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诞生在一个充满动乱、争议和灾难的世纪里。公元541年，在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的一个世纪前，一场异样的灾难将恐怖气氛洒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它的传播速度快似闪电，等到人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一切已为时过晚。无人能够幸免，死亡人数难以想象。据一个几乎失去所有家人的当事者说，埃及边境的一座城市被一扫而空：原本人口密集的城中只剩下七个男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屋舍的大门敞开，家中的金银财宝无人看管。众多城市遭受着毁灭性的袭击，君士坦丁堡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曾每天有1万人死亡。不仅是罗马帝国遭此劫难，没过多久，东方城市同样受到影响，灾难沿着交通贸易要道蔓延，袭击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逐渐进入中国——鼠疫带来了太多的灾难、绝望和死亡。

随之而来的还有长期的经济衰退：田野里没有农民，城镇里没有商人；整整一代年轻人不幸遇难，直接影响到人口数量，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自然，这也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皇帝们的外交策略。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执政前期，帝国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北非各行省的经济开始复苏，意大利行省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应对漫长的边界，包括东方边界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帝国精密布置、灵活用兵。但到查士丁尼执政后期，想要维持这种状态已非常困难：人力出现短缺，军队遭受质疑，在大瘟疫袭击之前，帝国财政已开始出现严重赤字。

经济停滞让民众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怨声载道。最严厉的批评是指责他为了讨好邻国，大笔出钱，胡乱捐赠。查士丁尼非常愚蠢，以为“散发罗马帝国的财富去满足那些蛮族就能破财免灾”——查士丁尼时代最尖刻也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这样评价道。他冷酷地嘲笑皇帝“迫不及待地将帝国的大笔资金送给蛮族”，送给东南西北的所有的蛮族，甚至送给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

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放弃了这一策略，对罗马的邻国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非妥协政策。公元565年查士丁尼死后不久，阿瓦尔人（Avar，草原最大部落之一）的大使向君士坦丁堡催收贡品，遭到了新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的轻蔑对待：“你不用再指望从本帝国得到大笔财富，也不用再想着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我这里你什么也得不到。”听到对方警告这样做的后果之后，皇帝震怒了：“你们这帮死狗还想威胁罗马帝国？听着，我将切断所有的供奉，然后砍掉你们的头颅！”

罗马皇帝对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特别是后来得到消息说，一群突厥游牧部落已经在中亚草原取代了匈奴人，并威胁着波斯的东部边疆。突厥人在商业贸易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让中国人颇感不快，他们认为突厥人不好对付、不值得信赖，这显然是因为突厥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商业优势。突厥人的首领是著名的西突厥可汗室点密（Sizabul）：他在牙帐中接受朝拜，半躺在金**，床的支脚是四个纯金孔雀，室外的大车上满载银盘和银制动物肖像。

突厥人野心勃勃，他们曾派特使赴君士坦丁堡提议建立远程军事联盟。大使们告诉查士丁二世，若能联合发动进攻，波斯唾手可得。罗马皇帝急于凭借战胜君士坦丁堡的老对手以获得荣耀，同时又受到其他预言的鼓励，于是便得意扬扬地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向波斯国王发出威胁，要其归还以前协议中割让出去的城镇和疆域。然而，罗马发动的进攻以失败告终，波斯的反攻直逼达拉城（位于今土耳其南部），即罗马的边防要塞。在长达六个月的围攻之后，波斯终于在公元574年夺下该城。罗马皇帝最后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下郁郁而终。

这次惨败让突厥人相信，君士坦丁堡是个价值不大且靠不住的同盟。突厥的大使在公元576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并愤怒地拒绝了任何进攻波斯的提议。他把双手放进嘴里，然后生气地说：“我嘴里有十根手指，所以你们罗马人得用更多条舌头来对付我！”罗马曾向突厥人承诺会尽力抗击波斯，结果却让突厥人遭遇惨败。

