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侵苏联前的集结过程中，德军将士得到的指令是一致而残酷的：尽一切努力夺取南部的麦田。战士们被告知，他们应该想象，苏联人所吃的食物是从德国儿童的嘴里夺走的。高级军官告诉他们的士兵，德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胜利。艾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上将在巴巴罗萨战役打响前一刻给装甲集团军发布的作战命令中说，俄罗斯人必须被粉碎，被史无前例地粉碎。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贯彻钢铁一般的意志，无情地将敌人彻底消灭。军队中充斥着对斯拉夫人的鄙视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厌恶。正如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发酵剂，很容易使普通人变成大屠杀的从犯”。

希特勒一边在加紧实施恐怖政策，一边在幻想未来：克里米亚应该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Riviera）[81]；如果能将这个位于黑海的半岛通过高速公路与祖国连接在一起，让每个德国人都能开着大众汽车到此游玩，这该有多美妙啊！他异想天开地希望自己能够年轻几岁，这样就可以看着这些一步步成为现实。一想到将错过数十年后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便感到失落。希姆莱（Himmler）同样构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珍珠般的定居点”上住满了殖民者，周围被乡村环绕，以此为家的德国农民正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收割庄稼。

在希特勒及其最亲密的同事看来，扩张德国资源基地的计划有两个模板可供参考：在广阔的东方新疆土上盖上德国的烙印，参照的是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的做法；用一小部分德国移民管理俄罗斯，就好比少数英国人统治着印度。欧洲文明将战胜次等文明。纳粹领导层不断地提及印度的英国人，视其为少数人实现大规模治理的范本。

不过，希特勒还经常提到另外一种类似的可作参照的模式：美国。希特勒告诉新任命的东部占领区行政长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德国需要参照欧洲移民对待北美土著的做法，必须驱逐甚至消灭当地居民。他宣称，伏尔加河将成为德国的密西西比河，成为文明世界与无序世界的边境线。他说道，19世纪定居在美国大平原的那些人必将迁回到东方。他信心十足地预言，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美国人都将在充满机会的新大陆上找到前程、得到回报。乌克兰以及向东延伸的俄罗斯南部土地，将有助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希特勒宣布：这是美国梦的终结，“为人们提供无限机遇的将不再是美洲，而是欧洲”。

他的兴奋不仅仅来自于黑海和里海北岸一带展现出来的前景，其他所有地方的迹象都让德国人激动不已。德军采取的是钳形攻势，一支从北方向世界中心地带进发，另外一支从南部进入北非和中东。1941年，北非沙漠中一连串闪电般的胜利将隆美尔（Rommel）和非洲军团带到了埃及，并准备进攻关键的苏伊士运河，就像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同时，法国的陷落使得德国空军能够使用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叙利亚和黎凡特修建的空军基地，从而进一步扩张了德国的地盘。

世界的命运悬于一线。一切的关键都似乎取决于进攻苏联的时间表，以及斯大林是否会意外地被人取代。发动进攻的时机必须是在农作物播种之后、收获之前，这样有利于进入俄罗斯的德国军队。1940年与莫斯科签订的协议已经为德国人带来了100万吨的苏联谷物、几乎同样数量的石油以及大量的铁矿石和锰矿石。等到1941年5月另外一批货物运输完毕，动手的日子就不远了。

1941年初夏，对在东部集结的德国军队感到担忧的国防部长铁木辛哥（Timoshenko）元帅和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 Zhukov）将军向斯大林建议先发制人，出兵进攻华沙、波兰北部和普鲁士。斯大林不假思索地否定了这一计划，并且非常生气地问道：“你疯了吗？你想要激怒德国人吗？”接着又转向铁木辛哥：“大家都看看……铁木辛哥身体健壮，而且有个大脑袋，但是显然脑仁很小。”然后他威胁道：“如果你激怒了边境上的德国人，不经允许擅自行动，你的脑袋就掉了。”说完，他转身甩门而出。

斯大林并不是不相信希特勒将要发动进攻，而是认为他现在还不敢。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要亲自监督与纳粹政府的贸易，是因为他在苏联红军迅速重建和现代化的同时一直密切关注着德国的动向。他坚信自己手握所有的牌，因此并不理会柏林、罗马甚至东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报告，以及莫斯科大使们对进攻迫在眉睫的警示。斯大林对潜伏在德国空军司令部的苏联间谍在进攻前五天发来的报告的反应，最能说明他的严厉态度：“你可以告诉你的‘内线’……去他妈的。”他写道，“这不是内幕消息，这是某个人在传递假情报。”

