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在15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哥伦布等人所惧怕的世界末日，没有时间终结——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一系列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起航的、将来把南北美洲和非洲及欧洲连接起来并最终通向亚洲的远航均已起锚。在此过程当中又出现了若干条新的贸易通道，多数是现存通道的扩展和延伸，也有的是新通道取代了旧通道。新思想、新商品和新人物将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向新世界转移。

新的黎明又将欧洲推向了舞台的中心，并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赐予它一个黄金时代。不过，欧洲的崛起给新发现的地域带来很多灾难。自16世纪开始出现的辉煌的教堂、精美的艺术和高档的生活标准，其背后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代价都来自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欧洲人不仅在探索世界，而且想统治世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应该感谢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军事技术和海洋技术的不断发展。帝国时代的建立和西方世界的崛起是基于某种大范围的暴力行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即通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道路，并非古代雅典或欧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源于在遥远大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胜利。

这些胜利在1492年哥伦布驶往未知地域时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在21世纪阅读他的航海日志，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兴奋和恐惧、乐观和焦虑。哥伦布相信他肯定能见到大汗，也能在解放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也知道此行充满了危机、灾难和死亡。他的目的地是东方，他写道，但不是沿着“传统的航道，而是向西的航道，一条我们觉得以前可能没人走过的航道”。

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远航并非没有先例。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所处的是一个大航海时代，此前已经有许多成功的远航，将非洲和东大西洋的新世界展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徒面前。而为这些航行提供动力的，则是非洲西部的黄金。关于那里矿产资源的传说由来已久，早期穆斯林作家一直将它称作“黄金之地”，有些人更附和说：“金子像红萝卜一样从地里生长，日出之时就可以收获。”还有些人认为这里的河水有神奇的功效，能让金条在夜里生长。黄金的出产量高得惊人，以至于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化学分析表明，穆斯林埃及著名的高档钱币是用西非出土、跨越撒哈拉大沙漠运送而来的黄金铸造的。

这里的大多数贸易活动都由古典时代晚期的万加腊（Wangara）商人控制。这些部落商人来自马里，扮演着和古代亚洲粟特商人同样的角色：穿越险阻地段，沿着危险的沙漠路线建立据点，以便从事长途贸易活动。一张将绿洲和贸易据点连在一起的商业网络由此形成。一些城市如杰内（Djenné）、加奥（Gao）和廷巴克图（Timbuktu）等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城市后来都成了有砖砌城墙保护的皇家宫殿和辉煌寺院的所在地。

在14世纪初期，廷巴克图不仅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且是学者、音乐家、艺术家和学生们的聚居地。知识分子们在尚科尔（Sankoré）的金格瑞巴清真寺（Djinguereber）和西迪叶海亚清真寺（Sīdī Ya·yā）集会活动。这就是当时非洲智慧的灯塔和一些著名文献的诞生地。

因此毫不奇怪，这一地区将千里之外的人都吸引了过来。当曼萨·穆萨（Mansa Musa）——或称马里的众王之王穆萨，“一个虔诚、公正的人”——路过开罗时，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14世纪他在去往麦加朝拜的路上于开罗暂留，带着众多随从和大量作为礼物的金银财宝。他在造访开罗市场期间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以至于有可能触发地中海盆地和中东地区的小型经济动**，因为大量新资金的流入使得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明显贬值。

来自远方国度的作家和旅行家详细记录了马里国王的世系，并记载了廷巴克图宫廷的仪式。比如说，北非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亲自穿越撒哈拉沙漠造访穆萨和他的都城。国王走出宫廷，头戴纯金无檐帽，身着红色短上衣，身后有弹奏金银乐器的乐师护卫。他坐在一座豪华的亭阁中听取帝国当天的消息汇报，亭阁上装饰着猎鹰大小的金鸟。虽然国王的财富无比充裕，但白图泰难以掩饰他对穆萨的失望：“他是个非常小气的国王，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贵重礼物。”

