活在边境争议地区的部落成员分发武器，并且煽风点火——这可吓坏了议员们。这一局面引起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注意，他在1901年写信给外相，表达了他对“俄国在波斯的影响力似乎正在日益扩大，损害了英格兰的利益”的关心，并敦促他转告波斯国王，英国绝不能容忍败给俄罗斯。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报告称，波斯国王发誓他“不会让波斯卷入入侵印度的意图”——不过他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
当英国人意识到帝国已经扩张过度时，焦虑的心理达到了顶峰。与南非布尔人（Boer）以及中国义和团之间的冲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列颠在海外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俄国扩张的恐惧。1901年年底，伦敦的内阁收到了一份悲观的报告：一旦铁路线从奥伦堡（Orenburg）延伸到塔什干，俄国人将有能力派遣20万人进入中亚，并且一半以上都会部署在印度边境附近。前不久还有一份来自格鲁吉亚巴统市（Batumi）的报告称俄罗斯打算向中亚派出2万人，后来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无法承受巩固边境所需的开支——根据几年后的计算结果，至少需要2000万英镑，并且之后每年都会滚动增长。
1905年圣彼得堡的暴动以及日俄战争中沙皇海军的惨败，给那些认定俄国迟早会大肆入侵的人带来了些许安慰。英国人难以抵御人们口中的“俄国危险的扩张”（menacing advance of Russia），他们需要其他方案以避免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份来自军情处的报告建议，或许可以和德国达成协议，用来牵制俄罗斯的注意力。
在伦敦，人们开始转而讨论英国军队是否能够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当务之急是维护不列颠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仔细评估了占领巴士拉的可能性，并且还激动地商讨着瓜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以便进入幼发拉底河肥沃平原的方案。于是在1906年，英国向波斯提议修建一条从波斯湾通向摩苏尔的铁路线，除了其他的好处，这还使得英军能够进入俄罗斯的软肋高加索地区。但是由于可行性和成本方面的原因，这些提议被一个个地否决了。正如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提醒的，入侵以及保护新的疆域，需要花费数百万英镑。
格雷心中打着其他算盘。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颇受制约，并且岌岌可危。英国所要做的，是转移俄罗斯人的视线，让他们的关注点远离这一地区。1905年年底，在接受任命前的一个月，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声称如果能够就“各自在东方的财产”与俄国达成共识，一定获益良多。他说，英国政府从来都无意于“阻止或挫败俄罗斯在欧洲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帮助俄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将俄罗斯人的注意力从亚洲转移出来。
英国人遇上了一个好时机。法国对德国这一邻居兼可怕对手迅猛发展的经济感到日益不安。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受围困，普鲁士军队在市中心耀武扬威，最后法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法国人对此历历在目。普鲁士的入侵速度令人震惊，法国人担心再一次的闪电打击仍然会令自己措手不及——尤其是考虑到，前一次战争的结果之一便是让德国在凡尔赛宫宣布了它的统一，成为一个帝国。
这些还不够糟。德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同样让法国人十分担忧，在1870年之后的20年里，德国的煤炭产量涨了一倍，钢铁产量则涨了三倍。经济上的崛起使得德国那些已经很可观的陆地和海上军事力量得到了更多的投资。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外交官在幕后拼命活动，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且结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卫：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或其盟国出动军队，他们就对德国发起攻击；两国还正式承诺，如果伦敦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们也将对英国采取行动。
不列颠急于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到其西部边境上来，这对法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伦敦与巴黎重新联手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04年，经过对双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详尽磋商，两国签订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角色是这些协议的核心内容。1907年，三国协约正式建成。英、法两国与占据了世界中心地带的俄国达成了正式协定：一条固定的分界线划分了三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同时，协定的条款还将俄国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间压缩到了最小。爱德华·格雷主张，将印度从“紧张和不安”中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是与俄罗斯取得更加积极的相互理解，这将确保“俄国无法在波斯占据到对我们构成威胁的部分领土”。正如他在1912年时所吐露的，他对试图同时推动和遏制俄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政策。”换句话说，寻求盟友是更加体面、更富成效的前进方式。
