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

涕出而女于吴

《集注》谓“吴，蛮夷之国，景公羞与为昏”，非也。吴，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当时诸侯不以夷贱之也。鲁且越礼为结昏，齐独耻乎？按《越绝书》称阖闾胁齐女以为质，后其女悲思，是以有望齐之门，卒以忧死，葬虞山之上，谓之齐女冢。然则景公生视其女充西施、郑旦之列，如之何弗涕！

沧浪之水

按《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书》注及郦道元皆云今均州武当山下。汉流本清，方水涨时则沿汉溪涧自山而溢，推**泥沙，下入于汉，因而浊耳。沧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游楚，涉汉而闻之。屈原、渔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　东海

北海，海在其北；东海，海在其东，犹《书》之言南河、北河也。伯夷让国，未尝远离父母之邦。孤竹在今永平府抚宁县，地滨于海，则伯夷之逃，亦如季札之退耕于野耳。古者公子去国，则仕于邻国不废君臣之义。伯夷遂不复仕，则为纣播恶于下国，天下无邦故也。已而就养西伯，乃终于首阳。太公亦四岳之后，世禄之家，传记称其贩缯于莒，亦以天下无道不仕。莒州东滨于海，亦就养而西之岐周，若钓渭之说，以孟子言之，知其妄矣。二老高洁，名著天下，文王自应远迎。

辟草莱任土地

《周礼》：一易之田莱百亩，再易之田莱二百亩。虽曰一易再易，而民力有余，可以粪治成熟，则亦听之而不入井赋。“辟草莱”者，坐莱田使垦辟，而一易再易皆如其亩以起征也。“任”者责也，《集注》谓“分土授民使任耕稼”，则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盖古者任夫而不任田。夏后氏一夫税五十亩，殷税七十亩，周税百亩。田虽逾额，而但视夫家之常以定赋役。“任土地”者，一以责之田亩，有田则有税，而力役、车乘壹皆以田为科配，无尺寸之漏壤，而不守夫家之故版为登降。于是土无不征，而农民重困。不知人者王者之民也，土者天地之土也，私天地之土为己有，逆天擅地，失君人之道，于道悖矣。自战国大壤古制，故秦、汉以来无莱田之名，而不复知有任夫家不任土地之道。垂及杨炎，并庸调于租，而合为两税。后世虽有户口之名，而实重征地亩。浸以至于随粮带丁之说起，而民视先畴如荼毒，竞趋末业，无已则游惰犹愈于力耕，流亡接踵，盗贼因之。其为先王之罪人，固不容贷矣。

负夏

赵氏注及《檀弓》郑注俱谓负夏卫地。按舜虞幕之裔，后虽降处，而仍居故封，故谓之虞舜。舜生长于蒲州平陆之境，未尝一至山东濮、济之地。雷泽者雷首山下之泽谷也。河滨者蒲州沿河之境也。流传以历城为历山、定陶为雷泽，皆非也。历城、定陶去岐周将三千里，而孟子何言千有余里乎？诸冯、负夏与安邑之鸣条并言，则其皆在平阳，审矣。负夏盖河东之夏阳，《春秋》谓之下阳，累代为虞国地，后入于晋，去卫千里，足知言卫地者之妄。河东谓之东夷，河西谓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适千有余里。孟子去古未远，考证自实后世传说附会之谬，如“卒于鸣条”既有明文，而云野死于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

毕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闻岐、丰之间别有郢邑。按此“郢”当作“程”。《竹书》称纣三十一年己巳岁西伯治兵于毕，三十三年辛未岁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毕在丰东，程在丰西。言毕程者，举两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毕封毕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为县内诸侯。毕、程去岐不远，故统云西夷。以此推之，诸冯、负夏、鸣条同在河东，审矣。

王者之迹熄

迹，辙迹也。王者时巡方岳，太史陈诗以观风。平王东迁，巡狩典废，车辙马迹绝于天下，列国风诗不贡于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若卫朔、郑忽、秦康、陈灵之事编为歌谣，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录之于传诵之余，谓之诗亡可矣。《集注》云《黍离》降而诗亡，于义未尽。

