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15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而发生了变化。欧洲再不是环球事务的边缘地带，而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引擎。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决策能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如同当年从阿拔斯的巴格达、中国唐朝的洛阳、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或中亚撒马尔罕发出的号令一样。如今是条条大路通欧洲。

这种局面让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霉的莫过于英格兰人。他们对手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多了数倍；更糟的是，黄金和白银像下雨一样落到西班牙的头上，人们还说这是上帝的意愿。此外，英格兰和罗马教廷的决裂也让人备感绝望。一位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写道，“上帝将最高权力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里”，西班牙的财富“是上帝的决定，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

言下之意，新教的统治者因背弃真正的信仰而理应遭到惩罚。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暴力和迫害行动波及整个欧洲。谣言说英格兰即将受到军事打击，特别是玛丽一世（Mary I）去世之后——在她的治下，英格兰可能与罗马教廷重归于好，并服从教皇的权威。玛丽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继位，她必须在两方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行动：一方是相互竞争的宗教游说人士，另一方是对愤懑、失意、迫害忍无可忍的叛乱分子。作为一个处在欧洲边远地区的孤立小国，英格兰很难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1570年，教皇皮乌斯五世（Pius V）在通谕《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中将伊丽莎白称为“徒有虚名的英格兰女王，罪恶的仆人”，并威胁任何服从她或遵守她法律的人都将被开除教籍，于是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如何抵抗（不是来不来，而是何时到来的）进攻。

英格兰为皇家海军投下重资，希望打造一支坚不可摧的舰队来负责前线防御。最先进的军用船坞——如泰晤士河上负责设计和制造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和伍立奇（Woolwich）——已经建成，同时还负责商船的改造。新型商船不仅载货量更大，航行速度更快，续航能力更持久，还能搭载更多的船员和更强力的火炮。

造船大师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是一个建筑师的儿子。他用自己所学的数学和几何原理为伊丽莎白女王设计建造新一代的舰船，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英格兰造船术概览》的文章。这些技术被迅速运用到商业领域，英格兰100吨以上的商船数量在1560年以后的20年间多了三倍。很快，新一代舰船就因其出色的航行速度、良好的操控性以及强大的作战威力而备受关注。

英格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588年夏天，西班牙从尼德兰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准备全面入侵英格兰。结果英格兰人技高一筹，被打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只好铩羽而归。尽管大多数敌舰是毁于触礁和海上风暴而非英格兰之手，但没人怀疑英格兰的海军投资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四年之后，英格兰截获了葡萄牙的“圣母号”（Madre de Deus）快船，更证明了它的海上实力。快船满载着胡椒、丁香、豆蔻、乌木、挂毯、丝绸、布匹、珍珠和贵金属，从东印度群岛驶往亚速尔群岛。这些约占英格兰平均年进口量一半的货物，全都被拖至南海岸的达特茅斯港（Dartmouth）。王室和海军不得不就如何分配战利品展开漫长而痛苦的讨论，尤其是在一些小型的贵重物品已经失踪之后。

这类成功在增强英格兰人自信的同时还鼓励了大西洋及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侵犯性行为。英格兰开始和欧洲任何与天主教教廷为敌的国家建立联系。如在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宣布释放被俘获的西班牙舰船上做苦役的北非穆斯林，并给他们提供衣服、盘缠和其他必需品，然后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当1596年英格兰人进攻加的斯港（Cádiz）时，还受到了北非穆斯林的援助——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开头处所提及的。这样的同盟实在是太过神奇，以至于一位当代学者将此描述为一场由英格兰人和摩尔人共同参与的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伊斯兰“圣战”（jihad） [49]。

为了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道，英格兰开始花大力气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搞好关系。当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惊恐地观望着土耳其人即将叩开维也纳的城门时，英格兰人却在动其他心思。1571年，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攻击位于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勒班陀（Lepanto）的奥斯曼海上舰队，英格兰并未参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欧洲，诗歌、音乐、艺术及纪念碑纷纷被用以表达获胜的喜悦时，只有英格兰无动于衷。

