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上的军事天赋和战略专家帮助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赢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古来氏部落和麦加上层精英的支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新宗教在阿拉伯南方部落的宣扬和壮大。波斯的崩溃同样在恰当时刻为穆斯林提供了机遇。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伊斯兰在7世纪初的成功：基督徒的支持，以及更关键的犹太人的支持。

在一个宗教与暴力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伟大信仰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面。在现代人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简直是水火不容，但在它们早期共存的年代，二者的关系并非那样紧张，而是和平共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更是如此，两者的互容性令人吃惊。中东地区犹太人的支持对穆罕默德宗教的繁衍和散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有关伊斯兰早期历史的资料并非全都可靠，但从当时的文献中——无论是阿拉伯文献、亚美尼亚文献还是叙利亚文献、希腊文献、希伯来文献——我们仍可梳理出一些准确无误的史实，并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随着穆斯林势力的逐渐扩张，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曾极力减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恐惧。

穆罕默德在7世纪20年代逃到阿拉伯南部耶斯里卜的时候，他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想办法求得犹太人的帮助。这是一座渗透着犹太教和犹太历史的城镇，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狂热的希木叶尔犹太统治者曾策动一起针对当地少数教派基督教的迫害行动，以此巩固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波斯曾援助希木叶尔人一起抵抗罗马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联盟。

耶斯里卜的犹太领袖答应支持穆罕默德，条件是结成防卫同盟。他们还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规定犹太人的宗教和财产都将永远受到穆斯林的尊重。协议还要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必须互帮互助：在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击时，两教的信众都要奋起保护对方；穆斯林不得损害犹太人的利益，更不能帮助犹太教的敌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将携手合作，共同传递“圣言与真谛”。这些举措非常奏效，穆罕默德的教义看上去不仅充满善意，而且并不陌生：比如，它和《旧约》有很多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敬奉先知、敬奉亚伯拉罕方面；此外，在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这一点上，大家也达成一致。犹太人相信伊斯兰教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双方似乎存在许多共识和默契。

与穆罕默德及其信众成为同盟的消息在犹太社会中迅速传播。7世纪30年代的一份北非文献记载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热忱欢迎阿拉伯人的情景，这表明当时的罗马及基督教在该地区已经完全失势。关于古代预言将要实现的说法开始盛行起来：“先知已经出现，和撒拉逊人[20]一同到来，他向世人宣告受膏者的降临、基督的降临。”而一些犹太人则认为这是弥赛亚的降临，正好证明耶稣基督是个骗子，人类的末日已经到来。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比如一位犹太拉比就说穆罕默德是个假先知，“先知不会佩带长剑而来”。

还有文献提到，一些犹太人把穆斯林当成救星，因为他们让犹太人摆脱了罗马人的统治。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地人对伊斯兰教所持的肯定态度。一个世纪后的另一份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则记载了天使如何降临到拉比西蒙·本·约亥（Shim’on b. Yo·ai）的身旁，当时拉比正因赫拉克利乌斯占领耶路撒冷而被迫受洗、遭受磨难。“我们如何知道（穆斯林）是来拯救我们的呢？”据说拉比这样问道。天使对他说：“上帝带来（阿拉伯）王国，只为让你们从邪恶（罗马）中解脱。按照上帝的意愿，将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位先知。他将率领这些人征服这片土地，并在此实现伟大复兴。”穆罕默德被犹太人视作救世主，这些土地现在又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更加休戚与共。

此外，与阿拉伯军队合作还有其他利益上的考虑。比如在希伯伦（Hebron），犹太人向伊斯兰统帅提出交易：“保障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与你们地位同等，允许我们在麦比拉洞（Machpelah，亚伯拉罕的安葬地）的入口处建立犹太教堂。作为回报，”犹太人说，“我们将告诉你们一条绕过城市防线的通道。”

由此可见，在7世纪30年代初，能够得到当地人口的支持是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近期有关希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研究证明，在早期记述中，伊斯兰军队的到来是受到犹太人欢迎的。这并不奇怪，除掉某些过于粉饰性的赞扬或敌意性的诋毁（如称穆斯林是“虚伪的恶魔”），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史实：率军进入耶路撒冷的将领们在入圣城时穿着俭朴，如同虔诚的朝圣者，热切盼望与那些信仰虽然不同但至少不会大相径庭的沿途百姓共同祈祷。

