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失败大大震惊了英国人，这一挫折暗示出帝国的脆弱性。通过直接管辖或委任东印度公司，英国人千辛万苦地确立了统治地位，并从中收获了繁荣、权势和力量。英国疯狂地保护着它在通往帝国道路上的垫脚石：那些连接在一起并最终通向伦敦的绿洲。英国人牢牢控制着从爪哇海到加勒比海、从加拿大到印度洋的航道，并且对任何想要清除或削弱他们控制力的企图都心存警惕。

尽管19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一个英国地位不断巩固的时期，但这也意味着将出现盛极而衰的迹象：它的掌控开始放松，这常常给战略、军事和外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了保护和控制遍布全球的领土，英国不得不与欧洲甚至全球的竞争对手展开赌博性的冒险游戏，其赌注也变得越来越高。到了1914年，事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连帝国本身的命运都被押在了一场爆发在欧洲的战事上。将欧洲拖入泥潭的并不是围绕伦敦、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等权力中心的长期误解和一系列不愉快事件，而是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为了争夺亚洲而引发的紧张局势。隐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的不是德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各国在东方投下的阴影。英国曾极力试图阻止阴影的扩散，最终却还是将世界拖入了战争。

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56]遇刺前的100年间，俄罗斯成功地从一个摇摇欲坠的古老农业王国转型成为一个改革后野心勃勃的帝国，它对英国的威胁就像恶性肿瘤一样不停增长。警钟不断地在伦敦敲响，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俄罗斯的壮大和扩张不仅触及了英国的利益，甚至还威胁到了英国本身。

麻烦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数十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推进它的边界，吞噬着中亚大草原上新的领土和新的人口。其东部和南部的草原上错落地分布着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卫拉特人（Oirat）等部落。俄国的扩张首先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尽管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了“新俄罗斯”建立过程中的帝国主义行径，但是不得不说俄罗斯人在此进程中表现得相当理智。很多时候，被征服的当地首脑不只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被允许保留权力；他们在自己地盘上的地位得到了圣彼得堡的支持和正式认可。赋税减免、土地授予和兵役蠲除等优惠政策，使得俄国人的统治地位更容易被接受。

领土的扩张促进了19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之前用于抵御来自大草原的掠夺和袭击的沉重开支逐渐减少，释放的资本可以被用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从黑海北岸一直向东延伸的草原地带上有着肥沃的土地，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俄国人以前不得已，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谷物。其农作物的产量在欧洲是最低的，这使他们常常面临饥荒的威胁。据一位18世纪初的英国旅人记载，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及里海北岸的卡尔梅克人（Kalmyk，卫拉特人的一支）拥有10万名体格强壮、武器精良的男人，不过因为遭受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他们没有充分发展农业。这位旅人写道，此处“几百英亩的肥沃土地在英格兰会很值钱，但是在这里却被荒废了”。由于贸易受到了损害，城镇难以发展，其规模和数量都很一般，在19世纪之前仅有一小部分人口是城镇居民。

随着这些情况得到改变，俄罗斯人的野心也开始膨胀。19世纪初，俄国军队袭击了奥斯曼帝国，以维护在当地的特权，包括位于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与普鲁特河（Prut）之间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以及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之后不久，俄罗斯又进攻了高加索南部，但却被波斯人打败。

高加索地区的势力平衡正在被打破。这片土地上的疆域、省份和汗国要么已经独立，要么是波斯数百年来的附庸国。重新绘制势力地图意味着该地区的重大转变，同时也表明了俄罗斯向南扩张的野心。很快，英国人就了解了这一转变的意义，特别是当他们收到消息称，法国已向波斯派遣了一个使团，试图危及英国在东方的地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类似黑死病的效果，继大规模混乱之后而来的是崛起复兴的新时代。