即便在此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仍然谄媚地发出友好信件并将礼物送至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并收到“真诚的问候，无限的敬意，一支芬芳的玫瑰，源于纯洁的信任和友谊”作为回馈。英格兰送出的礼物中有一款由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allam）[50]设计的乐器，并于1599年运抵君士坦丁堡。不过由于炎热和潮湿，“所有的黏胶都失效了”，音管也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损坏，这让达勒姆吓坏了。英国大使看了一眼，“说这东西连两便士都不值”。好在达勒姆连夜赶工，修复了乐器，并最终让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非常开心：达勒姆在为他演奏乐器之时，他甚至撒出了金子，并且要送达勒姆两名女子为妻，“可以从苏丹的妃子里选，也可以由苏丹为他挑选两个最好的处女”。

伊丽莎白女王对待苏丹的策略是以土耳其进攻欧洲后带来的机遇和前景为基础的。罗马教皇一直在力劝基督教各国联合起来以避免更多的损失，并严厉警告称“如果匈牙利被征服，德国就会是下一个；如果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伊利里亚（Illyria）被征服，意大利就会遭到入侵”。英格兰下决心自力更生，和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这看上去是个非常明智的外交策略，同时又能带来贸易合作的前景。

因此，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英格兰商人在正规贸易协议中得到的特权，比其他任何国家得到的都更为慷慨。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新教徒和穆斯林交流时的措辞。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在写给奥斯曼苏丹的信中就称自己是“蒙全能上帝之辉煌……基督信仰最强大、最坚定的守护者，反对任何基督徒的盲目崇拜，反对任何借基督之名的招摇撞骗”。奥斯曼统治者同样希望拉拢从天主教廷分裂出来的基督徒，他强调双方在阐述各自信仰时的相似之处，特别是视觉形象方面。穆拉德（Murad）苏丹在写给“佛兰德和西班牙的路德会教派成员”的信中说，在“不可信的所谓教皇”的众多错误中，有一条就是偶像崇拜。多亏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追随者们的努力，才“禁止了偶像、肖像及教堂钟声”。尽管困难重重，但英格兰的新教徒们似乎能够打开新局面的大门。

对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认同逐渐扩散到英格兰的主流文化当中。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亲王在追求鲍西亚时就说：“不要因我的肤色而厌憎我。”观众们都知道，亲王英勇作战，曾为苏丹出生入死，绝对能配得上鲍西亚嗣女（象征着伊丽莎白本人），而且足够睿智，早就明白“并非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黄金”的道理。再如莎士比亚《奥赛罗》中高尚却悲惨的主人公，一个威尼斯的“摩尔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穆斯林），与他周围那些伪善欺诈、双重标准的基督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摩尔人不会轻易改变他们的志向”，该剧向观众传达了这一信息，暗示穆斯林在履行承诺和签订协约时坚定可靠，因此他们是值得信赖的盟友。事实上，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文学中，波斯也同样以正常的、积极的、文明的形象出现。

与英格兰正面描述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是人们对西班牙帝国的尖刻态度。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作品便认为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是纯靠运气。这一作品靠着100年前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约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带来的革命，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数量广为流传。印刷革命使得一些多明我会教士德拉斯·卡萨斯等人的论著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快速传播。正如同21世纪初的科技进步，只有快速信息分享技术的出现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德拉斯·卡萨斯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位教士对亲眼目睹的美洲土著遭遇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部充满令人发指的残暴细节的论著传到了英格兰，被译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此书以全本或保留暴行描写部分的删节本的形式在16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毫无掩饰地将西班牙人描述成大屠杀的凶手，将西班牙描述成一个嗜杀成性的帝国。译者詹姆斯·阿里格罗多（James Aligrodo）在译者序中写道：“12万、15万或20万条可怜的生命”遭到屠杀。

残暴的故事在欧洲新教徒间迅速传播，让人们看清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对待那些他们在心目中低他们一等的人的。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西班牙人是天生的迫害者，无论对谁，他们都会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胆敢接近他们的本土，他们也将施以同样的手段。这一结论在低地国家中引起恐慌。这一地区从16世纪末起就一直与西班牙争战不休，因为后者一直在寻求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地区施加权威。极力倡导英格兰人定居美洲的著名编年史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西班牙人如何“傲慢残暴地统治着西印度群岛”，将“和我们一样会哭泣”、向往着自由的无辜平民变成了奴隶。换句话说，残忍、暴力和迫害是西班牙帝国特有的行为。英格兰人是绝不可能做出如此令人可耻的举动的。