然而资深外交家明白，与俄国的和解代价，是德国。正如伦敦外务部的常务副官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强调的：“对于我们而言，在亚洲和近东与俄罗斯达成充分谅解，远比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便在两年之后他被指派到印度担任总督时也是如此。他写道，如果俄罗斯意图在波斯扩张，“我们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持欧洲的均势：“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法国和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俄罗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远远高于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德国。”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波斯的紧张局势，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接着说道：“我想，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俄罗斯保持充分的谅解，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同盟条约签署后，不计代价地取悦俄国就成了英国的首要政策。1907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俄罗斯驻伦敦大使，英国会考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与英国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的话。于是圣彼得堡发起了新一轮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国对波斯尼亚（Bosnia）事件的默许换取奥地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的支持[64]这一交易后患无穷，足以导致欧洲势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再次强调牺牲英德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与德国达成可能分化我们与法俄关系的政治谅解。”这种坚定专一的政策让圣彼得堡方面深刻感受到了英国示好的热切程度，以及其中蕴藏的机会。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年末时深思熟虑地说道：“在我看来，伦敦内阁似乎认为1907年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Convention）对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着说道，既然如此，看来英国会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以维持这一对其如此重要的条约”。这个判断真是一针见血。
当俄国军队在1910年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英国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惊恐。俄国人的扩张举动显示出英国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观评估那样，事情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同样的故事也在阿富汗和波斯上演：“这条线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国对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国人想要占领波斯，而我们并不想”。大不列颠帝国正在成为过去时，至少在亚洲是如此。这场政治博弈终于接近了尾声，剩下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随着局面的急转直下，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一个可能使处境更为恶化的终极噩梦：俄国与德国结盟。这种忧虑已经困扰了英国决策层很长时间，因为事实上，1907年英俄同盟的基础就是必须在亚洲进行合作，并且找到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状态。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提醒格雷：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向柏林靠拢”。
恐慌情绪因德国国力和野心的持续攀升而愈发严重。柏林经济的繁荣以及军事开支的增长是英国焦虑的根源。德国人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优势”，而这将引发军事上的冲突，英国外务部的一些资深官员对此深信不疑。所有帝国都面临着对手的挑战，尼科尔森提醒爱德华·格雷爵士道，“我本人确信，我们和德国之间也将迟早爆发一场争斗”，因此让法国和俄国保持满意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打破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微妙平衡的可能性，意味着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英国人越来越害怕俄罗斯可能会加入同盟国阵营（即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破坏英、法、俄之间的关系以及“粉碎三国协约”被认为是柏林的首要目标。格雷后来在焦虑的气氛中承认，“我们真的害怕”俄国被怂恿脱离三国协约的可能性。
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例如，德国驻波斯大使就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国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只要俄国认为其在波斯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就可以从圣彼得堡在其他地区的让步中得利。这就是1910年德国皇帝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波茨坦会面的背景。同时，双方的外交大臣还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这显然加深了人们对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口中“欧洲集团”重组的恐惧，英国将为此蒙受巨大损失。