与波斯重燃战火，意味着一段混乱时期的开始，并且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结果。随后的二十年间战争不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波斯大军深入小亚细亚后的返程之战。这次战役中，波斯遭到了伏击，王后被俘，落入敌手的还有镶满珍珠玉石的纯金銮驾。波斯国王携带着参战的“至高无上的”圣火被罗马人夺走并扔进了河里，琐罗亚斯德教的大祭司和众多帝国要员统统被淹死。熄灭圣火是一个颇具挑衅性的举动，意在动摇波斯宗教信仰的基石。这一消息引起了罗马上下及其同盟国之间的一阵狂欢。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信仰变得至关重要。例如，当士兵因为军饷缩减准备发动暴乱时，指挥官便会拿出耶稣的圣像，让士兵们知道为皇帝效劳就等于是在为上帝效劳；当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于公元579年去世时，有人竟信口开河地宣称：“圣光将围绕他闪烁，因为他信仰基督。”强硬的宗教观还驱使着君士坦丁堡对琐罗亚斯德教发起激烈的攻击，说它低级、虚假、颓废。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道，波斯人在琐罗亚斯德教义下已经养成了“一种离经叛道、腐化堕落的习俗”。

向帝国边疆的臣民灌输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军国主义思想，能够让他们更加尽心尽责地服务帝国。对于阿拉伯南部和西部部落，罗马经过一番周折并承诺给予物质奖励后，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授予皇家头衔——这种新的皇室亲属关系能让获得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同样能让更多的人坚定地追随君士坦丁堡。

这种与波斯对峙期间的强硬宗教态度给罗马带来了苦果。因为某些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并非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定义的基督教，而是其他派别的基督教，对基督人神二性的看法差距甚大。随着君士坦丁堡发出强硬的宗教声明，罗马人与他们在阿拉伯的长期盟友加萨尼人（Ghassānid）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或许是由于各教派之间的相互猜疑，原先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了破裂。这为波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可乘之机，他们控制了阿拉伯西部和南部的港口与市场，并新建了一条从波斯通往麦加和欧卡兹（·Ukā·）的陆路通道。根据伊斯兰的传统说法，这种变化促使一位麦加的当地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任命自己为罗马帝国在麦加的“飞拉哈”（Phylarch），即护卫者。日后，这些拥有皇室头衔的麦加护卫者将被皇帝授予“奥斯曼”（·Uthmān）的称号。类似的任命在耶斯里卜（Yathrib）同时进行，不过是以波斯的名义。

阿拉伯半岛上的局势持续紧张，而北部主战场上的拉锯战却毫无进展。最终，历史的转折点没有出现在沙场，而是出现在波斯的宫廷。6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叫瓦赫兰（Vahrām）的极富名望的将军（他曾打败突厥人，稳固了东部边疆）自恃功高，背叛了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国王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罗马皇帝摩里斯（Maurice）寻求支援，条件是割让高加索山脉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疆土，并归还达拉。公元591年，库思老二世得以重返家园，他与他的对手进行了交涉，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随后他便开始着手兑现自己的诺言。如一位知名学者所说，那是一个“凡尔赛会议”般的时刻：太多的城池、据点和战略要地都拱手送给了罗马人，甚至将波斯腹地的经济政治中心都暴露给了对方。波斯所受的屈辱如此之大，注定会有猛烈的反扑。

过去二十年的激战中，胜利的天平始终摇摆不定。综合来看，似乎是罗马在外交和政治上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如今它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扩张基础，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近东建立自己的永久统治。正如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所指出的，从河流、湖泊和山脉来讲，跨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并没有太多的边防据点，这意味着罗马势必夺取更多的周边领土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库思老二世虽然夺回了王位，但代价未免太大。

然而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元602年，罗马宫廷发生政变，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将军福卡斯（Phokas）所杀。库思老二世看到了机会，提出要重新谈判。他在攻取达拉——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防御要地——的战役中找回了自信，也从福卡斯的夺权行动中吸取了教训，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当听说新一波蛮族正在进攻巴尔干半岛时，波斯国王的野心迅速膨胀。之前用于统治阿拉伯北部归降民族的传统管理方法全被废除，边疆地区被重新整合，以适应波斯人的扩张。