在中东，还有其他一些宗教群体也对伊斯兰教的崛起抱有幻想。这一地区存在着大量不守规矩的教徒，许多基督教分支对教会的决策提出异议，甚至直接反对在他们看来是异端的教义。这种情形在巴勒斯坦和西奈（Sinai）半岛特别明显。这里有许多基督教团体暴力反抗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即关于耶稣基督的人神二性以及他最终遭到迫害的原因。这些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追随赫拉克利乌斯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认为当时赫拉克利乌斯之所以能从波斯魔爪下逃过一劫并展开绝地反击，靠的是他们这些东方基督教派的坚定支持。

于是这些基督教派开始转向穆斯林寻求同情和支持。尼西比斯大主教约翰达森（John of Dasen）便收到这样的消息，一位伊斯兰军官向他表示：希望能得到主教的支持，在城里站住脚；作为回报，他将不仅愿意帮助教会推翻西方基督教派的领袖人物，并且还将让约翰身居要位。7世纪40年代一封教士写的信表明，新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反抗基督教，“还帮助我们宣传教义，向我们的神职人员、修道院和圣人表示敬意，还给宗教机构捐赠了礼物。”

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赢得了当地基督教信众的认同。从一个方面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反对多神教和崇拜偶像上也存在明显的共鸣，其自身的教义与基督教观念多有相似。《古兰经》里出现的摩西、诺亚、约伯和撒迦利亚等一系列熟悉的形象，让基督徒备感亲切；明确陈述了上帝授予摩西经文，并在他之后又派遣了许多使者，现在又挑选了另一位先知广传上帝的教义。

通过挖掘信仰中的共同来源，以及强调双方习俗和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伊斯兰教不断强化着与基督教的共识。上帝并未选择仅仅向穆罕默德传递启示，《古兰经》中这样写道：“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他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另一段内容则是让圣母玛利亚记住天使告诉她的话，伊斯兰圣书对圣母的赞美语气与基督教相差无几：“麦尔彦（即玛丽亚）啊！真主确已拣选你，使你纯洁，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妇女。麦尔彦啊！你当顺服你的主，你当叩头，你当与鞠躬的人一同鞠躬。”

那些纠结于耶稣身世和三位一体争论的基督徒可能会感到吃惊，穆罕默德得到的启示居然包含着如此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关键信息：世上只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信使。这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全能上帝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而门徒们不时传递上帝的教义也顺理成章。

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激烈争辩，《古兰经》中如此评价：“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为什么和我们辩论易卜拉欣（的宗教）呢？《讨拉特》和《引支勒》是在他弃世之后才降示的。难道你们不了解吗？”穆罕默德的经文还说：“要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这些明显都是调解之词。犹太教众和基督教徒都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古兰经》中不止一处这样说，“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

一些相似的习俗和法规也强化了三教之间的关系。它们被说成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存在，后来遗失了，现在要重新恢复。比如说，截肢是对偷窃罪犯的惩罚，也是免除叛教者死刑的替代措施，这种做法现已成为穆斯林的惯例。其他活动如施舍、斋戒、朝拜和祷告等也被纳入伊斯兰教的核心仪式。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相似点后来成了一个敏感话题，部分人将此归咎于穆罕默德，说他是文盲，因而不可能熟知《托拉》[21]（Torah）和《圣经》中的教义——尽管与穆罕默德差不多同时期的人曾明确说过他对《旧约》和《新约》都有很深的造诣。有些人更为过分，试图证明《古兰经》是以《圣经》选文为基础、用阿拉美语写成的经文，后来还经过了加工和改造。这种说法与其他试图挑战甚至否定伊斯兰传统的说法一样，虽被有限的学者支持，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摒弃。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支持是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关键，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会对罗马人做出肯定的评价。“罗马人已败北。”《古兰经》写道，指的是罗马人在7世纪初与波斯对抗中的一系列失利。“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真主应许﹙他们胜利﹚”，这一点确切无疑，因为“真主并不爽约”。这一说法听上去非常包容、顺耳，多少让当时处在崩溃边缘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心胸广阔、充满善意，似乎能够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

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满是基督徒羡慕穆斯林及其军队的例子。一份8世纪的文献表明，一位基督教僧侣被派往敌营探视，结果大为震撼。“那个民族每天晚上熬夜祈祷，”他和身边的人说，“白天则在禁欲、趋善避恶。他们夜里是僧，白天是狮。”这看起来非常值得称赞，而且有效地模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界限。这一时期的其他记载还谈到基督教徒接受穆罕默德的教义，说明教派之间的差异并非泾渭分明。早期穆斯林倡导的苦行主义也与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相近。