在1907年与俄国结盟之前，英国的外交官们就已经对德国及其行为（实际发生的或者想象中的）充满了猜忌。三年前，在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前不久，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收到了外务部一名助理的来信，告诉他，英国驻法使团的领导人应该睁大眼睛盯紧德国人的动向。伯蒂在回信中指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确的，“它从来没为我们做过任何事，反而一直在伤害我们。它既虚伪又贪婪，是我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真正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却在为陷入法俄同盟的包围而烦恼不已。同盟涉及军事合作，并承诺任何一方受到挑衅都将采取联合行动，这让德国这个中欧国家毫无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不安全感构成了德国威胁的基础。没过多久，这种腹背受敌的妄想就促使德国最高司令部开始研究自己的对策。1904年法俄结盟后，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计划如法炮制1870年对法国的粉碎性进攻，并设想在掉头向东迎击俄国之前，德皇的军队能够迫使法国中立化。这一计划将给军事和后勤带来巨大压力：它需要100万名铁路工人、30000列火车、65000辆运兵车以及70万辆货车，这样才能够在17天内将300万士兵、86000匹马以及堆积如山的弹药运送至前线。
同一时期，俄国军队也开始着手制订对策。1910年的“19号计划”（Plan 19）拟订了一系列应对德国进攻的具体方案，包括撤回到从科夫诺（Kovno）到布列斯特（Brest）南北一线的要塞中，同时准备反攻。1912年，基于这一意图，俄军又设计出两个修正方案：“19A计划”（Plan 19A）和“G计划”（Plan G）。根据后者的方案，一旦德国发动战争，俄国军队可以迅速组织反击，并且拥有明确的目标：将战火烧到敌国境内——即进入德国和奥匈帝国。
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德国皇帝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外部日益增加的压力，觉得自己被逼入了墙角。公众对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铁路提议的反对让德皇头疼不已。不过他也知道，只要他的国家与英国开战，在数千英里之外铺设铁轨的举动当然就会成问题。他接着想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我们的士兵驻扎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是否现实？
1911年，法国军队违反此前柏林与巴黎达成的协议，占领了摩洛哥。当时德国派出了“黑豹”号巡洋舰，企图用武力迫使法国妥协，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国不仅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受到严厉限制，而且更糟的是，柏林的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1911年9月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的股票暴跌超过30%，导致德国国家银行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尽管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次经济灾难并不是法国人设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在此期间趁机撤出了短期资金，这一做法无疑加剧了德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为了打通新的渠道、建立新的联系和同盟，德国人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在近东和中东倾注了许多精力：德国人的银行在埃及、苏丹和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同时，一个在阿拉伯和波斯建立邮政系统的计划及相关研究，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投入，连德皇本人都慷慨解囊。伊斯兰世界与德语世界日益强化的联系，激起了年轻人、学者、士兵、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想象力。20世纪初，一名年轻人曾经热切地写下，当眺望着维也纳精美的建筑和环城大道（Ringstra·e）时，他不禁感受到一股“魔力”——阿道夫·希特勒并未觉得自己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古典时代这两个被浪漫化了的过去，而是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
德国人正在建立一种被围困的危机感，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柏林的敌人非常强大，而且可以任意摆布他们。总参谋长施利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和其他高级军官确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爆发得越早越好。毛奇认为，拖延战争对德国不利。他在1914年春天说道，最好在“我们有机会取胜时”就将对手拖入战争。
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4年9月这样问道：为什么我们被如此憎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嫉妒心是从何而来？他注意到了欧洲出现的紧张情绪，连流行文化也在煽风点火。有关德国间谍和德国统治欧洲的阴谋的书籍广受欢迎：威廉·勒寇（William LeQueux）所写的《入侵1910》一书卖了上百万册，并且被翻译成27种语言；还有萨基（Saki）的《威廉来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伦敦》，也是战争前夕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位英雄从亚洲回来后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战败并且被德国人占领。
这几乎是一些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德国人甚至能从中找到降低或规避风险的方法。比如书中提到，德国人完全可以向俄罗斯寻求和解——这是英国人最不愿看到的。同样地，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上将——他曾花了10多年的时间改造奥斯曼军队，并被那里的人尊称为“戈尔茨帕夏（Pasha）[65]”——给德国军队的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应对军事危机的。戈尔茨告诉他的同僚们，土耳其的支持不仅能在与俄国的对抗中派上用场，在与中东的英国人作战中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问题是，德国人对奥斯曼的关注严重刺激了俄罗斯人的神经。圣彼得堡的官员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十分在意，并且对硬挤入他们势力范围的新来者感到不安。在世纪之交，俄国人曾经无数次有过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念头；1912年年底，俄罗斯计划派军队控制这座城市，借口则是在巴尔干冲突中获取一个临时基地。然而，对于德国逐步控制奥斯曼的军队——包括借调一名奥斯曼舰队的指挥官——的情况，英法盟友却漠不关心，这惹恼了俄国。更令俄罗斯人不满的是，英国即将交付给土耳其人两艘无敌战舰。这些最先进的战舰将使奥斯曼给俄海军造成极大威胁，沙皇的海军大臣在1914年悲叹道，奥斯曼将拥有六倍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压倒性优势。
