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乘之国
《集注》谓“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当七国时，提封皆逾千里，足知非谓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有弑君之事。弑君者齐、晋、秦、楚耳。魏冉封陶，黄歇封吴，土地广于三代之侯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于万乘言国，则非天子明矣。于千乘言家，则非县内诸侯亦明矣。若《春秋》所纪，周、召、毛、祭、刘、单皆得有国，不言家也。周末兼并，强者数圻，固不待言。即在周制未乱之日，鲁号百里，而“奄有龟蒙，遂荒大东”，传称“泰山在鲁封内”；则平阴、泰安、兖州、宁阳、曲阜、泗、费、沂州之地，横亘数百里，非果俭于百里。莒子国如孟子言方五十里，而有牟娄、郠、郓、防、兹、牟夷。邾，附庸也，如孟子言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闾邱、滥、升陉、訾、娄、沂西、漷东。其下邑如此其多，则土田兵赋，从可知已。则诸侯之封地，不尽如孟子所云。是千乘之国，鲁、宋、卫、中山之谓也；万乘之国，则孟子尝以称齐、燕，而七雄皆是也。诸侯大国三军，军二千五百人，皆止三十六乘步卒甲士之数，三军者百十有八乘耳。天子六军，亦止万五千人，《白虎通》所谓“万人必死，无敌于天下，而天子自让于德，加之五千人”者也，亦二百三十六乘耳。若千乘之军，则当七万五千人，万乘则七十五万人，古今用兵无如此之多者，唯战国白起、暴鸢、王翦之流，始空国而兴数十万人之师。以此推之，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亦流传失实之说。不然，则如唐之更番宿卫、宋之厢军、禁军赋以充伍者，七十二井而一乘，其实不止于此也。又“师行而粮食”注云：“万二千五百人为师。”天子六师七万五千人，正合千乘，而非有万乘。然军则二千五百人，师则万二千五百人，是一师而五军，天子当有三十军，古无此文，不敢谓然也。大要诸侯之封不止百里，而田赋所出，七十二井而一乘，亦似不如是之轻。兼并无制之后，国土或大或小，阡陌既废以还，赋役或重或轻，参差不一，难以一概而论。万乘千乘云者，自其土田言之，地方七十二万井而万乘矣。
填然鼓之
《集注》云：“填，鼓声也。”以“填然”状鼓音，殊为不似。按《诗》称“振旅阗阗”，《集传》亦以为鼓声，愚已辨，详之《诗疏》。乃此“填然”又与“阗阗”有别。彼以振旅之盛言，此以方战之势言。按毛公《诗传》填、烝、尘三字古通用。填音真，众也，久也。言两阵相压，烝然众立，迟久而后鼓以进也。
衅钟
衅，祭名，血祭也。凡落成之祭曰衅。故庙成衅之以羊，余夹室皆用鸡。郑司农众读衅为徽，初非衅郄之义。《周礼》“太祝隋衅”，郑康成曰“凡血祭曰衅”。血祭者，刲牲神前而不荐熟耳。若如《集注》谓“涂其衅郄”，则宫室非浑成无隙者，岂羊血之遍锢其户牖乎？且钟有衅郄，必不成音，自当改铸，以血涂之，曾何所补？衅字或作衅，训为隙也乃借用，非本义。《集注》盖未之考也。
觳觫
按《特牲馈食礼》“主妇俎觳折”，《郑注》曰：“觳，后足。”《尔雅》云：“觳，尽也。”后足于体为末，故转训尽也。《说文》无觫字，应是悚字之讹。觳觫者，觳间悚悚然筋肉颤动，犹今人言股栗也。《十三经》传写失真，非圣贤之笔授，如此类者多矣。
刍荛
《集注》：“刍，草也；荛，薪也。”囿中非樵牧之地。君之薪草，甸人所具，山虞所供，且不取于囿中，而况民乎！按：刍，王刍也；荛，芜菁也。扬雄、陆玑皆以为尔。囿中有菜，自其应然。今上林苑嘉蔬署所掌菜畦，其遗制已。王刍今俗呼竹叶菜；芜菁，菘菜，俗呼扢搭菜。刍野生，往刍者采之；荛种艺而生，往荛者往种之；皆所以便民之菜食也。
明堂