到了18世纪末，拿破仑不仅谋划着征服埃及，而且还想把英国从印度赶出去。据称他曾经写信给迈索尔（Mysore）[57]的苏丹蒂普（Tipu），宣称数量庞大且战无不胜的法国军队很快就会“将他从英国人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确，印度对当时的法国战略家们来说极具**力。深受拿破仑信任的将军加尔丹伯爵（Comte de Gardane）在1807年被派到波斯。加尔丹的任务是与波斯国王结盟，同时还要绘制一份详细的地图，为法国在印度次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英国人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派遣了一位高官——高尔·乌斯利爵士（Sir Gore Ouseley）面见波斯国王，以对抗法国的行动。与他一同前往的是一支庞大的代表团，“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当地人展示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英国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引起波斯国王及王室的注意，尽管关上门后没有人会掩饰他们对当地习俗的蔑视。波斯人不停地索要昂贵的礼物，这一点尤其让英国人瞧不起。与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信一起送给波斯统治者的一枚戒指被认为太小了，不值什么钱，这让乌斯利忧心忡忡。他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人的卑鄙和贪婪令人恶心！”另一位在同一时期访问德黑兰的英国官员也深有同感。他写道，波斯人对纳贡和赏赐的仪式十分拘泥，那些关于“坐下和站起的规矩”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然而在正式场合中，一切都是另一副光景。波斯语说得相当流利的乌斯利确定，与法国大使相比，当他到达时，波斯人从首都出迎的距离更长，这意味着他和他的使团地位更高；他与国王的会面安排也会比对手快；此外乌斯利还高兴地注意到，他的座位比正常情况下更靠近王位。为了争取波斯人的好感，英国人还派出一支由两名皇家炮兵军官、两名士官以及十名炮手组成的英国军事顾问团。他们负责训练波斯士兵，并就边境防务提出建议，甚至指挥突袭了位于苏尔塔纳巴德（Sultanabad）的俄罗斯人据点，迫使这里的守卫于1812年年初投降。

同年6月，随着拿破仑向俄罗斯发动进攻，局势发生了变化。当法国军队兵败莫斯科后，英国人看到了与波斯保持距离并与俄国人站在一边的好处。在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乌斯利将俄国人称为“我们的好朋友”，而外交部也注意到了因法国进攻俄国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局面。乌斯利总结道：“波斯人性格怪癖，他们对所有给予他们的善意都毫无感觉、毫不领情”；波斯人可以轻易地牺牲别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友谊，并且没有丝毫愧疚，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私自大的人”。

英国人对英俄关系的重视让波斯人很失望，他们认为这个曾经坚定的盟友意外地改变了策略。1812年，俄国人携击败拿破仑的余勇穿过高加索山脉突袭波斯，从而引发了英国人和波斯人之间尖锐的相互指责。俄罗斯—波斯战争结束之后，曾经为讨好波斯国王付出极大努力的乌斯利于1813年起草了《古利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将里海西侧绝大部分地区——包括达吉斯坦（Dagestan）、明格雷利亚（Mingrelia）、阿布哈兹（Abkhazia）和特尔宾特（Derbent）——划归俄罗斯。这对波斯人来说无异于背叛行为。

这一严重偏向俄国的条约激起了波斯人的反感，他们将之视为英国人毫无信用、自私自利的表现。波斯大使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卡斯特雷格勋爵（Lord Castlereagh）的信中说道：“我对英国政府的行事深感失望。我信赖与英格兰的伟大友谊，信赖你们支持波斯的坚定承诺。”大使接着写道：“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我感到彻底失望。”他警告说：“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将有损于英格兰的声誉。”拿破仑进攻的失败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大有用处的盟友，但作为代价，英国人不得不牺牲与波斯的关系。