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贸易出口都要经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其中几乎90%的谷物是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等克里米亚港口装船。于是，为了让伦敦暂缓、搁置或取消交付军舰，俄罗斯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陷入了一场无谓的政治博弈。双方相互虚张声势，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告诉圣彼得堡：“我们在近东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数世纪以来俄罗斯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毋庸置疑的权利”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内外的机会主义者开始抓住奥斯曼帝国虚弱的时机，攫取一些边远省份，比如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入侵，以及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崩溃边缘垂死挣扎，欧洲列强的野心日益膨胀、冲突日益升级。德国人开始认真考虑向东扩张的问题，希望通过建立被保护国来打造“德国的东方”（German Orient）。尽管这听起来像是扩张主义，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态度也日益强硬，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防守手段。同英国一样，德国也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对德国而言，他们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占据奥斯曼帝国这一风中残烛中最好的部分；而对俄国来说，占领土耳其意味着夙愿的实现以及未来长久的安全保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威胁，不过是某种掩人耳目的说辞。尽管当代历史学家一再谈及前者遏制后者的愿望，但是遍及欧洲的竞争却是交错多面的。实际情况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现出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简单对抗要复杂得多。到了1918年[66]，开支不断上涨的海军竞赛、幕后叫嚣战争的激进情绪，以及试图在欧洲大陆挑起争端的德国皇帝及其将军们的盲目杀戮，掩盖了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
历史的真相完全不同。尽管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遇刺[67]导致了一连串的误解、争论、最后通牒以及根本不可能恢复的混乱秩序，但是真正让战争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却是数千英里之外的局势变化。俄罗斯不断增长的野心给英国在波斯、中亚和远东的海外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协约联盟陷入僵局。一系列互相承诺的条约，只是英国人用来阻止俄罗斯人更进一步的手段，它们首要目的是困住俄罗斯这个竞争者，以保护英国数世纪以来打造的令人眼红的阵地。
不过，尽管风暴正在酝酿，但是在1914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看不到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亚瑟·尼科尔森在5月写道：“自从我到外务部任职以来，还未见过局势如此平静。”人们有理由指望这是个好年份：美国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们在1月份庆祝他们的工资翻番，这要归功于销售提升和促进产量增加的创新举措[68]；医生们正在潜心分析首次成功间接输血的重要意义，这一成果是由一位比利时人对柠檬酸钠的开创性使用所带来的[69]；在圣彼得堡，让大多数人在初夏时分担心的是森林火灾，它的黑色浓烟将让阴沉的夏季天空变得更加压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菲尔特市（Fürth）的居民正在狂欢，他们的球队在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中，凭借加时赛的一粒金球击败了夺冠呼声很高的莱比锡足球队（VfB Leipzig），首次赢得了全国冠军，这使得球队的教练、英国人威廉·汤利（William Townley）成了英雄；在英国，诗人艾丽斯·梅内尔（Alice Meynell）眼中的大自然善解人意——1914年的初夏有如田园诗一般，丰收在望，每月都能见到“天堂般的喜悦”，因为“收获如同丝绸一般撒向田野”。
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厄运的来临以及即将与德国爆发的对抗。牛津大学的学者们正在准备歌颂德国人的文化与才智。考试院（Examination Schools）里悬挂着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大幅画像，这是这位德国统治者在获得民法荣誉博士学位后赠送给牛津大学的礼物。即便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到一个月的1914年6月底，这座城市里的重要人物还聚集在一起，出席一位杰出的德国人被授予荣誉学位的仪式。在掌声中，身穿五颜六色礼袍进入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人有：克森·科堡·哥达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以及当时还寂寂无闻的罗马法专家路德维希·米太伊斯（Ludwig Mitteis），而荣誉博士学位则被授予了符腾堡公爵（Duke of Württemberg）和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大公（Prince Lichnowsky）。
三天后，一名还不满20岁的理想主义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用手枪向行驶在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辆汽车连开两枪。第一枪没有射中目标，而是打中了汽车后排坐在丈夫身边的索菲亚王妃（Archduchess Sophie）的腹部，造成了致命的伤口。第二枪命中了目标：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世界从此改变。