为了调和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穆斯林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维护和尊重圣书当中的人物——也就是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物。《古兰经》里清楚地表明，早期穆斯林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手，而是一脉相承：穆罕默德的教义从前就受到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易司哈格（以撒）、叶尔孤白（雅各）的启示；上帝曾将同样的“经典”赐给穆萨（摩西）和尔撒（耶稣）。“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古兰经》中如是说。换言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伊斯兰的先知别无二致。

所以，《古兰经》中有60多处提到“乌玛”一词，不仅是指一个族裔，而且是指一个信众群体，并说在信仰产生分歧之前，人类只有一个“乌玛”。当然，在分裂之后，上帝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向其中一方。一些重要的一神教教义在《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adīth）中都有记载，并且均将分歧搁置到了一边。穆斯林相信，用宽容和尊重对待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会有错的。

这一时段的许多资料都比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是有些文字写于事件发生的很多年之后。不过，随着近期古文书研究的进展，一些从前未知的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改变了人们对此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比如，伊斯兰传统一直认为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但据现代学者分析，这位先知很可能活了更长的时间。7世纪和8世纪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了一个据有神赐能力的传道者——近期研究表明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挥着阿拉伯军队并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大门前进。

面对穆罕默德信众取得的优势，巴勒斯坦当权者的对策显得愚昧低效。某些基督教徒采取绝望的反攻手段，说阿拉伯人最阴险、最恶毒，以企图劝说当地人不要因为他们的教义简单和熟悉就盲目轻信。那些“撒拉逊人”复仇心强，仇恨上帝，耶路撒冷的元老在圣城被征服后不久就这样警告道。他们掠夺城市，**乡村，火烧教堂，摧毁寺庙；他们对基督和教会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亵渎”，都骇人听闻。

事实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蛮，也并不可怕。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人们很少能发现暴力征服的痕迹。再比如，在叙利亚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当地主教和阿拉伯将领达成协议后，整个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伤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从双方达成的协议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现实：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响并正常开放，为了让基督徒们不受侵扰，当地居民愿意承认新征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税，而是向代表“先知、哈里发及其信众”的地方管理者交税。

沿着贸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断朝各个方向扩张。军队云集到伊朗西南部，随后将目标转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东部逃亡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进攻埃及的远征军只遇到有限的军事抵抗，当地人或是在内讧，或是愿意寻求和谈。地中海上的明珠亚历山大港很快缴械，被迫同意献上大量贡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毁他们的教堂，不要伤害当地的基督教徒。消息一经传出，亚历山大港一片哀号，人们甚至叫喊着将协议签订者主教赛勒斯（Cyrus）以叛国罪用乱石砸死。“我签了协议，”赛勒斯辩护说，“但为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学者写道：这样，“穆斯林控制了整个埃及，从南至北。靠着新税收，他们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惩罚基督徒的原罪。”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写道。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扩张行动。面对军事威胁，一个又一个行省接连向新征服者屈服，签订和谈协议。君主在新征服领土上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总体而言，当地大多数居民仍照常活动，未受新征服者的影响，后者建立的堡垒和据点都远离都市中心。一些专门给穆斯林居住的新兴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ā·）、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于今天约旦的艾拉（Ayla）。在这些地方，清真寺和统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选址建造。

与此同时，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许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许兴建起来，这说明某种妥协正在迅速达成，对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从萨珊帝国获取的土地上也有类似的政策——至少在刚开始，琐罗亚斯德教基本无人干预，任其自由行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许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来予以保护。有一份叫《乌马尔公约》（Pact of ·Umar）、内容繁复又颇具争议的文献，其中明确规定了基督徒在新征服者的统治下应享有的权利，并规定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存的基本原则：不会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讲授《古兰经》，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转信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任何场合都应得到尊崇和帮助。多种信仰并存是早期伊斯兰扩张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约旦北部杰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烧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即便在这种宽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这个公元7世纪烧制的台灯上，一面用拉丁文刻着基督教的祷告词，一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伊斯兰教的祈福语。如果考虑到之前波斯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只持续了25年的话，这种做法的确很是稳妥。正如7世纪某希腊文献上写的，谁也无法保证阿拉伯人能长久待下去，枯木还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许就是昙花一现。

行政管理方面的新政策也颇具亮点。在新征服的地区，罗马钱币沿用了几十年，同时新铸造的钱币也在发行，但刻有基督教长期使用的类似图案；现存法律系统也保持不变；征服者还采纳了现存的社会习俗，包括财产继承、婚丧嫁娶、婚姻誓约、朝圣戒斋。多数情况下，前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地区的总督和官员都保有其原先的职位。这种做法基于简单的数学考虑，新统治者——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愿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数上均居于弱势，这意味着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从大的方面讲，这种宽容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伊斯兰在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获胜之后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持续纠缠，阿拉伯领袖希望彻底击溃罗马人，因此需要不断向君士坦丁堡施压。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关于伊斯兰信仰的战役。

