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父

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则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何其自相刺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为乳子于玄鸟至之时，于时为吉，于事为亨也。故郑公子嘉亦字子孔。孙以祖字为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称。若谓孔为名，岂孔子以祖名为氏乎？若谓孔姓名父，则古今未有以父为名者。“父”与“甫”异，颜之推谓“凡系字于父之父，并读如父母之父”是也。《谷梁》谓孔子“为祖讳”，义亦得伸。父者尊称也，孔其字也，盖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郜大鼎

有郜邑，有郜国。隐十年鲁取郜于宋，郜故久为宋邑。若郜国，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子尚见于《经》，非宋于此时能有其地也。杜氏于“取郜”注云：“济阴成武东南有郜城”；于“取郜大鼎”注亦云：“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又曰“郜国所造器也”，则混而为一矣。成武之郜，为宋、鲁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郜子之国也。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宝器亦不得迁于宋。要此大鼎，乃宋于郜邑铸之者，非郜国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详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国都。杜《解》淆乱，不足从。

邓

杜氏《解》云：“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召陵于汉属汝南郡，在西华、郾城之间，今属开封陈州，盖陈地也。按：桓九年邓南鄙鄾人攻巴客而夺其币。杜云：“鄾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则今襄阳樊城之地，在汉江北者是也，为邓之南鄙。杜氏以邓为邓县，明乎其为今邓州矣。巴人从夔州径郧阳，循邓州之南，由襄入郢。若邓国在颍川，相去甚远，安得南鄙在鄾，为巴人之借径乎？又庄六年，楚伐申过邓，亦取道襄阳，至邓州，遂东向申。今信阳州。若邓在颍川，则中隔陈、蔡，相去亦远，伐申安得过邓邪？邓州之为邓国，古今不易。《汉书·注》应劭曰：“邓县，邓侯国。”《后汉书》亦言“邓有鄾聚”，皆属南阳郡。若召陵之有邓城，在郑之东，蔡之北。二国谋御楚难，不应东北向而谋之。胡氏曰：“其地以国，邓亦与焉，郑、蔡南至邓而会谋。”斯为得之。

会于郕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独从《谷梁》作“郕”。按：郕，国也。庄八年齐、鲁围之，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其国在济南西北，齐、卫之间，杜氏所谓东平刚父县西南郕乡也。成则鲁邑也，在汉泰山郡钜平县，后为孟氏之食邑，在齐之南，故曰：“无成，则齐人必至于北门。”纪会鲁以谋齐难，自就鲁以谋，安敢越齐而西，会于济北哉？且地以国者，其国亦与。郕近齐而微弱，亦岂敢为纪主以亢齐？《谷梁》“成”傍加“邑”，自传写之讹耳。

祭

杜《解》云“祭，郑邑”，长垣县东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为氏。胡氏则以为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读如字；命于周者，则祭公谋父之后，与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债，其国邑在王畿内，非长垣之祭也。《左传》称“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与单伯同为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权轻，安能操废立之权？然则封人者，昔于王室为封人，非郑之封人也。天子之元士视子男，封人出为命卿，正相当矣。祭仲执郑之柄，使食邑于祭城而以为氏，则当有后于郑，而终《春秋》之世，郑无祭氏之族，又足以见其同于单伯，仍归于周，无后于鲁也。又，长垣地临濮水，于《春秋》为蒲，所谓“卫有蒲戚”也。而《陈留志》言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则祭城为卫邑而非郑地，郑安得有封人于祭乎？以此考之，胡氏之说为是。

燕　谷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酀，姞姓之国，在河南胙城县。其召公之后封于蓟者，春秋称北燕。谷邱，《左传》谓之“句渎音钩豆。之邱”。济阴句阳县，应劭曰：“《左氏传》句渎之邱也。”郦道元亦云：“在济阴句阳县东南。”其地当属曹、卫。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

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为七月二十三日，壬寅为六月二日，丙戌为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从赴”则未是，岂有日不误赴而月误者？盖传授相承之有讹耳。

葛

杜《解》“葛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此则与亳为邻之国。夏之伯国，汤已灭之，不得阅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称“人”，而鲁旅见之，则皆鲁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鲁南鄙，葛亦应附近于鲁。宁陵当春秋时为宋地，去鲁远矣。此葛盖所谓葛峄也，今兖州之峄县，与邹接壤，当鲁之南，为鲁附庸，其后不再见于《经》《传》，固无从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