斯大林周围的人并不都像他一样无动于衷。德军在6月初的动向让一些人认为红军应该进驻防区。“我们与德国有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难以置信地回答道，“德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难以抽身，而且我确信希特勒不敢通过进攻苏联来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没有这么傻，他不会意识不到苏联和波兰或法国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英国。”

到了6月21日，局势明显在进一步恶化。瑞典驻莫斯科大使威廉·阿萨尔森（Vilhelm Assarsson）认为，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将近距离目睹影响深远的“第三帝国（Third Reich）与苏联帝国”之间大规模的对峙，要么德国人将对“乌克兰和巴库的油井”提出更多要求。他谨慎地判断，如果是后者，他或许也将见证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敲诈”。

几个小时后，事情的发展显示这并不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游戏。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45分，斯大林被朱可夫的电话叫醒。他告诉斯大林，所有防区的前线都已被突破，苏联正在遭受攻击。一开始，斯大林还拒不相信发生的事情，认为这是希特勒的诡计，目的在于以武力达成某种协议，也许是和贸易有关。慢慢地他才明白这是生死之战。他太过震惊，以至于晕倒在地，不得不让莫洛托夫（Molotov）替他发表公开声明。莫洛托夫通过无线电波严肃地宣布：“一次文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背叛，已经发生。”但是毫无疑问，“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将属于我们”。然而没有人提到，事实上苏联一直在与魔鬼共舞，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尽管前线部队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准备充分、装备精良，但德军的进攻仍然显得残酷无情。没过几天，明斯克就失守了，40万苏联士兵陷入了围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孤立无援，那里的守军很快就耗尽了给养，但是他们没有绝望：1941年7月20日，一位士兵在墙上刻下“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再见了，祖国”。

到了此刻，斯大林终于开始明白眼下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了。7月3日，他发表广播演说，表示德国的侵略“对苏联人民来说生死攸关”。他告诉听众，侵略者打算恢复“沙皇独裁”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并强调侵略者的意图是为“德国皇室和贵族”掳劫奴隶。这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如果将“皇室和贵族”理解为纳粹官员和德国工业家的话。不久之后，德军就开始频繁地强迫被俘苏联士兵和当地居民进行劳动：超过1300万人被征用于修建公路、开垦土地，或在纳粹政府和德国私营的工厂里工作——这些工厂今天还在。奴隶制重返欧洲。

1941年夏天之后，德国战车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9月，基辅被攻陷，50多万苏联士兵被俘。几个星期后，三支部队像长矛一样插入苏联腹地，直抵加里宁（Kalinin）、图拉（Tula）和伯罗的诺（Borodino）——1812年，拿破仑曾经在这里夸耀他的战果。德军继续突破苏联的防线。到了10月份，莫斯科岌岌可危。苏联制订了一个将领导人疏散到古比雪夫（Kuibyshev，旧称萨马拉Samara）的计划，该地位于莫斯科以东600英里的伏尔加河的一个拐弯处。列宁的遗体也从红场移出并被放进仓库。斯大林正在为放弃这座城市作准备，但是在最后一分钟，这位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一些记录显示，当时他的专列即将启动，警卫员们也已进入站台准备出发。

11月，高加索山脚下的最后防线——顿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失陷了。到了月底，第三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已经距莫斯科不到20英里。12月1日，德国的摩托侦察部队离苏联首都仅有5英里。希特勒欣喜若狂：攻陷北方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从而击败苏联的计划，是确保南部“获利”地区长期安全的核心，而目前该计划似乎进行得顺风顺水。进攻开始后的两个月里，苏联人的防线一直在后撤，这让希特勒备感振奋。他在1941年8月说道：“乌克兰和伏尔加河盆地终有一天将成为欧洲的粮仓，我们的收获将远超过土地产出。”他还说，“即便有一天瑞典不再卖给我们铁矿也没关系，我们将从俄罗斯获得。”

同时，施工和技术队伍也随着德军一路东进。1941年9月，新成立的R特遣队（Sonderkommando R，即俄罗斯特派司令部Special Command Russia）从柏林出发前往乌克兰，以协助在新占领区修建基础设施。该特遣队由野炊部队、移动指挥部、维修车间和警用电报部构成，由上百辆运输车组成，它的任务是使“欧洲征服及帝国建设历史上最激进的殖民运动”成为可能，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道。