五世

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岁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时为齐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显王四十一年癸巳岁，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齐宣王卒。慎靓王三年癸卯，宋自立为王。赧王元年丁未，鲁平公之元年，是岁齐伐燕，杀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齐，立昭王。计孟子周旋魏、齐、宋、鲁二十五年间，与史为合。但自显王乙酉上溯孔子卒壬戌岁，为一百四十三年，据《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岁而生伯鱼，是伯鱼生于昭公之十年己巳岁。史称伯鱼年五十，当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子思于时应已年逾弱冠。子思年六十一，其卒当于周定、考二王时，去孟子已百年。然则程子称笔《中庸》于书以授孟子者，误也。伯鱼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为五世，伯鱼至子京为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与平原君同时。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赵，去孟子谏齐伐燕时五十年，则孟子正与子家、子京同时，适值五世之际，故曰“五世而斩”，忧其坠也。或以三十年为一世。计孔、孟相去之年，自孟子归而著书时，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羿

古之称羿者不一。《庄子》《列子》《山海经》屡言羿者，皆非有穷后羿也。穷羿篡夏，身为天子，势不复与弟子角技，其死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争夺，而不缘射。且以乱臣贼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诛，孟子顾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憝而擿微愆邪？谓逢蒙为“羿之家众”，亦臆词也。羿，上古之善射者，后世因其名以为氏，故尧时有羿，夏复有羿，穷羿戮而射师始不以羿名矣。

子思居于卫

子思仕卫当在悼、敬、昭三公之时，或出公反国之后。世传仕卫嗣君，则误已。嗣君元年当周显王四十五年，去伯鱼卒已百五十九年。子思年六十二，计其卒已百有余岁矣。司马公作《通鉴》，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岁，去伯鱼卒已八十年，而记子思答卫苟变二卵事于后，亦未谂也。《孔丛子》载苟变事，称卫君，未尝目言嗣君。其《巡狩》篇称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陈庄伯者，田庄子白也。白相齐宣公，当周考王、卫敬公昭公之世，较为得实。但孟子言有齐寇，而悼、敬、昭三公无见伐于齐之事。独般师之变，齐伐卫，在鲁哀公十七年癸亥岁，计子思尚非强仕之期。或后有齐师，不系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称子思为鲁缪公臣。缪公显之元年，皇甫谧以为壬申，徐广以为甲戌，盖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鱼卒已七十六载，不能无疑。而《孔丛子》载缪公卒，县子制服，子思不可。缪公卒以甲辰，去伯鱼卒已百有六年，尤不足信。岂缪公、穆公为两君，史失其一，或悼公之一谥缪公耶？大抵《孔丛》出于燔书之后，掇拾旧闻，多出附会，而史家采录杂说，往往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当生于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时已逾百岁，而史家年表于威烈王十九年甲戌岁载子夏授经魏文侯。在谛考异同如司马温公者，误犹如此，其他又不足论已。

崇山

百姓如丧平声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礼》“庶人为国君服三月”，郑氏曰“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礼》且然，唐、虞质朴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内，则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国。天下者代易以为之大君，而国其所世守，虽失天下，不亡其国。故畿内之民亲于五服，而恩礼有加焉。礼必度其可行而与情相称。九州编氓于天子疏远阔绝，而为天子服丧，情既不称，而势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黄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赐之有爵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谥。庶人贱，无字谥，无官邑，不得有姓。“百姓如丧考妣”，诸侯、卿、大夫服斩衰也。“三年”连下为句。三年之间，四海之内，冠、昏、祭虽通而不作乐，下及乎侯国之大夫、士皆然。士无故不撤琴瑟，于斯撤矣。侯国唯君服斩衰，大夫、士则否，但撤乐耳，故下云“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明侯国臣民之不与也。