然而这些都只是理论。事实上，对待蓄奴和暴力的态度比这些高谈阔论更能说明问题。在16世纪60年代，英格兰水手们不断参与西非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甚至动用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的投资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运输，并从中大发横财。霍金斯总结道，“黑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那里的黑人数量可能会很快超过几内亚（Guinea）海岸”，他和他的赞助者都更加愿意从事这项贸易。可见，英格兰的高层人士绝不会拒绝和新大陆的西班牙“暴君”合作，反而相处融洽。

久而久之，英格兰强烈地意识到，在16世纪初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争端和时机不当，使得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强国西班牙的宿敌，他们很难从美洲财富的涌入或经威尼斯的红海和陆地贸易中获益。虽然对西班牙人的抨击卓见成效，但这仍然无法掩盖英格兰人四处觅食还要为残羹剩饭感激不已的事实。理查德·哈克卢特写道，多亏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长期失业，英格兰“到处都是年轻力壮的勇士”。他问道，为什么不把年轻人组织到一起，创建一支能使“帝国称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这一称霸海洋的言论在当时看来颇具野心，但做做美梦似乎也没什么错。

英格兰人在南欧繁荣之时并未作壁上观。他们也曾向四面八方派遣探险队，试图开辟新的商业通道，建设新的贸易、运输和交流网络。但是所有方向的探索都未带来令人振奋的成果。16世纪70年代由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指挥的探险行动旨在探索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通道，最终无果而归。更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从今天加拿大地区带回的大批“黄金”（被视作能与南北美洲其他对手相媲美的重大发现）结果却被证明是假的。这闪光的金属原来是白铁矿（marcasite），俗称“愚人金”。

灾难还不止这些。通过巴伦支海（Barents）抵达中国的企图最后以悲剧告终。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舰队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为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冻死了，他们的尸体在第二年才被人发现。据威尼斯驻伦敦大使说，他们被冻成了“各种姿势的冰雕”，有些人“是写字的坐姿，手里握着笔，嘴里叼着勺子；还有人正在打开衣柜”。

此外，为获取亚洲商品而与俄罗斯建立贸易联系的努力同样深受阻碍。首先是英格兰人抵达的时机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51]最悲惨的时候；其次是由于16世纪的俄罗斯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本就有限，尽管贸易规模即将大幅扩展，但经由里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险，即使是重镖护卫的商队都有可能遭遇强盗袭击。

16世纪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种机遇被派往波斯，这是英格兰人试图与那里建立商业联系的最后一搏。商人们通常携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特使们向波斯国王请求商业特权，“真诚希望能与陛下帝国的商人建立商贸关系”。英格兰急于获取贸易许可，以至于商人们都被严格规定禁止谈论宗教：如果有任何人问及国家未来的国教，最好的办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虔诚的穆斯林东道主问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互优点，这让新教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竞争如此激烈，任何有关宗教的表述都至关重要，一旦出错就可能被对手轻松击败。

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

尽管有响亮的名称、皇家的支持以及高远的目标，但在最开始还是步履维艰。英格兰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却越来越牢固。阿兹特克、西印度群岛等地用了几个世纪才积累形成的地下贵金属，在数十年间被搜刮殆尽、运往西班牙。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开采的矿区也被一扫而空，比如说波托西（Potosí），据说仅此一地就能为西班牙王室提供每年100万比索（peso）的产量。

西班牙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巨额收入，但新大陆的财富也仅有那么多。资源毕竟有限，比如委内瑞拉海岸的牡蛎滩，经过16世纪初短短30年内的上百亿次捕捞，那里的牡蛎所剩无几。但西班牙人却将这笔意外之财当成无底洞，他们把新取得的财富花费在一系列宏伟的建筑上，如修建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壮丽的宫殿，还有投资永无休止的对抗所有欧洲劲敌的军事行动。西班牙王室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必须担当万能的警察，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西班牙发现，与新教徒和穆斯林的军事对抗已不可避免。这将是圣战（Holy War）的新篇章。