明堂之说，古今聚讼，要出于公玉带之流因缘吕不韦《月令》文，以阴阳术数妄为拟撰，而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论》增饰支离，以致拓跋氏盈廷揣摩，欲构一不方不圆、横斜空窈之屋，而形模乖错，乃令匠石无所施其绳削。其曰十二室者，据《月令》言之也，然四出皆三室，则每向九楹，当有三十六柱，而汉儒又以拟每方七宿之故，谓为二十八柱，于是有十二宫九室之说。以明堂左个即青阳右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玄堂左个即总章右个；一室两向，自非仲月居太庙，则恒两月而共一室，特开户不同耳。夫一室两名既为苟且涂饰之说，而四旁八室幻为十二室，中央太室四响皆为檐壁所窒，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阶？出入何室之户？说之不经，乃至于此。且非朝非庙，赘立一宫，远在国阳，百官府署不属于左右，天子舍其朝庙，日驾以往，旋转移居，有如嬉戏，先王未尝如是之迂诡也。况明堂之立在国之阳，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狩偶至，无弥月之留，而何亦有之？且天子狩于五岳，各以其时，岱宗春事，则建青阳三室而已足，余九室何为而建？如使泰山之旁仅有三室，则宜名青阳，不名明堂矣。夫堂之为言非室也，室之基也。室虽九室，堂一而已，何为四方而各异其名耶？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则亦天子巡狩之行宫而已矣，何尝繁曲纤诡，构此支离空洞不可居之室乎？且巡狩方岳而处明堂，为即明堂以居邪？抑别有宫而莅明堂以布政邪？既别有宫，则明堂为赘设。如即明堂以居，则四开八达之室，何以别嫌疑，谨守卫，蔽风雨哉？《礼·明堂位》序三公于中阶之前，侯于阼阶之东，伯于西阶之西，子于门东，男于门西，九夷东门外，八蛮南门外，六戎西门外，五狄北门外，九采应门外，外有应门，内有三阶，将室室而有之乎，则此九室者班列之众，位次之阔，门阶之备，壹如路寝之制，其延袤当何如，而何仅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东西南北位各因天子所立而定矣，使天子而居玄堂，岂不易北狄居南，西戎居东乎？即如三公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使居青阳总章，则侧向天子，居玄堂则与天子背立矣，尤其说之不可通者也。《明堂位》又云：“太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门堂相次而论，应门在明堂之前。《春秋》记雉门及两观相连，则明堂在应门象魏之内，非应门之外远处南郊别有明堂，审矣。明堂之前为应门，而明堂随月异向，其前皆为应门，则是有四应门，而路寝又有应门，何应门之多也！抑应门者南门也，东西北各有应门，则亦不适为应门矣。《考工记》云：“匠人建国，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五室，九阶，四旁两夹窗。”五室，谓五间六楹也。九阶，阶九级也。四旁两夹窗，谓四旁阿阁然，唯有南北牖也。“殷人重屋”，谓复檐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庙中以几筵为尚，故度以筵。谓之明堂者，周庙之堂基，较夏之堂一尺、殷之堂三尺而尤高。高则明，故曰明耳。凡此皆言庙制在应门之内，故系之“市朝一夫”之下，而下即继以庙门、路门、应门之制。又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则明堂在王宫之内而即太庙之堂，审矣。自室而言，则曰太庙；自堂而言，则曰明堂；其实一也。盖古之王者即太庙为布政之所，故曰爵有德、禄有功必于太庙。言爵赏则刑政可知。路门之内虽有内朝路寝，而非班政教之处，故《周礼·司士》“王入内朝，群臣皆退”。若库门之外有外朝，则小司寇所掌，以致万民而询大故者，愈非政教之所自颁。是太庙即出治之所，明矣。《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兖冕负斧依，”即《明堂位》所谓“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也。又云“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郑氏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庙门之外”也。故《觐礼》又云：“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天子布政，布之于诸侯也，而见诸侯必于太庙，则以太庙者即天子之正衙，载祖考之威灵，而以孝治天下，示无专私，非若后世之有前殿以受朝贺而颁大政也。