当特遣队抵达黑海边上的敖德萨时，由差等生、逃兵和失意者组成的形形色色的主管人员为他们的司令官们强占最好的住处，并忙着修建一些基础设施，以表明德军长期占领的打算：图书馆、唱片店、演讲大厅以及放映宣传德国必胜电影的电影院。

入侵行动似乎取得了完美的成果。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所有计划中为德国提供资源的地区都被占领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没有被攻陷，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地方看起来也对德国人很有利：尽管英国军队扑灭了伊拉克的起义（为了仓促集结向东进发，英军甚至征用了海法大街上的公交车），但是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片位于里海南部、蕴藏着丰富石油资源的土地很快就会成为德国人的新朋友。

在侵略苏联时，希特勒还向阿拉伯人发去了正式祝福，愿他们早日取得独立，并致信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表示支持，称赞阿拉伯文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并且与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德国与穆斯林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有一位学者献媚地将沙特阿拉伯称赞为“瓦哈比（Wahhabi）[82]式的第三帝国”。

现在轮到英国人着急了。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General Wavell）指出，伊拉克差一点就成了噩梦，眼下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捍卫伊朗，很难说德国的势力是否会扩张到那里。他在1941年夏天写信给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一定要用印度的防御力量将德国人挡在伊朗之外，如果失败，那里很快就会重蹈伊拉克的覆辙。”

将注意力集中在伊朗是正确的，自开战以来，德国在那里的宣传攻势就未曾停歇过。一名美国记者报道称，1941年夏，德黑兰街头的报亭上摆满了《信号》（Signal）杂志，该杂志是戈培尔的喉舌之一；同时电影院里还放映着《西线的胜利》（Sieg im Westen）等庆祝德国在法国和西欧取得胜利的影片。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在伊朗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据一些报道称，人们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的赛帕（Sepah）广场上，以庆祝德意志国防军攻下了一座又一座的苏联城市。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里德·布拉德爵士（Sir Reader Bullard）在入侵行动几天后向伦敦报告说，麻烦的是“伊朗人对德国打击他们的宿敌俄罗斯普遍感到兴奋”。

著名的波斯学者安·拉姆顿（Ann Lambton）在被问及对局势的看法时表示，伊朗的军队和街头巷尾都充斥着亲德的情绪，“尤其是年轻的军官们，他们都希望德国获胜”。英国军官几乎持同样观点：当地民众对德国的热情和对英国的失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只有极少的人支持英国，因此可以预见，如果德国人进入波斯，他们将受到极大欢迎”。德国驻德黑兰大使欧文·艾特尔（Erwin Ettel）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向柏林报告说，如果英国人在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顽强的军事抵抗”，并将促使伊朗国王正式向德国提出援助请求。

当英国人意识到如果德军东进，自己将毫无还手之力时，他们对伊朗投入德国人怀抱的可能性更加担忧了。不久前还是印度英军总司令、现被任命为中东英军总司令的奥金莱克（Auchinleck）上将被简要告知，希特勒的军队将在1941年8月中旬抵达高加索。在英国人看来，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德国人急需石油，如果让他们控制了巴库和高加索的石油生产，就大事不妙了。印度事务大臣里奥·艾默里（Leopold Amery）指出，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将因此离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更近”，这无疑会埋下“各种各样的祸根”。换句话说，德国人似乎不仅能够找到可靠的石油来源以驱动其船只、飞机、坦克和其他机动装备，从而解决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还可能使英国无力继续支撑战斗。奥金莱克将军认为，有必要制订一项计划，以保卫从巴勒斯坦到巴士拉再到伊朗油田一带的土地——这一计划后来被命名为“支持行动”（Operation Countenance）。

伊朗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尽管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达成了协议，但是两年后德国的入侵促使苏联转而成为英国及其友邦的盟友，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华盛顿随之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抵抗武装侵略。”同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也在私底下向斯大林保证，美国决心“尽全力”打败希特勒，并且准备好为此作出任何牺牲。

问题在于如何将武器装备运到苏联。驶往北极圈内的港口需要极大的后勤保障，而且在深冬时是相当危险的。同时，在日本已经控制了太平洋西部海域的情况下，缺乏除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外的可用港口也是个问题。显然，唯一的答案就是控制伊朗：这将防止德国在当地获取立足点和支持者，并且能更好地保护同盟国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还将为阻止德军继续无情东进提供一个合作良机。

这不仅符合同盟国的战争目标，也与英国和苏联的长远利益相契合：占领伊朗将给予他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影响力、经济资源和战略价值。当希特勒决定背叛他的莫斯科盟友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了这些令人心动的机会。