如同早期的十字军东征所示，圣战对人力和财力的需求巨大，对皇家财政来说更是伤筋动骨。西班牙王室打算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有利于短期的野心行动，但显然于事无补，而且日后的反作用会非常明显，尤其是当局势发生恶化的时候。财政管理上的无能只是失败的一部分，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西班牙最终无法支撑军队的开销。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连续出现了债务拖欠的情况，至少有四次无法偿还债款。这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穷汉在一夜之间暴富，只知道将中奖的金钱挥霍在以前买不起的奢侈品上。

财富涌入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同样明显。欧洲的物价因美洲金银的流入而出现上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得不降低商品的购买量。持续的都市化进程使问题加剧，导致物价不断攀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个世纪中，仅西班牙的粮食价格就涨了五倍。恶化的局势逐渐影响到低地国家的行省和城镇。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西班牙为解决财政危机，加重了他们的税收，从而引发整个地区的严重不满。

欧洲北部聚集着众多富有生产力的城镇，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阿姆斯特丹在14世纪和15世纪纷纷崛起，成为连接地中海、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以及不列颠群岛的贸易往来中心。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贸易渠道的开辟，自然促进了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城市后来都成为全球商人的聚集中心，不断积攒着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实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必须有效利用周边土地，不仅是要迅速增加周围农田的产量，还要提高周边地区的水利技术，如河堤和围海大坝的建造，以确保每一块土地都能被充分开发。低地国家各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产量提升使它们成为当时的利润“蜜罐”。它们凭借着大量的贸易税收，再不输于那些靠联姻或继承控制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

没过多久，行省和城镇的人们就开始对新近实施的惩罚性高额税率怨声载道，同时还对控制宗教信仰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情绪。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等人不断强调着远方统治者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以及个人精神独立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并帮助新教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经济制裁加上宗教迫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并最终导致1581年“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的出现：宣布七省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西班牙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于1585年起对低地国家施行贸易禁运。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切断各反叛行省的资源，迫使它们最终屈服。但正如以往一样，经济制裁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分裂派别无选择，只好继续抵抗。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利用一切对他们有利的知识、技术和专长。转败为胜很快就会到来。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局势的变化为低地国家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会。西班牙的持续施压导致了该地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而随着人口从北方向南方各省迁移，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等城市承受着某学者所谓的“移民涌入灾”。幸运的是，贸易禁运确保了大量谷物和鲱鱼被囤积，也就意味着食品供应开始变得充足并且价格低廉。尽管房租涨得很快，但大量的移民同样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更使一大批试图逃离西班牙人高压统治的资深商人和专业人士走到了一起。

当贸易禁运在1590年被最终解除时，荷兰迅速采取行动，趁着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因卷入欧洲其他战事而应接不暇之机，一举赶走了被派往当地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军队。从军事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荷兰人赢得了展示自己的机会，立马投身到国际贸易当中，寻求和美洲、非洲及亚洲建立真正的贸易联系。

荷兰人在建立自己的贸易渠道时有着明确的商业逻辑。将货物直接进口到荷兰共和国将能免去两重关税：一方面，运往北方的货物无须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港口上缴关税；另一方面，荷兰政府将直接获得进口收入，不必再经伊比利亚人之手，也就是说，靠着低地国家商业繁荣赚来的财富将不会被帝国野心或奢侈花销所浪费。这同时还意味着快速的回报能被用于再次投资，形成高效的资金链，促进资金流动，无论是对个体商人还是新生的共和国都有好处。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收到了可观的回报。1597年，一支前往东方的远征船队凯旋，带回来的货物利润率高达400%。投资商见到如此高额的回报率，纷纷出资相助，于是商业舰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仅1601年一年就有14支远航舰队驶往亚洲，同时每年都有数百艘货船跨越大西洋从阿拉亚半岛（Araya）运回海盐。