基督教欧洲对埃及的兴趣同样受到有关黄金传说的影响。北非海岸，如突尼斯、休达（Ceuta）和布日伊（Bougie）等城，都是黄金贸易的根据地。几个世纪以来，比萨、阿玛菲，特别是热那亚商人都将这里作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从事黄金贸易的重要基地。不过除了商业交往之外，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黄金是如何运抵这些海岸城市的，也不知道复杂的运输系统是如何将象牙、水晶石、兽皮和龟甲从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的林波波（Limpopo）地区运到了非洲内陆、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在欧洲人的眼里，撒哈拉大沙漠是一张巨毯，将非洲大陆掩盖在神秘之中。人们无法知道在北非狭窄而富裕的海岸线深处究竟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

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当然也意识到，沙漠的另一侧就是财富的蕴藏地。这些在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14世纪阿拉贡王佩德罗四世（Pedro IV of Aragon）下令编纂的地图集——中都有精准的描绘：一个肤色较深的统治者，据说是穆萨，身着西式服装，手持金条，旁边的文字显示着他的财富，“该国的黄金取之不尽，他是这块土地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国王”。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西非黄金宝物的探求基本上是无果而归。荒凉的海岸线（位于今摩洛哥南部和毛里塔尼亚）在当时根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根本不值得人们远航几百英里去那不为人知的沙漠地带进行任何探索。然而到了15世纪，这一世界慢慢开始向人们敞开。

沿着东大西洋和非洲海岸的航海探险发现了一系列群岛，其中包括加那利群岛（CanaryIslands）、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Azores）。这些发现为新探索提供了支持，而且这些群岛本身也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因为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特别适合甘蔗等作物的生长——此时的甘蔗不仅出口到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佛兰德，而且远达黑海地区。到哥伦布出海之时，马德拉群岛已拥有每年300多万磅的甘蔗产量。这当然是以近代早期的所谓“生态灭绝”为代价，如一位学者所说。森林遭到砍伐，非原生物种（如野兔和老鼠）成倍繁殖，它们数量如此庞大，简直像是上天降下的惩罚。

尽管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统治者（逐渐夺取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的控制权）有意放眼新世界，但最终还是让葡萄牙抓住了先机。自13世纪起，葡萄牙一直在积极建立与北欧、南欧和非洲市场之间的联系。早在迪尼什国王（King Dinis）统治时代（1279—1325），满载着来自穆斯林北非等地区大批物资的大吨位运输船，已频繁驶往佛兰德、英格兰、诺曼底、不列颠和拉罗歇尔（La Rochelle），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塞维利亚（Seville）等城市。

如今，葡萄牙的野心与日俱增，它的实力也不断增强。首先，热那亚已经被挤出了黄金贸易圈；接着，在1415年，北非海岸的穆斯林城市休达（Ceuta）也被征服，目的只是为了展现积极进取的姿态，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太大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但事实上，征服行动适得其反，因为夺取该城的代价太高，不仅搅乱了建立已久的商业纽带，而且愚蠢的统治政策还引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比如将该城的一座大清真寺改成了基督教堂。

此次交战只是当时伊比利亚向穆斯林展现敌对态度的行动之一。当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在1454年写信给教皇，请求得到大西洋独家探索权的时候，他说他的动因是想去接触那些“印度人，据说他们信仰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规劝他们帮助基督徒一起对抗撒拉逊人”。

这并不是真实的意图，因为将葡萄牙扩张合法化的请求不仅意味着阻挠欧洲其他对手，更会被伊斯兰世界看成一种挑衅。事实上，葡萄牙的野心并不是插手穆斯林贸易、搅扰传统市场，而是在于开发新的贸易路线。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西洋东部的各个群岛，正是它们为葡萄牙人提供了探险基地和停泊港口，提供了淡水以及支撑船只继续安全远航的基地。