与早期基督教的内部争端相似，如何确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启、如何记录和传播这些神启以及传播给什么人，这些在穆罕默德死后都成为了主要问题。斗争十分激烈、残酷：被指定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继承者（即“哈里发”）的前四个人中，竟有三个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释穆罕默德教义的问题上也是争得难分难解，无论是为了曲解还是继承，人们都付出了绝望的努力。人们想搞清楚，在7世纪最后的25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过什么样的启示，才最终得以形成唯一的圣书《古兰经》。

伊斯兰内部诸教派的对立状态加剧了各方对待非穆斯林态度的转变。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卫者，代表着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见，争斗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那些“卡菲尔”（kāfir，即异教徒）身上。

过去，穆斯林领袖能够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还在公元679年地震后重建了埃德萨教堂。但到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致力于让当地人换教、皈依伊斯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些人的敌意。

这一转变在货币上得到体现，因为货币可以被用来宣传宗教信息，这一行为被学者们称为“钱币战争”。伊斯兰领袖哈里发于7世纪90年代发行新钱币，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随后，君士坦丁堡开始反击，钱币正面没有皇帝的头像，头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稣基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强化基督教的身份认同，表明帝国正得到上帝的护佑。

经过一番奇迹般的发展，如今伊斯兰世界已经能够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针对罗马新版的耶稣像钱币，穆斯林的最初应对政策也是发行新币：以另一个人的头像替代耶稣，并以他作为帝国和宗教的保护神——尽管据说这个人是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着长袍，留着精致的胡须，手持带鞘的宝剑。如果这人就是先知，那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的形象。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当年追随穆罕默德逃亡麦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见过这些钱币。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早期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当时先知的朋友们对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为十分不满。新钱币并没有流通多久，因为到7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流通货币被重新设计：所有的头像都被去掉了，钱币的两面都是《古兰经》的经文。

不过在7世纪末，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战场仍在穆斯林各敌对教派之间。许多人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因此谁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谁便算掌握了撒手锏。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教派，他们反对阿拉伯南部的传统主义教派，决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像麦加那样的宗教中心。兴建于7世纪90年代初的神殿圆顶清真寺是当地第一座伊斯兰圣殿，其意图之一就是转移人们对麦加圣地的关注。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在内战期间（也就是哈里发拿起武器对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代的时代），包括建筑物本身在内的众多物质文化都被用作“意识领域斗争的武器”。

为了赢得伊斯兰世界激烈的内部斗争，圆顶清真寺内外的铭文明显有着拉拢基督教的意图。铭文写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并以他为荣。但有的文字却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圣母玛丽亚的儿子耶稣，在出生之时、死亡之日、复活之际，都赐予他和平。”换句话说，即使在7世纪90年代，各宗教之间的界线仍十分模糊。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据当时知名的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所说，伊斯兰是基督教的一支异教派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他写道，穆罕默德的思想来自于他阅读的《旧约》和《新约》，来自于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谈。

尽管为了争夺权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于纷争都集中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带仍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比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军们更愿意驰骋沙场，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向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北非不断挺进。即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进攻速度仍然不减。在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军队横扫西班牙、直逼法兰西，最终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图尔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血腥战役中，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的军队遭遇惨败。基督教欧洲命悬一线，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英雄气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劳，欧洲大陆注定要陷于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实上，失败虽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味着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获得的奖励足够的多。但就此时的西欧而言，奖励并不大，而且相距甚远：财富和赏赐都还在别的地方。

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后，欧洲在伊斯兰的征服行动下彻底陷入了黑暗。罗马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内陆地区，并且毫无战力，处在崩溃的边缘；地中海基督教区的贸易活动在罗马与波斯开战之前就已全面垮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实力锐减，人口下滑，贸易中心几近废弃；自7世纪以来，海上的沉船记录（商业交流量的重要标志）几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长途贸易活动就此终止。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那些属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不仅要接受统治，而且要面临重新整合。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这个从喜马拉雅山脉贯穿至大西洋的新兴庞大经济政治体的中心。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因敌对派之间偶尔争斗所引发的动**——如公元750年，当朝政权被阿拔斯王朝（·Abbāsid dynasty）所取代——之外，伊斯兰世界，即新的帝国，满载着自己的思想、货物和金钱稳步发展壮大。而这也正造就了“阿拔斯政变”背后的原因：中亚的各座城市为政权变更铺平了道路——这些地方是学者们交流探讨的圣殿，也是反叛者筹集资金的温床，这里是伊斯兰崛起的关键之地。