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之后几周的“七月危机”（July Crisis）[70]、被错失的和平机会，或者是当时人们对战争爆发的担心和猜测上。近来的学术研究强调，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并非强烈的敌意，而是焦虑和误解。那是噩梦般的场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指出：“1914年的主角是视而不见的梦游者，他们沉迷在梦境里，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恐怖的现实。”当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时，已经太迟了。
刺杀发生后，对俄罗斯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在德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对这个东方邻国普遍的不安心理。德皇不断地被他的将军们告知，随着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所带来的威胁也会越来越大。圣彼得堡对德国的判断也是如此，高级官员们达成了共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发生得越早越好。法国人也很紧张，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能够采取的最佳措施是竭力使圣彼得堡和伦敦保持克制，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支持俄罗斯人。
英国决策层所担心的依旧是俄国。事实上，外务部在1914年年初就已经开始讨论与德国再次结盟以遏制俄国的策略了。当僵局演变成危机，外交官、军官和政治家们试图弄明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7月底，外交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erk）在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中焦虑地建议，英国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迁就俄国。他说道，否则我们的“帝国将面临灭顶之灾”。
尽管一些人企图给这种危言耸听的判断泼冷水，但是不久前，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刚刚警告说，俄罗斯太强大了，“我们必须留住她的友谊，几乎可以不计代价”；现在他又发来意思更加明确的电报，他说，不列颠的地位岌岌可危，英国不得不在支持俄罗斯和“放弃她的友谊”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现在舍弃她，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与俄罗斯在亚洲的友好合作”将不复存在。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正如俄国外交大臣在7月底时所明确表示的：尽管他在不到两周之前曾经保证，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目标，也不会采用武力夺取任何东西”，但前提是盟友们必须在决断时刻站在俄罗斯一边。他警告说，如果不列颠现在保持中立，“就等同于自杀”。这是对英国在波斯甚至是整个亚洲利益的毫不掩饰的威胁。
随着“七月危机”不断升级，英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和会、调停和保卫比利时的主权。但是木已成舟，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定。这是两个伪装成盟友的对手，尽管两国并没有试图疏远或激怒对方，但是命运的钟摆已经从伦敦**到了圣彼得堡。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消息灵通的职业外交官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段日子里他经常失眠，祈求上帝的保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10天，战争的齿轮已经就位，他坐在星空下的台阶上对他的秘书说：“未来属于俄罗斯。”
1914年时，这一未来到底会涉及什么尚不清楚。俄罗斯的强大很具欺骗性，因为它仍然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初级阶段。由于顽固保守的当权派对改革呼声视而不见，1905年的一次恐慌几乎使这个国家爆发彻底的革命。俄罗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资金几乎占了1890年至1914年间新增投资的一半，而这些投资都建立在和平和局势稳定的基础上。
大规模的转型需要时间，并且伴随着痛楚。如果俄罗斯保持冷静并且选择一种对抗性不那么强烈的方式来支持它的塞尔维亚盟友，它的命运，以及欧洲、亚洲甚至北美的命运，都将完全不同。事实上，维多利亚女王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1914年的对决时刻：她说，每件事都可以归结到“俄罗斯和不列颠在全球的霸权问题”上。英国无法承受让俄国失望的后果。
于是，就像一场噩梦般的象棋比赛，每一步都是坏棋，终于把世界拖入了战争。当最初的胜利喜悦和沙文主义让位给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悲剧和恐怖后，人们开始改变对过去的叙述，将这场战争描述成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斗争，一场前者的罪恶和后者的英勇之间的较量。
有关德国侵略和协约国正义之战的故事深入人心。人们需要给出解释，为何一代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未来会遭到抛弃；为何要牺牲掉像帕特里克·肖·斯图瓦特（Patrick Shaw Stewart）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中学、大学和商业上的最高成就曾经震惊了同龄人以及和他通信的戴安娜·曼纳斯（Diana Manners）女士，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引用了大量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诗文；或者，为何那些工人阶级的男人们要和他们的朋友组成“兄弟营”（Pals Battalion）并肩战斗，然后在1916年索姆河攻势的头几个小时内就被消灭殆尽；亦或者，为何全国各地都要竖起刻着为祖国献身者名字的战争纪念碑——它们能够记录阵亡者的姓名，却不能记录那些因他们的去世而笼罩在城镇和乡村上空的死寂。