1941年8月，德黑兰被英军占领，苏联士兵随后进驻。为了促进共同利益，维护这一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地区，分歧被搁到了一边。当英军和苏军在伊朗北部城市加兹温（Qazvin）会师时，双方举行了众多的庆祝活动：士兵们互发香烟，诉说各自的故事；见到苏联军队的外国记者很快发现，用来招待他们的是伏特加；苏联士兵向盟军敬酒，并为斯大林、丘吉尔，接着是莫洛托夫和罗斯福的健康干杯，然后以同样的次序再来一轮。一位在场美国记者写道：“在干掉30杯纯伏特加之后，一半记者都躺在了桌子底下，而俄罗斯人还在继续喝。”

当伊朗国王还在犹豫是否要立即发布驱逐德国公民的最后通牒时，英国人开始通过新成立的BBC波斯电台发出通告，谴责国王将大批犹太人赶出首都，并为其私人的商业利益强迫劳工工作，以及用德黑兰的水资源灌溉他的私人花园。这些批评因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里德·布拉德的日记而广为流传。

面对英国的要求，伊朗国王闪烁其词。他向罗斯福总统抱怨英、苏两国的“侵略行为”，并谴责对“国际正义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威胁。总统回答道，这很好，但是国王应该记住，“德国的占领行动必将继续，并且将从欧洲扩张到亚洲、非洲，甚至是美洲”。换句话说，波斯考虑与希特勒保持友好关系是一场后患无穷的冒险。最终，英国掌握了主动权，迫使礼萨·汗退位，后者被认为是一个障碍。继任者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Mohammed Reza），一个穿着整洁、喜欢读法国犯罪小说、开跑车、玩女人的花花公子。

对许多伊朗人来说，这样的外部干涉是无法容忍的。1941年11月，一伙暴徒聚众高喊：“希特勒万岁！”“打倒英国人和俄罗斯人！”以此表达对英、俄占领军主宰祖国命运的憎恶。这不应该是伊朗的战争，二战中的分歧和军事冲突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等城镇中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卷入欧洲列强的争斗当中。当然，这些不满起不到任何作用。

随着伊朗的局势得到控制，英国人在法国投降之后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采取了措施，以免德国利用这些基地打击英国及其盟友。一支仓促组建的飓风战斗机中队从哈巴尼亚皇家空军基地（RAF　Habbaniyah，它是一战后英国在伊拉克保留下来的机场之一）起飞，对法国维希政府（Vichy French）的基地进行了轰炸。一位年轻的飞行员参与了这次1941年下半年的空袭行动，他后来回忆道：低空突袭正赶上一场周日上午的鸡尾酒会，法国飞行员和“一群着装艳丽的姑娘”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英军发动空袭后，到处都是酒杯、酒瓶和高跟鞋，所有人都藏了起来。这位叫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83]的飓风战斗机飞行员写道：“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消息传到柏林，德国人似乎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随着苏联陷入悲惨的境地，以及在波斯、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突破指日可待，德国人很有可能会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以媲美7世纪伊斯兰大军或者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成就。胜利看似唾手可得。

然而，现实却完全不同。在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之后，德国人在苏联和其他地区开始陷入困境。一方面，在向东突进过程中的战斗减员数量，远远超出了准备接替他们的预备役人数。辉煌的胜利使得大量的罪犯被允许征用，但这通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按照哈尔德自己的估计，苏联战争打响后的头两个月，国防军的损失超过10%，共有40多万士兵丧生；到了9月中旬，伤亡人数上升到50多万。

部队的快速推进也给补给线带来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缺少饮用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并且导致了霍乱和痢疾的暴发。早在8月底之前，一些较为敏锐的人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美好：剃须刀、牙膏、牙刷、书写纸和针线等基本物资，从入侵的第一天起就出现短缺了。夏末连绵的雨水浸透了士兵和装备，一名战士在家信中抱怨道：“根本没有机会晾干毯子、靴子和衣服。”这一状况传到了戈培尔那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克服这些可能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当前的艰苦“将是未来美好的回忆”。

近东和中亚的前景同样被夸大其词。德国政府没有什么可向热情的大众交代的，他们在年初还乐观地宣称要打通北非和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的通道。然而，要在这些地方站住脚都像是在做梦，更别提控制该地区了。