随着俄罗斯的势力不断扩张，它的国际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欧洲或近东。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地图不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东部边境根本不在亚洲，而是在其他地方：北美。俄国人首先穿过白令海，在今天的阿拉斯加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之后沿着加拿大西海岸一路向南修建了定居点，并于19世纪初抵达加利福尼亚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的罗斯堡（Fort Ross）。这些并非临时的商人，而是永久的移民，他们在那里投资修建港口、仓库甚至是学校。北美沿海地区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人（Creole）男孩们在学校里学习俄语和其他俄罗斯课程，其中一些人被送到圣彼得堡深造，有时还会被招收进入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巧合的是，沙皇派出皇家公使抵达旧金山湾与西班牙总督商讨物资供应等事宜的那段日子，也正是高尔·乌斯利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后试探俄国人结盟意向的时刻。

随着俄罗斯以更大的步伐扩张领土，它的野心也愈发膨胀。俄罗斯人对待边境线外那些人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们将南亚人及中亚人视为野蛮人，认为他们需要被教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引发了一场灾难，尤其是在车臣（Chechnya），自大而残忍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Aleksei Ermolov）将军对当地人施加了令人震惊的暴行。这不仅催生出像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他曾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这样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而且还使得该地区与俄罗斯的恶化关系持续了好几代人。

人们对高加索和大草原的印象十分陈旧，认为那些地区充满了暴力和犯罪。这在诸如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高加索的俘虏》以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摇篮曲》等诗篇当中均有体现：后者描绘了一个嗜杀成性的车臣人沿着河岸匍匐前进，手中握着匕首，准备杀死一个小孩。一位政治激进主义者在基辅说道，俄罗斯的西部环绕着“最精致开明”的世界，而它的东部却面对着可怕的愚昧；因此，“与半野蛮人的邻居分享我们的知识”是我们的义务。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认同这一做法。对于未来几十年中俄罗斯帝国到底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哪里，俄国的知识分子争论不休：是西方优雅的沙龙，还是东方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在皮奥特鲁·察达耶夫（Pyotr Chaadaev）看来，俄罗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但是对其他人而言，东方的处女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俄罗斯拥有自己“印度”的机会。欧洲列强不再被视为努力追赶的榜样，而是成了俄罗斯人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优势将受到挑战。

作曲家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从俄国早期历史和可萨人的生活中为他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寻求灵感。亚历山大·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也把目光投向东方，他在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中勾勒出大草原上商队连绵的远途贸易场景；由他创作的《波罗维茨舞曲》也受到了游牧生活节奏的启发。无论在主题、旋律或乐器使用上是否模仿得当，“东方主义”韵味始终是19世纪俄国古典音乐的一大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进一步提出，俄罗斯不仅应该涉足东方，而且还要拥抱它。19世纪末，他在一篇题为《对我们来说，亚洲是什么？》的著名短文中呼吁，俄罗斯必须从欧洲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写道：在欧洲，我们是小丑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是主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要归功于俄罗斯人的不断成功。在击退了19世纪20年代波斯人的进犯后，俄罗斯又进一步获得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受到当地人对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仇恨鼓动（他曾当众吊死女人和儿童），饱受《古利斯坦条约》打击的波斯国王法特赫·阿里（Fat· ·Alī）于1826年下令进攻俄军据点。结果，叶尔莫洛夫被解除职务，沙皇的军队穿过高加索山口，击溃了波斯人，并在1828年迫使波斯签署了比15年前苛刻得多的条约：更多的土地被割让给俄国，同时还要支付巨额的现金赔款。更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波斯国王不得不请求沙皇，正式承诺支持他的太子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在他死后继位，因为老国王担心太子可能无法登基，更别说掌控大权了。

不久之后，德黑兰爆发了动乱。1829年2月，人群包围并攻占了俄国大使馆。36岁的公使、著名讽刺小说《聪明误》的作者、对波斯人态度强硬的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yedov）被杀害，他那还穿着制服的尸体被暴徒们拖着游街。波斯国王得知此事，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俄国发动全面入侵。他派深受他宠爱的孙子向沙皇致歉，并献上将沙皇称为“我们时代的苏莱曼”的诗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宝石之一作为礼物。这颗将近90克拉重的宝石曾被其他红宝石和绿宝石围绕、一同镶嵌在印度多位君主的王冠上，现在则作为换取和平的贡品被送往圣彼得堡，并且幸不辱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宣布，这件事情从现在起就会被忘记。