因此，一些歌颂这些士兵、赞美他们的勇气、向他们的牺牲致敬的感人说辞开始涌现而出。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后写道，英国军队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军队，每个人“不仅被爱国精神所鼓舞，而且普遍坚信人类的自由正受到好战的帝国暴政的挑战”。战斗是崇高的和正义的。丘吉尔断言：“如果他们的指挥官要求用两个人甚至十个人的生命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士兵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无论多么残酷的杀戮都不能阻止他们再次发起冲锋。”阵亡的人“不仅仅是战士，而是履行了被赋予高尚职责的烈士”。
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并不这样看。一些人，如充满希望应征入伍的年轻中尉埃德温·坎皮恩·沃恩（Edwin Campion Vaughan），就无法理解苦难的规模和意义。在亲眼见到他的连队被消灭之后，他在伤亡报告上写道：“我坐在地上，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眼前是黑暗和空洞的未来。”同样，一些令人震撼的战时诗集对战争的描绘也完全不同。能够提供不同视角的还有战争期间大量的军事审判，此类案件无需全体一致即可宣判：有超过30万被告经由军事法庭处理，更不用说那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数量更多的违纪案件了。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交战地点锁定在佛兰德战场的战壕以及恐怖的索姆河两岸，而非将欧洲帝国与它们的全球领地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线；战争爆发的地点远离波斯和中亚的敏感地区，远离英国决策者和外交官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高度关注的通向印度和远东的大门——即便那里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多年。英国人知道，俄国会对塞尔维亚表现出全力支持，正如格雷在几年前就已指出的：“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对斯拉夫人的强烈情感。”在巴尔干，要求俄罗斯人充当斯拉夫人保护者并且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流血事件无疑会使这一情感上升到危险的高度”。这就是点燃世界战争的导火索。
因此，当俄罗斯人开始准备向世界其他地区表明自己的态度时，英国人不得不全方位地支持它的盟友兼对手，哪怕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当战争爆发，很快将赢得战地诗人美誉的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无法压制他的愤怒，他写道：“每件事都彻底错了。我希望德国能消灭俄国人，接着让法国去打击德国人……俄国人意味着欧洲和文明的终结。”他对不列颠的真正敌人是谁毫无疑问。
然而，随着1914年战争的爆发、战事的展开以及恐怖四年过去后的和谈，都让人们对德国的敌意不断加深。一位战地诗人写道：“在牛津古老的学院注视下 / 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玩耍 / 但是当号角声响起——战争！ / 他们收起了游戏。”学院里，“染血的草皮”取代了“茵茵绿草”：“为了国家、为了上帝 / 他们献出了自己快乐的年轻时光。”对英、德关系的歌颂以及授予后者最出色公民的荣誉学位成为最好被遗忘的苦涩记忆。
因此毫无疑问，战争的责任无论从原则还是事实上说，都被完全归咎于德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无条件地认定了战争的责任：“协约国及联合政府确认且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行为使得协约国及联合政府以及他们的国民因战争而遭受损失和伤害，德国及其盟国要为这些损失和伤害负责。”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赔款和补偿找到正当的理由，但它也为德国的煽动者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其能够以统一民族情感为核心从灰烬中重建强大的德国。
胜利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和幻想中的：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战争使得法国的劳动力、国家财政和自然资源不堪重负，导致战后的国内经济千疮百孔；有一位学者说，俄国“为了捍卫帝国而参战，（但是）帝国却因此而灭亡”。
欧洲列强的崩溃为世界其他地区创造了机遇。为了填补农业生产的不足和购买武器军火，协约国许下了大量的承诺，从像J. P. 摩根公司这样的机构获取充足的商品和原料供应。巨额的贷款导致了财富的再次彻底分配，其规模之大堪比400年前发现美洲大陆之时：财富以金条和支票的形式潮水般地从欧洲涌入美国。战争使旧的世界破产，使新的世界兴盛。从德国获得补偿的企图（其金额高得难以想象，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亿美元）是白日做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试图摧毁对方，结果被摧毁的却是他们自己。
当那两颗子弹离开普林西普的勃朗宁左轮手枪枪膛时，欧洲是一个由各个帝国组成的大陆：意大利、法兰西、奥匈帝国、德意志、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葡萄牙、荷兰，以及到1831年才建国的小小的比利时。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广袤区域。然而这个影响深远的时刻却开启了使它们退化为地区性国家的进程。数年之内，那些在各自游艇上互相授予大骑士团勋章的君主们都不见了；一些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也渐渐消失了，并纷纷踏上了不屈不挠的独立之路。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可能有1000万人死在战场上，另外还有500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开支超过2000亿美元。生产力的下降使得这一空前庞大的支出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参战各国财政告罄，债台高筑，且无力偿还。那些统治了世界400年的大帝国虽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但是它们已然走上了下坡路。黄昏来临，几百年前曾被揭开的黑暗面纱再次落在欧洲头上。战争的经历是惨痛的，这使得控制丝绸之路及其沿路的财富变得空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