这让西班牙人深感愤怒，他们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并实施另一轮的贸易禁运。著名哲学家、大律师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说，这只能使荷兰人更加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在威胁和压力面前后退，还不如尽快投资建立一个贸易网络，以此强化自身军事力量和独立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荷兰成功的关键在于高超的造船技术，特别是浅吃水的船体设计，能让船队在北海和浅港顺利航行。自16世纪50年代起，英格兰人开始建造高速、牢固的舰船，同时荷兰人也在开发更易操控、运载量更大、所需操作人员更少的航船，以便降低航行成本。这些帆船名叫“福禄特”（fluyt），它的出现为商业用船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荷兰人在出航之前做足了准备。与他们的欧洲前辈在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之前的一无所知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样实现目标。一些人像是果阿大主教的秘书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花费了毕生精力考察亚洲的贸易通道、港口、市场和地理情况，著成《航海记》（Itinerario）等作品，为前往东方的人们提供了详尽的指南。

其他资料同样对东方旅行很有帮助。比如说到地图绘制，荷兰在当时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80年代，卢卡斯·扬松·瓦格赫纳（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绘制的地图精准详细，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精品。这张地图包含了东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准确、最新、详细的信息，在17世纪初就为当代导航领域确立了标准。

还有一些文献能够说明当时荷兰商人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奇怪词汇和语法。最早的语言学家之一弗莱德里克·德霍特曼（Fredrik de Houtman）于1603年出版了他的《荷兰马来语词汇语法辞典》，他曾被苏门答腊的苏丹关押在亚齐（Aceh）的监狱中，并从狱卒那里学会了马来语。16世纪前往亚洲的商人们均认真学习这部辞典中所收入的词汇。他们还将一些常用的词汇和短语从荷兰语翻译成马来亚拉姆语（Malayalam）、马来语、比沙鄢语（Bisayan）、他加禄语（Tagalog）、泰米尔语（Tamil）以及其他语言。

荷兰人在17世纪成功的关键是其所拥有的知识和勤奋品质。荷兰人认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兰那样，利用皇家特许权将利益局限于一个小集团中，他们相互勾结，用垄断方式保护自身的地位。相反，荷兰采取的方式是大规模集资，将风险分散到尽可能多的投资人身上。尽管各行省、城市和个体商人之间存在敌对和竞争，但没过多久，这种整合各方资源的手段就被证明是一种最有效、最强力的建立贸易的途径。

1602年，联合行省政府创立了一个单一的亚洲贸易公司，并认为这一定会比每个单独个体的总和更为强大、更具实力。这是一项壮举，不仅缓和了各派之间的冲突，还使许多参与投资者相信，将来的利益不但能得到均衡分配，而且还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及随后不久在美洲成立的姐妹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创建过程，均可作为建立世界级跨国企业的教科书。

荷兰人采用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有些人，像是西印度公司的财阀兼创建者威廉·乌塞林克（Willem Usselincx），主张在还没被定居的部分美洲地区上殖民，并且制订了一个明晰的计划。但荷兰人的目标并不是同其他的欧洲对手竞争——比如在果阿那样，葡萄牙人、威尼斯人和德国人为了利益挤破了头——而是要取代他们。

人们首先将目光转向了香料群岛。在那里，孤立无援的葡萄牙人于1605年被荷兰人驱逐而出，而这只是荷兰人控制东印度群岛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随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了基地。巴达维亚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低地国家定居者的一种正式称呼，在今天，这里被称为雅加达（Jakarta）。

为了确保各贸易站点与本土之间的交通路线都能安全畅通，荷兰人动用了军事力量。尽管荷兰人在某些地区（比如澳门和果阿）仍显薄弱，但他们在17世纪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很快，遭到荷兰人包围的不仅是海外的欧洲人，就连欧洲本土各君王的那些战略要地和经济重镇都深受威胁。在控制了马六甲、科伦坡（Colombo）、锡兰和科钦之后，荷兰人又于1669年将马卡萨苏丹国（Macassar，今印度尼西亚）定为了下一个目标。马卡萨是建立亚洲香料贸易垄断的关键之地。攻克之后，荷兰人将它更名为新鹿特丹，接着（像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一样）建造了一座大型堡垒，以此警告对手不要觊觎这些地方。收藏于海牙国家档案馆的一幅地图详细描绘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确立地位后，建立了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

这一商业模式还被用在了其他地区。随着荷兰的黄金贸易以及向美洲运送人口的奴隶贸易的增长，其他对手均被挤出了西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新建的贸易据点，比如位于今天加纳的拿骚堡（Fort Nassau）。葡萄牙人也失去了根基，比如加纳海岸的艾尔米纳（Elmina）就在17世纪中叶落入了荷兰人之手。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也取得了巨大收获，至17世纪40年代，荷兰人已经占据了跨大西洋船运中的主要份额，而且基本控制了整个的蔗糖贸易。