自15世纪中期开始，葡萄牙就有计划地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便延伸自己的触角并逐渐控制重要航道。阿尔金（Arguim，位于今毛利塔尼亚西岸）和圣乔治·达米纳（S·o Jorge da Mina，位于今加纳大西洋海岸）都被建成了军事要塞和仓储城市。这些地方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便于进口管理，15世纪中叶的葡萄牙人坚信，从事非洲贸易是皇家的专利。葡萄牙还在一开始就制定出一个行政框架，正式规定了如何管理将来探索到的每一块土地。新的发现（如15世纪50年代发现的佛得角群岛）正好为葡萄牙提供了试验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卡斯蒂利亚人并非毫无作为。他们试图削弱葡萄牙人沿着海岸不断向南扩张的势力，直接用武力攻击悬挂对手旗帜的船只。1479年的《阿尔卡苏瓦什条约》（Treaty of Alcá·ovas）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一方面是给卡斯蒂利亚人控制加那利群岛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承认了葡萄牙在西非及其他群岛的特权。

然而，揭开非洲面纱、引发西欧转型的并非针对领土资源的高层政治、教皇特许或王室竞争。真正的突破出现于富有企业精神的船长意识到，除了买卖食油、皮革和黄金之外，还有更为简单轻松的赚钱机会。正像欧洲历史在过去多次证明的那样，收益最大的莫过于贩卖人口。

非洲奴隶贸易在15世纪进入爆发期，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这是一桩非常赚钱的买卖。葡萄牙的农场和种植园需要大批的人力。可以这么说，通过葡萄牙王子资助的首次非洲远航带回的奴隶数目，足以帮助亚历山大大帝打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没过多久，富人的家里就“住满了男奴和女奴”，而奴隶主则把资金投向了别处从而变得更加富有。

很少有人对抓捕西非奴隶表示出道义上的不满，有的只是同情之声。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过一次西非海岸捕捉非洲人的行动，描绘了1444年拉各斯港（Lagos）的呻吟、哀号和泪水。当俘虏们意识到必须“父子分离，夫妻诀别，兄弟永隔”的时候，他们的悲伤无以复加。“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

然而这样的同情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不太在意他们交易的是什么。王室也不在意，在他们看来，奴隶不仅是额外的劳力，而且还是另一种收入渠道：“昆托”（quinto），一种占非洲贸易收益五分之一的税。所以，带来的奴隶越多，卖掉越多，收益也就越高。连那位曾被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打动的编年史家在两年后再次见到类似的场景时，都已经麻木了。他亲自参与了一场抓捕奴隶的行动，一个女人和她两岁的儿子在海边拾捡生贝，结果被抓了起来，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14岁的姑娘。这姑娘奋力挣扎，结果三个男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押到了船上。至少她在几内亚算得上是个美人，那位编年史家实事求是地说道。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像动物一样，经常遭到围困。有人乞求王子签发特许令，配备多功能航船，并要求护航。王子不仅恩准，而且“马上挂帅出征……旗帜上印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悬挂在每一艘船上。于是，人口贩卖与王室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也与上帝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这些新的财富并没有给家乡欧洲的所有人都留下美好印象。15世纪末的一位波兰到访者对那里国民缺乏优雅礼貌的待客态度而深感失望。他写道，葡萄牙国王“粗俗、穷酸，没有风度，愚昧无知却非要将自己装成智者”。至于女人，“没有几个是长得漂亮的，她们看上去都像是男人，尽管整体上讲她们的黑眼睛都还比较可爱”。他还说，这些女人的屁股都很漂亮，“看上去如此丰满，事实上我得说，世上再看不到如此美妙的后臀”。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女人同样****、贪婪、薄情、虚伪。

奴隶贸易给葡萄牙国内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但在15世纪探索和发现非洲海岸线过程中，奴隶贸易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葡萄牙船队一直在向南航行寻找猎物，并建立自己的据点。那些好奇的乡间老者出门迎接这些来自欧洲的外人，结果大多被当场杀死。他们的长矛和盾牌通常被国王或王储作为纪念品收藏。

