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向欧洲北部的转移让一些国家失去了竞争力。比如在奥斯曼帝国，人口多于1万的城市数量在1500年至180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农业产量也未获得提升，因为无须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这些都意味着经济的停滞不前。此外，国家的税收也出现了不足，部分归咎于包税制（tax farming）的实行，这种制度能鼓励个人快速赚钱，而代价则是国家长期收入的短缺。

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确实是手段高超的管理者，善于集中资源、分置人口，以确保粮食和供应能够到达最需要的地方。这一运作有效、流畅的管理体系，帮助帝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能力吞并更多的土地。然而，随着扩张的脚步放缓，这一体系的脆弱性显现了出来：奥斯曼帝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需要同时应付来自西方欧洲以及东方萨法维波斯的军事行动。另外，气候变化也给奥斯曼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与西欧沿着不同轨迹发展的穆斯林社会结构，也是影响奥斯曼帝国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基督教社会相比，伊斯兰社会的财富分配通常更为平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兰经》中对遗产的详细规定。包括在妇女继承权的问题上，《古兰经》也明确规定了她们可以并且应该得到父亲和丈夫的遗产。穆斯林女性能够期望的东西确实要比欧洲女性多得多，但是这种做法无法使大量财富长期留存在同一个家庭中。这虽然意味着贫富差距永远会不像欧洲那样严重，因为财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新分配和再次流通，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有关遗产的教义和规定，各个家庭很难通过连续几代人来累积资本，因为遗产在继承过程中被不断地平均分配；而在欧洲，长子继承制意味着资源将集中于一个儿子之手，这为积累大量财富铺平了道路。

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欧洲西北部——从未有过的繁荣，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低地国家加尔文教派的教士就认为，金钱是万恶的根源，会让人沉迷于奢侈品。在英格兰也有类似的观点，托马斯·孟（Thomas Mun）是17世纪初的一位评论家，他愤怒地指出人们“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享乐”，并警告说，物质财富将导致知识上的贫瘠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大麻风病”。

当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地租的上涨对地主是件好事，但对佃户来说就不太妙了；更开放的市场意味着国内羊毛、纺织品和其他行业面临更多竞争带来的价格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剧变还导致了道德标准的降低，让一些人动起了歪脑筋。越来越多的保守人士断定，是时候去建立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简朴生活的、以宗教奉献和精神纯粹为先的乐土，一块能让一切重新开始并且返璞归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满于欧洲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反对随之而来的富足生活。他们对那些让世界变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国瓷器，与和欧洲人肤色不同的人结婚所导致的身份及种族问题，以及被某位学者称为“第一次性革命”的对待肉体态度的转变。

摆脱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经有人驱使奴隶开拓甘蔗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而是新英格兰的处女地。在这里，移民们能够过上一种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朴的生活。唯一难对付的是土著人，他们“喜欢用各种能想到的残忍手段折磨人，如用贝壳给活人剥皮、把人的四肢和关节一点点切下来、在活人面前烤他们的肉吃等各种可怕而残忍的行为”。但即便如此还是值得冒险，这里仍然要比他们原来生活的世界好得多。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清教徒先辈们在安全抵达这片富饶土地之后首次庆祝的感恩节，其实也是一场反对全球化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新发现的伊甸园的欢呼，也是对已遭破坏的故乡天堂的告别。

对于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来说（他们无意于坚持简朴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生活状态，而是渴望在世界上发现新收益、寻找新乐子），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向东到亚洲去。不过，要想系统地、有组织地搭建一个将英格兰与亚洲连接在一起的平台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缓慢的、常常令人泄气的过程。早在1600年就已获得好望角以东地区皇家贸易专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借助武力成功地在波斯湾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印度西北部的苏拉特港（Surat）取代了葡萄牙人，并在那里建立了颇具潜力的贸易据点。然而，与无所不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行竞争是一项巨大挑战。英格兰的贸易规模确实在增长，但处于霸主地位的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的货运量是英国人的三倍。

