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能源资源厅编发：《能源消费现状与节能法的实施情况》, 2007年6月，第14页。

能源储备是能源消费国应付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各国都把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首要战略。日本的石油储备是以官民并举的方式共同实施的，分为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种形式。1975年出台的《石油储备法》是石油储备的专业化法规，该法规定国内石油企业必须储备足够90天消费的石油（民间储备），此目标早在1981年就已经实现了。1978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家石油公司法》规定由国家石油公司建立国家石油储备，1999年已完成储备8000万kl的目标，即85天的消费量，2005年底，日本民间储备的石油足够国内消费78天，官方储备的石油足够91天消费（见图终7）。这就意味着，即使日本所有进口能源链条被切断，日本的能源储备也能支撑半年左右。

目前，日本为了进一步提高储备石油管理效益，把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了增强国内外石油市场信息收集及研究上。近年来，在国际原油局势变幻莫测、原油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石油市场的价格却并未出现暴涨暴跌。显然，能源储备对调节国内供需、平抑油价、保证供应等起到了缓解风险的作用。

图终7 日本的石油储备量及储备天数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天然气的消费约占日本最终能源消费的5%，与日本国民生活息息相关。从供应结构看，其进口量中的84%依赖于中东地区，因此，确保天然气的稳定供应也成为日本需要解决的课题。1981年日本修改了石油储备法，把“储备天然气”以法律的形式纳入民间战略储备中，规定天然气公司每年把相当于50天的进口量作为义务储备，该目标在1988年已完成。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在经历了因从中东进口天然气中断半月的教训之后，决定把天然气也纳入国际储备制度中。天然气储备主要是以民间为主，截至2007年1月末，民间储备量达到230万吨，约为61天的储备量，国家储备为39万吨，约为11天的储备量。[47]

石油危机不仅给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画上了终结符，也让日本痛心地品尝到了高能源消耗、高海外依存度所带来的恶果。之后，日本为确保所需能源的稳定供应、规避各种能源风险，从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制定并实施了符合其国情的一系列的能源政策，现已在能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和储备等环节上形成了独特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如图终8）。

毋庸赘言，日本为了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所进行的政策安排，大大提高了日本的能源安全度，也为迫切需要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能源问题已超越国界并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规避能源风险仅靠一国的力量显然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日本在谋求构筑能源安全平台的过程中，应该放弃“零和”式排他性的竞争，不仅要与“资源国”合作，也要与能源“消费国”加强真诚的合作，唯有此，日本的能源安全平台才能真正地得到“稳固”和“安全”。

图终8 日本构筑能源安全平台的政策选择及价值取向示意图

注：日本为构筑能源安全平台所进行的政策安排，都集中体现在了能源开发和生产环节（①、② ），进口环节（③、④ ），流通环节（⑤ ），消费环节（⑥、⑦ ），储备环节（⑧ ）。各环节上的能源政策效力趋向都是指向了“能源安全”。

资料来源：此图作者通过解读和研究日本能源政策史料的基础上制作而成。

三、日本能源政策的效果及启示

21世纪以来，因地缘政治局势动**、资本投机、供需矛盾、美元贬值等诸多原因的影响，致使国际原油价格攀升不止、屡创新高，严重影响着能源及其关联产业的发展。从产业关联效应理论而言[48]，当某一产业自身发生变化时，就会引起其他相关产业的变化，进而最终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正常经济运行。原油价格的过度上涨，势必增加与其相连产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石油相关企业收益，而企业在转嫁因油价上升所带来的高生产成本时，也必定会波及其他产业的需求和发展，并最终影响整个经济基本面。

然而，本轮油价上涨既未诱发日本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那样的严重“经济衰退”和“经济滞胀”，亦未造成企业收益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等问题。对此，这里在比较和分析三次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冲击的基础上，拟从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系数、石油依存度、能源消费原单位、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能源弹性等相关数据，深度探究二次石油危机和本轮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不同“产业关联效果”，并以数字化方式诠释日本舒缓和规避油价上涨风险的内在逻辑机理。

（一）三次油价大幅上涨的基本情况

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类社会共经历了多次大幅度油价上涨的冲击[49]，且每次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衰退或者减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与21世纪初的油价上涨在背景、幅度、特点以及对石油供求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异质性，具体参见表终1。