波斯对基督教徒的监管非常严密。基督主教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战争不是好事，波斯对罗马的敌意通常会让他们因勾结罪受到惩处。公元605年，波斯国王亲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选，并邀请基督教高层人士参加。这是在有意释放友好的信号，向少数派宗教人士表明统治者对他们的事务非常关心。这一举动非常奏效，在基督教群体中获得极高评价。主教们十分感激库思老二世，赞誉他是“伟大、慷慨、善良、宽宏的众王之王”。

趁着罗马帝国深陷一桩桩内部反叛的泥潭中，波斯帝国开始了复仇：美索不达米亚的城池像骨牌一样接连沦陷，最后一座城市埃德萨于公元609年投诚；随后波斯人将注意力转向叙利亚，奥伦特斯河上的伟大城市安条克——叙利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圣彼得曾在此建立首个主教辖区——于公元610年沦陷，叙利亚西部的埃美萨（Emesa）于第二年失陷，另一个核心要地大马士革也于公元613年落入波斯人之手。

局势的恶化远未停歇。在君士坦丁堡，虽然不受拥戴的福卡斯被谋杀，他那身首异处的裸尸被挂在街头示众，但新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似乎无力阻挡波斯人越来越强劲的进攻步伐。在小亚细亚挫败罗马的一次反攻后，波斯国王转道向南进攻耶路撒冷，其目的非常明显：夺取基督教的圣城，由此建立波斯在文化、宗教上的最后胜利。

公元614年5月，圣城在波斯的围攻下很快失陷。罗马世界对此事件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犹太人被指控不仅与波斯人同谋，而且还给予了实际支持。据一份基督教文献记载，犹太人“像恶毒的野兽”，竟去帮助那些毒蛇般的入侵者；他们参与屠杀当地虔诚的百姓，但那些百姓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是为基督而死，是为基督流血”；传言说教堂都被拆毁，十字架被砸到地上，圣徽遭到凌辱，不过，钉死耶稣用的真十字架被运到了波斯的首都，作为库思老二世的战利品。这对罗马来说真是一场灾难，帝国不得不向民众封锁这些噩耗。

面对如此局面，赫拉克利乌斯曾一度考虑退位，但最终还是绝望地做出了回应：派大使面见库思老二世，表示为了争取和平，可以同意任何条款。罗马皇帝还通过特使乞求得到原谅，把罗马这些年的入侵行动都归咎到前任福卡斯身上。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随从，并称波斯国王为“至高无上的大帝”。库思老二世仔细听完大使们的陈述，然后把他们杀了。

消息传回到罗马，惊慌和恐惧压得君士坦丁堡喘不过气来。毫无疑问，罗马必须迅速做出改变以应对这场灾难。皇帝手下官员的薪俸一律减半，部队的军饷同样减半；取消免费发放面包及其他一切赢得首都民心的政治福利；接管教会的黄金白银，以补国库之需。为备战眼前的大战，并求上帝停止惩罚罗马人的罪孽，赫拉克利乌斯更改了罗马钱币的设计：钱币正面的皇帝半身像仍然存在，但新币的背面改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以此将抗击波斯人与保卫基督教信仰等同起来；另外，币值也大幅增加。

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收效并不大。拿下巴勒斯坦之后，波斯人又向尼罗河三角洲转进，并于公元619年攻占了亚历山大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埃及——这个地中海的面包篮子和罗马农业经济的大本营——终于失陷。下一个目标是小亚细亚，于公元622年遭受攻击。尽管扩张步伐一度受阻，但到公元626年，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已经可以看见波斯军队的兵营了。这似乎还不是罗马面临的最坏境地。波斯国王和横扫了巴尔干半岛，并与已从北部进发攻城略地的阿瓦尔人结成了同盟。事到如今，唯一能让罗马帝国免遭覆灭的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座君士坦丁大帝之城，这座新罗马之城——那堵厚厚的城墙了。帝国进入倒计时，灭亡似乎无法避免。