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低地国家为英国商品提供了客户和贷款，因此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存在着商业上的竞争，但是它们的成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这两个坚定的新教国家不乏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础，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西班牙。1639年，荷兰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击败了西班牙人，不久之后又在巴西沿海的伊塔马拉卡岛（Itamaracá）再次取胜，这令英格兰的一些上层人士深受鼓舞。于是，自命不凡的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率领代表团前往海牙，以求巩固同荷兰的关系，他甚至提出两国应当“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换句话说，双方应该合并为一个国家。

不过，欧洲列强的行为向来难以捉摸。在提出结盟建议后仅仅一年，英国和荷兰就兵戎相见了。战争的导火索是圣约翰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国会颁布的一项法律——《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今后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是由英国的船只运抵英国港口。尽管这一以恢复内战之后的经济为名义的条例，隐藏在其背后的无疑是商业动机，但它也表明，在英国存在一个日益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批评荷兰人只受金钱驱使，过于物质，而且缺乏宗教信仰。

该条例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对荷兰人的批判也是如此，特别是当荷兰因试图为自己的港口打通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之间的商道而与英国爆发激烈交战的时候。这导致了英国的海事改革。海军在都铎王朝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现在更是被加以系统性的彻底改造。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为大规模的造船计划投入了大批资源。海军开支剧增，很快就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将近五分之一。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见证了这一进程，他的个人日记不仅记录了正在发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转变，还描绘了小到造船厂、大到整个国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佩皮斯收集了荷兰专业人士最新的相关作品——包括造船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es Witsen）的著作——并开始全面运用这些理论：从开办教授“航海艺术”的学校，到为志向远大、资金充沛的新一代设计师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参考。

海事改革围绕着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特制的重型战舰的效率要比轻型巡洋舰高。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射密集的火力，以及抗密集火力打击的能力。因此人们在舰船设计上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力求建造出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堡垒一般巨型强大的军舰。

第二个观点是，实战是更好的课堂。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荷兰的对抗均以惨败告终，舰船被击沉或俘虏，高级将领和舰长战死沙场。仅在1666年的一次交战中，英国就丧失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海军高级指挥官。痛定思痛，英国人对海军战术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研究。由当时最杰出的海军统帅布莱克上将（Admiral Blake）所写的《战斗指令》等训练指南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被迅速运用。分享新知和以史为鉴是打造世界最强海军的关键。从1660年至1815年，英国舰长的阵亡人数令人吃惊地降低了98%。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海军必须像一个正规机构那样运转。要想成为上尉，必须先在海上服役三年，然后通过由高层军官命题的考试。军队晋升严格地基于能力而非随意任命，这不仅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能升到高位，还意味着他们的晋升也必须得到同僚的认可。这种透明的任人唯贤的选拔机制后来又得到改进，以嘉奖那些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服役最久的人。这与施行于伊斯兰早期、并在之后穆斯林的征服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规则大体一致。现在，英格兰也采取了这种根据预设规则分配利益的方式，军官和水手按级别和服役年限获得相应奖励。这使得晋升成为一种向人人开放的获利机会，促使人才向高层流动。这一制度还受到海军部门的监督，目的是杜绝偏袒和不公平，确保有功必赏。

改革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对海军的重金投资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并使得它有机会利用任何欧洲内部对抗、战争以及加勒比等地的局势来让自己得益。经过与改革一样的长期而缓慢的进程，英国人终于在亚洲确立了强大的贸易地位。除了苏拉特，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次大陆东南角的马德拉萨帕南（Madrasapatnam，即今印度金奈）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站点。英国人曾经在17世纪上半叶与当地的统治者通过谈判获得了免税贸易的特权。正如当代企业众所周知的，税务减免是相当大的便利，使得长途运抵的货物能够廉价出售，并且很快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另外，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东印度公司必将在未来的其他谈判中获得更有利条件。短短七年，马德拉萨帕南就发展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英国在其他地区继续复制这一模式，效果最明显的要属孟加拉的明珠——孟买（Bombay）和加尔各答（Calcutta）。东印度公司的财富正稳步积累。

