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前，全球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从15世纪的经济震**中慢慢复苏。有些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西非黄金市场的开发，另外还有巴尔干半岛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矿产输出量的增加，这也许是得益于贵金属提炼技术的发展。比如说，146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瑞典的白银产量都多了五倍。有学者还指出，15世纪后半叶的税收制度也更加有效。经济紧缩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教训，尤其让人们知道了谨慎控制税收体系的必要性，这便导致所谓“君主统治复兴”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十分重要，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看都是如此。

在一位朝鲜旅行者眼中，15世纪末期的全球贸易速度似乎也在增长。据崔溥[38]记载，在距离上海约70英里的苏州港，船舶“云集”，等待着将薄丝、纱布、黄金、白银、珠宝和工艺品运往新的集市。苏州城内满是富裕的商人，他们都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人们生活奢侈，”他羡慕地写道，“在发达地区，商铺可谓星罗棋布。”尽管这里的商业十分繁荣，但当时世界的关键点并非中国沿海的各个港口，而是在几千英里以外的伊比利亚半岛。

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谈。15世纪下半叶，欧洲经济逐渐复苏，已经刺激了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随着新大陆的财富不断运往西班牙，资源的储备大幅增加。在塞维利亚，黄金和白银“像麦子一样”堆放在海关的库房中，港口不得不修建更多的新库房以应对更多到港的货物，也便于更好地管理税收。一位观察员记录了他所目睹的货船卸载的情景：他在一天之内看到了“322车黄金、白银和珍珠被登记入账”；六星期之后，他又看到686车贵金属进港入库。货物太多，“贸易馆（Casa de Contratación）实在容纳不下，最后只能堆放在露天平台”。

在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带来意外收获的同时，另一路同样雄心勃勃的海上探险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当西班牙还在担心哥伦布探索亚洲通道的计划是否代价太高时，另一支船队已经整装待发，由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担任统帅。船队在起航前受到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的接见。国王似乎有意忽略了近来在大西洋彼岸的发现，并为达·伽马下达明确目标：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及附近国家的新通道”。如此，他接着说，“我主耶稣基督”将从那些异教徒（意指穆斯林）手中获得新的王国和疆土。但同时他也看重眼前利益。他想，如果能征服“古人笔下的最富有的东方”，不是更好吗？他接着说，看看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还有其他意大利城邦怎么从东方获得利益。葡萄牙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身处世界的尽头，连在欧洲都是末端。

这一切在达·伽马精心策划的远航后发生了变化。他的舰队首次抵达南非的时候，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他们的失望还不在于看到那些衣不遮体甚至****的土著人，而更在于难以下咽的食物——可供他们咀嚼的只有海豹和羚羊的生肉以及野草的草根。当土著人看到桂皮、丁香、珍珠、黄金及“其他物品”时，“他们对这些东西毫无概念”。

当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向北航行之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马林迪（Malindi），他不仅发现了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领航员，这个人愿意帮他利用季风顺利抵达印度。经过10个月的航行之后，他终于在卡利卡特港抛锚。他取得了哥伦布所没能取得的成就——他发现了驶往亚洲的海上通道。

那里已经存在一些来自家乡附近的商人。他首先听到非常熟悉的口音：“是魔鬼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的吗？！”两个来自突尼斯的穆斯林商人看到了他们，其中一个会说西班牙语和热那亚语的人高声叫喊。一番询问过后，他们的对话便如音乐般动听：“你们的运气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这地方满是红宝石和祖母绿！你们应该好好感谢上帝把你们带到了这片如此富裕的土地！”

不过，葡萄牙人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楚他们的亲眼所见——正如哥伦布当年的经历一样。满是印度神像的寺庙被误认为是供奉基督教圣人的教堂，圣洁仪式上的泼水被误认为是基督教教士在弹洒圣水。欧洲一直流传着耶稣门徒圣托马斯（St Thomas）抵达印度并使众人皈依基督教的传说，因此达·伽马等人不断得出错误结论并将之传回欧洲，尤其是声称东方有众多基督教王国准备和伊斯兰世界开战。许多人们从东方世界发回的报道最后都被证明是以讹传讹。

