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支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明化的资源载体迅速地接近枯竭，世界资源不可能无止境地支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肆无忌惮地消费，享受“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时代仅仅是暂时的。但是，熵定律[1]为人类活动规范了一种行为界线，人类虽然无法逆转熵的方向，但是可以减缓熵增加的速度和过程，通过对人类自身的行为规范、科学技术、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和约束，来减缓能量的耗散速度，弱化能源危机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能源观。因此，美、日、法等“世界经济大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就把关注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加强能源危机管理、如何通过政策设计预防和规避能源危机。