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之间界限也非常模糊。这两家公司都有权像一个准地方政府一样行事：它们有权铸币、缔结同盟，不仅可以拥有而且还可以使用武器。在这些高度商业化且享受着政府保护和巨额利益的公司工作，无疑是一条极富吸引力的职业道路。全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蜂拥而至，其中还有保守主义的新英格兰人。那些在公司内一路高升的野心家和聪明人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出生于1649年的马萨诸塞人，他在儿时随着家人搬回英格兰居住，之后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一开始他只是个低级文员，但经过层层晋升，最终成为马德拉萨帕南的总督。他给自己捞取了相当多的油水，实际上，五年后当他被免职时，人们都纷纷猜测他在任期内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回国时带回了5吨香料、大量的钻石和不计其数的珍宝，这说明对他的非议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死后葬于北威尔士的雷克瑟姆（Wrexham），墓志铭是这样写的：“出生于美国，欧洲血统，在非洲游历，在亚洲结婚……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愿他的灵魂蒙主的恩赐进入天堂。”他对英国的回馈十分慷慨，但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大学捐赠了一大笔钱，于是该大学以更名的方式纪念这位今后可能再次向他们捐钱的富商：伊莱胡·耶鲁（Elihu Yale）。

耶鲁可谓遇上了好时机。17世纪80年代，中国清朝解除了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这使得茶叶、瓷器和中国糖的出口量猛增。结果，像马德拉萨帕南和孟买这样的港口，不仅自身凭借地理位置发展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还成了新兴活跃的全球贸易网络的补给站。17世纪末，欧洲与中国的接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接触不仅限于商业。凭借一位17世纪末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朋友带回的有关中国算术理论的资料，提出二进制的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全新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人，必会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利益。

东方，尤其是印度，在人们眼中逐渐成了暴富的摇钱树，但捐赠了大笔财富的耶鲁本人对此却十分谨慎。他在给他的孙子伊莱胡·尼克斯（Elihu Nicks）的信中说：“你必须耐心，不要急于发财。我的财富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的耐心。”作为第一批实现梦想的英国人，耶鲁完全有资格如此严厉地警告后代。然而事实上，在亚洲赢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大。黄金时代正在降临英国。

一个北大西洋上的岛屿渐渐开始左右国际事务，成为一个控制着四分之一个地球并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帝国中心，这可能会让过去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帝国缔造者们瞠目结舌。不列颠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就曾写道，那里的空气有毒，风向一变就能杀死人。定居在那里的是“不列敦人”（Britons）——据一位稍晚时期的学者猜测，他们的名字出自拉丁语的“brutus”，意思是缺心眼和愚蠢的。这个与欧洲大陆之间隔着英吉利海峡的岛屿，遥远、孤独、无关紧要。但现在，这些缺点却成了令人生畏的优势，并且成为这个历史上最伟大帝国兴起的基础。

不列颠最终的成功有很多原因。例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底层人口摄入的卡路里要远远高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等阶层。近来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收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效率。英国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它是众多改革者的故乡。另外，与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低的生育水平能让资源和资本得到更加集中的分配，这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的高低。

不过，地理位置才是英国的制胜法宝。英格兰——或在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不列颠——拥有抵抗入侵的天然屏障：海洋。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军事威胁，而且还为政府大大节省了开支：由于没有需要守卫的陆上边境，不列颠的军事开支仅仅是其大陆对手的零头。有人做过估测，1550年时，英、法两国的武装部队规模大致相当；而到了1700年，法国现役军人的数量几乎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军队都需要装备和军饷，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开支远远高于英国。这些法国的士兵和水手原本都是纳税人和潜在的消费税贡献者，当他们离开家乡、工厂和其他工作岗位，前去为国参军时，法国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随之缩减。

当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彼此争执和交战时，英国能够幸运地置身事外。英国人学会了谨慎地进行干预，并利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但要是骰子不在自己一边，他们就会选择作壁上观。欧洲的局势将决定世界另外一边的命运。围绕着谁将继承奥地利王位的激烈争吵导致了欧洲各国在全球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和交易：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a）在17世纪40年代即位的正统性问题引发了从美洲到印度的持续了近十年的战火；当事情最终在1748年得到解决时，法国和英国互相交换了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Cap Breton）和印度的马德拉萨帕南。