与卡利卡特首领萨摩林（Zamorin）的谈判对达·伽马来说是更艰巨的考验，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虽然葡萄牙国王拥有巨量财富，远超“这里的任何国王”，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当他拿出帽子、脸盆、珊瑚串、白糖和蜂蜜作为礼物时，廷臣均大笑不止：即便是麦加最穷的商人，都不会用这些可怜的礼品羞辱他们的首领。

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周围有很多监视他们的人，“这些人都带着长剑、双刃斧、盾牌和弓箭”。达·伽马和他的手下也非常紧张，但萨摩林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葡萄牙人卸载货物并从事正常贸易。于是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将香料和其他商品装上货船，以展示他们旅行的收获，然后起航回家。这些被他们带回欧洲的物品将会改变世界。

历经两年的伟大航行后，达·伽马在家乡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里斯本大教堂的庆功仪式上，人们甚至公开地将达·伽马比作亚历山大大帝。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当代，许多作家（不仅仅是葡萄牙作家）用它来描述打开通往东方世界新道路的成就。

国王曼努埃尔将抵达印度的航行视为一种壮举，他立即写信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自己的岳父母），极力夸大达·伽马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手下的人带回了“桂皮、丁香、生姜、豆蔻和胡椒”及其他香料和花卉，还有“各种珍贵的石头，比如说红宝石”。“毫无疑问，”他还高兴地添上一句，“阁下听到这些消息时必定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哥伦布当时说的是可能，达·伽马给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当然，西班牙统治者也得到了一些安慰。第一次跨大西洋远航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曾向教皇游说，请求批准西班牙拥有大西洋彼岸所有新发现地域的主权，就像教皇对15世纪以来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结果所做的。仅1493年一年，教皇就发布了至少四封训令，规定了新发现的地域该如何分配。在就如何划定经线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终于在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确定了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39]的一条分界线：“一条笔直的、从南到北、从地球的一极到另一极、位于上述海洋区域的分界线。”界线以西的一切归西班牙所有，界线以东的一切归葡萄牙所有。

30年后，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才体现出来。到1520年，葡萄牙船队向东方的探索更进一步，航行越过印度后直达马六甲海峡、香料群岛[40]和中国广州。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仅意识到他们发现了南美洲和北美洲两块大陆，而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环游全球的壮举：一位航海家成功穿越了太平洋，抵达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领这次远航的是葡萄牙人，他为西班牙服役，因为西班牙愿意资助他从西方探索香料群岛，并征服该地——不是以他祖国的名义，而是以邻国和敌国的名义。当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开启他这一史诗般的航行（1519—1520）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同意在太平洋上再画一条分界线，与大西洋上的分界线对应。于是，这两个伊比利亚邻国瓜分了整个地球，他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当然，更是上帝的祝福。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适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崛起。1499年，达·伽马回国的消息在威尼斯引发了种种复杂情绪：震惊、焦虑、歇斯底里。一种主流声音是，经由南非抵达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发现，直接意味着本城命运的终结。威尼斯总督吉罗拉莫·普列里（Girolamo Priuli）说，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里斯本将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毫无疑问，”他写道，“匈牙利人、德国人、佛兰德人和法国人，以及所有翻山越岭到威尼斯花大价钱购买香料的人，如今都将转向里斯本。”其中的道理在普列里看来非常简单。人人都知道，他在日记里说，货物从陆地抵达威尼斯，必须经过无数道关卡，并缴纳关税；而从海上运输货物的葡萄牙人则不用承担这些成本，他们能够开出让威尼斯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超低价格。数字说明了一切，威尼斯的厄运真的来了。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6世纪初，定居葡萄牙的佛罗伦萨商人吉多·代迪（Guido Detti）同样坚信，威尼斯人将失去对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无法与通过海运抵达里斯本的货物竞争价格。威尼斯人将重新去做渔民，威尼斯城将退回到它发迹之前的潟湖。

然而，威尼斯即将没落的传言实在是令人多虑了，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某些头脑清醒的声音所说，经由海路前往东方的通道上并非没有风险。许多葡萄牙海船并没能安全回家，114艘船中只有不到一半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平安返回——文森佐·奎瑞尼（Vicenzo Querini）议员于1506年向威尼斯议会报告说：“19艘满载香料的货船已确认全部沉没，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况如何，威尼斯还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讨论如何共同抵抗葡萄牙，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甚至想到了是否能开挖一条通往红海的水上通道，让“多艘舰船随意通行”——这一想法要等到几百年后苏伊士运河竣工后才告实现。