然而，赫拉克利乌斯最终还是得到了上帝迟来的眷顾。敌人的首轮攻城并未成功，后续的进攻也被轻松击败。敌方的士气有所受挫，尤其是阿瓦尔人，这些为放牧马匹头痛不已的草原民族，在部落纷争威胁到首领权威的情况下首先撤退。波斯人随后不久也开始撤退，主要原因是有情报称高加索地区正受到突厥人的进攻，波斯不得不全力应付：领土的迅速扩张导致资源紧张，新征服的疆土无人防卫，自然引来了突厥人的觊觎。君士坦丁堡得以死里逃生。

都城被困时，赫拉克利乌斯一直在小亚细亚统领着帝国军队。在一次出奇制胜的反攻战役中，他击退了敌人。他首先前往高加索，与突厥可汗会面，同意建立联盟——他扔给可汗许多荣誉和礼物，并愿把自己的女儿尤多基娅（Eudokia）嫁给他做新娘，结成姻亲；接着，他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于公元627年秋在尼尼微（Nineveh，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击败了一支波斯大军；随后又向泰西封进发，那里的敌人势力正在减弱。

重压之下，波斯高层开始崩溃。库思老二世被谋杀，他的儿子卡瓦德（Kavad）继位，立即向赫拉克利乌斯提出议和。罗马皇帝对于波斯割让领土的许诺和各种赞誉非常满意，于是撤军到君士坦丁堡，并派出他的特使前去谈判，条件包括归还历次战争中占领的罗马土地，以及公元614年从耶路撒冷夺走的圣物耶稣真十字架。这标志着罗马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决定性的胜利。

厄运并未结束，一场将波斯帝国吹向崩溃边缘的风暴正在酝酿着。看到形势遭遇逆转，曾策划闪电进攻埃及的波斯将军沙赫巴勒兹（Shahrbarāz）盯上了国王的宝座：帝国已深陷泥潭，东部边疆随时可能遭到突厥人的袭击，有人篡位在所难免。政变正在紧张策划，将军和赫拉克利乌斯取得了接触，希望罗马能够给予支持，帮助他从埃及撤军，然后向泰西封进发。赫拉克利乌斯自然很高兴看到波斯的瓦解，并借此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帝国最艰难的时刻，赫拉克利乌斯一直努力依靠宗教来赢得国人的支持和信心。库思老二世的进攻就被解释成是针对基督教发起的。比如在一场为帝国军队表演的戏剧中，演员念了一封虚构的波斯国王亲笔信：它不仅嘲笑赫拉克利乌斯，而且还嘲笑基督教上帝的无能。罗马人一直在为信仰而战：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宗教战争。

因此，当罗马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做出丑陋的行径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赫拉克利乌斯于公元630年3月率军进入耶路撒冷，将真十字架立在圣墓大教堂，并下令所有犹太人都必须受洗，作为对他们16年前圣城沦陷时投靠波斯人的惩罚，逃走的人则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三英里之内。东方基督徒——这些被判定不奉正统的教徒，同样成为帝国官员的打压目标：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去接受被证明是唯一能得到上帝祝福的正统基督教义。

这给波斯的基督教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和西方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其高层教士一直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信仰的传递者，在他们眼中，西方教会早已系统化地受到邪门歪道的腐蚀。在公元612年的会议上，波斯的主教们一致认为，一些主要的异教几乎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猖獗过，而波斯则“从未出现过异教”。在埃德萨，赫拉克利乌斯下令要东方基督教“改邪归正”，并将东方基督徒逐出他们过去祈祷的地方。显然，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波斯人转信西方基督教，从而归顺罗马帝国——这是赫拉克利乌斯在赢得胜利后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西方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的推动下占尽优势，一些巧合事件的发生也让旧信仰雪上加霜：泰西封暴发了一场瘟疫，波斯国王卡瓦德成为牺牲品——看来琐罗亚斯德教不过是一厢情愿，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统，它的信众都得到了保佑。在这宗教局势发生改变的时候，阿拉伯半岛的南方腹地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地区未被几百英里外罗马和波斯的战火燃及，但这并不意味着丝毫不受影响。事实上，阿拉伯西南端一直是两大帝国的必争之地。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希木叶尔王国、麦加和麦地那曾与波斯帝国共同抵抗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势力，以及希木叶尔在红海对面的死敌——埃塞俄比亚。