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17世纪90年代末，欧洲九年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一些城镇被从荷兰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20年后欧洲列强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战，使得加勒比群岛在英、法之间易手；西班牙王位争议尘埃落定后，英、法两国又相互交换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通过联姻同样能获得大片领土、战略要地或大型城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扎（Catherine of Braganza）在17世纪60年代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该市的葡萄牙市长准确地预见到，这一慷慨的行为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统治的终结。欧洲各国寝宫里的动静、宫殿走廊里关于未来新娘的私下猜测，或者朝三暮四的统治者的故意冷落，都会对几千英里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阴谋对东方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关心是荷兰、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占了上风。事实上，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似乎只会为他们带来越来越丰厚的利益。在整个17世纪，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都向莫卧儿帝国、中国和日本派出了使节，以博取这些东方统治者的欢心，巩固既得利益，争取新的贸易特权。这还提升了中介人的重要性，比如古吉拉特的一位港口官员莫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他曾向17世纪初的印度国王贾汗吉尔（Jahāngīr）行贿。当然，这些中间人也从中捞取了不少钱财，以莫卡拉布·汗为例，他在1610年购买的货物包括阿拉伯马、非洲奴隶和其他奢侈品，仅仅办理海关手续就花了两个月。

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英国人在亚洲秉持的行事准则是“每件事、每个人都有其价格”。这导致了没有节制的馈赠，以及对那些贪婪受贿者的抗议。例如，莫卧儿国王贾汗吉尔有个奇特的收礼癖好：未成年的大象，还有渡渡鸟。人们这样评价他：“有着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从来不知满足。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钱包，拥有得越多就越贪婪。”

17世纪60年代，在失去台湾后不久，荷兰人带着马车、盔甲、珠宝、纺织品和眼镜来到北京，试图博取中国皇帝的好感。另一份于1711年前往拉合尔的荷兰代表团的礼单，以及一组描绘使团向北行进途中在乌代普尔（Udaipur）接受招待的图画显示出，荷兰人为奉承当地人、争取合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带来的礼物包括日本的漆器、锡兰大象、波斯马、荷兰殖民地的香料，以及来自欧洲的货物：大炮、望远镜、六分仪和显微镜。不过这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荷兰使团提出的续签贸易特权的要求仍旧被搁置了。

欧洲冲突的影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波及东方。基本上，来此交易的商人越多、他们乘坐的船只越大，这意味着有越多的礼物、更多的酬金和更大贸易额。事实上，莫卧儿国王阿克巴、沙·贾汗和奥朗则布（Awrangzīb，1658—1707年在位）都热衷于在其生日时将自己与珠宝、贵重金属和其他财宝一起称重，直到天平两边平衡——难怪他们没有动力保持苗条的身材。

对中间人也同样需要送礼打点。他们索取钱财以“护送”旅者和商人到达目的地，而那些不愿遵守规矩、拒绝掏钱的人则会麻烦不断。1654年，在拉杰马哈尔（Rajmahal）被没收货物的英国商人除了贿赂长官和他的手下外别无他法——就像荷兰人一直被迫做的那样。莫卧儿国王知道外国人的抱怨，有时他也惩罚那些做得过分的人：据说，曾经有一个被指控有失公正的人被押到国王面前，然后被眼镜蛇咬了一口；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门卫遭受了鞭刑，因为一位音乐家控诉他在出宫时不得不将国王的部分赏赐交给此人。

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资金还不断向中亚渗透，一方面是因为奥朗则布等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平关系而向北方贡献了大量的礼金，另一方面则是草原游牧民大规模出售马匹的结果。印度北方市场上每年交易的马匹数量多达10万，而且一些血统纯正的马还能够卖出天价。数量更多的牲畜被卖给来自波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人，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入中亚地区。像浩罕（Khokand，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据记载，当时那里能够买到质量上佳的大黄、茶叶、瓷器和丝绸，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