荷兰本土也迎来了转型。那些最初投资远航贸易的人都赚了大钱，新的财富开始让更多的人获益。莱顿（Leiden）和格罗宁根（Groningen）建立了新的大学，在赞助商的慷慨支持下，学者们可以潜心拓展学科研究领域。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财富，于是艺术家和建筑师也开始纷纷涌现。在最繁荣的时期，人们甚至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看到许多从水中建起的豪华建筑，与几个世纪前在威尼斯出现的情形一模一样。阿姆斯特丹的约丹区（Jordaan）是围海造田的成果，凯泽斯赫拉赫特（Keizersgracht）运河上建有房屋，运河周边还有着众多的工程和建筑奇迹。

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始体现在艺术品当中。陶瓷业在哈勒姆（Haarlem）、阿姆斯特丹，特别是代尔夫特（Delft）蓬勃兴起，其工艺、外形、设计和手感都深受东方进口商品的影响。中国瓷器最为抢眼，这种青花瓷在几个世纪前就由波斯湾的陶艺师开发出来，之后流行于中国和奥斯曼，它们颇受欢迎，连荷兰陶器业都以之作为特色。这些模仿不仅仅是向东方工艺致敬，更是为了让自己融入环球物质文化的大潮流中，正是这股潮流将北海和印度洋与太平洋联系到了一起。

随着能够象征身份的装饰品的需求量激增，荷兰的整个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蓬勃发展。有人说，仅在17世纪，就有大约300万幅画作问世。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伦勃朗（Rembrandt）和弗米尔（Vermeer）的作品美得令人窒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提升了人们的品位。荷兰人通常从团队合作中取得成功，因此诞生了一些描绘群体场景的著名画作。比如弗兰斯·哈尔斯的《圣阿德里安卫队宴会图》，或称《哈勒姆的公民卫队》；以及伦勃朗的名作《夜巡》，描绘的是阿姆斯特丹公民卫队宴会厅中的场景。

个体肖像画也很有市场。商人安德里·比克（Andries Bicker）就雇用巴萨罗姆·凡·赫斯特（Bartholomeus van der Heist）为他作画以纪念他的成功及社会地位的提升；还有造船师简·里肯森（Jan Rijcksen），他曾请求伦勃朗将自己和妻子在海上工作的场景画成一幅画。这不仅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更是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荷兰人热衷于炫耀自己的家庭生活，如同在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窗前读信的少女》中所描绘的那样，前景处还有一只青花碗。1640年，一个造访阿姆斯特丹的英国人忍不住要说说他的所见所闻——他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他写道，就连“很不起眼的房子里”都摆满了“昂贵、新式，带给人回家的快乐和温馨的”各种家具和装饰，“有壁橱，有衣柜，有画像，有瓷器，还有豢养着小鸟的精美鸟笼”，就连屠夫、面包师、铁匠、鞋匠的家里都拥有名画和奢侈饰品。“我被震惊了”，英国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这样描写当时鹿特丹的一场年度集市，那里全部都是画作，特别是那些“风景画和被他们称作为‘小丑鱼’的有趣的小品画”；就连普通农户都成了热心的艺术品收藏者。这些在当时不断前往低地国家的英国人当中是普遍印象。

荷兰的黄金时代要归功于完美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当然，他们也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混乱之中，在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无休止的开销和无意义的战争吞没了这片大陆。这给荷兰人带来了机会，由于对手的精力和资源都被用在了本土战场，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他大陆上的据点一个个地拿下。17世纪的血腥战争让荷兰人能够在东方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这是以他的欧洲对手为代价的。

欧洲的战事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加快了西方的崛起。关于这一时期的欧洲，人们总是强调这是一个启蒙和理性时代，一个自由、人权、开放取代专制主义的时代。但要注意的是，在15世纪90年代的伟大探险之后，正是各种暴力和军事行动才使得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