因此，尽管已经占领了广阔的疆域，德国最高统帅部仍然要在苏联摇摇欲坠时试图鼓舞士气。1941年10月初，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所率的部分南方集团军进入了“获利”区，他发表了一通讲话，试图给他的士兵们打气。他严肃地表示，每个人都是“国家信仰的旗手，都是为那些遭受暴行的德国人伸张正义的复仇者”。这些说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士兵们不得不在靴子里塞入报纸来抵御寒冷时，很难说这些强硬的话语对那些如果受伤就会冻死、皮肤都粘在来复枪枪托上的人来说有什么效果。当要用斧头才能劈开面包的严冬到来时，希特勒不屑地告诉丹麦外交部长：“德国士兵必须足够强壮并且准备好抛洒热血……否则他们就将死亡。”比起这些隔靴搔痒的话，化学兴奋剂或许更有效果，如在部队中大量分发以抵御东部前线严寒的甲基苯丙胺（Pervitin）[84]。

入侵行动还面临着严重的供应不足。曾经有人估计，要让战斗部队逼近莫斯科，需要每天运送27车的石油；而整个11月，他们只得到了3车的石油。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德国的军事及经济状况》和《德国东部战线的供给问题》两篇报告中重点分析了战争中的这一问题。他们测算，德军每推进125英里将需要额外的35,000节火车的石油，或者至少每天向前线运送1万吨石油。由于资源匮乏，军队推进的速度受到极大影响。

虽然后方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十分糟糕，但这还不算最大的问题。入侵的核心计划是占领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肥沃土地，即所谓的“获利”区。然而，即便在入侵前就从苏联输入粮食，依然还是跟不上德军的需求。事实上，德国人非但没能从东方获得大量的粮食，反而从1940年年底开始就不得不逐渐减少每日的卡路里摄入量，如今更是出现骤减。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运回德国的粮食数量远低于1939年至1941年间从苏联进口的量。

德国电台试图重振人们的信心，并且给予保证。1941年11月的一则新闻说，德国过去常常拥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不过“现在是战时阶段，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奢侈的想法”。不过也有好消息，该新闻接着说，现在我们无须再担心一战时粮食不足的问题。与1914年至1918年间不同，“德国人可以依靠管控手段配给粮食”。

这是一种好战的言论。事实上，东部战场显然是个消耗资源的无底洞，想要通过粮食管控来熬到胜利无疑是天方夜谭。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就地补给，但是他们做不到，只能靠着偷来的牲畜维持生存。同时，被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寄予厚望的目标地区根本无法改善本国的农业形势——它们已是一片荒地。苏联的焦土政策夺走了该地区绝大部分有价值的东西。而德军的混乱及自相矛盾的军事优先次序给他们埋下了致命的种子：各方为人员、坦克、物资和燃料应该配给给中线、北线还是南线争吵不休。1941年春天，美国人在估计苏联南部被占领区的农作物产量时，对乌克兰以及南俄罗斯地区的收成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该报告称，今年的产量最多不超过入侵前的三分之二。然而即便如此，对德国人来说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因此，就算占领了所有的目标领土，东方战场也丝毫不能带来计划中的收获，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入侵苏联仅仅两天后，巴克就提交了一份作为四年经济计划一部分的小麦需求规划：德国人正面临着每年250万吨的粮食缺口，国防军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还需获取数百万吨的含油种子以及数百万头的牛和猪，以供德国人食用。这是希特勒指示他的将军们务必“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的原因之一：他不希望有人留在那里，“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在冬季养活他们”。

德国人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会因粮食短缺和饥荒而死亡，于是开始鉴别哪些人该死。首先是苏联战俘。戈林轻蔑地写道：没有必要养活他们，没有任何国际义务能约束我们。1941年9月，他命令取消为不干活的战俘提供食物，他们因过于虚弱或伤势严重而不堪驱使。一个月后，“有用”战俘的供应量也开始再次降低。结果是灾难性的：截至1942年2月，（330万苏联战俘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于饥饿。

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德国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以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战俘以百人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这样德国人就可以测试曾经用在波兰人身上的杀虫剂的效果了。借助货车排出的废气，德国人还进行了一氧化碳的毒性试验。因上述技术被大规模使用，这些在1941年秋天被用作进行试验的地点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奥斯威辛（Auschwitz）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入侵后仅仅几周就发生的大屠杀，是德军面对进攻失败和经济及战略计划严重缺陷的病态反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大粮仓未能带来预想中的产出，这让德国人非常失望并决定让当地人付出代价。不过，正如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所提到的，这种代价并不是驱逐和迁移当地人口那么简单。因为人多粮少，两类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各行各业、媒体和大众妖魔化的对象：俄罗斯人和犹太人。