受到金钱的**，探险者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间沿非洲海岸线不断推进。除了运送奴隶的航行之外，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Jo·o II）向非洲派遣特使，他想和当地统治者建立密切的关系，以维护葡萄牙的强势地位，同时抵抗西班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当然要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没过多久他便根据自己的经历推算出继续远航所需的补给和服务。他还利用非洲海岸线的长度估算出整个地球的大致规模，满心期待着他未来野心勃勃的远航大业。

当时还有其他的探险家。迪奥戈·康（Diogo C·o）于15世纪80年代发现了刚果河口，让派遣大使与该地区国王交往成为可能，最终居然还成功地让国王同意受洗。这让葡萄牙人非常高兴，他们在罗马教皇面前炫耀此事，还特别强调刚果国王和敌人作战时打的是教廷印有十字架的旗帜。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的船队抵达了非洲大陆最南端，他将这地方命名为风暴角，然后返回故里，结束了这次充满风险的旅程。

葡萄牙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的扩张成果，以至于哥伦布于1484年年底向国王若昂二世提出的资助他向西跨越大西洋远航的请求最终石沉大海。尽管葡萄牙国王听后兴趣大增，准备“私下派小吨位快船实现哥伦布所说的航程”，但事实上，就连迪亚士的新发现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后续进展，说明葡萄牙最关注的是如何整合目前已发现的世界，而不是继续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

当哥伦布最终从卡斯蒂利亚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那里得到资助，并于1492年扬帆远航的时候，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了。他在大西洋彼岸的发现让欧洲备感兴奋。“我们发现了印度恒河以外的陆地和岛屿。”他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写信说。这些新的地域“富饶无边……无可比拟”，那里生长的物种数量惊人，令人难以想象；那里有“大量金子和其他金属”等待着人们去开采；还能“与那里的大汗”展开大规模贸易。棉花、乳香、芦荟、大黄、香料、奴隶和“上千种其他珍贵物品”均取之不竭。

事实上，哥伦布被他的发现迷惑了。他预期见到的文明人其实是几乎**的原住民，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十分原始。他写道，他们“发育良好，体形健硕，长相英俊”，而且很单纯，收到红帽子、小珠饰，甚至是打碎的玻璃和陶器都非常开心。他们对武器没什么概念，看到剑就直接去握锋刃，因“完全无知”而把自己的手都弄破了。

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好消息。他发现他所见到的人“非常温柔，不知道什么叫罪恶”，他们“知道天上有个上帝，于是相信我们就来自上天。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我们教他们所说的祷告，以及做画十字的动作”。用不了多久，“一大批的异族人”就会皈依“我们神圣的宗教”。

事实上，这些骄傲地记录他伟大发现的信件，早在他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家乡之前就已经传遍了巴塞尔、巴黎、安特卫普和罗马。其实这些描述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即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夸张、误会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没有找到金矿，也根本没有发现桂皮、大黄和芦荟等植物，所谓的大汗也是无中生有。他宣称的用七年就可以从那里积攒到足够的财富让5000名骑士和5万名步兵重新征服耶路撒冷的说法，同样完全是欺骗。

哥伦布为穿越大西洋的后续航行继续撒谎。他再次告诉赞助人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他发现了金矿，只是因为疾病和后勤问题而无法带来确凿的证据；他只能带回一些鹦鹉、食人兽和被阉割的男性来试图掩盖事实。正如他第一次航行时坚信自己已经抵达日本一样，这次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发现大量的金块后，他以绝对的自信报告称他已找到俄斐（Ophir，《圣经》中记载出产黄金以供建造所罗门神殿的地方）的金矿。随后他还宣称发现了进入天堂的大门，其实那是奥里诺科河（Orinoco）的河口。