早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新发现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就已经非常激烈。几个世纪以来，相互对抗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的主旋律，并且会时不时地突然升级为公开敌对和战争。不过，这也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经过研发、测试和改进的新型武器被运用到战场；指挥官们的实战经验推动了战术理论的发展。暴力的概念也得到了正面的解释：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颂扬骑士的生活风度和战斗精神，称这是一种爱和信仰，一种正义的象征。展现十字军高贵、英勇的故事被大肆宣扬，而变节、背叛和食言的行为则被刻意隐去，这种做法起到了极佳的效果。

只要被认为是正义的，争战、暴力、流血就无一不是光荣行动。这可能也是宗教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保卫全能上帝是让战争变得更为正义的最佳理由。从一开始，宗教就和扩张联系在一起，就连哥伦布的帆船上都挂着大号的十字架。正如当时的人们在谈到欧洲在美洲、非洲、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扩张时会强调说，是上帝安排了西方人来统治全球。

事实上，欧洲与世界其他各地相比更具攻击性、动**性和好战性的特点，如今得到了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船发现了连接各大陆的海上通道。几个世纪以来，航行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的传统船只在设计上始终没有太多改进，以至于被西方人的舰船轻松超越。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他们变得更快、更强，从而能够探索更广阔的海域。

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样。比如说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使用的武器，其可靠性和精准性帮助少数的征服者战胜人数众多的土著人，征服了这个除武器之外都十分先进、复杂的社会。佩德罗·德希耶萨·德莱昂（Pedro de Cieza de Léon）在描写印加帝国时，称那里法律严明、秩序井然，人们极为重视“正义，因此没有人敢犯罪或偷窃”。印加帝国每年都会进行全国普查，搜集出生和死亡的数据，保障税收的准确和公平。富人被规定每年必须抽出固定几天亲自到田间耕作，“以树立榜样，并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富人可以轻视和侮辱穷人”。

他们根本就不是欧洲胜利者口中所谓的野蛮人。事实上，他们似乎比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的高级社会更为开化，因为欧洲人很重视对贵族遗产的保护，导致社会阶层僵化，贫富差距非常大。尽管欧洲人可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些族群，是因为这些人的原始，但其实这些都得益于从西方战场上带来的残酷武器和作战策略。

欧洲人得以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城堡建造经验。自中世纪以来，城堡是欧洲社会的主要修建项目。整个欧洲大陆矗立着成千上万坚不可摧的城堡。城堡的建设自然是为了有效抵御强敌进攻，因此城堡数量的剧增也说明了他们对经常可能出现的外来攻击的恐惧。欧洲人修建堡垒和攻击堡垒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当地人都不明白欧洲人为何要这么坚持地建造那些将自己保护在里面的壮观建筑。其他地方的商人从来都不会想去建立什么城堡，孟加拉纳瓦布（Nawab）[52]在18世纪说，为什么欧洲人现在要在世界上建造那么多的城堡要塞呢？

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欧洲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文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科学和技术进步领先，但这些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不仅如此，新大陆的发现还使得欧洲社会更加不安分。巨大的资源吸引着人们前去征战、冒险，局势变得愈加紧张，各方为了抢夺霸主地位而大打出手。

在欧洲称霸全球后的几个世纪里，一幕幕无情的兼并和贪婪开始上演。在1500年，欧洲大约有500个国家，到了1900年却只剩下了25个。这是强者不断吞并弱者的结果。竞争和冲突成了欧洲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恐怖袭击并非没有先例。为了战胜对手和邻国，武器、机械和后勤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战争的扩大以及死亡人数的飙升（从数百人增加到数百万人），并使得大规模的迫害行径成为可能。因此，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杀都能从欧洲找到根源，这些不过是漫长的残酷和暴力故事中的最新一章。

人们大多关注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艺术投资以及财富给文化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下当时武器制造业的发展。正像民众的需求引发了绘画作品的大量创作一样，枪支的生产也是如此。在17世纪90年代，军火商马克西米连·迪登（Maximilien Titon）仅在法国中部就售出了60万支燧发枪；当时的人甚至无法估算圣艾蒂安（Saint-Etienne）的手枪工厂到底雇用了多少的员工。从1600年到1750年，手枪的命中率提升了10倍。技术的革新——包括推弹杆、纸制弹药筒和刺刀的发明——让枪械变得价格更低、操控更佳、射速更快，当然，也更加致命。