斯拉夫人是极其低劣的种族，他们反复无常，并且对痛苦和暴力的承受能力很强——这一形象在战前就已经牢固地树立在德国人心里。尽管在1939年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这种污蔑性的说法有所收敛，但随着德军的入侵又开始甚嚣尘上了。当今学界基本认为，这种印象直接导致了德国人在1941年夏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行为。

德国人一直存在反犹太情绪，并且还在战前变得更加强烈。在退位的德国皇帝看来，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是犹太人所筹备的，由犹太人成立并且靠着犹太人的钱维持”。他在1925年写道：犹太人就像蚊子，“是人类应该想办法清除的公害……而我认为最好的清除手段就是毒气”！这样的态度并非罕见，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85]就展示出德国人对犹太人态度一致的暴行。这样的事件表明，舆论敌意已经达到了巅峰，犹太人被认为是“以其他民族的血肉和劳动为食的寄生虫”。

犹太人对此类言论和行为的恐惧愈发加深，他们开始考虑结成新的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试图取得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同意，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向中东移民。但是此举并没有成功，一个据称由阿拉伯温和派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柏林，并与纳粹政权就如何配合阿拉伯人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

早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即1939年9月，德国人就制订了一项计划，同意把所有的犹太人安置在波兰。至少在一开始，该计划似乎加快了全体犹太人被强制从德国迁出的步伐。事实上，德国人曾在30年代末制订了一系列详细的把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计划。这一轻率的规划似乎是建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错误观点上，即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原住民，其人种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

纳粹德国还曾经讨论过驱逐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一直执意推动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1938年春，他公开支持一项将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中东地区并为他们组建一个新国家作为其家园的政策。在30年代末，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率领的高级使团曾被派去会见巴勒斯坦犹太复国运动的代理人，商讨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讽刺的是，艾希曼（后来因反人类罪在以色列被处决）发现自己在帮助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似乎同时符合反犹主义的纳粹领导人以及耶路撒冷当地及周边地区犹太社团领导人的利益。

尽管最终商讨并没有达成一致，德国人仍然被继续视作潜在的有益合作者，即便是在挑起战火之后。1940年秋天，利希组织（Lehi）——后来以巴勒斯坦政治团体“斯特恩帮”（Stern Gang）为人所熟知，其成员包括未来的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以及其他现代以色列的开国元勋——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给贝鲁特的德国高级外交官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信的开头写道，德国与“犹太民族（斯特恩等人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利益”。信中接着说，“如果德国人支持以色列的自由运动”，斯特恩承诺将“积极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如果帮助犹太人建立国家从而获得自由，希特勒肯定会因此受益：“不仅将巩固德国未来在中东的地位”，而且还将“在世人眼中显著强化第三帝国的道德形象”。

斯特恩是个实用主义者，事实上，他所提出的与德国结盟的设想并没有得到自己组织内所有人的支持。他后来简短地阐述了其立场：“我们需要德国人做的一切”，就是将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以便“在这里打响抵抗英国、解放祖国的战争。如此，犹太人将得到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将顺便摧毁英国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同时解决欧洲的犹太问题”。这看起来很符合逻辑，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杰出的犹太领袖正积极地考虑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犹主义者合作，与大屠杀的元凶在种族灭绝爆发12个月前进行商议。

在希特勒及其反犹主义力量看来，犹太人被驱逐到哪里并不重要。巴勒斯坦只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俄罗斯腹地也被认真探讨过。希特勒在1941年告诉克罗地亚军事指挥官斯拉夫科·克瓦特尔尼克（Slavko Kvaternik）：“犹太人被送到哪里根本不重要”，西伯利亚或者马达加斯加都可以。

然而面对在俄罗斯的长期困难，纳粹策划者逐渐明白，让犹太人聚集在营地意味着可以毫无困难地实施大屠杀，这种原本漫不经心的想法如今正变得更加正式、更加冷酷。随着稀有资源的逐渐枯竭，对于一个极具反犹色彩的政权来说，着手实施大规模屠杀并不需要太多考虑。当纳粹领导人意识到将有数百万张难以养活的嘴时，那些被关在波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无疑是现成又易得手的屠杀目标。

阿道夫·艾希曼早在1941年7月中旬就曾写道：“这个冬天很危险，我们不能再继续为犹太人提供食物了。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使用速效药剂杀死这些失去工作能力的犹太人可能不是最人道的方式。”老人、体弱的人、妇女和儿童，以及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被作为废品消灭掉，他们是“数百万”被屠杀者中的第一批，他们的死亡在入侵苏联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迹象。