则明堂即太庙之堂，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天子居京师，则莅太庙户牖之间，以临诸侯、宣政教，而太庙在应门之内、路寝之左，即此以为明堂之位；巡狩方岳，则不能如王宫之备，内无九嫔之居，外无九卿之署，而载主以行，必于行宫寝室之左立庙以奉所载之主，则庙视太庙而堂亦谓之明堂，外立五门，一如王宫之制，则泰山明堂之所自设也。惟周之太庙其堂曰明堂，故鲁之太庙拟周之制，堂崇九尺，而《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虽为僭礼，而明堂之即太庙益可征矣。《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祀者，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迁，必时享也。配上帝者，上帝之祀与有天下相终始，而文王永为不祧之宗，与相埒也。祀文王于明堂，是明堂即文王之庙，与《觐礼》受次于文王之庙又相吻合矣。使拘《月令》之说而为四出九室十二宫欹零狭隘之屋，则祀文王又当于何室？岂唯仲夏祭于明堂之太庙，而青阳总章玄堂之有太庙，又何谓邪？一堂而四庙，人可以无定居，鬼可以无定飨与？后世不察，别建大飨殿祀苍赤黄白黑五帝，以祖配之，则沿郑玄拾《月令》《白虎通》之绪余，而附会之于谶纬，以启**祀也。蔡邕不能据经以裁异说，而又合太学辟痈以乱之，不能证明堂之即太庙，而屈太庙以就明堂，虽博引旁征，说铃书肆而已。诬说之起，不韦倡之，刘安承之，公玉带之属**之，蔡邕成之。折中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群邪其尚息乎！
褐宽博
《集注》云：“褐，毛布”，盖误以褐为毼也，说详《诗稗疏》中。后篇云“许子衣褐”，使其为织毛之毼，许子安能常以为衣，不畏暑月之暍死乎？且布有精粗，毼亦有精粗，毼之精者，价倍纨绮，安得言毼而即为贫贱之服？且毼出北方，南土所无，自非富贵人，鲜有衣毼者。许行生长南楚，服用朴俭，舍其土宜之布而求毼于北贾，愈为不惮烦矣。精者曰布，粗者曰褐，皆枲为之。“宽博”云者，谓贫贱之夫，内无裘纩之衬，外披粗布，边幅不收，郎当阔大也。
蹶者
《集注》云：“蹶，颠踬也。”颠踬者，固非心之过，抑非气之过，不得云“是气也”。且颠踬则形气交为之动，而不但动其心矣。按许慎《说文》：“蹶，跳跃也。”故汉有“材官蹶张”，言能跳跃上车也。践地安而始举足曰步，流水步曰趋，跳走曰蹶。蹶盖趋之甚者。方蹶则心为之扬厉，方趋则心为之悚敏，故曰“反动其心”。赵注云：“气闭不能自持，故志气颠倒”，殊为无谓。《集注》因之，过矣。
而勿正
《集注》云：“正，预期也。”预期者躁于必得、即助长也。按《士昏礼》：“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郑注》云：“必有正焉者，以托戒之使不忘。”故又曰：“视诸衿鞶。”然则正者征也，的也，指物以为征准，使必然也。故射侯鹄中有正，必欲矢之至乎是而不可移易也。集义者徙义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为定据，故曰勿正。有事则有守，勿正则不执，勿忘则有恒，勿助长则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时言，自相互以起义也。
夫里之布
《周礼·载师》：“宅不毛者有里布，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则亦视一里之中各家所当出之布，而不以无丝枲捐之耳，非遂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郑玄所云也。设使故为苛征以示罚，虽有其令，必不能行，徒以棰楚追求，致罢民之死，曾谓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征夫家者，谓征一夫之力役也。夫，口也。家，户也。夫家犹今言户口也。《周礼·遂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起征役”是已。民无职事，则应不与夫家之力役，而必视有常业者以征之，亦可以警游惰矣。