表终1 三次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比较

②需要指出的是，本轮油价上涨周期虽然是2002年初到2008年9月，但本文在比较三次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影响时，对本轮油价上涨的时间设定为从2002—2005年左右。其原因是2006年以后，日本为规避油价飙升所来的影响，政府应急出台诸多紧急应对措施，而且还动用了国家能源储备库中的能源。此举，不利于反映油价上涨对产业关联效应的考察。

资料来源：此表示依据（1.浩君：《石油效应：全球石油危机的背后》，2005 年9 月，企业管 理出版社；2.植草益：《能源产业的变革》，NTT 出版社，2004年1月；3柴田明夫：《资源泡沫》，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 年8 月）等相关资料制作而成。

从上涨背景看，造成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源于战争因素，并且出现原油供应中断现象。[50]而本轮油价上涨除“战争”因素外，还有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导致能源需求急增以及金融资本炒作所衍生的能源价格泡沫等因素。

从上涨幅度看，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油价上涨时的最高价格为11.65美元/桶，初始价格为3美元/桶左右，每桶增幅8美元多。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最高价格为35.9美元/桶，初始价格为12.9美元/桶，每桶增幅23美元。[51]两次石油危机后，原油价格开始下跌并一直在低位徘徊。但2002年以来的油价出现强势上扬趋势，到2005年原油价格从2002年初的不足20美元/桶上涨到每桶60美元，到2006年7月涨到每桶69.8美元，增长了3倍多（参见图终9）。

从涨跌周期特点看，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分别为6个月和4个月，具有暴涨暴跌特点，属于典型的“急性”涨价。而本轮油价的涨跌则持续7年之久，并呈渐进式特点，属于典型的“慢性”涨价（参见表终1和图终9）

图终9 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幅度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 2007年》，行政出版社，2007年5月，第3页。

三次油价上涨的背景、特点、幅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物资的石油在其价格上涨后，势必会波及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并影响经济。IEA在分析原油上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曾认为每桶原油价格当从25美元涨到35美元（涨10美元、涨幅40%）时，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将减低0.4百分点。[52]那么，本轮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果真如IEA所预测的那样吗？

（二）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影响的数字化解读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由于作为产业波及源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很快通过“价格联系”传导到其他产业，产生了严重的恶性“产业关联效应”，并造成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巨大冲击。从衡量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指标——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看，1974—1975年的钢产量从最高峰迅速滑落了近15个百分点，1975年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6个百分点。[53]而且，“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的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54]

但是，通过比较表终2中实际经济增长率、一般消费者物价指数、工矿业生产指数、完全失业率、贸易收支等指数可看出，本轮油价高涨既没有给日本经济造成严重的“经济滞胀”、引发社会混乱，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经济衰退。相反，伴随油价上涨日本经济不仅走出了“失去的10年”的窘境，还出现了战后日本经济史上循环最长的景气。[55]显然，本轮油价上涨所产生的恶性“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冲击与两次石油危机时相比甚是不同。

表终2 两次石油危机与本轮油价上涨对经济影响情况的比较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5月，第8页。

从“经常收益”[56]和“消费者物价指数”[57]这两个“产业关联效应”指标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三次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的不同影响时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经常收益上看，在两次石油危机时都分别出现了明显下降。1974年比1973年减少了27%,1975年比1974年减少了33%，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1981年、1982年比各自的前一年分别减少了8%和4%。[58]另一方面，虽然在2002年油价持续上涨，但经常收益却连续4年都呈现递增态势。2004年比2003年增长28%,2005年比2004年增长12%。2005年度的经常收益达到了51兆6926亿日元（比前年度增加15.6%），刷新了泡沫景气时的最高值，成为历史上经常收益的最高点。显然，该时期日本经济受高油价的影响有限。二是，从物价上涨指数看，2003年度、2004年度和2005年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为-0.2%、-0.1%、10.1%,[59]呈现出了不升反降的态势。相反，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明显上升。需指出的是，虽然对消费者物价指数有限，但是国内生产物资的物价指数，因原材料价格、中间材料[60]价格以及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在2005年7月比1990年3月上升3.8%。

图终10 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经常收益的推移

注：经常收益是指企业的经常收益。

資料来源：财务省调查统计部调查统计课：《法人企业统计》，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2003年、2005年、2006年版中的相关数据制作而成。参见资源能源厅网站http://www.enecho.meti.go.jp。