一系列在规模和恐怖性上都前所未有的事件开始爆发。人们像牲畜一样被赶进南俄罗斯、乌克兰和西部草原的围栏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劳作的奴隶，另一类则注定成为让其他人获得生存的牺牲品。而大屠杀的直接理由无疑就是这些土地生产的小麦没能达到预期收成。

在巴黎，那里的警察自3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对犹太及非犹太外国人进行秘密登记，驱逐犹太人的过程只不过是在已经交给德国占领者的索引卡片里快速查找，然后派出警卫把犹太家庭运到东方的集中营（大部分都位于波兰）。作为纳粹反犹主义制度化的一部分，其他被占领国家同样开展了犹太人登记工作，这使得驱逐那些被判定为多余的人变得更加容易。

当对入侵结果的希望破灭后，纳粹精英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德国的问题。在1941年5月2日柏林会议召开后不到8个月，德国人又在柏林树木繁茂的郊区万湖（Wannsee）召开了另外一次会议，再一次涉及难以具体估算的数百万死亡人数。在1942年1月20日那个多雾的清晨，与会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屠杀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应对措施，种族灭绝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不久之后，反击德国的步伐开始加快，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坦克、飞机、军备和物资被大量运往莫斯科。从波斯湾的阿巴丹、巴士拉、布什尔等港口向内陆进发，取道阿拉克（Arak）和库姆（Qom），直抵内陆的德黑兰，并最终翻越高加索进入苏联——这便构成了所谓的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交流贸易网络。同时，一条穿越俄罗斯远东地区到达中亚的通道也被开辟出来。

俄罗斯与英国旧有的商业联系被再次激活。不过，运送物资和资源到摩尔曼斯克及俄罗斯北部的北极航线在18世纪至19世纪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要面对经常出没于挪威北海沿岸的德国潜艇以及提尔皮茨号（Tirpitz）和俾斯麦号（Bismarck）这样的战列舰，因此需要极大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很多时候，能够返回的船只连一半都不到，而且许多服务于这一航线的船员在战争胜利数十年后都没有因他们的贡献和勇气而受到表彰。

随着德国被赶出世界的中心地带，局势开始出现缓慢却坚定的逆转。希特勒的孤注一掷曾一度看上去将收获奇效：在征服欧洲之后，他的部队出现在伏尔加河岸边，眼看就要从南北两个方向成功地打通中亚。然而，当德军被无情、强制地赶回柏林后，这些成功一个接一个地烟消云散。

当希特勒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他突然陷入了绝望。一份机密的英国报告显示，尽管在东线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德国元首在1942年4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却流露出清晰的疑虑和宿命论倾向，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他的救世主情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希特勒是个不可理喻的冒险家、一个上瘾的赌徒。不过，他的运气很快就要用光了。

局势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年夏天。隆美尔在阿拉曼（El Alamein）受阻，这打乱了穆罕默德·阿尔·胡塞尼（Mu·ammad al-·usaynī）[86]的计划，后者曾经让开罗的居民为犹太定居者准备好屋子和厂房，并由派到当地的、狂热的德国官员改建成毒气室，这样就可以将当地的犹太人统统消灭了。

美国的参战同样起到了作用。震惊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美国人在两个月内就迅速地做好了战争准备。到了1942年年中，在中途岛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得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同时，从第二年年初起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及之后欧洲其他地区的大规模军力部署，也保证了欧洲战局的扭转。

不久，斯大林格勒的战况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春，希特勒批准了一项代号为“蓝色行动”（Operation Blue）的计划，命令德军从俄罗斯南部出发攻占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这些油田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战争规划的核心。正如将军们和希特勒本人所意识到的，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大胆进攻，而且很可能会左右最终的胜利天平。“如果我得不到迈科普（Maikop）和格罗兹尼（Grozny）的石油，”德国元首说道，“那么我将结束这场战争。”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只是一座拥有一个极富威望名字的工业中心城市，德国人是不会花大力气去占领的。事实上，它的关键价值体现在其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战略位置：迫使斯大林格勒中立化，对于保护德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然而到了1942年秋天，局面已经十分糟糕。德军的攻势放缓，而且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兵力、弹药以及日益宝贵的燃料（这些资源都让柏林难以负担）被大量地消耗在了斯大林格勒。更糟的是，德军的注意力已经渐渐偏离了本次行动的首要战略目标：石油。希特勒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如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都明白攻势变缓将意味着什么：德军必须在“10月底俄罗斯寒冬到来之前结束战斗，否则我们将永远地失去它” [87]。

