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巅峰期，巴格达是一座炫丽辉煌的城市。公园、市场、清真寺、公共浴室，还有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使这座城市成为“豪华镀金装饰的、悬挂着华丽挂毯和丝绸锦缎”的殿堂之都。客厅和迎宾室布置得“轻盈雅趣。沙发精致华丽，桌台昂贵无比，室内点缀着成色绝佳的中国花瓶和无数的金银饰品”。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岸边满是宫殿、华亭和花园，都是贵族阶层享受的场所；“河面上有上千只小船，个个插着小旗，跃动在河面上如阳光飞舞，将巴格达城内寻乐的人们从一个景点带往另一个景点”。

热闹的集市、宫廷及民众的富裕程度及购买力，都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繁荣的景象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开辟出延伸至四面八方的贸易通道，将货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对某些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某种焦虑。公元9世纪40年代，哈里发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险队，调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墙的情况，传说这堵城墙是万能的神为抵御野蛮人而建的。探险队在一个叫萨拉姆（Sallām）的顾问带领下，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考察，发回了关于城墙现状的报告。他汇报了城墙维护的所有细节：保护城墙可是件大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族专门负责日常检查，他们每周用锤子敲击城墙两次，每次敲三下并倾听声响，以确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城门上听见蜂巢般的沉闷声音，”一个人汇报说，“那就说明平安无事。”检查的目的是让可能怀着恶意而来的野蛮人知道：城墙有人看管，谁也别想通过。

有关城墙检查的描述如此生动细致，就连某些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次城墙调查活动是真实存在的，那堵城墙指的也许就是玉门关——从敦煌以西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关于世界毁灭者来自东方山脉之外的这种想象，源自《新约》《旧约》和《古兰经》的描述。无论萨拉姆是否真的做过探险旅行，边疆以外的威胁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据上风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乱不堪、无法无天、危险异常的图兰（Turan）世界。去过草原地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量记载，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行为古怪，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略显奇巧，但总体来说比较危险。

当时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兰（Ibn Fa·lān），他曾在10世纪初应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hār）首领的请求，被派往草原地区解释伊斯兰教义。伊本·法德兰说，该草原部落——他们的领土跨越里海北部伏尔加河（Volga）与卡马河（Kama）交界处——的首领层都已经成了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首领表示愿意建立一座清真寺并进一步学习穆罕默德的启示，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寻求援助，以对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见闻让伊本·法德兰深感困惑、吃惊和恐惧。游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兹（G··uzz）是伊本·法德兰遇到的第一个部落。“他们住在临时的毡帐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重新搭建。”他写道，“他们生活贫困，如同流浪狗。他们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诸理性。”他还说，“他们在大便和小便后并不清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用水，特别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面纱。一天傍晚，法德兰一行和几个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她竟当着我们的面在私处抓痒。我们用手遮住脸，私下念着‘上帝保佑’。”她的丈夫只是对这些外来人的大惊小怪报以大笑。

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无奇不有：有的部落崇拜蛇，有的部落崇拜鱼；还有人崇拜鸟，因为他们相信鹤群的到来能让他们在战争中获胜；有一些人还在脖子上挂一个木制的阴茎，出远门前会亲吻几下，以求好运。巴什基尔部落（Bas··gird）是臭名昭著的野蛮人，他们以敌人的头颅为战利品并携带着四处炫耀，他们的习俗令人难以接受，包括吃虱子、吃跳蚤。伊本·法德兰曾看见有一个人在衣服上找到一只跳蚤：“用指甲挤死后吞到口中，然后对我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草原上的生活令伊本·法德兰这样的外人难以理解，但游牧民族和坐落在他们南部的定居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伊斯兰教在部落之间的广泛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显得有些反复无常。比如说在古兹部落，人们声称自己信奉穆斯林，也能在恰当场合念出虔诚的祈祷，“以便给同行的穆斯林留下良好的印象”，法德兰说。但他也注意到，这些信仰往往只是流于表面。“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不公，或是遭遇意外，他会仰头向天，念道bir tengri”，也就是说，他祷告的对象不是真主安拉（Allah），而是腾格里（Tengri），即游牧民族的天神。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仰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ufi）著称，他们游**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发挥影响的还不只是苏非派。其他来访者在传播宗教方面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份有关伏尔加保加尔人改教的记录表明，一位过路的穆斯林商人治好了部落首领及其妻子久治不愈的怪症。他们承诺，如果痊愈，他们就信仰他的宗教。商人给他们开药，“然后病好了，他们和所有部落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个典型的皈依案例，即先由首领和他亲近的人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再大规模推广到部落。