若再深度分析日本的物价指数，可发现从2002年国际原油上涨以来，能源产品中除汽油价格有小幅波动外，电力价格和燃气价格（天然气、煤气、沼气等）非但没有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同步上涨，相反还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电力价格和燃气价格都是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而上涨的，即“联动效应”。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力和燃气价格出现明显的拐点，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直到2005年仍呈现下降趋势（参见图终11、12）。

图终11 电力平均价格推移

图终12 燃气平均价格推移

:1.:《EDMC/·（2007 资料来源依据 能源经济研究所 能源 经济统计要览 年版）》（节能中心，2007年2月，第50—52页）;2.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5月，第6页）相关数据制作而成。

另外，日本在本轮油价上涨中所多支付的费用并不是很多。如图终13所示，2005年度日本多支付的费用为3.6百万日元，占同年度的GDP的0.7%。与此相对，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1974年多支付费用为GDP的2.8%（3.8百万日元），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1980年多支付费用占GDP的1.8%（4.4百万日元）。[61]可见，2005年与前两次石油危机相比较，无论是所占GDP比例，还是总金额都偏低。比较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虽然1980年的多支付的费用高于1974年，但是其所占名义GDP的比例要低于第一次石油危机。

图终13 因油价上涨而多支付的费用的比较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2007年版 ”，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第11頁。

总之，上述主要经济指标表明当前国际原油价格的攀升，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像两次石油危机时期那样“产业关联效应”和“经济停滞”。可见，日本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历练，应对能源危机的“免疫力”在不断提升，舒缓油价上涨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力”亦不断增强。

（三）日本应对油价攀升的数字化解读

当油价上涨时，作为产业波及源的石油产业的波及路线，无论是在两次石油危机还是本轮的油价上涨时，其表现都为单向波及、双向波及、逆向波及、顺向波及、直接波及和间接波及等诸多方式。因此，在解读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不同影响时，很难从波及传导方式上进行甄别。

但是，尽管波及传导路线相同，但在其路线背后却存在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系数、石油依存度、能源消费原单位、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弹性系数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参数，通过比较和分析上述指标参数，是可以诠释日本是如何化解、分散、对冲和转化高油价带来的高风险。

第一，从日本的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关系看，日本的能源效率在两次石油后有大幅提升。能源消费的规模是由生活、经济活动决定的，但另一方面，生活和经济活动又受能源的制约。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能源消耗的增加。日本的经济规模（GDP）不大时，总体上能源供给和需求也小，反之则会增大。但是，经济规模和能源最终消费之间的幅度却是变化的。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经济规模和能源最终消费间的夹角度，相对于1973年后则很小，而且，从1965年开始逐渐逼近实际GDP，二者间的夹角越来越小。而1973年后，二者出现背离，夹角越来越大，这充分说明日本能源效率在1973年后在不断提高。

另外，从最终能源消费和一次性能源总供给的夹角看，1965—2004年间的夹角，也是在逐渐放大，即1973年前能源转换损失率为35%，但在之后的30年间缩小到了30%左右，[62]这体现了日本从一次性能源向消费利用的最终能源（二次能源）转化时能源损耗量在逐渐降低。

从图终14中，还可以看到在196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期间，一次性能源总供应曲线和最终能源消费曲线比实际GDP曲线的上扬角度要大，表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费才能维系。该趋势在1974年出现拐点，一次性能源总供应曲线和最终能源消费曲线总体上出现缓慢增幅，与实际GDP曲线开始出现明显夹角。可见，在保持经济增长不变的条件下，能源的投入量在不断减少。能源消耗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能源成本支出在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抵消了石油价格的上涨。

图终14 日本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图

注：1965年—1979 年的实际GDP 是以1990 年为标准、1980—1993 年度是以1995年为标准、1994年—2004年是以2000年为标准。资料来源：根据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中相关数据统计算出，具体可参见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网上的相关资料。

第二，从日本石油依存度以及能源消费原单位的推移看，石油的使用效率在不断提高，进口量比重也在逐渐下降。如图终15所示，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在能源总消费中所占比例最高值达到77%。之后以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大力推行“脱石油”政策，并开始大量使用煤炭、天然气、原子能，到2005年石油比重降至49%，下降28个百分点。另外，从能源消费原单位看，1973年度生产1日元的实际GDP需要1.62g，到2005年度降低到了1.05g。[63]可见，在石油危机后的35年间，日本能源消耗的原单位减低了35%左右。