这是一个近百年来信仰不断变化、相互适应、充满竞争的地区。当年多崇拜、多偶像、多信仰的多神教世界已经让位于一元化的全能神教。多神教的圣殿无人问津，一位学者这样说道，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前夜，多神教“正在死去”，替代它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唯一全能的上帝观念，以及从6世纪末、7世纪初开始在阿拉伯半岛激增的天使、乐园、祈祷和施舍的雕刻。

当战事在北方蔓延，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商人——古来氏（Quraysh）部落哈希姆家族（Banū Hāshim）的成员——独自来到离麦加城不远的一个洞窟中冥思。按照伊斯兰传统说法，他于公元610年得到真主天启。当时穆罕默德听到一个声音，让他以“创造主的名义”宣读经文。他惊恐万分地离开了洞窟，只见一个人“在明显的天边” [17]，洪亮的声音在头顶震响：“穆罕默德啊，你是真主的使者，我是吉卜利勒（Jibrīl）天使。”后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天启接踵而至，在7世纪后半叶被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古兰经》。

吉卜利勒告诉穆罕默德，真主派遣使者们传达喜信或提出警告。穆罕默德是被万能真主选中的使者，他被告知世上有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恐惧，灾难遍布在各个角落；他被劝说宣读天启，这样才能得到真主的保护，以防受到恶魔的干扰。穆罕默德被不停地告知，真主是最为仁慈的，但他同样也会严厉惩罚那些不愿敬畏他的人。

有关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史料卷帙浩繁，这给后世的理解造成极大困难。想确定当时或后来的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了穆罕默德的故事和教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比如，我们很难弄清伊斯兰信仰在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因为早在7世纪中叶，真正的伊斯兰教信仰者（mu’minūn）和仅仅是臣服于穆斯林权威的追随者（muslimūn）之间，就已经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后世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宗教的作用，不仅指出伊斯兰教为精神启迪提供了力量，更强调说是伊斯兰教让阿拉伯人变得精诚团结。然而事实上，在描述之后的征服行动时，人们始终无法说清究竟是“穆斯林”发动的征战还是“阿拉伯人”发动的征战。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从征服时期起就已经模糊了。

不过有一点是获得普遍认同的，穆罕默德并非7世纪初期阿拉伯半岛上唯一一个传播一神论的人，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假冒的先知”。这些人抓住波斯—罗马战争期间的混乱，趁势涌现。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提出了与穆罕默德教义非常相似的救世理论和先知预言，他们都宣称天启来自吉卜利勒天使，都指出了获得赎罪和拯救的道路，有些还会拿出所谓的圣书来支撑他们的教义。另外，考古记录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堂也开始出现在麦加及周边地区，新的钱币和墓地都表明有不少人改宗皈依了基督教。可见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思想和灵魂上的竞争都十分激烈。

还有一点也得到了人们的共识，穆罕默德当时是在一个因波斯—罗马战争导致经济衰退的社会中进行传教活动的。罗马与波斯的对峙与冲突严重阻塞了通往汉志（·ijāz）[18]的贸易路线。政府的开销主要用于军队，由于国内经济长期支援战争，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自然大幅降低。传统的交易市场，特别是位于黎凡特和波斯的城镇，常常会被卷入战事，这给阿拉伯南部地区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

没人比麦加的古来氏部落更痛心了——过去，他们的商队一直都是向叙利亚运送黄金和珍宝的主力；此外他们还失去了向罗马军队贩卖皮革的利润，这些皮革被用于制作马鞍、靴子、盾牌、皮带等等。而且，随着去哈拉姆（haram）——位于麦加的神祇圣地——朝拜的信徒数量骤减，他们的生活也许会受到进一步影响。此地有众多的神祇偶像，据说包括一座“亚伯拉罕原像”——全身由红玛瑙雕成，金色的右手旁环绕着七只占卜用的箭头。作为麦加的坐地户，古来氏人靠着给信徒做仪式、供水、供食，收入颇丰。随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动乱愈演愈烈，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巨大影响，难怪人们会深信穆罕默德所警告的世界末日了。