哥伦布手下的人对他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对航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要管，对船员十分吝啬，只要不顺他的意思就会大发脾气。这些人回到欧洲后给他的报告泼了不少脏水，他们对这种天花乱坠的乐观表述感到厌烦。穿越大西洋本身就是一场闹剧，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玛格丽特（Pedro Margarit）和传教士伯纳多·布伊尔（Bernardo Buyl）告诉西班牙国王：根本就没有什么金子，他们带回来的东西，除了**印度人、漂亮的小鸟和几件小玩意儿之外，什么都没有；为远航投入的成本永远不可能得到回报。寻找财宝的彻底失败也许是人们随后将注意力从物质财富转向异域色情的原因之一。15世纪末16世纪初有关新地域的记载越来越把兴趣投向人们出格的性行为——公开场合**，甚至是**。

但此后时运发生了逆转。1498年，在探索帕里亚半岛（Paria，位于今委内瑞拉北部）时，哥伦布遇到了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当地人。随后不久，他又发现了一系列岛屿，那些地方均盛产牡蛎。探险者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宝物装满货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装满珍珠的袋子几乎被撑破，“如榛子一般大小、晶莹透亮、光彩夺目的珍珠”都被运回西班牙，负责运输的船长和船员发了大财。可以获取大批珍珠的消息让人们激动不已，特别是相传的珍珠硕大的个头以及当地售价，更让人们觉得疯狂。随着谣言在欧洲不断传播，事实被无限夸大。一份据说是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所写但很明显是夸张伪造的文献，说这位意大利探险家如何得到了119马克的珍珠（重约60磅），但却是用“铃铛、镜子、玻璃珠和铜叶装饰换得的。有个（当地）人拿出他所有的珍珠，只为换取一只铃铛”。

有些珍珠个头巨大，成了名珠，比如说“漫游者珍珠”（La Peregrina）。它是人们发现的最大珍珠之一，成色也非其他珍珠可比。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皇家和帝国的宝物，被西班牙画家委拉兹开斯（Velázquez）画入肖像画，并成为现代收藏中的最为耀眼的珍品，当然也是伊丽莎白·泰勒的珍品。

随着珍珠而来的是金和银，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发现了这些矿藏，并开始接触那里的复杂社会，比如阿兹特克（Aztec）和印加。不可避免的是，探险转为了征服。哥伦布在他首次探险时就发现，欧洲人拥有的技术要比他们接触到的人先进得多。“这些印度人，”他错误地把他们当成了印度人，“赤身**，没有武器，也不会使用武器。他们生性懦弱，就算他们有一千个也抵不过我们三个。”在一次宴会上，他们吃惊地看着哥伦布为他们展示土耳其弓箭如何精准，还有小加农炮和火绳枪的威力。这些欧洲外来人可能很羡慕新世界的田园风光和新族群的淳朴性格，但同时也为自己拥有死亡武器而感到骄傲，那可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穆斯林王国、与邻邦基督教王国不断争战进化而来的武器。

哥伦布在首次航海时就已见识过美洲人的愚钝和天真。“他们愿意服从命令，去干活，去种地，去干任何事情，也愿意建设城镇，并学习我们的习俗。”他这样写道。从一开始，这些当地人就扮演着奴隶的角色。暴力的惩罚很快就成为一种常态。1513年的古巴群岛上，村民们给西班牙人敬献上粮食、炖鱼和面包作为礼物。他们“已经是倾其所有”，但还是被“毫无怜悯之心”地杀死，一位目击者失望地写道。而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看到过……任何活人都不忍看到的情景。”西班牙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在一份写给国人看的新大陆纪闻中如此记录他早期定居的经历。其实他所见到的还只是开始，他之后还专门撰写了一本《西印度毁灭述略》（Historia de las Indias），对“印度人”如何被虐待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加勒比海和美洲大陆的当地居民都遭受了劫难。哥伦布首次航行之后的几十年间，泰诺（Taíno）原住民的人口从50万锐减到只剩2000人。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那些“征服者”——如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在探险过程中血腥对待中美洲土著人，并最终导致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玛（Moctezuma）之死和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科尔特斯为了掠夺财富不择手段，他告诉阿兹特克人说：“我和我的随从得了一种心病，只有黄金才能医治。”据称他还对蒙特祖玛说：“别害怕，我们很爱你。如今我们希望和平。”