在能源消耗原单位中，以制造业的能源消耗最为突出。如图终16所示，第二次石油危时的钢铁、混凝土、造纸业以及纤维的单位能源消耗与第一次石油危机相比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到2005年时又比第二次石油危机有明显下降。其中，造纸业、板材业的能源效率不及第一石油危机时的50%。

图终15 日本石油依存度以及能源消费原单位的推移

资料来源：依据1.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通商产业研究社，1996—2006年版）中综合能源供需平衡表；2.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统计要览》（节能中心2006年版、2007年版）中能源和经济统计篇中的数据制作而成。

图终16 日本制造业能源原单位的推移

资料来源：根据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通商产业研究社，2007年版）中的数据制作而成。

日本的发电产业和城市燃气产业，是石油依存度明显下降的主要部门（如图终17）。在发电产业的石油依存度从1973年的71%，下降到2005年的11%以下，[64]取代石油的煤炭、天然气和原子能的比例分别从1973年的5%、2%、3%，上升到2005年的26%、24%、31%，上升速度令人惊叹。同期城市燃气中的石油依存度也从46%降到了6%，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气，从1973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94%。显然，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及其趋向，即使在高油价到来之际，因为石油的使用量很少，所以也就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和规避石油攀升给国民生活、产业用电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

图终17 发电原料的构成（左图）以及城市燃气原料的构成（右图）

资料来源：此图是依据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电力·燃气事业部（1998年前是由资源能源厅公益事业部编写）:《电源开发概要》（澳村印刷出版社，1983—2006年版）中的相关数据制作而成。（参见资源能源厅网站：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hakusho/enehaku-kaisetu/kaisetu/03.htm。

第三，日本能源自主开发比率在不断上升。日本海外原油自主开发率从1970年的10%，到2005年达到了16%左右，石油海外自主开发量也从1970年的2亿KL增加到4亿KL。[65]日本在2006年出台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中又提出“争取到2030年，把原油自主开发比例由目前的15%提高到40%”。[66]这就意味着随着日本海外自主开发比率的增加，其石油进口的话语权就会随之增强，进而不仅可提高进口石油的安全系数，还能部分对冲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风险。

第四，从能源弹性系数上看，日本节能政策的成效在日渐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讲，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大，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源效率越低，反之则越高。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1965—1970年间一直都大于1，年平均能源消费高达14.2%。其中，产业界为15%、民生部门为13.1%、运输部门10.9%。[67]这表明日本在石油危机前并没有对能源效率加以足够的重视，而是一味地、尽情地消费廉价、丰富的石油等能源。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1975年后的能源弹性系数越来越小，在2000—2004年间降到0.05%（参见表终3）。显然，这是日本能源效率提高和节能政策发挥效用不无关系。

表终3 日本最终能源消费的GDP弹性系数

注：此表省略了1991—2000年间的数据。

::《 2004》,,2006,57。资料来源资源能源厅 能源 能源论坛 年第 页综上所述，本轮石油攀升并未给日本经济造成像石油危机时期那样的严重冲击，主要原因是日本在石油的“量”和“质”等方面与两次石油危机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量”分为“减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减量”是指日本在石油危机后，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了对石油的使用，其表现指数是石油依存度。石油依存度越低，表明石油消费越少，进而会相应“弱化”和“缓冲”油价上涨风险；“增量”是指日本在石油危机后，通过海外能源投资，增强石油自主开发，其表现指数是石油自主开发率。自主开发比率越大，表明石油国产化量就高，从而会部分“对冲”和“转嫁”油价上涨风险。“质”是指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提高节能技术，不断提升石油利用率，其表现指数是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石油消耗原单位等。石油利用率的提高则会减少石油消费，从而相应地“舒缓”和“稀释”油价上涨风险。

可见，上述诸石油经济指数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日本“弱化”“对冲”和“稀释”油价上涨风险的过程，而该过程起到了“淡化”石油与其相关产业的“价格关联效应”的作用，同时其作用结果亦是日本在石油危机后制定和实施各种能源政策的成效积淀。因此，通过分析和研究日本应对石油价格风险及其效果的数据，可以看出“石油价格风险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予以降低和规避的”，这为“能源约束型国家”选择适宜的制度安排和行动路径提供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四）日本能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思想与启示

通过分析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可看出能源约束问题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其“免疫”能力的增强趋于“软化”和“弱化”。那么，战后以来日本规避能源约束的政策设计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地方呢？