穆斯林征服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点缀着几百座城市的世界，一个拥有几百座城市中消费者（换言之，纳税者）的世界。随着一座座城市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越来越多的资源和金钱都汇集到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贸易线路、绿洲、城市和自然资源都一并被帝国收入囊中，包括连接波斯湾和中国的商业港口，以及已经建成的横跨撒哈拉地区的商业要道——它曾使非斯城（Fez，位于今摩洛哥）“一夜暴富”，当时人称赞它是产生“巨额利润”的贸易中心。征服扩张给穆斯林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估计，仅征服信德省（Sindh，位于今巴基斯坦）就有6000万迪拉赫姆（dirham）的收益，更不用说日后通过苛捐杂税可敛聚的财富。按今天的币值换算，这相当于数十亿美元。

随着大军东进，收到的贡品也越来越来丰厚、越来越顺利，如同之前在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地方一样。中亚城市被逐一征服，城镇之间的微弱联系使这些地方不堪一击：没有协调的联防系统，每个城镇只能等待着自己厄运的到来。尽管知道自己迟早会投降，撒马尔罕的居民还是被迫支付大笔钱财以换取穆斯林大军的撤退，不过，至少该城的总督可以逃脱德瓦什提奇（Dewashtich）的命运。后者是片治肯特（Panjikent，位于今塔吉克斯坦）的首领，自封粟特王，但他不幸上当被捕，在国人面前被钉上了十字架。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总督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在波斯瓦解的同时，草原部落地区也开始出现混乱，这给阿拉伯人向中亚推进提供了天赐良机。公元627年至628年的寒冬导致饥荒，大批牲畜死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权力变更。在东进的过程中，穆斯林的主要对手便是这些同样因波斯衰亡而受益的草原部落。8世纪30年代，突厥人遭遇到一场大败。随后，突厥首领苏禄（Sulu）因一次双陆棋游戏中的暴脾气而惨遭仇杀，使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草原部落的衰弱，穆斯林横扫东部的进程虽然缓慢，但大局已定，它先后拿下了若干城市、绿洲和许多交通要塞，至8世纪初已抵达中国西部边境。公元751年，阿拉伯征服者终于和中国人面对面了，并在中亚怛罗斯河（Talas）的一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把穆斯林带到了一个天然边界，意味着至少在短时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在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动**中，阿拉伯人的开拓行动告一段落。

接着崛起的是回鹘人。这是一个游牧部落，曾经支持过唐朝，让唐朝在撤回到安全的中国本土后有机会休养生息。为了维护自己的疆土，回鹘人建立了许多永久居住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可汗（khagan）王廷的所在地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或称虎思斡耳朵（Quz Ordu，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这是一座城邑与军营混杂在一起的奇妙都市，可汗就住在一个安有王座的金顶帐篷里。该城共有十二扇城门，有城墙和塔楼防卫。据后世学者判断，这只是8世纪以降大量涌现的众多回鹘城市之一。

回鹘人迅速成为伊斯兰在东方前沿的强大对手。他们先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长途贸易——特别是丝绸生意——的主力军。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见证着回鹘人在这一时期的富裕程度。比如胡赫俄东（Khukh Ordung）城就是一个典型，这同样是一座暂时性营帐和永久性建筑并存的城市，其中还有一座供可汗接待贵宾和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大型楼台。面对穆斯林的冲击，回鹘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他们决定信仰摩尼教——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和东方中国世界之间，这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促进了它治下的大面积贸易交通网络的发展，他们将阿富汗及费尔干纳谷地的绿洲城镇与北非及大西洋地区都联系在了一起。聚集在中亚的财富多到令人震惊。在片治肯特城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特佩（Balalyk-Tepe）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的人们极端崇尚艺术，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富裕程度。宫廷生活的场景，以及波斯史诗文学中所描述的情景，都被生动地展现在私人住宅的墙壁上。其中一幅在撒马尔罕某宫殿中发现的壁画，表现出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地方首领在接受外国（中国、波斯、印度，甚至可能还有朝鲜）使者的供奉和朝拜。穆斯林势力下的这些城镇、行省和宫殿，遍布所有商业通道沿线。

