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王正月
以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辨胡氏之非详矣。且以经文求之，言正月而系王，则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颁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说虽迂谬，亦以明改正授时，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实，而正月之文自周颁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时，则但当言春正月，不可称王；王不以为正月，即不得天，亦不能矫诬以泯乱一代之制，又岂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称王乎？不敢自专，又岂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义微而显。
此言王者，其义不一：周既东迁，诸侯僭擅，盖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称王以见鲁所秉者周礼，《公羊》所谓大一统，此一义也；王为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统递建，正月之号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义也；然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统，而异乎天之显道，则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时得天之意，此又一义也。经文化工之笔，游、夏不能赞，于此见矣。三统之说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为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为正月，则正未尝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谓周称建子之月为冬十有一月，则何改之有乎？《周礼》有正月，有正岁。正岁，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为疑，言建子之月，冬气觱发，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气于微，故三统谓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陆，一阳生于地下，故从其微而谓之曰和。如于其著而言之，则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严寒方冽，亦不得谓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风》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赋太王以前事，不足为据；而其曰“七月流火”，则公刘以来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为岁首，建子者以冬至为岁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阳气始发，可谓之春。春者蠢也，蠢动微动也。春分以后，百昌怒生，其动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说，不可执也，何得以臆见立夏时冠周月之说，使圣人矫立王制，而乱一代之成宪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为氐、羌之别种。按：氐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孙迁流，逾陇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别，舜迁之于三危，后渐入内地，居陇、蜀间。是氐、羌种类皆居西南，内则武都，外则河湟，去山东悬隔。《春秋》时戎、狄内杂，不闻氐、羌东徙，可云如后世氐、羌之类，不可竟指为氐、羌。传注家泥东夷西戎之说而不知通耳。杜氏谓“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似矣。然《费誓》称“徐戎并兴，东郊不开”，鲁所亟与会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谓“徐州之戎，帝王羁縻统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当在鲁之东南安东、赣榆之间。若济阳，乃豫州之域，地在鲁西，今曹县地。盖曹、卫之境，未闻有戎居此，则杜《解》固未确也。
向
杜《解》：“谯国龙亢县有向城。”龙亢地在今怀远县境。《汉书》沛郡有向县，《注》云：故姜姓国，炎帝后。地近萧县。言谯国龙亢者，晋并入龙亢，为谯王国邑也。《后汉书·注》云：“《地道记》曰《左传》隐二年入向，城在龙亢县东南。”而阚骃《十三州志》曰：“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也。《传》曰‘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也。”今按：轵县之向，邑也，非国也，《传》所谓“王以苏忿生田向与郑”，《注》云“在轵县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遥，莒以小国偏师，安能越齐、鲁、宋、郑而入其国都？则班书为是，阚说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轵县有向矣；扶沟亦有向，会吴之向也；长葛有向，襄十一年诸侯“师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龙亢之向国，音式亮反，颜师古注云然。
赗
《公羊传》曰：“车马曰赗。”赗以赠葬，而用车马者，疑为遣车。但遣车途马，为物甚微，而《丧礼》葬有容车，列生时所乘者于柩前，以为容观，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礼，其翟厌与？仲子之卒，不见于《春秋》，盖在隐公未立之前。至是始归赗者，与秦人归禭不及大敛同。皆周末文胜之陋也。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为准。非合朔，则日何由食？非正望，则月何由食？此历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书，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书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为“史失之”。谷梁氏则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专家之学，事理迷谬，焉有日食而可谓之晦日，可谓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为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恶于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见，故为灾眚。若食限在夜，无所蔽于人间，不足为灾。故历家可无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亏伤之象，故知其食于夜。尤足令人姗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见耳，于日何伤，乃既复而犹有伤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礼，非旦旦而朝日。即令旦旦朝日，偶有阴云，何从得见？唯算入食限，则虽京师云翳，而千里之外，阴晴既异，自见其食，岂藉一王者之目击而始知哉？专家之学，闻不多而疑不阙，不知而作，如此类者众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其说较是。所谓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统历》，为法远而多疏，不能审定定朔，则所谓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时”，言周历违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则所置朔失之愈远，盖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谬而分别书之，以显周历之谬，以定百王敬授民时之大法，抑不待贬而大义自见，谷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氏云：“杞本都陈留雍邱县。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乃以地理考证经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即亡，杞安能越郑、宋、鲁、齐而远并之，遽舍其故国而为千里之迁？则杜说固属未详。《汉书·注》：“雍邱，故杞国，武王封东楼公于此。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淳于之亡，入春秋后十七年，则杞初不因并淳于而始东迁也。莒取牟娄；牟娄，杞邑。杜氏亦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后汉书》平昌侯国有娄亭，《注》谓是牟娄，地属北海诸县，今诸城也。则杞之国在青州，齐之南，鲁之东，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县，春秋时为宋、郑二国之争地。盖王子友迁于新郑之时，杞已去雍邱而迁北海，其后或都淳于，或都缘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淳于之时，未考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丘、诸城之间，与莒为邻，已久离雍邱之故封，则无疑也。
翚帅师
濮
地以水名，则凡水之滨皆可名也，而亦必于其水之滨。按《水经》：“河水东至酸枣县，濮水东出焉。”又曰：“瓠子水东北过廪邱，为濮水。”酸枣今延津，廪邱今范县。盖西自延津，东至濮州，皆濮水之滨，可名为濮。特地在河北，与陈国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间宋地，陈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卫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卫人自于卫地杀之；若杀石厚，则《传》言“莅杀于陈”，亦以明濮非陈境矣。杜《解》云：“濮，陈地。”非也。此时卫未东徙，尚都卫辉，而延津在其东南，为边境自陈至卫之孔道，杀州吁于境上，亦戮于甸人之遗意。若《后汉·郡国志》言“东郡濮阳，春秋时曰濮”，则迂道而东，非陈至卫之途，盖亦未审。
观鱼于棠
棠在今鱼台县，济水东流过之。河、济合流以来，河径其南，出庙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独临济水，故《公羊传》曰：“棠，济上之邑也。”隐公盖临济而观之。“观”，左氏作“矢”。矢，陈也。济亦大渎也，虽有鱼，非可陈而观者。盖鱼之为言渔也，陈其取鱼之具而观其获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鱼，故《周颂》“潜有多鱼”，咏季冬荐鱼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后也，于时乘冰合，鱼聚于渊，而多设罧梁罾罟以取之，此谓陈鱼而观也。又按：杜氏于此及“会戎于唐”，皆云“方与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国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栉比置邑，各为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为邑，犹今之乡团耳，则唐、棠密迩而邑名异，无足疑矣。
艾
垂
郎
杜《解》详于纪地，唯郎阙焉。今按：《后汉·郡国志》高平侯国《注》言：“隐九年‘费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汉为橐县，在金乡、钜野之间，地近于宋。隐公于时方将与宋为难，故非时亟城之。
防 郜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考证之所以难也。“会防”之防在汉华县，属泰山郡，其地当在齐、鲁之间，故文姜会齐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县西南”，与成武东南之郜城同在鲁西，而为宋地。鲁既取之于宋，庄二十九年因城之，为臧氏食邑。观臧纥自防奔邾，则其为昌邑之防，在鲁西南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