葡萄牙人坚信，16世纪初期在红海地区及印度海岸针对他们的抵抗行为，是由威尼斯人策划的联合举动，但事实上，埃及人不用联合也会奋起保卫他们自己的水上航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商船的出现已经让他们非常不安，更不用说这些新来者都非常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了。有一次，达·伽马本人截获了一艘装载着几百名穆斯林的大船，他们是从麦加朝圣后返回印度的。船上的人百般求饶，表示愿意支付巨额赎金，但他仍然下令烧毁大船。这种行为简直不可理喻，一位观察家声称，“此情此景将每天浮现在我脑海中，终身难忘”。大火和海水中的妇女高举着珍珠首饰求饶，也有人举起她们的婴儿以求不被淹死。对于这一切，达·伽马无动于衷，“毫无悲悯之心”，眼睁睁看着船上最后的乘客和船员被淹死。

令人担忧的是，埃及的港口和战略要地正不断遭受攻击。麦加的吉达港（Jeddah）于1505年受到侵袭，此后不久，波斯湾重镇马斯喀特（Muscat）和加尔哈特（Qalhāt）相继陷落，寺庙被焚为灰烬。葡萄牙人也有担忧，他们开始考虑建立成网络的据点链，直通家乡里斯本。葡萄牙殖民长官、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在1504年说，没有什么比“在红海海口附近建造一座城堡更为重要”，因为那将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和我们做生意，否则他们会发现自己太不理智”。

面对如此暴力行动和危险局势，开罗的苏丹开始派遣军队在红海及附近地区巡逻，下令若有情况出现可直接采取行动。对此，一些葡萄牙指挥官认为他们应该相应地更改策略。有人向葡萄牙国王禀告说，他们没必要将货船暴露在危险区域，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放弃以前在红海海口索科特拉岛（Soqotra）等敏感地带修建的港口，而去考虑如何与穆斯林埃及建立友好关系。

虽然葡萄牙最初的海上探险一直都伴随着残忍、暴力和偏见，不过这种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人们开始更注重实际利益，当初那些宣扬基督教胜利、伊斯兰灭亡的虚张声势已经逐渐被更为乐观、更为现实的策略所取代。商业机遇随处可见，人们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敌意也逐渐开始缓和，正如十字军东征时对待各行省的态度一样——冲突逐渐转化为理解，人数过少的群体必须和他人建立友好关系，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改变是相互的。在彼此敌对的印度各统治者以及澳门和马来半岛等地看来，他们更愿意互相竞争为欧洲商人提供更为优惠的贸易条款，以便让更多的货币流向自己，而不是流向自己的对手。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在尽可能地减少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不过仍然有人喜欢张扬和自喜，比如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认为，夺取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开罗和麦加将统统完蛋，威尼斯人将再也得不到香料，除非他们的商人向葡萄牙购买”，因此他下令屠杀城里所有的穆斯林——其结果只能是贸易的中断并引发更深的仇怨。当地的统治家族撤退了，在霹雳州（Perak）和柔佛（Johor）重新建立了一个苏丹国，以应对来自欧洲持续不断的强势竞争。不过，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这一东方航道的发现与美洲大发现完全不同，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相互合作，而不是一项征服行动。其成果便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幅增长。

随着欧洲人尽享来自美洲的财富，他们购买亚洲奢侈品的能力也与日俱增。没过多久，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其他欧洲商场便充满了中国瓷器和明朝丝绸。不过，从需求量上讲，进口最多的商品还是香料。价格高昂的胡椒、豆蔻、丁香、乳香、生姜、檀香、小豆蔻和姜黄，自罗马时代起就成为烹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改善口感的作料，而且还具有药用价值。比如说桂皮，据说它对心、胃、脑都有好处，还能治疗癫痫和瘫痪；肉豆蔻油被认为是一种治疗腹泻、呕吐的良药，对一般的感冒也有效果；小豆蔻油能缓解肠道不适和胃肠胀气。当时地中海地区有一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文献，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小部位雄起之秘方”，说的是用生姜和蜂蜜的混合液涂抹私处，会有相当神奇的效果，保证让男人的性伴侣“欲罢不能”。

供应此类商品的新兴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尽管达·伽马首次航行的消息让威尼斯人大感不安，但建立已久的传统商业通道并非一夜之间就可被取代。当然，他们更应该感谢欧洲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同过去一样，消费者并不关心商品怎样抵达市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价格。