随着巨额财富汇集到中央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开始在叙利亚等地上马。公元8世纪，在杰拉什、西多波利（Scythopolis）、帕尔米拉等城市，大规模的商业建筑拔地而起。最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座崭新城市的崛起，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都邑，并且在几个世纪内长盛不衰。据一位10世纪学者过于夸张的估算，从当时城里公共浴室的数量、所需的服务人员以及私人浴室的拥有率来看，该城人口接近1亿（100 million）。它被称为麦地那·阿萨拉姆（Madīnat al-Salām），意思是和平之城。而它今天的名字，是巴格达。

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权力、富足和威望的象征，是穆罕默德继承者们创造的新宗教、经济、政治轴心，将穆斯林大地同周围的四面八方联系在了一起。它极力展示着令人惊叹的辉煌和奢华，比如公元781年哈里发之子哈伦·拉希德（Hārūn al-Rashīd）的婚礼盛典：新郎除了给新娘献上一串串世所罕见的珠宝饰品、一件红宝石镶嵌的束腰外衣以及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之外，还给来自各方的宾客准备了丰厚赠礼；盛满银子的金碗、盛满金子的银碗以及装着香水的玻璃瓶子，在来宾中传递、观赏；出席盛典的女宾都得到一个手袋，里边有金币银币，还有一个“大大的银制香水盘，一件色彩鲜艳、镶满珠饰的长裙”。至少在伊斯兰时代，“如此盛况，可谓空前绝后”。

所有的这些奢华，靠的都是这个多产、统一、庞大帝国的巨额税收。哈伦·拉希德在公元809年去世之时，他的财产包括4000条穆斯林头巾、1000件珍稀瓷器、多种昂贵香水、大量金银珠宝、15万套长矛盾牌以及几千双靴子——很多都是用紫貂皮、水貂皮和其他皮革制成。“我用小部分臣子统治的小部分地域赢得了大笔的财富，远远超过你整个帝国的所得。”据说9世纪中叶的一位哈里发在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这样写道。过多的财富自然会带来一段时期的繁荣兴旺以及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

个人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港被人誉为能在该地找到任何商品，包括丝绸麻布、珍珠翡翠、指甲花油和玫瑰香水。据12世纪的一位学者说，摩苏尔——一座拥有豪华楼舍和公共浴室的城市——是淘觅箭头、马镫和鞍座的绝佳去处。他还说，如果你非要吃最好的开心果、最好的芝麻油、最好的石榴和大枣，那么你就应该去你沙不儿（Nīshāpūr）。

人们都渴望找到上好的作料、精美的工艺品和最新鲜的农产品。与饮食要求同时增长的，还有人们的文化鉴赏能力。据说，在公元751年怛罗斯战役中被抓获的中国俘虏将造纸术介绍到了伊斯兰世界。此说法虽颇具浪漫色彩，但从8世纪后期起，纸张的出现使知识的记录、分享和传播更为广泛、便利、高效，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件影响深远，文字的使用开始涵盖科学、数学、地理和旅行等所有领域。

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最好的温柏树出自耶路撒冷，最好吃的油酥糕点出自埃及，叙利亚的无花果肉多甘甜，设拉子（Shiraz，位于今伊朗南部）的乌马里（umari）李子深受追捧。随着人们有能力享受各种口味，一些挑剔的评价也开始出现。有人说，大马士革的水果最好不要吃，因为味道很一般，而且当地居民的脾气过于暴躁。不过幸好大马士革城市本身还不像耶路撒冷那么糟。耶路撒冷，一个“装满蝎子的金盆”，公共浴室肮脏无比，物价过高，生活成本甚至让过路旅客望而却步。

贸易商和旅行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比如市场上卖什么东西、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长什么样等。一位辑录海外见闻的作者这样写道，中国人无论长幼，“春夏秋冬都穿丝绸”，有些料子的质地相当精良，令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奢华并非涵盖所有方面：“中国人不讲卫生，他们便后不洗屁股，只是用中国纸擦擦而已。”但至少中国人喜欢戏曲，不像印度人，将娱乐表演视作“羞耻”。印度的所有统治者都滴酒不沾，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一种质疑：如果一个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个王国呢”？尽管印度是“一个遍布草药和哲人的国度”，但中华大地“更为健康，那里疾病更少、空气更好”，一位作者这样总结道。在中国很少看见“盲人、独眼人和残疾人”，而“在印度，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奢侈品潮水般地从国外涌来。中国陶瓷器的大批量进口，直接影响了当地同行业的设计及工艺风格：独具特色的白釉唐碗成为当时的绝对潮流。先进的烧窑工艺确保了陶制品的供应量能跟得上需求。窑炉的容量也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当时最大的窑炉能同时烧制12000件到15000件制品。

