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20世纪中期“流体能源（石油）”取代“固体能源（煤炭）”成为人类第三代主体能源后，石油价格的波动、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衍变以及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与世界经济产生了黏着性关联。尤其是19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把世界经济拉进了“能源约束”型时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本具有追利的本质属性，人类在努力发展并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也被大量的消耗和利用，“废弃”“废物”“废水”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可持续性发展遭遇“环境约束”的梗阻。

一、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发展经济需靠能源作支撑，但位居世界第三经济体[16]的日本却是能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日本的一次性能源自给率仅为16%[17]，几乎100%的天然气和石油需要进口，1973、1979、2000年能源自给率（包括核能）分别为11%、13%、18%（参见图4-2）。

图4-2 日本一次性能源的推移及国内能源自给率

注：1.在数据计算过程中，部分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处理；2.1pj相当于原油25800kl的 热量。

而且，分析日本的一次性能源供应结构可看出，1950年以来，以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在其结构中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比例（见图4-3）。具体而言，1945—1955年间，支撑日本经济恢复的主要能源是煤炭和水利，从1955—1973年间，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能源是石油。[18]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期间，石油在日本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超过70%，总需求量比1955年增长近24倍，煤炭的比重为16.4%。[19]石油危机的爆发，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确保能源安全，规避进口能源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风险，日本制定了能源科技发展规划、促进节能的法律法规，到1980年代初，其成效已见端倪。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一次能源供应的总量虽然在不断加大，但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石油供应量却并未发生大幅增长[20]，相反，煤炭、天然气、原子能以及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却有明显上升。

图4-3 日本一次性能源供应结构的推移图

出处：日本经济能源研究所计量分析部（编）:《能源·经济统计要览2007年版》，《节能中心》，2007年，第290—295页。

换言之，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虽然在日本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从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而言，仍然占有70%以上。特别是在“福岛核危机”后，日本由于关停了国内54座核电站，相应增加了化石能源发电的比重，致使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的比重又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从日本的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关系看，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能源消耗的增加。如图4-4所示，日本的经济规模（GDP）不大时，总体上能源供给和需求也小，反之则会增大。在196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期间，一次性能源总供应曲线和最终能源消费曲线比实际GDP曲线的上扬角度要大，表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费才能维系。

图4-4 日本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中相关数据统计算出。

注：1965年—1979年的实际GDP是以1990年为标准，1980—1993年度是以1995年为标准，1994年—2004年是以2000年为标准。

综上而言，由于传统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具有高污染、高排放等缺点，加之日本又是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而这种能源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观，这就构成了日本构建低碳型社会的“约束条件”之一。

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传统能源的开采、生产以及消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约束瓶颈等一系列问题，让今天的人类无法继续承受巨额代价。特别是化石能源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造成了酸雨问题、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整个能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同时陷入恶性循环。20世纪中叶以来，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还有地球温暖化趋势日益凸显、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公害事件频繁发生等现象，这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安全、不健康的生活环境中，随之“环境危机”这一新的概念也“诞生”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从某一个地区扩展到另一个区域，80年代中期后，则从区域扩展到了全球。20世纪8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经历并深刻反思经济萧条和能源危机后，各国进一步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原因[21]，并为了协调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迅速地制定了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

尽管人类开始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尽管科学已发现并佐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80%的污染物排放来自能源消费这一事实；尽管世界上已有20余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能源法；尽管世界民间环保运动相继开展了宣传、游行、示威和抗议等活动[22]；尽管人类渐次确定了“能源效率既是能源安全的保证，也是环境保护的前提”这一命题，但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生态恶化却仍然呈现出积重难返之势。地球温暖化、酸雨、海平面上升已成为世界性课题，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自产业革命后过度地消耗化石燃料，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出。[23]世界消费化石能源所排放的CO2以及大气中CO2浓度的具体变化，参见图4-5。

图4-5 世界消费化石能源所排放的CO2以及大气中CO2浓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1AC、OANL）—HP。

“环境约束”是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所释放出的废水、废气、废物，超出环境受容量，这不仅导致工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而且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从日本国内环境情况看，日本在完成战后经济复兴之后，大约经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该种经济增长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速度，忽视环境的承受能力，导致了大规模公害的爆发。其后，日本渐次地认识到了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需要同时加以解决。“环境约束”风险迫使日本“负外部性非清洁”能源结构亟须向“清洁型”转型。事实上，日本作为后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4]

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摒弃了‘形而上’的陈腐观念，接受了‘形而下’的‘实学思想’”，这使日本忽视了环境资源及其自净能力的有限性。1960年代，“公害”概念在日本广泛流传，街头巷尾竟然还出现了“该死的GNP”“见鬼去吧，GNP”等带有怨恨的口号。1970年发生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公害运动。日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状况恶化主要集中体现在水污染、废物污染和大气污染三个层面。可见，能源消费量的增大和公害事件的发生呈现出很强的关联性（参见图4-6）。四日市大气污染、熊本县和新澙县的水俣病、“痛痛病”是日本公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图4-6 能源消费与公害、工矿业的变化推移（日本和世界比较）

资料来源：此图是依据联合国编《世界统计年鉴1971—1975年版》，日本资源能源厅编：《综合能源统计》，日银统计局编：《以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等相关资料制作而成。

日本的“能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既有“内生”型约束，亦有“外压”型约束。换言之，日本构建低碳型社会受制于“双约束”的深层原因则源于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结构的过度单一性。因此，在“双约束”[25]条件下要想取得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构建低碳型社会，亟须加快“驱动”能源结构转型。选择“日本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经验”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1970年代的日本在能源环境领域与当前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关联度。

（1）在发展困境上的“能源环境双约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受到能源价格波动、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衍变以及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等风险约束的同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也遭遇“废气、废水、废物”等“环境污染”的梗阻。当时，日本经济面临着能源环境“双约束”的困境。同样，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被迫进入到“能源约束”型时代。而且，由于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自然环境也日趋恶化，并呈积重难返之势。

（2）在发展道路上的“先污染后治理”。日本作为后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同样，中国基本上重蹈了日本的道路，现在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明确提出了“绿色经济战略”。在反思的同时，当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也与1970—8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

（3）在发展方式上的“调结构转方式”。如何通过“调结构转方式”规避和舒缓能源环境双约束、践行“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则是当前中国的重大课题。事实上，1970年代初的日本已经认识到高速经济增长受制于“双约束”的深层原因，则源于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结构的过度单一性。然而，“调结构转方式”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为了通过抓住核心问题做到纲举目张，当时日本通过深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能源科技创新[26]是能源结构转型和改变增长方式的核心驱动力，是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

综上所述，中日间在能源环境领域上的约束条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特点，因此，日本在推进能源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当前通过科技创新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