贸易商们嫉妒地观察着对手的行动，记录着他们都买了什么、进价是多少。葡萄牙人甚至雇用了黎凡特的马修·比克度（Mathew Becudo）等商人刺探来自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货车及船队的规模，汇报运载货物的数量。有关作物歉收、货船失踪或政治动**的传言都会影响商品每日的价格，这让生意变得更加捉摸不定。香料船队出发时间的细微差别可能引起供应渠道的大幅动**，这对东地中海商人来说更有利，因为他们的消息更灵通，他们的商道比绕非洲大陆的海运路线风险更小。

与此同时，选择投资也是一件费神的事。1560年，威尼斯的年轻商人亚历桑德罗·马格诺（Alessandro Magno）焦急地看着亚历山大港的胡椒价格持续飞涨，数天之内就上涨了10%，这迫使他撤销订单，将投资转向丁香和生姜。避免陷入泡沫而落得血本无归是最为关键的，作为中间商，他必须对进货做出正确抉择，并为他的客户提供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每年有上百万吨的香料（主要是胡椒）运抵欧洲，这种原本属于上等阶层的奢侈品，如今在广泛的需求驱动下迅速成为文化和商业的主流。为了这些潜在的巨额利润，葡萄牙决心建造一条属于它自己的丝绸之路：将所有的港口，将里斯本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东非的各商业据点都连接在一起，从印度到马六甲海峡到香料群岛都建立永久的殖民社区。他们的此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达·伽马航行到印度后的几十年间，葡萄牙政府从香料贸易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收入。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各方竞争对手不会坐以待毙，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在近东和中东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之后，奥斯曼于1517年夺取埃及，一跃晋升为东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威胁。“来势凶猛的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罗马教皇里奥十世（Leo X）写道，“他们觊觎的不仅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是整个世界。”

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成功及进一步深入欧洲中部的势头强化了人们的危机感。大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在16世纪初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激战即将来临，“这世界无法允许天上有两个太阳”。未来要么属于穆斯林，要么属于基督教，但绝不会同时属于两者。

伊拉斯谟错了，对手奥斯曼也错了，虽然后者依然认为“既然天上只有一个上帝，那么地上就应该只有一个帝国”。尽管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南部的莫哈奇（Mohács）战胜了西方人，并在近东和远东一段时间的动**之后，于1526年将大部队朝匈牙利和中欧挺进，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恐慌，但殊死之战并未出现。然而，这些行动导致的长期敌视和对立，其影响一直蔓延到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

奥斯曼帝国信心十足，为强化它在亚洲的商业地位投下重金：建立海外贸易代理网络，重修、加固众多城堡以确保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海上运输的安全。从波斯湾经巴士拉到黎凡特的各条公路保障了贸易的畅通无比、安全快捷，就连葡萄牙人都开始逐渐使用这条通道，用于和里斯本之间的交通往来。

这对通常用武力来对抗葡萄牙的奥斯曼来说，真是有点不可思议。1538年，奥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乌港（Diu）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还连续袭击葡萄牙的舰船。其中一位奥斯曼舰长名叫赛菲尔（Sefer），他在16世纪中叶凭借一系列成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奥斯曼“尽享葡萄牙的战利品，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富有”，一名欧洲船长这样说道，并详述了塞菲尔的船队变得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凭借几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究竟还想把多少财富运回家乡”？奥斯曼显然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据另一位观察家在1560年的记载，每年都有几百万磅的香料运抵亚历山大港，“难怪运往里斯本的货物变得那么少”。

到了这一时期，香料贸易的利润已经开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开始把投资从香料转向其他商品，特别是棉花和丝绸。这一转向在16世纪末令人瞩目，此时的纺织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运往欧洲。某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当代学者也表示认同），导致这一结果的是插手香料贸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层的腐败，以及许多来自皇家的错误决策：不仅征收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效率很低的物流系统。奥斯曼帝国的成功给葡萄牙以及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称霸印度洋的关键在于谁能从卖往欧洲的商品中争取到最大的税收。奥斯曼顺利地从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额。红海、波斯湾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断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银行的收入也与日俱增（尽管国内需求的增加同样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个16世纪，人们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长，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也让乡村焕然一新。