尽管关于如何消灭东、西两线的德军，以及如何在钳形攻势中相互配合并在柏林会师等事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在1942年年底，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提出建立新同盟的想法，并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当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1943年的德黑兰、1945年春的雅尔塔以及几个月后的波茨坦会面时，欧洲显然已经被又一次的大规模对抗耗尽、榨干。

虽然英国人很清楚，他们的旧帝国必然会终结，但还是希望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面对这一道德崩坏的世界，眼下的问题是怎样作出最不坏的决定，哪怕不能被有效执行。1944年10月，结束莫斯科访问的丘吉尔“振作而坚定地”回到英国，他对斯大林说：“感谢俄罗斯人久负盛名的殷切招待。”访问备忘录中记录了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第三钢琴协奏曲的表演、一些购物的机会，以及在会议中达成的许多结论。有关战后欧洲的讨论没有被记录下来，这部分在正式的报告中被删掉了。

英国下议院曾在1939年发誓要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如今却食言了。温斯顿·丘吉尔看准了一个“恰当的交易时机”，用一支蓝笔在地图上把该国的三分之一划入德国，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给了苏联，波兰的边界就这样被粗暴地调整了。他还建议按一定比例瓜分中东欧的其他国家：为了照顾苏联的影响力，罗马尼亚的90%归苏联，10%归英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是对半开。丘吉尔也意识到，这种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做法会被认为是“过于自私”。不过要想取悦斯大林，就必须付出代价：牺牲半个欧洲大陆的自由。丘吉尔对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让我们把文件烧掉吧。”斯大林回答道：“不，你留着它。”

当丘吉尔认清现实时，为时已晚。在他1946年发表于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的、警告铁幕已经降临欧洲的著名演说中，他说道：“所有中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现在都已落入苏联势力的影响之下。幸存的只有维也纳和半个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阻止暴行在欧洲肆虐，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铁幕落下。

于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被劈为两半。欧洲西半部在战争中表现英勇，他们在之后的数十年内仍然为自己打败纳粹恶魔的成就而感到欣慰，但却无人反思自身在一开始所扮演的角色。在安排战后的新世界时，他们也无法过多地替另一半被放弃的欧洲大陆着想。击败德国带来了长期的厌战心理，并且导致了英、法两国的经济萧条，以及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崩溃。伴随着这些混乱的，还有对可能导致大范围核武器研发的军备竞赛甚至直接对抗的恐惧。苏联在欧洲的军队数量是其他国家的四倍，特别是在坦克部署方面，优势更为明显。人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在德国投降之后有可能爆发进一步的冲突。因此，丘吉尔认为希特勒的投降仅仅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而非最终胜利，并下令制订一个应急方案。虽然该方案被命名为“不可思议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但在英国计划制订者的脑袋里，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突发局势却早已料到。

德国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局面，使人们不得不为突发事件作准备。斯大林的态度愈发强硬，这无疑是出于被希特勒背叛后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联盟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苏联不得不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来抵御德国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生死战中。在莫斯科看来，必须建立一个由附属国家构成的缓冲地带，同时营造和强化一种对“如果苏联人感到威胁，就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通过侵占甚至迁移工业基础设施来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便是情理之中的措施了。这同时还能为那些新兴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正如历史所证实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斯大林所带来的压迫要比希特勒的好得多。他们将这次战争描述为一场对抗暴行的胜利，通过树立一个共同的政治敌人来掩饰“新朋友”的错误。但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对此不敢苟同，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民主的胜利，因为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他们将为自己站在独裁者一边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西欧国家要维护他们的历史，这就意味着要强调胜利，并且无视他们的错误以及那些被批评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88]的决定。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成功地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尽管对曾经发生在本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陆接连不断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他们。要是在古代，这样的殊荣或许也应该颁发给被哥特人洗劫100年之后的罗马人，或者是丢掉阿卡之后使基督教世界的反穆斯林舆论得以缓和的十字军。比起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那些所谓的和平缔造者们的睿智和胜利，或者是那些没用的欧洲国际组织（连它们自己的审计员都好几年未曾签核组织的账目了）所带来的成就，枪炮的沉寂或许更多地要归功于这一事实：欧洲人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捍卫了。

1941年，当太阳在西欧落下，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呈现。这一进程因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争而加速，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延续下来。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控制欧亚庞大的贸易网络。人们必须给予慎重对待，因为除了眼前可见的利益之外，在这世界心脏的肥沃土壤、金色沙漠以及里海区域上，还蕴藏着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