为宗教信仰开辟新的领土确实能让地方统治者赢得荣誉，不仅会得到哈里发的赏识，而且在当地也能获得一定的声望。比如说，布哈拉的萨曼王朝（Sāmānid）就曾热衷于推崇伊斯兰教。他们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借鉴佛教寺院的做法，推广伊斯兰教学校，正规教授《古兰经》，同时专注于穆罕默德圣训的研究；为参与者慷慨支付学费，还能确保学员满堂。

不过，干草原绝不是北方荒漠，不是满布蛮人和奇风异俗的边缘地带，也不是穆斯林向非文明人群传播宗教的空旷之地。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景象，但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很讲秩序。不断迁移并非无目的地漫游，而是为了满足畜牧的需要：对于豢养着大批牛羊的他们来说，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场不仅能让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来混乱不堪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草原民族看来都缺一不可。

所有的这些，在10世纪君士坦丁堡编著的文献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该文献记录了黑海北部某部落的生存情况。那里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总共分为8个部落，下边又分成40个居住单位，每个居住单位还有明确划分的行动区域。可见，四处游牧并不意味着部落社会就一定显得混乱无章。

尽管当时有不少钟情于草原部落的作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们所见到的生活习俗深感兴趣，但他们的兴趣同样来自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农产品方面的贡献。游牧民族为定居民族提供着珍贵的服务和产品。在伊本·法德兰的记述中，古兹部落拥有上万匹骏马和10倍以上的羊群。尽管我们不必去追求数字的准确，但游牧民族的运作规模显然不可小觑。

马匹是构成草原经济的关键。众多资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大型部落均有大量的骑兵可以在原野上驰骋。据公元8世纪阿拉伯进攻时摧毁的大型牧场以及黑海北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骨骼判断，当时的马匹养殖已具有商业规模。农耕同样成为草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种植生长，那里已有“许多中耕作物和林木果园”。这一时期克里米亚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小米和黑麦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榛果、猎鹰和长剑是此时期销往南部市场的主要货物。此外还有白蜡和蜂蜜，据说前者可以用来防寒。琥珀也被运送到这里的市场，它们不仅来自大草原，也来自西欧，其数量之大令某位历史学家以“琥珀之路”来描述这条给那些东方的热切买家带去凝固树脂的商业通道。

除以上各种商品外，还有动物的毛皮贸易。毛皮价格高昂，它不仅可以保暖，还能彰显穿着者的身份。公元8世纪的一位哈里发甚至做过试验，将各种不同的毛皮进行冷冻，看看哪种毛皮的御寒性能最好。他将若干个容器灌满了水，放在户外的冰冻天气下过夜。“到了清晨，他让人把容器拿进来。所有的容器都已结冰，只有一个包裹着黑狐皮的容器例外。于是他知道了哪种皮毛是最干燥、最保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

穆斯林商人能区分不同的动物毛皮，由此确定其各自的价格。10世纪的一位作家提到过从草原进口的紫貂、灰松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种动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过加价赚取不菲的利润。事实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这对一位外国旅行者来说简直难以置信：“在任何其他国度，1000套毛皮也未必能买到一根豆角。”然而这种货币体制的存在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一个交易频繁却缺乏能够大规模铸造钱币的中央财政机构的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兑换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兽皮和皮革都很适用于货币尚未畅行的社会。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

因此毫无疑问，接近贸易中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样便能够轻松地将动物、毛皮和其他货物运抵交易市场。最富裕的游牧部落必然是那些占据地域优势并能积极可靠地和定居民族长久交易的族群。同样，靠近草原部落的城镇也尽享贸易财富。梅尔夫受益最多，一位当时的作家称，它已发展成了“世界之母”。梅尔夫坐落在草原南端，既能与游牧部落频繁往来，又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节点。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一座“快乐、精致、高雅、智慧、开放和舒适的城市”。坐落在西部的赖伊（Rayy）以“商业之门”著称，是“地球新郎”和“天造之城”。还有巴尔克，即便在伊斯兰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吹嘘自己宽广的大道、辉煌的大厦和纯净的流水，外加廉价的消费品——这要多亏繁盛的贸易交流和城内的商业竞争。

像石头扔进水里会**起波纹一样，最接近这些市场的人感受到的震**也最大、能获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来自其他部落群体的压力。原本对于最佳牧场和水源的竞争，因为最接近城市和贸易市场的地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烈。这必然导致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冲突升级，走向暴力和分裂；要么完成部落之间的整合。可选择的只有是战争或者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均衡局面逐渐形成，并为整个草原西部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突厥部落对黑海和里海北部地区的统治。他们被称作可萨人（Khazar），占领着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们靠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逐渐增强了军事实力并不断崛起。他们对穆斯林敌人的有效抵抗赢得了其他众多部落的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团结在他们麾下。这同样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与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对手，一定会让双方获利。可萨这个同盟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人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场联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萨在当时拜占庭的外交和军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当时帝国面临的来自东部小亚细亚穆斯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同时，可萨人的首领可汗收获了大量的贡品和荣耀，这在可萨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强化了最高统帅的地位，并为部落内部的等级划分铺平了道路——因为财富和地位都赐给了那些被选中的部落精英。更重要的是，这促使了其他部落逐渐成为可萨人的附庸，并以朝贡的形式换取保护和赏赐。据伊本·法德兰说，可汗有25个妻子，每个妻子都来自不同的部落，每个人都是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9世纪一份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文献同样谈到臣服于可萨的各部落，只是作者不确定到底是25个还是28个。像波利阿纳（Poliane）、拉的米奇（Radmichi）和塞维利安纳（Severliane）都承认可萨的统治，他们的支持强化了后者的地位，使可萨汗国由此成为西部草原（即今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上的霸主。