黄金时代的黎明并不只属于欧洲。从巴尔干半岛到北非，大规模建设工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纷纷上马，而支撑这些项目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关税收入。许多极负盛名的辉煌建筑都是由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这位大帝的名号本身就是当时时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征——时期的首席建筑师希南（Sinān）所设计。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兰学校、32座宫殿、17家救济所和3所医院，还有在苏莱曼大帝及他儿子的统治时期设计的多座桥梁、水渠、澡堂和仓储货栈等建筑。赛里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于1564年至1575年间，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尔，是建筑学和工程学上的辉煌成就，“值得人类膜拜和敬仰”，当时人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伟大的建筑，埃迪尔的清真寺证明他们错了。

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同时还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一个新帝国于15世纪初帖木儿去世之后在大汗的领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萨法维（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时，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惊叹的重建过程：根据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旧市场和旧街道被全部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店铺、澡堂和清真寺；大型灌溉系统能确保伊斯法罕新城的用水供应——这对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园林杰作国王广场（Bāgh-i Naqsh-i Jahān）来说至关重要，它被誉为“润饰世界的花园”。辉煌的国王清真寺（Masjid-i Shāh）也建于这一时期，人们希望它能与埃迪尔一样，成为伊斯兰世界最璀璨夺目的明珠。如当时某评论者所说，阿拔斯大帝使伊斯法罕看上去“如同一座充满华丽建筑的天堂，公园里花香四溢，为花园和小溪平添生气”。

在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中，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开始走向繁荣。一些作品专门论述如何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卡隆苏瓦尔》（Qānūn al-·uvar），它用韵文的形式巧妙而优美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技巧。不过作者也警告读者，虽然人人都想掌握绘画技艺，但“你必须知道，若想在此领域取得成就，天赋是必不可少的”。

财富和繁荣带来了一番新景象：伊斯法罕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41]教士能向波斯国王呈上一本波斯文译本的《旧约·诗篇》（Book of Psalms），并受到了热情的接纳；教皇保罗五世（Paul V）送上的中世纪插图版《圣经》也让波斯国王非常高兴，国王还让波斯学者解释图中描绘的内容；当时正值当地犹太人以波斯语（但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抄写《托拉》的时代，展现出波斯人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文化自信。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发了大财，这要归功于远东贸易中的关税和过境税，当然还有欧洲本土新富对各种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从皇室到商人，从宫廷大臣到富裕农民。然而尽管这些近东国家在从美洲跨大西洋涌入黄金、白银和珍宝的冲击中获益甚多，但最大的收益来源还是要属那些出口量最高的货源地，即印度、中国和中亚。

欧洲成了黄金白银的交易所，这些贵金属都来自资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Potosí）——安第斯山脉上的银矿（位于今玻利维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一银矿，仅一个世纪内的产量就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用汞提炼白银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使得整个采矿运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润更高。这一发明极大加快了南美资源经伊比利亚流向亚洲的再分配进程。

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然后运往东方。自16世纪中叶开始，每年都有几百吨的白银出口到亚洲，以换取人们紧缺的东方商品和香料。16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张购物清单显示出人们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de Medici）公爵出资高额赞助佛罗伦萨商人菲利普·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到印度远航，同时还给了他一张购买各种海外商品的清单。公爵最后收到的礼物包括斗篷、绸缎、香料、种子和腊塑植物模型，还有各种药品，包括一种治疗毒蛇咬伤的药。这些都是公爵和他的弟弟费迪南多主教（Cardinal Ferdinando）特别喜爱的东西。对于当时高层权贵来说，这类奢欲是十分普遍的。

因美洲的发现和非洲海上通道的开辟，欧洲及近东地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要论辉煌程度，可能当时世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印度。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地区在帖木儿去世后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整合过程。1494年，帖木儿的后裔之一巴布尔（Bābur）在继承了中亚费尔干纳谷地的全部领土后，将扩张的目光盯向撒马尔罕，并迅速取得成功。在遭到乌兹别克对手的驱逐后，他率军南下，经过数年收效甚微的征战，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他方。他先将喀布尔收入囊中，随后通过驱逐残暴专制、怨声载道的洛迪（Lodi）王朝，成为德里（Delhi）的主人。