尽管欧洲的贸易大幅兴起，但遍布亚洲屋脊的贸易网络仍然十分活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每年都有数万头骆驼途经中亚的古老路线将织物从印度运到波斯。英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献资料同样提供了有关当时绵延不断的陆上贸易的信息，并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规模做出了描述：中亚的旅人不断谈及市场上出售的大量货物、要卖到喀布尔等地的数量惊人的马匹，以及“繁华的贸易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亚洲各地的商队，交易着纺织品、芳香植物根茎、精制糖以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在这些陆上贸易中，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凭借着相同的习俗、家庭纽带以及建立远距离信用体系的能力，他们的存在让商业贸易变得更加顺利。在过去，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粟特人，现在则是犹太人以及更为重要的亚美尼亚人。

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欧洲对亚洲的态度正逐渐强硬，他们不再将亚洲视为充满奇异植物和财富的仙境，而是一个和新世界一样软弱可欺的地方。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的观点在18世纪是一个典型。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位官方历史学家，奥姆写了一篇名为《论印度斯坦居民的柔弱》的文章，显示出当时的英国人有多么冷酷。他们对自身的权益充满了信心，对亚洲的态度也从获利的兴奋转向了野蛮的剥削。

“印度财主”（nabob），这个用来称呼那些大捞了一笔的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词，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观点。他们的行为就像流氓，他们在当地放贷，利息极高；利用公司的资源为自己谋利，并且从交易中抽取惊人的回扣。这里是“狂野的东方”，也是一个世纪之后北美洲类似景象的前奏。回忆录作家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的父亲告诉他：“到印度去，砍下半打有钱人的脑袋……你就是个印度财主了。”在东印度公司工作成了一张通向财富的单程票。

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印度次大陆条件艰苦，发财的野心可能很快就会被疾病扼杀。有证据表明，尽管医疗保健和药物卫生方面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被送回国或者被认为无法胜任的人数仍旧一直上升。这里的经历可能令人痛苦难忘。17世纪末，当商船水手托马斯·鲍雷（Thomas Bowrey）和他的朋友们花了六便士买了1品脱的大麻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坐在地上痛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而另外一个人则“吓得把脑袋伸进了一个大罐子里，并将这一姿势保持了四个多小时”；“四五个人躺在地毯上，互相吹捧”，还有一个人“变得暴躁易怒，不停地捶打门廊上的木头柱子，连手指关节的皮都被磨掉了”。显然，熟悉世界的其他地区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能获得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剧作家、报纸记者和政客们经常调侃那些新晋的富人：大量的家庭教师被雇去教授击剑和舞蹈等绅士体面的活动；选择裁缝时显出神经质般的挑剔；连在晚餐上适合谈些什么都需要从头学起。

假仁假义随处可见。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纪末告诉他的议员同事：荒谬之处在于，“那些进口海外黄金的商人通过大量的私下贿赂得以被选举进入国会，因为没有任何人的家产能够与之相抗衡”。当然，他似乎认为没有必要指出，他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位曾从印度任上带回世界上最大钻石之一“皮特钻”（Pittdiamond）的马德拉萨帕南总督，他用任职期间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了一片田庄，以及一个议会席位。直言不讳的不只皮特一人，暴怒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不久之后告诉下议院的一个调查团：可怕的是，“印度财主”正在摧毁这个社会，他们四处撒钱、当选议员，并且迎娶贵族的女儿。然而生气并没有什么用，毕竟谁不想要一个野心勃勃、年轻有钱的公子哥做女婿，谁不想要一个慷慨大方的男人做丈夫呢？

开启这些巨额财富的关键在于，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在两块大陆间运输货物的贸易企业转变成了一股扩张势力。毒品交易和敲诈勒索进行得十分顺畅。印度种植园里的鸦片越种越多，它们为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最重要的茶叶提供了资金。于是，中国的出口激增，官方数字显示，茶叶出口从1711年的14.2万磅增加到8年后的15万磅，其中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量。与西方人对奢侈品的上瘾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鸦片的上瘾。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获利丰厚却并不光彩的赚钱手段。英国从18世纪开始为印度当地的统治者提供逐渐常规化的大范围保护，因此当1757年加尔各答受到孟加拉纳瓦布的攻击时，一支由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领导的远征军被派去救援。克莱武很快就得到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希望获得继任的权位争夺者。不久，他就被授予了在当地收税的权力，并且可以动用该市的财政收入。加尔各答是当时亚洲人口最稠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纺织业（在英国从东方的进口额中占据着一半以上的比重）的基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克莱武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为了对占领孟加拉的后续成果进行评估，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在1773年成立。该委员会透露了从孟加拉攫取的难以置信的财富。超过2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英镑）的财富被作为“礼物”分发，几乎全部都落入了东印度公司员工的腰包。伴随着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的，则是孟加拉可怕的灾难场景。1770年，当地的粮食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结果造成了毁灭性的饥荒。据估计有数百万人饿死，即便是当地的总督也宣布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当地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欧洲人却只惦记着自身发财的事。