穆罕默德的教义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他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念大胆而详细地解释了这场灾难性的剧变。他受到的启示力量无穷，他发出的告诫绝非戏言。追随他教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土地五谷丰登、花果满园，违背他教义的人则将看到一片荒芜。通过精神救赎，信仰者将得到天堂般的生活：“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他们将能享受到各种水果以及来自真主的赦宥。

拒绝神圣教义的人不仅会有灭顶之灾，而且将遭受天谴。任何向信仰者发起战争的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或被处以死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截去四肢，或驱逐出境。穆罕默德的敌人就是真主的敌人，他们定将面临可怕的命运。他们还可能被投入烈火地狱，每当皮肤烧焦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换上一套新的皮肤重新感受，所以折磨是永无尽止的。那些不来信教的人将“永居火狱，常饮沸水，肠寸寸断”。

这些激进的言辞无视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引起了麦加高层保守派的愤怒指责和强烈反抗。穆罕默德不得不于公元622年逃到耶斯里卜，也就是后来的麦地那，以躲避迫害。他的逃亡被后人称为“希吉拉”（hijra），成为伊斯兰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也成为伊斯兰历的元年。近年来发现的一份纸草文献证明，正是从那时起，穆罕默德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和群体认同。

建立新群体认同的关键在于统一。穆罕默德力求整合阿拉伯南方的众多部落，因为罗马和波斯一直在利用这些地方的敌对势力，使他们鹬蚌相争，从而坐收渔利。通过高官厚禄，罗马和波斯培植了一大批附庸和恪守规矩的权贵，只要他们听话，就能从罗马和泰西封获得奖赏。但残酷的战争已使这一附庸体系支离破碎：长期的动**意味着某些部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中获得的30磅黄金的常规收入”开始缩水。更糟的是，他们的合理请求和正当权益开始遭到拒绝。“皇帝连军饷都捉襟见肘，”一位官员称，“更不用说支付（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人了！”当另外一位特使前去告诉各部落，未来的贸易将更受限制时，他竟被杀死并缝在一头骆驼体内。各部落离掌握自主权已经不远，他们的报复目标是“让罗马大地成为废墟”。

用地方语言传教为新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虽然《古兰经》中提到：“我确已以此为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你们了解。”这让阿拉伯人看到了自己的宗教，一个全新的群体认同，然而这同时又是一个为其他地方人创立的宗教，不分地位、部落、种族和语言。穆罕默德用来记录真主启示的《古兰经》中有众多的外来词汇，来源包括希腊语、阿拉美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和波斯语，这说明穆罕默德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跨越语言界限、强调求同存异的宗教环境。统一是核心教义，也是伊斯兰教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不要再让阿拉伯世界存在两种宗教”，这是穆罕默德的最后嘱托——8世纪的一位知名伊斯兰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穆罕默德逃到耶斯里卜时只有少数追随者，他的教义看似毫无希望。向乌玛（umma，即穆斯林公社）灌输教义的进展十分缓慢，前来消灭叛教者的麦加军队越来越近，局势非常危险。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开始寻求武装抵抗，通过一系列以商队为目标的大胆突袭，他们迅速积累起了优势。面对麦加贵族以寡敌众的胜利——如公元624年的白德尔（Badr）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人心，这证明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得到了真主的护佑，而丰厚的战利品同样让观望者兴趣倍增。经过一轮与麦加古来氏部落首领的紧张谈判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并签订了《侯代比亚和约》（al-·udaybiya），规定麦加和耶斯里卜停战十年，并取消对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种种限制。于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开始与日俱增。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该宗教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首先是要确立一个宗教中心。过去人们朝拜的时候都是面向耶路撒冷，但在公元628年，再获天启的穆罕默德宣布说，之前的做法只是一个考验[19]，现在进行修正，今后朝拜的方向不再是别处，而是麦加。