科尔特斯对局势的把控力非常强，尽管有故事说他的成功是因为阿兹特克人相信他就是羽蛇神[35]显灵的化身。他和特拉斯卡拉人（Tlaxcalan）的首领希库特奈特勒（Xicoténcatl）达成协议，后者急于从阿兹特克的没落中获取利益，西班牙人开始肢解这个成熟复杂的社会。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当地人都被当成是低人一等的种族，这已经是人们的普遍态度。一位16世纪中叶的评论家说，原住民“就是一群懦夫，我们的人一出现他们就吓得屁滚尿流……见到几个西班牙人便像女人一样逃之夭夭”。他写道，在判断能力、聪明程度和心智性格方面，“他们跟一般人的差距就像孩子和大人”。他接着说，这些人的确更像猴子，而不是人类——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把他们当人看。

像蒙古人在亚洲采取的冷酷无情的行动一样，科尔特斯和他的手下洗劫了阿兹特克的所有财物。“一个个都像贪婪的小动物一样。”一份16世纪编纂的目击者资料记载道。“宝石项链、精雕踝环、手链、脚铃，以及象征着王位的、饰有金铃铛的唯一皇冠”均未能幸免于难。金子被从外层装饰上刮下来，熔成金条；袋子里装满了宝石和翡翠。“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还不算什么。在近代早期历史上，还有一场滔天罪行：神圣高贵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在一个宗教节日当天惨遭屠城。一小群西班牙士兵大发**威，先是斩掉鼓手的双手，然后用长矛和刀剑向人群进攻。“鲜血像水、像黏稠的水一样流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而这些欧洲人还在挨门挨户地追杀幸存者。

给原住民带来灾难的不仅是屠杀和财产掠夺，还有来自欧洲的疾病。特诺奇蒂特兰人口因传染性天花的暴发而大幅锐减，因为当1520年天花在南美首次暴发时，当地土著人不具备任何免疫力。随后到来的是饥荒。女性人口的死亡比例相当之高，主要由女性从事的农业生产彻底崩溃。当人们为躲避疾病纷纷出逃后，事情开始变得更糟：没人再去耕种和收割，因此整个粮食供应链很快便完全断裂。疾病和饥饿带来的死亡是毁灭性的。

可能是流感，但更可能是天花的再度暴发，导致16世纪20年代危地马拉的卡克奇克尔玛雅人（Cakchiquel Mayan）大批死亡。腐尸的气味弥漫天空，野狗和秃鹰在尸体上撕咬啄食。几年之后流行病又一次来袭，这次是麻疹。新大陆的古老住民完全无法抵抗。

通往欧洲的航道如今已挤满来自美洲的货船。这是一个新的贸易网络，从距离和规模上都可以和亚洲的商业通道相媲美，而且在货物价值上很快就超过了后者。难以估量的黄金、白银、宝石和财富在跨大西洋的航道上运输。有关新大陆财富的故事广泛传播，不断夸大。16世纪初最流行的消息说，成吨的金块被从山上冲到了河里，当地人可以用渔网去捞。

不同于哥伦布当初的夸张和造假，如今贵重金属真的是在向欧洲本土流动。1520年，德国木版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看到展出的阿兹特克珍品，备感震惊：“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令我激动的东西。”包括“一块用金子制成的太阳”和用银子制成的月亮，两者直径都达16英寸。他被这些“迷人的艺术品”深深打动，备感“这些远方的艺人真是心灵手巧”。像皮德罗·齐耶萨·迪里昂（Pedro Cieza de León）这样的孩子——日后秘鲁的征服者——当年都曾站在塞维利亚的码头上，惊奇地看着金银财宝被从一艘艘大船上卸下，然后又被一车车运走。