贸易的持续繁荣和长期的和平稳定给可萨社会带来了重大的转型。部落统治者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可汗从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渐渐向神圣君主的身份靠拢。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周边地区对农产品（主要由可萨和其附庸部落生产）的需求大幅上涨，水果的长途贸易也同样在增加，原来的小聚集地开始逐渐发展成城镇。

到公元10世纪初，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河口的阿铁尔（Atil）被定为都城，即可汗的永久居住地。阿铁尔拥有众多人口，城市规模非常复杂，仅为解决各种民间纠纷就要设立不同的法庭，由法官来裁决穆斯林之间的争端、基督徒之间的争端，甚至是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争端。为此还形成了一套机制，专门解决法官无法裁决的案子。

拥有毡帐、集市和皇宫的阿铁尔只是游牧民族改变居住方式的例子之一。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可萨汗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定居城镇。萨曼达尔（Samandar）就是其中之一，城中木质房屋上的圆顶可能就是在模仿传统帐篷。至9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来到可萨，他们被任命为主教甚至是大主教来管理当地教徒。在萨曼达尔和阿铁尔等地还拥有大批穆斯林信众，来自阿拉伯的文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曾修建了大批的清真寺。

可萨人本身也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却并不是伊斯兰教。在9世纪中叶，他们决定成为犹太教徒。可萨的使团大约于公元860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邀请教士过来解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古以来我们只知道一个上帝（即腾格里），他掌管着一切……”他们说，“现在，犹太人让我们接受他们的宗教和习俗，而阿拉伯人又让我们追随他们的信仰，并承诺给我们和平和礼物。”

于是一支旨在劝说可萨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团被派往可萨。使团由康斯坦丁（Constantine）挂帅。此人以斯拉夫名字西里尔（Cyril）行世，因为他为斯拉夫人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斯拉夫—西里尔字母（Slavs-Cyrillic）。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一样，康斯坦丁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在去往东方的路途中停留了整个冬天，专门学习希伯来语并熟悉《托拉》，以备届时和同样被邀前往可汗宫廷的犹太学者论战。抵达可萨汗国的首都后，特使们参加了一系列辩论，对手是应邀前来宣传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康斯坦丁的博学多才——这从他平时的生活记录中也可以得见——使他大获全胜。尽管康斯坦丁拥有过人的才智，他那有关基督教经文的演说还被可汗赞为“甘甜如蜜”，但使团的努力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可萨首领最终认定，对他的臣民来说，犹太教才是最佳选择。

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可萨转教的消息传到了几千英里以外的西方犹太教社会，那里的人很想知道可萨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会信仰犹太教。传言说他们可能是遗失的古代以色列支派之一。身居安达卢西亚（al-Andalus）科尔多瓦（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哈斯代·本·沙普鲁特（·asdai b. Shaprū·）最终和这一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可萨是真的信仰犹太教，或者仅仅是那些希望得到可萨支持的人在大吹其牛、无中生有。当他最后得到确切消息，可萨人真的皈依了犹太教，而且非常富有，“实力强大，屯兵无数”，他恨不得鞠躬作揖、感天谢地。“保佑我们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写给可汗的信中说，“愿他的家族、王宫和汗位千秋万载。愿他的时光和他儿子们的时光与以色列一起延绵永存！”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实上，犹太教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向可萨社会发起过相当强度的冲击。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早在宗教特使团抵达可汗王宫几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犹太教的记录出现，埋葬习俗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除此之外，近期发现的众多可萨钱币也可充分证明，犹太教早在9世纪30年代已正式成为可萨人的国教。

从钱币传达的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包装改造来满足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犹太人社群，他们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经济发展的影响。据10世纪的一位作家记载，当时很多犹太教徒都被劝说“从穆斯林城市和基督教城市”移民到可萨，因为那里不仅正式接受犹太教，而且多数高官贵族也都信奉此教。10世纪可萨统治者和科尔多瓦的哈斯代（·asdai）之间的通信表明，当时可萨正积极招募拉比，修建学校和犹太教堂，以确保正确地传播犹太教义。据许多编年史的记述，当时可萨汗国的各个城镇星罗棋布着犹太教建筑，以及根据《托拉》教义做出各种裁决的法院。