若如郑玄所云“百亩之税”，则当以九一输十一亩有奇之粟。每百亩准中农六人之食，以中岁准之，人月食三釜，岁食三十六釜，总六人为二百一十六釜，而九分之，当输二十四釜，为一百五十三斗六升。罢民何所得此粟以偿重罚耶？且孟子言“虽周亦助”，则有公田而无税粟，又何从立一税额以征之乎？又布之为义，郑众以为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则与后世钞法相似，既不经他见。郑玄以为泉，然考之周制，则亦无农民出泉钱也。之理，而税赋必视其地力所产，人功所为，则桑麻之税，输丝枲所织之布耳。故宅毛者税其布，而不毛者亦不蠲之。郑玄《周礼注》谓“口率出泉”，要以汉之横征论周制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注》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过百雉，三丈为雉，百雉者周围三百丈耳。三百六十步为一里，步凡六尺，则一里该二百一十六丈，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是三里之城为二百一十六雉，七里之郭为五百四雉，侯国之城参大都，而此郭几倍之，何得谓之为小？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环而攻之而不胜”，则亦以城大不易攻为言，不当设言极小之城矣。抑孟子之言里，皆以开方言之，若“汤七十里，文王百里”之类是也。使其为方三里，则周围十二里；为方七里，则周围二十八里。秦汉以后，侈大其城，以至于今，逾益展拓。然如此者，非都城省会亦不数数也。小云乎哉！
兼金百镒
《集注》：“二十两为镒。”“虽万”镒注。赵注则曰“二十四两”。则百镒二千四百两也。按五金之属统名为金，唯黄金贵倍涯量，况云兼金，价倍于常者。薛，蕞尔国，安所得好金千二百两以馈游客哉？兼者，杂也，杂青金、赤金、白金可以铸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铅也。赤金，铜也。白金，锡也。《春秋传》：“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则古者盖以铜、锡、铅为货贿相馈遗矣。故孟子于薛曰“故为兵馈之”，言以铸剑戟也。
葬于鲁
《集注》云：“孟子仕于齐，丧母，归葬于鲁”，盖沿赵注之臆说也。使孟子以丧母归，则父没为母三年倚庐垩室，三年不从政，岂孟子无三年之爱，而葬毕卒哭，即舍以之齐？逾礼薄恩，亦至是哉！充虞曰“前日”，近词也。大夫三月而葬，则反齐在数月之内，去终天之憾无几时，而从容谈论于逆旅，殆无人之心矣。孟子曰“化者”，谓死为化达情而为简略之词。不从生而称母，又不从没而称妣，乃斥言之曰“化者”，又曰“无使土亲肤”，肤为谁之肤，而言之不恻，何其忍也！赵氏独据“俭其亲”之文，因臆度为母丧，而《集注》以鲁平公逾前丧之说，与木美相涉，遂信赵说，而孝子于亲，虽极天下之奉，不忍曰恔，而父母之前，虽圣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称君子，何弗之察也！盖言亲者非必己之亲也，苟有子，则固夫人之亲矣。按：此孟子丧妻，子幼未任家政，为之治葬耳。子在，故曰亲也。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处其子也。唯妻之丧，故始死不奔，待葬而往。木者，椁材也。葬毕而反齐，以终其仕齐之事，不以私废公也。谓之曰“化者”，犹延陵季子之言骨肉归于土也。曰“恔者”，君子于其妻子，心安道尽而亦可以慰矣。而充虞“已美”之疑，亦勿嫌于伤仁孝之心矣。考之本文，无不冰释。此之不审，则不但诬圣贤仁孝之德，而归葬匆匆，旋即适齐就客卿之位，适以启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之口实，为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
且志