心怀壮志的男人们都奋不顾身地涌向大西洋，去新大陆追逐各种机遇。他们带着西班牙皇家的特许和协议，由一些知名航海家领航出征，其中就包括迭戈·德奥拉斯（Diego de Ordás）——他曾跟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探险，后率领舰队探索今天委内瑞拉周围的中美洲大陆。这些人最后都获得了大笔财富，还迫使当地人给他们朝贡。他们的行为也充实了西班牙的皇家金库，王室当然会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润。

西班牙本土的信息收集技术和管理体系也在迅速发展：地图绘制更为可靠，新的发现被及时记录，水手开始接受培训，当然，进口商品也被详细登记、制定合理税收。这就像开启了一架高性能的引擎，将中南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泵向欧洲。

此外，意外巧合、婚姻关系、不孕不育和破裂的婚约，最终为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勃艮第等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诞生了唯一的一位王位继承人。无限的资金跨越大西洋流回到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Charles V）不仅成为美洲新帝国的主人，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的主宰者。于是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1519年，查尔斯再度强化了自己的地位，运用他的经济实力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查尔斯的好运给欧洲各国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他们发现无论是军队武器还是政治手段，都难以与这个决意扩张的统治者匹敌。查尔斯的财富和影响力与欧洲其他重要人物形成了鲜明对比：英格兰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收入连他自己国家的教会都比不上，更不用说和他的西班牙对手相比了。亨利很有魅力，用一位威尼斯驻伦敦特使的话说，他的“小腿肌肉特别发达”，一头“法式”短发梳得很直，一张圆脸“英俊得像一个漂亮的女人”，但他却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扰乱了局势。

当查尔斯五世成为欧洲大陆和教廷的幕后主宰时，亨利却在坚持要求与现任妻子离婚，然后和侍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在一起。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安妮“并非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他要遗弃的妻子是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也是查尔斯五世的小姨。罗马教皇拒绝批准离婚请求，于是英格兰国王的行为不仅是脱离了罗马教廷，而且是在向世界上最富的人，也是两片大陆的主人发出了挑战。

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增长以及它在中南美洲的迅速扩张，都给世界造成了奇迹般的影响。在经历了财富、权力和机遇上的巨大转变后，西班牙从一个地中海尽头的闭塞之地摇身一变成了全球性的强国。对某位西班牙编年史家来说，“除了上帝的降世和死亡之外，这是创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对另外一位作者来说，这显然是上帝本人“将那个遥远的秘鲁、那个隐藏着金银财宝的秘鲁送给了我们”，佩德罗·麦西亚（Pedro Mexía）写道，后世不会相信当时的人们曾发现了多少财宝。

紧随美洲大发现而来的就是奴隶的进口。奴隶都来自葡萄牙的市场。葡萄牙人从他们在大西洋群岛和西非的管理经验中知道，要让欧洲人去新的地方定居代价高昂，不一定有经济回报，而且通常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想让人们离开家人远行就已经够困难了，再加上高死亡率和恶劣的当地环境更是难上加难。有一个办法是强行把孤儿和罪犯送往圣多美（S·o Tomé）[36]等地，外加一些激励机制，比如“男奴或女奴可供自己私用”，由此建立一个能维持行政运作的人口基础。

在哥伦布航海跨越后的30年间，西班牙王室已经形成了从非洲向新大陆进口并运输奴隶的正规管理机制，即向那些几十年来一心一意专门从事人口贩卖的葡萄牙商人发放特许状。在一些因暴力和疾病导致人口寿命缩短的地区，奴隶的需求几乎永远无法满足。正如8世纪伊斯兰世界走向繁荣时一样，某一地区的财富集中会导致其他地区的奴隶需求急速上升。财富和奴役向来都是形影不离。