巴布尔展现出自己是一个热情的建设者。他兴致勃勃地建造了喀布尔壮丽的巴布尔花园（Bāgh-i Wafa），里面不仅有喷泉，还有石榴树、苜蓿草坪、橘树以及从遥远的原产地带来的其他植物。巴布尔自豪地写道，当橘子变黄的时候，“景致最佳，布局最精”。征服印度之后，他依然热衷于设计花园，只是抱怨当地的地形不好。他对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水源供应相当不满：“放眼望去，一片荒凉，根本不值得再花费任何精力进行开发。”最后他终于在阿格拉（Agra）附近找到了安居之地：“（该城附近）并没有真正合适的地方，我们也只能将就将就了。”最后，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之后，他终于在“糟心、混乱的印度”打造了豪华的花园。

尽管巴布尔对当初的南征多有担忧，但他的行动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没过多久，这片新领土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帝国。新商业通道的开辟、欧洲购买需求和能力的增长，都意味着有大笔的现金涌入印度。大部分收入都被印度人用来购买马匹。我们说过，在14世纪曾有成千上万的马匹经中亚贸易商之手售出。大草原上的马匹十分抢手，它们营养好、体形大，不像次大陆的马“那么小，一个人骑上去就几乎四脚着地”。流入欧洲的银子先是被用来购买东方的商品，而后，为了展现体面和社会地位，又被花在了最好的坐骑上——就像当今那些石油国的富豪们把流入的钱花到法拉利、兰博基尼和其他豪车上面一样。

马匹贸易的利润很大。葡萄牙人刚抵达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时候，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商品之一就是马匹。他们在16世纪初向国内发回激动人心的报告，描述当地人对纯种阿拉伯马和波斯马的需求，还说印度王公们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骏马。随后，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开始涌入运送马匹的高利润贸易，以至于还引发了某些技术革新，比如一些海船被设计出专门用作马匹运输的功能。 这些马匹大多数都来自中亚。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印度，马匹的需求量大幅上涨，激增的收益甚至引起了中亚地区的通货膨胀。巨额利润为修筑桥梁、扩建旅舍以及确保通往北方地区主要商道的安全提供了支持，这些工程项目又为中亚各城市开启了新一轮的繁华兴盛。

建设马匹贸易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样有利可图。一位嗅觉敏锐的投资商将目光转向了贸易要道上的驿站建设，并在16世纪中叶的15年内建造了1500多座驿站。这一时期的资金涌入情况甚至在锡克教[42]经典《格兰特·沙哈卜》（Granth Saheb）中都有反映（在这本经典中，世俗、商业和灵魂处于同等地位）：上师告诉他的随从们说，要购买效用长久的商品，而且要详细记账，这是铭记真理的法门。

一些坐落在交通要道上的关口城市因便于马匹贸易而蓬勃发展，其中就包括喀布尔。不过，最令人瞩目的繁荣发生在德里，它因靠近兴都库什山脉而得到了飞速的成长。随着该城商业地位的提升，其统治者也声望日隆。在莫卧儿帝国的扶持下，当地的纺织工业也发展迅猛，其产品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卖出高价。

没过多久，强大的帝国便开始扩张，用它的经济实力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地区，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在整个16世纪，巴布尔和他的儿子胡马雍（Humāyūn）及孙子阿克巴一世（Akbar I）目睹了莫卧儿帝国大范围的扩张过程：至1600年，其疆域已西起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Gujarat），东至孟加拉，北连旁遮普的拉合尔（Lahore），南抵印度中部。这并非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把握良机夺取富饶城市和地区的控制权，以强化和巩固新生的帝国。如一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在他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所说，征服古吉拉特和孟加拉（两地都拥有繁荣的城市和可观的税收）使阿克巴成为“印度王冠”的主人。每一次扩张都强化了中央的权力，并为帝国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莫卧儿帝国还带来了新的思想、趣味和风尚。曾长期被蒙古人和帖木儿崇尚的细密画，如今受到了新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从远方各地聘请艺术大师前来创办美术学校。观看赛鸽和柔术表演——两项在中亚地区颇受欢迎的消遣活动——成为一种潮流。