其一，构建蛛网形状的能源供应链条。日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力求能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组合、有效配置，从而促使本国能源的“存量约束”转向“流量约束”。日本为确保持续、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应，以能源外交为杠杆，以能源进口源多元化政策、能源种类多样化政策和能源进口方式多渠道政策为基本方针，构筑成了能源全球化战略。目前，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与俄罗斯达成了原油输管道铺设的协议；在东南亚地区，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签署能源合作框架协议；在中东地区，与沙特、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签订了能源稳定供应合同；在北美地区，日本与美国和墨西哥签订能源安全合作协议，等等。[68]

日本构筑蛛网形状的供应链条的全球化能源战略，对海外能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能源政策取向的“钟摆效应”。“钟摆效应”[69]是指战后日本为应对不同阶段的能源问题所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政策取向总是在“国家管制”和“市场机制”间倚重选择、左右摆动。战后初期，日本为解决能源供应短缺的问题，没有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而是运用国家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对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的生产、流通、价格、分配、消费等环节进行了类似战时统制经济的管制；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能源需求量急剧增加，在可获得海外丰富、廉价石油的背景下，日本放松了对能源产业的高度管制，并制定了原油进口自由化政策谋求扩大供应量；两次能源危机期，日本重新通过倚重行政手段加强了对能源流通、价格、分配以及消费的管制，来抑制能源需求，降低能源消费量；在能源形势稳定期，日本再次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制缓和”政策，逐渐放松了对国内能源市场的国家管制，通过倚重市场化手段以提高能源消费效率，谋求资源有效配置自动平衡机制的构建。

日本应对不同能源形式约束的能源政策取向及其设计思想是多元化的，既考虑对能源市场的培育，又考虑对能源市场的驾驭，同时又兼顾对能源污染的控制，其解决方式兼用市场手段和国家管制，同时又有所倚重。因此，一国的能源政策体制不能墨守成规，要适时进行创新和变化，既不能持续停留在国家垄断经营上，亦不能追求完全放开的市场。

其三，能源政策中的“官民并举”机制。日本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内政等方面都特别注重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日本在能源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通过“官民并举”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会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精神文化资源，力求形成共同应对能源风险的社会格局。日本在能源政策制定前，为了广泛吸收和采纳民间的意见，专门成立由产、官、学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参加的各种能源审议会、综合能源调查会，此举既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又得到了民间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如日本“官民并举”式的能源储备政策，不仅将政府无力承担的庞大储备成本进行了社会化分摊，还达到了分散、舒缓能源约束风险的功效。

其四，把能源危机管理纳入常态管理中。以20世纪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对能源政策内涵，有了新的诠释和解读，即必须把对能源危机的“无序”的“应急”管理纳入“有序”的“预防”管理和常态管理之中。对此，日本制定石油替代、节能、新能源开发、能源储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进口多元化、核电立国等行政政策，颁布实施《节能法》《能源储备法》《新能源利用法》等法律政策。上述政策法规不仅为日本应对能源危机的突发性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了各级政府、社团和社区甚至公民个体在危机管理中能够积极参与，还能够在常态的政策运行中得到渐进式地释放和舒缓能源风险的破坏影响。

综上所述，日本国内能源虽然极其匮乏，但是在内政和外交上通过能源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不但规避和解决各时期出现的能源问题，舒缓与释放能源“瓶颈约束”，还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从事实上证明日本对外能源的高依存度，并未给其带来真正的、事实上的高风险。日本应对能源“约束”的政策策略及其效果不仅纠正了“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则风险度高”的绝对化认识，还进一步论证了“一国的能源禀赋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直接等同”“能源约束是可以通过政策设计进行解决的”的观点。

注释

[1]分析和研究日本能源政策，可得到经验与教训两方面的启示。这里主要从经验角度关注了日本规避能源约束的政策策略，而从教训角度对其政策的分析和解读并未涉及。

[2]本书只对煤炭的应对策略进行了论述，有关石油、电力方面的应对措施，可参见尹晓亮：《战后初期日本解决能源供应危机的政策设计》,《日本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3—48页。

[3]主要内容：紧急增加煤矿劳动力、确保煤矿用粮以及生活必需品、增加矿工工资、提高煤炭价格、扩大煤矿融资等。参见日本能源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88页。