箕山

箕山有三：一在山西辽州和顺县，一在平阳府，一在河南府登封县。平阳之箕山，去禹都为近。益当食采其下，则其避启亦应于此。“南河之南”，偃师也。阳城，洛阳也。尧、舜、禹所都不同，舜、禹、益各有封邑。“避”者，去而归其国也。《集注》云“皆嵩山下深谷中”，是二圣同即嵩山习为退避之常所，二室且为受终之捷径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应从容以礼为进退，何至逃之无人之境，如避兵避仇之藏形灭迹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则当逃而之窦，逃而之井，如狐猯之窜，蛇蜴之匿，人将熏掘而得之。此庄周迂怪之谈，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仲壬

赵氏以二年、四年为在位之年，盖殷道立弟，次及嫡长，子则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传太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说，以年为岁。汤寿百龄，岂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书纪年》记外丙名胜，仲壬名庸。汤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太甲立。《竹书》编年，甲子鳞次不乱，实三代遗文之可征者。邵子《皇极经世》不纪二君年世，皆折入于汤之末岁，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参差不齐，至周宣王而后与经史合，盖误以尧元年为甲辰，而不知甲辰为历之历元，而尧元年实丙子也。由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太甲宅忧桐宫者，为之后者为之子，太甲嗣仲壬则为仲壬居丧如嗣子也。汤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无各为陵邑之制也。

司城贞子

君十卿禄

《集注》引徐氏言：“大国君田三万二千亩，卿田三千二百亩，大夫田八百亩，上士田四百亩，中士田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亩。”此据下士上推，而泥为之算也。且如大国地方百里，则提封万井矣，每井公田百亩，是通计公田得百万亩也。君田仅三万二千亩，三卿田仅九千六百亩，九大夫仅七千二百亩，二十七上士仅万八百亩，二十七中士仅五千四百亩，二十七下士仅二千七百亩，合计之仅田六万七千七百亩，通府史胥徒计之，约田八万亩足矣，不知自外九十二万亩将何庸也？即云戎、祀、职贡、邦交之用，不取给于君禄之中，君禄者仅以供君之服御膳羞也，然国用取之禄田之外，卿大夫之家用乃一取之禄中，仅有圭田五十亩之入以供祭祀，则养廉已薄，而冠、昏、丧、祀、宾客皆何所给，士大夫且有衣不蔽体、食不充腹之忧。抑下士仅得百亩者，不能躬亲牧养桑麻场圃之事，岂丝枲刍豢之永绝，即求为采荼薪樗之农人而不可得矣。孟子言其详不可得闻，固阙疑以待通识者之论定，而徐氏拘拘焉为确算而额限之，不已迂乎！按荀卿《礼论》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三世，大夫之祀也。赋车五乘，则为田三百二十井，井公田百亩，是大夫之禄田三万二千亩也。上推卿，下推士，皆可知已。夫子为鲁司寇，下大夫也，且有九百之粟以与家宰。使仅得禄田八百亩，亦恶从得此哉！读《孟子》者，当原其意以通之于事理，不可固为之说也。

百亩之粪

《集注》云：“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说本之赵注，盖以粪为矢秽也。历考古人文字，无有呼矢为粪者。粪之为言除也，故《春秋传》曰“粪除宗庙”，《礼》云“为长者粪”。此言“百亩之粪”，系之“耕者之所获”之后，则是从获而计之，而非追论其既往力耕之事，且加田以矢溺，唯江南稻田有之，中土麦稷所无。朱子生长新安，宦游杭、闽，所知者其土农事而已。龙子曰：“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岂凶年之矢秽亦不足乎？粪者除也，谓除种谷、馌食、欹零余剩而计其整数也。凡食若干人，整数也。古今使字用义，固不相若。呼矢为粪者，以矢秽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为粪，犹今人言净数扫数，亦借用。执今人之方言以训古文，鲜有不滞者矣。