伦敦开始紧张了。刚进入19世纪的时候，英国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波斯，试图对抗拿破仑的威胁和狂妄。然而如今英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对手：威胁更大的是俄罗斯而非法国，前者似乎每天都在朝各个方向扩张。一些人对此早有预见。时任英国驻德黑兰大使的哈福德·琼斯爵士（Sir Harford Jones）指出，英国的政策意味着“将波斯的手脚捆起来送给俄国”。其他人则更为直接。20年代，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内阁中的重要成员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写道，英国在亚洲的政策很简单：制约俄国的力量。

这的确令人担心，波斯发生的事变强化了沙皇的力量，并使他成为波斯国王及其政权的保护者。1836年至1837年，为了反对俄罗斯的统治，哈萨克草原爆发了大规模暴动，中断了俄罗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于是俄国怂恿新任波斯国王对赫拉特采取行动，希望打通一条连接东方的新路线。俄国还向波斯军队提供了军事及后勤援助，以帮助他们达成目标。英国人完全被打蒙了，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外务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始终警惕地关注着局势的演变。他在1838年春天写道：“俄国和波斯正在阿富汗搞鬼。”尽管那时的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几周之后，他不得不开始真的担心起来。不列颠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突然变得摇摇欲坠。他在写给密友的信中说，俄国的行动让它“离我们的印度大门有点儿太近了”。一个月后，他又向其他人发出警告：欧洲与印度之间的障碍已经被清除，“入侵帝国领土的道路一片平坦”。事态看起来的确不妙。

英国人紧急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哈尔克岛（Kharg）[58]，通过转移波斯国王的注意力，成功地替赫拉特解了围。不过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则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英国急于在中亚扶植一个可以信赖的、能确保其统治地位的领导人，于是一头扎进了阿富汗乱成一团的局势当中。在收到报告说该国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ammad）接受了俄罗斯使节的合作提议后，英国决定支持他的对手舒贾沙（Shah Shuja），帮助其取得统治权。作为回报，舒贾沙同意英国军队在喀布尔驻防，并承认英国的合作者、强大的旁遮普王公对白沙瓦的吞并。

事情在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英国没费多少力气就控制了奎达（Quetta）、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这些位于商道交会点的地区。但是，外部干涉再一次（而且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为阿富汗境内相互迥异且常常是分裂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庇护。部落、种族和语言上的隔阂被放到一边，当地人对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支持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同时抛弃了自私自利、不得人心的懦夫舒贾沙，特别是在他发布了看起来是为了讨好英国人而牺牲当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后。全国的清真寺都拒绝以舒贾沙的名字来称颂“胡特巴”这一统治者的荣誉称号。没过多久，对英国人以及被认为是亲英分子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是个危险之地了。

1841年11月，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尔遭到伏击身亡。他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游历，因其知名作品和无休止的自我推销而闻名英国。不久之后，英国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决定。1842年1月，少将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指挥的撤退队伍在前往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处遭遇攻击，在冬季的雪地里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耻辱和惨痛的记忆之一。只有一人奇迹般地生还——医生威廉·布莱顿（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杂志救了他一命：为了保暖，他把杂志卷起来塞到帽子里，从而抵御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则他必死无疑。

英国人在其他地区也企图先发制人、遏制俄国人的势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们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尔（Emir）[59]修好，并在阿富汗以北地区赢得影响力，最终却事与愿违。亚历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将这片地区描绘成一幅民风淳朴的画面，让英国人误以为自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与世隔绝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亚汗国，根本无意卷入一场被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天真地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游戏。两位英国官员查尔斯·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和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于19世纪40年代初来到布哈拉，提出中亚地区英俄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却在一大群狂热的围观者面前惨遭斩首。