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已经开始横跨一位知名学者提出的“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商贸系统”（the world’s largest maritime trading system）。9世纪在印度尼西亚海岸沉没的一艘海轮上竟运载着7万多件瓷器，另有多种装饰盒及银器、金锭、铅锭。这只是当时阿拔斯王朝大批进口瓷器、丝绸、热带硬木和奇异动物的冰山一角。此外，大量遭遗弃的货物漂流到波斯湾各港口，政府必须雇用专人清理和运送从商船上掉落或被丢弃在港口的各种商品。

倒卖热门商品能获得巨大利润。尸罗夫港（Sīrāf）是进口东方商品的主要通道，那里的商人向当地富裕的居民承诺，他们一定以令人心动的价格提供所有商品。“我从未在伊斯兰世界见过如此雄伟、如此美丽的建筑。”10世纪的一位作者这样称赞尸罗夫港。一系列资料表明，在波斯湾以及纵横中亚的商道上存在规模巨大的交易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着当地陶瓷业的发展，消费者或许是那些买不起产自中国的上等瓷器的人群。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进口的白瓷，用碱、锌甚至石英去仿制透明的、高质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国瓷器的器皿。在巴士拉和撒马拉（Samarra），人们发明出用钴制作“青花瓷”的工艺，几世纪后，这种瓷器不仅流行于远东，而且还成了近代早期中国瓷器的标志性风格。

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世界贸易的中心所在已毋庸置疑。当时一位访问阿拉伯帝国的中国旅行家[22]对此地的繁华和富裕颇感震惊：“郛郭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

人们的嗜好和娱乐趣味也在发生改变。作于公元10世纪的《皇冠之书》规定了统治者与司法官员之间正确的交往礼节，并建议贵族参加狩猎、击剑、下棋等类似的活动。这些做法都是直接借鉴萨珊人的观念，其影响之大可以从当时的室内装饰风格上得见，特别是以狩猎为主题的装饰品，在贵族私人宫殿中非常流行。

另外，富贵阶层的投资还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学术研究热潮。许多并非穆斯林的杰出学者被召集到巴格达皇宫中，或被吸引到遍布中亚地区的顶级学术中心，如布哈拉、梅尔夫、贡德沙普尔和加兹尼等城市，甚至扩展到伊斯兰在西班牙和埃及的领地。学者们在那里从事数学、哲学、物理、地理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

大量的文献被汇集到一起，并从希腊文、波斯文和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文献内容涵盖从马匹医药手册这样的兽医科学到古希腊哲学的各个领域。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的知识，将其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基础。教育和求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像巴尔马克（Barmakid）这种在9世纪的巴格达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家族——原先巴克特里亚佛教世家的后裔——不遗余力地将各类重要的梵文作品译成阿拉伯文，甚至还开了一家造纸作坊，极大地推动了文献的传播。

还有布克提舒（Bu··tīs··ū·）家族——波斯帝国贡德沙普尔的基督教世家。这个家族的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医学著述汗牛充栋，其中甚至包括有关相思病的论述；同时他们还行医治病，有人甚至成为哈里发的御用医师。这一时期编著的医学文献成为后几个世纪伊斯兰医学发展的奠基之作。“那个得焦虑症的人脉象如何？”这是中世纪某埃及文献中的一道问答题，其答案是“微弱、无力、不齐”。该文献的作者说，这些内容在一本10世纪的百科全书中均有记载。

当时的《药典》列举了如何用柠檬香草、桃金娘籽、孜然芹和酒醋、芹菜籽和甘松配药的过程。另外还有人进行光学方面的研究：埃及一位名叫伊本·海赛姆（Ibn al-Haytham）的学者写出了一本有关光学的开山之作，他不仅提出人的视觉与大脑有关，还指出了知觉与知识之间的区别。

另有比鲁尼（Abū Ray·ān al-Bīrūnī），他提出世界围绕着太阳旋转，并沿着一根轴自转。还有像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纳（Abū·Alī ·usayn ibn Sīnā）这样的博学者——在西方以阿维森纳（Avicenna）的名字为人熟知——他的著作包括逻辑学、神学、数学、医学和哲学，每门学科的著述都充满了智慧、条理和真诚。他写道：“我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并不理解其中的真谛……来回看了40多遍都没有用，最后我都能背诵下来了。”这是一本“根本就没法读懂的书”，他后来这样说——这可能给现在那些满心困惑、读不懂此书的学生们带来一点心灵宽慰。不过在某一天，在某个市场的书摊上，他买到了一本阿尔·法拉比（Abū Na·r al-Fārābī，当时另外一位思想家）所写的分析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书，读了之后他恍然大悟。“我欣喜若狂，”伊本·西纳写道，“第二天以感激真主之心向穷人慷慨施舍。”