同样，尽管伽利略·伽利雷、艾萨克·牛顿和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这些科学家的名字连小学生都知道，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弹道抛物线、解决偏离问题、提高炮弹的精准度。这些出色的科学家使战争武器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可靠。在启蒙时代，军事与科技一道齐头并进。

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存在侵略行为。各个大陆的无数证据显示，任何征服行动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伤。但是在亚洲和北非的大规模扩张的年代，比如伊斯兰教刚崛起的那几十年以及蒙古人征服的那些年，人们看到的大多是长时期的稳定、和平和繁荣。相比之下，欧洲人发动战争的频率和节奏就与其他地区不同：一方刚被平息，另一方争端又起。竞争是残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算是准确地道出了西方崛起的真相：人的天性本就处于一种亢奋不止的暴力状态。当然，只有一个欧洲作家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只有欧洲作家得出的结论才会被认为是对的。

对军事战争的渴望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金融业。欧洲政府急需资金来创建军队，于是就出现了借贷市场，使政府可以用将来的税收收入作为抵押来筹集资金。通过参与这一关于未来的赌博，投资者们可以获取可观的利润、高贵的头衔以及其他社会利益，因为这些投资政府债券的人自然会被视为爱国者。可见，借钱给国家不仅可以提升地位，更有可能发家致富。就这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特别是在国债以及日益复杂的股票市场上市方面。

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北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近期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00年间，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人口几乎多了一倍。增长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更为明显，有的城市的人口几乎多了三倍。这一现象在低地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多达半数的居民都想移居其他城市。拥有更多城镇中心的国家自然比那些乡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更具优势。在城镇收税更加省时省力，尤其是那里的贸易效率比乡村高得多。人口密集地区还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收入渠道以及更低的放贷风险。相比其他商业和政治竞争对手，英格兰和荷兰可以以更低的汇率借到更多的钱。所以，想要通过金融手段获得财富，光靠聪明可不够，还要选对地点，比如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这一变化敲响了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命运的丧钟。随着新航道的开辟，无法将商品直接卖给最富顾客的意大利城邦本就已经处于下风，如今，这些长期分裂、结怨颇深的城邦根本敌不过将资源聚合在一起的其他城市。扩张行动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以至于一半以上的政府收入都被用于偿还国债。邻邦之间纠缠不清，总是想着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上全面压倒对方，如此势必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是曾经称霸东欧和南欧长达数世纪的旧欧洲，但如今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是西北部的新欧洲，正在蓬勃发展。

有些人早已见到了不祥之兆。早在1600年，不列颠驻威尼斯大使就写道：“就贸易而言，这里的衰落已相当明显，不出二十年，此城将完全崩溃。”威尼斯曾称霸于东方贸易，但如今却毫无竞争力；曾经有无数艘千吨级的大船来回运载货物，但如今却连“一艘都看不见”。没过多久，该城就开始重塑自己，从商业中心变成了一个供人享乐的**逸之都。尽管政府试图禁止人们穿金戴银、禁止浮华聚会以及寻乐场所，但该城的重塑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它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失去国际贸易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成为新富们旅行观光的站点。尽管“壮游”[53]这种说法直到1670年才出现，但是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远游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到意大利旅行被视作是购买顶级古董和高档艺术品的难得机会，甚至因为访客的剧增，它们的价格也出现了飞涨。这的确是一种成年礼，不仅仅是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更是文化上的蜕变：南欧的果实正渐渐被欧洲北部所吞噬。随着欧洲大陆中心的改变，古代的珍珠和同时代的文化都会随之转移。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雕塑中有三座分别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剑桥的费兹威廉（Fitzwilliam）博物馆和牛津的阿什摩林（Ashmolean）博物馆，都是由富有且懂文化的旅行者购来的。

他们还带回了建筑、纪念碑和雕塑方面的设计理念。很快，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就引进了诗歌、艺术、音乐、园艺、医药和古典时期的科学，并开始按照过往的荣耀来塑造今日的辉煌。罗马人不禁目瞪口呆，一些来自帝国偏远外省的小地主和小官员竟然在用古罗马英雄（甚至是皇帝）的形象来为自己造半身像。不过很快罗马人便会发现，他们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54]即将统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