建筑风格和花园设计的革新更为显著，来自撒马尔罕完美的建筑和园林艺术风靡了整个新帝国。这些建筑成就在今天仍然可以得见。胡马雍位于德里的华丽墓地不仅延续了帖木儿时代的风格（由布哈拉的一位建筑师设计），更标志着印度历史崭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引进的还有园林风格：将建筑与环境巧妙融合，显然是受到了中亚的影响。在繁华的拉合尔，到处都是新建成的纪念碑和精心设计的广场。凭借本身拥有的巨大资源以及有利的全球局势，莫卧儿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帝国，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帝国的新首都法地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建于16世纪下半叶，其豪华程度充分展现了帝国的无限资源和皇家理想。精巧设计、由红砂岩建构的庭院楼阁融合了波斯、中亚和印度的建筑风格。来访者若在这里受到接待，便不可能再对当地统治者的权力有半点质疑。

一座最为著名的纪念性建筑可以成为欧洲财富大量流入亚洲的佐证，那就是沙·贾汗（Shah Jahān）在17世纪初为他的妃子阿姬曼·芭奴（Mumtāz）所建的陵墓。在妃子去世的那天，沙·贾汗向穷人施舍了大量的金钱和食物。在选定一个最佳葬礼方案后，沙·贾汗拿出相当于今天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修建了一座圆顶建筑，随后又花了几百万美元，用最好的镀金工艺和数不尽的黄金来装饰墙壁和圆顶。陵墓两侧建有“顶着华丽天篷”的亭子，亭子周围又有花园环绕。附近市场的税收则被拨出，用于陵园日后的维护和修缮。

对许多人来说，泰姬陵（Taj Mahal）是世上最具浪漫色彩的建筑，充分展现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其他内容：环球贸易给莫卧儿统治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他有财力向自己可爱的妻子表达深刻的思念之情。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世界轴心的重大转移，此时欧洲和印度的财富都是以南北美洲的付出为代价的。

沙·贾汗对妻子去世的哀思，与不久之前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形成了完美的对应。玛雅帝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同样非常繁荣。“那时的人们都十分健康，从不会有骨痛的毛病，也不会发烧，不会得水痘，没有胸痛，没有肺病。那个时代，人们的发展井井有条。后来欧洲人来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带来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一位作家在此之后不久写道。在美洲发现的黄金和白银被运到了亚洲，就是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促成了泰姬陵的诞生。这不得不说相当讽刺，印度（India）的富强竟然是以地球另一端的“印第安人”（Indian）的苦难为代价的。

靠着白银的流通，几块主要大陆已经紧密相连。白银吸引着许多人到新世界去寻找财富。在16世纪末，一个游历至波斯湾霍尔木兹（Hormuz）的英国人记述说，该城到处都是“法国人、佛兰德人、日耳曼人（Almain）、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拿撒勒人，土耳其人和莫尔人（Moor），犹太人和非犹太人（Gentile），波斯人和莫斯科人”。在极具**力的东方，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前往的不仅是商业利益，还有挣钱更多的工作机遇。在波斯、印度、马来半岛甚至是日本，炮手、向导、领航员和船长都不难找到工作机会。那些想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逃兵、罪犯和不良分子——都有新生的机会，这些人的技艺和经历会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用。干得出色的人真有可能成为自由王子，比如那位在孟加拉湾和马鲁古海（Molucca）的幸运的荷兰人，“愿意和多少女人跳舞都可以”，“几乎整天”都在“**”地欢歌舞蹈、酩酊大醉。

1571年，西班牙人建造了马尼拉城（Manila），由此改变了环球贸易的格局。此番殖民活动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损害要比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殖民小得多。西班牙人的初衷只想建立一个获取香料的基地，但它很快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一个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联络点。现在，货物无须先经过欧洲，而是直接跨越太平洋运达，用来支付的白银也同样不需要绕道。马尼拉成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的贸易中心。据1600年左右该城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这里能得到不同种类的丝绸、丝绒、缎子、织锦和其他各类纺织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饰品、卧室挂布、被单和挂毯”，桌布、坐垫、地毯、金属盆、铜壶和铁锅应有尽有。锡、铅、硝石和来自中国的火药同样能够买到。还有其他罕见的东西，比如“用柑橘、桃子、鸭梨、豆蔻和生姜制成的防腐剂”，栗子、胡桃、马匹、类似于天鹅的亚洲家鹅、八哥以及其他许多稀有物品。官员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全都罗列出来，那将“永远也写不完，纸都不够用”。用当代评论家的话说，马尼拉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座全球性城市”。