另外还有来自印度的资料，包括用梵文写成的科学、数学和天文学著作。整理加工这些著作的是一位叫穆萨·阿尔·花剌子模（Mūsā al-Khwārizmī）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最简洁的证明零这一概念存在的数字理论。这些著作的引进让代数学、应用数学、三角学和天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天文学的发展还受到实际需求的推动：人们需要知道麦加所处的方位，这样祷告才不会出错。

学者们不满足于收集和研究四面八方的资料，他们还在文献翻译中找到了乐趣。“印度的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希腊人的智慧也被译了出来，还有波斯的文学，也（被我们）翻译了，”一位学者写道，“这让一些作品增色不少。”他觉得阿拉伯语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语言，几乎不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为此感到十分可惜。

可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能够由像金迪（al-Kindī）这样的智者来引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后，比如公元10世纪的著名诗人拉比·巴尔基（Rabī·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尔的一所妇女医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还有马赫萨缇·甘伽维（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语作品清新流畅、极富趣味。

在伊斯兰世界被革新、进步和新观念充斥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却低沉萎靡，在资源缺乏和灵魂枯竭中苦苦挣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对学术研究深怀敌意。“人们总是为求知而求知”，他以轻蔑的口气写道，“其实那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用他的话来说，求知欲其实就是一种病态心理。

这种对知识和学术的蔑视让穆斯林学者深感困惑，因为他们都是托勒密、欧几里得、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并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历史学家马苏迪（al-Mas·ūdī）写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曾经相当繁荣，但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他们“清除了（学术的）成就、传统和道路”。科学被信仰击败。

这几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并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当时那些思想开放、求知欲强、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东方，而不是欧美。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在涉及非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愿将其写进书中，因为他们根本不值得花笔墨描述”，那里是知识的荒漠。

文化的启蒙和发展同样惠及了少数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区，接受统治的当地人被允许将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还可以从蒂莫太（Timothy，8世纪末9世纪初东方教会巴格达教区教主）的书信中了解到基督教高层人士与哈里发之间的愉快交往和私人关系，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国、吐蕃和草原部落传递福音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北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犹太教社群不仅得以生存和发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多年间仍呈繁荣趋势。

不过人们很容易被这些景象所误导。要知道，尽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现出一派和谐气象，但伊斯兰世界内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从公元1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一股集中在科尔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罗河上游；还有一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大部。三股势力为教义和权力争斗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继承人的问题上，伊斯兰内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敌对阵营便是逊尼派（Sunnī）和什叶派（Shī·a）。后者力争只有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后代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而前者则极力寻求更广泛的选择。

因此，尽管穆斯林已经靠着宗教关系建立起一座将美索不达米亚与北非地区、兴都库什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但各方仍找不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同样，对宗教信仰的宽松政策也半途而废。尽管在此前某些时段曾有过容忍其他信仰的做法，但到后来也不乏残忍迫害和强迫改教的做法。穆罕默德去世后的100年里，穆斯林并未全要求当地人皈依，但没过多久，官方便极力规劝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封建君主统治下的人们转投伊斯兰教。其手段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宣传和福音传道。如在8世纪的布哈拉，总督宣布，凡在星期五祷告中到场的人均可得到高达两德拉赫姆的奖金，旨在吸引穷人接受新的信仰，尽管他们根本读不懂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在祷告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该如何做。

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意外结果。就在这两大古代势力舒展筋骨准备最后一搏的当口，很少人能预计到，远方的阿拉伯半岛将自立门户、一跃而起，并将前面两者取而代之。那些受穆罕默德启示的人继承了整块领土，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帝国，一个将两河流域的灌溉技术和农作物引进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帝国，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数千英里的农耕革命。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自信、开放、热衷发展的经济巨人。繁盛富足，没有政敌，没有宗教对手，这是一个真正的、靠着讲规矩就能取胜的地方，一片商人能够致富、智者得到尊重、异见可以陈述和争论的世界。麦加山洞中那个毫不起眼的开端，居然孕育出一个全球性、多样化的乌托邦。

生在伊斯兰帝国边疆甚至更远处的壮志男儿，像蜜蜂逐蜜一样聚集在丝绸之路上。无论是意大利的沼泽之地，还是中欧大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不足以吸引年轻人前去建功或赚钱。在19世纪，西方和美国是年轻人成名和致富的地方，但1000年以前，年轻人的目光聚焦在东方。比如，有一种来源充足、市场成熟的产品，就值得那些想要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为之奋斗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