[4]主要规定有：确保煤矿工人的粮食配给；确保矿工工资水平；提高煤炭价格；积极向煤矿投资；确保坑木及工人住宅木材；政府可强制调配购买煤炭等。参见内阁制度百年编纂委员会：《阁议决定内阁制度百年史》下，内阁官房，1985年，第296页。

[5]该纲要的目标是通过提高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强度谋求增加煤炭产量。参见有沢广巳、稻叶秀三：《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56-57页。

[6]大藏省财政史：《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闻社，1981年，第324页。

[7]该调查团不仅是日本能源消费结构转变的催化剂，也为日本怎样制定能源政策、制定什么样的能源政策提供了参考。有关《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的详细内容可参考：1.欧洲能源政策调查团：《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调查报告），1961年7月6日。2.土屋清、稻叶修三：《能源政策的新展开》，钻石社，1961年。

[8]《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和《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打破政府对商品进口的限制，取消原来的外汇配给制，为大量进口石油等能源解决资金问题，扫清制度上的障碍，标志着日本对外贸易体制由原来的保护型向自由化贸易体制过渡。

[9]日本政府于1961年7月设置了能源讨论会，该会主要成员由能源专家、与能源相关的业内人士组成，其主要职能是以石油的进口自由化为前提，以集思广益的方式，讨论和研究日本的综合能源政策，确立石油进口自由化之后的对策。

[10]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43页。

[11]当时，日本本国的石油企业有：出光兴产、丸善石油、大协石油、亚细亚石油、东亚石油和日本矿业等，这些企业从资本和技术上都稍逊外国石油资本企业。

[12]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第147—148页。

[13]石油矿业联盟：《石油矿业联盟20年的历程》，石油矿业联盟，1982年，第2—5页。

[14]通产省资源能源厅：《日本能源政策的历程和展望》，通商产业调查会，1993年，第102页。

[15]1955年12月制定并颁布了《原子能基本法》和《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改了《总理府设置法》，这三部法律被称作原子能三法。详见：资源能源年鉴编纂委员会：《2003-2004资源能源年鉴》，通产资料出版会，2003年，第657页。

[16]1960年代初，日本面临着解决城市煤气的供求矛盾以及由于煤气的大量使用而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作为解决方法，日本为了改变城市单一能源消费结构决定引进天然气，使之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

[17]1973年11月9日，制定为在民间节约使用石油及电力的行政指导要领；1973年11月16日，制定石油紧急对策纲要；1973年11月16日，制定在政府机关对石油、电力等节约使用的实施纲要；1973年12月22日，制定“石油二法”;1973年12月24日，制定关于限制汽车使用的条例；1973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当前的紧急对策的说明；1973年12月至1974年2月，三木武夫特使、中曾根通产大臣、小坂特使先后三次访问了中东产油国，共承诺包括民间贷款高达5060亿日元，促进了日本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交流；1974年1月11日颁布石油及电力的节减要领。

[18]宝利尚一：《日本的中东外交》，教育社，1980年，第26页。

[19]1974年11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在巴黎通过了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决定。同年11月18日，各方签署了《国际能源机构协议》。

[20]日美间的《日美间在规制及安全研究领域内技术信息交换协定》《ROSA—IV计划日美研究协定》《高温燃气炉研究开发协定》等；日德间的《日德轻反应堆安全合作协定》《NSRR/PNS日德共同研究协定》《日德高温炉合作协定》《ROSA—IV计划日美研究协定》等；日法间的《日法轻反应堆安全合作协定》《NSRR/PNS日法共同研究协定》《ROSA—IV/BETHSY—CATHARE计划研究协定》等。

[21]资源能源年鉴编纂委员会：《2005—2006资源能源年鉴》，通产资料出版会，2005年，第21—774页。

[22]经济发展（ Economic Growth）、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由于其英文字母的都有E，故称为3E。

[23]供应目标主要包括：（1） 开发、利用石油替代能源的种类；（2） 各种替代能源的供应数量和目标；（3） 其他石油替代能源（太阳能、液化煤炭）的说明。详见：资源能源年鉴编纂委员会：《2003—2004 资源能源年鉴》，通产资料出版会，2003 年，第657 页。

[24]日本法律第37号《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第6条，1997年4月18日。

[25]新能源的利用方主要是指企业界、国民、政府以及公共团体。对于企业界而言要尽可能的加强对新能源的利用，并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新能源导入计划；对于政府和公共团体而言，要尽最大可能为新能源创造和扩大初期需求，积极推进新能源相关设施的建设和利用；对于国民而言，要尽可能消费新能源。新能源供应方主要是指新能源的制造者以及新能源相关设备的进口者。