这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商业通道。可以想见，在马尼拉通道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开始出现长期的衰退。这其中有来自国内的经济压力，抵抗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和波斯帝国需要巨大的军事开销，但跨越数千英里的新贸易通道的出现，必定是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下滑的原因之一。从美洲流经菲律宾至亚洲各地的白银数量令人震惊，至少比16世纪末17世纪初此条通道上流往欧洲的数量大得多。新世界流往欧洲的财富开始减少，引起了西班牙某些高层人士的警觉。

白银之路像一根丝带一般环绕世界。贵金属最后都流向了一个地方：中国。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辽阔的疆域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奢侈品生产国，包括陶瓷。由于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中国甚至出现了超大型的仿制品市场。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造访南京时写道，中国人“素有仿制古董的天赋，能工巧匠辈出”，因工艺精良赚得了很多利润。在中国，有专门的著作告诉你如何鉴别赝品，比如刘侗 [43]的作品就能教你如何鉴定宣德铜炉或永乐瓷器。

中国有能力满足巨大的出口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相应地提高产量。比如福建的德化县，就成为专门烧制满足欧洲人需求产品的瓷器之都。丝绸业同样得到大笔投资，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商业行动，有利于明帝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有些学者确信，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间的收入应当是多了四倍以上。

大笔资金流向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贵重金属之间的汇率失衡。在中国，白银和黄金的价格比例一直在6:1左右浮动，远低于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白银价格几乎是16世纪初期欧洲的两倍。这便意味着欧洲的白银能在中国市场上购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货物，这让他们越来越愿意从中国进口。这种利用不同市场货币差价的做法被当代银行家称作套汇。远东的新来者自然立即抓住了这一机遇，特别是那些意识到中国和日本黄金价格失衡的人，能够轻松地从中谋取利润。贸易商争先恐后地买卖贵金属，澳门的商人们把精心挑选的货物运往日本，只是意在换取白银——据某当事人所说。面对这一发财良机，有些人难掩内心的欢喜。白银对黄金的价格比例如此之高，这让后者的相对价格变得很低，佩德罗·拜萨（Pedro Baeza）写道，如果你在东方用白银购买黄金，然后再带到美洲的西班牙辖区或是西班牙本土，“你就可从中赚到70%到75%的利润”！

白银的大量涌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全面评价。不过，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流入中国，中国的文化、艺术及学术开始蓬勃发展。画家沈周和“明四家”（明朝著名的四位同时代画家）[44]中的其他三位均凭借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资助和金钱回报。陆治[45]等艺术家的才能也广受赏识，因为不断涌现而出的中产阶层都乐于提升他们的趣味和品位。

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小说《金瓶梅》（因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被称作《金色的莲花》[46]）不仅是对文学形式的挑战，更是对**这一话题本身的挑战。富裕的社会使宋应星[47]这样的学者能够潜心研究，由他执笔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涉及潜水技术和水利灌溉，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对儒学的关注也在增长，如对大儒王阳明[48]的尊崇就反映了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对于寻求人生真理的普遍渴望。

近来在牛津大学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发现的塞尔登（Selden）中国地图，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海外贸易和旅行的兴趣，地图还详细描绘了位于东南亚的航道。不过这或许只是个例外，因为和从前一样，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图仍是以闭塞的眼光看待世界，通常都是北至长城、东到大海。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情愿放眼看世界。当然这也跟欧洲在东亚的海上力量有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舰队相互对峙，并经常截获中国的海船和货物。中国不愿意参与这些强敌之间的争斗，更不愿意在此过程中遭受损失。因此，面对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收敛，同时继续与他们保持贸易并从中赢取收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流向中国的大多数白银被用于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经济货币化、鼓励自由劳工市场的繁荣以及刺激对外贸易等项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白银的偏爱和重视最后竟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银经马尼拉流往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白银价格的下降，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白银的价格，尤其是白银与黄金的价格比例，被迫降到与其他地区和大陆同等水平。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在哥伦布首次探险和达·伽马从印度成功回国之后，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亚当·斯密在1776年没有写到的是，英格兰如何面对这一世界局势。如果说15世纪90年代的发现及之后的一个世纪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好处都落在了东方帝国身上），那么之后的200年将属于欧洲西北部国家。世界的中心将再次出人意料地发生转移，这一次的机会将属于不列颠——它很快就将荣升为“大”不列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