第三个来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尔夫的父亲是一名德国犹太拉比，但他自己却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经被罗马的大学除名，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其导师是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曾因观点过激而被学生们在大街上扔臭鸡蛋。作为一名传教士，沃尔夫最初前往东方是为了寻找遗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后，他设法进入布哈拉，试图找到失去音信的两位公使。在这之前，他还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让埃米尔不禁猜想这可能是个怪人。信中称：“我，约瑟夫·沃尔夫，著名的基督教犹太人。”“你们要小心了，”信里接着说，“我就要进入布哈拉，对康诺利和斯托达特被处死一事进行调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热情好客，因此并不相信这个谣言。”他很幸运，没有享受到和那两个人一样的待遇，而是被关进监狱并被告知将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死去。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释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无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战略的角度讲，俄罗斯对布哈拉和中亚地区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学研究，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受欢迎的阿列克谢·李夫辛（Alexei Levshin）关于哈萨克人的著作，显示出俄罗斯人对那些没有读写能力但却极具“音乐和诗歌天赋”的民族越来越强的好奇心，尽管他们从表面上看既愚昧又野蛮。正如伯恩斯所写的，俄罗斯人在该地区的野心并不大，他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是促进贸易和禁绝将俄罗斯人当作奴隶贩卖的行为。问题是，英国人从伯恩斯的作品中读到的并不是这些，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他那些危言耸听的报告：“圣彼得堡宫廷对亚洲这一地区怀有长远的构想。”

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劳林森（Henry Rawlinson）不知疲倦地游说，他警告所有愿意听他说的人，除非俄罗斯的崛起被抑制，否则英国将在印度面临严重的威胁。可行的办法有两个：英国可以将帝国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建立一个能够保护西方通道的缓冲区；或者从印度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向高加索地区的俄国人发动攻击。劳林森大力支持他能找到的当地反俄势力：他为伊玛目·沙米尔提供武器和资金，后者在车臣的军事基地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境内一根拔不掉的刺。劳林森的帮助导致车臣地区形成了长期反俄恐怖主义的传统。

所以，一旦出现可以削弱俄国的机会，英国自然不会放过。如何对待基督徒的问题让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混乱局势，并在煽风点火之下迅速升级。1854年，英国人向黑海派出了一支大部队，与那里的法国人会合——法国人急于保护其在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广泛商业利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给俄国一个教训。[60]

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战乱期间所指出的：“真正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的勃勃野心。”在克里米亚、亚速海和其他地方（如高加索和多瑙河沿岸）爆发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战火，其表面下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斗争。这位魅力超凡、受人尊敬的英国外务大臣还向他的政府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分裂俄国的计划：要想控制俄国同时捍卫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就必须让土耳其人获得对克里米亚和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尽管这一庞大的计划没能实施，但它却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的扩张对英国官员来说不啻是个噩梦。

一些人对英、法两国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随着战事的推进，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义愤填膺的文章。他从中找到了丰富的素材，用来完善几年前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观点。马克思详细罗列了陆军和海军开支的增长，并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数篇评论，强烈抨击那些将西方拖入战争的人的虚伪本质。当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因俄国战场上持续严重的伤亡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马克思难以抑制他的欣喜之情。伦敦物价的上涨引发了英国本土的抗议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显然说明了受一小撮精英摆布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共产主义并非出自于克里米亚战争，但是无疑因此而完善。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也是如此。在俄罗斯被打得满脸开花后——其代价是大量英法士兵的牺牲，其中包括了那些参与了丢人现眼的冲锋行动的轻骑兵[61]终于在巴黎举行了停战谈判。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伯爵（Count Cavour）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谈判，是多亏了他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曾派出过一队士兵去黑海支援法国。加富尔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亮相的机会，呼吁意大利统一和独立。这一号召得到了盟友们的响应，并激起了支持者的归国热情。五年后，撒丁国王成了意大利国王，这是一个由众多迥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组成的国家。坐落于罗马市中心、历时30年建成的、壮观的维托里亚诺纪念堂（Altaredella Patria）——用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话说，是为了让罗马感受意大利人，以及让意大利感受罗马人——标志着意大利的建国运动达到了顶峰，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无疑是东方数千英里外的那场争夺土地和影响力的战事。