没过多久，非洲的统治者便开始出面抗议。刚果国王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一系列申诉，严厉谴责蓄奴行为带来的后果。他谴责年轻男女——包括贵族出身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绑架、并被欧洲商人烙上印记售往欧洲的行径。而葡萄牙君主则认为刚果国王应该停止抱怨，刚果地域广阔，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被运到国外，再者说来，他能得到的收益也不薄，特别是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

然而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他们既对奴隶所处的困境感到愤怒，也对人们贪婪地从新大陆攫取财富嗤之以鼻。尽管恢复耶路撒冷已经毫无希望，但作为基督徒传递福音的责任感不久便重新浮现。某位耶稣会高级会士在1559年愤怒地写道，那些定居南美洲的欧洲人“不明白”殖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占领那些土地、修建磨坊，或是将财富带回家……而是弘扬天主教信仰和拯救灵魂”。这与几个世纪前行走在贸易通道上并在南俄罗斯及中亚草原上定居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都曾抱怨过度注重商业贸易可能会耽误更重要的事情。

在新大陆，人们更有理由抱怨精神追求的丧失。黄金被大批地运回西班牙，以至于到了16世纪中叶，当时的时代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越了传说中的所罗门时代。1551年，有人曾对查尔斯五世说，我们运回了这么多的财富，“真算得上是‘黄金时代’（era dorada）了”。

当然，并非所有在美洲攫取的财富都被运回了西班牙。几乎在运送财富的舰队刚起航之际，来自法兰西和北非港口的那些嗅觉敏锐的投机分子和海盗就已经盯上了他们，试图将财富截为己有。这些人或在运输目的地守株待兔，或（随着时间推移）在加勒比海途中劫取大船。

有关货船被掠夺的消息引起了各地投机者的关注。一位当时人绝望地写道，在北非大西洋海岸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报道”吸引着大批的人群到来，他们兴奋得如同“当初在印度找到金矿的西班牙人”。这些人包括穆斯林掠夺者，他们也准备截获满载商品的入港货船，同时觊觎着西班牙的沿海港口和城镇。他们挟持了成千上万的俘虏，或是索要赎金，或是将人质当作奴隶出售。

尽管并不怎么奏效，但抢劫行动通常会打着宗教的幌子，甚至连一些欧洲海盗都会用政治矛盾作为掠夺的借口。抢劫伊比利亚商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正规行业，西班牙国王的基督教对手们还为此发出特许状，即所谓的《货船逮捕特许函》。作为回应，西班牙人立马发布《反海盗公告》，大力悬赏打击海盗的行动，誓将罪犯绳之以法。成功者不仅得到了王室的重赏，还提升了名望，比如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37]，他所率领的战舰斩获良多，从而名利双收。

新世界在海外被发现，但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各种新思想百花齐放，各种新尝试广受欢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为资金和赞助相互竞争。新大陆探索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他们带回的财富奠定了欧洲文化转型的基础。几十年间，欧洲涌现出一大批热衷于追求奢华生活的富豪。人们越来越渴望得到异域稀有的奇珍异宝。

欧洲的新财富给予它荣耀和自信，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它复兴耶路撒冷的信念。对很多人来说，从美洲带回的无限财富显然是上帝保佑的结果，“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新世纪的黎明和真正的黄金时代，让人们忘却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时，罗马街头的哀号、悲痛和泪水。

如今的使命在于重新找回过去。古老帝国都城的沦陷为新继承者们重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煌提供了机遇。当然，这还需要极大的热情。但事实上，法兰西、日耳曼、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都和雅典及古希腊世界没任何关系，在罗马的整个发展史中也无足轻重。这些热情都要归功于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家的粉饰，他们借鉴了古代的元素、思想和文字，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编成了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让人觉得可信、越发被人认为是标准的故事。因此虽然学者们一直将这一时期称作文艺复兴，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复兴。相反，这是一次新兴、一次新生。在人类历史上，欧洲首次成为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