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注》云“志，记也。”意以“志”为书名，而“且”者转语之助辞。乃“丧祭从先祖”，即上称“宗国”“先君”之旨；“枉尺而直寻”亦一见，则“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较前说而更进一义之辞。今未尝别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陈代，两不相谋，向称“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盖“且志”者，古书名，杂编古今雅俗共称之成说以汇记之。谓之“且志”者，言不择而姑且志之，辑录之以听人引证也。后世著述有《可谈》《资暇录》《备考》《鸡肋》之类，皆此义也。故其言义味短浅，通于流俗。滕人、陈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为谈助。
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
《集注》以谓三代授田之制，乃求其多寡渐加之故而不可得。论者谓夏当洪水之后，田多未垦，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于周，又何以赢缩益差邪？岂武王革商之顷，域中之田遽垦其十之三乎？洪水之后，污莱千载，一旦而皆成沃土，无是理也。《周礼》称上地不易，夫百亩；中地一易，夫二百亩；下地再易，夫三百亩。不知夏之下地兼田莱而百五十亩，抑二百五十亩而五十亩莱耶？孟子言百亩之粪，以中农为率，食六人耳。使夏果授田五十亩，则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赖乎？授田之说曰：三十授田，六十归田。承平既久，生齿日繁，即谓死生盈缩固有恒数，抑必参差不齐。向令一井之中八家各生四子，则归者百亩，而授者四百亩。抑或邻近井里皆无绝亡，乃十井之中，三十年之后丁夫将盈数百，岂夺邻井之地，递相推移以及于远？而农不得服先畴，沟洫、场圃、庐舍、桑麻皆无固志，必且渐化为硗瘠矣。如择远地绝产而随授之，则父子兄弟离散东西，尤非善政。且子男之国，提封无几，使归田者少，授田者多，其能取邻国之田以授之哉？老不逮六十而田未归，少巳逾三十而应授田，邻井他乡卒无可授，则当如今选法冗滞、立候选候缺之例，其将使此丁夫袖手枵腹，以候邻叟之老死与？抑岂多取良由，置之不耕，以候后来之授哉？以理推之，归田授田，千古所必无之事。其言一夫五十亩者，盖五十亩而一夫也；一夫七十亩者，盖七十亩而一夫也；一夫百亩者，盖百亩而一夫也。此言取民之制，而非言授民之制。也自杨炎两税以后，古制尽湮，易启群惑。大要古者以田从户，唐、宋以降以户从田，流至今日，遂有随粮带丁之事，一切以田为准，而户口皆为虚设。若古者之制，特致详于户口。《周礼》所谓“夫家”，夫者口，家者户也。虽以时登降，而有易户无增田，故《王制》载天子诸侯之提封皆有定亩，无损益也。夏后氏一夫则取其五十亩之税，殷人取其七十亩之税，周人取其百亩之税，或助而不贡，则公田有常所，因夫家而颁其助耕之力征耳。且使人益众则别授以田，假令有新增夫家盈于八口，抑更增公田百亩，抑不增耶？人日众，田日授，公田日增，不特封域有限，而公家亦当倍于往日之取，正孟子所谓“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者矣。以此知三代之取民，夏最轻，殷、周渐重，以质文渐降，国用益繁，非夏民之受田少而殷、周之民受田多也。且民之有田，自夏后氏始乎，抑自农、轩以降固有之矣？既为民所固有，则多寡不齐，皆已守其故壤。夏后氏其将夺力可耕数百亩者之田，以分给之罢惰者乎？是王莽之乱政也。且民之不耕者鲜矣，无田者少，而溢于五十亩者多，将取有田百亩者夺其半而使荒哉？尤不仁之甚者也。唯其为民所固有之田，故称其力之所可耕与壤之所有余，一夫而征其五十亩之贡额，设于任土作贡之日，而后勿问其在彼与在此。制一定而民可遵行之数百年，则所谓不易、一易、再易者，亦犹今之上则、中则、下则耳。或亩五分，或亩七分，或亩十分税，所谓“实皆什一”者。贡法以中岁折实起科，助、彻则公田无减，至于上下中地之既定，不复问其易与不易，特存其易不易之名而已。唯其为实征之数，故孟子承上取民有制而言，初不云授民有制。言授者，授之以一夫之名，授之以一夫之赋也，一夫承一夫之田，即承一夫之赋。虽人渐众，户口渐分，即有析产，而一因其旧立之夫家以为常额，彼此登降，听民自便，要使无弃土亦无罢民，不待屑屑然一予一夺，上劳下渎，开欺伪之门也。