第二个引发犹太教兴趣的因素来自于贸易商人，他们远道而来，只因受到可萨汗国的吸引——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连接着草原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而且也连接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无数的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犹太商人颇具语言天赋，据当时某文献记载，他们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于地中海地区，但似乎经常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和“其他东方特产”。在麦加、麦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两河流域的一连串港口和城镇中，都能看到犹太商人从事贸易交流的身影。他们还凭借陆上通道穿过中亚抵达中国，途中会经过巴格达和波斯，或在去往巴尔克和乌浒河东部时跨越可萨国境。这些路线上的关键点之一是里海南岸的赖伊，它负责处理来自高加索、东方、可萨和其他草原地区的货物。这些货物似乎是先在朱尔柬城（Jurjān，即今伊朗北部的戈尔干Gorgan）过关——可能还有关税，然后再运往赖伊。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真是令人震惊，这里竟是全球的贸易中心。”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说起维京人（Viking），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很多人获得财富和名誉的地点不仅限于家乡，还包括被他们征服的新领域。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入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Rus），或拼写为rhos，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red hair），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擅长划桨（oar）——他们就是俄罗斯（Russia）的祖先。

鼓励维京人开始向南方开拓的，其实还是商业利润的**和伊斯兰世界的富有。自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与草原部落和巴格达的哈里发积极沟通。他们的聚集地沿奥得河、涅瓦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Dnieper）分布。随着商人们将货物从南方带来，在这些居住地上逐渐出现了市场和贸易站。斯塔拉雅拉多加（Staraya Ladoga）、茹里科沃葛洛帝什（Rurikovo Gorodische）、贝鲁佐罗（Beloozero）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就是“新城”的意思）都是新的据点，它们将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延伸到了最远的地方——北欧。

维京人的长船非常著名。经过他们的改造，这种船的体形很小，便于在河道、湖泊等狭小水域中自由行驶。用这些单体小船远距离航行是十分危险的。一份10世纪中叶汇编于君士坦丁堡的资料记载了维京人向南航行途中遇到的险情：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上的险峻航道非常危险，狭窄的拦河坝之下满是露出水面的岩石，“就像是一簇岛屿。此外，一边的水急如泉涌，另一边的水飞流直下，隆隆的巨响着实令人胆战”。这一危险河段有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昵称，就叫“别打瞌睡”。资料中还说，那些“罗斯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掠夺者看到险峻航道上疲乏的旅行者，一定找机会下手。半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会等到货船被拖出水时发起攻击，抢夺所有货物后迅速消失。于是人们开始雇用护船的卫士，以戒备突然的袭击。如果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顺利通过危险地段，他们便会聚集在一座小岛上，用小公鸡作为祭品，或将木箭钉在圣树上，以此感谢那些保佑他们的神灵。

那些能在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市场中确保安全的人至少要身体强壮。“他们精力旺盛，耐力持久。”某穆斯林作家羡慕地写道。伊本·法德兰也提到，罗斯人身材高大，“像棕榈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全副武装，非常危险，“每个人都带着板斧、长剑和匕首”。

他们的行为更像冷酷的犯罪团伙。比如，虽然他们并肩抵抗敌人，但他们之间并非相互信任。“他们从不敢单独行动、放松警惕，”一位作家写道，“并总会带三个随从负责保护自己，人人手持长剑，因为他们互不信任。”没人会觉得抢劫同伴是不当行为，哪怕把他杀了。他们经常纵酒狂欢，当着别人的面尽情**。任何人得病后都会被抛弃。他们的装扮也很特殊：“从脚趾到脖颈，每人都有深绿色文身，图案还各不相同。”这是一些生活在艰难时代的硬汉。

他们会从事白蜡、琥珀和蜂蜜贸易，同样还有阿拉伯世界非常崇尚的精致长剑。不过，另外一条商路似乎更赚钱，并导致大批的资金流先是向北流动，然后又沿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河道返回。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叙利亚、拜占庭甚至是中国的丝绸，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断。而且这些一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批当时买回的丝织品都未能留存下来。

钱币上的文字最能说明当时与远方地域之间的贸易规模。沿着河道北上，在俄罗斯北部、芬兰、瑞典，特别是哥德兰岛（瑞典最大岛屿）等地发现的大量钱币表明，维京罗斯人曾与穆斯林有过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据一位货币学专家估算，当时从伊斯兰土地上带回的钱币总额可能达到千万甚至上亿——若以现代概念讲，那可是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

从斯堪的纳维亚至里海，旅程长达3000英里，长途货运的风险和艰辛需要丰厚的贸易利润加以回报。因此可以想象，货物必须大批量交易，这样才能确保可观的收益。通过水路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奴隶——贩卖人口可以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