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完全是为了个别人的利益而使大众受苦。面对众人的嘲讽，克莱武仅仅像一个苦恼的银行总裁那样回答道：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股东而非当地居民的利益；若就他的工作而言，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事态进一步恶化，孟加拉劳动力的减少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财政崩溃，物价的飙升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慌——这头金鹅似乎已经下完了它的最后一个蛋。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被大量抛售，从而将该公司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公司的主管们远非万能的管理者和财富创造者。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和理念引发了一场洲际金融危机。

紧急的磋商之后，伦敦方面认为东印度公司实在太大，绝不能垮掉，因此同意采取应急措施。然而，援助行动需要筹集大量现金。于是英国将目光投向了北美的殖民地，那里的税率比英国本土要低很多。当诺斯勋爵（Lord North）[55]的内阁在1773年颁布了《茶叶法案》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救东印度公司的巧妙方法，同时还统一了美洲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部分税制。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法案点燃了大西洋彼岸定居者的怒火。

在宾夕法尼亚广泛散布的传单和小册子，将东印度公司描绘成制造“暴政、掠夺、压迫和流血”的老手、英国政府所有错误的代表。英国社会的最高阶层已经成了贪婪而自私的奴隶，为了自肥不惜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由于英国政府不允许他们派代表参与政治决策，这些不满的殖民者结成了统一战线以拒绝政府的指令，并迫使一些运送茶叶的船只不得不返回英国。当三艘茶船进入波士顿港口时，当地人与英国当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峙。12月16日夜，一些人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倾倒入海。他们宁愿茶叶沉入海底也不愿被迫向伦敦缴纳税金。

从美国人的立场看，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有着特定的美洲背景。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国为寻求新机会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在丝绸之路上因收获太多太快而造成的失衡。伦敦试图平衡地球两侧相互矛盾的要求，用从一个地方收上来的税款来填补地球另一侧的开支，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失望、不满和造反。对利润孜孜不倦的追求还激发了英国人的自信和自大。克莱武在东印度公司倒闭前夕对检察官们说，除了它的名字，这家公司几乎就是一个帝国。它统治着那些“富裕、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的国家，“拥有两千万臣民”。正如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所发现的，英国治下各地的臣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如果孟加拉人会饿死，那么并无更大权利的其他殖民地居民难道就不会吗？是时候必须靠自己了。

美国独立战争促使英国人深刻反省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已经确立了贸易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的地区。对孟加拉的占领是一个分水岭，英国自此从一个通过本国移民管理殖民地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统治着其他民族的政权。英国人必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平衡帝国中央与边疆的各自需求，而且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英国人发现他们统治的是一批拥有自己法律和习俗的人群，因此不得不搞清楚自己需要从这些新的社会群体中索取什么、为他们贡献什么，以及如何打造一个持续可行的共赢平台。

一个帝国正在诞生，它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购买力、资本和焦点无可挽回地转向欧洲，在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英国手中之后，陆路贸易自然宣告终结。随着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革新，尤其是火药和重型火炮的改进，使得骑兵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同样导致亚洲千年以来纵横交错的商路日益萧条。中亚和之前的南欧一样，开始迅速褪色。

丢失北美十三块殖民地让英国人颜面尽失，并且意识到确保英国领地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要为英军在大西洋对岸的溃散负首要责任的就是他，在约克镇向乔治·华盛顿投降的也是他。也许是认为他已经吸取过惨痛的教训，而最佳的选择是让这些吸取了教训的人确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英国可能已经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它绝不能再失去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