《周礼》大司徒则曰“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令地贡，敛财赋”；小司徒则曰“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贡赋”；乡师则曰“以时稽其夫家众寡，辨可任者，与其施舍者”；载师则曰“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遂人则曰“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自司徒以至于州、党、族、闾、鄙、酂、里、旅皆止于稽夫家以制贡赋，无有一官掌归田授田之政者。岂此极繁极大之事，听之胥史而官不与闻乎？盖先王日饬其取民之制，而犹恐滋奸伪、启污暴，必不能取九州之民与田若厨妪之计米而炊，以致简牍山积，陈乞纷填，候者争者倚耒经年而不得施其耕耨，其亦明矣。始则度田以立夫家之额，既则限夫家以立贡助之准，畛域沟洫各有经界，一如鱼鳞丈册而特画地为形埒，不似今之徒任故纸，可资奸欺飞脱耳。一夫即今之一户也，一井即今之一甲也，一里即今之一团也，散合鳞次，夫家皆有定限，而征赋从之。假令有方五十里之国，为田二千五百井，为夫二万，虽有乘除，不出此数，绝者补之，易者移之，上但无额外之征，而已足养民矣。若天之生人也无涯，而地之成壤也有涯，必欲齐一均平，天地且不能得，虽圣人其将如之何哉！或曰：生杀消长，天亦自有恒数然。或待之数十百年，通之四海战争饥馑疾疫之屡作，而后大概相去不远。但令一岁之中，一国而羡出十夫无田可授，则此十夫之八口已为道墐，况有甚于此哉！夫家者粮户之籍名也，余夫者今之未成丁也，户口定而田粮随之，今苗猺峒田犹存此制，一户派粮若干，责之户口而不任土地。盖远古之事，裔夷犹有存者，异于唐、宋之数改易，起好古不通者之惑也。后世任土地而略夫家，然先王之制犹有仅存于湮没之余者，盖古今此理必不可废。宋诸大儒见后代之苟简，遂谓先王之必大异于此，而以其谈理谈数、四破八分之说通之于事，幻立一瓜分缕析、商盐较米之王政，乃欲买田顷亩，私行之于一隅，遂谓可施之四海，行之万年，若张子之所为者，非愚之所敢知也。
饔飧
蝇蚋姑嘬之
蚋本作蜹。《方言》谓秦、晋之间谓之蜹，楚谓之蚁；注云小如蚊而乱飞，或谓之睯蜹，盖蚁之有翼者，《尔雅》谓之螱。《集注》以为“蚊属”，未审。类蚊而小者蠛蠓也，雨止则聚飞，不集于腐秽，不噆肌肉。宋祁谓蜹小虫，日中群飞，集人肌肤而嘬其血，亦非也。日中群飞者既不嘬人，且此未葬之骴骼，何从得血而嘬之乎？“姑”，且也，或以为蝼蛄，亦非。蝼蛄食土，故俗谓之土狗，不食腐肉。“姑”云者，言蝇蚋之集，且飞且下而嘬之，如尝试然也。
牲杀
畜牧曰牲，渔猎曰杀。特牲馈食用羊若豕，少牢馈食则兼用之，所谓牲也。鱼皆用鲋；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渔猎所获，所谓杀也。渔猎所获谓之杀者，有上杀，有中杀，有下杀。上杀以供祭祀，重在杀也。有田禄则有家，司马征起采地之徒众以听渔猎，无田则不能，故曰“不备”。
亳葛
今兹
《吕览》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古者谓收获之时为兹。今兹犹言今秋也。当敛获之际，租税方入，会计一年之国用而曰未能，非但训兹为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户工切，与洪同音。许慎曰：“水不遵道也。”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其上流则滞于龙门，横决晋地。已而畜极妄行，随处坌出，不循故道。河本东行，逆流而北，邢、魏、曹、濮之间，汇为泽国，故曰泛滥于中国。中国者，冀、兖也。大名、广平、沙碛平衍，尤为洚水之所潴。故《禹贡》云：“东过雒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洚水本为不遵道之水名，而以名大伾、大陆间之水者，以此为洚水之所尤聚也。孟子释《书》言“洚水者洪水也”，九州之水河为最大，谓之洪流，故申明洚水之所自，实河水之洪流也。禹治水凡二：一治洚水，专于河；一涤九州川浍，以行水利，节旱涝，则江、淮、汝、汉皆治焉。传注往往混合，愚于《尚书稗疏》言之详矣。绎孟子“洚水洪水”之旨，尤为显征。《集注》言洚洞无涯之水，则言洚水已足，又何劳孟子之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