于是，过去阿拉伯最出名的多神教中心克尔白天房（Ka·ba）被认定为麦加城内的朝拜圣地。天房据说是由以实玛利（Ishmael）——亚伯拉罕的儿子，公认的十二个阿拉伯支派的祖先——建造的。穆罕默德宣布，外来的朝圣者都要呼唤着真主的名字到这一神圣的地点朝拜，以便履行天降以实玛利的教诲：凡来自阿拉伯和远方国土的朝圣者，无论是步行还是骑着骆驼，都要参拜天房中央的那块黑色石头——那是天使从天堂带来的圣石。将克尔白定为伊斯兰圣地，无疑能够继承历史传统、强化文化认同。除了提供精神指导，新的宗教还通过将麦加建设成该地首屈一指的宗教中心，使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都取得长足发展。它缓和了麦加人与古来氏人之间多年来的敌意，以至于当地的上层精英都开始宣誓效忠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领袖才能还不止于此。随着阿拉伯地区的障碍和冲突逐渐消失，他决定向其他地域派遣远征军，搜寻任何不容错过的发展良机。巧合的是，在公元628年至632年，局势不断恶化的波斯帝国恰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段时期内至少有六位国王登基，据一位知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后来补充，其实是八位——另加两位皇后。

边防力量薄弱的波斯南部首当其冲。随着穆斯林在该地区吞并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和村庄，其宗教实力和人口也逐渐壮大。希拉镇（al-·īra，位于今伊拉克中南部）便是一个典型，面对进攻的波斯守兵迅速投诚，并答应满足敌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和平。波斯的统帅们也都士气不振，同样建议向阿拉伯军队缴纳赎金，“只要他们愿意撤军”。

仅靠纯粹的精神指导并不能赢得人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信赖，充足的物质资源也十分重要。据说有一位阿拉伯将军告诉他在萨珊帝国的对手：“我们不再执着于尘世的得失，远征军要做的是传播真主的启示。”很明显，传道的热情是早期伊斯兰教成功的关键，但也需要辅以创新性的战利品及财富分配方案。穆罕默德愿意通过物质鼓励来换取忠诚和服从，他承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财富全都归他的追随者所有。这样，物质兴趣和宗教兴趣便被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一个有效的金字塔型利益分配体系下，早期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获利丰厚。该体系于7世纪30年代初期由“迪万”（dīwān）——监督战利品分配的官方机构——创立：伊斯兰的领袖哈里发（Caliph）能得到20%的战利分成，但全部所得应该在他的追随者和参战者之间分享。早期信众从征服行动中获利最多，新教徒也热切希望能够分享胜利成果，这便为帝国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穆斯林军队持续向一个被称为贝都因人（Bedouin，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的草原部落灌输政治和宗教权威，同时也进行经济渗透，并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大面积的疆域。尽管我们很难确切地列出一张大事记年表，但近来的研究证明，穆斯林向波斯的扩张行动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早若干年——即公元628年到632年萨珊王朝内乱之时，而非内乱之后。确认这一时间点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解释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包括刚刚被罗马人收复的耶路撒冷）的迅速成功。

面对穆斯林的威胁，罗马和波斯都显得有些反应迟钝。以波斯为例，公元636年穆斯林在卡迪西亚（Qādisiyyah）的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新军的士气，伊斯兰教徒由此信心倍增。波斯贵族在战役中纷纷败下阵来，严重削弱了后续的抵抗能力，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罗马人也同样遭遇挫折：公元636年，由皇帝的弟弟西奥多统领的一支大军在加利利海（Galilee）以南的耶尔穆克河（Yarmuk）惨败，原因是他严重低估了阿拉伯军队的人数、战力和决心。

世界的中心如今已经门户大开。穆斯林大军不断逼近泰西封，一座座城池先后陷落。在长期围困下，都城最终失陷，城中的金银财宝都被阿拉伯人掠走。波斯虽被罗马人的绝地反击所打败，但最后还是倒在了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的铁蹄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伊斯兰的势力究竟能够扩散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