费惠公

历考春秋以来，无所谓费国者。《集注》云：“费邑之君。”邑安得有君而称公？且既曰“小国之君”，明费为国而非邑矣。费本季氏邑。若疑季孙之后或僭称公，而哀公以后三家日弱，故孔子曰：“三桓之子孙微矣”，则不得割鲁以自立为小国可知。子思所历事之国为鲁、卫，或疑费字乃鲁、卫之讹，而鲁有惠公在春秋前，卫有惠公朔也，子孙不得复谥为惠。按费地近邾，岂季氏衰微，费为邾夺，邾迁于费，因号为费，犹魏之称梁乎？邾至战国又改称邹，国名屡易，固不可得而考也。

杀越人

《集注》云：“杀人而颠越之。”人既被杀，则自踣于地，奚待人颠越之乎，但言杀人，其罪已极，可勿论其越与不越也。按：越者逾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杀越人于货，律所谓拦路劫杀者是已。附近之人，虽挟重货，盗犹不敢肆其恶，唯越境孤客，杀之者易以灭口，是以凶人敢试其锋刃，而人尤为之饮恨也。

牿亡

牿亡之牿，从牛从告，牛马牢也，《费誓》曰：“今惟**舍牿牛马。”其从木之梏，则训手杻也。《集注》训牿为械，以牿为梏之失也。牢牛马者禁其动逸，如人之遏其仁义之心不使流动，自非桎梏之谓。

赵孟

《集注》云：“赵孟，晋卿也。”当孟子时，赵已篡晋，且称王矣，不当复以字称。且赵氏唯赵武称赵孟。武柄晋政，亦未尝以贵人贱人之权势自居。此言赵孟云者，亦泛然之辞，犹今俗言赵甲钱乙张三李四耳，不必求人以实之。

狼疾

《集注》谓：狼善顾，疾走则不能。使果有“养指失背”之人，可谓其急遽而不能顾乎？狼性暴戾，有如狂者。狼疾，狂病也。犹言牛痫、鼠噎，以兽名疾。

曹交

赵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注》因之。按：曹于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至战国时，名其故都为陶；秦东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赵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邾、小邾皆曹姓，则交或二邾之后，又或曹既灭而其子孙以国为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后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胶鬲

胶鬲为殷之老臣，观孟子言辅相之与微、箕并列，可知已。《记》称武王甲子遇雨，恐纣以胶鬲视师之言不实而杀贤臣，则鬲之归周，与商容同在灭殷之后矣。或谓文王遣鬲为间于殷，说尤诡诬。胶鬲之举．当在纣父帝乙之世，未尝一日立于文王之廷。《集注》谓文王举之，误已。

血之流杵

《集注》云：“杵，舂杵也。”虽云《书》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后成文。师行粮食，战则赍糗糒，守则输米以炊，未有挟杵臼以行者。如云居民庐舍中之舂杵，则甲子之师，陈于牧野非捣垒陷城，何至入民庐舍而杀人？按：杵本橹字之讹，谓盾也。凡为盾之木，材必轻而制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虽为已甚之辞，然亦后世尉缭、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袗衣

袗，玄衣也。王者衮服，上衣玄，象天；下裳黄，象地。《集注》云“画衣”。袗衣虽画，而袗不训画。且公侯之衣亦画，而不得名为袗衣，非玄衣故也。衮服十二章，衣八章，裳四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则画，宗彝、藻二章则绣，不皆画也。

杀人父兄

为人父兄，胥人也。杀人父、杀人兄者，亦杀人耳，当其杀之，岂择人之有子弟者而杀之邪？抑岂择人之无子弟者杀之而可免于报耶？又岂置其人弗杀而但杀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亲，则孟子之言亦迂谬矣。盖杀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杀之，故以父兄称。此谓当时立参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杀之也。始置参夷之刑者，及以参夷之法论狱者，其人皆卒得参夷之祸，故孟子有感而言。《集注》未悉。

丘民

小山谓之丘，积物如山亦谓之丘。《易》“涣有邱”：大也，众也，积之众则大矣。四井为邱，亦取积多之义。楚人谓长嫂为邱嫂，亦言大也。邱民者，众民也，所谓天下之民归心也。若偶然获誉于陇首之农夫，而为豪杰之士所不与，亦何足以为天子！

榱题数尺

《四书稗疏》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