[26]茅阳一：《能源的百科事典》，丸善株式会社，2001年，第415页。

[27]五个子目标分别是：① 节能目标；② 降低海外石油依存度目标；③ 降低运输部门石油依存度目标；④ 核能发电目标；⑤ 提高海外资源开发目标。参见：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经济产业省，2006 年5 月，第24—26 页。

[28]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第24—63页。

[29]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第54—58页。

[30]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6年版 附件资料》，行政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

[31]资源能源厅长官官房综合政治课：《综合能源统计》，通商产业研究社，2006年，第193页。

[32]另一奇迹是日本战后以两位数速度持续长达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33]国际石油开发公司是作为日本政府的“国策企业”于1966年设立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持有36%的股份，政府控股的石油资源开发持有12.9%的股份，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帝国石油公司是1941年作为日本国策企业设立的能源开发公司，但现已改组成为纯民间上市公司，是日本第三大石油资源开发企业。两家公司合并之后的公司名称为“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持股株式会社”，其资本金达300亿日元，每天可生产50万桶石油，约相当于日本每日进口原油的10%。

[34]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经济产业省，2006年，第26页。

[35]田中景：《稳定增长阶段的日本经济》,《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1期，第19页。

[36]“阳光计划”，日本为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于1974年7月公布的国家计划。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身能源的稳定供给，不断扩大开发利用各种新能源，寻找可以替代石油的燃料，并缓解化石能源对于环境的污染。

[37]日本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官方网站《资料数据库》，参见：http://www.nedo.go.jp/。

[38]独立行政法人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网站：http://www.nedo.go.jp/。

[39]日本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统计要览》，财团法人节能中心，2007年，第162页。

[40]日本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统计要览》，第178—188页。

[41]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42]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经济产业省，2006年，第12页。

[43]日本在此海域除打击海盗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为防范国际冲突而作的未雨绸缪。因为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就随时能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实现非常有效的遏制。

[44]张永兴：《亚洲反海盗信息交流中心强调继续加强反海盗活动》，新华网：

[45]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46]经济产业省网：《新国家能源战略》,http://www.meti.go.jp/。

[47]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48]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49]一般认为有5次油价上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油价上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油价上涨、海湾战争时的第三次油价上涨、1999—2000年时期的油价上涨、2002—2008年时期的第5次油价上涨。但是，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所言及的三次油价上涨是指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与21世纪初的油价上涨。

[50]肖汉平：《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理论、经验与对策》，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2006年第8期，第51页。

[51]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 出版部，2007 年，第3 頁。

[52]“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igh Oil Prices o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May 2004 ,http://library.iea.org/dbtw-wpd/textbase/papers/2004/high_oil_prices.pdf。

[53]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World Steel in Figures.Brussels, 1991; Fearnley?s World Shipping（annual reports）.oslo。

[54]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55]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7 頁。

[56]日本的“经常收益”顾名思义，其意思是“经常项目的利润”，并不包括本期临时发生的利润（或亏损），因此，它不等于“利润总额”。在日本，利润总额是经常收益±（特别利益-特别损失）。

[57]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作用：（1）反映通货膨胀状况。（2）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动。（3）反映对职工实际工资的影响。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

[58]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13 頁。

[59]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8 頁。

[60]“中间材料”（ Intermediate Goods）在日本是指产品在投放到消费者手中之前，稍微进行加 工、就能增加附加价值的中间产品等。如建筑用建筑材料、企业用得的消耗品、包装材料、容器等。

[61]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第11頁。

[62]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6 年版”，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6年，第150頁。

[63]日]日本エネルギー経済研究所.エネルギー· 経済統計要覧[M].日本：省エネルギーセンター,2007∶3。

[64]河野敏鑑：“産業連関表から見た省エネルギー社会の姿”,Economic Review,2008年，第96頁。

[65]尹晓亮：《日本构筑能源安全的政策选择及其取向》,《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2期，第21页。

[66]経済産業省：“新·国家エネルギー戦略”，経済産業省，2007年，第26頁。

[67]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2004”,エネルギーフォーラム,2006年，第57頁。

[68]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9年版》，第209—216页。

[69]本文所言及“钟摆效应”只是描述的一种状态，而且每一次“钟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