对俄罗斯而言，1856年巴黎和谈上所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一场灾难。英国和法国勾结在一起，试图往他们对手的脖子上套绞绳。俄罗斯被剥夺了在高加索地区得来不易的果实，并承受了无法使用黑海军事通道的耻辱。黑海被宣布为中立区，任何军舰不得驶入。同样，黑海沿岸也要非军事化，不得修建防御工事和军火库。

和谈的目的是羞辱俄国并扼杀它的野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凡尔赛的和约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并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沙皇军队与英法盟军的差距，后者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和约促使俄罗斯进入了一个转型改革期。战争的惩罚如此严厉，以至于俄国人试图尽快摆脱这一枷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收到了一系列措辞尖锐、将俄国军队批得体无完肤的报告之后，开展了彻底的军事整顿。

显而易见的措施包括：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调整至15岁，一下子降低了军队的平均年龄；同时大量购入先进装备，以替换那些老旧失灵的装备。不过，最惊人的改变来自于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尽管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末的严重银行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克里米亚的失利和之后的羞辱才是促使沙皇废除农奴制（该制度使得大量的人口被卖身给富裕地主并束缚在土地上）的主要因素。短短五年，这个在俄罗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度就宣告终结了——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还是晚了一步。这预示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它们帮助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1870年至1890年间，钢铁产量增加了五倍；而铁路网的极大扩展，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将俄罗斯从它的地理局限性当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即将广袤的国土连成了一个整体。英国不仅没有将俄罗斯关起来，反而把这个“妖精”从魔瓶里放了出来。

人们甚至在巴黎和约笔墨未干之时，就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远大抱负。代表沙皇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军事专员尼古拉·伊格纳提耶夫（Nikolai Ignat’ev）对俄罗斯的遭遇，尤其是对俄罗斯在本国黑海沿岸所受的制约深感愤怒。他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同学兼密友戈尔恰科夫（Gorchakov）公爵商量，要在中亚执行一项任务，目标很明确：“发掘、促进（这一地区的）友好关系，在提升俄罗斯影响力的同时，削弱不列颠的势力。”

伊格纳提耶夫积极游说政府对波斯和阿富汗进行考察，并派外交代表出访希瓦汗国（Khiva）和布哈拉汗国。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条沿着源自咸海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中的任何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强调，如果俄罗斯能够与印度边境地区的当地人结成联盟，并激起他们对英国人的敌意，那将会是十分理想的：这能让俄罗斯取得捷足先登的优势，而且不仅仅是在亚洲。

由伊格纳提耶夫等人主导的这一计划收获了成效。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15年内，俄罗斯未费一兵一卒就将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位老练的观察员在一份1861年提交给伦敦外务部的报告中指出，组织有序的探险活动加上巧妙施加于中国的外交压力，使得俄国“于短短的十年间”就在远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没过多久，大草原南部的更多疆域以及那些遍布亚洲心脏地带的绿洲，统统落入了俄罗斯人囊中。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富饶的费尔干纳谷地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圣彼得堡的附庸国，并且最终都会被帝国吞并。俄罗斯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庞大贸易交通网络，该网络将俄国的西部边界与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北部的白海（White Sea）与南部的高加索山脉和中亚全都连接在一起。

当然，事情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在克里米亚溃败之后立马启动了现代化改革，但俄罗斯人在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还是拉伤了肌肉。帝国的转型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出于地缘政治和财政考虑，俄罗斯只能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伦敦的意见是尽可能想办法挽回颓势；或者，如果不行的话，就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至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